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再问法国往何处去？
（1935年3月28日）
在弗朗丹[1]接替杜梅格时，我们曾向无产阶级先锋提出了这个问题：“法国往何处去？”如今四个半月过去了，我们的分析和预测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没有遭到削弱。
法国人民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一边通向社会主义革命；另一边通向法西斯主义的灾难。决定走哪条路的，是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又是由有组织的先锋队率领的。所以我们要再次提问：“无产阶级先锋队将把法兰西领向何方？”
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月发表了夺取政权、摧毁资产阶级政权机关、建立工农民主、没收银行与重工业的纲领。然而，社会党到现在都还没有在群众面前做出半点要实现这个纲领的姿态。至于共产党，它坚决拒绝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理由呢？“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
工人民兵呢？武装工人呢？工人监督呢？国有化计划呢？统统不可能实现。“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那我们该怎么办？跟教士一起发起有力的请愿，跟激进社会党进行空话大话比赛，然后坐等结果吗？还要等多久？等到形势自己变成革命形势。共产国际的迂腐医生把体温计放在“历史”这位老夫人的舌头上，这样他们就能准确无误地测出革命的温度了。可他们却把这体温计藏了起来，谁都不给看。
我们认为：共产国际的整个诊断结果都是错误的。现在就是革命形势，形势已经革命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不革命政策所能允许的最革命的程度。说得更准确点，现在是前革命形势。为了让形势完全成熟，必须立即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喊出夺取政权的口号，坚决有力地把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把前革命形势变为革命形势的唯一方法。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仍然止步不前，前革命形势就一定会变成反革命形势，并造成法西斯主义的胜利。
目前，所有叫嚷着“非革命形势”的伪善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搅乱工人的头脑，消磨工人的斗志，把工人拱手交给阶级敌人。在这类词句的掩护下，无产阶级的领导层已被迂腐守旧、懒惰散漫、愚蠢无知与胆怯懦弱所浸透，就像在德国所发生过的一样，这为惨败奠定了基础。
在下文中，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对共产国际的分析与预测，做出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我们有时会谈到一些社会主义领袖的观点，只要这符合我们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揭露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是极端错误的。我们要用事实与论据，来回击斯大林派的辱骂与咆哮。
当然，我们绝不会只提出负面的批评意见。针对那些错误的观点和口号，我们也会提出富有创意的思想，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方法。
我们希望读者密切关注这些问题。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与法国工人的生命有着最直接、最实在的联系。任何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无权对这些问题无动于衷，因为他的阶级的命运，全都取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
革命形势是怎样出现的
革命形势的最最重要的前提，便是生产力与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极度激化。国家停止了前进。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已经彻底破损，必须让位给社会主义制度。
目前席卷所有国家、导致经济倒退了几十年的这次危机，彻底暴露了资产阶级制度的荒谬。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的黎明时期，破坏机器的是无知而又饥饿的工人，那么现在轮到资本家自己来破坏机器和工厂了。要继续维持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会让人类陷于堕落和野蛮。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成熟了，这有两重意义：现代技术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水平，足以让整个国家和全人类都能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然而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却让群众陷入了越来越贫困、越来越悲惨的境地。
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经济前提——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了。但资本主义不会自动退出舞台。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从剥削者的桎梏中把生产力夺过来。历史直率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如果无产阶级由于某种原因——比方说被自己的党和工会所瘫痪——不能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经济与文明就会持续衰退，灾难会接踵而来，群众会陷入绝望和疲惫，资本主义——衰老、腐朽、枯萎了的资本主义——将以更大的力气扼杀人民，并把人民推进新的战争的深渊。
社会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共产国际主席团起初想把从1929年开始的这次危机，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两年后斯大林宣称，对这次危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它还不是最后一次。在社会党阵营里，我们也能看见有人企图进行预言：“这到底是不是最后一次危机？”
布鲁姆在2月23日的《人民报》上写道，“如果说目前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临死的痉挛、垂死的剧痛，未免过于轻率了。”2月26日，格伦巴赫[2]也在米卢斯（Mulhouse）发表了同样的观点：“有人说这次危机是临终阶段，也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目前我们还不敢下断言。”
这样提出问题，犯了两个大错：首先，它把周期性的危机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危机给混为一谈了；其次，它以为，没有各个阶级的自觉活动，危机也能自己变成“最后一次”危机。
在工业资本的统治下，在自由竞争的时代，周期性的繁荣远远多于危机：繁荣是“常态”，危机是“例外”。资本主义整体来说是在不断前进的。大战之后，在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下，周期性的危机远远多于景气。可以说危机已成为“常态”，繁荣才是“例外”；总的来说，经济的走向是往下跌而不是往上升。
不过这种周期性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资本主义的衰退，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它就会继续进行下去。而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前，资本主义会继续存在下去。对于“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吗？”这个问题，这是唯一正确的答案。
革命工人首先要明白，马克思主义是唯一一种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那种对“最后”危机的宿命论式的期望，是与它毫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整套革命行动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并不轻视意志与勇气，而是希望帮助人们把意志和勇气用在正确的道路上。
危机本身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繁荣与危机的周期性变化，只会创造出让无产阶级更容易——或更困难——推翻资本主义的形势。要把资产阶级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首先需要活生生的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不是出于偶然才创造历史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具体的客观原因影响下创造历史。但是，他们自己的行动——他们的主动性、勇气、献身精神，还有他们的愚蠢和怯懦——都是这个历史发展的链条上的必然会有的环节。
资本主义的历次危机中哪一次才是“最后一次”，这不是靠计算就能算得出来的，也无法预先得知。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目前这次危机，都在迫切地向无产阶级下达命令：“夺取政权！”可是，即使是在有利情况下，如果工人阶级的政党暴露出它不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就会继续延续下去——直到出现下一次危机、下一次战争，甚至可能会延续到欧洲文明的彻底毁灭。
1914年至1918年的帝国主义大战也是资本主义历程中的一次“危机”，而且实际上是一切危机中最可怕的危机。没有一本书能预测这次大战会不会是资本主义最后一次血腥的疯狂之举。俄国的经验显示，战争可能会终结资本主义。在1918年的德国和奥地利，资产阶级社会的命运全都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手里，可是社会民主党却暴露出了它们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女仆。在意大利和法国，无产阶级本来可以在战争结束时夺取政权，但它并没有一个革命党来领导它。换句话说，如果第二国际在大战期间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事业，卖身投靠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话，今天的整个欧洲历史乃至人类的整个历史也许都会彻底改变。过去是无法改变的。但人们能够，也应该从过去的经历当中吸取经验教训。
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个事实：资本主义的衰朽，早就给工人阶级提出了这个任务，但是工人阶级却迟迟未能完成这个任务，这是一个悲剧。
“‘最后的’危机还没到来”这句话，只有一个意思：尽管有着大战与战后动荡时期的经验教训，各工人阶级政党却还是不能让自己或无产阶级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更糟糕的是，这些政党的领袖却还不知道自己面临的任务——他们代表自己、自己的党和自己的阶级，拒绝接受这个任务，并把它交给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他们的宿命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叛，而且也是用来给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政治背叛进行辩解的借口，也就是说，他们的背叛，就是为了向下一次“最后的”战争投降，而做的准备。
* * *
社会民主党的宿命论是战前时期的遗产，在战前，资本主义一直在前进，这个前进过程几乎没有中断过；工人数量一直在增长；党员人数、选举中的得票数和当选的议员人数也在不断增长。这种自动的增长，滋生了改良主义的幻想：只要照着老路（宣传、选举、组织）走下去，胜利就会自动降临。
毫无疑问，这个自动发展的过程被大战打断了。但大战是一种“例外的”现象。在日内瓦[3]的帮助下，不会爆发新的战争，一切都会回到正轨，这个自动发展的过程也会重新恢复。
按照这个前景，“‘最后的’危机还没到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再过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们就会有更多的选票、更多的议员，我们希望到时就能夺取政权。”（请参阅保尔·弗尔[4]的文章和演讲。）在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这种乐观的宿命论似乎是可信的，可如今它听起来就像是从坟墓里发出的声音。以为无产阶级在未来的危机中一定会比现在更为强大，这是极端错误的。资产阶级一定会进一步腐朽，无产阶级却不会发展壮大，而是会瓦解，失业工人和赤贫无产者的大军会不断增长。同时小资产阶级会丧失原先的社会地位，陷入绝望之中。继续浪费时间，只会对法西斯主义的前景有利，而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官僚病深入骨髓的共产国际，已经把革命行动的理论换成了宿命论的宗教。它不可能进行战斗，因为现在没有“革命形势”。但是革命形势却不会从天而降，它是从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在革命形势的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如果党抛弃了自己的革命任务，哄骗工人陷入沉睡，欺骗他们去跟激进社会党搞请愿和亲善的把戏，只会产生反革命形势，而不是革命形势。
资本主义的衰朽，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阶级斗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革命形势是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中发展与成熟的。
现代社会的主宰——大资产阶级是怎么估计当前形势的呢？它现在又在干什么呢？对1934年2月6日毫无预料的只有各工人阶级组织与小资产阶级。金融资本的领导机关已经为这次阴谋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企图用暴力把波拿巴主义（“个人”统治）捧上台，取代议会政治。也就是说，银行、托拉斯、总参谋部、资产阶级报刊都认为革命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便发动了这次“小小的”政变，加快了扼杀革命的准备工作。
从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1）1934年初，资本家相信形势是革命的；（2）他们不愿坐等形势发展，不愿到最后一刻还乞灵于“合法的”防御手段，而是主动发动手下的法西斯团伙走上街头。在阶级战争的战略方面，大资产阶级给工人上了宝贵的一课。
《人道报》还在嘴硬，硬是说杜梅格是被“统一战线”赶下台的。这话往少里说，也只是放空炮罢了。恰恰相反，如果金融资本相信可以用弗朗丹来取代杜梅格的话，那正是因为照资产阶级的经验来看，统一战线并不构成迫在眉睫的革命危险。“尽管法国的形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可是，共产国际那些难缠的领导人，却没有为斗争做好准备，反而被吓得瑟瑟发抖，所以，在我们动用法西斯主义之前，我们还可以多等一阵子。既然激进社会党还能派上用场，也就不必操之过急，没必要让激进社会党过早垮台。”这是目前形势的真正主人的想法。他们撑起了民族团结内阁[5]，他们支持这个内阁的波拿巴主义的法令，他们恐吓议会，但他们允许杜梅格下场休息。资产阶级的这些领袖就这样对他们的初步分析做了一些修正，他们认识到，目前的形势是前革命形势，革命还没有那么迫切。
在阶级战略的方面，这是第二个重要教训！它表明即使是掌握了整个社会机器的金融资本，也不可能仅凭一次预先的观察，就能对政治形势作出完全正确的分析。它参加了斗争，在斗争过程中，根据斗争中获得的经验，修正自己的分析，使分析变得更加精准。一般来说，这是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唯一能够找对方向、同时积极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共产国际的领袖呢？在远离法国工人阶级、消息不够灵通的莫斯科，平庸的官僚——他们大多不懂法语——看了一眼体温计，就做出了永远正确的诊断：“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得跟着闭上眼睛、堵上耳朵，重复这种空洞的套话。共产国际的道路是直通深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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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社会党是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它最好地迎合了小资产阶级的传统与偏见。尽管如此，，激进社会党最重要的领袖，还是在金融资本的皮鞭下，向2月6日政变下跪屈服了，虽然这次政变的第一个直接目标就是它。因为他们明白，阶级斗争的发展，威胁到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他们认为必须牺牲自己的党在议会中的利益。最强大的议会政党，在法西斯分子的手枪和匕首面前屈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均衡被彻底颠覆的外在表现。但要是这么说的话——就等于说，形势已是革命形势，说得更准确点，就是前革命形势[6]。
对于理解政治形势来说，正在小资产阶级群众当中发生的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法国的政治危机，首先破坏了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他们传统的政党和领袖的信任。小资产阶级的不满、紧张、不安、随波逐流，都是前革命形势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就像发高烧的病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样，焦躁不安的小资产阶级也会滚向右边或滚向左边。在下一阶段，几百万法国农民、手工艺人、小商贩和小公务员转向哪一边，决定了目前的前革命形势会发展为革命形势还是反革命形势。
经济危机的缓和也许会——尽管为时不长——暂时减缓小资产阶级的左转或右转，但不会使它停下来。相反，如果危机继续恶化，激进社会党及其周围的一切议会集团的垮台，将会大大加快这个转变的速度。
不要以为法西斯主义必须先变成一个强大的议会政党，然后才能夺取政权。德国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的，但意大利则不是。法西斯主义要想成功，不一定需要小资产阶级预先打垮老的“民主”政党。只要小资产阶级失去了对这些老的“民主”政党的信任，并不安地寻找新的道路，就已经足够了。
在下一次市政选举中，如果没有新的政党能够赢得农民与城市中间阶级的信任，激进党及类似的团体或许还能获得大量小资产阶级的选票。尽管如此，在市政选举之后的几个月里，法西斯分子可能会在大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发动军事政变；并利用它的影响力，得到小资产阶级中最绝望的阶层的同情。
所以，谁要是以为法西斯分子的旗帜还没有得到外省和乡村的欢迎，谁就是在严重的自欺欺人。当金融资本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必须诉诸军事政变的时候，小资产阶级中的反议会的流派，在与老党的正式的议会政治决裂之后，可能会立即直接支持军事政变。这种行动方法，最符合法兰西的传统与气质[7]。
当然，选举的结果具有征兆性的意义。但是，只看这个指标，就会沦为议会痴迷病患者。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更为深刻的过程，这个过程某一天会把我们的议员朋友给打个措手不及。这个问题就像其它问题一样，不能用算术解决，而要用斗争的动力学来解决。大资产阶级不会消极地记录中间阶级的演化，而是会精心布下钢铁的触手，在合适的时机，用它们来抓住那些苦难深重、绝望无助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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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辩证的，它在考察一切现象的时候，都是从这些现象的发展、这些现象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状态的过程来考虑问题的。保守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它的观念是静止的、不变的，它认为各种现象之间都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革命形势与非革命形势的绝对对立，就是一个形而上学思想的经典例子，按照数学公理，“是”就是“是”，“否”就是“否”，除此之外，其它都是恶魔的伎俩。
在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彻底的、稳定的非革命形势。我们也能找到明显的革命形势。我们还能找到反革命形势（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但在我们这个资本主义衰朽的时代，最惊人的特征就是中间与过渡：介于非革命与革命之间的形势，介于前革命与革命或……反革命之间的形势。从政治战略的视角来看，正是这种过渡阶段才具有关键意义。
如果有个画家只能分辨出光谱上的两种截然相反的颜色，我们会怎么评价他呢？我们会说他缺乏色彩感，或者说他是色盲，干脆换个行当好了。如果一个政治战略家只会分辨“革命形势”与“非革命形势”，我们又会怎么评价他呢？我们会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也许能当个好干部，但肯定当不好无产阶级的领袖。
革命形势是在主客观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发展出来的。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及时分析前革命形势中的各种趋势，就一定会出现反革命形势。法国无产阶级现在正面临着这种危险。统一战线的——首先是在统一战线中位于右翼的斯大林派的——短视、消极、机会主义的政策是法国无产阶级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当前要求与夺取政权的斗争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将生产资料国有化的斗争，因为这个要求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是不相容的。但它又拒绝了夺取政权、建立工人国家的斗争。它拒绝了这些任务，反而提出了一个“当前要求”的纲领。
事实上，统一战线现在根本没有纲领。同时，共产党自己在争取实现“当前要求”的斗争中的经历，可以说是非常差劲的。迄今为止，一切关于必须用罢工同资本主义斗争的演讲、文章和决议，几乎都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尽管法国的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工人阶级却还处在危险的停滞不前的状态。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归咎于每一个人，就是不包括它自己。我们并不打算帮谁粉饰。我们的观点早已众所周知。但我们认为，目前阻碍了革命斗争的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这个片面的、几乎可以说是疯狂的“当前要求”纲领，它完全不符合整个形势的要求。要是篇幅足够的话，我们很想仔细分析一番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想法和论据。这些论据既不严肃也不深刻，恰恰相反，它们都糟透了。但我们要分析的是那些会决定法国无产阶级命运的问题。
在“当前要求”问题上，最权威的文件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纲领性决议（请参阅1935年2月24日的《人道报》）。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文件吧。
这个当前要求的纲领的要点，都是一些空泛模糊的套话：反对削减工资、要求提高社会保障、要求集体谈判、“反对通货膨胀”，等等。一个字都没提到在当前的社会危机的情况下，争取实现这些要求的斗争，能够和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性质。但是工人都知道，现在失业或半失业人口已经高达两百万，想通过普通的工会斗争来争取集体谈判，完全是空想。在目前情况下，要想迫使资本家做出重大让步，我们就必须打垮他们的意志；而这只有通过革命攻势才能做到。但是，革命攻势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进攻，光靠局部的经济要求的口号，是发动不起来的。于是我们陷入了死循环。这就是统一战线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论点“社会改良只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在这个资本主义衰朽的时代，具有最直接、最迫切的重要意义。资本家只有在面临着失去一切的危险时，才会对工人做出一点让步。
可是，与群众遭受的苦难、社会危机的严重程度相比，目前已经陷入绝境的资本主义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一切要求当中最迫切的要求必须是：剥夺资本家并将生产资料国有化（社会化）。但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这个要求不是无法实现的吗？没错！所以我们才必须夺取政权。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不痛不痒地承认：“在资本主义的攻势面前，党至今仍未能成功地组织和扩大反抗”，但这个决议却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尽管法国共产党与联总[8]做了巨大努力，为什么防御性的经济斗争却根本没有取得半点成果呢？2月12日的总罢工并没有提出任何“当前要求”，但还是有几百万工人与工资劳动者参加了这次总罢工。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工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参加了抵挡资本主义攻势的斗争。这个十分明显的事实，难道还不能让法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得出任何结论吗？有几百万工人愿意冒险参加总罢工、参加街头的暴力示威，参加同法西斯团伙的战斗，却不愿参加纯经济性的罢工，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决议写道：“我们必须理解，一些工人是在什么样的情绪驱使下，才想要继续行动的。”我们必须理解……不幸的是，这个决议的作者自己根本什么都不理解。任何人只要参加工人的集会，就会像我们一样清楚：一提到当前要求，台下就是一片死气沉沉；相反，清晰明确的革命口号会得到热烈的响应。群众的不同反应，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出了法国的政治形势的性质。
这个决议出乎意料地指出：“在当前时期，经济斗争要求工人做出重大牺牲。”应该补充一句：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这种牺牲才会换来积极的成果。但是，争取实现当前要求的斗争，它的任务本来就是要改善工人的处境。斯大林派把经济斗争作为首要任务，又拒绝为此提出革命的口号，显然他们相信局部的经济斗争是唤起广大群众的最好办法。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对于发动纯经济性罢工的号召，群众的反应十分冷淡。在政治上怎么可以逃避现实呢？
群众都知道，或是意识到了：在危机和失业的情况下，局部的经济冲突要求做出前所未闻的牺牲，却只能换来微不足道的成果，这根本是得不偿失。群众在等待、在要求另外的、更有效的方法。各位战略家先生应该向群众学习：群众的革命直觉是准确的，他们会跟着自己的直觉走。
斯大林派错误地理解了列宁的话，并据此反复声称：“即使是在危机时期，罢工斗争也是行得通的。”他们并不明白，危机和危机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即使是在危机严重的时候，工业资本家与工人还是会对下一个繁荣期心存期待。但是现在危机已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在纯经济的层面上，经济灾难带来的巨大压力，迫使工人仓皇撤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衰朽，把它的全部重量压向无产阶级，迫使无产阶级走向通过革命的群众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然而共产党的领导层却在竭尽全力阻挡这条路。因此这个“当前要求”的纲领，在斯大林派手里就成了误导与瓦解无产阶级的工具。但是，把政治攻势（夺取政权的斗争）同一支积极防御的大军（民兵）结合起来，就能立刻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同时，能够给即使是工人阶级中最落后的阶层创造出机遇，使经济斗争可能赢得胜利。
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即使是在垂死挣扎之际，也是有自己的周期的，但这个周期现在正在衰朽和败坏。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结束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如果没有战争或革命的干预，周期性的危机必将让位给新的、短暂的好转。
当经济周期进入好转阶段时，罢工斗争就一定会获得更广阔的机遇。所以，必须密切关注贸易与工业的趋势，特别是雇佣人数的变化，而不能向茹奥学派的气象学家认输，并且要坚持不懈地给予工人实际的帮助，帮助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向资本家施压。但即使是在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中，如果只把罢工局限于局部的经济要求，这同样是一种罪过。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已经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的周期，所以，经济周期的好转阶段既不会带来多少增长，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在短暂的好转之后，将会出现新的、破坏力更强的危机。一切重大问题都会重新出现，而且会更加严重、更加尖锐。如果我们浪费了时间，到时就会发现法西斯主义的壮大已经无法阻挡。
但是，现在经济好转还只是个假设。现状是危机在不断恶化、两年兵役制、德国的重新武装和战争的危险。
这个现状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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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纲领性决议的最后一个要点，堪称整个决议的点睛之笔。我们逐字逐句引用一下：“共产党人每天都在为缓解资本主义体制强加给劳苦大众的苦难而进行斗争，同时又强调指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最终的解放。”如果是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社会民主党的黎明时期，这个公式听起来还算可以。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指导了工人争取实现当前要求与个别改良（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最低纲领”）的斗争，并且一直在强调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在当时看来，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似乎远在天边。早在大战爆发时，这个概念就已经彻底过时了，没想到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把它带回了当代，逐字逐句地重复了过去的说法，连一个标点都不差。而这些人居然还好意思搬出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
当他们“强调指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最终的解放”时，他们利用了这个基本真理，欺骗了工人。因为他们使工人产生了这样的幻想：在当前体制的框架内，工人的处境还能得到一定的、甚至是重大的改善。他们的父辈用来描绘活力充沛、奋发向上的资本主义的方法，被他们用来描绘年老体衰、死期将至的资本主义。事实是不容辩驳的：斯大林派已经全盘接收了改良主义的垃圾。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论点应该是这样的：“耐心地向群众解释：垂死的资本主义已不可能让他们的处境获得任何改善，甚至不可能维持他们已经习惯了的悲惨的生活水平；公开向群众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把这作为当前任务；发动工人夺取政权；在工人民兵的帮助下保卫各个工人组织——与此同时，共产党（或社会党）会不失时机地迫使敌人做出一些局部的妥协，至少是阻止工人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
把这个论点同上面引用的中央委员会决议仔细对照一下，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一个是斯大林主义，另一个是列宁主义。它们之间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提高工资、集体谈判、反对通货膨胀……可是该拿失业怎么办呢？这里又是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帮了我们的忙。让我们引用一下：
“他们（共产党）要求进行公共建设。为此，他们已经针对各地的情况，提出了专门的建议，并为公共建设的财政支持设计了一些方法（资本税、政府贷款，等等……）。”
这难道还不够惊人吗？这个庸医的处方几乎是一字不差地从茹奥那里抄来的：斯大林派拒绝了茹奥的“计划”中的进步要求，却抄来了最异想天开、最不切实际的部分。
危机已经把社会的主要生产力给瘫痪或半瘫痪了。工人们在他们制造的机器面前饿得恍恍惚惚。我们的救世主——中央委员会却建议：我们要抛开真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它旁边另起炉灶，建立起另一套以“公共建设”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
用不着别人来告诉我们：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临时性的计划——目前的失业可没有临时性；它不只是周期性的失业，更是结构性的失业，是资本主义的衰朽的最严重的表现形式。为了消除失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是设计一套能够适应全国各地情况的公共建设体系，并在已经紊乱的资本主义财政体系之外，另设一套特殊的财政体系来帮助这个公共建设体系。换句话说，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只是建议资本主义换个住址。这就是它撇开夺取政权的斗争和国有化的纲领，另起炉灶搞出来的“计划”！惊慌失措的冒险主义者是最糟糕的机会主义者。
至于如何弄到公共建设，如何实行资本税，如何获得政府贷款，这个决议一个字都没提到。毫无疑问，还是得靠……请愿。这是最恰当、最有效的行动方法。无论是危机，还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军国主义，都无法向请愿斗争。而且请愿还能复兴造纸业，缓解失业。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按照多列斯[9]等人的这个计划，组织请愿是这个公共建设体系的一个基本部分。
他们这是在耍谁呢？是他们自己，还是工人阶级？
“令人惊讶的是，在一百多年的阶级斗争之后，无产阶级顺从地承受了如此严重的贫困与如此巨大的恐怖。”我们在每个场合都能听见一位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说出这番高尚的话。难道劳苦大众的反抗还不够多吗？现在他们却要承受这种指责。这话说得就好像社会党、共产党和各个工会的诞生与无产阶级无关一样，说得好像它们不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机关一样！正是因为无产阶级在一百多年的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所以，如果没有了这些组织，或是与这些组织背道而驰，无产阶级是很难——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把反资本主义斗争进行下去的。无产阶级建立这些组织，原本是想把它们用作行动的主要动力，但它们却成了累赘，成了制动器。
整个形势影响了工人，使他们产生了必须通过革命斗争去全面改变现状的想法。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关键的斗争必须吸引成百上千万人参加，正因为如此，它自然要由领导组织，由工人阶级政党，由统一战线来发动。它们可以提出明确的纲领、口号、战斗的号召。为了唤醒群众，这些政党首先要唤醒自己，在全国各地发起热烈的革命宣传运动。但是，这些领导组织，包括共产党在内，并没有这种勇气。共产党把自己的任务与责任丢给了群众。它丢下了几百万人，让他们在没有革命领导层的情况下，去投入争取实现局部要求的孤立的斗争，并向疑虑重重的官僚表现出他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在此之后，也许大首长们就会下令进攻。官僚化的中央委员会不是去领导群众，而是刁难群众，让群众遭到失败，以此来给它自己的机会主义与胆怯懦弱开脱。
在法国的经济形势与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的时期（1929年至1933年），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断言那时是“第三时期”，不占领街垒就不罢休。而到了现在这个经济、社会与政治全面陷入危机的时期，同一个中央委员会却只提出了一个谦虚的“当前要求”的纲领，就心满意足了。这个荒唐的矛盾是多种因素的复杂产物：对过去的错误的害怕；无法理解群众；直接把计划塞给群众、要求群众照办的官僚习惯；最后是知识分子的混乱，这是无数曲折、篡改、谎言与压制的产物。
这个新纲领的第一作者，肯定是共产国际的现任“领袖”库恩·贝拉[10]，他在从冒险主义转向机会主义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在读了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在一定条件下会支持罢工、而孟什维克会反对罢工的文章后，库恩·贝拉一下子就在里面找到了“现实主义的”政策。可惜他在翻阅列宁著作时……翻错了页码。
在某些时期，纯经济性的罢工斗争确实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到了巨大作用。当时俄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到垂死的地步，仍在快速发展和前进。当时的俄国无产阶级仍然非常年轻，罢工是它觉醒与行动的第一种形式。最后，每次大规模的工潮，正好都发生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这些条件，如今的法国一个都不符合。无产阶级在接受了革命、工会与议会斗争这些伟大学校的教育后，拥有了过去遗赠给它的正反两面的丰富遗产。因此，即使是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也不可能指望法国发生自发的罢工大潮，在资本主义的衰朽造成的苦难被周期性的危机加剧的时期，就更不可能了。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同样重要。当俄国发生第一波猛烈的工潮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只有一个小派别企图将其局限于局部的经济要求，他们就是所谓的“经济派”。按照他们的看法，在出现“革命形势”之前，不能提出“打倒专制！”的口号。列宁认为“经济派”是可悲的机会主义者。他解释说，即使是在罢工运动期间，也要积极地为革命形势做好准备[11]。
总的来说，把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多个阶段与时期，机械地照搬到法国的做法，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库恩·贝拉既不了解俄国，也不了解法国，更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搬硬套，那就更加荒谬了。我们应该向列宁学习行动的方法，而不是断章取义，把列宁主义肢解成可以套用到生活中一切情况的语录和药方。
* * *
因此，斯大林派认为法国还没有出现革命形势；按照这个分析，也就不能提出革命的口号了；我们必须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经济性罢工和局部要求上。这就是这个纲领的意思。这是一个毫无生命力的机会主义纲领，但它毕竟是一个纲领。
可是，除了它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道报》天天都在重复这三个口号：“和平、面包、自由”。《人道报》解释说，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就是靠这三个口号赢得了胜利。斯大林派有样学样，只要依样画葫芦就行。非常好。可是大家都知道，1917年的俄国有革命形势。那么，这三个曾使无产阶级革命获得成功的口号，该如何与非革命形势中的“当前要求”和睦相处呢？个中奥妙，还是请《人道报》的诸位先知向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解释一番吧。
话说回来，我们倒还记得当时用来补充布尔什维克的这三个口号的，是哪些“当前要求”。
“要和平！”在1917年，大战还没结束的时候，这句口号就意味着：要同一切爱国政党——从保皇党到孟什维克——斗争；提出公开秘密条约的要求；对士兵进行革命的动员，发动他们反对总参谋部，并在前线组织亲善活动。“要和平！”的口号，意味着既要反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军国主义，也要反对协约国的军国主义。这样一来，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口号，就意味着人类史上前所未闻的最大胆、最革命的政策。
而在1935年，同埃里奥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换句话说，就是伪善的帝国主义者）结盟，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就只意味着维持现状，而目前法国资产阶级对这个现状很满意。这意味着要让工人陷入昏睡，并用“裁军”、“互不侵犯条约”的幻想，用国际联盟的谎言来腐蚀他们；并且要让各工人阶级政党做好投降准备，一旦法国资产阶级或其对手决定打破现状，这些政党就会立即投降。
“要面包！”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认为，这个口号意味着没收属于地主和投机商的土地与粮食储备，并由工农政府垄断粮食贸易。而1935年的斯大林派是怎么看待这个口号的呢？不过是一句套话！
“要自由！”布尔什维克向群众揭示了：只要学校、报刊和会议厅仍在资产阶级手中，自由就只是一个幻想。“要自由！”的口号，意味着夺取政权并建立苏维埃、剥夺地主、由工人监督生产。
同埃里奥和人权同盟那些两性兼具的老太太们[12]结盟，一起“要自由！”，就等于支持这个半波拿巴主义、半议会制的政府，这也是这个口号唯一能起的作用。资产阶级目前不仅需要拉·罗克[13]的团伙，也需要埃里奥的“左派”声望。金融资本正在忙于武装法西斯分子。斯大林派借助“人民阵线”的伪装，正在恢复埃里奥的左派声望。这就是他们把十月革命的口号搬到1935年的目的！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这种新式“现实主义”政策的一个范例，它告诉维尔瑞夫（Villejuif）的失业工人，如何一边喝着火十字团的汤，一边喊着“吊死拉·罗克！”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喝多少汤，又应该喊几声：斯大林派从来都是容不下数字的。但问题并不在这里……一个“革命”党的纲领性决议中，居然找不到半点无产阶级政策的影子，只有饥寒交迫、不得不去找法西斯慈善家讨饭吃的工人发出的几声无力的叫喊，那这个“革命”党究竟已经堕落到了什么程度呢？而这些领袖居然还能恬不知耻，毫不害臊！
马克思在谈及他的某些门徒时，曾引用过海涅的诗句：“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我们非常担心，第三国际的创始人有朝一日也得重复这句话……但我们的时代需要的不是跳蚤，而是龙。
反法西斯斗争与总罢工
1928年的共产国际纲领，是在共产国际在理论上蜕变的时期编写的，它指出：“帝国主义时期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时期[14]。”这句话是列宁很久以前提出的，它本身是完全无可争辩的，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无产阶级政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共产国际纲领的作者根本没能理解濒死的或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个论点的意义，他们只是机械地照搬过来。这种缺乏理解，在一个问题上面暴露得特别明显，而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也是最为迫切的，它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纲领是这么写的：“在帮助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麻痹无产阶级的警惕性的社会民主党身边，还出现了法西斯主义[15]。”共产国际没能理解这一点：法西斯主义的任务不是在社会民主党身边活动，而是摧毁现存的一切工人组织，包括改良主义组织在内。这个纲领认为法西斯主义的任务是“消灭无产阶级中的共产主义阶层，及其领导干部[16]。”然后法西斯主义就完全不会威胁到社会民主党与改良主义工会了；与之相反，社会民主党自己却在日甚一日地扮演着“法西斯分子”的角色。法西斯主义的作用无非就是“在社会民主党身边”活动，把改良主义的工作给做完。
我们引用的可不是多列斯或迪克洛[17]那些漏洞百出的文章，而是共产国际的基本文件，也就是它的纲领。（请参阅第二章第三节，《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法西斯主义》。）这就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素。共产国际的领袖没能理解这一点：垂死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再向最温和、最顺从的社会民主党做出任何让步了，无论这个社会民主党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法西斯主义的任务不是“站到社会民主党的身旁”，而是要踩在社会民主党的尸体上。正是因为这样，才产生了成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对成立统一战线的需求，以及成立统一战线的紧迫性。但是，除了在无法迫使社会民主党接受统一战线的一段时期之外，共产国际可悲的领导层根本没有尝试过建立统一战线。当改良主义的地位开始动摇，当社会民主党连遭打击、摇摇欲坠之时，共产国际又抛弃了统一战线。这帮人有个要命的习惯：在夏天穿厚大衣，在冬天赤身裸体跑出去胡闹！
尽管意大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共产国际还是把斯大林的天才格言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不是敌人，而是双胞胎。”这就是德国无产阶级失败的主要原因。共产国际确实已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转变：事实表明，事实本身要比纲领更为有力。但共产国际的纲领既没有被搁置，也没有得到修改。这个纲领有何重大错误，并没有向工人做出解释。共产国际的领袖已经失去了自信，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他们都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随时准备退回“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立场。这使统一战线政策沾上了无原则性、外交性与不稳定性。
法国共产党无法理解列宁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点的含义，这使它的当前政策虽然显得声势浩大，然而却有气无力，此外还使它染上了改良主义的幻想。尽管法西斯主义代表着资本主义衰朽的有机产物，斯大林派却突然开始相信，不必触及资产阶级社会的根基，也有可能消灭法西斯主义。
在3月6日的《人道报》上，多列斯第一百次写道：
“为了决定性地击败法西斯主义，我们再次向社会党建议：两党联合举行保卫当前要求的行动……”
每一个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应该仔细思考这个“纲领性的”句子。我们都知道，法西斯主义是由中间阶级的绝望与大资本的恐怖政策结合而生的产物。所谓的“当前要求”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框架。那么，不突破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范围，又怎么可能“决定性（！）地击败”法西斯主义呢？
茹奥说过，消灭了危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就能战胜法西斯主义，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起码还是做到了忠于自己：他始终怀着资本主义能够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希望。但是斯大林派在口头上还是承认资本主义必然会逐渐消亡的。那么，他们该怎么做，才能保证做到既不触动社会的正在崩溃的经济基础，同时又能决定性地击败法西斯主义，从而加固这个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呢？
难道他们以为，大资本可以随心所欲地扭转历史的前进方向，让历史重新走上妥协与“改良”的老路？难道他们以为，靠“当前要求”，就能把小资产阶级从不断蔓延的破产、阶级跌落和绝望中拯救出来吗？既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濒临死亡，那他们又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观点，同工会的和改良主义的幻想调和起来呢？
从理论层面上来看，正如我们看见的，共产党的立场是彻头彻尾的谬论。我们再看看这个立场在实际斗争中的表现吧。
* * *
多列斯在2月28日发表了下面这个观点，这个极其错误的观点正是共产党当前政策的核心：
“为了决定性地击败法西斯主义，必须毫不含糊地阻止资本主义为降低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而发动的经济攻势。”
既然如此，还要工人民兵干嘛？还用得着进行直接的反法西斯斗争吗？我们必须力争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然后法西斯主义就会像中了魔法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唉！这几句话，把眼下的斗争的整个前景给搅得一塌糊涂，把真实的关系给弄得颠三倒四了。资本家走到法西斯主义这一步，并不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再也不能通过向工人发动进攻、加强对工人的压迫、在工人中间散播贫困与绝望来保住生产资料私有制了。同时，资本家由于害怕工人必定发动的反抗，他们便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挑动小资产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一边把延长和加剧危机的罪责扣到无产阶级头上，一边资助法西斯团伙，让法西斯团伙去消灭工人。如果工人在遭到资本的进攻后大举反抗，如果罢工越来越频繁、影响越来越大，那么，法西斯主义并不会像多列斯讲的那样消失不见，而是会加倍壮大。随着罢工运动的发展，工贼将会被发动起来。所有的“爱国”流氓都会参加这个运动。对工人的日常袭击将会被提上日程。对此视而不见，就一定会招致失败。
你是说，多列斯等人的意思是叫大家不要反抗吗？（除此之外，他们肯定还会对我们进行例行的、污秽不堪的辱骂。）不。必须反抗。
有的学派认为，保证安全的最好方法就是沉默、撤退与投降，我们可不是这种学派的信徒。“不要挑衅敌人！”“不要自卫！”“不要武装自己！”“快躺下装死！”这个战略学派的理论家，在我们中间可是找不到的，要找就去《人道报》的编辑部里找。工人如果不想被消灭，就必须反抗。但是，要想反抗，就必须打消一切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幻想。斗争将会是激烈的。必须事先预料到抵抗必然会引发的后果，并对此做好准备。
资产阶级目前的进攻，使衰朽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形势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新的、无比鲜明的特色。正因为这样，工人也必须针对阶级敌人的方法，使自己的防御具备新的特色。在资本的经济打击面前，我们要想保护好自己，就得学会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保护好自己的组织，使其能抵挡资本的雇佣军的进攻。如果没有工人民兵，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人道报》就是再怎么断言、再怎么叫嚷、再怎么辱骂，也动摇不了这个结论。
我们要专门提醒一下工会：同志们，如果你们不马上动手组建工会自卫团（“工会民兵”），如果你们不用实际行动展现出同法西斯主义死战到底的决心，你们的分会和刊物就会被夺走，你们的组织也会被碾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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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列斯在（2月28日的）同一篇文章里哀叹道：
“我们向社会党建议：为了反对越来越严苛的法律，发起包括罢工在内的各种行动，但是社会党没有接受。”
包括罢工在内？哪一种罢工？既然要废除法律，那么多列斯说的显然不是局部的经济性罢工，而是总罢工，也就是政治性罢工。他没有用“总罢工”这个词，以免显得像是在重复我们一直以来的建议。为了掩饰自己的优柔寡断与自相矛盾，这些可悲的人居然不惜使出这般可耻的伎俩！
这个做法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手段。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3月12日的公开信中，向社会党建议：“通过包括罢工在内的一切可用的手段”，发起一场反对两年兵役制的重大运动。他们又使出了这个神秘的公式！中央委员会显然是有意识地把罢工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也就是革命的武器。可他们为什么只敢用“罢工”这个词，却不敢大声喊出“总罢工”呢？中央委员会是在跟谁玩捉迷藏呢？是不是无产阶级？
但是，先不管这些维持“威信”的不光彩的把戏，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实提出了为了同杜梅格—弗朗丹的波拿巴主义法律斗争、而举行总罢工的建议。对此我们完全赞成。但是，我们要求各工人阶级组织的领导人弄清楚两个问题：在当前形势下举行总罢工有何意义；如何准备总罢工，并把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向群众解释清楚。
就连普通的经济性罢工，也需要战斗组织，特别是纠察队，这是一条规律。在目前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在面临着法西斯分子的挑衅与恐吓的情况下，真正的纠察队组织，是一切重大经济斗争的必要前提。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某些工会领导人断言，“用不着成立纠察队，那样会刺激敌人——只要罢工工人的自卫就够了！”工人就会和善地建议这种“领导人”去医院看病，或者干脆直送精神病院，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事实就是：纠察队正是罢工工人最重要的自卫机关！
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与总罢工有关的论据。我们得记住，总罢工不是普通的示威游行，不是持续时间为一小时的象征性罢工，不是为时二十四小时的象征性罢工，而是战争动员，它的目的是迫使敌人屈服。在当前形势下举行总罢工，会把阶级斗争加剧到何等程度，这点总该不难理解吧！法西斯团伙将会倾巢而出，在罢工工人的队伍当中大肆散播混乱、制造挑衅、蛊惑人心。如果不建立军事化的、纪律严明的工人武装，我们怎么可能保护总罢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甚至是避免遭到彻底消灭呢？总罢工就是全面扩大的局部罢工。工人民兵就是全面扩大的纠察队。只有牛皮大王和可悲的空谈家，才会在目前这种形势下空谈总罢工，同时却不愿扎实地组建工人民兵！
但是，可悲的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却不肯就此罢休。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总罢工是最革命的斗争手段之一。只有当阶级斗争超出了个人的、行业的范围，发展到了一切职业和一切地区，扫除了各政党之间的界限，消除了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并把大部分无产阶级发动起来，使他们积极地反对资产阶级与国家的时候，总罢工才是可行的。总罢工的地位仅次于武装起义。每一次总罢工，无论它是在什么口号下发动的，都蕴含着将自己转变为公开的革命冲突、转变为直接的夺取政权的斗争的趋势，工人阶级运动的整个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只有在政治形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总罢工才是可行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总罢工才总是会无可辩驳地表现出形势的革命性。既然如此，中央委员会怎么会在这种形势下提出总罢工的建议呢？“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
“我说的不是真正的总罢工，而是像《人道报》的编辑个人要求的那样，小规模的、十分和平的罢工。”——多列斯也许不会这样反驳。“我早就料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领袖会拒绝的，所以就算提出总罢工的建议也不会损失什么。”——他或许不会这样轻率地反驳。但他很有可能会这样反驳：“这都是同恰普[18]、阿尔方索十三世[19]和教皇相勾结的托派分子搞的阴谋！”——这才是多列斯最有可能做出的反驳！
但是，每个有头脑的共产党工人，都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他那不幸的领袖的话里，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你瞧，由于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所以不可能建立工人民兵，甚至不可能进行武装无产阶级的宣传，也就是说，不可能让工人为将来的革命形势进行准备；但是，尽管没有革命形势，号召工人举行总罢工却似乎是可行的，甚至今天就可以这么做。老实说，我们已经分不清这到底是轻率还是荒谬了！
在所有的集会上，我们都能听见共产党人在重复从“第三时期”延续下来的口号：“在一切地方建立苏维埃！”如果认真对待这个口号的话，那么它无疑是一个彻底的革命的口号：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才能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无产阶级得先掌握武器，然后才谈得上举行武装起义。所以，“在一切地方建立苏维埃”这个口号，与“武装工人”的口号，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斯大林派既然仍在重复前面这个口号，为什么却宣称后面这个口号是“托派的挑拨”呢？
武装工人的口号，是最符合当前政治形势、最符合无产阶级的心理状态的，所以，我们就更加困惑了。“苏维埃”的口号，就其本质来说，是进攻性的，它是革命胜利的前提。然而，无产阶级发现自己现在还处于防御态势。法西斯主义正在直接威胁无产阶级，要从肉体上消灭它。即使群众手里掌握着武器，自卫的必要性，也要比革命进攻的思想，更能得到群众中的最广大阶层的理解与领会。因此，在目前阶段，武装工人的口号，会比建立苏维埃的口号获得更强烈、更积极的响应。那么，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为什么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它为什么不去大力推广武装工人的主意，反倒无耻地污蔑这个主意呢？答案只有一个：它确实已经背叛了革命的利益。
我们愿意承认：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反革命”性质，尤其是因为我们希望挑动军事干预：谁都知道，只要我们提出的问题，能够让日本天皇和希特勒相信库恩·贝拉与多列斯都是草包，他们立刻就会向苏联宣战。
无需任何证据，光凭迪克洛就能无可辩驳地证明这一切。但我们还是要斗胆发问：不举行武装起义，怎么建立苏维埃政权？不武装工人，怎么举行起义？没有武器，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怎么自卫？不为武装工人的口号进行宣传，怎么可能把工人武装起来（哪怕只是部分工人）？
* * *
但是，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发动总罢工吗？这类问题是不可能预先得出答案的，也就是说，没有现成的答案。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得学会如何提问。向谁提问？向群众提问。如何向群众提问？用鼓动的手段。
鼓动并不只是把某个口号传达给群众、号召群众采取行动的手段。对于一个政党来说，鼓动也是一种倾听群众声音、试探群众的情绪与想法、并根据其结果进行决策的手段。只有斯大林派才把鼓动变成了喋喋不休的独白。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言，鼓动从来都是与群众对话。
但是，要让这种对话产生必要的效果，这个党必须对本国的总体形势做出正确的估计，并为当前的斗争制定出大致的方针。党必须通过鼓动群众和调查群众，对自己的每一个设想进行必要的纠正，使其尽可能精确、严密，尤其是涉及运动的速度与重大行动的日期的事项，更是必须做到一丝不苟。
法国的形势，正如上面讲过的，是前革命形势，无产阶级的领导层却具有不革命的性质。由于无产阶级的政策是影响革命形势的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无产阶级的领导层的不革命性，不但阻碍了前革命形势转化为公开的革命形势，而且还会促使它向反革命形势转化。
当然，在客观现实中，政治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一个阶段会与另一个阶段有重合的地方，所以，形势就会出现许多矛盾之处。这些矛盾的存在，确实让分析与预测变得更困难了，但并没有让它们变得彻底不可行。
法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不仅没有耗尽，甚至还没使出来。而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因素，已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大为衰弱了（不过，在议员眼中是大为增强了）。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事实，让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断言：目前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而前革命形势仍然完全有可能转化为革命形势。
但在法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没有总罢工，就不可能有革命斗争：如果在关键时刻，男女工人仍然留在厂里，那谁会去战斗呢？所以，要把总罢工提上日程。
但是，要确定举行总罢工的时机，首先要搞清楚：群众是否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各工人组织是否已经做好了领导群众去战斗的准备。
可是，万事俱备，只欠革命的领导层，这是真的吗？在群众当中，在无产阶级中间，不是还存在着强大的保守主义力量吗？四面八方都传来了这样的声音。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当革命危机逼近时，许多领袖害怕承担责任，就以群众的保守主义为借口，躲到了这种虚假的保守主义身后。历史教导我们：就在距离十月起义还有几周、甚至只有几天的时候，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比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李可夫（更不用说洛佐夫斯基[20]和曼努伊尔斯基[21]之流了），都曾断言：群众已经精疲力尽，不愿战斗了。而作为革命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李可夫要远比加香、多列斯和蒙穆索[22]之流高明得多。
谁要是宣称无产阶级不愿发动革命斗争，或是无力发动革命斗争，谁就是在诽谤中伤，而他这么做，都是因为他的无能，因为他不敢面对劳苦大众。截至目前，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外省，都没有出现过群众在接到上级的号召后装聋作哑无动于衷的情况。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1934年2月12日的总罢工。尽管总罢工的领导层完全是各自为政，尽管完全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准备，尽管法国总工会的领袖竭力把运动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因为他们无法彻底阻止总罢工），这次总罢工依然赢得了在当时的条件下所能获得的最大的成功。群众的斗争欲望十分明显。每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应该对自己说：就连一向顽固不化的茹奥，在那一刻，都不得不积极起来，可见自下而上的压力一定十分强大。当然，那次总罢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总罢工，只是一次持续了24小时的示威游行。但是，束缚了这次总罢工的，不是群众，而是领袖。
今年2月10日在共和国广场举行的示威游行，再次证明了这个结论。这次运动的领导核心只用了一种武器来给它做准备，那就是装满冷水的水桶。群众听见的唯一一句口号是：“安静！安静！”尽管如此，参加游行的人数还是超出了一切预料。外省去年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根本找不到一个严肃的事实可以用来证明这种观点：想要斗争的是领袖，而群众拒绝追随他们。无论何时何地，情况都正好相反。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是这样。基层群众想要战斗，领袖却踩了刹车。这就是主要的危险，它可能会导致真正的灾难。
这种关系不仅出现在各政党（或各工会）与无产阶级之间，各政党内部也出现了同样的关系。因此，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基层党员中间，弗洛萨尔几乎是最不得人心的；支持他的只有那些希望一切照旧的议员和市长。与之相反，由于马索·皮维尔的立场正在变得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坚决，他已经成了最受基层党员欢迎的人物之一。我们非常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我们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都在公开声明：我们并不赞同皮维尔的立场。
如果把这个事实当作一种政治征兆来考虑的话，它已经不只是弗洛萨尔与皮维尔两个人的问题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指出了大致的发展趋势。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基层党员，要比他们的上层领导更加左倾、更加革命、更加勇敢：正是因为这样，基层党员才会只信任左翼领袖。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把诚实的社会党人进一步推向左边。基层党员为什么会激进化呢？因为他们直接联系着人民群众，他们与群众一起承受贫困、一起进行反抗、一起分享仇恨。这是一种可靠无误的征兆。我们可以依靠这种征兆。
共产党的领袖确实可以举出这个事实：群众没有响应他们的号召。但这个事实不但没有动摇我们的分析，反而更加证实了它。劳苦大众明白那些“领袖”不明白的事情，那就是：在社会深陷危机的情况下，局部的经济性斗争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只靠这种斗争是无法赢得任何重要成果的。更糟糕的是，这种斗争会削弱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的力量给消耗得一干二净。工人愿意参加战斗性的示威游行，甚至愿意参加总罢工，却不愿意参加毫无前途、白费力气的小规模罢工。尽管《人道报》上发表了那么多的号召、宣言与文章，共产党的鼓动员在群众面前，却基本上不用“局部的当前要求”来号召群众参加罢工。他们也觉得，自己的领袖提出的官僚式的计划，既不符合客观形势，也不合群众的心意。没有远大的前景，群众就不能开始斗争，也不愿开始斗争。《人道报》的政策，是一种生造的、虚伪的假“现实主义”。联合总工会号召发动局部罢工，却遭到了失败，这个失败间接地、但又十分明确地证明了危机的深刻程度，以及工人生活区当中的精神紧张状态。
可是，不要以为群众的激进化是会自行发展下去的。工人阶级在等待自己的组织发出倡议。当工人阶级觉得自己的期待被辜负之后——这一刻恐怕不会太远——激进化的过程就会猛然停止，群众会变得消沉、冷漠，个别人会在绝望中爆发。在无产阶级的外围，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会与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发生碰撞。酒将会变成醋。
必须最密切地关注群众的政治情绪的变化。在每一个阶段，对这一活生生的辩证过程进行仔细的调查研究，正是鼓动的任务。统一战线到现在都还没有赶上社会危机与群众情绪的发展，这是一种罪过。现在还来得及弥补失去的时间。但我们再也不能浪费一点时间了。现在的历史，不是用年来计算的，而是用月和周来计算的。
* * *
为了确定群众在多大程度上做好了总罢工的准备，并加强群众的战斗情绪，必须向他们提出革命行动的纲领。当然，局部的口号，比如废除波拿巴主义的法律和废除两年兵役制，也会在这种纲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光有这两个仅适用于一时或一事的口号，是远远不够的。
在现在这个时期，高于一切任务、高于一切局部要求的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自从1934年2月6日开始，政权问题就已经公开出现了，它表现为武装力量的问题。市政选举与议会选举的意义在于衡量各方的力量——但也仅此而已。政权问题将由两大阵营之间的公开冲突来解决。波拿巴主义政府，比如杜梅格—弗朗丹政府，只能维持到冲突发展到极致的最关键的那一天。到了那天早上，统治法兰西的不是法西斯主义，就是无产阶级。
正是因为目前的过渡性政权体制是非常不牢固的，所以总罢工才可以迫使政府在波拿巴主义法律和两年兵役制等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赢得非常重大的局部成功。这种成功本身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它却不能使“民主政治”重新恢复平衡：金融资本会加大对法西斯主义的资助力度，而经过一段很短的间歇期之后，政权问题就会以更强的力量爆发出来。
总罢工的主要意义，与它能否赢得局部的成功无关，它这次可能会赢得局部的成功，而下次又可能无法赢得；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以革命的姿态，提出了政权的问题。无产阶级通过停工、阻断交通、切断几乎所有的通讯、停止发电等手段，不仅能瘫痪生产，还能瘫痪政府。国家政权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它要么利用饥饿与暴力来打垮和控制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政权机关重新发动起来，要么就只能在无产阶级面前退却。
无论总罢工是用什么口号、以什么动机发动的，只要它真正具有群众性，只要这些群众下定了斗争的决心，它就一定会向全国的所有阶级提出这个问题：谁将是房子的主人？
无产阶级的领袖必须明白总罢工的这个内部逻辑，除非他们不是领袖，而是半吊子的冒险家。这在政治上意味着：从现在开始，领袖将继续向无产阶级提出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如果不这么做，那他们就不应该拿总罢工来冒险。可是，抛弃了总罢工，他们就等于抛弃了一切革命斗争，也就是说，他们把无产阶级出卖给了法西斯主义。
要么彻底投降，要么为了夺取政权进行革命斗争——从目前的危机的全部状况中，产生出了这个抉择。谁要是还不能理解这个抉择，谁就应该趁早离开无产阶级的阵营。
* * *
法国总工会宣称只有它才有权发动和领导总罢工，这让总罢工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并不只与工人阶级政党有关。乍一看，这里面最让人惊讶的地方，是某些社会党议员居然认为法国总工会的主张是非常合理的：其实，他们只是想逃避自己的责任。
顾名思义，总罢工要想达到目的，就必须尽量吸引全部无产阶级参加。而法国总工会的会员只占无产阶级的5%至8%。在工会范围之外，法国总工会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一般性的问题上，它的影响力根本不能与工人阶级政党相比。比方说，《民众报》[23]的影响力，能跟《人民报》或《人道报》相提并论吗？
法国总工会的领导层，就其观念与方法而言，比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层，更落后于当前时期的任务的要求。在法国总工会里，从机关的上层到基层会员，越往下，就越不信任茹奥和他的亲信。缺乏信任，已经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公开的怀疑。革命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必将扫清法国总工会目前的保守的机关。
总罢工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动。它使整个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国家发生冲突。它把参加了工会的工人和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无党派人士，都集结到了一起。它需要一个配有报刊和鼓动员的机关，而法国总工会自己并没有这些工具。
总罢工直接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法国总工会过去和现在都不肯面对这个问题（法国总工会的领袖倒是在向资产阶级政权大献殷勤）。法国总工会的领袖自己很清楚，领导总罢工超出了他们的能力。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声称只有自己才有权领导总罢工，这只是因为他们希望用这种方法，在总罢工发生前就将其扼杀。
那1934年2月12日的总罢工呢？那只是一次为时很短的、和平的示威游行，是社会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逼迫法国总工会进行的。茹奥及其同伙自己站出来，担任了这次抵抗的名义上的领导，只是为了阻止这次抵抗转变为革命总罢工。
法国总工会在发给自己的宣传员的指示中说道，“2月6日早上，在法国总工会的号召下，劳动人民和所有民主派分子展示了他们阻挡暴乱分子的道路的坚定意志。”法国总工会自己并不区分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它眼里只有“民主派”。一句话，茹奥把它们都算成了“民主派”。所以，如果把总罢工应不应该是革命行动的问题，交给茹奥来决定的话，那将是可耻的罪行。
当然，在总罢工的准备与领导工作中，工会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工会不能全盘包揽这些工作，而应该与各工人阶级政党一起进行。从革命的立场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必须与地方工会组织密切合作，当然，同时又不能对它们的自治权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损害。至于法国总工会，它要么同“民主派”一刀两断，这样它才能在无产阶级的共同阵线中拥有一席之地；要么就继续靠边站。我们应该平等、忠诚地合作吗？是的！我们应该一起来决定总罢工的时间与领导方式吗？是的！我们应该让茹奥垄断革命运动、最后让他扼杀革命运动吗？绝不能！
社会主义与武装斗争
1935年2月6日，几个法西斯组织准备在协和广场举行示威游行。而统一战线又是怎么做的呢？特别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是怎么做的呢？它号召巴黎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示威游行。法西斯分子也许没有带武器？他们带了。他们的武器已经比一年前多了一倍。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否充分地提出了武装自卫团的建议？哦，没有。中央委员会反对“盲动主义”和“武力斗争”。既然是这样，怎么能把赤手空拳、毫无准备、无力自卫的几万名工人推上街头，让他们去对付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怀着刻骨仇恨的法西斯团伙呢？
我们不想听到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告诉我们：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不想把工人送到法西斯分子的枪口前；它只是希望这样做能给弗朗丹一个合适的借口，好让弗朗丹下令禁止法西斯分子举行示威游行。这是因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糟糕了。如果真是这样，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显然就是在拿工人的生命来赌博，而赌博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弗朗丹，确切地说，应该是取决于那些曾是恰普的老部下的警察高官。如果警方决定利用这个大好良机，让法西斯分子狠狠教训一顿革命工人，结果又会怎样呢？结果不难想象吧！更何况还能把屠杀的责任全部推给统一战线的领导人呢！尽管这次并没有遭到血腥的屠杀，但这种政策如果继续下去，碰到同样的情况时，那就一定会招来血腥的屠杀。
中央委员会的做法，是彻头彻尾的官僚冒险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教导人们：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1935年2月6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枚硬币要翻过来是多么容易。
“我们反对盲动主义，反对暴动主义！”奥托·鲍威尔年年都不忘念叨这句话，他还不遗余力地要丢掉1918年革命留下的遗产——保卫共和联盟。强大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卑怯地撤退了，它在资产阶级面前委曲求全，一退再退，进行了愚蠢的“请愿”，表面上装出斗争的样子，却把希望寄托在它自己的弗朗丹身上（这个弗朗丹的名字就叫多尔弗斯），一再让步投降，当它发现自己已经坠入深渊时，它才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叫：“工人们，救救我！”然而群众已经被弄得晕头转向，最优秀的积极分子遭到了彻底孤立，势单力孤、遭到愚弄的他们投入了战斗，遭受了无法避免的失败。在此之后，奥托·鲍威尔和尤里乌斯·多伊奇[24]却说：“我们表现得像革命者一样，可是无产阶级却不支持我们！”
西班牙的事情经过也大致相同。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人[25]把一切革命阵地都让给了资产阶级，他们的撤退政策把群众弄得筋疲力尽，在此之后，他们又号召工人举行起义。这些专业的“反盲动主义者”到头来不得不号召进行武装自卫，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武装自卫带有很大的“盲动”性。
奥地利与西班牙的事件，在1935年2月6日的法国以较小的规模重演了一次。几个月来斯大林派都在麻痹工人，消磨工人的斗志，他们嘲笑民兵的口号，并“拒绝”武力斗争。突然间，他们不做任何准备工作，便向无产阶级下令：“向协和广场前进！冲啊！”这次是好人朗热隆[26]救了他们。但是，如果明天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法西斯暴徒就会暗杀几十个工人领袖，或者火烧《人道报》编辑部——谁敢说这是不可能的？——到时这个聪明的中央委员会一定会尖叫：“工人们，武装起来！”然后，无论是被关进集中营里，还是流落到伦敦街头——只要他们能跑出那么远——这些领袖都会骄傲地说：“我们号召发动起义，可是工人不支持我们！”
成功的秘诀，显然不在于“武力斗争”本身，而在于正确的政策。但是我们所说的“正确的政策”，是指符合当时当地的情况的政策。工人民兵只靠自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但是，在符合当时当地的情况的政策中，工人民兵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向投票箱开枪是荒唐的。但是，在面对法西斯团伙的时候，用选票来自卫，那就更加荒唐了。
工人民兵在刚成立时，它的核心难免弱小、孤立与缺乏经验。学究与怀疑者会轻蔑地大摇其头。不知羞耻的市侩也会在同冶金委员会[27]的记者谈话时大肆嘲笑工人民兵的主意。他们要是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不用进集中营，那他们就是在自欺欺人。帝国主义已经用不着这些卑躬屈膝的领袖了；它要的是消灭整个阶级。
当年轻的盖德[28]与拉法格[29]开始宣扬马克思主义时，聪明的市侩把他们当作是无力、孤立与幼稚的空想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开辟了工人阶级运动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也有许多只会循规蹈矩地遵守议会规则的人混迹其中。在文化、工会与合作社的领域内，工人阶级运动迈出的头几步是柔弱无力而又摇摇晃晃的。但是，尽管无产阶级是贫穷的，它还是凭借着自己的人数众多和自我牺牲精神，建立起了强大的组织。
无产阶级的武装组织，在目前条件下，几乎就是反法西斯的自卫组织，它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新分支。在这方面迈出的头几步，也会是笨拙而缺乏经验的。我们应该对错误有心理准备。它不可能不刺激敌人。由于民兵更接近工厂，而在厂里工人彼此都知根知底，所以民兵的干部的选拔，应该一点一点地进行，这样选出来的人员，也能更加可靠、更加诚实。不过，组建民兵的倡议还得由上面发出。党能够、也必须提供第一批干部。工会也必须走上同样的路——它们必定会这么做。民兵的干部在得到工人组织越来越多的同情与支持后，也会获得来自劳苦大众的同情与支持，这样他们很快就会团结起来，变得更加强大。
一些先生表面上同情和支持，实际却在污蔑和嘲笑工人阶级的自卫队伍，甚至去告诉阶级敌人，这些是用于“起义”和“暴动”的队伍，对于这些先生，我们该怎么说呢？瞧瞧那些“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就知道了，这些滑稽而半低能的学究，茹奥在理论方面的助手，在俄国孟什维克分子带领下，对工人民兵迈出的头几步大加嘲讽。最适合这些先生的名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敌人。
* * *
但是，那些循规蹈矩的保守者又要抛出他们最后的论据了：“你们不会真的以为，就靠这些装备很差的无产阶级民兵队伍，也能夺取政权吧？也就是说，你们以为民兵能战胜用现代科技（坦克、飞机、毒气！！）武装起来的军队吗？”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论据会比这更空洞、更老套的了，更何况它已经被理论和历史给驳倒了上百次。尽管如此，它每次都会被用作“现实主义”思想的最后借口。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我们明天发现，靠民兵是很难夺取政权的，但在今天，要想保卫工人阶级的组织，非得有民兵不可。大家都知道法国总工会的领袖是拒绝一切夺取政权的斗争的。但这根本不能阻止法西斯分子去消灭法国总工会。每一个工会干部，无论他的政治倾向如何，只要他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自卫，他就是对工会犯下了罪行。
不过，还是让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一下和平主义者的主要论调吧：“在现代军队面前，工人的武装队伍是无力的。”这个“论调”从根本上来说，反对的不是民兵，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假如有人认为，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站在大资本一边，他就不仅要抛弃工人民兵，更要抛弃整个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也就能千秋万代了。
幸好事实并非如此。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就是城乡的阶级斗争已经极度激化，所以在军队里的阶级斗争也已经极度激化。如果不把军队的基础核心争取过来，或至少使其保持中立，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但是，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靠临时准备而得来的，必须进行系统的准备才行。
此时，和平主义的理论家就要打断我们了，他要（在口头上）表示同意。他会说，“没错，必须用不懈的宣传把军队争取过来。可我们一直都在这样做。反对军营中的高死亡率的斗争、反对两年兵役制的斗争、反对战争的斗争——这些斗争的成功都不需要把工人武装起来。”
果真如此吗？不，它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和平地争取到军队的支持，这甚至比和平地赢得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更不可能发生。即使是非常温和的反对军营中的高死亡率的斗争和反对两年兵役制的斗争，都必然会使爱国组织与反动军官勾结起来，使他们结成阴谋集团，并使金融资本大幅增加提供给法西斯分子的资金。反军国主义的鼓动越是成功，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就增长得越快。这就是斗争的实际的而非虚幻的辩证法。结论就是：在宣传与准备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学会手握武器来自卫，并且要越来越积极地自卫。
在革命时期，军队中肯定会出现动摇，会发生内部斗争。即使是军队中最先进的部分，也只有亲眼目睹了工人想要斗争，并且能够获胜之后，才会公开地、积极地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法西斯组织的任务将是阻止革命的无产阶级与军队建立友好关系。法西斯分子会力图在工人起义刚开始的时候就将其扼杀，这样它才能使军队最先进的部队彻底打消支持起义者的想法。同时，法西斯分子还会在军队中反动部队的帮助下，解除最革命的和最“不可靠”的团队的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应该是什么呢？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革命，它的具体过程都是无法预料的。但是，根据全部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在哪种情况下，起义都不只是工人民兵与军队之间的决斗。力量对比将会更加复杂，并对无产阶级大为有利。工人民兵将是革命的先头部队——这不是因为它的武器，而是因为它的阶级意识与英雄主义。法西斯主义将是反革命的先头部队。工人民兵有着整个阶级的支持，有着全体劳动者的同情，它必将粉碎反动匪帮，解除它们的武装、把它们吓得抬不起头，这样一来，就能开辟工人同军队进行革命的亲善活动的道路。工人与士兵的联盟，将战胜军队中的反革命部队。这样就能保证革命的胜利。
怀疑论者轻蔑地耸了耸肩膀。但是，以前每当革命胜利的前夕，怀疑论者都做过同样的姿态。无产阶级会在事情开始之前，礼貌地建议怀疑论者滚蛋。向怀疑论者解释社会主义革命，就等于对牛弹琴，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上面。
无产阶级、农民、军队、妇女、青年
茹奥从德·曼那里，借来了计划的思想。他们俩都怀着同样的目的：掩饰改良主义的最终破产，并向无产阶级灌输新的希望，从而使无产阶级远离革命的道路。
无论是德·曼，还是茹奥，都不是他们的“计划”的原创者。他们只是从过渡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纲领里抄来了一些关键要求——对银行与基础产业实行国有化，同时抛弃了阶级斗争，并把“通过革命剥夺剥夺者”，给偷换成了收购的金融操作。
权力依然跟以前一样，掌握在“人民”手里，也就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但是国家把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他们可没具体说明是哪些部门）从这些部门目前的所有者手中收购过来，这样一来，他们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就能过上坐吃股息的寄生生活——单纯的、简单的私有资本主义剥削方式，被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中介的间接剥削方式给取代了。
这虽然是一个被阉割了的国有化纲领，但是，如果不经过革命斗争，就连这样的纲领也是根本不可能贯彻实施的，茹奥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才事先宣称：他愿意把他的“计划”改成模仿现在流行的计划经济的、议会式的小修小补。茹奥的如意算盘，就是通过幕后交易，把整个计划，降格为把一些工会官僚安插到不同的经济董事会与工业董事会里去，过上虽然没有实权管不了事，却能坐拥可观的薪水的日子。
茹奥的计划（不是纸面上的“计划”，而是他真正的计划）能得到新社会主义派[30]的支持，甚至还能得到埃里奥的赞同，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然而，只要工人群众不乖乖束手就擒，“独立”工会运动的这个有分寸的理想，就没法实现。但是，要是资本主义继续衰落下去，又该怎么办呢？那样的话，这个本来是用来诱使工人远离“邪恶思想”的计划，就会成为革命运动的旗帜。
茹奥显然是被比利时的范例给吓坏了，他匆忙地撤退了。在三月中旬召开的法国总工会全国委员会的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一项议程——为茹奥计划开展宣传工作——被出人意料地撤下了。如果这个伎俩多少能获得一点成功，那么这完全应该归咎于统一战线的领导层。
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提出他们的“计划”，是为了同各个政党争夺革命。因此，茹奥突然迸发出了资产阶级的灵感，随后他便宣布，他估计形势是（广义上的）革命形势。但是具有革命性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出现在竞技场上。茹奥决定，不能再在这条充满危险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了。于是他就撤了回去，现在他正在等待着自己的时机到来。
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曾在一月向共产党提出这样的建议：打出对银行和重工业进行社会化的口号，进行夺取政权的联合斗争。假如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真的有革命派的话，他们就应该牢牢抓住这个建议。通过大张旗鼓地开展夺取政权的宣传运动，他们可以大大加快社会党内的革命动员，同时还能迫使茹奥为他的“计划”进行鼓动工作。照这样发展下去，法国总工会就不得不参加统一战线。法国无产阶级特有的力量，就能大大加强。
然而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没有革命派，只有僵化保守的官僚。他们低头盯着自己的肚子，回答说：“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派长出了一口气——危险总算过去了。茹奥赶紧把为他的计划开展宣传的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撤下。无产阶级依然陷于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而且没有任何纲领。共产国际再次起到了反动的作用。
* * *
现在的各种波拿巴主义派别与法西斯主义派别的人力资源，主要是由农业的危机提供的。当农民被穷困扼住咽喉时，他就能作出最难以预料的大转变。他对民主越来越不信任。
蒙穆索写道：“保卫民主自由权利的口号，完全符合农民的精神。”（《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Cahiers du bolchevisme〕，1934年9月1日，第1017页）这个论断值得注意，它暴露出蒙穆索并不太了解农民问题，就跟他并不太了解工会问题一样。农民正在开始抛弃“左派”政党，正是因为这些“左派”政党只会向他们大谈“保卫民主”之类的空话。
任何“当前要求”的纲领，都不能在农村产生重大的影响。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的语言向农民讲话，除此之外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工人必须与农民一同起草一个用革命的措施拯救农业的纲领。
农民最担心的是战争。也许我们应该和拉瓦尔与李维诺夫[31]一起，用国际联盟与“裁军”的美梦来欺骗农民？躲避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并发出把欧洲变为工农共和国联邦的信号。革命是避免战争的唯一方法。
穷苦的农民被高利贷压得喘不过气。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是：没收银行，把银行都集中在工人国家手里，利用从金融巨头那里没收的资金，向小农和农民合作社（以后者为主）提供贷款。必须对农业信贷银行实行农民监督。
农民现在被迫忍受肥料托拉斯与谷物托拉斯的剥削。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种方法：对肥料托拉斯与大型面粉厂实行国有化，并使它们彻底服从于农民与消费者的利益。
农民中有许多阶层（各种佃农）被大地主的剥削压垮了。要想同沉重的地租作斗争，只有一种办法：在工农国家的监督下，由农民委员会来剥夺那些征收沉重地租的地主。
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这些措施都不可能得到执行。小恩小惠救不了农民，这对他是治标不治本。他需要的是坚决的革命措施。如果工人能认真地向农民提出联合夺取政权的建议，农民就会理解、赞成与支持这些措施。
我们不能等待小资产阶级自己拿定主意，而是要影响小资产阶级的意见、坚定他们的意志——这就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只有通过工农联盟才能做到这一点。
* * *
大多数军官的情绪，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反动情绪，只是表现得更为强烈罢了。士兵群众的情绪，反映的是工农的情绪，只是表现得更为虚弱罢了：资产阶级更擅长同军官保持联系，而无产阶级却不太擅长同士兵保持联系。
法西斯主义让军官深感钦佩，因为法西斯主义提出了坚定的口号，并且准备使用手枪与机枪来解决各种难题。我们得到了一些零碎的报告，指出法西斯组织通过一些预备役军官和现役军官同军队建立了联系，但是，对于这种联系实际上发展到了哪一步，我们只有非常粗浅的了解。现在，重新服役的军人在军中的统治正在加强。反动派能在这些人中间找到充足的代理人。在总参谋部的包庇下，军队中的法西斯集团正在高歌猛进。
军营中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年轻工人，本来是可以向腐蚀人心的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发起成功的反抗的。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却被解除了武装：他们没有纲领。失业青年、小农、小商人和小公务员的儿子们，把他们那个社会阶层的不满带进了军队里面。军营里的共产党人该怎么跟他们说呢？——难道要说“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吗？法西斯分子剽窃了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一些句子，变成了社会煽动的工具。“共产党人”（？）实际上抛弃了自己的纲领，换成了改良主义的腐臭垃圾。还有哪种破产比这更有欺骗性呢？
《人道报》着重强调士兵的“当前要求”：这是必要的，然而纲领比这些“当前要求”重要百倍。如今，军队的政治性质更甚于以往。每一次社会危机都必然会在军中引发危机。法国士兵正在等待、在寻找明确的答案。只有社会主义的纲领，才能最好地回答关于社会危机的问题，才能最好地反驳法西斯分子的煽动。必须坚定地在全国传播社会主义的纲领，它必将通过无数的门路，传进军队里面！
* * *
社会危机及其带来的各种苦难，把最沉重的负担压在了劳动妇女身上。她们受着双重压迫：有产阶级的压迫与家庭的压迫。
让妇女获得投票权，居然会让某些“社会主义者”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只看到了教会对妇女的影响力。决定人民的命运的，难道是“左派”在1935年能在多少个城市执政，而不是成百上千万的工农在下一阶段的道德、社会与政治立场吗！？
劳动阶级妇女的最优秀品质（热情、英雄主义与奉献精神）的觉醒，是每一次革命危机的特点。扫除了教会的影响的，不是“自由思想者”的虚弱无力的理性主义，不是共济会的枯燥乏味的成见，而是争取人类解放的革命斗争，而人类的解放，首先就是劳动妇女的解放。
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必须像警钟一样，发出工人阶级妇女的声音！
* * *
青年组织的虚弱无力，是对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的领导层的最严厉的批判。在慈善、娱乐与体育等方面，资产阶级与教会要比我们强大得多。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的纲领和革命的行动，我们才能把工人阶级青年从资产阶级与教会的身边拉过来。
无产阶级的青年一代需要的是政治领导，而不是令人厌烦的卫道之士。保守的官僚主义让青年觉得压抑和厌恶。如果在1848年就已经有了现在的共青团体制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有加弗洛什[32]了。消极被动与曲意逢迎的政策，主要反映了青年干部的灾难性的作风。这些青年官僚未老先衰：他们懂得一切幕后的权谋，却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知识。他们会拥护这个或那个“裁断”，只要这些幕后权谋要求他们这么做。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出席了上次的共青团塞纳联合会代表大会，他们充分见识了这些青年官僚的丑态。
必须以最彻底的姿态，向工人阶级青年提出革命的问题。在同青年一代交谈时，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唤起他们的勇气和果敢，而没有勇气和果敢，就不可能成就历史上的任何大事。革命会向青年敞开大门。青年绝不能辜负了革命！
为什么是第四国际？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写给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的信中建议：“鉴于第二国际的纲领未能经受住战争的悲剧性考验，并在德国与奥地利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应该把使社会主义在苏联赢得胜利的纲领，也就是共产国际的纲领”，作为两党统一的基础。早在1914年8月，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就宣布：第二国际已经死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事件，都证明了这个预测是正确的。但是，斯大林派在指出德国与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都已经遭到了无可辩驳的破产的时候，却忘了一个问题：共产国际的德国支部与奥地利支部变成了什么样子？在历史的考验面前，德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样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为什么呢？德国工人想要斗争，他们相信“莫斯科”会率领他们投入战斗；他们坚定地转向左边。德国共产党迅速壮大；它在柏林甚至比社会民主党更强大。然而就在考验来临前，德国共产党却已经从内部瓦解了。党内生活遭到窒息；发号施令取代了解释劝服；政策反复无常；由上级任命产生的领导人；欺骗和愚弄群众的制度——这一切让党堕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当危险来临时，党已经变成了一具死尸。这个事实是无法从历史上抹杀掉的。
当共产国际在德国可耻地投降之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毫不犹豫地宣布：第三国际已经死了！不必去回忆各国斯大林派是如何辱骂我们的。就在希特勒已经赢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人道报》还在一期接一期地重复这些空话：“在德国还没有失败”；“只有叛徒才说失败”；“德国共产党每小时都在壮大”；“台尔曼[33]的党随时准备夺取政权”。在遭到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之后，还在用这些罪恶的空话来腐蚀共产国际的其它支部，这一事实并不值得惊讶。一个不能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经验教训的组织，是绝对无可救药的。
证据很快就出现了。比方说，关于萨尔的全民公决[34]，就可以让人们清楚地看出，德国无产阶级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还剩多少信心。结果显而易见：在获胜了的希特勒的暴力，与软弱无能的、破产了的工人阶级政党之间，90%的群众把票投给了希特勒，而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组成的统一战线，顶多只得到了7%的票数（如果不把犹太资产阶级、某些具有特殊利益的商人、和平主义者等人的票数算上的话）。这就是改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共同收支表。谁要是还不能理解这个教训的话，那就太可悲了！
工人群众把票投给希特勒，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别的出路。几十年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唤醒了他们，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把他们组织起来，然后又欺骗和出卖了他们。这就是工人得出的总结论。如果法国高高举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萨尔的无产阶级就会把目光转向西方，并把阶级团结置于民族团结之上。但不幸的是，法国雄鸡[35]并没有向萨尔人民发出呼唤革命的报晓啼声。在法国，在统一战线的掩护下，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原地踏步、缺乏自信的政策大行其道，正是这种政策毁灭了德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所以，萨尔的全民公决，并不只是对德国惨败所造成的后果的一个测试，更是对法国无产阶级的可怕的警告。那些逃避事实、自欺欺人、期待奇迹发生的政党，它们允许自己的大敌毫无阻拦地组织和武装起来、占据有利阵地、并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发动决定性的打击，等待着这些政党的只有毁灭！
这就是萨尔的教训。
* * *
许多正在向左转的改良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也就是在改良主义立场和革命立场之间徘徊不决的人），正在尝试向共产国际靠拢。他们中有一些人，主要是工人，真诚地希望能在莫斯科的纲领中找到十月革命的反映。其他人，主要是官僚，只是想同强大的苏联官僚建立友好关系。对于那些只求升官发财的野心家，我们还是让他们听天由命好了。可是，对于那些真诚地希望能在共产国际身上找到革命力量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告诉他们：你们上了大当。你们不了解共产国际的历史，过去十年的共产国际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了错误、灾难、投降与官僚蜕变的历史。
共产国际的现行纲领，是在1928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在列宁主义派被击败之后通过的。这个现行纲领，与成就了1917年的胜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纲领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布尔什维克主义纲领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十月革命的命运，与国际革命的命运密不可分。而1928年纲领尽管有不少“国际主义”的句子，但它的出发点却是在苏联独自建成社会主义。列宁的纲领宣称：“没有西方和东方的革命，我们就会失败。”列宁的纲领，就其本质而言，预先就排除了为了苏联的利益而牺牲世界工人运动的利益的可能性。而共产国际的纲领在实践中就意味着：为了苏联的利益（确切地说，是为了苏联官僚的外交交易上的利益），可以而且应该牺牲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列宁的纲领警告说：苏维埃的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可怕的敌人——官僚主义反映了各种资产阶级势力与流派的压力，它会导致资产阶级的复活；只有欧洲与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证反对官僚主义祸害的斗争取得成功。与之相反，共产国际的现行纲领指出：在永远正确、法力无边的苏联官僚领导下，无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能独自建成社会主义；有谁胆敢对官僚的永远正确提出异议的，统统都是反革命，必须一律消灭。
当然，共产国际的现行纲领当中，有不少表述、公式、句子是从列宁的纲领里抄来的（在法国，反动的热月官僚与执政府[36]也同样利用了雅各宾派的术语），可是这两个纲领从根本上是截然不同的。实际上，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早就用局限于苏联一国范围之内的改良的纲领，取代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共产国际用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混合而成的政策，搅乱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思想，削弱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果也危害了苏联的根本利益。我们拥护苏联，但反对篡夺了苏联的领导权的官僚阶层，以及这个官僚阶层的盲目的工具——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的首脑，昨天还是曼努伊尔斯基，他没有在“第三时期”留下一丝痕迹，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其实，在“第三时期”里，他也只有一个可有可无的虚职）。连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都没有，曼努伊尔斯基就被库恩·贝拉取代了。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位新统治者，有必要说几句。库恩·贝拉在大战期间曾在俄国被俘，他跟许多战俘一样，成了共产主义者，返回匈牙利之后，他又成了一个小党的领袖。卡洛伊[37]伯爵的政府向协约国投降，导致匈牙利政权未经革命就和平转入了工人政党之手。库恩·贝拉领导的共产党匆忙同社会民主党合并。库恩·贝拉是苏维埃匈牙利的创始人，然而他在以农民问题为首的一系列问题上，却表现出了十足的无能，结果导致了苏维埃的迅速崩溃。在他作为流亡者回到苏联之后，他总是只能担任无足轻重的职务，因为列宁在政治上不信任他。有人可能会发现，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前夕，列宁曾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发表过非常激烈的言论，几乎句句都提到了“库恩·贝拉的愚蠢”。我写过一本论共产国际的领导的小册子[38]，里面讲到，列宁曾向我解释过为什么他要猛烈攻击库恩·贝拉：“必须教育人们不要信任他”[39]。在那之后，库恩·贝拉不但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反而还把他从列宁的学校里学到的一点东西给忘光了。人们可以看出，他到底适不适合领导共产国际，尤其是领导法国无产阶级。
我们承认法国共产党仍在发展壮大。这并不是因为它的政策，反而是与它的政策相悖的。各种事件在把工人推向左边。尽管法国共产党正在进行机会主义的转向，但在工人眼中它还是“极左派”。法国共产党在人数上的增长，并不能给它的未来带来任何保证：我们前面讲过，德国共产党在它投降前的那一刻仍在不断增长，而且速度比法国共产党还要快。
无论如何，两个工人阶级政党并存的事实，使它们在面临共同的危险时绝对必须采用统一战线的政策，也足以解释工人对于组织上的统一的渴望。如果法国有一个真正的革命党，我们就应该坚决地反对同机会主义政党合并。在社会危机加剧的情况下，革命党在同改良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一定会把绝大多数工人集结到自己的旗帜下。这个历史性的问题，并不是要把所有的组织机械地合并到一起——这些组织将作为阶级斗争的不同阶段的代表而继续存在——而是要在斗争中把无产阶级集结起来，并发动他们去斗争。这两个问题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但是，事实上法国现在并没有革命党。正是因为没有革命党，所以法国共产党才会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经过起码的党内讨论——跳到同激进社会党结盟，为了“当前要求”而否认革命任务，这暴露出了党的机关完全浸透了犬儒主义，党员已经被搞得晕头转向，完全不习惯思考了。法国共产党已经病入膏肓。
我们曾公开批判过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的立场，不必再去重复那些我们讲过很多次的话了。尽管如此，有一点仍是肯定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革命左翼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实验室，无产阶级斗争的口号与方法正从它里面产生出来。如果这个革命左翼能够巩固、加强自己，它就能成为唤醒共产党工人的关键因素。它只有走上这条道路才能得救。相反，如果社会党的革命派落入了共产国际机关的罗网，它的脊梁骨就会被打断，它的个性就会被抹杀，它就会丧失思考的能力，只会盲目服从；用共产国际机关的体制来造就革命者，只能造成十足的灾难。
有些同志会愤怒地质问我们：“难道你们反对组织上的统一吗？”
不，我们并不反对统一。但我们反对盲目崇拜、迷信与愚昧。统一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几乎把整个无产阶级都集结到了自己身边，然而它却带领无产阶级走向了毁灭。比利时工人党有权自称是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但这并没有阻止它一而再再而三的投降。只有天真得无可救药的人，才会对英国工党抱有期望，以为这个统治着整个英国无产阶级的党能够赢得胜利。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统一本身，而在于统一的实际政治内涵。
如果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今天就同法国共产党合并，这给胜利带来的保证，并不会比统一战线所能带来的更多：只有正确的革命政策才会带来胜利。但我们愿意承认：在目前情况下，两党的统一，将会加快散落在两党内的真正的革命分子的重组与整合。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两党的统一才是向前迈出了一步。
但是——我们得把话给挑明了——如果在统一后的新党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被引入共产国际的轨道的话，统一也有可能会变成倒退的一步，甚至是迈向深渊的一步。斯大林派的机关能够可鄙地利用一场胜利了的革命来谋取私利，但它在组织上却无法保证新的革命取得胜利。它从骨子里就是保守的。我们要重复一遍：苏联官僚阶层与老的布尔什维克党之间的共同之处，就跟执政府与督政府同雅各宾派之间的共同之处一样少。
两党的统一并不会带领我们前进，除非它意味着打消幻想、驱除盲目和消除赤裸裸的欺骗。社会党左派必须大量接种列宁主义的疫苗，以免患上共产国际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我们才如此密切、如此挑剔地关注各种左派集团的演化。我们的态度可能会让某些人觉得不高兴。但我们相信，在革命事业上，责任感要远比礼节重要。我们也同样接受任何出于革命立场、而不是出于感情的批评。
* * *
齐隆斯基在一系列文章里，试图概括出未来的统一的党的基本原则。比起一再空谈统一的勒巴[40]，齐隆斯基的做法要严肃认真得多。可惜齐隆斯基在他的文章里，却体现出了改良主义—中派主义的倾向，不是倾向于列宁主义，而是倾向于官僚中派主义（斯大林主义）。这一点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就来讲一讲好了。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齐隆斯基在他的整个系列文章里，一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绝不能看做是它本身的目的”的观点（他还指出这个观点来自斯大林）。说得好像世界上什么地方有个疯狂的理论家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它本身的目的”似的！虽然一再强调这个观点显得很奇怪，但这里面隐藏着一个想法：齐隆斯基是在为自己想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事先想好了用什么借口来向工人解释。不幸的是，如果一开始就为建立专政而找借口，那是很难建立起专政的。
然而更糟糕的是这个观点：“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而放松，并逐步转变为工人民主。”一句话里就犯了两个重大的原则错误。这个观点把无产阶级专政与工人民主对立起来了。然而就其本质而言，无产阶级专政既可以、也应该是工人民主的最高体现。为了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必须把它的全部力量与能力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无产阶级被民主地组织起来，正是为了消灭它的敌人。按照列宁的说法，专政应该“让每一个厨娘都能学会管理国家”[41]。专政的重拳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的：专政的基础就是工人民主。
然而按照齐隆斯基的说法，“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工人民主将取代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前景是完全错误的。当资产阶级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工人民主就会与无产阶级专政一同消亡，因为国家自己也要消亡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并没有“工人民主”的容身之处，这是因为：首先，工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其次，已经没有通过国家进行镇压的必要了。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专政转变为民主，而是专政和民主一起逐步消融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与文化组织。
如果这只是纯理论性的错误，它并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然而就在这个错误理论的背后，隐藏着一整套的政治方案。齐隆斯基企图修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承认这个理论是从唐恩那里借来的），使其能适应目前的苏联官僚体制。而且，他还竭力不去面对这个问题：尽管苏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却并没有向民主转变，反而在向恐怖的官僚主义转变，而且这种官僚主义还具有鲜明的个人独裁的性质，这是为什么呢？“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党、苏维埃和工会却全都被窒息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不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坚决的批判，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但这正是齐隆斯基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避免的。
然而，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成果的权利，被独立的、不受任何监督的官僚阶层给篡夺了，这一事实表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弊病丛生、正在堕落的专政，如果不去管它，这个专政不会转变为“工人民主”，却会导致苏维埃制度的彻底毁灭。
只有西方的革命才能挽救十月革命，使其免于失败。“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共产国际的整个纲领也是同样的错误。采用这个纲领，就会使革命的列车出轨。法国无产阶级要想赢得成功，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让自己的先锋队彻底摆脱保守的、囿于一国范围的苏联官僚的影响。法国共产党当然有权提出以共产国际的纲领作为两党统一的基础：它几乎不可能提出别的东西。但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了解自己对无产阶级的命运所承担的责任，他们必须无情地批判布哈林—斯大林的纲领。统一是件大好事，但是不能在堕落的基础上统一。以马克思和列宁的国际纲领为基础，将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工人集结起来，这才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任务。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苏联的利益（两者其实是一致的），都要求对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进行同样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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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都已经彻底堕落。历史的证据不会骗人。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国、英国、德国、奥地利、西班牙）都已经作出了它们的判决。萨尔的终审核实了这个判决，并不得上诉。根据过去十年里的悲剧性的经验教训建立新国际的工作，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个重大任务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展密切相关，首先是与法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密切相关。为了战胜这个敌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掌握各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些方法与机会主义的方法和斯大林主义的方法都是不相容的。我们能完成这个任务吗？恩格斯曾说过：“当斗争来临时，法国人的生活总是会焕然一新。”希望这次我们能够完全证明，我们的伟大导师的预测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在炽烈的斗争中涌现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一个能够成为新国际的基石的党，法国无产阶级才有胜利的可能。这条道路，是对国际革命最直接、最便捷、最有利的道路。
只有傻瓜才会夸口说，胜利有万无一失的保证。不幸的是，如果说胜利是有可能的，那就是说，也不能排除失败的可能性。统一战线目前的政策，就像两个工会组织目前的政策一样，不会促成胜利，反而会阻碍胜利。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法国无产阶级胜利了，它的两个政党就一定会从舞台上消失，这样一来，在新的基础上成立新国际的必要性，就会让每一个工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更明显的是：假如法西斯主义在法国获胜，第四国际的建设就将遭遇无数的困难，进展将会极其缓慢；各种迹象都会表明，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将转到美国。
因此，这两种历史走向——法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或失败——都同样通往第四国际的道路，只是速度不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所要表达的历史潮流。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冒险主义。我们不是要装腔作势地“宣称”第四国际的存在，而是要系统地为第四国际进行筹建工作。在面临各种事件的考验时，我们必须向先进工人揭示出来：现有的两个国际的纲领与方法，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但不会减小，反而会继续扩大。从这个分析出发，只能得出一条总路线：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为第四国际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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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既不属于第二国际也不属于第三国际的组织（两个荷兰政党[42]、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在二月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除了两个荷兰政党是站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其它与会的组织都代表着各种各样的——总的来说是各种保守的——中派主义。出席会议的雅·多里奥[43]写道：“当资本主义的危机为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提供了惊人的证明时……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建立的各个政党，无论是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建立的，全都没有完成它们的任务。”多里奥本人曾同左翼反对派进行过十年的斗争，他帮助瓦解了共产国际，我们不会对这件事纠缠不休。我们还要特意提醒大家注意多里奥在中国革命中扮演过的可悲的角色。还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发生在1935年2月的事情上面吧。多里奥明白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已经失败了，他也承认这一点。他是否从这个失败中得出了必须准备建立新国际的结论呢？你要是这么想的话，那你就根本不了解中派主义。关于新国际的问题，多里奥是这么写的：“会议正式谴责了这个托洛茨基主义的主张。”一说到“正式谴责”，多里奥就得意忘形了，但这次会议确实否决了关于第四国际的主张，尽管两名荷兰代表是赞成这个主张的。既然如此，那这次会议的真正纲领又是什么呢？它没有纲领。与会的各个组织在日常工作中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任务撇到一边，几乎没有考虑过这些任务。但是他们几乎每年都会召开一次大会，安慰自己的心灵，并说：“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已经失败了”。低头致哀之后，他们就会各奔东西。我们还是把这个“组织”叫做“为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举行每年一度的葬礼仪式的殡葬委员会”比较好。
这些可敬的人以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是“战略家”，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传播一些格言：“我们绝不能参与事件……”；“群众还没有理解……”。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又要亲自参与宣告两个国际的破产的事件呢？“群众”不是还没有理解这一点嘛！而那些已经理解了这一点的群众——没有你们帮忙他们也理解了——在萨尔投了希特勒的票。你们要求第四国际的筹建工作必须服从于“历史的进程”，可你们自己难道就不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吗？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时时刻刻都走在历史进程的最前列。只不过你们代表着这个进程的哪个部分呢？
“群众还没有理解”。但是群众并不是到处都均匀一致的。新思想首先是由先进分子掌握的，然后他们再把新思想传播给群众。如果你们这些高尚、聪明的人能够理解第四国际的无法回避的必要性，那你们有什么权利把这个结论隐瞒起来，不让群众知道呢？更糟糕的是：在承认现有的两个国际已经失败之后，多里奥“谴责”（！！！）了关于新国际的主张。那么，他到底要给革命先锋一个什么样的具体前景呢？什么也给不了！但这就意味着散布混乱、麻烦与消沉。
这就是中派主义的本质。我们必须彻底理解它的本质。在形势的压力下，中派主义可以做出分析、评估与批判：在这方面，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我们讲的这次会议就是他们主持的——就小心翼翼地重复了不少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早在两年前、三年前甚至十年前就已经说过的话。可就在距离革命的结论不远的地方，中派主义者胆怯地停下了脚步。大家一起来给共产国际办个葬礼吧？当然可以。但是要准备建立新国际？不，不行……还是“谴责”一下托洛茨基主义算了。
多里奥没有立场。他也不想要任何立场。在他同共产国际的官僚决裂之后，他本来是能发挥进步的、重要的作用的。但是，直到现在，他连边都没沾到。他抛弃了革命的任务。他选择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作为自己的导师。他想永远地和中派主义者合作吗？中派主义就是一把没有刀刃的刀，这一点就让他自己去体会吧！
结论
“等待”、“忍耐”、“争取时间”——这些就是改良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工会干部与斯大林主义者的口号。这种政策的出发点就是：时间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真是这样吗？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在前革命形势中，如果我们不采取革命的政策，那么时间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不利。
在过去一年里，尽管人们给统一战线大唱赞歌，力量对比还是在朝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转变。为什么呢？马索·皮维尔在他的文章《一切都在等待》（《人民报》，1935年3月18日）里，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在幕后的金融资本操纵下，反动势力的一切力量和一切队伍都在不停地执行着进攻的政策，不断地攻占新阵地、加强自己的力量、并在各方面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工业、农业、学校、报刊、法院、军队）。而在无产阶级这边，进攻却只停留在口头上；事实上，就连防御都没有组织起来。阵地不但没有得到巩固，反而被拱手让出，或正在准备被拱手让出。
各种势力在政治上的力量对比，不只是由客观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数量等因素）决定的，也是由主观因素决定的：对自身力量的认识，是实际的力量中最重要的因素。法西斯主义天天都在给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打气鼓劲，加强它的自信；而统一战线的领导集团却在削弱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平主义者是佛陀与甘地的信徒，而不是马克思与列宁的信徒，他们用说教来反对暴力、武装与武力斗争。斯大林派宣扬的基本上也是这套东西，只是特别强调“没有革命形势”。在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与和平主义者之间，出现了劳动的分工：前者加强反动阵营，后者削弱革命阵营。这就是赤裸裸的真相！
难道说，形势已经无可挽回了吗？……根本不是！
有两个重要因素，可以遏制改良主义派与斯大林派。首先，德国、奥地利与西班牙的活生生的经验教训，就发生在每个人眼前；工人阶级群众被警醒了，而改良主义派和斯大林派则窘迫不堪；其次，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及时地向无产阶级先锋队提出了革命的问题。
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根本不想吹嘘自己有多么人多势众。但是，我们的口号，反映了目前的前革命形势的发展的逻辑，所以我们的口号才有力量。每一个阶段发生的各种事件，都证实了我们的分析与批评。社会党左翼正在壮大。共产党直到现在都在压制党内的批评意见。但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革命派的壮大，一定会冲破斯大林派的死板的官僚纪律：两党的革命派必将在共同行动中携手合作。
我们的原则一如既往：以真名称呼实物。现在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对革命事业做出最大的贡献。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消耗完。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做出选择。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时间，但是最后一点时间还没有耗尽。
胜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甚至可以说：胜利是有把握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先确保的——这只需要：我们要有求胜的意志。我们必须渴望胜利，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必须战胜敌人，打倒敌人，把敌人打得永世不得翻身。
同志们，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呼唤你们！一起去斗争！一起去赢得胜利！
[1] 皮埃尔·埃蒂安·弗朗丹（Pierre Étienne Flandin，1889年4月12日——1959年6月13日），隶属于民主共和联盟（Alliance républicaine démocratique），曾任商业部长、工业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和公共事务部长等职。1934年11月至1935年6月、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两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2] 萨洛蒙·格伦巴赫（Salomon Grumbach，1884年1月6日——1952年7月13日），1904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移居瑞士，1918年加入法国国籍，同年参加了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法国社会党多数派脱离社会党另组法国共产党后，他留在法国社会党内。——中译者注
[3] 指国际联盟。——原注
[4] 保尔·弗尔（Paul Faure，1878年2月3日——1960年11月16日），1901年参加法国工人党，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至1940年担任法国社会党总书记。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投靠了维希法国，1944年被社会党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5] 指杜梅格政府。——中译者注
[6] 当激进党暴露出它根本无力同法西斯主义斗争之后，工人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官僚阶层，特别是斯大林派，在惊恐之下同激进社会党结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联盟，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从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的视角来看，在议会内同激进党结盟，是一种罪行，在已经大大受限的议会政治的范围内，这也只具有非常有限的实际价值。在议会外同激进党结成反法西斯联盟，这不仅是罪过，更是愚蠢。——列·托
[7] 马克思主义绝不会忽视传统与民族气质之类的因素（不过我们这里只顺带讲几句）。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当然是由阶级斗争的进展决定的；但是，这个发展过程的形式与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气质与民族传统的影响，而传统和气质本身又是在过去的阶级斗争的进展的影响下形成的。——列·托
[8] 全称“联合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unitaire，CGTU），它是斯大林派控制的工会，规模比法国总工会小，1936年与法国总工会合并。——原注
[9] 莫里斯·多列斯（Maurice Thorez，1900年4月28日——1964年7月11日），生于加来海峡省，12岁开始当矿工。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1930年至1964年任法共总书记。——中译者注
[10] 库恩·贝拉（Kun Béla，1886年2月20日——1939年11月30日），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出身于小职员家庭。毕业于科洛日瓦尔大学法律系。当过记者。1902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征入伍。1916年在俄国被俘。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创建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任组长。同年11月归国，建立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19年2月被捕，在狱中同社会民主党达成两党合并、联合夺权的协议。3月21日获释出狱，立即将匈共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社会党，接管政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后兼任军事人民委员。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侨居奥地利。1920年8月到苏俄，在克里米亚任红军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平定白匪军的战斗。1922—1923年在乌拉尔做党的宣传工作，后任俄共（布）中央驻共青团中央的特派员。1921—1936年参加共产国际领导工作。1924年10月秘密抵达维也纳，重建匈共，并任主要负责人。1928年4月在维也纳被捕，3个月后获释回到苏联。1936年被指控阻挠执行共产国际七大路线而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在翌年6月被捕，1939年11月死于狱中。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1] 关于列宁同“经济派”的论战，请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可在下列网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4/015.htm ——中译者注
[12] “人权同盟”（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的“人”字（l'homme），在法语中为阳性，直译过来就是“男人权利同盟”，所以托洛茨基在这里讽刺参加了“男人权利同盟”的老太太们“两性兼具”。——中译者注
[13] 弗朗索瓦·德·拉·罗克（François de La Rocque，1885年10月6日——1946年4月28日），生于军人家庭，1905年入读圣西尔军校，1907年毕业后曾在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等地服役。1927年退役。1929年参加火十字团，1930年担任火十字团首领之后，将该组织变成了一个法西斯组织。1936年6月，人民阵线政府下令取缔火十字团，拉·罗克便组建了法国社会党（Parti Social Français，请勿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俗称混淆），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之前，该党已经成为法国最大的右翼政党。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拉·罗克将党名改为法国社会进步运动（Progrès Social Français），并支持纳粹德国的占领政策。1942年9月拉·罗克开始改变方针，反对占领。1943年3月被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逮捕，1945年5月被美军解救，返回法国后被软禁，死于软禁期间。——中译者注
[14] 《共产国际纲领》，《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一册，第14页，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1965年2月。——中译者注
[15] 在《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收录的《共产国际纲领》一文中，这句话被译为：“除了帮助资产阶级压迫工人或麻痹工人警惕性的社会民主党外，还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同上，第27页。）——中译者注
[16] 在《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收录的《共产国际纲领》一文中，这句话被译为：“……消灭工人的革命先锋队，即无产阶级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及其骨干力量。”（同上，第28页。）——中译者注
[17] 雅克·迪克洛（Jacques Duclos，1896年10月2日——1975年4月25日），法国共产党的重要活动家，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36年起领导党的宣传部门。他和多列斯都是斯大林主义路线的坚定执行者。——中译者注
[18] 让·巴蒂斯特·帕斯卡尔·欧仁·恰普（Jean Baptiste Pascal Eugène Chiappe，1878年5月3日——1940年11月27日），1927年至1934年任巴黎警察总监，1935年至1936年任巴黎市议会议长，1940年秋天出任法国驻黎凡特高级专员，在乘飞机飞往黎巴嫩途中被意大利飞机误击，机上包括恰普在内的所有乘员全部身亡。——中译者注
[19] 阿尔方索十三世（Alphonso XIII，1886年5月17日——1941年2月28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1886年继位，1902年正式执政。1931年西班牙爆发了革命，共和派政党在4月12日的市政选举中大获全胜，阿尔方索十三世随即弃位出逃，流亡巴黎，最后死于罗马。——中译者注
[20] 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 Абрамович Лозовский，1878年3月16日——1952年8月1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犹太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常年参加工人运动，1921年至1937年间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后曾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苏联情报局副局长等职，四十年代末含冤入狱，1952年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21] 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中译者注
[22] 加斯东·蒙穆索（Gaston Monmousseau，1883年1月17日——1960年7月11日），法国工会活动家，1922年至1932年任联合总工会总书记，1925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6年至1940年任政治局委员。——中译者注
[23] 《民众报》（Le Peuple）是法国总工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24] 尤里乌斯·多伊奇（Julius Deutsch，1884年2月2日——1968年1月17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客，保卫共和联盟的创始人。1934年二月起义失败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6年至1939年在西班牙指挥共和军作战。西班牙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巴黎。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流亡美国，1946年回国。——中译者注
[25] 指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领导人。——中译者注
[26] 罗热·玛丽·菲利克斯·朗热隆（Roger Marie Félix Langeron，1882年5月27日——1966年1月18日），时任巴黎警察总监。——中译者注
[27] 冶金委员会（Comité des forges）是法国大工业资本的联合组织，1864年成立，1940年被维希法国政府解散。——中译者注
[28] 儒勒·巴西尔·盖德（Jules Basile Guesde，1845年11月11日——1922年7月28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80年与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等人一起成立了法国工人党。长期积极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活动，一战爆发后，支持法国政府参战。——中译者注
[29] 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年1月15日——1911年11月26日），生于古巴圣地亚哥。1851年随全家迁回法国波尔多。1864年进入巴黎大学。在普鲁东影响下，参加了第一国际。后来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1868年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结婚。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西班牙，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9年与盖德等人成立法国工人党。1889年主持召开第二国际成立大会。1911年与妻子一起自杀。——中译者注
[30] 新社会主义派（Neo-Socialistes）是法国社会党内的一个右倾派别，主要领导人就是上文提到过的戴亚、雷诺德尔等人。——中译者注
[31]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Лит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生于波兰的犹太银行家家庭，本名梅尔·盖诺赫·莫伊谢耶维奇·瓦拉赫—芬克尔施泰因（Meir Genoch Mojsiejewicz Wallach-Finkelstein），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当选为基辅党委委员，1901年被捕，1902年越狱后流亡瑞士，担任《火星报》编辑。1905年革命期间担任《新生活报》编辑。1906年流亡英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十月革命后被苏维埃政权任命为驻英国代表。1921年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0年至193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1946年退休。1951年因交通事故逝世。——中译者注
[32] 加弗洛什（Gavroche）是维克托·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中的一个流浪少年，他自幼被父母遗弃，自由不羁，热情冲动，最后参加了革命，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他是巴黎革命青年的象征。但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搞错了，原著里加弗洛什参加的是1832年六月起义而不是1848年革命，详情请参阅《悲惨世界》第三部第一卷、第四部第六卷、第十卷至第十五卷、第五部第一卷。——中译者注
[33] 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于小贩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反对工会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成为汉堡的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3月发动失业者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进攻理论辩护。后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汉堡起义中承担重要工作。1924年入选中央政治局，在费舍和马斯洛夫被开除后担任党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34] 按照《凡尔赛和约》，原属于德国的萨尔盆地被划归国际联盟管辖，为期15年。在此期间，当地的煤矿由法国控制。15年期满后，将由当地选民举行全民公决，决定萨尔的最终归属。在1935年1月13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超过90%的选民赞成萨尔立即回归德国。——中译者注
[35] 雄鸡是法国的象征。——中译者注
[36] 法国大革命期间，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施行的一系列革命措施不仅沉重打击了封建反革命势力，也让一部分资产阶级感到害怕，这些资产阶级为了制止雅各宾派的“过火”行为，便于1794年7月27日（共和历热月九日）发动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专政，并于次日将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等人杀害。1795年10月26日，热月党解散了国民公会，选出了新的督政府。1799年11月9日（共和历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推翻了督政府，代之以执政府。热月党虽然取消了雅各宾派的许多革命措施，但还是不得不做了很大的努力来保护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托洛茨基经常用“热月反动”来描述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的性质。——中译者注
[37] 卡洛伊·米哈伊·亚当·捷尔吉·米克洛什，纳吉卡洛伊伯爵（Count Károlyi Mihály Ádám György Miklós de Nagykároly，1875年3月4日——1955年3月19日），生于匈牙利最著名的天主教贵族家庭之一，191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10月被奥地利皇帝任命为匈牙利首相，1918年11月16日宣布成立匈牙利民主共和国，并自任临时总统。在内忧外患面前，卡洛伊于1919年3月20日辞职，7月流亡法国。1946年回国，1947年至1949年曾任匈牙利驻法国大使，1949年辞职后流亡国外，1955年死于法国。——中译者注
[38] 即《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原注
[39] 但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中文版中没有找到这句话。——中译者注
[40] 让—巴蒂斯特·勒巴（Jean-Baptiste Lebas，1878年10月24日——1944年3月10日），生于鲁贝（Roubaix），1896年参加法国工人党，1912年当选为鲁贝市长，一战期间德军占领鲁贝后，因拒绝同德军合作，遭到监禁。1936年在布鲁姆政府中担任劳工部长。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1年5月被盖世太保逮捕，1944年死于集中营。——中译者注
[41] 列宁的原话是“我们知道， 不是随便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关于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述，详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2卷，第306—308页。——中译者注
[42] “两个荷兰政党”是指独立社会党（Onafhankelijke Socialistische Partij,OSP）与革命社会党（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Partij,RSP），它们在1933年8月26日曾与国际左翼反对派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一起签署了《四个组织的宣言》，宣告了成立新国际的必要性及其各项原则。这两个荷兰政党在1935年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Socialistische Arbeiderspartij,RSAP），它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来都脱离了第四国际运动，转投了伦敦局。
《四个组织的宣言》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ia-chinese-fi-19330826.htm ttps://www.marxiourth-internati——中译者注
[43] 雅克·多里奥（Jacques Doriot，1898年9月26日——1945年2月22日），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1年至1923年任共青团驻莫斯科代表，1923年当选为法国共青团书记。在任上大力推行“布尔什维克化”。三十年代初因鼓吹人民阵线，于1934年被开除出党。此后开始倒向极右阵营。1936年成立了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法国人民党（Parti Populaire Français），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投靠纳粹德国，盟军解放法国后逃往德国，1945年2月22日他乘坐的汽车被盟军飞机扫射，他当场身亡。——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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