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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 Revolution Defam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Vietnamese Trotskyism , Socialist Platform Ltd , 2003）
《斗争报》和西贡托派（1934-1939）
Stelio Marchese
托洛茨基在遇难前的几个月曾写道：“第四国际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众多支部里，……做得最好的毫无疑问就是法属的印度支那支部。”
在1939年4月30日的交趾支那殖民议会选举中，托派候选人赢得了巨大的胜利，谢秋杜和陈文绍赢得了80%的选票，而其余的选票则由斯大林派与官方指定的候选人分享。考虑到这次选举有较高的资格限制，以及五年来斗争报派所不断遭受的迫害，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政治胜利，是西贡受压迫人民和所有穷苦大众的政治胜利。而且考虑到共产主义两大派系（托派与斯大林派）之间的全面冲突，选民也面临着在第三国际与第四国际之间进行选择。在西方对这种选择的考虑主要还只限于知识阶层，但在西贡这样一个殖民体制下，进行选择的却是人民大众。这次胜利非常独特，在世界托派运动史上都无与伦比，因此很值得我们对它进行独立的分析研究。一个像托洛茨基这样穷苦潦倒、被解除了武装的先知，其思想也很高深复杂，怎么就能够在一个远东的城市里引起人民大众的共鸣呢？
第四国际对此次胜利的介绍主要是发表在《斗争报》上的文章。《斗争报》是1934年印度支那托派与斯大林派的一个独特的结合体，但后来他们由于对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殖民政策意见不一，该报社成了一个纯托派的编委会。
该报社的宗旨从一开始就很明了：谴责殖民体制下的剥削行径，反对对殖民地个体以及集体的群众（如农民，工人，职员和小商贩等）施以虐待和暴力；它还宣传十月革命，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及抨击外来压迫，暗示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关于前一任务，现实的资料非常多：如种植园里的虐待和疾病流行，工厂与城市办公室里的折磨，监狱里的暴行，不公正的审判，以及外国驻军问题等等。我们要知道在西贡，统治阶级的法律要求媒体只能为没有任何可能的反法国行为进行辩护，不能有任何可能的煽动不满的言论。因此托派必须建立一个合法的反对派阵地。谢秋杜被法国当局遣返回国后，在1932年初他们就在西贡建立了这一团体。
“《斗争报》是一份为全体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群众服务的报纸”。[1]他们的承诺是很清楚的，也表明他们的视野是很宽阔的，可以包容斯大林派与托派的意识形态争论。他们最初有意保持温和的论调，任务也仅限于要求殖民政府把适用于法国工人的工会法律也引入印度支那，理论的争论也有意地暂放一边：“现在还不是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时候，我们现在的任务只是帮助低等阶级向剥削者要求更为人性化的管理和较少的傲慢态度。但是如果没有本土化语言的言论自由，如果没有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工会的权利。”[2]这些论述就好像用谨慎的语调讲述通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如在它一系列的文章里记载：“一个遵从民意的组织，用苏维埃的话讲就是摆脱了社会利益集团束缚的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原动力来自于下层群众……委员取代了长官，直接对苏维埃负责。”它还不时地会刊登一些托洛茨基的言论，如：“苏维埃是人民群众经过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总结出来的最好的代表制形式。有了战壕里士兵们的直接支持，工厂里的工人和田地里的农民都是革命的中坚力量。”[3]
然而报社的编辑们非常地了解越南的具体斗争形势，他们满脑子的宏伟革命理想，不可能不引起劳苦大众对革命的向往，因此他们也不可能把自己局限在纯粹的政治宣传上。即使是在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后也是这样。“人民阵线政府的上台虽然并不意味着殖民地的解放，但至少使得我们的斗争环境发生了变化。它可能会给予我们一些基本的民主自由，比如进行政治特赦，甚至撤走法国军队”。[4]很显然“印度支那不能指望从Léon Blum政府下获得完全的、无条件的独立。我们越南人只能艳羡地看着周围完全独立的日本和仍然独立的暹罗（泰国）。中国革命和印度的群众运动都是在热烈地追求本民族的自由权利，追赶文明民族的发展节奏”。[5]但是即使是这些温和的要求也没能得到满足，报社也认识到巴黎政府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它根本就不会特赦政治犯，根本就没想颁布反贫困的法规，根本就不会赐予任何政治的和工会的民主权利[6]。
在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后的兴奋时期，斗争报派也没有被动地等待，他们发起了一场运动，呼吁组建一个由合法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国会，斗争报派和被选出来的团体都要在殖民政府的领导下活动[7]。他们还起草了一系列的印度支那人民的基本要求准备递交给新的政府。“如果他们不背叛自己且不想被人民责骂的话，这些被选举出来的成员和本土媒体的代表们——他们已经习惯了代表印度支那的利益——就应该毫不迟疑地组建一个委员会来负责国会事宜。这些职业的代表们应该派出代表团参与到国会筹备事宜中去。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一旦错过了，就会对我们很不利。”[8]
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官方可以容忍的程序，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最多只能够接触到巴黎的接待部门。“让我们在农村、工厂和街道建立起委员会，让我们组织起公共的集会，让我们把所有的想法和建议都能够表达出来。”被法国政府任命关注印度支那问题的质询委员会（Parliamentary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 Indo-China）是不会去找那一小撮高傲的权贵们的，相反他们却会来接见我们这些西贡的民意代表的。斗争报派的真实目的慢慢在运动当中就显示出来了：国会运动“将会深刻触动底层的人民大众，唤醒几个世纪以来被权贵们边缘化的劳苦大众。”[9]但我们确实很难从这些小的委员会和大的国会里看出这是苏维埃的金字塔型结构。
苏维埃在这一时期被允许进行讨论了，因为西班牙的无产阶级被认为在武装斗争面前不能够“牢固地团结在苏维埃里面”而陷入了危机。这是托洛茨基说的话。
那时还不是讨论建立苏维埃政府、更不是讨论武装无产阶级的时候，在印度支那就更不可能了，但这却是一个讨论西班牙革命实践的机会。他们认为西班牙问题的症结是他们应该等待苏联的军事装备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因素来武装自己，还是直接建立苏维埃政权，主要从国内获取武器，因为这样可以保证革命的独立进行。不过这一讨论似乎离印度支那太遥远了。
在那个时候，成功组织一个国会并不一定就是件好事。这件事在北越就被冷冷地拒绝了，人们并不明白组织这样一个国民会议到底有什么用意。斯大林派也表示了不满，他们当时的任务是支持人民阵线政府，并停止攻击其附属物——殖民政府。他们对国会运动几乎一点儿兴趣没有，认为这只是托派的活动，而且只是局限在西贡。他们认为人民阵线政府虽然并不完美，但至少它能够保护印度支那免于法西斯和日本的侵害。
对国会运动的两种态度，使得斗争报派很难维持统一的行动。斗争报派除了是一个托派与斯大林派奇迹般合作的象征以外已经别无他意了。这一情况只能在西贡特殊的文化、政治环境里才能够理解，这种情况也只能够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重复上演，而且还都是很短暂的。当时为了在人民大众层面组建一个统一的阵线，重建合法的工人运动（一个组织——斗争报派和一份报纸——《斗争报》），理论上的差异被有意地搁置起来。但现在的争论变成了是接受人民阵线政府及其国内外政策，还是利用这一机会，从下层民众那里掀起革命运动。不过尘埃落定的时刻是不会到来了，殖民当局已经很高兴看到在各种事件面前斗争报派的统一是多么的脆弱[10]。斯大林派对法国共产党（它实际上要求斯大林派放弃殖民地的独立）的严重依赖也是斗争报派在那个政治氛围里面临的最为尖锐的问题。斯大林派的观念实际上就是认为要唤醒一个民族和种族，就要进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他们说：“我们经过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才使得我们殖民地饱受压迫而觉醒了的人民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国）融合在一起，彼此之间消除了误解。我们现在特别害怕又回到原状，这些最自豪的人又保持沉默了。”[11]斯大林派甚至还和殖民主义者走到了一起，原因竟是越南不能够保卫自己免于日本的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法国人继续统治印度支那。[12]这种论调无论是就未来的国内改革还是就反抗日本的侵略而言，都不可能是正确的。事实也证明如此。对这所有不确定性的最终回答恰恰来自交趾支那政府。9月21日筹备国会的主席团成员还在准备25日去递交他们的请愿时，警察就来查封了。因此斗争报派里的托派同志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弃任何等待的思想，“毕竟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解放的道路不会由人民阵线政府提供，而只能存在于实际的阶级斗争中。”[13]
查封的命令来自巴黎的殖民事务部。这很清晰地显示，在保守的共产党势力支持下，人民阵线政府已经关闭了任何通往独立之路的改革大门。谢秋杜和阮安宁被控以颠覆活动罪当即被逮捕。
然而这些压迫政策，不仅使得斗争报派里的托派更加谨慎了，而且实际上更加增强了他们的斗争性，也提高了他们的声望。为了保证基本的团结，所有的理论和战术问题都被搁在了一边，现在大家对支持还是反对人民阵线政府已经有了一致的认识了。
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斗争报派里的托派投靠了第四国际，并开始对法国共产党进行严厉的批判，指责其虽然承认他们在国际里的独立地位（这一地位被越南正统共产党人严重高估了），但在实践中却把他们当作一个随意支配的棋子。那些坚持其纪律和正统的共产党人则认为托派是在搞分裂，和殖民主义搞在了一起。
在这种批判的氛围里，斯大林派的杨白梅去了巴黎，并在那里通过法国共产党的信使告诉《斗争》报，法国共产党不赞成他们对人民阵线政府的批评。编委会给他回信说，他还有更重要事情去做，不要老是去接受和传递别人的命令。实际上他此去巴黎的任务就是让巴黎的民众和媒体了解印度支那的情况。但他根本就没去做这一事情，而是去重建印度支那与法国斯大林派的联系。待他回国后，他在斗争报派的会议上就声称还应继续支持人民阵线政府，这是《人权报》的编委们要求的。理论要为官方的意图进行论证，这在第三国际是不争的事实：鉴于 资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以及其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庞大，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法国首先爆发。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托派和斯大林派展开了理论的论战，也就是永久革命论和预定地区的阶段性革命论之争，依靠全世界苏维埃组织的下层革命与来自苏联帮助的上层革命之争，最终都体现在了战略和实践的层面。
“我们行动的基础就是紧密团结全世界受剥削的工人阶级。”《斗争报》坚定地声明，并把革命的完整性和民族的绝对独立建立了直接的关联，而且它与正日益蔓延到外交和理论领域的意识形态之争保持了距离。
斗争报派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来支持其立场，这就是法国共产党完全拥护人民阵线政府在西班牙革命问题上的政策。法国共产党支持议会一致同意反对任何向西班牙派遣志愿者的行为。在西贡托派看来，斯大林派是在允许其西班牙同志被扼杀，也完全有可能会让这种剥削与压迫的情况加在越南人民身上：
“……这个伟大的革命党一直很小心翼翼地不让法国的工人阶级了解他们印度支那同志的处境。如果我们忘记了斯大林派的唯一目的和真实动机是‘保卫苏联’的话，我们就很难明白共产国际、尤其是法国共产党的现行政策是怎么回事。在我们‘共产主义者’看来，印度支那是一个很好的远东军事堡垒。也就是说，一旦日本及其盟友德国与苏联开战，法苏合约就会起效，印度支那的工人们会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派上用场。”
[14]
事实上，海丰（Haiphong）港及其连接的铁路线在当时就是一条很重要的运输基地，是当时最后一个可以向中国运输武器的基地。日军大本营已经在筹备攻占此地，法国人也采取了一些防卫措施。战争一旦爆发，就将为反殖与反帝斗争创造良好的时机。“人民必须通过群众运动才能直接保卫自己免受日军的侵害……印度支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要把工人们武装起来保护自己。”这些话几乎已经说得很直白了。《斗争报》还公开警告：“无产阶级无力阻止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革命的先锋队要通过顽强和耐心的工作使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觉醒，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进而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专政政权……只有通过苏维埃我们才有力量获取土地、和平与自由。……”[15]当时日本人正在进攻中国上海。斗争报派认为日军的胜利标志着斯大林派官僚的失败，因为军事力量较弱的中国人民与其在封建统治的领导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与国民党的联盟），不如通过制定一个革命计划，开展更高层面的社会革命。他们对革命是如此的迷信，以至于认为革命能够改变军事强国的军事计划，从而使中国免于被奴役，甚至使世界免于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戮。
这一小的革命团体用同样的思路来看待西贡城市生活里的小事件，如人力黄包车工人与法兰西城市交通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都被提高到严肃的国际政治层面来讨论。我们都知道城市电车与黄包车之间的不对等冲突只是这个大城市里资本压迫劳动的一件具体事例。他们认为弱者的力量可以进行无限地团结和组织，就像磁铁一样，可以把一切同盟力量吸引过来，他们不认为这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可能这与东方的哲学思想有关，认为人们通过对聪明才智的超级使用，是可以颠倒现实的力量对比。我们要明白，托派思想是从外面楔入到这个特定的文化里的。革命既不是什么搞阴谋活动，也不是一种妥协，而是无产阶级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所达成的共识。“经验证明，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使那些傲慢的权贵和令人讨厌的官员们向我们屈服。事实证明，没有任何人敢于永远与民意为敌，也没有任何人敢于对民怨不闻不问。”[16]
他们这种斗争方式有时候来看起来很像是托派思想与甘地伦理思想的共同作用，旨在确保与民众的直接联系，并为领导者赢得巨大的声望。谢秋杜也认识到这种声望如果没有合法权威的危险性，他也拒绝像正统派那样为了安全起见，把政治指挥部设在境外。他也意识到背后有人在算计他。他认为权力是应该均分的，领导人的变更也应该是有保障的。“在日常的斗争中，我们希望更多的骨干同志，能在群众工作中少一些个人特色，多一些集体意识。我们不应该让群众总是想到谢秋杜或杨白梅，而是想到我们整个的斗争报派。我们要摘掉扣在我们头上的骂名”[17]。
“摘掉扣在我们头上的骂名”是指反击对他们的中伤。对他们最严肃的指控就是反对法国，最危险的指控就是说他们或多或少有意地在帮助日本人。他们的反击是，他们并不比一个有阶级意识的法国工人更反对法国，一旦资本主义的枷锁被打碎，是法国人还是日本人统治的问题根本就不会存在了。[18]这是一种回避污蔑的一种巧妙方式。因为在此时正统的共产党人正在《人权报》上谴责托派是“职业的造反者和内奸”，而殖民者正与他们进行合作。谢秋杜在给他的一位巴黎友人Daniel Guérin的信中提到，他有证据证明正统的共产党人想消灭斗争报派。其实根本不用找什么证据，只要看看当殖民主义者攻击《斗争报》时，其他法国左翼报纸都在发表抗议的同时，《人权报》却保持了巨大的沉默，这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
谢秋杜这次没有采取谨慎的语调，相反他在1937年5月13日直接以“反对人民阵线的背叛”（Against the Popular Front of Betrayal ）为题发表文章进行直接反击。谢秋杜因此被捕，并在同年11月份被判十年监禁。此时法国的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也站出来声称对这篇文章负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Romain Rolland。
实际上谢秋杜的这篇文章还是顾虑到了人民阵线的面子，文章最主要攻击的还是法国共产党，并回应《人权报》对西贡托派的污蔑。他说：“你们今天污蔑我们是在帮助法西斯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明天会把我们当作法西斯的代理人！”
西贡斯大林派和托派的矛盾本质是对印度支那革命性质的理论冲突：斯大林派认为革命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还要支持法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西贡托派认为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争取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这一点实际上超出了托洛茨基对亚洲国家的革命期望。
“你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具体的革命策略问题，但我担心这会使我们迷失原则……我现在不想再和你们讨论印度支那革命的本质了，在我看来，革命要么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要么革命根本就不会发生。”
[19]
在托派看来，重建民族国家很显然不是他们主要的任务，他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要按照马克思的描述从经济和政治上解放全人类。托洛茨基的一个优点是，他摆脱了马克思列宁的教条式千禧梦想，而认为在任何民主运动和反殖民运动中都可能、也有必要产生社会主义的火花，哪怕是很微小，也值得关注。即使是那些住在亚洲最偏远山区的村民们都有权利、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也正是在这种思路引导下，西贡托派才认为像流氓无产者、小资产阶级等地位低下的阶层在革命中都可能作为积极的力量参与进来，并去实现其诉求。
“我们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20]
斗争报派的这一积极态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暮气沉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的资产阶级已经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斗争报派的思想肯定也受益于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提法。斗争报派的实际行动也证明了列宁的保守，他曾认为东方甚至还没有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做好准备，尽管他们已经在从事反对“中世纪停滞”（medieval stagnation）的反帝斗争，但“共产主义的学说是为发达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准备的”。他还补充说：“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不可能由先锋队单独实现”，“它还需要所有被压迫的殖民地劳动人民的帮助，首先就是东方国家的支持。”
把东方定位成帮助西方“先锋队”的辅助角色，本身就带有西方长期以来的文化殖民色彩。而西贡的托派却试图灵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简单地理解为废除财产私有制和通过苏维埃直接行使政治权力。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财产的共产化是实现共产主义自由的核心因素。
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一直不变的关于工人与农民的巨大差异，在斗争报派看来并不存在，他们用“农田里的工人”取代“农民”一词，抹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受压迫工人的层次划分。
我们也看得出，西贡托派的思想也超出了托洛茨基的设想。他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解、对苏维埃无上权力的信念以及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充分尊重，为西贡托派创造了一个高度灵活的思想环境，使其能够进行创造性地思考。
在越南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亚洲国家，其哲学与宗教思想中就包含有丰富的解放（liberation）思想，这使得西贡托派具有进行创造性革命的巨大的空间。如他们实际上错误地把无产阶级政党定性为一个急于进行革命并成为无产阶级领袖的小团体，而不是为无产阶级代言的革命组织，他们还充斥着煽动性的自由解放思想。他们确实认识到革命先锋队应该成为思想的灯塔和组织的中心，但是先锋队还应随时准备牺牲，时刻关爱他人，并立足于社会底层人民的支持。我们还没有对比他们在政党和苏维埃的组织原则的差异，但可以确信的是，如果苏维埃也存在类似问题的话，那这就绝对不是政治或者策略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他们对“解放”（liberation）一词的文化误读。
斗争报派由于严峻的日常政治斗争，他们只进行过一次文化讨论，并确实谈到了“解放”一词的概念。他们的理论家潘文秀在回应新时期的印度教和佛教论者时谈到，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每个人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如果无休止破坏我们已经很适应的外部环境，那我们得到的就是一系列虚假的解放。因此一个社会组织必须有其限度，不能追求终极的目标。
毫无疑问，潘文秀在提及马克思的论断——要把对现实锁链的批判转移到对思想锁链的批判，把现实的具体斗争转移到思想观念的斗争上——时，他绝没有接受马克思的观点。他实际上认为宗教哲学的功效最多只是慰藉那些不懂经济的人以及那些在革命运动中可能参加进来的辅助力量[21]。
但佛教和托派之间的关系却是越来越亲近的。西贡和科伦坡（斯里兰卡首都）两个托派组织的产生恰恰都得益于本国19世纪末期以来的佛教思想复兴运动。这次佛教思想复兴提出了反宗教、反独裁的解放思想，为全新的救世主思想做了良好的准备，而这又很容易与革命关联起来。西贡与科伦坡的托派从佛教思想中感悟出，一种集体的思想净化运动，没有必要非得采用集中化的方式。求佛之路和革命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独特方式。
最初的佛教带有一种使命色彩和国际传播精神，也带有民主与平等的思想。佛教思想经受了各种复杂的历史变迁依然影响深远，因为它对任何模式和传统都不执着，佛教里的故事和名言都鼓励一个人要靠自己的修养和智力去应对面临的问题。它对万事万物都怀有一种普世的情怀，鼓励人们去了解西方和现代的辩证思想与无上理性。因此在越南，佛教思想创造的理论环境和社会心理很容易使人们接受托洛茨基那极具说服力的思想。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佛教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区别，也不是说它们的区别不明显。但越南托派确实是生长于佛教的文化氛围之中，甚至还学习了一些佛教的教义。
马克思主义和佛教思想的一个重大不同就在于，它们对人与周围世界（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认识不一。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如果不革新社会，革新社会里的人就毫无意义；而佛教只是立足于现有的社会环境去塑造人。一个脱离现有物质基础的社会对佛教徒而言是令人恐怖的。佛教在这一点上与西方所有思想（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都是不一样的。不过佛教与马克思主义都认同一个假设：如果消灭了经济斗争，就可以建立一个高级的和谐社会。也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里，革命的思想找到了丰厚的群众基础。既然如此，人们本来应该从这两个思想体系中进行选择的，但在越南这二者的关系却呈现了一种特别的方式——马克思主义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在道德和普世方面的优势，丢弃了其历史主义的外衣。斗争报派没有刻意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就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描绘了古代社会人对“解放”的诉求。他们含蓄地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给无产阶级革命确定的历史时间表——只有现代生产方式的获得了大发展并且重工业比较强大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才是可能的。
然而正是有了这种批判立场，人才有意愿和智慧去实践。越南托派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认识并不一致，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前景。人们可以去追求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可能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正如谢秋杜写的：“革命要么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要么革命根本就不会发生。”
在谢秋杜离开的时期，斗争报一直在继续运行，直到1939年被查封前它还在呼吁筹建人民国会（People’s Congress）。国会运动被当局取缔了，因为当局根本就不想听从法国议会质询委员会的建议。斯大林派也对国会进行了破坏，他们打着“人民”的旗号完全站在法国共产党一边，破坏农村与城市里的行动委员会。
在斗争报被停刊，其成员被关押、被迫害（在胡志明屠杀之前）的同时，科伦坡成长为第四国际的重要支部之一。科伦坡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亚洲小乘佛教的中心，如今也成了托派的中心。科伦坡的政治环境比西贡更加恶劣，知识界关于佛教与托派异同的讨论范围更加广泛。
科伦坡的托派更带有学院派和书生气的色彩，因为它的成员主要是大萧条期间留学英美的学生。在美国，他们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和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民主激进主义；在英国，他们接受了霍布斯的社会理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借鉴了他的理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征服和剥削，主要是由于它试图对市场和利润的垄断）。斯里兰卡的经济带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它的茶叶种植园、廉价劳动力和高度集中的茶叶市场都掌握在少数的英国人手中。科伦坡托派简单地认为通过将英国人现成的现代化企业实行国有化，就能够取代英国人的统治；他们还设想了一套理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要么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要么按照托洛茨基的设想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纳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西贡与科伦坡托派在经济与政治环境方面的巨大差异，而且他们所受的西方教育（前者是法国，后者是英美）也不同，但他们国内都在前几十年经历了反宗教的佛教思想复兴。因此我们认为东亚地区发生革命的最深刻动力在于佛教的反独裁思想（anti-authoritarian thought）。在殖民压迫下，这一思想吹醒了象牙塔外面的人们。当然佛教里还有更多的神秘主义和冥想沉思。很显然任何一个托派都会认为佛教是一个宗教，是一个时代错误（anachronism）。但佛教并不伤害异端，只要你愿意，佛教很乐意为你指出一条适合你的道路，让你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1] 《斗争报》1936年2月25日。——作者注
[2] 《斗争报》1936年3月4日。——作者注
[3] 《斗争报》1936年7月29日。
[4] 《斗争报》1936年5月3日。
[5] 《斗争报》1936年7月29日。
[6] 《斗争报》1936年5月13日。
[7] 《斗争报》1936年5月27日。
[8] 《斗争报》1936年7月29日。
[9] 《斗争报》1936年8月5日。
[10] 《斗争报》1936年8月2日。
[11] 《斗争报》1936年8月26日。
[12] 《斗争报》1936年7月1日。
[13] 《斗争报》1936年9月24日。
[14] 《斗争报》1937年8月22日。
[15] 《斗争报》1937年11月7日。
[16] 《斗争报》1937年4月5日。
[17] 《斗争报》1937年3月4日。
[18] 《斗争报》1937年7月1日。
[19] 《斗争报》1937年5月13日。
[20] 《斗争报》1937年4月15日。
[21] 《斗争报》1936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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