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法国已到转折关头[1]
（1936年3月26日）
本书的目的，便是详细解释当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所使用的方法。就像革命政策一样，这种解释本质上也是通过论战来表达的。只要能把群众争取过来，针对统治阶级的论战在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会转变为革命。
革命政策的理论基础，在于清楚地了解现代社会及其国家、法律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质。资产阶级利用各种抽象概念（“民族”、“祖国”、“民主”）来掩饰自己的统治的剥削性质。地球上最堕落的报纸之一《时报》[2]天天都在教育法国人民要爱国、要无私奉献。然而《时报》自己的奉献精神，却是按照国际市场的行情而变动的，这早已是人尽皆知的秘密。
革命政策的第一步，就是要揭穿资产阶级捏造的各种谎言，这些谎言会腐蚀群众的觉悟。同“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思想结合之后，这些思想就会变成毒性极强的毒素。然而，法国的各种工人组织的基调，却是由这些毒素的生产者制定的，如今这种情况要比以往更为严重。
本书的第一版在法国共产党的草创阶段起过一定的作用。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注意到许多证据；顺带一提，在1924年以前的《人道报》上也不难找到这方面的迹象。在这十二年里，经过许多激烈的转变之后，共产国际的价值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本书如今已被列为禁书的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法国共产党（我们不得不继续使用这个已经完全名不副实的名字）现今的领导人，他们的思想与方法已经与考茨基没有什么区别，而本书最初就是针对考茨基而写的。他们与考茨基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要更加无知、更加无耻。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在加香等人身上的复活，或许足以成为本书再版的理由。然而，本书的再版，还有着更为严肃的动机：第三共和国的体制，已经遭到了深重的前革命危机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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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法国十八年后，本书作者又回到了法国，住了两年（1933年至1935年）[3]；当然，在这段时间里，他只能住在外省，观察事态的发展，而且还得不断遭到警方的监视。在此期间，在笔者蛰居的伊泽尔省，曾发生过一件非常不起眼的平凡小事，然而它却是理解整个法国政治的钥匙。在冶金委员会的一家医院里，有位准备动大手术的青年工人，竟敢擅自阅读革命报纸（说得更准确一点，他天真地把那份报纸当成了革命报纸，那份报纸的名字就叫《人道报》）。院方先是向这位不谨慎的病人、然后又向四名同情他的病人发出了最后通牒：他们必须停止阅读那份不受欢迎的报纸，否则就得立刻滚蛋。当然，这家医院自己也在公开进行教权派的反动宣传，然而点破这件事并不会给这几位病人带来什么好处。可这几位病人只是普通的工人，他们并不在乎失去议员的席位或内阁部长的职位，他们能损失的只有自己的健康与生命，最后通牒对这种人是无效的。于是，这五位病人（其中一人正准备动手术）就被赶出了医院。当时在格勒诺布尔[4]执政的是社会党，当地社会党的领袖是马尔堂（Martin）医生，他是那些给社会党制定基调的资产阶级保守派之一，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就是列昂·布鲁姆。被赶出医院的病人向市长求助。结果一无所获。尽管他们一再求情，市长却根本不肯见他们一面。然后他们便向当地左派报纸《电讯报》（Dépêche）求助，这家报纸是由激进党和社会党组成的卡特尔[5]经营的。该报经理了解到涉事医院的后台老板是冶金委员会之后，断然拒绝管这件事：你们想干啥都行，就是别管这事！《电讯报》以前得罪过这个权势滔天的组织，结果丢掉了一单广告，损失了两万法郎。市长和这家“左派”报纸的经理，并不像无产阶级那样一无所有，他们是会遭到损失的。所以他们拒绝卷入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抛弃了这几位工人，让工人们带着患病的肠子和肝脏听天由命。
每隔一两周，社会党市长就会发表演说，大谈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搅动他对青年时期模糊的回忆。《电讯报》会在选举期间支持市长先生和他的党。一切秩序井然。这种社会主义不会对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造成丝毫的伤害，所以冶金委员会也就大度地容忍了它。重工业与银行的封建领主每年只需要花两万法郎的广告费，就能让一家大报社服服帖帖（这些先生的身价还真便宜！）。而且还不止这家报纸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证据，都能明显证明冶金委员会对参议员、众议员、各城市的市长（包括社会党在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金融资本对整个法国国家机关实行着独裁统治。而《拉鲁斯词典》[6]把这种体制叫做“民主共和国”。
在伊泽尔省、乃至全法国的左派议员和左派记者看来，他们会与资本主义反动势力永远和平共处下去。然而他们错了。饱经干腐病侵蚀的民主制度，突然发现有一支手枪顶在自己脑门上。希特勒的重新武装——一个粗鲁的现实——给国际关系造成了真正的剧变，暴露出了所谓的“国际法”的无用与虚伪；德·拉·罗克中校的武装团伙，也给法国国内关系造成了同样的震动，迫使所有党派进行改组，改头换面，站到不同的队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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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写过：包括民主共和国在内，国家都是保卫私有制的武装队伍[7]；除此之外的任何解释，都只是在粉饰或掩饰这个事实。埃里奥或布鲁姆这种“法律”的热情捍卫者，总是会被这种尖刻的嘲讽所激怒。然而，希特勒和德·拉·罗克，这两个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都再次证明了恩格斯的正确性。
1934年，遵照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选举制的意志，达拉迪耶当上了总理。他把国家主权用手帕包起来，揣进自己兜里，四处奔走。然而，当德·拉·罗克和莫拉斯[8]等人的队伍表现出他们敢于开枪、敢于砍伤警察的马匹时，大权在握的达拉迪耶就拱手让出了自己的位子，交给了这些武装组织指定的一个政治上的残障者。这个事实所蕴含的意义，远远胜过一切选举的统计数字，要想把它从法国最近的历史上抹掉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预示了未来。
当然，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进程，不是任何一个拿着手枪的团伙都能随时改变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受具体的阶级所操纵的武装队伍才能发挥关键作用。德·拉·罗克中校和他的党羽企图确立“法律与秩序”，制止动乱。既然“法律与秩序”在法国就等于金融资本对中小资产阶级的统治，等于整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及与其关系最密切的社会阶层的统治，那么，德·拉·罗克的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就只是金融资本的武装巡逻队员。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这类观点，哪怕是在《人民报》和《人道报》上，也经常能看见，当然它们并不是原创者。但这些报纸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相。同样重要的另一半真相是：埃里奥、达拉迪耶，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同样是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否则激进党就不会在法国执政多年了。如果我们不玩捉迷藏的话，我们就得告诉大家：德·拉·罗克和达拉迪耶都是在为同一个主人效劳。这并不是说他们并没有区别，也不是说他们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正好相反。他们彼此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就像两家专门的代理商一样，各自都有救世的独门秘方。达拉迪耶许诺通过贯彻法国传统的民主制度来维持秩序。德·拉·罗克主张消灭苟延残喘的议会制度，代之以公开的军警独裁。双方的政治手段虽然完全相反，却在为同一个社会目的服务。德·拉·罗克与达拉迪耶的对立——我们使用这两个名字只是为了方便表达——其社会基础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腐朽，以及它的无法挽救的危机。尽管工业的各个部门不断取得技术上的成功与爆炸性的发展，但整个资本主义却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与国际关系陷入了极其不稳定的状态。议会民主与自由竞争和自由国际贸易的时代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生产力还能继续增长、销售市场还能继续扩大、人民群众的福利还能继续提升、资本主义国家还能活下去、并且也能让别人活下去的时候，资产阶级才能容忍罢工、集会与出版的自由。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帝国主义的时代，国民收入的停滞或减少、农业的慢性危机、失业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是这个时代的特色，只有苏联是例外。当资本主义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的时候，它自然就会产生这些现象，就像人上了年纪，就很容易得痛风与小动脉硬化症一样。卡约[9]、斯弗扎[10]伯爵之流把世界性的经济混乱归咎于大战造成的后果，这只能暴露出他们的精神已经肤浅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大战不过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把即将发生的崩溃，转嫁到敌国头上的一次尝试而已。这次尝试失败了。大战只是让崩溃表现得更为明显，而进一步的崩溃，又在蕴育着新的战争。
法国经济的统计数据已经十分糟糕，尽管他们在拼命回避阶级矛盾的问题，但就是这些数字都无法掩饰社会崩溃的严重程度。尽管国民收入全面下跌，尽管农民收入出现了惊人的下降，尽管城市小有产者已经破产，尽管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年交易额超过一两亿法郎的巨型企业却在大发横财。金融资本正在吸干法国人民的鲜血，这个比喻没有丝毫的夸大。这就是“民族团结”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活动的社会基础。
在衰退的过程中，行情有时也会有所好转，让衰退得到缓解，使人产生摆脱衰退的一线希望；这种好转甚至是必然会发生的。然而它们终究只是暂时性的。当代的总潮流不容分说地驱赶世界各国，迫使它们做出抉择，现在轮到法兰西来面临这个抉择了：要么是无产阶级推翻腐朽至极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要么就是资本主义为了自保而用法西斯主义来取代民主。法西斯主义会持续多久呢？这个问题要由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命运来回答。
1934年2月6日，根据股票交易所、银行与托拉斯的直接命令，法西斯分子开火了。同一个统治集团命令达拉迪耶将政权交给杜梅格。这位激进党总理投降了——这种怯懦是激进党共同的特点——因为他在德·拉·罗克的团伙中认出了自己的主子。换言之，大权在握的达拉迪耶之所以将政权拱手让给杜梅格，《电讯报》的经理与格勒诺布尔市长之所以拒绝揭露冶金委员会的代理人的残忍行径，理由都是一样的。
但是，用法西斯主义来代替民主制度，会造成社会动荡的危险。所以，在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策略上的分歧，出现了犹豫不决的情绪。所有资本巨头都同意进一步加强这些武装队伍，当危险到来时可以用它们充当看门狗。可是现在应该把这些队伍派到什么地方去呢？要不要命令它们马上出击呢？还是应该先让它们按兵不动，以备不时之需呢？——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激进党曾经有能力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并通过这部分群众向无产阶级施加压力，迫使无产阶级不敢突破“民主”纪律的桎梏，然而现在的金融资本已经不再相信激进党还有这种能力了。但是金融资本对各种法西斯组织的能力同样没有把握：它们还缺乏真正的群众基础，做不到夺取政权并建立牢固的统治。
这些幕后的领袖一直在给人们灌输必须谨慎小心的思想，他们不是用议会中的雄辩，而是用工人的怒火、总罢工的尝试（当然，总罢工刚一开始，就被茹奥的官僚机构扼杀了）、局部的起义（土伦、布雷斯特……）来进行灌输的。拴在法西斯分子脖子上的缰绳收得紧了一点，激进党可以松一口气了。《时报》曾匆忙地给“青年一代”写了好几篇文章大表忠心，现在它又重新发现了自由体制是法兰西的天才创造，具有非凡的优越性。于是，这个不稳定的、过渡的、杂种的体制就建立了，它并不是法兰西的天才创造，而是第三共和国衰朽的产物。波拿巴主义就是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政权独立于各个政党与纲领；通过紧急授权的方式取消了议会的立法权；政府以高高在上的“仲裁者”的形象，君临相互斗争的两大阵营之上，换句话说，它事实上已经骑到了国家头上。身败名裂、可怜巴巴的激进党连续参加了杜梅格、弗朗丹、拉瓦尔的内阁，这三届内阁唱的是同一个调子，只在小处稍有区别。在萨洛[11]内阁的就职仪式上，只能感知到二维而无法感知到三维的列昂·布鲁姆宣称：“二月六日的最终影响，已经在议会层面上被消除了。”（《人民报》，1936年2月2日）人们一般把这种做法形容为用刷子的影子来擦掉马车的影子。这话说得就好像金融资本的武装队伍的压力，大体上可以“在议会层面上”加以禁止似的！说得就好像萨洛可以假装感觉不到这种压力，并能在这种压力面前稳如泰山似的！萨洛—弗朗丹政府实际上仍是半议会制的“波拿巴主义”政府，只不过它换了一副稍微有点“左”的面孔罢了。有人曾指控萨洛，说他独断专行，萨洛在答复这个指控时，给众议院做出了最好的回答。他是这样回答的：“如果说我独断专行，那是因为我要成为仲裁者。”这句话就算是出自拿破仑三世之口，听起来也还不错。萨洛明白这一点：按照议会制的规则，他应该是某个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的全权代表；但他是按照波拿巴主义的法则上台的，所以他是高居于各个阶级、各个政党之上的仲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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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的加剧，特别是武装的反动团伙的公开出现，在工人组织中间造成了同样的震荡。社会党过去一直在和平地充当着第三共和国这辆马车的备胎，它发现自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抛弃“左翼联盟”的传统[12]，甚至要同自己的右翼（新社会主义派）断绝关系。与此同时，共产党也完成了自己的演变过程，但是它的演变方向与社会党相反，规模也大得多。以前这些先生天天都在狂呼乱叫，说什么街垒呀，征服街头呀，喊了好几年（当然了，他们的狂热劲头大都用在了耍嘴皮子上）。1934年2月6日之后，街垒专家们发现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便赶紧转到了右边。这是只会卖弄词藻的文贩在惊恐之下做出的自然反应，恰巧与苏联外交的新国际方针相符合。
来自希特勒德国的威胁震惊了克里姆林宫，它便采取了转向法国的政策。必须维持国际关系的现状！必须维持法国国内体制的现状！社会革命的希望？统统是异想天开！克里姆林宫的统治集团像往常一样，对法国共产主义运动嗤之以鼻。必须保住现有的一切，否则情况就会更加糟糕。没有激进党，法国的议会民主就撑不下去：必须让社会党支持激进党。必须向共产党下令：不得阻碍布鲁姆与埃里奥结盟，如果可能的话，共产党自己也要参加他们的联盟。没有了乱子，威胁也就没有了！这就是克里姆林宫的如意算盘。
当斯大林抛弃了世界革命的时候，法国各家资产阶级政党不愿相信他。真是毫无必要的谨慎！盲目轻信在政治上当然不算是一个优点。但盲目怀疑也好不到哪里去。必须学会听其言观其行，并掌握识别历经多年的发展过程的总趋势的能力。斯大林的政策是由苏联特权官僚的利益决定的，已经变得彻底保守了。法国资产阶级完全有理由信任斯大林。而法国无产阶级完全没有理由信任斯大林。
在图卢兹工会统一大会上[13]，“共产党人”拉卡蒙[14]提出了一个问题，堪称人民阵线政策的千古难题：“如何克服激进党的胆怯？”如何克服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恐惧？很简单：把那些穷凶极恶的革命者赶走，他们太吓人了；他们必须精心打扮一番，脸上要带着最迷人的交际花的笑容。结果就是维扬—库蒂里耶尔——最新式的共产党人。这帮油头粉面的“共产党人”拼命地把正在向左转的社会党推向右边，在他们的努力下，列昂·布鲁姆不得不再次改变自己的运动方向，幸好这次是朝向他习惯的方向。人民阵线就这样成立了——它是一个利用工人阶级组织的资本，给已经破产的激进党担保的合作社。
激进党与共济会密不可分。这方面只需要讲一件事就够了。在众议院就法西斯组织进行辩论期间，萨维尔·瓦拉[15]先生提醒大家：托洛茨基曾“禁止”法国共产党员参加共济会分会。雅米·施密特[16]先生——我们相信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之一——立刻解释道：这道禁令表明专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容不下“自由精神”。我们不想就这个问题同这位激进党议员辩论，但我们仍然认为：一个工人代表，如果要向空洞乏味的、鼓吹阶级合作的共济会教派寻求启发或安慰的话，那这种人根本不值得信任。社会党人广泛参与共济会分会的荒诞仪式，使社会党与激进党的联盟更加巩固，这绝非偶然。现在轮到共产党穿上悔罪者的衣衫了！顺便说一句，这位新近皈依的信徒在为联盟的旧主人效力时，如果能穿上罪人的衣衫，就会觉得更舒服一些。
然而，有人怒气冲冲地告诉我们：人民阵线不是选举联盟，而是群众运动。当然，他们列了不少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激进党与社会党的选举联盟的的任务始终是阻止群众运动，把群众运动引入阶级合作的轨道。这也正是人民阵线的任务。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而且还不小——传统的选举联盟用于议会体制比较和平、稳定的时期。不过，现在群众已经焦躁不安，随时可能爆发，所以就要让“共产党”参加进去，形成一个更强力的制动器。联席会议、游行队伍、宣誓仪式、巴黎公社与凡尔赛的旗帜混在一起，喧嚣、嘈杂、煽动——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抑制、搅乱群众运动。
萨洛在众议院向右派辩解时宣称：他向人民阵线作出的让步是无害的，这不过是保护体制的安全阀而已。如此的坦诚可能会被视为轻率。然而从极左派的坐席上却传出了热烈的掌声。因此，萨洛不必为此感到惭愧不安。反正他已经给人民阵线作出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他也许不是有意的）：群众运动的安全阀。萨洛先生真可谓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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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布鲁姆、加香等人彻底抛弃了无产阶级立场之后，以“集体安全”和“国际法”为借口，采取了民族帝国主义的立场。他们准备重拾1914年至1918年的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只不过加了一句“为了保卫苏联”。而在1918年至1923年这段时间里，尽管苏联外交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并签订了不少条约，但是共产国际没有一个支部曾经动过与本国资产阶级结盟的念头！仅这一事实，便足以证明斯大林真心抛弃了世界革命，难道不是吗？
当“民主”已经苟延残喘之时，共产国际的现任领导出于同样的动机，吮吸起了“民主”的乳头，并在国际联盟垂死呻吟之际，发现了国际联盟的恢宏图景。于是，激进党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的外交政策就有了共同的基础。人民阵线的国内纲领编得十分笼统，可以像日内瓦公约那样随意解释。这个纲领的大意就是一切照旧。然而群众再也不愿意像过去那样生活下去了。这就是政治危机的根源所在。
布鲁姆、保尔·弗尔、加香、多列斯等人最关心的是在政治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否则工人就要自己拿起武器了。牧师在布道时，会大谈道德原则的优越性，而这些先生的鼓动与牧师的布道相差无几。恩格斯曾教导我们：国家政权的问题就是武装力量的问题；马克思曾认为起义是一门艺术；在人民阵线的各位众议员、参议员和市长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简直就是中世纪的野蛮人。有一副漫画曾被《人民报》刊登过一百零一次，上面画的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工人，旁边有一行字：“你们将会明白，我们的赤手空拳要比你们的棍棒更结实。”这是有多瞧不起军事技术啊！在这个问题上，就连阿比西尼亚皇帝都比他们开明。在这些人眼里，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的惨败显然都是不存在的。当德·拉·罗克用手铐把他们铐起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停止给“赤手空拳”唱赞歌呢？有时难免会有这样的遗憾：为什么不能只让那些领袖吃到苦头，而非要连累群众一块受罪呢！
从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立场来看，人民阵线是在激进党同法西斯主义向大资本争宠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插曲。激进党想通过假惺惺地同社会党与共产党拉近关系，向自己的主子证明：体制的形势并不像右派认为的那样糟糕；革命的威胁并没有那么严重；就连维扬—库蒂里耶尔也把自己的匕首给换成了狗项圈；可以利用这些已被驯化的“革命者”去约束工人群众，并以此拯救议会制度，使其免于灭顶之灾。
不是所有激进党人都相信这个权谋；以埃里奥为首的最顽固、最有影响力的那部分激进党人主张采取观望态度。但是，归根结底，他们根本没法自己做主。议会制的危机，首先是选民对激进党的信任危机。除非能找到让资本主义起死回生的秘方，否则任何灵丹妙药都救不了激进党。激进党只能在两种政治毁灭中选择一种。即使它能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取得较大的成功，它也无法避免毁灭，顶多只能在毁灭来临前多撑一阵子。
社会党的领袖是法国最不负责任的政客，他们自己并不承担研究人民阵线的社会学的义务。谁也无法从列昂·布鲁姆没完没了的独白中学到任何东西。至于共产党，他们觉得这个同资产阶级合作的事业是由他们开创的，所以他们对此非常自豪，他们把人民阵线想象成无产阶级与中间阶级的联盟。这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莫大嘲讽！激进党根本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按照莫斯科《真理报》的愚蠢定义，它是“中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然而它并不是这种联盟。中等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剥削小资产阶级，而且还在政治上利用小资产阶级，因为它自己就是金融资本的代理人。金融资本、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三者之间是层层剥削的关系，考虑到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建立在这种剥削关系之上的，“联盟”这个中性词就是在对现实的嘲讽。骑在马上的骑手并不是人与马的联盟。如果埃里奥—达拉迪耶的党在小资产阶级中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甚至在工人群众中也有部分基础的话，那它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欺骗和愚弄他们，以便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利益。激进党就是法帝国主义的民主党——任何其它的定义都是谎言。
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解除了激进党的武装，使它失去了欺骗小资产阶级的传统工具。“中间阶级”开始察觉到——如果不用“理解”这个词的话——要想拯救局面，不能靠点滴的改良，非得勇敢地抛弃整个现存体制不可。然而，激进党与勇气，就如同水与火一样，是互不相容的。法西斯主义的壮大，首先是因为小资产阶级对激进党越来越不信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下一阶段，法国的政治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激进党以什么方式毁灭，以及谁会继承它的遗产，换句话说，谁会继承它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力——不是法西斯主义，就是无产阶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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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的基本原理：只有向小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传统代表发动坚决的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城乡小有产者的联盟。要想让农民支持工人，就必须使农民摆脱那些帮助金融资本统治农民的激进党政客。然而人民阵线却背道而驰，它是由工人官僚与中间阶级最恶劣的政治剥削者相勾结而产生的，它只会毁灭群众对革命道路的信心，并把群众赶到法西斯反革命一边。
说来可能难以置信，有些玩世不恭之徒为了证明人民阵线政策的正确性，居然引用了列宁的话，按照他们的说法，列宁的这些话证明：不搞妥协，特别是不跟其它政党达成协议，就不可能取得进展。在共产国际的现任领导中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嘲弄列宁的惯例：他们彻底践踏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缔造者的一切教诲，然后又前往莫斯科，向他的陵墓跪拜。
列宁的革命活动始于沙皇俄国，当时反对旧制度的不只有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还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如果人民阵线政策是正确的，那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个证明它的正确性的国家，应该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尚未获得成功的国家。可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哪个阶段、在什么条件下曾在俄国搞过人民阵线呢？篡改专家们根本找不出来，哪怕是能找出外表稍微相似的东西，他们也就不用干得这么辛苦了。还是让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并在历史档案里面翻箱倒柜好了！
布尔什维克确实曾与小资产阶级革命组织缔结过实际行动的协议，比方说，合作偷运革命宣传品；有时还会共同反击黑色百人团[17]。在国家杜马的选举中，在一定条件下，布尔什维克也会与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组成竞选联盟，一起参加第二轮选举。仅此而已。并没有什么共同“纲领”，没有共同的常设机关，没有放弃对临时盟友的批评。这些临时性的协议和妥协，严格限于具体目的——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其它种类的协议或妥协——它们与人民阵线绝无半点相似之处；人民阵线是由性质各异的几个组织拼凑起来的混合物，是不同的阶级结成的长期联盟，在整个时期里——这是怎样的一个时期啊！——把它们结合起来的是一个共同纲领，以及游行、宣言和欺骗的共同政策。人民阵线在经受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时就会土崩瓦解，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将出现深深的裂痕。人民阵线的政策就是背信弃义的政策。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关于结盟问题的原则：分头并进，共同进攻！而共产国际的现任领导的原则是：一同前进，然后再被各个击破！就让这些先生去紧密追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吧！但请行行好，让列宁安息吧！
这些领袖断言：人民阵线从法西斯主义手中“拯救了”法国，读到这种自吹自擂时，实在不能不义愤填膺。其实他们的意思是：这种相互的鼓劲打气，“拯救了”这些惊魂未定的英雄，否则，被他们夸大了的恐惧，就会把他们自己给吓死。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呢？从希特勒的第一次暴动[18]到他上台为止，经过了十年的时间，而频繁的涨潮和退潮，是这十年的特色。当时德国的布鲁姆与加香也曾多次宣称自己“战胜了”纳粹主义。我们没有相信他们，我们果然没有看错。然而维尔斯和台尔曼的法国表兄弟却没有从这段经历中学到任何东西。当然，德国共产党没有参加人民阵线，参加人民阵线的是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左派和天主教中央党（“无产阶级与中间阶级的联盟”！）。在那个时期，共产国际甚至不愿让各个工人阶级组织就反法西斯斗争进行合作。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了。如今台尔曼已经沦为刽子手的阶下囚，尽管我们对他致以最深切的同情，我们仍要指出：他的政策——也就是斯大林的政策——对希特勒的胜利所做的贡献，要比希特勒自己的政策大得多。现在共产国际已经把自己彻底颠倒了过来，它重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政策，将其运用于法国。它的结果，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议会选举即将举行，无论结果如何，它本身都不会使形势发生任何重大改变：归根结底，选民只能在一个拉瓦尔式的仲裁者，和一个埃里奥—达拉迪耶式的仲裁者之间选一个。不过，既然埃里奥一直在和平地同拉瓦尔合作，而达拉迪耶又一直在支持他们两个，那么，从历史任务的尺度来看，他们之间的区别实在是微不足道。
伪称埃里奥—达拉迪耶能够向统治法国的“二百豪门”宣战，就是在无耻地欺骗人民。二百豪门并不是悬在空中，而是金融资本体制的统治者。要想对付二百豪门，就必须推翻这个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然而，维护这个体制，事关埃里奥和达拉迪耶的切身利益，其程度不亚于它事关弗朗丹和德·拉·罗克的切身利益。《人道报》把这个问题描述为“民族”反对一小撮寡头的斗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只有革命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人民阵线的工贼阴谋，已经成了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这些半议会制、半波拿巴主义的内阁会在法国坚持多久？法国在下一时期大体上要经历哪些具体阶段？这些问题是不可能预先得出答案的。这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周期与法国的经济周期，取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稳定程度，取决于西班牙事态的发展，最后取决于法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的觉悟与行动（这一项虽然放在最后，但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几项）。法郎的崩溃，会使结局更早到来。法国与英国的密切合作，会推迟结局的到来。无论如何，“民主制度”还能苟延残喘的时间，不会比德国的前法西斯主义时期更长，也就是说，不会比德国的前法西斯主义时期，即布吕宁—巴本—施莱赫尔三届内阁在台上的时间更长；但这同样不能让它马上停止苟延残喘。民主制度将会被消灭。唯一的问题是：由谁来消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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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二百豪门”的斗争、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的斗争、争取和平、面包与自由、以及其它重大事项的斗争——这些斗争必须变为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否则就只是一派谎言。法国工人正在面临着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这已经不再是遥远的目标，而是下一时期的任务。然而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领袖不但拒绝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动员，反而还竭力加以阻止。他们一面跟资产阶级称兄道弟，一面大肆污蔑、驱逐布尔什维克。他们是何等地仇恨革命、恐惧革命！马索·皮维尔满口许诺要推翻资产阶级，却只有在得到列昂·布鲁姆的允许之后才肯这么做！在目前形势下，他这类的假革命者扮演了最糟糕的角色。法国工人运动在过去二十年的历程，已经把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党的任务给提上了日程。
事态是否已经“充分成熟”到了可以成立新的革命党的程度？思考这个问题是徒劳无功的。历史拥有取之不竭的资源，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变化、历史形势、阶段、加速与延迟的例子。在经济困难的影响下，法西斯主义可能会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时候发动冒险，从而招致失败。这意味着会出现一段较长的间歇期。在相反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可能会长期犹豫不决，从而使革命组织获得更大的机会。在法西斯主义能够投入总决战之前，人民阵线有可能会由于内部矛盾而瓦解：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间里，工人阶级的各个政党会发生分裂与重组，革命先锋队会快速聚合起来。土伦和布雷斯特式的自发性群众运动将会大面积爆发，并为革命的杠杆创造一个可靠的支点。最后，即使法西斯主义最后能在法国获胜——理论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那也不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将会像希特勒预测的那样，维持千年的统治，也不意味着它的统治会维持得跟墨索里尼一样久。法西斯主义的曙光始于意大利或德国，它将很快照到法国。在这种最不利的情况下建设革命党，就等于尽量缩短复仇所需的时间。有些人自作聪明，以“条件尚未成熟”为借口，来逃避这个不可拖延的任务，这只能表明他们已经跟不上形势。
在一定意义上，法国乃至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开始，但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处于更高的历史位置。不过，他们在起步时，首先会遇到由于共产国际的堕落（这比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的堕落更加可耻）而造成的极大困难，严重地阻碍他们的前进。在同工人阶级中的反动势力和爱国官僚进行的残酷斗争中，发展新干部的工作进展缓慢。另一方面，这些困难并不是偶然落到无产阶级头上的，它们是正确选拔人员、锻造新党与新国际的第一支部队的一个重要条件。
共产国际的干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在十月革命之前、从大战爆发的时候就开始接受革命教育的。这批人如今几乎都不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资历仅次于他们的那一批人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加入的。他们就容易多了。但即使是这第二批人，能留下来的也是少之又少。共产国际目前的绝大多数干部都不曾追随过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不曾追随过革命的旗帜，只追随过苏联官僚阶层。他们不是战士，而是温顺的职员、助理和仆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这个充满了重大革命机遇的历史形势之中，第三国际才会堕落得如此可耻。
第四国际是站在三个前辈的肩膀上登场的。它遭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我们的队伍中没有野心家、懦夫和市侩的容身之处。在我们的队伍当中，一开始肯定会有宗派主义者和冒险主义者，随着我们运动的成长，他们会被逐渐赶走。我们是一个办有几份“小”报的“小”组织，却胆敢向全世界发出挑战，就让那些学究和怀疑者向我们耸肩吧！严肃的革命者会轻蔑地从学究与怀疑者中间穿过去。十月革命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个蹒跚学步的婴儿……
强大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曾经与立宪民主党一起搞过“人民阵线”，然而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小撮狂热信徒”的打击下，才过了几个月，他们就被粉碎了。后来，在法西斯主义的打击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光彩地死了。欧洲各国人民即将迎来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暧昧模糊与腐朽堕落都将被彻底清除出工人阶级的行列，不留下一丝痕迹。所有的茹奥、西特林[19]、布鲁姆、加香、王德维尔德[20]与卡巴耶洛[21]都不过是过眼云烟。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各国支部将会不光彩地逐个退出舞台。工人行列中一定会发生新的分化重组。青年一代的革命干部将成熟起来。只有按照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法，才有可能赢得胜利，而为这些方法辩护，正是本书的目的。
[1] 本文是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36年法文版而写的序言。——原注
[2] 《时报》（Le Temps）于1861年4月25日在巴黎创刊，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它是法国最重要的报纸之一，反映了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立场。1942年11月29日停刊。——中译者注
[3] 1916年秋季，正在法国流亡的托洛茨基同志因进行反战活动，而被法国政府永久驱逐出境，随后他取道西班牙，于1917年1月13日抵达纽约。1933年7月法国政府撤销了1916年的驱逐令，准许他到法国避难。托洛茨基同志便于7月17日离开王子群岛，7月24日抵达了法国。然而，1934年4月16日，法国政府再次下令将他驱逐出境，但是，托洛茨基同志躲藏了起来，直到1935年6月，挪威政府给托洛茨基同志提供避难之后，他才于6月中旬离开了法国，6月18日，他抵达了挪威。——中译者注
[4] 格勒诺布尔（Grenoble）为伊泽尔省（Isère）省会。托洛茨基同志在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间，在格勒诺布尔附近的多梅恩（Domène）隐居。——中译者注
[5] 这里的“卡特尔”为双关语，既指“联合企业”，又暗讽激进党和社会党曾在1924年和1932年结成的“左翼联盟”（Cartel des gauches）。——中译者注
[6] 《拉鲁斯词典》（Larousse）是最权威的法语词典。——中译者注
[7] 请参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21卷第179—203页），特别是第194—198页的部分。——中译者注
[8] 夏尔—玛丽—弗秋斯·莫拉斯（Charles-Marie-Photius Maurras，1868年4月20日——1952年11月16日），法国作家、诗人。生于普罗旺斯一个古老家族。自幼受家庭的保守主义与君主主义氛围熏陶。成年后积极投身保王派运动。1899年“法兰西行动”成立后不久即加入，很快成为该运动的主要理论家。1936年因向列昂·布鲁姆发出死亡威胁，被判处监禁八个月。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支持维希政府。法国解放后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1952年获准保外就医，同年死于医院。——中译者注
[9] 若瑟夫—玛丽—奥古斯特·卡约（Joseph-Marie–Auguste Caillaux，1863年3月30日——1944年11月22日），法国激进党政客。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1888年开始担任公务员。1898年至1919年当选为众议员。1902年、1906年两次出任财政部长。1911年6月出任总理。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同德国进行秘密谈判。此时曝光后，于1912年1月辞职。一战期间鼓吹和平主义，并因此在1918年被捕，1920年被判处三年徒刑。1924年获赦免。1925年至1944年当选为参议员。1940年法国沦陷后，拒绝支持维希政府。1944年去世。——中译者注
[10] 卡尔洛·斯弗扎伯爵（Count Carlo Sforza，1872年1月24日——1952年9月4日），意大利外交官。毕业于比萨大学后，于1896年进入外交界，曾在开罗、巴黎、君士坦丁堡和北京等地工作过。1920年至1921年出任外交大臣，任内签署了《拉巴洛条约》。1922年2月任驻法大使。墨索里尼上台后，他于同年10月辞职，后来因反对法西斯主义，于1926年流亡比利时、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流亡美国。参加了反法西斯的马志尼社（Mazzini Society）。意大利投降后回国，1944年6月参加了临时反法西斯政府。1946年参加意大利共和党（Partito Repubblicano Italiano）。1947年至1951年任外交部长。1952年去世。——中译者注
[11] 阿尔贝—皮埃尔·萨洛（Albert-Pierre Sarraut，1872年7月28日——1962年11月26日），生于波尔多，1906年当选众议员。曾于1911年至1914年、1917年至1919年两次担任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曾多次出任内务部长、国务部长、海军部长、殖民地部长等职，并曾于1933年10月至11月、1936年1月至6月两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12] 在1924年议会选举中，社会党曾与激进党组成左翼联盟，赢得了选举，并由埃里奥出任联合政府的总理。这次左翼联盟于1926年破裂。在1932年议会选举中，双方组成第二次左翼联盟，赢得了选举，但社会党没有参加内阁，只在议会中支持政府。——中译者注
[13] 在1936年图卢兹大会上，联合总工会（CGTU）与法国总工会（CGT）重新统一，统一后的名称仍叫法国总工会。——中译者注
[14] 于连·拉卡蒙（Julien Racamond，1885年5月26日——1966年1月30日），生于第戎的一个农场工人家庭。曾当过农业工人和面包师。1905年成为第戎面包师工会领袖。1914年7月任巴黎面包师工会书记。一战期间参军，曾两次负伤。战后逐步从革命工团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922年参与创建联合总工会。1923年至1936年任联合总工会联合局委员。1926年至1930年任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1936年推动法国总工会与联合总工会合并。1936年至1953年任法国总工会联合委员会委员。1947年至1955年任经济社会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15] 萨维尔·若瑟夫·瓦拉（Xavier Joseph Vallat，1891年12月23日——1972年1月6日），右派政客。生于沃克吕兹省的一个天主教保守派家庭。积极参加天主教组织，并参加了法兰西行动。1919年至1924年、1928年至1940年间当选众议员。他在政治上属于天主教极右翼，歧视犹太人、反对新教徒、共济会，也反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他倾向法西斯主义，但反对德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支持维希法国。1941年3月担任犹太人问题特派员，协助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1942年5月被撤职。1947年因参与迫害犹太人而被判处十年徒刑，1949年获假释，1954年获特赦。此后依然积极参加极右翼活动。——中译者注
[16] 雅米·施密特（Jammy Schmidt，1872年11月16日——1949年1月22日），本名本雅明·施密特（Benjamin Schmidt），激进党政客，1902年当选为激进党执委会委员，1921年至1940年当选为众议员，1912年至1940年担任大克雷维科尔（Crèvecœur-le-Grand）市长。——中译者注
[17] 黑色百人团（Черносотенцы）是沙皇俄国在20世纪初出现的反革命准军事组织的统称，这类组织主要有俄国人民联盟（Союз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俄罗斯人联盟（Союз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俄国君主党（Русская 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积极反革命斗争社（Общество активной борьбы с революцией）等。此类组织主要由反动知识分子、地主、教士和小市民组成，主张民族主义、拥护沙皇专制制度、鼓吹反犹主义，经常屠杀犹太人和革命者。1906年这些组织曾举行全俄代表大会，成立了全俄统一的黑色百人团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Объединённый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但1907年该组织就瓦解了。二月革命后黑色百人团被取缔，残余的黑色百人团分子参加了白军运动。——中译者注
[18] 指1923年11月9日的“啤酒馆暴动”。——中译者注
[19] 沃尔特·麦克勒南·西特林（Walter McLennan Citrine，1887年8月22日——1983年1月22日），英国改良主义工运活动家，生于利物浦一个工人家庭，1906年参加独立工党，1924年担任工会大会（Trades Union Congress）副总书记，1926年任总书记，1928年至1945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主席。——中译者注
[20] 艾米尔·王德威尔德（Émile 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年至1937年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译者注
[21] 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1869年10月15日——1946年3月23日），生于马德里，1894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918年至1938年担任工人总同盟（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总书记，1919年参与创建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德·里维拉将军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后，他领导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工人总同盟同独裁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任劳工部长。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人民阵线政府总理。1939年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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