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
一 导论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摘）
随着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发生，二十世目睹了一批特殊类型的党政合一政权的诞中与成熟。伴随着这类政权，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由国家来主导的工业化以及一整套崭新的政治关系。在林林总总的现代权威主义制度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相形之下最稳固、组织得最完整、最不为社会集团利益所影响、对原有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改造得最为彻底。事实证明，这类党政合一政权极为擅长于推行形形色色的社会和经济计划。它们既有力量为工业的高速发展筹集资金、调动资源，也能设法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便为人民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还能做到加强国家的军备力量。与此同时，它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这一系列的发展和变化过程中，这类政权有意无意地在劳工关系的历史上开创了一种极为特殊的传统。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包括这一阶级在共产党的政治制度下的地位，以及主导着该阶级的生活和工作的政治权力结构。正如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像工业企业一类的机构是各个社会阶级之间必须进行日常交往的场所。在共产党国家里，企业是工人与党政干部之间产生接触的地方。中国工厂里的权力关系因此便也成了一个窗口，人们能够通过这个窗口来观察这类国家所特有的政治关系。如果人们考察清楚在企业里当权者是用什么方法使得工人俯首听命的，他们也就了解了该国的整个政治格局的一项重要基础。因此，虽然本书探讨的是现代中国工业中的权力关系及其相对于其它国家的特殊性，这项研究对于帮助人们理解共产党国家政治结构的社会基础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我将这种权力结构的模式称之为“新传统主义”。
【译注】原文为communist neo-tradionalism。communism或communist society在中文中无法直译为“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因为那指的是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该理想实现之后的社会。书中所说的communist society在中国大陆被称作“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又容易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社会混为一谈。因此，比较准确的翻译似乎应该是“共产党社会”。
关于共产党社会中新传统主义的理论模式
通常，用来解释共产党社会的有两种模式：极权主义理论（totalitarianism）以及集团利益理论（group theory）。新传统主义的式与这两种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
以下略，大意是：极权主义理论认为，此类社会有2个突出特征。1是党与其积极追随者关系以意识形态信仰为前提的，号召群众时借助的不是物质利益而是心理需求的驱使；2是统治者同时深入并控制公共和私人领域，群众则相互隔绝。但事实上当代学者都承认党政权“在统治的过程中逐步地降低了对政治恐怖的依赖”。“集团理论”则认为政治恐怖和大规模社会动员阶段过后，这些社会出现了“多元的政治竞争集团”。
“新传统主义模式”则“更多地将重点放在党对于驯服所给予的正面鼓励上”，政治忠诚者得到“职务提升、特殊供应等方式来进行的有系统的奖励”，党官掌握着全面的奖惩和分配手段，以“经济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提供的系统性的利益刺激”。“党政权还试图全面地改造现存的社会结构”。党在意识形态信箱上不容许发展“个人化关系”，即群众对（下层）具体某官员的依附，但党的统治手法之一导致“领导在实践中都需要发展一套无所不在的由这样的积极分子组成的固定关系网”，“积极分子对党及其意识形态的非个人化的忠诚同他们对党的基层干部的个人化的忠诚掺杂了在―起”。其次，“实用性私人关系的亚文化”盛行，“个人利用种种手段绕过正式的规章来获得从公家证明到住房分配等等一系列为下级干部所控制的公私物资和福利设施”，发展到极端，“就成了腐化。但是，现存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体系本身造成了物资短缺并在如此大量的法律和分配问题上给下级干部以决定权，因此便也制度性地鼓励了这些私人关系的发展”。因此，“这些社会里在物质、收入、提升机会等方面的分配中存在着一种制度性的任人唯亲原则，一个由党来维持的上下互惠关系网，以及一种党所无法控制的千姿百态的实用性私人关系的亚文化。”
党为政治控制而设计的组织机构，“不仅决定了政治行为的方式并创造了一整套独特的政治效忠与个人关系，而且在这一的过程中它们甚至造就了社会结构本身。……党缔造的一套制度将个人的政治积极性和忠诚从他们所属于的社会阶级集团那里吸引开来。党一方面将少数效忠于其基层组织人吸收到它的关系网中去，另一方面又默认各种各样实用性私人关系的存在，哪怕这些关系已经迹近于腐化。”
作者不认为“共产党社会发展的趋向表现出它们将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殊途同归”。即虽然统治手法变迁，但本质不变。——吴
关于共产党社会中的新传统主义的类型概念
……中国的工资以及其它劳工政策在过去三十年里一再变化。然而，一方面有这些政策上的改变，另一方面也还存在着一套持续不变的权力的组织结构和政策导向。……
问题在于，为什么某些特定的制度和文化因素（例如在手工业和早期工厂工业中的人身依附关系）会融入某些社会的现代制度里，而在另一些社会中却被扬弃了？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找们无法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解释现代的新传统主义。首先，文化传统无法解释其自身的延续性（或缺乏延续性）……。其次，我们无法确定哪种“传统”的确体现到了某种当代的社会制度机构中。在中国，正如在日本一样，当代的工业权力结构或许乍看之下像是传统式的，但事实上这种方式在该国早期的工业组织形式中并没有先例。在上述两个国家中，那种工业中的所谓传统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了之后才比较变得明朗起来。所以，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是工业权力结构中的一种现代类型。⑩
……“传统”这一慨念总是与依附、顺从、任人唯亲等等现象相关联，而同“现代”这一概念相联系的是独立、契约、平等一类的观念。现代工业中的权力关系最常见的特点包括相对的非个人化、工人在政治与经济上相对不受经理人员的控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尖鋭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讨价还价、订立契约合同，还有对于顶头上司的个人裁决权力的相对严格的限制，等等。为了强调本书中所讨论的工业中的权力结构与为人们所熟悉的现代工业的差别，我采用了新传统这一概念。……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包括下列几个方面。首先，……雇佣在那里首先不是一种市场关系，同时公司也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经济企业。在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业中，劳动力具有固定资本而非可变资本的许多特性。劳动力不是一种随时可以从公司中分离出去的生产因素，雇用劳动力并不根据公司的生产需求而变动，公司的需求也不根据市场对产品的需求而变动。劳工不能就工资和就业条件进行讨价还价，工人和经理也不被看作是分离的两方。工资级别和就业条件是由上级机构来制定的。就业本身转化为福利，因而它自身也就变成了一种价值。许多社会福利是通过工作单位来发放的，因此，这一制度中便缺乏一种最大限度地减少劳工人数的导向。不过，大约在这里更直接起作用的是计划与财政制度，这些制度缺乏鼓励减少生产成本——包括减少劳动力——的因素。提高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同时意味着减少在劳动力上的财政开支，而减少劳动力上的开支又意味着在未来又有可能变得人手不够。因此，在管理上对劳动力采取的普遍方针是将劳动力数额维持在高于目前生产所需的水平上。这就为工厂中一种特殊形式的权力结构的发展提供了经济的架构。⑪
第二组特点是随着工作单位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方式而来的。首先，企业是分派与发放各种社会和公共福利的主要地方，人们除了在这里之外无法从别处获得这些福利。党组织及其在工作单位中的各种辅助机构尽一切努力去消灭工人中存在的不是由官方支持的非正式政治组织。由于党对工作单位的系统性的组织渗透，在正常情况下它总能做到这一点。再次，工厂领导的权力范围相对来说不受规章和契约的约束，因此变得相当广泛。他们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职工的职务提升与工资增长，尤其是工人及其家属能享受到的由企业提供的非工资形式的福利待遇。所有这三种因素与其它类型的现代工业中的人际关系相比较，都反映了这一类工业中职工相当高的依附程度：他们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依附于企业，在政治上依附于工厂的党政领导，在个人关系上依附于车间的直接领导。
这些工作单位中的组织是现代共产党社会的普遍的特征，它们导致了工厂政治生活和权力关系中其它的几个特点，后者使得新传统主义这一类型最终得以成为现实。尽管每个因素都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它们都是共产党国家的工厂所具有的现象。第一点特征在于，工厂领导试图通过发展一套稳定的，本质上是上下间互惠的关系去控制工作单位，并吸引少数对他们效忠的工人来同他们合作。这些工人不仅能得到提升和加工资的机会，还能获得工厂提供的许多其它方面的福利和特权。第二，这些垂直的效忠关系往往不断地通过某种方式表现出来，它们标志着工人中间的分裂，同时也导致了普通工人对那些在领导羽翼之下为领导服务又享有特权的人的敌意，而这种的敌意原来可能会去针对领导。第三，普通工人在工作单位争取自身利益的办法，是参与那里极富于活力的以私下交易和相互帮忙为特征的亚文化，这些交易和帮忙中往往包括程度不高的腐败，因为工人们试图以此来影响那些能在工厂的福利分配上起关键性作用的领导干部。
在设法促进工人生产积极性的过程中，这种新传统主义类型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领导那里可能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有的工厂领导会强调思想教育、集体压力、群众性动员，以此来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而另一些领导或许在上述方面仅仅是装门面般地做做样子，甚至干脆直截了当地拒绝采取这种调动积极性的方式。有些领导会强调“按劳分配”或物质刺激原则；而另一些领导却可能仅仅将它挂在嘴皮子上，甚至干脆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原则。国家有可能施行限制性的工资政策，以减少工人的消费为代价来尽量增加积累；也可能转而实行不同的政策来满足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工厂领导在某些时期可能强调对破坏劳动纪律的行为实行严厉惩罚，并将其公之于众以作为警告；在另一时期里就可能对破坏规章制度的行为听之任之；甚至有时还会干脆拒绝对违章行为施加处罚。
另外，工厂领导或许会强调明确的劳动分工以及个人工作责任；但也可能采用小组甚至大队的方式来集体承担工作任务。国家可能会允许甚至鼓励劳动力转移；但也可能对劳动力转移实行严格限制。国家或许会鼓励企业去借鉴甚至采取国外的劳工管理技术；但也可能要求独立发展在政治上无懈可击的管理技术。党或许会将专业经理人员排挤到一边，强行在工厂中推行列宁主义式的政治或生产运动；但也可能退而对专业经理人员采取携手合作的姿态，在它自己的轨道上部分地变得“职业化”起来。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官方政策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有着经常性的改变。在上述几个方面，中国采取的政策往往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大相径庭。但是尽管国家的政策和管理方式变来变去，其核心的制度性的特征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作为一种分析性的类型，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这一理论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的工业中的权力结构进行比较，因为这一概念着重的不是那些变化多端的政策和方式，而是两个制度性的特征。其一是“制度性的依附”，亦即工人在经济上依附于企业、在政治上依附于工厂党政领导，以及在个人关系上依附于车间直接领导的程度和方式。现存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及工厂的内部组织方式与上述几方面的依附程度有直接关系。其二是工厂的“制度文化”，包括领导和下属间的关系、工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所采取的争取自身利益的策略。……
工人对企业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依附
世界上一切工人都依赖自己的企业来满足各种需求，这是工业中权力关系的基础，也就是韦伯所说的“服从带来的利益”。但是，雇佣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的依附程度和方式不仅在各国间有非常大的差别，而且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雇佣关系中的两个方面决定了工厂工人的依附程度。第一方面是工作单位满足（或潜在的满足能力）工人各种需求的比例。这包括作为最基本需求的货币工资。但是，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许多环境里，工作单位还满足了雇员的其它各种社会和经济需求。最常见的有健康保险、医疗保健、退休金、住房、贷款、教育、等等。
依附关系的另一方面同样重要，那就是外部的其它选择机会是否存在，也就是说，工人们是否有可能通过其它途径来满足他们的这些需求。这同时也意味着是否有可能在其它地方获得受雇机会。“可得性”（availability）不仅意味着其它工作空缺的存在（这取决于劳工市场的状况），而且意味着不存在法律上或政治上对自由选择工作的阻碍。⒁另外，“外部选择机会”（alternatives）不仅仅指就业机会，还指从企业外获得收入或满足其它非工资形式的需求——包括退休金、健康保险、住房、贷款，等等——的机会。工人们通过企业来满足需求的部分越大，外部的选择机会越少（无论是就业还是满足其它需求的机会），他们的依附性就越大。
相对于世界上其它地区的现代工人阶级，共产党国家的工厂工人依附于企业的程度非常高。在论证这一点时，我并非断言工人的高度依附为共产党社会所特有。类似的依附方式是美国和英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工业中的家长式统治、公司城、以及“福利资本主义”等从来就具备的特征。⒂在当今的日本，大企业为其终身雇员提供从住房、健康保险，到休假活动、退休金等大量各式各样的福利。日本大企业的经理们在雇用工人时极为倾向于从最初级的阶段开始，之后设法将他们长期留在企业里。这使日本工人以一种与美国的模式不同的方式依附于公司。
地理上的隔绝在限制工人的外部选择机会——无论是就业还是满足工资之外的其它需求的机会——也会起作用。铁路建筑、采矿等等一些工业部门在历史上都曾采用过公司商店、公司转帐购物、公司住房等方式来造成依附而驯服的工人群体。消除工人在别处得到就业机会的最常见的方式，或是这种方式之一，是通过公民身份或其它法律上的限制来推行的民族或种族歧视。来自贫穷地区的外国移民工人为欧洲和北美的某些行业提供了依附性的劳动力。这类依附关系中最极端的例子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根据这一政策，黑人工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被当作外国人对待。这些工人受到身份证明、国内通行证、在遭到解雇时，被遣返回贫穷的保留地等等一系列政策的束缚。
在共产党国家的经济中，工人高度依附于他们的企业，但依附的方式却自成一格。尽管在许多市场经济的工业部门里随着就业而来的是许多非工资形式的福利，但雇佣关系在那里主要是劳动力的市场关系，亦即是一种特定的劳力、技术同金钱和其它报酬之间的契约交换。在共产党国家的经济里，国营企业中的雇佣关系基本上不是一种市场关系。受雇使得工人获得他们的社会身份，并使得他们有权利享受到国家提供的特殊供应和福利。企业对工人的权力并不仅仅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扩展到他们的整个生活，因为国营工厂是政府部门，它通过工厂的党支部来代表国家对作为公民的工人实行政治统治。
国营企业不仅提供全部的健康保险和退休金，并且还通过自己的医疗设施或是附设医院来提供直接的医疗服务。另外，企业是职工住房的主要来源。企业还为职工提供贷款、经济补助、托儿所、食堂，有时甚至还提供教育。企业也是某些消费品的重要提供者。没有受雇于国营企业的人无权享受这多种多样的福利。不过，并非所有国营企业都能提供同样广泛的福利，每个企业提供的福利种类并不一样。企业在共产党社会的环境里还行使某些社会政治功能，这里仅仅提及最常见的几项：例如发放旅行许可、批准调换工作、为亲戚或配偶申请当地的居住户口，等等；企业也能为了住房，改进医疗保健服务，减轻罪犯刑期等等事务而与政府部门打交道。
与工作单位为职工提供的如此广泛的需求相对应的是外部选择机会的缺乏。许多共产党国家在某些阶段中（包括中国在本研究中所涉及的绝大部分时期），调换工作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即使在那些基本上有变换工作自由的共产党国家里，对居住自由的限制依旧将外部选择机会限定在特定的地区之内：北京或莫斯科的居民大约随便就可以得到在穷乡僻壤工作的许可（只有极少数人愿意这么做），但是穷乡僻壤的居民却很难得到在某个限制移入的大城市居住的许可。另一类的外部选择机会也几乎不存在。由于共产党国家的经济是按照计划者的意愿而不是消费者的倾向去进行投资的，因此对消费品和住房建设的投资往往在相当程度上被忽略。这些方面的匮乏使得工作单位的供应更为重要。（在这点上，日本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日本的大企业经常提供住房和其它福利，其国内的消费品市场却非常发达，匮乏短缺并非其特征。）许多由工作单位来提供的消费品和服务业在其它地方是没法得到的。
各个共产党国家中工人对企业的依附程度有所不同，而且在一国内的各个部门之间也有差别。当然，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是个相当极端的例子。当时，职工在企业之间的调动受到严格限制，居住户口被紧密控制，住房和消费品极度短缺，连非常普通的消费品甚至不少基本食品也要通过单位来定量供应。到了八十年代，短缺得到了缓解，控制也放松了，因此中国的依附形态已经朝着不那么严格的东欧模式发展。然而，尽管有这些变化，共产党社会的模式与日本的大企业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更不用说与美国的模式相比较了。
工人对工厂领导在政治上的依附
共产党社会的权力结构模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工人对工厂领导在政治上的依附。这一结论得自于从社会组织角度进行的观察。首先要看的是，工人是否有能力独立地组织起来以集体的方式去抵制企业管理领导人的意志；其次要看领导人一方是否能够通过制度手段来压制工人的这类行动，并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向来组织工人的政治活动。在这一方面，共产党社会的模式不仅仅不同于自由民主政权下的社会，甚至不同于绝大部分其它形式的现代权威主义社会。
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译注】理论通常认为，一个群体是否有能力追求其共同利益，关键在于它的成员是否能够组织起来。这些理论着眼于以下几个重要因素：该群体成员之间的地理距离以及相互间交往的能力，该群体成员对集体利益的认同，该群体产生干练的领袖并保护这些领袖的能力，以及该群体在现存的法律秩序下为追求群体的共同目标而自由地进行组织和交往的能力。当我们考察在不同的工业部门或不同的西方国家里工人的集体力量之间的差异时，上述的理论背景导致我们首先考虑下列因素：那一国家中的企业规模的大小，在地理上是否分散或隔绝；那里工人阶级是否由于相互间就业条件的差距或民族、种族、语言等方面的障碍而彼此分裂；工人组织起来的努力是否因为他们的教育水平低而受到妨碍，或是由于血缘地缘等方面的联系以及共同的行业传统而得到加强；工人们是否真享有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等等。⒃
在这些理论中，“压迫”是一个重要概念。统治者的压迫确实影响着一切有组织的行动，影响着人们自由交往和组织团体的能力，以及团体保护领袖人物的能力。然而，“压迫”这一概念实际上包含着双重意义，而这双重意义并不总是被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的。首先，“压迫”指的是一种政治态度，亦即统治者使用大量暴力的意愿，这自然提高了集体行动的代价——包括生命的和物质上的付出。就这一意义而言，压迫对于被统治阶级经过仔细盘算后采取的行动具有一种威慑性的影响力。另外，压迫也可以是一种制度性的活动方式，这种方式使得集体行动的产生本身就困难重重，并且将集体行动引导到另外的方向上去。这两种不同的压迫方式对政治依附所产生的影响有重大的差别。一个必须依靠大量的暴力去压迫日益兴起的集体行动的政权或统治阶级，与一个总是能够对有组织的集体行动防微杜渐的政权或统治阶级相比较，前者对社会的控制显然要弱得多。最残暴的政权并不一定是能最有效地进行政治控制的政权。相反，这些政权的残暴往往只是表明了它们压制集体行动的努力既杂乱无章又收效甚微。而一个能够组织起来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的劳工阶级，无论其努力多么不成功，也比一个不但无法这样做而且必须接受统治者规定的政治活动方式的劳工阶级更具独立性。
共产党政权与其它权威主义政权在使用暴力去镇压工人的集体行动的意愿上并无二致。然而，尽管共产党政权在使用暴力镇压有组织的反抗时从不手软，不管这些反抗行动确实存在的还是仅仅属于统治者的想象，我们却不能据此论断，共产党政权与其它现代权威主义政权甚至过去时代的大多数自由政权相比更倾向于动用武力镇压有组织的劳工活动。⒄它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防止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的出现的能力，借助这种能力，它们使这类政治活动甚至没有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集体行动。其独特之处在于工作单位的政治组织化。共产党社会的工厂中安置着各种相互重迭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既能防止有组织的反对派的产生，又能在工人中发现并动员新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在每个工厂中都有自己的支部，一般通过辅助性的青年组织来吸收、奖励积极分子，从他们那里了解工人中的动向。国家公安部门也在各个大大小小的国营工厂里设立了保卫部门，通常由复员退伍军人来任职。上述机构在车间里维持着一个告密网。保卫部门储存着所谓“不清白”的工人的记录，而人事部门则保存着每一个工人的政治档案。如果哪个工人调换了工作岗位，这些档案便随之转移到新单位去。有哪个工人卷入了独立的政治活动，如果有幸不被关监狱的话，那他除了在非常低级的单位之外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工作。作为政权的代表，共产党的工厂领导干部在这点上极为配合默契。
更重要的是，共产党政权不仅在防止独立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出现上极有效率，它们还利用政治组织化的工作单位及其所控制的奖励手段来将工人们吸引到党所发起的政治活动中去。任何工作单位中的政治活动都只能在党组织和领导所召开的会议上进行。事实上，领导们都尽量去占领所有的政治空间，以便使独立的政治活动无法存在。忠诚于党的人必须在政府和党赐予的提意见机会中表达自己的批评意见，而工人们在这种时刻便得以个人身份将他们的建议和要求提出来。那些不肯参与这种活动的人被说成是“搞阴谋”，甚至有可能被控告为参与反革命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在政治上必须高度依附于工厂领导。工厂党政领导组织政治活动，订立标准，甚至干脆将政治词汇也规定好。工人们需求满足的程度关键要看领导和国家的恩赐，而不是工人集体的要求。⒅工人为自身利益进行的政治活动或是通过个人参与到党领导的活动来进行，或是通过进行非正式的“协商”。所谓协商，也就是每个工厂中的领导和劳工之间就工人在什么程度上与领导合作，而领导在什么程度和方式上去执行工厂的规章制度所进行的讨价还价。这种暗中的协商方式在无法有组织地集体追求自身目标的依附群体中是非常典型的。⒆
工人对直接领导的个人依附
依附关系的最后一方面，是工人作为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必须依附于其直接领导。当领导对他们下属的工人有雇用、解雇、奖赏的权力时，工人作为个人便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这些领导。当个别的领导对其下属的雇用、解雇、奖赏的权力被集体的协约或国家规章所限制时，这种个人的依附性便减弱了，而依附的形式也就变得更为非个人性质的制度化。【译注】这一特点决定了在多大程度上工人对企业的依附状况助长了企业内部的个人依附关系。
正是就这一点而言，高度的个人依附成为早期的手工业组织的标志。在许多行业里，工匠和学徒依靠师傅得到工作，有时还得到食宿。以后的时期里，尽管许多工厂号称“现代”，在那里的包工头契约制度下也能发现这种个人化的依附关系。包工头控制了车间里的生产过程，他们在雇用、解雇、工资等方面掌握着极大的权力。这种被称为“包工头王国”的制度在本世纪上半叶的数十年里，在工人运动以及雇主从工头手里夺回对生产过程控制权的努力的双重打击下在美国逐步崩溃了。劳工关系向科层制度化进步的结果，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规章制度和集体契约，由此来规范受技术水准、工作任务、资历等因素所左右的报酬，以及招收或解雇工人的决定。在早些年里，在许多大规模的、工会化的工厂中，工头们在这些方面所掌握的权力已经缩到了尽可能最小的程度。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非个人化的统治方式。在这种方式里，工资、提升、内部管理等等复杂程序几乎完全受科层制度化的规章的约束，而且受到工厂工会和雇员的监督。⒇
【译注】Bureaucracy一字在英文中有机构化、规章制度化等方面的意思。中译里有时作“官僚”、“官僚化”、“科层”、“科层化”等等。
在共产党国家里，现今的车间组织形式既非产生自集团间的冲突和协商的历史，也不是经理方面将生产过程的控制权从工头手里夺取过来之后的结果。在那些国家里，工业化的进程是由中央集权国家来投资和主导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崭新的，政治上依附的工人阶级被创造了出来。企业管理人员享有对生产和人事的控制权，工人无法对这一权力进行挑战。结果是，尽管共产党社会里的车间与其它地方的车间在组织形式上——特别是在生产技术的组织上——具有外表上的相似，车间主任和各种车间领导在人事以及其它许多宥关工厂的奖惩制度上掌握着要大得多的权力。共产党社会的工厂中特殊的内部政治组织形式同样有助于加强车间领导的权力。每个车间都有一个党支部，而每个支部书记和车间主任及其它领导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都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和行政权力。车间领导相对不受来自上面的干涉，也不受集体契约的束缚。他们是工厂一级的领导与工人之间的中间环节。虽然他们并不像在世纪之交前后的美国包工头那样在生产和人事方面享有极大的权力，但工厂与车间之间的权力平衡过程往往在许多方面有利于车间领导。
另一种因素使得车间领导的中介角色进一步加强了：在共产党社会的工厂里，每天都有大批涉及分配、申请、批准的工作。车间领导作为工厂领导和工人之间的中介者来活动的结果，给厂一级领导减轻了大量上述日常事务的重负。车间领导在厂领导之前预先审查工人的住房申请和消费品的分配。他们根据国家的劳工保护条例审批各种福利申请，包括休假、年度探亲假、事假、疗养、特批医药、福利贷款，等等。车间领导还负责给工人作个人评语，向工厂党领导和保卫部门提供信息，批准给工人开旅行证明，对违犯工厂规章制度的行为施以罚款或进行其它方式的惩罚。车间领导在这些事务上有广泛的权力，这在美国和日本的工厂中是全然不存在的。共产党社会的工厂中车间一级领导所享有的权力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将工业中的权力个人化了。
权威的制度文化
工人在上述三方面的高度依附表明了现代共产党社会一种典型的结构。在其它国家的工业里，人们可能在上述任何一方面发现高度的依附关系，但是难得有哪一个国家在三方面都达到如此高的程度。日本的大企业通常提供大量工人需要的物品，但其范围却绝不似在共产党国家中那样广泛。日本的企业也绝不在执行政治社会功能上充当某种角色，而日本住房和消费品的自由市场为人们提供了外部选择，尽管这些外部选择并不总是那么价廉物美。世界上许多权威主义政权有可能做到成功地压制工人中独立的政治活动并将其导入官方工会的渠道，但是它们却不会如此彻底地渗透与组织到车间一级。某个企业或某个工业部门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和某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中有可能在上述两方面甚至所有三方面都形成高度的依附关系，但是没有哪个现代工业部门至今依旧如此。这整个的依附关系是共产党社会的特征，因为上述三种依附关系中的任何一种都源于共产党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本质特性：由于消费品市场发展极为不充分，企业担当起了分配公共福利的职责；工作单位被政治组织化并在党对国家的统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工厂的行政管理中，车间里的领导和党的干部具有相当大的个人决定权。
要对各种权威“类型”进行解释性的比较，我们不得不到韦伯最早关于权威的论述。据韦伯认为，一切形式的权威都包含着下列二种因素：由掌权者制定的一系列道德或意识形态信条；臣服于权威给人们带来的“理想”的实现或物质的利益；由权威的形式造成的特定社会冲突方式。这些因素——道德和意识形态信条、臣服的动机、冲突的方式——初步勾勒出了我这里说的“权威的制度文化”的含义。但是这类文化还有另一些韦伯那包罗万象的比较研究甚至没有能够涉及的方面。[21]
任何类型的权威中最令人费解的部分在于它所具有的一种模糊的“被承认”，或是人们对它的一种自愿的，习惯性的服从。任何类型的权威都包括民众对它的默认，而默认则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了人们从道德上对它的接受。学者们在分析权威时往往分成两派：一派人将这种承认简单地看作是对权力的习惯，另一派人则强调从道德上对权威的接受。在我看来，所谓承认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许多种千差万别的社会动机的总和。人们对权威的承认可能出于积极拥护，出于习惯，出于利益上的算计，出于道德上的认同，等等。换句话说，人们的倾向是各式各样的。某种类型的权威之所以能稳定下来——无论其稳定程度如何——，正是由于有这些千差万别的人群以及他们千差万别的动机所组成的社会结构。我将这类结构称之为权威的制度文化。这是一个概括性概念，我用它来界定对权威的承认的种种条件。
一种制度文化不是行为模式的简单概述，也不是文化的道德、观念、预期等因素的“超级有机体”层次。【译注】另外，这一概念不等于劳工关系研究中的类似于长期就业、对公司的忠诚、终身就业、小组管理等变量。它也不能被转化成一系列这类变量。它是为对工厂中的权力结构进行比较性（自然同样也为解释性）分析所设立的一个概念。我所作的比较不在于管理方法和正式的组织方式，而是在于工厂中日常运作的特点。这些特点是进行实地考察和社会历史研究的学者经常会观察到的。
总而言之，权威文化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企业中的社会关系结构、这些社会关系的内容以及体现在其中的道德观念、权威在现实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信条、经理和劳工间的讨价还价——通过这种讨价还价，原先为双方所默认的条件得以修改。可以肯定的是，共产党社会的模式——中国是其中的一种类型——是由党在工厂车间里发展出一套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网络（亦即将少数紧跟上级的工人同车间领导联结在一起的社会纽带）；在这一网络里，垂直的联系将工人队伍的整体从社会和政治层面上都割裂开来。同时，一种以实用性的私人关系为特征的亚文化成了工人以个人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渠道。
【译注】这里的superorganic一词，是早期社会学采用自然界的观念来比喻社会文化中独特的凝聚力的术语。
党领导及其基本群众间的施恩回报关系
这一制度文化的核心因素是一种上下间施恩回报的关系网络，这一网络将党组织和车间领导与车间基层里少数紧跟上级的工人联结起来。这些上下间施恩回报的关系不全然属于所谓“非正式的组织”或个人关系网。如果仅仅是那样，它们对于比较研究便不具意义。小集团、宗派等各种形式的个人关系网是普遍的现象，人们对这种个人关系网在各种条件下——包括在美国和日本的工厂中——的产生进行过描述。党领导及其基本群众间的施恩回报关系不是一种外在于正式组织体系的个人关系。相反，它是从常规的党的组织发展以及党的领导方式中产生的，甚至可以说，这种施恩回报关系是后者的产物。为了对工厂进行控制，工厂的党政领导大力发展同少数效忠于他们的工人基本群众之间的固定关系，以此来诱导工人去积极紧跟领导。的确，这种关系是非个人化的，是“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principled particularism）【译注】：根据对党的忠诚以及为党和领导做的服务与贡献，党优先奖励、提拔某些人。由此产生的关系网就其结构而言在“客观上”是施恩回报性的。也就是说，这类关系网在领导和下属之间垂直地形成，它们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上下双方各自从中交换好处。上级领导与他们的基本群众之间的私人忠诚和情感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产生，并且同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交织混淆在一起，往往给双方带来了比党所允许的还要多的特权和好处。然而，个人因素不是这些关系的重要部分。党领导及其基本群众间的施恩回报关系是被至上而下地构筑出来的。或者可以说，它是一种制度性的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网，它既有正式的又有非正式的层面，既有非个人的也有个人的层面。
毫无疑问，这种具有混合特点的党领导及其基本群众间的施恩回报关系是新传统式的。它体现为下列两类因素的混合物：一方面是现代列宁式政党所要求的意识形态信仰和非个人化忠诚，以及现代工业组织所具有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标志着传统权威和家长式统治的个人忠诚。因此，它既不同于传统的以个人忠诚为基础的上下关系，也区别于外在正式组织形式的小集团与宗派。（事实上，小集团与宗派往往存在于这些官方的关系网之中，这类小集团是中国工厂中非正式组织的现象。）而已知的美国和日本工厂中的宗派和个人关系网是与党领导及其基本群众间的施恩回报关系性质全然不同的现象，因为那里的关系网是私人的、非正式的，它们在劳工关系中没有起关键性作用。
【译注】Particularism在此译“任人唯亲原则”，指的是一种上级从个人关系或身份出发所给与下级的特殊待遇。而principled particularism，亦即所谓“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在这里具体指的是以对党的态度、同党的关系为准则来给与个人以特殊待遇的制度。
工人队伍分裂的社会现实
这些垂直忠诚关系的后果是对党忠诚的基本群众与普遍工人之间的分裂。而这样的分裂则又导致了积极分子在工人中被孤立和敌视，从而使得积极分子更加向党靠拢。于是，积极分子成了避雷针：在工人对领导不满时便拿他们来出气。虽然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工人都会蔑视那些用效忠于领导的方式来获得提升的人，但在其它地方却找不到如此长期地在日常的劳工关系中定了型的相互敌视。所以，共产党在对待集体关系的方式上，不是像人们经常提到的日本式，亦即促进群体内相互间的忠诚和团结，而是通过鼓励对上级的忠诚去促进工人中的分裂。另外，这类对上级的忠诚产生了结构性的后果，因为同其它界定社会集团的因素一样，它划出了一种社会的分野。
实用性的私人关系网络
这一制度文化的最后一个特征，是一种既是私人的又是实用性的社会关系亚文化的产生。这类社会关系——其间包含了相互间帮忙、对个人关系的依赖、利用小规模的腐败行为来获取物资或服务等等行为——在自由市场受到限制、短缺盛行的情况下取代了非个人化的市场交换。这些社会关系也是工作单位中分配系统的产物。虽说这种系统是制度化的，但干部们作为个人有权灵活掌握。在共产党社会里，这类私人交易网络的分布远远超出了工作单位的范围，渗入了工人生存的各种社会环境。在工厂里，工人们往往发展自己与厂里干部的关系，因为这些干部有权对规章制度作有利于工人的变通，或是能帮助他们在分房或分配其它物质时得到优先考虑。这种个人关系中的实用性倾向——在俄国被称为blat，在中国被叫做“关系”——并非为共产党社会所特有。在前现代化社会——特别是农民社会——的各种环境下，这种倾向都是占主导地位的。实用性的私人关系网络之所以在现代共产党社会的企业中蔓延，首先是因为这些网络控制了社会和经济资源，其次是由于社会上消费品的短缺，以及干部们掌握解释规定和分配资源的广泛的权力。这些实用性的私人关系是每个工人在工厂中追求自身利益的重要的渠道。
概 要
在下面的章节里，我将描述并分析中国工厂新传统主义的特点。另外，我还特别指出了与苏联不同的中国特色。由于我的目的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的三十年的建立一个制度性模式（尽管其中有经常性的政府政策性变化），我将着重于整体分析而不是进行具体的历史描述。现有关于中国劳工和工业管理政策的调查材料非常充分，但是只是在涉及到我描述过的制度性特点时这些调查才与本书的主题有关。
中国的工业管理政策经常发生变化。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大跃进（1958—1960）、“调整”时期（1961—1965）、文化革命的十年（1966—1976）、到毛泽东去世后的恢复和改革（1977至今），每个时期都带来了与前一时期相比的重大变化。其中的两个时期，文化革命和毛之后的改革，受到了人们仔细的关注，因为它们在新传统主义的框架之中代表了两种相反的倾向。在本书中，我不是从两个时期的两种不同政策（这一点本身是确凿无疑的）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而是将这两个不同的时期作为本质不变的同一制度的两种变异来研究的。
① 虽然学者如今已经普遍同意，最早关于极权主义的理论模式已经不再能准确地描述共产党政权，但有些学者——包括本人在内——认为，这一理论模式甚至不适用于从理论上描述共产党社会任何阶段里的社会关系。这是我与近年来许多学者所作的斯大林时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分析——例如……等人的研究——的主要分歧之所在。在我看来，近年来大部分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的研究与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② Hough（1977：14）就此进一步提出：“认为苏联基本上是个受控制的社会但具有一些多元的或是半多元的因素，与认为苏联是个多元社会但受到某些方式的限制，这两种说法间大约并没有太多的区别。这一差别恐怕就像说瓶子百分之五十五是满的或是瓶子百分之五十五是空的之间的区别一样：在语气上的差别恐怕比在内容上的差别要大得多。”我对这两种社会之间有多么相似并不感兴趣。我首先从逻辑上提出的质疑是：我们是否能依靠几个罗列出来的因素讨论相似性或差异性的问题（正如上述关于多元竞争的讨论中进行的一样）。
③ 顺便提及，主张这种说法的人们通常将“多元主义”与“集团政治”混淆在一起。“多元主义”着眼于政治权力、社会影响、公共福利、政策效果诸方面的竞争与冲突。“集团政治”则强调，由共同利益组成的集团是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政治实体。因此，我们看到，官僚机构的头头、地方领袖、职业阶层、领导集团中的派系等等诸如此类，统统被说成是“集团”，尽管在他们归属的团体的性质以及他们所进行的活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学者们曾试图为这一概念混乱的领域引入一些秩序而作过很大的努力，其中包括Janos（1970）。
④ 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Hough（1977：125-39）对共产党的研究。他认为这类政党不是组织与控制的工具，而是一种表达各个集团的立场观点的机构。因为各个集团成员以党员的身份来代表本集团。然而，党员身份对于每个集团成员意味着什么，关键要看党的组织性质及其活动与目标（更不用提党是如何决定哪位工人或知识分子才会被批准人党）。本书的第三至第五章里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对这种观点的进一步批评。
⑤ 学者们在对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社会进行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对服从所给予的奖励。代表性的著作包括：……，等等。所有这些著作都就共产党统治下形成的在提升、奖励，福利等方面进行竞争制度作了分析。新传统主义模式得益于这些研究，但是在这些学者中只有Oi的研究与我在这里作出的模式有直接的联系。
⑥ 正如Jowitt（1983）在关于苏联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这种官方意识形态和组织的“腐化变质”最终能渗透并改变整个党与政府的结构。我的研究着眼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政权的机构，尽管这二者之间大约是相互关联的。
⑦ 要对共产党国家以及那里与众不同的“多元主义”进行政治社会研究，必须对集团的横向政治关系与上下间的纵向效忠关系之间的矛盾进行详尽的探讨。另外，还需要对各种有关概念作一番重新整理，以便能表达在社会集团的身份和利益二者间的区别，并说明政治行动是如何组织的、行动者又是如何定义的。Frey（1985）和Janos（1970）的著作毫无疑问已经开始了这样一项工作。不过，这已经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了。
⑧ 我与Jowitt（1983）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些方式要起源于“动员阶段”中更早得多的时期。
⑨ 尽管我的思维方式为韦伯式的，我并不将我的研究看作是韦伯的工作的延续，我也不打算发展出一套概念来囊括一切形式的工业中的权力结构。我希望，是我自己的研究题目，而不是韦伯的概念，成为整个研究中心主题。“新传统主义”这一概念是我从阅读Jowitt 1983年研究苏联的著作的手稿时得来的。他将这一概念作为共产党及其整个统治体系的一个特点。而我在这里将这一概念仅仅用在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并通过研究一套特别的制度来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
⑩ 上述的说法并不表明我认为不能对关于“文化传统”影响进行深入的认真的讨论，而是说，我们必须小心使用并认真定义这一概念，不能在讨论关于民族国家间的差别时一旦遇到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便随便借用它来抵挡。同时，我也不因为认为这一模式属于现代类型便否定它在将来有可能朝一个未知的方向发展。
⑾ 我们可以对比韦伯关于资本主义企业与Kornai（1980）和Berliner（1957）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的描述之间的差别。以这些材料为基础，人们很容易便能对现代理性的差异形式进行比较分析。
⑿ 严格地说来，个案研究就其定义而言是比较性的，因为一个个案包含某种同属于其它结构上类似的个案的现象。然而，这一概念已经被扭曲了，因为它通常用在那些仅仅是描述而非分析的研究上。
⒀ 在同一个民族之内，工业的各个部门之间具有相当大的差别。这一事实在国家间的比较研究中往往被故意省略，而不是忽略。当我在比较各个民族国家的不同类型时，除非加以特别说明，否则我通常指的是这些国家里的现代工业。在日本和美国，是“主要工业部门”里的大公司。在中国和俄国，是大中型的市一级或更高级的国营工厂（一般超过五百人）。我们必须注意，在中央计划经济里，由于统一的国家规定和国家产权的存在以及缺乏多样化的商品市场，劳工政策更缺乏多样性。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我认为一个工业部门的“制度文化”的各个方面根据本部门的工人所经验的依附方式的差别而变化。当然，我们应发展出更为精确地表现出各种差别的依附概念，而且对这一概念进行的探讨应该适应在该国的各个工业部门中普遍存在的现实状况，包括劳工市场的状况、工会的机构、政府干预的程度和方式等等。这里所运用的概念是粗线条的，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区分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⒁ 关于十八、十九世纪英格兰的家长式统治，我依靠的是……的著作。Brandes（1976）描述了二十世纪早期“福利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及其导致的依附和工人对它的抵制。Bendix（1956：99-116）就十九世纪英格兰的家长式统治的意识形态作过描述。Burawoy（1983）列举了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工人的依附程度的降低过程。
⒃ 下面一系列是关于早期现代欧洲社会历史的研究。这些研究将着重点在行业组织和集体的紧密关系上……。
⒄ Burawoy（1984）认为，沙皇时代俄国中被他称之为“公司国家”的现象也曾经在美国出现。在本世纪之交的美国西部，大公司雇用间谍和私人警察队伍，并以大规模的矿业和工业为基础形成了事实上的具有领土的主权政府和民兵组织。
⒅ 由什么决定了领导的慷慨程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可能是受工业发展阶段、财政预算、国际关系状况、国家官员刺激工人的积极性的努力等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
⒆ ……以及我本人的著述（Walder 1978）中，都有关于这类基层的协商的描述。韦伯将此称为“无组织的社会行动”。
⒇ 有人或许会反驳说，关于日本人企业中“家长式统治”（及其有关政策）的种种说法所造成的印象使得日本成为这里的例外。然而，对有关日本车间组织形式的材料的仔细研究表明，日本工头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都要受到职员规章的约束，尽管这些职员规章往往根据的是不同的原则。
(21) Bendix（1956）在他关于管理的意识形态的经典研究中探讨了统治者的道德和意识形态信念的问题。这是制度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不直接涉及之处，我在本书中不打算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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