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 Revolution Defam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Vietnamese Trotskyism , Socialist Platform Ltd , 2003）
越南的斯大林派和托派
(Stalinism and Trotskyism in Vietnam)
斯蒂格·艾瑞克森（Stig Eriksson）
张兄 译
“我们和托派绝不能成为盟友，这一点上我们决不妥协。我们要不惜一切地揭露托派是法西斯的走狗，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消灭他们。”
所有参与印度支那团结运动的人都知道胡志明的这段话。长期以来，这场运动被描绘成斯大林派一直是运动的主导力量，而运动也被简单地解释为一场“反对托派的斗争”。在所谓的左派中，包括the KAF，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印度支那斯大林派和托派的历史真相，而本系列的文章就是尝试填补这一空白。
这些文章由斯蒂格·艾瑞克森（Stig Eriksson）同志提供。作者所描绘的历史和所作的政治评论都是作者自己的，读者不必认为是KAF或第四国际的统一观点。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是讲共产主义是如何伴随着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渗入到殖民地印度支那的。
[1]
民族主义的危机打开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
1885年法国殖民军占领了越南并建立了法兰西的殖民统治，终结了越南人民千余年的独立历史。
帝国主义的占领粗暴地破坏了越南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其经济和生产方式迅速地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利益链条：主要从事原材料（如香蕉，矿产、纺织业）的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农业生产。同时殖民政府建立了对盐、烟草、酒等商品的专卖制度。
法国殖民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快地完成这一进程。
当地人民由于日益高涨的物价和税收以及新的工厂制度，遭受了新的压迫。而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也被粗暴地压制了。
历史就是这样，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总是会引起各种形式的反抗。在越南也是这样。法国的殖民统治催生了越南的民族主义。
越南人把法国的统治视作他们软弱可欺的标志，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努力反抗。这包括1908年、1912年和1916年的民族大起义，但都被镇压下去。
法国的殖民压迫成为越南人民政治生活中持续而潜在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自外部传来
外来的压迫不仅仅导致了广泛的民族主义反抗情绪，而且也促使殖民政府和日益壮大的越南知识阶层产生了许多新的政治思潮和新的意识形态，如个人主义，社会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的工业化也创造了一支古老农业社会所没有的新阶级——大城市的工人阶级。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有了基于现实的社会力量，并作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应运而至。
越南的民族主义者可能是在1905年以后从日本学生那里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社会主义并没有正式地渗入到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里，直到殖民当局派十多万越南人到法国协助抵抗德军。这些越南人在军营和工厂里遇到了宣传反战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在一战前，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和越南建立任何联系，但在一战中，他们开始对越南越来越感兴趣了，尤其是那些左翼人士。后来这些左翼社会主义者在苏俄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在1920年主动建立了法国共产党。
因此越南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法国成长起来的。在他们当中，胡志明经常以“阮爱国”的笔名为法国的社会主义期刊《人道报》（L’Humanité ）投稿。他在1920年也经常参加在图尔斯（Tours）举行的法国共产党会议。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也在巴黎组建，负责人是周恩来和李立三。胡志明和其他越南同志很有可能与他们保持着接触。在法国，胡志明卓有成效地把越南人组织起来，他还批评法国共产党（就像他以前批评法国社会主义党那样）忽视殖民地问题。1922年5月他在《人道报》（那时该报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日报）上说：“非常不幸，我们很多同志只是把殖民地当作是充满沙滩、阳光和棕榈树的旅游胜地。”由于他在斗争中把殖民地问题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共产党的领导层派胡志明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1923年农民国际大会和1924年共产国际大会。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会议上，他严厉批评了法国共产党轻视殖民地人民的斗争。
共产国际掌控中的胡志明
但是和胡志明建立起紧密联系（通过他在东方劳动者大学的学习）的共产国际是一个已经逐渐归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国际，这个国际已经由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日益蜕变成苏联官僚集团的工具。
胡志明本人也未能摆脱这一变化。他后来在中国广东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丁的翻译，此外他还积极组织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运动，但他更倾向于把运动组织成民族主义的形式。1925年6月它组建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即 Thanh Nien 青年）。他完全认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革命的论断，因此在中国，他就放弃了1923年共产国际提出的方案，转而要求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党派——国民党，并服从其领导。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也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誉委员！
作为共产国际的官员，胡志明也看到了殖民地国家革命力量在日益变形。“农民国际”是季诺维也夫迷信的产物，它试图在巴尔干半岛建立所谓的“革命”农民组织。这只不过是斯大林“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一词的解释而已。该词语背后隐含的意思就是殖民地的革命要分两步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既然殖民地的革命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那么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支持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领导，在中国就是国民党。
由于中国和越南的社会情况比较类似，因此就不难理解胡志明也希望建立一个越南的国民党了。
民族主义把自己的命给革了
在胡志明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并在广大开展其活动的同时，越南的民族主义运动也遭遇了危机。宪政党（the Constitutional Party）当时的立场依然是从事改良运动，提高越南人的受教育水平，从而更多地参与法国殖民政府的管理、法律制定等。法国殖民政府已经勉强地满足了这些要求，因为这些根本不会影响其统治。但这却把年轻的和激进的改良派推向革命民族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立场。因此越南又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无数新的政治团体。其中在西贡就有谢秋杜领导的“安南青年党”（Jeune Annam），他后来成为越南托派最著名的代表。
另一个类似的革命民族主义组织是“越南重生”（Rebirth of Vietnam）。
随着1926年3月民族主义领导人阮安宁的被捕，西贡爆发了银行、邮政及纺织工人的联合罢工。温和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革命民族主义取代。从那时起，共产主义对革命民族主义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在共产国际1926年9月2日出版的杂志“Inprecorr”中，谢秋杜领导的安南青年党被认定为一支真正革命的力量。
上海失败
一年以后中国发生的一件事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对印度支那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共产国际的名誉委员）镇压了上海的一次工人起义。
上海的工会和共产党从2月份就组织起义了，当蒋介石以“北伐”的名义到达上海时，工人们已经占领了这个城市的战略要地：邮局，电报局和警察局。共产党按照他们的革命计划，愚蠢地将这些地方转交给蒋介石及其军队。
但蒋介石却转而镇压共产党。上海的工人运动陷入血色恐怖之中，这次失败是相当不幸的。一系列的事件迫使胡志明离开广州，他先去了杭州，后来又去了莫斯科。就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样，胡志明也深受两阶段革命论的影响，不能从中国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他继续坚持认为在现阶段建立印度支那共产党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还没有人能明白‘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呢”。但相反倒是可以建立一个“革命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党，这样党的领袖与党员之间就可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了”。
胡志明的革命青年团就是承担这一任务的，它在印度支那经济危机时发展迅速。世界经济危机也对殖民地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好战的民族主义团体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革命青年团很快就有1000多名成员和积极分子了，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在国外接受的革命理念。它的领导人从1928年12月就一直呆在香港。由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也在1928年召开，革命青年团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和成员扩大的形势下，于1929年5月在香港召开了大会。
PCI倒台后：托派和斯大林派重新携手
本部分内容涉及的时间是1929-1932年，主题是随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破产，以及印度支那日益严峻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运动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新近组建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很快进入状态，影响了1930-1931年间的罢工运动和农民起义。但它本身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尤其是宗派主义和对革命形势的高估。因此它本身在引来法国殖民当局严厉迫害的同时，也在内部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托派倾向的阶级斗争冲击了斯大林派的领导。
共产国际六大在1928年8月召开，大会通过的方案标志着斯大林派已经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它公开宣称支持“一国社会主义”的提法，也即在一个完全孤立的苏维埃俄国是可以建设好社会主义的。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降格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毫不犹豫地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而言，它们在对内对外的实践中要完全服从苏联官僚集团的领导。殖民地国家深受“两阶段革命论”及“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理论所累。
9个月后，胡志明领导的革命青年团在香港召开了大会。该组织虽然处于地下状态，但在1928年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其内部也在政治倾向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最主要的分歧就是要不要立即组建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处于领导层的胡志明派（主要是前面提过的流亡人士）坚持认为，在实践中确实需要建立一个这种类型的政党，但大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除非革命青年团现在就采纳一套共产主义的方案。为了与胡志明以及共产国际保持一致，大会同意建立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组织，并保证共产主义可以“一步一步”地渗入进去。革命青年团的纲领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进行了调整，从此开始公开以一个机会主义者和假民族主义者的身份进行活动。
但是有三名代表反对大会的决定，一名是Tran Van Cung，来自安南，另两名代表来自东京地区。中国上海的事件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中民族主义者的分裂对他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们也反对共产国际六大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事后他们发表“分裂宣言”，呼吁建立一个“印度支那工人阶级的”政党。他们还批评了革命青年团领导人对其他民族主义党派（如大越南国民党）的机会主义政策，他们认为大越南国民党“只是虚伪地口头高谈民族与世界革命，但实际上根本不会动员工人群众“。大越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关系很亲密。
这三个人离开香港回到越南后，他们组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建议很快就赢得了东京和安南地区革命青年团的支持。他们也在交趾支那的西贡建立了支部，半年后这个支部成为当地革命青年团的有力竞争对手，以致于革命青年团不得不私下里假借安南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活动。因为它的领导层担心那些激进的成员加入到对方阵营当中去。
三党合一
这样在印度支那就有了两个共产党团体。对于外人而言，这二者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它们也都积极要求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但如果再加上安南地区的一个 “共产主义联盟”（the Communist Alliance）大家一定都会糊涂了。这种分散局面降低了共产主义活动的效率，也容易引起殖民当局的镇压。共产国际也密切地关注这一情况。必须做些什么了……
1929年胡志明主要待在曼谷，他成功地在有三万多越南人的曼谷组建了一个民族主义团体。共产国际命令胡志明把越南的共产主义团体组建成统一的共产党。于是在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召开了统一大会（为了安全起见，他们选择在一个足球馆的比赛时间）。大会通过决议成立越南共产党，但随后又更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the Indo-Chinese Communist Party，简写PCI），这样它的活动范围可以扩展到老挝和柬埔寨。印度支那共产党在1931年4月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它的纲领有：
1．消灭法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反动资本主义；
2．争取印度支那人民的完全独立；
3．建立工农兵政权；
4．将种植园及其他农业产权充公；
5．没收银行及帝国主义企业；
6．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7．废除奴役制劳动、地租等压迫穷苦百姓的各种负担；
8．实行完全民主权利；
9．实行全民教育；
10.实现男女完全平等。
这时候，越南也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遭受着经济灾难。大萧条就像瘟疫一样传染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贸易萧条、高失业率和通货紧缩尤为严重。印度支那的农民被压倒了，他们承受了最为沉重的负担。工厂里的工人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因为法国殖民企业应对危机的办法就是削减工人工资。贸易的萎缩也影响到小商贩和白领阶层（尤其是银行业）的工人。1930-1931年间爆发了许多罢工活动，典型的有1930年2月南玻(Nambo)Phu Rieng地区有3000多橡胶工人罢工；1930年3月在Nam Dinh Bac Ho有4000多纺织工人罢工。尤其是在1930年5月，全国各地的工人和教师都参加了罢工活动，农民也举行示威，很多小商贩也参与其中。人们对法国殖民统治的不满也遍及各个社会阶层，反抗形式也多种多样。印度支那共产党就是在这种动乱的状态下成立的，因此不难理解其党纲试图满足更多阶层受压迫人民的意愿。
民族主义政党的革命导致了群众性抵抗运动的兴起
越南民族主义党被排除在重组之外，这也使得印度支那共产党顺利组建。该党类似于中国的国民党，也曾吸收了许多“社会主义”的做法，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武装起义驱逐法国殖民者，解放被压迫的同胞，建立一个共和国。就在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前的1930年2月，该党领导了一次法国军队中越南军人的兵变，它把这次兵变当作是自己谋划已久的“起义”。但安沛（Yen Bay） 兵变很快就被法国军队镇压了。尽管如此，安沛兵变却是1930-31年斗争的最高峰。它标志着越南民族主义党的灭亡。该党的领导人不是被杀害就是被投入监牢。该党在之后十年里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这样，领导越南人民反抗法国帝国主义的政党就只剩下印度支那共产党了。显而易见，这种政治形势非常有利于年轻的共产党大展手脚。
到了1930年夏天，越南的阶级斗争发展到难以想象的水平，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在义安（Nghe Anh）和河静（Ha Tinh）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竟然创立了一个义安苏维埃。苏维埃政权接管了许多地方政府。虽然这个苏维埃政权维持的时间很短，但它却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劳苦大众利益的政策。
这些兵变、类似于毛泽东式的红色根据地以及苏维埃，都遭到了法国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在暴力的对抗中，法国人往往都是采用野蛮的方式，在他们国内也是这样。法国的殖民统治再次稳定了。法国的外籍军团无情地屠戮了手无寸铁的群众：大约有一万工人农民被杀，五万人被投入监牢或者被送往保罗·康多岛（Poulo Condore）监狱。革命陷于血雨腥风之中。
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失败——共产国际的责任
由于印度支那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扮演着领导角色，因此也遭来严厉的镇压。1931年6月，党的全部中央委员在西贡被捕，党的组织受到沉重打击。而在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刚刚遭受长沙起义的失败，受到国民党的野蛮镇压，根本没有能力帮助元气大伤的印度支那共产党。
但是印度支那和中国共产党的惨败并不完全是由于敌人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党的领导层深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影响，采取了极端的冒险主义措施。1928-1934年间，是共产国际所谓的“第三阶段”，斯大林的政策取向极左。欧美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被当成“基本的敌人”。他坚决反对与社会民主党进行任何合作，完全把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孤立起来。而在殖民地国家，第三阶段的任务就是发动起义，组织进攻和建立苏维埃。这是一条完全错误的路线，尤其是在中国，自1927年上海大屠杀以后，革命力量就处于低潮了。而在印度支那，情况则相当不同。在越南，革命呈现高潮之势，并出现了“阶级对抗阶级”（class against class）的口号。
尽管出现了这种局势，但这句口号背后却隐含着盲目乐观和冒险主义。对印度支那共产党而言，它人为地把斗争分为“暴力的”与“和平的”。在农村，它领导农民发动武装斗争；而在城市，它却采取“和平的”集会，提出“民主的”要求，丝毫没有采取准备措施，让革命群众遭受了突然的打击。
由于这些事件以及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印度支那共产党受到了两方面的责难，一方是共产国际，而另一方则是越南托派组织。这些托派组织从中国和越南的失败中汲取了经验教训，从共产国际的托洛茨基和国际左翼反对派（the International Left Opposition）那里认识了斯大林政策对印度支那及中国共产党的负面影响。对于印度支那而言，它还有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重组历程要走。谢秋杜，是越南托派的主要领导人，他在20年代中期就建立了“安南青年党”。那时他在法国接触到了托洛茨基和国际左翼反对派。1931年他被驱逐出境，回到越南，积极组建了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1930-31：越南共产主义的高潮和危机
1930-31年虽然时间很短，却发生了许多事情，是一个光彩夺目的时段，而新生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内部也充满了矛盾。
那时共产党虽然处于地下状态，但已经有了2400名党员，6000名地下工会会员和6万名农会会员。看看这段时间发生的农民起义数量之多，我们就能感觉到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是相当广泛和深入的。但是在1931年，共产党遭到了殖民当局的残酷迫害。有人曾这样描述：“当党的影响力在1931年5月1日达到高潮时，它猛然遭到了致命的窒息，这就是共产党的灾难。”
阮爱国（也就是胡志明）那时一直没有在印度支那。他在把三个共产主义组织改组成一个统一的共产党后就去了上海，任职于共产国际的东方局。1931年他又到了香港，在国产国际的南方局工作，领导着印度支那、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革命运动。当年6月，英国当局在香港和新加坡大肆逮捕革命人士，胡志明和共产国际的很多人都被捕了。这样，新生的共产党在遭受严厉的镇压的同时，又遭受了另外一击，它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被中断了。
在1930-31年间，随着印度支那共产党革命热情的高涨，共产国际也开始关注越南这个法国殖民地的革命斗争。法国共产党的《人道报》（L’Humanité）自1930年1月起就每天刊登越南斗争的报道。在安沛兵变后，《人道报》还发起了一场示威游行，声援越南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共产国际的很多领导人也被越南的革命形势所吸引，他们不顾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冒险政策和宗派主义，积极鼓励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革命热情，并认为革命的胜利就在眼前。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Berlioz-Benier在Inprecorr（1930年6月12日）写到“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上升，尽管它内部领导层存在分歧。”然而一年以后，印度支那共产党遭受了严重挫折，共产国际的领导人陷入了尴尬，再也不敢认可它的冒险主义政策了。实际上，党的很多行为都只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复仇行为，如不分青红皂白地焚烧农村地区的地方政府办公地，草率地屠杀地主和地方官员等。而在城市里，当农村已经发动了起义后，共产党和工人组织根本就没有建立起一套有组织的防御体系。党的领导层也因忽视秘密状态下的安全问题而受到斥责。1931年5月12日，共产国际东方局就在一封信中批评了阮爱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则受到了更严厉的批评。长沙起义失败后，李立三被迫辞职，到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学校”接受为期“15个月”的再教育（实际上他在那里待了15年）。
托洛茨基主义在越南引起共鸣
随着共产党在越南和中国的受挫，共产国际内那些一直怀疑共产国际及印度支那共产党官僚政策的人，越来越被托洛茨基主义和左翼反对派的观点所吸引。尤其是他们发现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一直在与警察合作，并在党内提及这些党外同志。事实上在1930年建党时，这些党的领导人都是由共产国际直接任命的。越南的第一个托派组织是“共产主义联盟”（Communist League，越南语Lien Minh Cong San Doan），1931年在西贡西部成立。随后，同年8月由一些从法国学习回来的年轻革命者组建了左翼反对派（Left Oppsition，越南语Ta Doi Lap）。这些人都是在法国接触了托洛茨基主义，在1932年最著名的越南托派领导人谢秋杜也回国了。这样在越南，托派组织最终分为三派：一派的名称沿用了“左翼反对派”，第二派是“左翼反对派/十月”（Ta Doi Lap Thang Muoi），第三派是“印度支那共产主义”（Dong Duong Cong San）。他们的差别在于对待斯大林派采取的是不同的策略。
不断革命论（Permanent Revolution）
这三派在政治上当然都是批判斯大林的政策与理论的。他们都认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反对斯大林的“阶段革命论”。“不断革命论”于1905年首次提出，十月革命后这一理论就成为《共产主义者国际理论库》中的一部分了（共产国际曾把该书翻译成七种语言），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该理论被斯大林派删除。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是马克思“不断革命”理论的大发展。马克思在研究法国的阶级斗争时提出了 “不断革命”这一概念。但他指向的主要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托洛茨基关心的则是俄国这样一个欠发达国家。他认为在欠发达国家，由于资产阶级的屈从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它将不能像西欧国家的同行那样领导并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相反，革命必须由新生的工人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进行领导。工农阶级领导的革命，不可能将革命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如土地改革、政教分离、民主权利等，它必然将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如国有化资本家的企业并交由工人控制等。按照托洛茨基的设想，如果革命不被中断的话，工人阶级肯定会这样做的。
与斯大林的歪曲不同，托洛茨基的理论并不认为民主革命是“可以跳过去的”，也不认为要求进行一场“纯粹而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根本不符合托洛茨基的思维方式。问题的关键是由谁（在谁的帮助下）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1917年的俄国革命就是对托洛茨基理论的生动证明。在俄国革命中，你根本不可能明确界定哪一个阶段执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比如土地改革是在1917年10月之后才开始的，而且还是由“农民支持下的工人阶级专政”领导下开展的。在1925-27年的中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已经彻底抛弃了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理论。蒋介石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领导了革命。一个本应由“无产阶级和农民领导的民主专政”政权却把自己的使命完全局限在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上。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早就对此提出了严重警告，称只有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将会导致反革命。1927年的上海大屠杀再次证实了托洛茨基的理论。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这些事件后拼命地鼓吹革命进攻，而托洛茨基与左翼反对派则认为这是愚蠢的。因为在那时工人运动受到重创，革命处于低潮。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就是“冬天里裸奔，夏天里穿棉袄”。中国和越南的冒险主义再次证实了他的理论。
如何重建印度支那共产党
越南托派主要坚持的是不断革命论和左翼反对派的认识，他们也批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组织方式，因为该党或多或少地带有胡志明“从上面”的专制模式。在托派看来，印度支那共产党不加区分地把“已经解散的民族主义党中的农民、自由主义者、中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全盘吸收。他们还批评党的领导层“在工人组织内采取恐怖活动，采用土匪的方式代替工人的经济斗争。”越南托派仿造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在共产国际的策略，他们在1932年提出了重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系列措施：
1．工人应在党内居于合适的政治地位，工人阶级要进入领导层，而不应只是跟随者。
2．印度支那共产党应该按照真正共产主义的原则重建，而不应作为一个“工人和农民的政党”，也就是说，共产党应该建立在最基础的功能单元上，而不应是建立在地域或农民团体之上。（it should be based upon functioning cells, and not on geographical or peasant branches）
3．加强现有的各种工人组织，如红色工会，工人互助会等。
4．解散反帝国主义联盟，因为它过于开放，使得民族主义分子可以渗透到党内。
5．重新改造红色互助协会（the Red Aid），使其完全服务于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只是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组织。
6．按照十月革命的原则，坚持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在某些方面，托派的批评和共产国际的看法有点相像。因为他们虽然在中国和越南问题上观点不同，但他们都希望共产党“无产阶级化”。不过他们的用意是不同的。对越南托派而言，这些措施是可以作为重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原则的。
批评的效果
托派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这种暂时性的观点一致，也使得托派能够继续在共产国际继续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些观点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到，如法国共产党的理论杂志（the Cabiers du Bolchevisme，1931年3月15日）和《人道报》（1931年3月25日）。印度支那共产党同年采纳了新的《行动方案》（Programme of Action），就可以证明越南托派的批评还是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了，即使是在对1930-31年事件的评估上：
尽管越南的工人阶级成长时间短，力量薄弱，但工人阶级却领导着农民和城市里的被压迫人们的斗争。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全权领导人，因为这是革命阵营（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阶级）战胜反革命阵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种植园主，官僚阶级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唯一方式。
上面这一说法，已经很明确地说明共产党人的任务，根本就没有提及“两阶段革命论”。《越南工人党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ker Party of Vietnam）对“行动方案”做了如下评论（第14页）：“1932年党制定的行动方案，概括了党的政治理论，描绘了当时紧急的具体任务和适应新局势的新斗争方法。”很显然，越南的斯大林派并不像共产国际那样认为托派是“社会法西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因为当时越南托派也遭受了法国殖民当局的残酷迫害（比如1932年8月，有30个托派领导人被捕）。斯大林派也积极号召组建“统一战线”，并希望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进行组织，也就是说他们总是想利用自己的盟友。不过越南的托派和斯大林派都完全认可重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并进行持续的鼓动和组织工作。民族主义党的灭亡，使得共产党成为组织反抗法国帝国主义的唯一党派。在1932年它还试图建立起全国性的组织，当时它确实在东京、安南和西贡地区建立了组织。但法国殖民当局先发制人，破坏了这一努力，并逮捕了200多名共产党人和民族党人。法国殖民当局几乎一时完全铲除了共产党的活动，包括地下活动。而那些流亡在泰国和中国企图回国重建党组织的人也很快就被捕了。
不过在1932年10月有一个越南学生成功地返回了国内，他就是陈文教（Tran Van Giau），他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接受了良好的斯大林主义的教育。他协同另外两名学生，一起承担了重建共产党的任务。
1933年，斯大林派和托派站团结在联合选举阵线中
随着陈文教的到来，斯大林派采取了一系列重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措施。他们首先在西贡成立了一个区域委员会，创办了一份《红旗》（Co De）杂志和一份理论期刊《共产主义评论》（Tap Chi Cong San）。同时他们也和中国南京、上海及香港的共产主义据点取得了联系，并在1933年4月组织了一次讨论会。另外，经过一番重组后，从1932年秋天越南的托派最终分为两派：谢秋杜领导的“斗争派”和胡佑松（Ho Huu Tuong）领导的“十月派”。谢秋杜一派还与斯大林派采取一定的合作。我们清晰记得共产国际的指示——“与托派绝不是盟友”，但在印度支那却由于特殊的力量关系出现了这一现象。但十月派对此合作持保留态度。
联合选举阵线（A Common Electoral Front）
当然这时所有的共产主义活动都是处于地下状态的，直到1933年5月托派和斯大林派为了参与西贡地方委员会的选举，成功地联合组建了一个联合选举阵线——斗争派（La Lutte）。他们提出了8名候选人名单，号称“工人候选人”（The Workers’ Slate）。他们主要提出了一些民主政治目标（罢工、集会、选举权等）和经济要求（降低税收和租金等）。“工人候选人”的提法明确地表明了联合阵线的阶级属性，并截然地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宪政理念相区分。另外，联合阵线还以自己的名字创办了一份报纸——《斗争报》。
他们的选举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令人惊奇的是两个被选上的分别是托派的陈文石（Tran Van Thach）和斯大林派的阮文孝(Nguyen Van Tao)。这说明虽然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并未完全公开，但是他们的人数已经发展的很庞大了。不幸的是，殖民当局采取了反动措施，他们把工人候选人赶出了市政委员会，并宣布斗争报派的得票无效。一时间共产主义者被剥夺了所有合法活动的空间。而托派与斯大林派在1933年的其他主要活动就是营救被捕和受审的同志。
法国共产党在国内发起了强大的示威活动，积极支持印度支那同志的活动，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工人委员会来调查整个事件，这里面包括了两名法国议会里的两名议员Péri和Barthel。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想澄清印度支那共产党，并研究如何使其可以再次合法活动。但他们得出了一个难以令人认可的结论：要想真正调查清楚，他们必须要与斗争报派里的托派合作。这一点可能获得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由于共产国际不太满意印度支那支部，因此就组织中国和法国共产党对其进行公开批评。毕竟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希望印度支那共产党对莫斯科服从、伏贴和忠诚。这是让它完全执行苏联官僚新外交政策的必要条件。
共产国际拥抱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在中国和越南都导致了暂时的挫败，而在德国则招致了灭顶之灾。当希特勒在1933年初掌权后就立即开始破坏工人运动，首当其冲的就是德国共产党，希特勒声称“社会法西斯主义”也即社会民主是国家的主要敌人。在1932年11月柏林电车工人罢工运动中，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还曾肩并肩地一起发起募捐活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策略，对纳粹的成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后来苏联的官僚们才意识到纳粹是对自己的一个巨大威胁。苏联就转而亲近法国，也加入了国联这个曾被它骂作“土匪俱乐部”（a thieves’ kitchen）（德国共产党人Willy Münzenberg甚至称它为“帝国主义公司”）。斯大林和苏联官僚希望团结所有反法西斯的力量，建立一个统一的联盟。在苏联的这一计划里，法国的角色举足轻重。这样，苏联为了它的反法西斯战略就必须压制法国共产党的活动以及工人运动，使法国的国内斗争更加温和。而共产党人现在就不得不要和社会党人以及资产阶级的激进党结成联盟，组成了人民阵线。这一政治策略受到1935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的热烈推崇，并成为它的基本国际策略。工人阶级的“当前任务”已不再是破坏资本主义，而是“反抗法西斯，保卫民主与和平”。最为支持这一策略的代表是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和越南的胡志明！实际上，组建人民阵线就是与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合作，这严重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不彻底推翻资本主义，我们所得到的民主与和平就是资产阶级的。
在德国共产党遭受严重挫败后，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就放弃了从内部改造共产国际的策略，转而批评苏联官僚集团的新取向：
人民阵线一旦面临严重的考验，其各党派的巨大分歧必将暴露无遗。布尔什维克关于联盟的定义是：独立前进，协同作战！（march separately, strike together）而当前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思路是：携手前进，以免被各个击破。(march together in order to be smashed separately)
这些绅士们选择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却远离了列宁！（托洛茨基，1936年）
印度支那：人民阵线崩溃……
不管怎样斗争，人民阵线的策略很快被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采纳并付诸实践。这就意味着在殖民地和那些受压迫的国家里，共产党人要放弃反抗英法帝国主义的斗争，因为英法是苏联反对希特勒的盟友。比如，在锡兰，由于斯大林派不能够继续领导人民的反英斗争，托派就掌握了共产党的领导权。
但在印度支那，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差不多一年以后，那里还没有实施人民阵线的策略。1935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在中国澳门举行的大会上，仍然坚持他们自己的联合阵线（United Front）策略：只联合托派和一些革命民族主义组织。在西贡选举胜利的一年后，即1934年，《斗争》杂志及“斗争派”又重新恢复了活动。但胡佑松（Ho Huu Tuong） 领导的“十月派”（此时已经更名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继续拒绝与斯大林派合作，其活动也完全处于地下状态。《斗争》杂志进行了一场批判运动，它批评那些只求改革殖民当局的骨干分子，批判了长期受压迫的人民心里所存在的认识偏见，坚持认为工人阶级应在积极进行争取民主权力斗争的同时，还要掌握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权。这场运动增强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不过，虽然印度支那共产党并没有采取人民阵线的策略，但党的领导层却是在一步步地有此倾向，特别是在法国的人民阵线建立之后。这就理所当然地导致了斯大林派和托派的纷争。1935年在提名斯大林派的杨白梅（Duong Bach Mai）参加西贡地方议会选举时，两派就意见相左。很多人就认为杨白梅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但谢秋杜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团结，劝说大家接受了这一提名。最后斗争报派有四名候选人当选，他们是斯大林派的阮文孝、杨白梅和托派的谢秋杜、陈文石。
尽管“斗争派”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坚持了统一战线，但在团结的光辉下，矛盾也越来越多。这说明，一旦人民阵线的思想进入了印度支那共产党，斯大林派与托派的持续合作就是不可能的了。
终于分裂了……
在1936年5月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采纳人民阵线的政治策略，其基本任务就是“积极参与世界民主与自由阵营”。这一政治路线明显是不反帝的。据说直到那时，印度支那共产党一直自视为“众多党派中唯一一个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它忽视了统一战线是联合全体人民的作用，而人民的直接需求都应被各党派拥护的。”总之，印度支那共产党终止了各种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口号，如“打到法国帝国主义”、“没收地主土地，分田给农民”。甚至原有的反对宪政主义的言论都被认为是“过激的”。那时人民阵线在法国的掌权，更加坚定了党的这一选择。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弱化殖民当局的权力，如释放政治犯（其中有Pham Van Dong），进行民主与自由改革，允许革命团体合法活动等。托派与斯大林派很快又联合组织了一次印度支那国会运动（Indo-China Congress），它旨在西贡和南越地区的工人群体中组建600多个行动委员会。这项工作正是托派的强项。此时托派已经失去了对《斗争》杂志的领导权，不过能够去建立这些行动委员会还是值得的。
印度支那国会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阶级运动。斯大林派遵循共产国际的旨意，组建了一个搞阶级合作人民阵线，原有的人民反帝阵线转变成所谓的“印度支那民主阵线”（Indo-Chinese Democratic Front），斗争的对象则变为“主要的敌人”——“法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反动的殖民主义”。斯大林派现在已经公开放弃了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的主张，而印度支那共产党现在几乎成为斯大林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政治路线的选择，不是为了适应国内阶级斗争的革命形势，而是服务于苏联官僚集团的国家利益，成为苏联的外交工具。
托派，在1936-39年间，是唯一一支反对殖民压迫的革命力量
在《越南工人党史》一书中，我们看到如下记载：
“越南民主阵线（the Vietnamese Democratic Front）在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力相当强大而广泛，但在同时期，我党在民族独立问题上的立场则相当落后。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觉悟提高迅速，已经胜任领导群众的工作，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我党充分利用各种合法、半合法的方式扩大宣传马列主义以及我党与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
我党和民主阵线印制了大量的宣传品，在教育动员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方面成效显著。
与此同时，我党还无情揭露托派及其他反革命势力的丑行，使他们越来越孤立。”
这段文字十分荒唐，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揭穿这些谎言。
印度支那共产党组建人民阵线后，就急剧地右倾了。比如，《斗争》杂志被斯大林派控制后，积极支持社会主义者莫奈（Marius Moutet）担任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殖民部长。按照斯大林派的观点，莫奈和社会主义者是加入到了“世界和平联盟”。但莫奈担任殖民部长三周后，他在一封致西贡当局的电报里就指出：“维护公共秩序必须采取合法的手段，包括必要时惩戒暴乱分子……法国政府必须坚持对印度支那的统治，就像对待其他殖民地一样。”
法国的斯大林派由于支持莫奈及人民阵线政府，他们也开始或多或少地公开支持法国的殖民当局。印度支那被认为是法国的组成部分，而法国又是苏联对抗希特勒德国的盟友。按照斯大林派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应去刺激“爱好和平的”法国殖民者，民族独立的呼声应该削弱。法国共产党也持这种态度。在其1937年的Arles大会上，Maurice Thorez还慷慨陈词地引用列宁的话：“我们赞同拥有离婚的权利，并不意味着我们鼓励离婚”。他认为殖民地与“民主法国”的联合是有益于殖民地人民的，“法国的世界义务”就是重建这种联合。
不言而喻，斯大林派的这种政治路线导致了印度支那斯大林派和托派的严重分歧。在托派看来，法国和德国之间即将爆发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支持法国殖民政府对抗德国的盟友日本是毫无道理的。但斯大林派却是如此执着，以致于他们在西贡地方议会的代表竟然投票支持为“保卫法兰西独立”而发行的战争债券。托派则批评说，这些前将会被用来对付越南的工人和农民。果然这不幸被言中了。
托派反对军国主义的有力宣传赢得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不像斯大林派那样优柔寡断和背信弃义，在1936-39年间托派发起组织了盛大的罢工浪潮。他们几乎控制了西贡地区所有的行动委员会，并把工人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独立、土地革命的要求联系起来。斯大林派单纯追求民主权利的政治路线很快被群众的阶级斗争浪潮所抛弃，他们在工农组织中的影响力逐渐地弱化，而托派的影响力却急剧攀升。
《斗争》派的分裂
《斗争》派里的斯大林派也认识到他们这一现状，共产国际和法国共产党都希望他们与托派决裂。1937年4月斯大林派和托派都参加了西贡地方选举的提名，但一个月后斯大林派就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先锋队》（Avant Garde），并污蔑托派是“职业造反者”！《斗争》派的分裂在所难免了。不过在此问题上，斯大林派内部也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杨白梅，就不同意和托派决裂。他认为在印度支那存在两个“颇有渊源”的领导集体，这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正在从事由Moutet（法国殖民部长）和Brevié（印度支那总督）领导的反帝斗争，如果因为我们和托派的分裂对人民阵线产生了不利影响，将会打击人民群众的士气，削弱他们的斗志。我们当然不必高估托派有多大的力量，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失败是由于空洞的革命主义所致，但我们还是不能否认托派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从这一点上看，它还是值得我们信赖的，是对我们有益的。”（《斗争》，1937年6月6日）1937年6月14日“斗争派”最终分裂了。当时的直接原因是斯大林派拒绝支持对谢秋杜的提名，因为他几个月前曾在《斗争》上发表过反对人民阵线的文章。分裂后，托派公布了一封法国共产党致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信件，上面提到共产国际和苏联当局都希望斯大林派与托派决裂。自此，托派开始作为印度支那唯一一支反抗殖民当局的力量，迅速地扩大其群众基础，并大胆地领导工人罢工。殖民当局也意识到了危险，于是他们逮捕了谢秋杜，并把他关在监狱里近两年之久。
托派在西贡选举中获胜
在斯大林派继续推行其与“反法西斯”的法国殖民主义者合作政策的同时，托派领导的印度支那革命运动则在1937-39年达到了高潮，胡佑松一派尽管一直与“斗争派”保持距离，但也发展迅速。到1937年底，他们创办了《战斗》（Le Militant）周刊，但由于它对罢工运动的大力支持，很快就被殖民当局查封。1938年他们又设法创办了《十月》和《星光》（Tia Sang, 英语Spark）周刊，后者后来变成了日报。
谢秋杜领导的《斗争》派成员继续主持发行《斗争》杂志，后来又新增了越南语版《战斗》（Tranb Dau）。托派斗争的高潮是他们在1939年西贡地方议会选举中的胜利。托派的三名候选人——谢秋杜、陈文石和潘文秀（Phan Van Hum）——竟然获得了80%的支持率，完全击败了三名宪政主义者、两名斯大林派分子和无数独立派人士。斯大林派只获得了1%的支持率。
这一胜利说明了托派的政策是完全与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密切关联的，而这是他们与斯大林派的重要不同之处。斯大林派反诬托派“越来越孤立”，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谎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恰恰是对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写照。
斯大林派在遭受选举的灭顶之败后一分为二，阮文孝（Nguyen Van Tao）带领一帮人另立门户，杨白梅则继续领导剩余人员。
中间派的分离 背离（Centrist Deviations）
此时托派之间的争论也白热化。谢秋杜一派是第三国际承认的支部，他们批评胡佑松一派故意制造托派与斯大林派的不和。
谢秋杜还批评了其他在1939年选举中同时支持斯大林派和托派的组织。他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斯大林派就是殖民当局的左翼，他们甚至还同意增加战争债券。另外谢秋杜自己的组织在“斗争派”里长期以来过于屈从于斯大林派，以至于在1937年分裂时，人民群众很难分清楚托派和斯大林派是什么，因为“斗争派”一直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而像胡佑松一派断绝与斯大林派的任何合作，也是完全秘密地进行的，不为外界群众所知。
诚然这两个托派组织里面会有很多中间分子，但他们仍然是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坚持阶级斗争而不是阶级合作的唯一革命力量，尤其是在印度支那共产党采取人民阵线政策后。
共产国际拥抱希特勒
1939年夏天，希特勒与斯大林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共产国际也随之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英国和法国现在又变成为入侵者了，而德国则成为“和平友好的”国家。斯大林甚至称赞希特勒是“深受德国人民爱戴的领袖。”
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也跟着修改路线。他们现在开始转而反对英法在筹划帝国主义战争，法西斯不再是主要的敌人了。这一变化的后果是，法国政府宣布自1939年9月26日起法国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同样在印度支那，殖民当局严厉打击共产主义组织，约有200多名斯大林派和托派骨干被捕入狱，两派组织体系瘫痪。托派受害最重，因为当他们赢得选举胜利后就被当局视为重要敌人，它的地下组织也很缺乏。当然他们也能开展地下工作，但很难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了。
两条路线的斗争（1939年）
斯大林派：胡志明写的“党在人民阵线时期的路线”（1939年）
1．我党必须放弃过于崇高的目标（民族独立、议会体制等），以免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圈套。我们的斗争目标应仅限于民主权利。
2．为此我党应该努力组建一个广泛的民族民主阵线，既吸收越南人，也欢迎进步的法国人，既团结劳苦大众，也联合民族资产阶级。
3．我党必须向民族资产阶级充分显示我们的合作诚意，以赢得他们对民族民主阵线的支持。
4．至于托派，我们和托派绝不能成为盟友，这一点上我们决不妥协。我们要不惜一切地揭露托派是法西斯的走狗，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消灭他们。
5．我党不要刻意试图去领导这一阵线。
托派：“斗争派”行动纲领（1939年4月14日，第213期）
1．反对战争。依靠群众打破扼杀中国革命、使日本帝国主义获利的枷锁。联合抵制日货。
2．在印度支那进行改革：每周工作40小时，实行集体劳动制，政府管制就业与失业，实行浮动工资制。
3．在工厂建立行动委员会、公共设施和军队，驱逐和消灭法西斯。
4．坚决反对那些“屈膝投降”、鼓吹“缺乏民族独立条件”的斯大林派。
5．通过工厂和地方的行动委员会，紧密团结工人、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组建工农革命政权，没收所有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资产。
打倒法西斯，打倒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斯大林派！五一国际劳动节万岁！
阶级斗争万岁！
第四国际万岁！
1945年越南自由了，但越盟破坏了革命……，而革命者……
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协定是莫斯科官僚们对新世界形势的一种歪曲反应，这一精神也在共产国际各支部得到落实。他们开始转而反对以前的盟友，特别是英国和法国。这导致这些国家也转而镇压本国的共产党。法国本土及殖民地的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遭到严禁。印度支那的托派受害尤为严重。因为两三年来托派由于坚持了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路线，已经主导了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运动。随着共产国际的转向，印度支那共产党也开始越来越反对法国帝国主义了。
殖民当局很快就粉碎了越南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托派受害最重。因为托派不仅已经很有影响力，而且始终坚持毫不妥协的斗争路线。相比而言斯大林派，由于他们没有一个非法的组织，所以其领导人大部分被捕，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
其余的斯大林派骨干分子要么转入地下，要么跑到中国，那时中国正在进行国共合作。印度支那共产党也从共产国际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物质支持。
但年轻力弱的第四国际却不能够这样帮助越南托派。
在1940年，德国在欧洲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占领了包括法国在内的几个重要国家。日本就抓住这个机会开始进攻印度支那。它首先占领了毗邻中国边境的东京地区。到1940年9月，日军占领了整个越南。
在南亚大多数国家，日本都能够拿“民族独立”的美妙宣传诱惑当地的民族主义者与其合作，但在印度支那则办不到。日本转而与法国殖民当局合作。这样印度支那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帝力量只能进行地下斗争。
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地方起义
当时的革命形势对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南的托派非常不利。因为日本不仅与德国结盟，也与苏联结盟。共产国际也因此对日本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托派的态度就是决战到底，他们战斗到死也要把所有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去。
然而在1940年，印度支那的托派运动已经被破坏殆尽。倒是印度支那共产党运转得相当不错。该党与印度支那民族反帝联合阵线（the United Indo-Chinese National Anti-Imperialist Front）合作。不过这个阵线甚至都没有一个连续统一的资产阶级纲领，它要求“民族解放”，但却反对土地革命，只要求减轻过高的地租和“多余的”税收。这一策略当然是为了赢取“阵线内那些进步的农村地主。”
印度支那共产党再也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对日本的“中立”路线，广大人民群众不愿做亡国奴的压力也迫使它这样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它宣布“印度支那人民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是世界革命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0年11月，印度支那共产党在陈文教的组织下，在西贡南部的美荻（My Tho）发动了一次起义，但很快被镇压。1941年1月的Do Loung起义也是同样命运，但它首次出现了由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成为后来“越南解放军”的前身。
在美荻起义之前，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活动一直是由胡志明在中国昆明的“国外局”领导。陈文教的这次起义并未得到“国外局”的同意，因为当时党内成员都要求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权力。革命的形势是具备的，但大规模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
虽然越南短时间出现过所谓的“解放区”，但法国的外籍军团轻而易举地就镇压了这些起义。大约有6000多人被捕。法国的殖民权力得到重建。
随着这些起义的失败，印度支那共产党也遭受了灭顶之灾。党的领导层不得不转移到中国南部。
斯大林派组建了越盟
由于有驱逐日本的共同利益，中国南部的国民党当局允许胡志明及印度支那共产党有一定的活动自由。他们成功地在中国广西的靖西县（Ching-psi）建立了活动基地。1941年5月他们组建了“越南独立同盟会”（ The League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Vietnam，简称“越盟”）。越盟的纲领与之前的“反帝阵线”比较类似，大致说来有以下三点：
1．驱逐日本及法国法西斯主义，实现越南独立；
2．联合所有力量反对法西斯和侵略；
3．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越盟把越南独立的希望寄托在世界大战中的盟国身上。它在纲领中也把自己说成是盟国力量的一部分。这种对盟国的迷信最终导致了越盟背离了解放斗争的立场。
1944年12月22日，越盟组建了越南解放军，它的战略就是通过游击战争建立并不断扩大解放区，为越南的最终独立建立基础。
托派的重组
在此几个月前托派也进行了重组。前“十月派”的一些成员在西贡成立了“国际共产主义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他们虽然人数少，但却有5名具有至少12年丰富斗争经验的成员，他们中间还有一些前河内支部的负责人。
1945年初，日本在战场上逐渐失势，它开始拼命地加强对印度支那的统治。3月9日日军推翻了法国殖民政府，解除了法国军队的武装，并扶持了一位越南王子保大（Bao Dai）建立了傀儡政权，对外则称这是按照1884年法国与越南条约的规定，实现越南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人希望通过帮助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民族主义势力建立 “独立的”国家，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但恰恰相反，越盟猛烈地批评新的政权，说它是“被日本人收买的用来欺骗越南人民的傀儡”，号召人民驱逐日本人。越盟还呼吁“中国、美国和英国军队”来越南进攻日军。
越盟现在已经赢得了广泛的影响，并在一些地方建立了解放区。重新组织起来的托派也攻击现政权，但对盟国不抱任何幻想。托派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世界革命，建立工农联盟，创建人民委员会（苏维埃）、制宪议会，武装人民群众，分田给农民，工厂国有化和工人自治，建立工农政权。
但“斗争派”的成员却拒绝与越盟合作，认为合作的后果跟以前是一样的。他们联络了一些中产阶级宗教人士，组建了“民族联合阵线”（the United National Front）。其纲领几乎与越盟相同，但在“民族统一”的旗帜下，模糊了阶级的差别。很不幸，托派的一些人竟然步斯大林派“联合阵线”的后尘。
反日斗争引发大规模人民起义
1945年8月5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并进入中国东北，这敲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丧钟。越盟认为时机已到，于8月13日号召举行全国大起义，召集民主国会。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会于次日召开，并采纳了越盟的要求。武元甲（Giap）领导的越盟军队进入北越的河内。
而在南越，越盟的力量较弱，革命进展较慢。但到了8月19日，Ban Lo地区成立了第一个人民委员会，次日西贡最大工人阶级地区富润区（Phu Nuan）也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并控制了政权。在农村也爆发了很多的农民起义。
8月21日民族联合阵线组织了约30万人示威游行，其中有约10万的和好教（Hoa Hao）与高台教（Cao Dai）教众则追随在君主制的旗帜后面。
托派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虽然不是民族联合阵线的成员，但也参与了游行，是其中第二大支队伍。一面第四国际的巨大旗帜飘在人群中，无数的旗帜和标语宣扬着托派的政治路线。
无论第四国际的旗帜走到哪里，都会有新的人群加入进来，几百名曾加参加过30年代革命的工人农民向它敬礼，他们相互拥抱着，竞相以举旗为荣。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大约有30万工农群众聚集在第四国际旗帜的周围。而那些和好教与高台教的群众，不顾其领导的反对，热情地为托派鼓掌，并认真倾听托派的宣讲。
两个权力中心：越盟与人民委员会
全国范围内起义不断，越盟的斯大林派的策略就是尽可能地夺取权力，给盟国造成夺取全国的既成事实，也就是说在盟军到达前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这样盟军才可以把盟军作为朋友安全地迎接进来。
8月22日越盟要求民族联合阵线解散并加入越盟。几乎同时托派的“斗争派”对此表示丝毫不反对，于是它就被完全解散了（作为回报，它在9月10日接受了越盟南方委员会的一个职位）。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则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在这段兴奋的时期里，它成功地创办了一家印刷厂，几乎每三小时就能印制一份新的宣传册。它也开始建立军事组织，武装工人。
但斯大林派的发展更快，在8月25日越盟就占领了西贡，建立了自己的权力机关。在这些和好教与高台教集中的地区，越盟建立了一套波拿巴式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也就在同一天，越盟组织了一场约100万人的盛大游行。大约有30多个组织参与进去，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支持斯大林派和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不过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自身那部分的人并不是很多，只有两千多人，因为它的大部分成员都和他们所在的工会一起游行。
此时托派与斯大林派的差别已经非常明确。斯大林派的阮文孝在就任越盟内政部长的第二天就声称：
“任何鼓动农民去抢夺土地的人都应遭到无情镇压……当前我们还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去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政府只是一个民主政府，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措施。我重复一遍，尽管现在是共产主义者当权，我们的政府现在还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托派则采用列宁主义的策略，用人民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形式对抗这个政府，他们要保卫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政权下的独立地位。不过同时他们还强调军事上的团结，以应付帝国主义的进攻，包括当前的盟军部队。
虽然自8月15日以来只有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已经在越南南部建立了150多个人民委员会。在8月21日游行后，这些人民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当斯大林派呼吁“一切权利归越盟！”而托派则要求“一切权利归人民委员会！”与斯大林派不同的是，托派为达到这一目标，采取了实际的方法，建立人民委员会和武装人民群众。这样以来，在当时的越南就同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权力机关试图主导越南……
托派独自抗击盟军
胡志明在河内宣读独立宣言的9月2日，法国军队挑起了一场严重的骚乱，导致很多人的伤亡。很多法国人被捕，但第二天就被斯大林派的警察总局局长杨白梅释放。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反应是召集会议，号召“武装人民”。就此问题的反应，成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和越盟分裂的标志。一场越盟与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及人民委员会的冲突已经迫在眉睫，尤其是当陈文教要求所有武装力量都要向越盟的革命警察缴械时。在旧邑区（Go Vap）的一个电车维修厂，那里的工人民兵呼吁武装人民群众，抵抗英法联军不可避免的入侵。
格雷西（Gracey）将军统帅的英国军队在9月10日进入越南，他们的“使命”是按照波茨坦公告的约定，接受驻越的日军投降。但实际上他们的目的绝不仅限于此。这些受到越盟热情欢迎的军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就会掉转枪头了。
格雷西首先关闭了越南的新闻媒体，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还施行了宵禁。禁止集会结社，禁止持有武器。这些措施在工人聚集区引起了强烈的不满。9月12日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和人民委员会发表了联合声明，批评了越盟背叛行为。越盟害怕工人发动起义，于是它就下决心清除这些敌人。9月14日杨白梅的一支警察部队突然包围了人民委员会的开会地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托派竟然选择了投降：
我们做的就像真正的革命者那样，虽然我们人数很多，并且有很好的武装。我们交出了自己的武器，机枪和自动手枪。他们捣毁了我们的办公室，砸烂了我们的家具，撕碎了我们的旗帜，拿走了我们的打字机，烧掉了我们的文件。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领导层的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投降，为自己和革命签署了死亡书。
盟军驱逐了越盟
9月22日，英国人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占领了西贡监狱，重新武装了法国军队。法国军队立即就开始在西贡制造恐怖，他们逮捕、杀害和虐待了无数的越南人。紧接着他们占领了大部分的警察局、中央银行和市政府大楼，几乎没有遇到激烈抵抗。
消息传到工人阶级聚集区，立即就出现了自发的反抗。但越盟反对团体进行任何抵抗，而呼吁与格雷西“谈判”。但工人们的抵抗仍在继续：他们在西贡的郊区设立了路障，在一些地方他们一见到法国人就无情地杀死。市区很多工厂和商店被焚烧，港口区域也被袭击。西贡的水电供应完全被停止了。
随后工人们在西贡的主要街道进行了公开游行。面对如此的革命形势，越盟坚持了其一贯的背信弃义。斯大林派更乐于集中精力去清除托派，而不是去努力阻止帝国主义对本国工人农民的屠杀。越盟再一次呼吁与英军“谈判”，他们甚至还与英军达成了一项协定，不反对英国士兵加入勒克莱（Leclerc）将军领导的法国军队。越盟却经注意力集中到清除“斗争派”的“托派”。他们包围了“斗争派”在首德区（Thu Duc） 的总部，把里面的全部人员都关押到Ben Suc。等法国人赶到时，这些人已经全部被杀。在越盟退出西贡不久，工人的反抗也被镇压。
胡志明解散了共产党，托派
很著名领导的北越越盟也对盟国军队采取了投降措施，在这里的盟军是中国和法国的军队。不过北方的失败来得稍晚一些，因为中国国民党的军队直到9月份才来到。在胡志明看来，抗击入侵者的斗争，应该由一个超越“阶级和党派”的“民族阵线”来领导。只有这样，民族阵线才能具有广泛而真实的代表性。为此他竟然要求解散共产党！在北方，他们也遭到了“斗争派”的反对。这里的“斗争派”在经过参加了民族联合阵线，与越盟进行了背叛性的合作后，终于发现自己与斯大林派不是一路人。到1945年底，他们已经能够在河内出版一份《战斗》杂志，发行量在3万册左右。他们在Bach Mai地区的力量最为强大。胡志明下令逮捕“斗争派”在河内的成员和同情者。“斗争派”逐渐地也被越盟和外国军队消灭了，它在北方的领导人谢秋杜本可以和胡志明进行沟通的，但他在去南方的路上被越盟的人抓住。三个不同地区的人民委员会都判他无罪——这是对越南托派的最高荣誉。但最后在1946年2月，斯大林派的领导人陈文教下令把谢秋杜杀害于广瑞（Quang Ngai）。
越盟的背叛延长了越南独立斗争的时间
1946年3月6日，胡志明和法国人签署了一份协定，允许法国军队返回北越，而法国承认越南是“法国印度支那联邦下的一个自由国家，可以拥有自己的下政府、议会、军队和税收系统。”
武元甲随后在河内的一次十万人集会上解释了当时的局势，他说当时只有三种选择：一是进行长期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一是进行短期的战争，达成一个较好的协定，最后一个就是和谈！
第一种方案被当时的“客观形势”所抛弃，武元甲“忘记了”指明，斯大林的苏联政府根本就不希望越南独立！第二种方案将会使越盟失去他们刚刚得到的果实。那么就只剩下第三种方案——和谈是可行的了。
但和谈适得其反。11月26日，法国舰队轰炸了海丰（Haiphong），造成6000多越南人死伤。12月法国又向“自由的越南共和国”宣战。
越南的民族独立斗争又持续了三十年。但如果斯大林派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盟，不放弃群众斗争，不解除人民的武装，不谋害优秀的革命斗士——托派，这一独立本可以在1945年或更早以前获得的。虽然托派也犯了很多错误，包括主动屈服于斯大林派，但我们还是不应忽视他们为世界托派运动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1] 以下文字由John Sullivan译自西班牙语季刊 ‘Combate’ 第15期（在瑞典出版）。它大部分引用的是斯巴达派的宣传册《越南的斯大林派和托派》（1976）。前面的文字都是原文的前言，本文未予删改，全部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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