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关键阶段
（1936年6月5日）
法国事变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在此之前，形势的前革命性质，只是根据理论分析与个别的政治征兆所作出的估计。现在事实自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法国只有两个政党的领袖看不出来、认识不到革命危机的全部深刻性，或者说是不想看到。它们就是“社会党”与“共产党”。当然，我们还应该把“独立”工会的领袖也算进去。工人群众正在通过直接行动，创造出革命形势。事态的发展把资产阶级吓得要死，它们躲到幕后，在新政府的鼻子底下，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自卫和自救，它要欺骗和打垮群众，在一定程度上还会进行血腥的复仇。只有“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领袖还在空谈人民阵线，就好像他们那可耻的纸牌屋还没有被阶级斗争摧毁似的。
布鲁姆说：“国家把权力授予了人民阵线，我们不能逾越这个界限。”布鲁姆正在欺骗他自己的党，他的目的是欺骗无产阶级。斯大林党（他们继续自称“共产党”）在这方面帮了布鲁姆的忙。其实，正在跟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了这个联盟的利益，曾利用选举机器的各种诡计、陷阱、圈套，大肆欺骗劳动群众。这次危机的政治本质，在于这个事实：人民已经受够了激进党与第三共和国。法西斯分子企图利用这一点。可是社会党和共产党又干了什么呢？他们在人民面前为激进党担保。他们把激进党打扮成蒙冤受辱的无辜者。他们向工人和农民保证……达拉迪耶的内阁能彻底拯救工农。这就是整个选举运动的主题。群众对此是怎么回答的呢？他们把共产党当成极左派，把大量的选票投给了它，使它的席位大大增加了。群众还没有看穿苏联外交的这个奴仆的各种转向与转变，因为他们还没有亲自考验过它。群众只会在行动中学习，他们没有时间去研究理论。当一百五十万选民把选票投给共产党的时候[1]，他们大部分人的意思是：“我们希望你们能仿效布尔什维克，把他们在1917年10月的俄国做过的事情，在法国照做一遍。”这就是人口中最活跃的部分的真实心愿，这部分人能够为法兰西的未来而战，并且能够保障法兰西的未来。这就是这次选举的第一个教训。
尽管新社会主义派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脱离了党[2]，但社会党的得票数基本不变[3]。在这个问题上，群众也给他们的“领袖”上了重要的一课。新社会主义派企图不惜代价地建立左翼联盟，也就是以拯救和发展“共和国”为名，同资产阶级共和派合作。他们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脱离了社会党，在竞选期间他们成了社会党的竞争对手。选民抛弃了他们。新社会主义派被打垮了[4]。两年前我们曾预测过，政局的后续发展，首先会粉碎一切向激进党靠拢的小集团。在社会党与新社会主义派的斗争中，那个最系统、最坚决、最大声、最公开地鼓吹同资产阶级结盟的集团，遭到了群众的声讨和唾弃。这就是这次选举的第二个教训。
无论是从社会党的政策，还是从它的社会成分来看，社会党都不是工人阶级政党。它是新的中间阶层（职员、公务员等）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与工人贵族的党。只要认真分析一下选举的统计数据，就能看出这个确凿的事实：社会党失去了一大批工人与贫农的选票，这部分选票被共产党获得；但它又从激进党那里获得了一大批中间阶级的选票。也就是说，小资产阶级正在向左转，抛弃激进党，投向社会党和共产党；而中间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各种集团则抛弃了激进党，投向右派。这种分化重组，是根据阶级基础，而不是根据“人民阵线”人为划分的界限进行的。这次危机的革命性质，体现为政治关系的急速两极分化。这就是第三个、也是根本的教训。
因此，选民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在议会制紧密束缚下所能允许的最大程度上——他们不赞成人民阵线的政策，而且反对这个政策。当然，在第二轮投票中，为了给资产阶级的激进党助选，社会党和共产党撤回了不少候选人，这进一步歪曲了劳动者的政治意志。尽管如此，激进党还是在这次考验中被打得鼻青脸肿，它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席位[5]。《时报》写道：“都是因为激进党跟革命派结盟才会这样。”达拉迪耶反驳说：“要是没有人民阵线，我们还会丢掉更多的席位。”达拉迪耶说的完全正确。如果社会党和共产党能执行阶级的政策，也就是将工人与城乡的半无产阶级分子结成联盟，同包括腐朽的激进党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作斗争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获得更多的选票，而激进党就会变成众议院里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集团。
所有的政治事实都表明：无论是从法国的社会关系来看，还是从群众的政治情绪来看，人民阵线都是没有基础的。人民阵线的政策，是由资产阶级的激进党、社会党的二道贩子与野心家、苏联的外交官及其“共产党”走卒强加给群众的。他们利用了所有选举制度中最卑劣的伎俩，齐心协力地在政治上欺骗、掠夺人民群众，并歪曲了人民群众的真实意志。尽管如此，群众还是表达出了他们的希望：不要同激进党结盟，而要把劳动者紧密团结起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
在第二轮投票中，如果在社会党和共产党让给激进党的所有选区里，都能有革命的工人阶级候选人参选，他们肯定会获得非常可观的选票。可惜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发出这样的倡议。这表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革命团体，都跟不上事态的急剧发展，在必须行动的时候往往采取敷衍塞责和推脱逃避的态度。这种情况是可悲的。但群众的总体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社会党和共产党正在全力合作，为埃里奥内阁上台做准备——最糟糕的情况是达拉迪耶内阁的上台。群众是怎么做的呢？他们迫使社会党和共产党把布鲁姆内阁给推上台。这不就是直接给人民阵线政策投了一张反对票吗？
有人还需要举出更多的证据？参加纪念巴黎公社社员的示威游行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巴黎今年举行过的其它示威游行。而激进党向来是不愿也不能跟这一游行有任何牵扯的。巴黎的劳动群众具有无人能比的政治天分，他们讨厌自己的领袖与剥削自己的资产阶级称兄道弟，只要是不必容忍这种令人恶心的行为的活动，他们都会欣然参加。五月二十四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便是工人阶级的巴黎对人民阵线最有力、最坚决的否定。
“可是，如果没有人民阵线，社会党和共产党就都不能在议会里获得多数席位，这样一来议会也就会毫无生命力了，”然后——哦，这真是太可怕了！——激进党就会被推进“反动势力的怀抱”。只有领导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那些怯懦的市侩才会觉得这话有道理。这次危机的革命性，必然决定了议会是没有生命力的。一系列的政治骗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掩盖议会毫无生命力的事实，但到了第二天早上，这个事实还是会暴露出来。为了不把彻头彻尾的反动派激进党给推进“反动势力的怀抱”，就必须同激进党结盟，保卫资本主义。这就是人民阵线唯一的任务。但它被工人给制止了。
* * *
议会之所以没有生命力，是因为目前的危机不能通过议会道路解决。以拥有优秀的政治天分而著称的法国劳动群众，再次准确把握了形势的这个主要特征。他们在土伦和布雷斯特发出了最早的警报。士兵对延长服役期限的抗议，代表着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直接行动中最危险的形式。最后，在社会党召开代表大会，一致同意批准建立“人民阵线”政府（“一致同意”的人当中，也有那个满嘴空话的马索·皮维尔），并将上台组阁的权力交给列昂·布鲁姆的那段日子里；在布鲁姆对着镜子翘首自盼，作出即将上台的姿态，发出上台之前的声明，并在多篇文章中（这些文章总是大谈布鲁姆，却从不谈无产阶级）对这些姿态和声明大发议论的那段日子里——正是在那段日子里，汹涌的罢工浪潮，像一股名副其实的春潮一样，席卷了整个法国。工人们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自己拿定主意，他们勇敢而坚定地停止了工作，占领了工厂。
资本主义的新警察萨隆格洛[6]刚刚上任，就匆忙发表声明（埃里奥、拉瓦尔、塔尔迪厄或德·拉·罗克也会这么做的）：他将“保护秩序，平定无政府状态”。他所谓的秩序就是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7]。他所谓的无政府状态就是争取建立社会主义秩序的斗争。仍在和平地占领工厂的工人则说：“以前我们在这些房子里只是奴隶，现在我们要当主人！”
吓得半死的列昂·布鲁姆企图恐吓工人。他说：“我不是克伦斯基[8]；就算我是克伦斯基，在法国也不会有列宁来取代克伦斯基，而是由别人来取代他。”有人可能会以为，俄国的克伦斯基曾经理解了列宁的政策，或是预料到了自己会被列宁取代。其实，克伦斯基跟布鲁姆做过一样的事情：他也曾向工人断言：万一他倒台，上台的也不会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别人”。布鲁姆也许是太想把自己和克伦斯基区分开了，结果他却在毫无创见地模仿克伦斯基。尽管如此，这不能不让人认为：只要事情还取决于布鲁姆，他就会为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无产阶级开辟道路。
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的行为是最可耻、最不光彩的：他们保证会毫无保留地支持布鲁姆政府，但又不参加这个政府。加香们和多列斯们说：“我们这些革命者的样子太吓人了，可能会吓死我们的激进党同事。我们最好还是留在接待室里吧。”藏在幕后的内阁交易，要比公开而明显的龌龊十倍。其实，共产党想保持外表上的独立，是为了更好地让工人群众服从人民阵线，也就是服从资本主义的纪律。然而它的如意算盘又被阶级斗争给打乱了。一次单纯而真诚的群众罢工，就无情地粉碎了人民阵线的神秘主义，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人民阵线已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它只能在苟延残喘中死去。
议会道路是一条死路。布鲁姆发明不出什么火药，因为他自己害怕火药。人民阵线的把戏再玩下去，只会延长议会制的垂死痛苦，并让德·拉·罗克获得时间来准备新一轮的猛烈打击……假如他还没有被革命派制止的话。
1934年2月6日之后，某些急躁的同志以为“明天”就会发生决战，所以必须立即施展某种神迹。这样的“政策”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只会造成冒险与挫折，会极大地妨碍革命党的成长。已经失去的时间是无法挽回的。但时间已经所剩无几，绝不能再浪费一秒钟了。即使到了现在，我们也不会去预测日期。但在这次罢工大潮之后，事态只可能演变为革命，或是法西斯主义。配不上革命之名的那个组织，将在这场罢工运动中找不到立足之地，无法与正在斗争的工人紧密结合起来。它的成员最好还是（在马索·皮维尔的庇护下）去济贫院或共济会寻找容身之处！
法国有一些两性兼具的贵妇、前共产党人、前社会党人、前工团主义者，他们维持着一些团体或圈子，枯坐家中，交换着对事态的印象，他们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还不是他们闪耀登场的时候。“为时尚早”。等到德·拉·罗克上场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已经太迟了。”这些思想家为数不少，在左翼文化人的圈子里特别常见。跟这种人浪费哪怕是一秒钟的时间，都是重大的错误。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正在决定法国命运的，不是议会，不是改良主义派和斯大林派的调和派报纸的编辑部，不是怀疑论者、杞人忧天者和吹牛家的圈子。法国的命运将由工厂来决定，那里已经通过行动，指明了摆脱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出路。革命者的岗位就在工厂里！
共产国际在上次代表大会上，把同激进党结盟，跟建立群众性的行动委员会（即苏维埃的雏形）调和在一起。季米特洛夫和他的主子认真地设想：可以把阶级合作和阶级斗争调和起来；可以把同资产阶级结盟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调和起来；可以把同达拉迪耶建立友谊和建立苏维埃调和起来。法国斯大林党把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人民阵线委员会，以为这样做就能把革命斗争和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调和起来。目前的工潮彻底粉碎了这个可悲的幻想。激进党害怕工潮。社会党担心激进党被吓倒了。共产党担心激进党和社会党被吓倒了。真正的革命组织，能够为了群众、群众的事业和群众的斗争而坚决献身，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实现委员会的口号。法国工人的表现，再次证明了他们无愧于自己的历史声誉。我们必须相信他们。苏维埃总是在罢工中诞生的。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然要素。目前，行动委员会只能是正在占领工厂的罢工工人的委员会。从一个产业到另一个产业，从一家工厂到另一家工厂，从一个工人阶级区到另一个工人阶级区，从城市到城市，各地的行动委员会必须彼此建立紧密联系。它们要在每一个城市、按照当地的生产组别召开会议，最后召开全法国行动委员会代表大会。它将取代现在掌权的无政府状态，建立起新的秩序。
[1] 在1936年4月26日—5月3日举行的法国大选中，共产党获得了1502404张选票，赢得了72个议席，比上次大选多了62席。——中译者注
[2] 在1933年11月召开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以戴亚和雷诺德尔为首的新社会主义派被开除出党，他们随后成立了法国社会党—让·饶勒斯同盟（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Union Jean Jaurès）。——中译者注
[3] 法国社会党在1936年大选中获得了1955306张选票，赢得了149个议席，得票率为19.86%；而它在1932年大选中获得了1964384张选票，赢得了132个议席，得票率为20.51%。——中译者注
[4] 新社会主义派脱离社会党后，成立了法国社会党—让·绕勒斯同盟，1935年该党与法兰西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PSF）、共和社会党（Parti républicain-socialiste，PRS）合并为社会主义共和同盟（Union socialiste républicaine，USR）。该党在1936年大选中仅获得了29个议席。——中译者注
[5] 激进党在1936年大选中仅获得了1422611张选票，只赢得了110个议席，比上次大选少了50个。——中译者注
[6] 罗热·昂利·夏尔·萨隆格洛（Roger Henri Charles Salengro，1890年5月30日——1936年11月18日），190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14年自愿参军，1915年被俘，1918年获释。1925年至1936年任里尔（Lille）市长。1928年当选为众议员。1936年出任人民阵线政府的内务部长。因遭到右翼势力诽谤，而于同年11月18日自杀。——中译者注
[7] 这里的“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是指资本主义一味追求利润，而盲目地、无计划地生产的状态。——中译者注
[8]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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