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
序 言
本书是我的长期学术生涯和个人生活经历的共同结果，其形成过程的关键性时刻发生在我一九七九至八零年在香港进行实地调查期间。在前往香港时，我带着一系列通过阅读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手和官方新闻出版物而获得的问题，希望能通过对来自大陆的移出的探访获得答案。正如在实地调查中通常发生的那样，我的学术思考的角度有了变化，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和新观点；而原来的问题则变得不那么有意思或是不那么切题了。结果是，在我的研究中出乎意料之外地产生了一整套全新的学术观察角度。
在整整一年对移民香港的工人、职员、管理人员的采访中，我的脑海中铭刻了三个强烈的印象，而它们却并不包括在我原先打算采用的理论概念中。第一个印象是工人对工厂以及工厂中的领导在许多方面的依附，这比现存有关政治经济体制的研究所提供的情况要严重得多。第二是党政领导在少数忠诚的工人中发展出来的稳固的垂直性关系的关键重要性。在这样的忠诚里，公与私混杂在一起。它所造成的社会分裂广泛地反映在工人的认识、利益、以及政治行为中。第三是一套政治刺激体系。这套体系表面上看来以政治号召和非物质性刺激为基础，实际上却基于物质奖励和个人前途上根深蒂固的任人唯亲原则。
在一九八一年的博士论文以及随后发表的一些论文中，我列举了上述发现。但这不过是我的研究中的起始阶段。我所归纳出来的这些社会模式到底是什么性质？它们是否仅仅属于类似Blau，Dalton，Gouldner，以及研究日本工业的学者们所发现的那种“非正式组织”？还是在比较研究中具有更为深刻的重要意义？也许它们是从苏联进口但中国化了的体制？如果这样的话，这些制度的中国版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与中国特有的经济政冶状况有关？我所说的“依附”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工人的地位与世界上其它工人的地位是否真有那么大的差别？如果是这样，这些差别体现在什么方面？
要回答上述问题，唯一的途径便是进行比较：同四九年之前中国的工厂生活进行比较；同其它共产党国家当代与过去的政策进行比较；同中国的东亚邻居，日本、美国的状况进行比较。我原来设想，中国劳工关系模式在共产党的大框架中与苏联模式的关系正好似日本模式在资本主义的大框架中与美国模式的关系一样，它重视对企业和领导的效忠，实行终身雇用制，鼓励群体之内的忠诚。但是，在越来越多地阅读了有关苏联东欧的研究之后，我越来越认识到，过去在我看来是中国特点现象实际上是共产党社会中权力模式的一些变异。同时，在越来越多地阅读了关于中国工厂早期的研究之后，我也越来越相信这些模式是这些年中才由共产党的政冶和经济组织形式引进的。另外，在越来越多地阅读了有关日本工业的研究之后，我还越来越发觉在表现的相似之下，中国与日本的工厂制度，集团关系，提升与奖励方式之间的根本性不同。还有，在越来越多地阅读了关于美国工业——尤其是其中的非正式组织——的研究之后，我更是越来越怀疑人们常用的关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差别的概念在解释共产党社会中的上下间施恩回报关系时的适用性。最后，在越来越多地阅读了有关其它社会中个人关系网络、上下关系、政治上的上下互惠关系的研究之后，我越来越倾向于得出下列结论，亦即共产党社会的劳工关系与其它社会有着结构上的根本差别。
在完成了实地调查之后，每当我阅读到有关中国或别的共产党国家在其它方面体制的研究时，便不断地发现依附与垂直性关系的同类现象，尽管作者并不一定会有意识地对这些现象加以注意。日复一日，我开始认识到，我在对国营工厂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权力模式与共产党社会的其它制度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同时我也逐渐明白，这些基本特征是掌权后的列宁式政党以及中央计划经济的本质所产生的后果，尽管这些后果并非当初有意为之。
与此同时，我还了解到，我对共产党的社会组织——以依附、垂直性关系、紧密的个人联系网络为特征——的日渐理解与社会学中流行的关于共产党社会的理论概念并不吻合。目前已经有了几种分支的“极权主义”理论强调的是政治压迫与正式组织化的社会控制，这些在我研究的社会中的确都存在。但是，这一理论忽略了这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正面鼓励，而是将重点放在社会联系被摧毁、人际关系隔绝、党及其意识形态所要求的非个人化效忠等现象上。“集团”和“多元主义”理论相反则强调了冲突与讨价还价活动的盛行，以及尽管受到党的反对却仍然普遍存在的对集团利益的追求。但是这类理论对共产党社会的结构与政治活动方式却定论下得过早，并且在关于集团活动的描述上使用的定义也不恰当。关于共产党社会中“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强调的是这些社会里意识形态取向的崩塌并代之以复杂的现代工业社会所必需的更为实用而非意识形态的政策。这一发展倾向固然没有疑义，但上述理论却完全没布能够涉及在我看来是关键性的问题。因此，我最终决定不但从工业权力结构的比较这一角度来总结我的研究，而且同时将它看作是对共产党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模式的探讨。受到Kenneth Jowitt（1983）关于苏联列宁式政党政治衰败的探讨的启发，我决定用“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词来从总体上体现本书的观点，尽管我担心这一概念会引起各种误解。
我更重视的是我的概念中体现出来的内容而不是其表象，亦即我在对共产党政治权力特征的概括上作出的努力。这一概念本身包含着对于列宁式政党的群众动员方式演变为新传统模式的过程的解释：它也能容纳各种变异以及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虽然这一概念来自于对工业中权力关系进行比较与解释，但是它对于回答更为广泛的问题也有帮助，包括共产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流动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共产党社会结构的政治层面等课题。
本书中进行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四方面的信息资料来源：有关工资、福利、奖励、惩罚、以及党在劳工关系中的作用的公开或内部发行的政府文件；官方新闻报导以及统计概要；中国社会科学界出版的学术著作与论文；我对居住在香港（其中有两位在纽约）的八十位在中国工厂中工作过的人进行的长达五百多小时的采访。
最后的一种信息资料来源比其它几种重要得多。书中对采访的引用数量远不能体现出这些采访对整个研究所起到的作用。采访的时间没有限定，而且以叙述为主，甚至经常变成了口头历史。这些采访同文字资料一样，能帮助我们找到方向，提高我们的洞察力。书中也引用了许多公开发表的文件，但是采访为我提供了基础，使我能够很好地组织问题与分析。通过描划出工厂生活中极为真实的感觉——这是其它方式所无法做到的——，采访帮助我去解释官方发表的规定和其它文件，并且使我能观察到本来有可能会忽略的内在含义。本书的论点和框架虽然是我进行实地研究的结果，但其中的分析与记载却出自我随后几年的研究。在进行研究时，我整理采访记录并搜集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印证、发挥、修正了我在最初的采访中得出的结论，之后再进行了第二轮的采访以澄清模糊之处，明晰并印证我的理论概念。最终得出的画面里交织着得自文献与采访两方面的材料。
令人不解的是，对移民的采访往往招来疑问。通常人们会假定，这类采访对象的政治态度使得他们带有偏见。之所以说令人不解，不是因为移民的政治偏见不应该引起注意，而是因为人们对受制度性检查控制的新闻与大众出版物并没有表示出同样的怀疑，而这类出版物在研究中国或其它封闭性社会时远比移民采访要更经常地被用作信息资料来源。在大量地使用过上述两类材料之后，我觉得奇怪的一点是，人们一般总是认为自己更有能力去“看透”媒介里的歪曲，然而却不那么容易“看透”移民的话中的偏见。事实上，移民的态度和观点远比媒体要复杂多样。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以及离开中国的原因彼此不一；而他们叙述中的偏见并非出于某个组织的控制与操纵，所以不像国家媒体中的偏见那样成体系。更重要的是，采访材料与书面文件相比较有无法估量的长处：在采访中，你可以提问，在得到最初的回答后可以进一步深究，请采访对象加以解释、给出例证、澄清不明之处。你用不着被动地接受采访对象的话，进一步的提问经常会给你提供一些信息去支持与采访对象的看法并不相同的观点。我要说的，并不是移民提供的情况无须经过检验，而是以这种方式获得的信息资料中的问题要比其它来源的资料容易解决。事实上，人们对那些资料中的偏见通常也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般地加以承认罢了。
对中国工厂进行直接的、持续性的观察，再加上开放式的匿名采访，能帮助我们去进一步充分衡量移民提供的情况的准确性。虽然如今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工作、做研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在工厂职工中进行有系统的实地调查依旧得不到许可。当然，如果能居住在中国，同中国公民发展个人友谊，有机会与工厂工人不断进行交流，能帮助我们去得出有关社会体制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切实的知识和个人感受。另外，也可以从简短的正式采访中——目前通过工厂领导部门安排这样的采访已经不太困难——获得大量的发现。我自己在前往中国的五次旅行以及同朋友们较长的相聚时间里获得的经验，更加强了我对移民采访可靠性的信心。然而，所有上面这些方法都无法取代能够在香港进行的那种长期系统的研究。在外国研究人员得到在中国进行不受限制的对大量工厂职工进行长时间匿名采访的许可之前，我们不得不采用采访移民的办法。
于纽约
一九八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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