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要行动委员会，不要人民阵线
（1935年11月26日）
“人民阵线”形式上是同激进党及类似的小党派结盟，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盟。这个联盟包括议会内和议会外两个方面。在这两方面，激进党都保持了完全的行动自由，却无耻地限制了无产阶级的行动自由。
激进党自己正在瓦解。每一次新的选举，都能让人看见它的支持者正在抛弃它，转向左翼或右翼。而在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真正的革命党，社会党与共产党仍在壮大。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劳苦大众总体上是左倾的，这一点非常明显。而各工人政党的领袖，自然是右倾的，这一点也同样明显。群众想用自己的选票与斗争来甩掉激进党，与之相反，统一战线的领袖却想挽救激进党。两个工人政党的领袖通过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得到了工人群众的信任，然后便主动把这份信任的一大部分，分给了根本得不到工人群众信任的激进党。
在“人民阵线”的幌子掩饰下，不仅工人民主，就连形式上的民主——比如资产阶级民主——都遭到了无耻的践踏。激进党的大部分选民并没有参加劳动者的斗争，也就是没有参加人民阵线的斗争。然而激进党却在人民阵线内占有特殊的地位；两个工人政党不得不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激进党的纲领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把这个主张最大声地讲出来的，是《人道报》的无耻之徒。最近的参议院选举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激进党在人民阵线中的特殊地位。共产党的领袖为了支持非无产阶级政党，让出了好几个本该属于工人的候选人名额，这件事还得到了共产党领袖的公开吹捧。这只能说明，这个统一战线部分恢复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财产限制。
顾名思义，人民“阵线”这个组织，是用来进行直接的、当前的斗争的。当斗争提上日程时，每一个工人都顶得上十个资产者，哪怕是追随统一战线的资产者。从革命斗争的力量的立场出发，不应该把选举中的特殊地位给予资产阶级激进派，而应该给予工人。但是，特殊地位在这里其实是多余的。人民阵线想要保卫“民主”吗？那它就得先在自己内部实行民主。这就是说：人民阵线的领导层必须直接地、立即地反映出斗争中的群众的意志。
怎么做呢？非常简单：通过选举就行了。当无产阶级反抗法西斯主义、反抗拉瓦尔的波拿巴主义政权[1]、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反抗其它一切形式的压迫与暴力时，如果有人愿意与无产阶级一起斗争，那么无产阶级是不会拒绝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对他们目前的或潜在的盟友的唯一要求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进行斗争。任何一个集团，只要它确实在某个阶段参加了斗争，并且愿意服从共同的纪律，那它就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去对人民阵线的领导层发挥影响。
在城镇、地区、工厂、军营和乡村中，人民阵线的支持者都应该在战斗的行动中举行选举，每二百人、五百人或一千人选出一名代表，组成当地的行动委员会。斗争的所有参加者都应该服从行动委员会的纪律。
共产国际在上一次代表大会[2]上，做了一个关于季米特洛夫报告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选举行动委员会，作为群众对人民阵线的支持的做法，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成。这也许是整个决议中唯一一个进步的主张。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斯大林派才根本不想落实它。它不敢这么做，因为它害怕这样做会破坏它与资产阶级的联盟。
当然，不只有工人才能参加行动委员会的选举，就连公务员、官吏、退役军人、手工艺人、小商贩、小农也可以参加。因为这样做可以让行动委员会最符合无产阶级争取小资产阶级的任务的要求。但是，这会让工人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变得极其复杂。同时，人民阵线本身在形式上仍是阶级合作的组织，它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压榨者（改良主义党与斯大林党），与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压榨者（激进党）之间的合作组织。真正具有群众性的行动委员会的选举，将会自动把资产阶级中间商（激进党）赶出人民阵线的队伍，并粉碎莫斯科推行的这个罪恶的政策。
但是，如果有谁以为，只要搬出一些规定，就能要求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在某一时刻举行行动委员会的选举，那他就错了。这是彻头彻尾的官僚做法，因而是毫无用处的。工人只有在亲自参加了某些行动，并感到需要革命的领导层时，才会去选举行动委员会。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以形式民主的方式选出一切群众的代表，而是要选出斗争中的群众的革命的代表。行动委员会是斗争的机关。劳动者中究竟有哪些阶层会被吸引去成立行动委员会呢？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只有在斗争过程中，才能判断哪些群众参加了斗争。
在土伦、布雷斯特、利莫日[3]之类的孤立的暴动中，群众的革命能量突然爆发出来，当革命能量被白白浪费之后，群众便陷入了消沉冷漠的状态，这就是法国最大的危险所在。只有自觉的叛徒或昏庸无能的糊涂虫，才会以为在目前形势下，能够一直让群众保持消极无为的状态，直到群众得到人民阵线政府恩赐的祝福时，群众才会被发动起来。在目前形势下，罢工、抗议、街头武斗、直接暴动是完全无法避免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不是去阻拦和破坏这些运动，而是要把这些运动统一起来，用最大的力气去帮助它们。
改良主义党与斯大林党最害怕的是把激进党给吓跑了。统一战线的机关非常自觉地发挥了破坏群众自发运动的作用。而马索·皮维尔之类的“左派”的作用就是给这个机关当挡箭牌，抵挡群众的愤怒。只有在斗争的过程中，帮助斗争中的群众建立符合当前的需求的新机关，才能挽救这种局面。这正是行动委员会的目的。在土伦与布雷斯特的斗争中，如果有人号召工人建立一个当地的斗争组织，他们本来是会毫不犹豫地照办的。在利莫日遭到血腥屠杀的第二天，工人和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本来是会坚决地展露自己的决心，选出一个调查流血事件的委员会，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今年夏天，在兵营中发生反对延长兵役的运动期间，假如有人建议士兵选出营级、团级的行动委员会和兵营行动委员会，他们本来是会照做的，这样做并不会太困难。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而且以后还会层出不穷。大多数情况是局部性的，但也经常出现全国性的情况。这种情况一个都不能放过，这是任务。为此，首先必须清楚地理解：设立行动委员会，是制止党和工会的机关的反革命的阻挠与敌对行为的唯一手段。
这是要用行动委员会来取代党与工会组织吗？只有傻瓜才会这么问。参加斗争的广大群众，拥有各自的想法、传统、派别与组织。各个政党将会继续存在、继续斗争。在行动委员会的选举中，各个政党自然都想把自己的支持者给选上去。行动委员会将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决定（只要各个政党与派别在行动委员会中能享有完全的自由）。在涉及到政党的时候，行动委员会或许可以叫做革命议会：各个政党并不会被排斥在行动委员会之外，相反，它们是行动委员会的必要前提；同时它们要在行动中接受考验，群众也会学会摆脱那些已经腐朽的政党的影响。
难道说，行动委员会就是苏维埃吗？在一定条件下，行动委员会可以把自己转变为苏维埃。但是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行动委员会是错误的。现在是1935年，广大群众一听见“苏维埃”这个词，就会联想到夺取政权之后的状况；但在现在的法国，距离夺取政权还比较远。俄国的苏维埃在刚成立的时候，完全不像它后来变成的那个样子，当时它们往往非常谦虚地自称为工人委员会或罢工委员会。在当前阶段，行动委员会的任务，是在防御性斗争中把法国的劳苦大众团结起来，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为将来的进攻做好准备。行动委员会能否变为真正的苏维埃，取决于法国目前的关键形势能否发展到最终的革命阶段。当然，这不仅取决于革命先锋队的意志，也取决于一系列客观条件；总之，群众运动已经向阻碍它的人民阵线发起了冲击，如果没有行动委员会，它是不可能前进的。
如果斗争中的群众，不通过自己的权力机关，着手进行建立工人民兵、武装工人、准备总罢工之类的任务，这些任务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只有在斗争中诞生的行动委员会，才能保证建立起一支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的真正的民兵。只有控制了全国最重要的各个中心城市的行动委员会，才能够选择时机，过渡到更为关键的斗争手段，它们是斗争的当仁不让的领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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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简单介绍了我们的主张，从中可以得出许多适用于法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活动的结论。最主要的结论与所谓的“革命（？）左派[4]”有关。这个派别的特点就是完全不了解支配革命群众运动的规律。这些中派主义者口头上虽然一再强调“群众”，却总是跟着改良主义机关转。马索·皮维尔虽然革命口号不离口，却让这些口号服从于“组织统一”的抽象原则，而“组织统一”的原则在行动中就表现为同爱国派统一，反对革命派。当社会爱国主义的联合机关阻挠群众的时候，粉碎它的阻挠，对群众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从革命斗争的利益出发，这绝对是一件“好事”。
有些人最终还是领悟了这个道理：必须使群众摆脱背信弃义的社会爱国主义领导层，只有这些人才能建立行动委员会。然而皮维尔还在紧紧抓住齐隆斯基，齐隆斯基又抓着布鲁姆，布鲁姆又和多列斯一起抓着埃里奥，埃里奥又抓着拉瓦尔。皮维尔参加了人民阵线的体制（他在上次全国委员会会议时给布鲁姆那个可耻的决议投了赞成票，这就是他得到的报答！），而人民阵线又成了拉瓦尔的波拿巴主义制度的一部分。波拿巴主义制度一定会垮台。在即将到来的关键阶段中，如果人民阵线的领导层（埃里奥—布鲁姆—加香—多列斯—齐隆斯基—皮维尔）在整个过程中还能站住脚跟，那么波拿巴主义体制就一定会让位给法西斯主义。无产阶级获胜的条件就是赶走目前的领导层。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的口号不仅愚蠢，更是罪恶。绝不与法帝国主义与国际联盟的代理人统一。必须建立革命的行动委员会，同这个背信弃义的领导层分庭抗礼。只有无情地揭露以马索·皮维尔为首的所谓的“革命左派”的反革命政策，革命的行动委员会才能建立起来。当然，在我们的队伍里，绝不允许在这方面抱有任何幻想与疑虑。
[1] 弗朗丹于1935年6月1日辞去总理的职务，由费尔南·布伊松（Fernand Bouisson，1874—1959）接任。布伊松上任仅6天即辞职，由皮埃尔·拉瓦尔于1935年6月7日继任。——中译者注
[2] 即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中译者注
[3] 1935年8月初，土伦（Toulon）的码头工人与布雷斯特（Brest）的海军兵工厂工人分别发生了暴动，军警镇压，多人死亡，上百人受伤；11月中旬，左派工人与法西斯分子在利莫日（Limoges）发生了流血冲突。——中译者注
[4] “革命左派” （Gauche Révolutionnaire）是当时的法国社会党内的一个左翼派别，它的领袖是马索·皮维尔。1938年6月该派脱离法国社会党，成立了工农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ouvrier et paysan,PSOP）。——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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