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 Revolution Defam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Vietnamese Trotskyism , Socialist Platform Ltd , 2003）
第二章 1930年代托洛茨基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对抗
一场百年的战争
吴文（Ngo Van）
在此我要首先感谢Jean-Jacques Marie能够给我提供这一机会阐述自己的浅见。我要讲述的是一段复杂而少有人知的越南历史，这要早于所谓的印度支那人和越南人的战争。
我先后出版的两本关于越南的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了解无数的革命者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革命所进行的革命斗争。
第一本是《越南1920-1945：主导殖民地的革命与反革命》（Viêt Nam 1920-1945, révolution et contre- revolution sous la domination coloniale），描写了工人与农民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对印度支那共产党及其向党国体制（party-state）的转变进行了批判，但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讲述印度支那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Indo-Chinese Left Communist Opposition）的历史，从它1930年诞生，到1938年成为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直至1940-1945年其骨干力量的几乎完全消亡。
第二本书写的就更具体了，讲述的是我作为一个亲历者所知道的具体事情。在开启本文的主题之前，我想请读者重温一些相关的历史知识。
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支那包括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殖民主义者还把越南分为了三部分：北部是东京，中部是安南，南方是交趾支那。东京和安南是保护领地，交趾支那是殖民地。东京人和安南人被称为“法兰西的自由民”（French dependent），被法国的代理人和顺化法院用一套野蛮的封建法律（刑法有杖笞，勒死等）统治着。而交趾支那人则被称为“法兰西的顺民”（French subject），由法国政府直接进行统治，所使用的法律是经过刻意修改后的法国法律。
印度支那再次回到法国的关注视野是在1945年后的再次征服，以及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和日内瓦协定结束了法国在印度支那长达95年的殖民统治。印度支那很快就又受到美国的入侵。大体而言这些都我们所共同知晓的，但另外人们却经常不知道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
法国资产阶级第三共和国的代言人茹·费里曾于1884年在国民议会里宣称：“高等种族有义务帮助低等种族文明开化。”
后来在1885年7月29日他又进一步说：“对外殖民是工业化的女儿……对外出口是关乎公共福祉的重要因素，投资的规模就像对劳动力的需求那样，与海外市场的扩张紧密相连。”因此对印度支那的殖民征服和统治是为了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盈利的国家，把它变成法国工业品的可靠销售市场，并提供原始的生产资源（煤炭，矿石，橡胶，大米和棉花等），和廉价的劳动力（近乎是矿山和种植园的奴隶）。
我们毫不夸张地说，从1859年法国派第一支部队登陆印度支那起，殖民战争就爆发了，那时他们占领了西贡。一旦他们建立了殖民统治，他们就开始招致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持久反抗，或是公开的起义，或是秘密的斗争。这些反抗的领导力量有传统的士大夫，宗教领袖和秘密社团。现代民族主义政治组织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进入政治舞台的。
1923年阮安宁在交趾支那创刊了一份杂志La Cloche fêlée，宣传反对殖民当局的思想。他劝告那些有志青年去法国扩大自己的视野，因为在他看来，既然压迫来自于法国，自由的希望也要取自法国。1926年西贡迎来了第一次革命的洗礼。在阮安宁的组织下，一些人公开集会反对殖民统治，要求民主自由。在老一代革命者潘珠祯的葬礼上，来自全国的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声讨殖民统治。
一些觉醒了的有志青年响应阮安宁的号召，移民到法国。法国共产党把其中一部分人送到了莫斯科培养成职业的革命者。那些没有去莫斯科的人中，有些人开始怀疑斯大林对苏联的控制，加入了法国的托派左翼反对派（Trotskyist Left Opposition）。
1920年阮爱国（也就是后来的胡志明）在图尔斯大会（Congress of Tours）后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并于1923年被送往莫斯科。在莫斯科和第三国际的领导下，胡志明于1925年在中国广州创建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组织团结在侨居在中国的越南革命者。这些人经过训练后就被派送回国，在1925-1926年间很快就在越南的南部和北部的农村建立了据点。
1927年越南国大党在河内成立，其宗旨是赶走法国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其革命手段就是秘密活动、军事策反和恐怖行动。1930年2月，越南国大党策反了驻守北越安沛要塞的军队发动了起义。
这导致了一场大流血，国大党也被取缔了。
1930年2月亲布尔什维克的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在阮爱国的领导下进行了重组，建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
在1930年5月1日它组织了贫苦的农民走到政府所在地进行游行，要求减免和延期支付税收，并把5月1日当作收税的日子。这一运动主要发生在交趾支那和安南，殖民当局用开枪射击回应了这些和平的示威。
这使得该党迅速地从经济斗争转向了军事起义，并提出打到殖民帝国主义，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这一任务也是和莫斯科的“第三阶段”政策相一致的。
1930年9月到1931年春天，他们在北越的Nghê Tinh建立了一些农民苏维埃；在安南中部组织了一些游击战，袭击了一些军事哨所；在南方他们杀死了一些警察。
但是这些农民运动被镇压在了血泊之中，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屠杀、监禁和送往集中营。印度支那共产党也几乎被完全摧毁。
在农民运动失败后，党内产生出两支左翼反对派力量。一支在安南北部，一支在交趾支那。他们批评这些“来自莫斯科”的职业革命者，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去了解过群众的需求，而只是把他们当作自己革命的工具。交趾支那一派认为印度支那共产党过于把精力集中在农村，而忽视了工业区的城市无产阶级，不管他们当时是多么年轻和脆弱，但毕竟是唯一能够成为革命先锋队的力量，他们掌控着殖民主义经济奴役和政治统治的命脉。
交趾支那这一派主要活动在西贡，工作对象是手工业者和工厂工人。他们组建了一个秘密组织——“十月”，由胡佑松和Dào Hung Long领导。他们还创办了一份同名的理论杂志，从1931年8月到1932年3月，总共发行了八期。
另外一支是由谢秋杜领导，他因组织在爱丽舍宫门前的集会而被赶出法国，他团结了一些反对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同志。该组织创立的报纸是《共产》（Cong san）。
这两支力量于1931年11月合并为Ta doi lap，继续将《十月》(Thang muoi)作为他们的理论刊物，Ta doi lap tung thu（左翼反对派出版物）的宗旨就是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们先后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15部著作，这对于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组织而言，已然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了。
这个几乎刚刚诞生的运动很快就被镇压了，因为警察发现了他们的“印刷厂”。
1932年8月约有65名成员和同情者被关进监牢，其中在西贡有30人。
在简单回顾这段历史之后，我将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我所经历的事情。
我在14岁的时候离开了居住的村庄，到了西贡的一个小镇上，在一个法国金属生产厂里工作。从那时起我就越来越密切地参加了革命的活动。
大约在1930年时，我开始在工作之余到西贡的市立图书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当然那时我用的都是假名。我一直想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越南语。后来我的一位工友认识了一个杂志的编辑，这就是胡佑松，并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于是胡佑松就说很想见我。他在确认了我的愿望后，建议我转入地下，并把我介绍给了Dào Hung Long。我因此与交趾支那的托派反对派取得了联系。上班时我秘密地组织起一个互助团体（在高压体制下是不能用工会一词的），吸收了一批手工业者和两名卡车司机。我们倡导大家互帮互助，维持着一种兄弟式的亲密关系。我们30多人小心翼翼地搞着活动，不时地以不同的名义（如婚庆）更换地方。要知道在当时超过29人的任何集会都必须经过当局的审批，否则就是违法。有一天早上，手工业者们拒绝回去工作，并呆在了大街上。这是第一次自然而然的罢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反对殴打和辱骂工人。他们虽然没有在工厂，但等到下一个发工资的日子，工资轻松地提高了许多。
托派反对派的活动在1932年8月遭受了法国政治警察的严重打击。
1933年5月1日托派左翼反对派有21名成员被审判，随后5月3日印度支那共产党有121名成员被审判，这就实际上标志着地下革命运动的终结。这些人大部分被投入监牢或关进集中营。
1933年是一个独特的历史阶段，那时斯大林派已经开始在苏联以及其他国家（如西班牙）着手从政治和肉体上消灭托派。但在越南，围绕着阮安宁参选西贡市政委员会的选举，越南的托派和斯大林派竟然组成了统一的阵线。
正是由于阮安宁的超凡政治魅力，两大共产主义派别（他们都视他为资深的政治家）才同意在《斗争》杂志（La Lutte）的名义下组成联合阵线。他们开始节制相互间的攻击，转而共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合法的范围内从事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
从1933-1937年间，这两大共产主义派别共同战斗，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但我们也是可以很容易理解的，毕竟处在殖民体系下的印度支那，就像一座监狱一样，对于里面的囚犯而言，拿着锁链的狱吏就是他们的共同敌人。
1935年5月2日发生了一件令所有那些反对帝国主义人士震惊的事情：斯大林和拉法尔签署了《苏法友好互助条约》。苏联公开宣布支持法国扩张军备。法国共产党顺从地开始努力控制其反军国主义情绪，并开始支持维护法兰西帝国的统一。
因此印度支那共产党必须与此保持一致，尽管其内部有很大的阻力。而由托派与斯大林派共同合作的《斗争》杂志则选择了沉默。
新的政策迫使印度支那共产党对任何激进的言行都予以批判，这样就使得托派感到由于双方的合作关系而被困住了手脚。面对着斯大林派的民族主义投降政策，我和Lu Sanh Hanh（印度支那共产党内的一名长期的异己力量，是胡佑松介绍给我认识的）、Trinh Van Lâù就决定组建一个“以第四国际为目标的国际共产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我们当时很担心民族主义在胜利推翻殖民主义后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人民大众的生活仍然保持原状没有变化。
我和一名印刷工人在夜里利用一些拼凑的器材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印刷车间，在那里我学会了制版，也印制出来了我们的理论宣传册《长期革命》（Cach mang thoung truc，Permanent Revolution），当然这是秘密发行的。到1935年底我们又创立了一个更有鼓动性的宣传小报《先导》（Tien Dao, The Vanguard）。
我们又重新拾起以前的反对派观点，认为共产主义组织不应该成为执行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而如果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其转化为国内战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才能保卫苏联的安全。
我们的第一个实践行动就是支持出租马车工人的罢工。因为当局为了讨好法兰西电车公司，要取缔这些出租马车。
到了1935年12月25日他们发起了全面的罢工。次日他们又集中在西贡的中央市场广场，还要求斯大林派与托派新当选的市政议员参与进来。
然而随后就是残酷的镇压，警方袭击了《斗争》杂志社的办公室，带走了所有的编辑人员，包括谢秋杜（他刚当选市政议员，罪名是妨碍工作自由）。我们也不得不多次转移印刷车间。
这就到了1936年6月。此时在法国，由法国共产党支持的人民阵线政府当权（Léon Blum任总理）。而法国当时正爆发全国范围的罢工浪潮，工人们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占领了工厂。我们当时就想，是不是我们殖民地挣脱奴役的机会也来了呢？于是我们国际主义联盟就决定广泛发动同胞们进行罢工。
恰恰在我们准备行动的时候，我们的主要领导人被捕了，这是在1936年6月10日。但我们的被捕并没有阻止革命的开展，我们的同志组建了很多的行动委员会，并于6月11日在西贡举行了一次全面罢工。
我们的工人兄弟们，受到法国本土罢工运动的鼓舞，提出了周日休息、八小时工作制以及组建工会的权利等要求。此次罢工遍及了全国，尤以兵工厂和铁路的罢工运动最为突出。
尽管如此，工会和罢工的权利都没有被当局认可。
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当时的计划里有一条就是，派一个议会质询委员会来了解殖民地人民的心声。而谢秋杜和《斗争》派则正计划筹建行动委员会，并正在搜寻代表组建一个印度支那国会，以和人民阵线相对等。国会运动被发起后，他们发放了数以千万计的宣传页。行动委员会也闪电般地组建起来。在西贡-Cholon区，建立了行动委员会的地方有法兰西电车公司，香烟厂，Binh Taây酿酒厂，Nhà bè汽油仓库，铁路，印刷厂以及出租马车工人。人民的革命运动波涛汹涌。殖民地当局也开始恐惧并警告巴黎：1936年9月8日殖民部长Moutet就下令“为防止可能的骚乱，禁止任何上千人的集会”。随后就是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因此阮安宁、谢秋杜以及阮文绍就都和我们一样进了监狱。
这样印度支那国会运动也就被斩首了。交趾支那的总督下令解散所有行动委员会。在监牢里我们还碰到了Bên luc行动委员会的17名农民同志。
正是在我们托派与斯大林派共同被投入监牢的期间，传来了莫斯科的审判。
《斗争》派里斯大林派与托派的联合对于我们而言越来越像一个自相矛盾的实体。在莫斯科，俄国托派被当作毒蛇一样被监禁、驱赶和屠杀。那么印度支那的托派能够避免这一结局呢？
但是谢秋杜和他的同志们仍然希望维持这一脆弱的联合阵线。在1937年3月，我们了解到我们那些保持自由身的同志们在胡佑松的领导下组建了Le Militant，“一个捍卫无产阶级利益进行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组织”。 他还公布了列宁批评斯大林残暴和不忠的《遗嘱》（Testament）。
在监牢时的某一个周日，我很惶恐地看到Dào Hung Long也进来了，我们自1932年就没见过了。他在1933年被判监禁一年，随后被送到一个Chau doc的采石场去强制劳动。他在那里组织了囚犯们绝食抗议，拒绝参加劳动。
他告诉我，他是在参加1937年5月29日托派的一个重要秘密会议时被捕的。当时来自西贡-Cholon的40个工厂和公司（有兵工厂，造炮厂的，铁路和电车公司的，铸造厂的，造船厂的，邮局的，东亚公司的，橡胶厂的，水电公司的，Portial、Ardin& Union印刷厂的，三大修车厂的，印度支那酿酒厂，在中国打工的粮食搬运工，远东稻米生产公司等等）的工人代表齐聚一处，想要组建一个工会联合会。Dào Hung Long和其他60名工人被警察一起逮捕了。
这也说明托派已经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而且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在警方的一份报告里提到：
革命造反者的巨大声势来源于在交趾支那成长起来的第四国际，尤其是西贡-Cholon的工人团体。工人阶级更倾心于托派政党，而不是印度支那共产党。
1937年，法国共产党殖民部的吉东（Marcel Gitton）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命令越南的斯大林派断绝与托派的关系。他们离开了《斗争》杂志社，创立了一个新的刊物《先锋队》（Avant-Garde），在他们发表的文章里，将昔日的盟友——托派视为“法西斯的孪生兄弟”。
1937年6月我第一次出狱后，我印制了一份活页，谴责莫斯科的审判，但它刚一出印刷厂就被没收了。
1938-39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开始在法兰西三色旗的指挥下活动了，它支持了殖民政府为保卫印度支那、抵抗日本威胁所做的努力，甚至支持殖民政府为此而发行债券，以及招募越南人参军。
印度支那共产党在1939年4月联合资产阶级宪政派参加了殖民议会选举，但空手而归。而谢秋杜领导的第四国际托派力量反对发债和征兵，却赢得了三个席位。（针对这次胜利，我有必要强调指出这次选举是对选民有财产资格限制的，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选民们还是反对这些政策，因为那意味着增加关税和税收负担）
1939年5月20日殖民总督在他给殖民部长的电报里，提到他对本地的斯大林派非常满意：
阮文绍一派的斯大林共产主义者非常了解安南人民的利益所在，并使他们与法国更加亲近；而谢秋杜一派的托派则唯恐百姓们不造反，想要通过一场可能的战争赢得完全的独立。
印度支那共产党选举失败和托派选举胜利后，远在中国桂林的胡志明向他在河内的同志发出要“政治上”消灭托派的指令。
1939年9月爆发了世界第二次大屠杀。而印度支那则到处是警察，任何有政治嫌疑的人无一例外地被送往集中营和监牢。
1939-1940年间，由于斯大林与希特勒达成了互不侵犯条约，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政策也有所变化，它再次把法国帝国主义当作了自己的敌人。它也不再支持殖民政府抵抗日本的行动了。（日本1940年占领了越南，但一直允许殖民政府存在到1945年3月9日）法德之间战争爆发后，尽管印度支那共产党在交趾支那几乎被消灭，但它仍然在农村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还在1940年11月发起了一次农民起义。
印度支那共产党这种反反复复的战略方针导致了悲惨的后果。此次起义被镇压在了血泊之中，数千人被杀害和被捕，几百人被判死刑。
在1940-45年日本统治期间，几乎没有任何反对法国殖民政府的行为。因为所有的“破坏分子”都被关押在集中营或劳教场。
1941年为了重建被法国镇压下去的印度支那共产党，胡志明把共产党的旗帜隐藏起来，组建了越盟（也就是“越南独立同盟”的简称），其宗旨就是：
联合一切反对法西斯和侵略者的民主力量，赶走法国与日本法西斯，争取越南的完全独立。
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并没有进入其纲领，因为它还要联合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
越盟在东京北部组建了其广泛的秘密网络，并在1941年11月组建了第一支游击队，这就是其未来“解放军”的雏形。
但越盟本质上就是印度支那共产党。
1944年胡志明还向美国的战略服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请求支援，获得了不少的武器和教官。
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盟军决定北纬16度以北的越南由中国军队接管，以南由英国军队接管。
但是在占领军达到之前，胡志明利用政治的真空夺去了河内，而其支持者则在南方进行了夺权。
1945年9月我们在举行了盛大的反对斯大林派的集会后，在中央市场广场以国际共产主义联盟的名义发放了传单，呼吁人民起来武装自己，组织人民委员会，组建民兵……
人们都在努力获取武器。西贡的人民委员会（Popular committee）也自发地大规模建立起来（这让我们想起了1936年的行动委员会），并成为所在地的领导机关。人民委员会的力量是难以阻挡的。
我们同盟则把成员分散开来去协调这场运动。我们在西贡的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建立了指挥部，在那里当选的代表们可以得到武装工人的保护。这些代表们都声称他们独立于斯大林派政府，并坚决反对任何对工农利益的侵害。但斯大林派政府派出警察把他们投入了监牢，还想把他们送到所谓的人民法庭进行审判。
但英国人重新武装了法国军队，试图重新征服南方。就在这时，1945年9月23日西贡爆发了起义。
在起义的当晚，电车修理工人决定参加抗击法国军队的斗争。他们受到同盟国际主义的鼓舞，原原本本地武装了自己，并与斯大林派的“全体工人联合会”（General Workers Federation）相决裂，组建了一支“工人民兵”。他们有60名战斗成员，分为11个组，每组都有自己选定的组长指挥。工人民兵们攻占了西贡市中心被英法军队占领的一些阵地。参加这次起义的有高台教（Cao Dai）与和好教(Hoa Hao)的宗教团体，也有其他不同的组织，如托派的组织全部奔赴一线作战，但都失败了。托派后来是被越盟肉体上消灭的。越盟先是谋害托派，后来又杀害其他组织的领导人，以求建立它对抵抗运动的绝对控制。
在北方，胡志明成功地和中国占领军达成了协定，维持了政权，直到法国远征军的到来。在1946年12月法国人又重新占领了这一地区。就像他在南方做得那样，胡志明一上台就开始镇压托派以及其他民族主义组织。
下面我想告诉大家是一些民族独立斗争过程中的非常著名但又鲜为人知的阶级斗争案例。
1945年8月在胡志明夺取北方权力的同时，位于Hongai-Campha煤矿区的三万名工人占领了矿山，选举了委员会来自行组织生产。他们接管了所有的公共设施，包括铁路和电报局，他们对脑力和体力劳动实行了平等的工资制。他们甚至还组织了文化扫盲班。因此在工人阶级的社区里生活，是没有领导人和警察的。
但是这一运动还是孤立的，因而也是相当脆弱的。胡志明政府的军队很快就来了，他们的指挥官请求矿工们维护民族的团结，并诱骗他们投降，假惺惺地许诺继续维持工人社区的存在。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工人代表们都被逮捕了，工人委员会也被越盟的官僚所取代。这样矿山仅仅维持了三个月的革命自治，斯大林派“民主共和国”的军警们就很快统治了这一地区。
我再来介绍一下北方农民的自治运动。那里发生了饥荒，东京和安南北部地区的农民们想起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在1931年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于是他们就拒绝和地主们的联合，并通过施压要求人民委员会没收了地主的财产并将土地分给了农民，因为他们更加懂得如何打理土地，粮食丰收了也不会出现相应的投机行为。但胡志明在阻止这一激进现象上也毫不迟疑。在其1945年11月给省级委员会的一份通知里指出：“稻田和熟地禁止被分配”，并指示“人民的权力机关”必须与越盟保持一致。斯大林派的官僚们派来了警察，用武装力量要求农民们把土地和财产还给地主。
在湄公河流域，农民们也自发地夺取了地主的土地。为了阻止这种情况，斯大林派甚至还对农民们动用了残酷的私刑。在斯大林派政府内务部政委的一份报告里记载：“那些鼓动农民去抢夺土地财产的人应该遭受无情的镇压。土地问题虽然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内容，但为时尚早。现在虽然是共产主义者当政，但我们的政府现在是一个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府。”
总之越盟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想完全控制政权和战争。然后就开始了30年的战争。很显然胡志明他们赢得了这场战争。但对于人民而言只不过是一场新奴役的开始。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说过：“为什么那些控制了现在的人，却不能控制过去？”
历史总是胜利者的述说，胜利者会消灭真实的历史记录人，而通过一种简单的黑白组合，掩盖和埋没所有过去的真实斗争，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现存的现实是必然的选择。
我要记录所有这些事情的缘由，也就是想有益于今天和将来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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