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周毓英，1934年12月） 独裁与革命 一 独裁的社会基础人类如都像高等动物下等动物那样，各自过着独立生活，意识上不互相联系，生活上不互相协力，那原没有什么，猿猴永久是猿猴，昆虫永久是昆虫，人类永久是人类好了。但人类终究不能像昆虫猿猴那样永久受自然界的支配和决定，过着『历史的循环』的生活，人类要顺着历史向前进步。千百万年前昆虫猿猴的祖先过怎样的生活，千百万年后昆虫猿猴的子孙也是过怎样的生活，它们除了死死生生，生生死死的自然现象以外，是没有历史的。人类就完全不同，原始人类与部落社会的人类不同，部落社会的人类与古代国家的人类不同，古代国家的人类与现代科学的人类也不同。所以人类是进化的动物，人类能够创造自己的历史。 人类的能够进化，并不是由于上帝的意旨，也不是有什么特具的『心』和『神』，只是由于生理上的构造不同，意识特别敏锐发达，能够互相团结，能够过共同的协力生活，于是人类成立了人类所独有的社会。社会是人类的群集而具有组织性的集团，社会存在于自然，但成功于人力。社会不能像苹果橘子那样从自然的果树上生长出来，须在人类意识发达的过程中逐渐成立。 社会是自然界中一种具有力的实体，没有力的社会是不能存留的。这个所谓力，不是上帝，不是神，也不是心，而是个人意识经过组织和锻炼出来的『社会意识』，换句话说就是『信仰』。孙中山列宁是社会的先知先觉，孙中山列宁的思想和意识便成为社会的思想和意识，俄国人信仰列宁产生了俄国社会的力，中国人信仰孙中山便产生了中国社会的力，俄国中国因为有了这两个新的社会力量，所以俄国中国都能够革命，解除了人民的痛苦，而社会也都显出了新的形态。 讲到信仰，讲到社会的力，在意义上是团结，是协力，在行动上便是专政，便是独裁。尤其革命的行动，要从旧社会中改造出新社会，不用断然的迅快的手段，革命势力往往会被反动势力摧毁无余。在新与旧的战争中，若不集中信仰，实行独裁，革命便只是无谓的流血，无价值的牺牲而已。 社会上就是小到三个人的团结，三个人的协力也免不了要独裁。譬如甲，乙，丙三人遇到现实的事情，三个人或二个人的同意固然要做，否则一个人的意旨也是要做的。纵使乙和丙放弃责任或者各持异议，但甲能在正义的立场上实行独裁，把现实应付过去，对于社会仍是非常光明。三个人的团结已需要独裁，推广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更人多意杂，如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执行坚毅的独裁，便会『道旁筑舍』一无成就，结果不被别的民族所淘汰，必为别的国家所灭亡。 社会愈进步，组织愈完密，便愈需要独裁。不论是政治抑是经济，离了组织，离了独裁，都一步不能行动。社会如一个人一样，每个个人都只是社会的一个细胞，人体的细胞受一个脑的指挥，社会的细胞便受一个『社会的信仰』的指挥。所以独裁的理论不单在社会的人力论方面有它的基础，就在生理的自然论方面也自有它的基础。 二 苏俄革命与意大利革命独裁未必都是革命，但革命是一定要独裁的。革命离了独裁，离了专政，革命便永远是镜花水月，给大家看看而不得实现。革命不单是理论，更重要的是行动。但革命的行动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社会的行动。个人的行动，利害关系简单，个人要做就去做了。社会的行动，利害关系复杂，一件事情发生，往往甲要做而乙反对，丙要做而丁反对，『权利则狺狺以争，义务则望望以去，』（陈英士致黄克强书）那末虽然是于社会有利的事情，却也不容易成功。 要社会的事情实现得和个人的事情一样地容易成功，便须有最勇敢最正确而最坚决的『先知先觉』把社会的事情当作他个人的事情去干。把社会的事情当作个人的事情去干，实际上是为了革命，为了社会，但表面上很容易被人看为个人独裁，好像个人在自作威福。其实独裁是义务，不是权利，在镇压反动的时候，在执行远大计划的时候，一个领袖为了社会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便必须坚决贯彻他的主张。在理论上领导革命的须有煽动的口才，在行动上领导革命的便必须有钢铁的手腕。否则任你有怎样圆妙的理想，理想自己并不能变成事实。 独裁这个名词，在中国好像是种耻辱的代表，但在世界，独裁却并不为人所厌弃！我们就请考察苏俄的革命和意大利的革命吧。 苏俄的革命是先有个列宁的理想深印在俄国人的脑际，然后才有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太林等的坚毅的成功。意大利的革命却和苏俄完全不同，意大利的革命事前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只是墨索里尼把意大利的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个人事业，运用他的铁腕把意大利拯救起来了。在理论上，苏俄的革命和意大利革命可说是两个绝不相同的东西，苏俄的理论装饰得很漂亮很圆妙，墨索里尼却只承认事实，不承认理论。但在行动上，在责任上，他们同样都实行独裁实行专政，列宁把苏俄的事业当作个人的事业，墨索里尼也把意大利的事业当作个人的事业。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明白的说，革命的理论可以各各不同，但革命的需要独裁却完全一致。 列宁主义的独裁，法西斯蒂的独裁，本与古代的家长，族长，酋长，君长的独裁毫无差别。所不同的，就是古代的家长，族长，酋长，君长的独裁是一种权利，而列宁主义的独裁和法西斯蒂的独裁乃是一种义务，或是一种责任。古代的独裁不是『受命于天』，便是『出于上帝的意旨』，因为『天』和『上帝』把独裁的权力赋于一个人，这个人便有无限威福，可以为所欲为，甚至牺牲民众的利益也可以不受阻碍。现代的独裁却不是『受命于天』，也不是『出于上帝的意旨』，而是由于社会的需要。社会需要革命，一种坚决的革命行动便自然而然的实现了。 一九一四年的欧洲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暴发革命的很多，但能够保持着得到最后胜利的就只有苏俄和意大利两国。这就因为苏俄和意大利有负责的领袖，能实行专政，实行独裁，以生命与热血去保证革命的胜利。别的国家虽然暴发了革命，但参加革命的人都是偶然的利害的结合，不能集中信仰，不能迅速行动，不能实行独裁，结果革命虽然发生了，却丝毫没有保障，每次的革命和暴动，都成了无价值的牺牲流血！ 革命需要独裁，革命需要专政，这不是理想的问题，而是实事的问题。理想上，独裁与专政不是幸福，但事实上革命不经过独裁，不经过专政，革命便一天都不能存在。革命必须拥护一个领袖的革命，更必须服从一个领袖的独裁！我们明白了苏俄和意大利革命的历史，我们认识了斯太林和墨索里尼的革命的铁腕，我们难道还不知道无理由的反独裁是等于保守派的反革命吗？ 三 中国革命的独裁基础中国革命自民国十六年统一全国，到现在已经六年了。革命成功，全国人民都可出水火而登衽席了。但不幸的，就是全国不能集中信仰，不能实行独裁，先有国共之争，接着更有历史内部的分裂，以致党有专政之名而无专政之实。 本来革命只有路线正确不正确的问题，绝对没有独裁不独裁的问题。路线正确，独裁可以使事情实现得快些，路线不正确，用不着反对，他自己先就倒台，就是想独裁也独裁不起来。我们不看见那些勇于做反独裁运动的中国领袖，登了台，他们不也一样在希望独裁吗？ 托洛茨基被斯太林放逐出国，托洛茨基只是始终忠实于自己的政治主张，从来没有想到要反对斯太林独裁。中国领袖就完全不同，反独裁成了猎官的工具，谁要想做官，只要去反对独裁就好了。一般领袖只想在权利方面实行分赃，你不允许，他就要反对你独裁。其实革命只需要独裁而不需要分赃，托洛茨基曾指出斯太林五年计划什么什么的不对，从没有像中国领袖的毫无理解，反对斯太林独裁！从路线上从政策上作批评的是革命，从地位上从资格上反对独裁的只是想分赃而已！革命与反革命，分赃与独裁，这中间我们应该有深刻的认识！负起革命的责任！以独裁的精神执行革命的任务：这正是民众所要求的！ 执行三民主义的任务，现在遇着若干困难也并不是怎样奇怪的事，就是在孙中山先生生存的当时，也常常同样的遇到困难： 『于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为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也。呜呼！』
上面这一段沉痛的话，是孙中山先生在行易知难中说出的。这里很明白的表示出革命不独裁，许多良好的时机都被遗误过去了。革命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但因循苟且，坐误时机，这却是莫大的罪恶！孙中山先生鉴于过去的缺憾，后来终于建设了『行易知难』的学说，要国人集中信仰，坚决执行革命的任务了。所以孙中山先生后来在广东长期的艰苦奋斗，虽然他仍要用伟大的精神向党员及民众『晓喻再三，辩论再四，』但在许多紧要关头，为保全革命的利益，终于采取了种种断然的布置。孙中山先生创立行易知难的学说，正是为革命创立独裁的理论的基础。不幸孙中山先生因革命的劳瘁而与中国长辞了，党内共信共立的基础太薄弱，信仰不能集中，独裁的基础使又根本动摇了。虽然有一二信仰较坚力量较强的领袖，忠实于革命，忠实于孙中山先生，遇着现实需要的时候做出坚决的革命行动，一些元老巨勋又便立刻依着自己的资格和地位出来反对独裁了。 其实中国革命有中国革命的理想，中国革命的理想便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实业计划和钱币革命。执行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便是革命，不执行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便是不革命。中国如有钢铁一样的领袖，他用钢铁一样的手腕铲除反动势力，他用钢铁一样的手腕执行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他用钢铁一样的手腕建立革命的新中国，这样的领袖我们正是求之不得，这样的领袖我们应当用热血去拥护！我们不需要昏庸老朽的领袖，我们不需要土神木偶的领袖，我们不需要滑头骗客的领袖，我们所需要的领袖是铁和血，是忠实于三民主义的独裁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