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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Я.雅柯夫列夫
编者按：本文选自《真理报》（1922年10月24-25日）。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如下，《真理报》1922年9月27日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新任主席普列特涅夫的文章《在思想战线上》。文章继续宣扬波格丹诺夫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唯心主义思想。列宁见报后立即在报纸上作了许多眉批，并亲自组织了一系列文章，对普列特涅夫散布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雅柯夫列夫的文章《论“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就是在列宁授意下撰写的。文章写作前，列宁同雅柯夫列夫谈过话，通过信；文章写好后，列宁又亲自组织了对文章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有斯大林和布哈林。作者Я.А.雅柯夫列夫（1896-1938），原名艾普施泰恩，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家和理论家，1920-1921年任政治政育总局委员会委员，1922年为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后来任工农检查副人民委员、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党中央农业部部长等职。本文所批评的《在思想战线上》一文的作者В.Ф.普列特涅夫（1886-1942），曾任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从九月二十七日起《真理报》发表了普列特涅夫同志的文章《在思想战线上》。普列特涅夫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他的文章是纲领性的，里面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任务、它的工作方法，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革命时期的工作，规定了它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工作的新途径。我们的任务是从对目前俄国社会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观点来考察一下普列特涅夫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纲领。
一、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目标和任务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目标和任务，普列特涅夫在其文章中有几处作了如下规定：
“……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基本目的。”（第一纵行）
“……不能期望它（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依据辩证法的规律必然破灭，所以我们应该培养无产阶级文化的成分，建立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第七纵行）
“……这场斗争还将在创造无产阶级阶级文化的旗帜下继续进行，决不能是别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思想和它的存在的历史根据就在这里。”（第八纵行）
因此，主要点就是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创造无产阶级文化。遗憾的是，作者过分地局限于“除了上帝就没有上帝，穆罕默德就是他的预言家”之类的宣言。他甚至不想去弄清楚他所依据的那些概念。例如“无产阶级文化”，在他那里就象一个漂亮的、披戴面纱的少女，除了文学的外衣，什么都不可能看清。
普列特涅夫甚至没有提出最近几十年的资本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文化性质和发展方向问题。他甚至也不想确定他所理解的“文化”概念是哪些社会现象的总和。
这样，他就看不到他的所有提法的完全空洞的内容和惊人的矛盾。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是对“无产阶级艺术、科学和文化”的庄严的赞美，是从普列汉诺夫、马克思、列宁、布哈林那里摘来的引文。这些引文都很说明问题，就是不能说明作者塞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里去的问题。
在下定义的地方，则是难以想象的混乱。作者写道：
“……文化问题，广一点说，意识形态问题，上升到首要地位。”
这显然是荒唐的。因为，文化是－系列社会现象（从道德和法到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总和，它当然是比社会意识形态更为广泛的概念，社会意识形态乃是阶级或者人类集团的“思想、情感、行为标准的体系”（布哈林语）。
如果我们按照普列特涅夫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具体表现来判断“文化”，那么，就只好把它归结为排除了物质因素的科学、戏剧和艺术了。
“在科学与艺术的领域里把无产阶级的创造力量表现出来与集中起来，则是它的基本的实践的任务。”
普列特涅夫就是这样来解释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基本目的——“创造新的阶级的文化”表现在什么地方的。
如果把文化归结为科学和艺术，那么，“更广一点”的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如果或多或少地按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确定的那样来理解意识形态，那么，普列特涅夫所说的那种“已经”是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物质因素又到哪里去了呢？
不过，实质当然不在于这一概念的混乱。主要的是他完全不想提出具体地适合于俄国生活的实际条件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那种文化问题。
在普列特涅夫那里，无产阶级文化是某种类似化学试剂的东西，它可以在一群特别挑选出来的人们的集团的帮助下，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蒸馏瓶里取得。他那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成分来自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训练班，如同古希腊罗马的女神是在海水的泡沫中产生的一样。
普列特涅夫同志在实践中把自己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连纳》[1]和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使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的科学和创作社会化上，集中在创造“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上，实际上，他是在他所构筑的那个玄妙的、不现实的世界的幻景中游荡。因此他的全部理论都是臆造的、不切实际的，是处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广阔道路之外的。普列特涅夫文章中有一个地方使人不能不想到：作为一个经济工作者、苏维埃国家建设和斗争的参加者的普列特涅夫，同在幻想的世界里游荡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普列特涅夫不能完全调和起来，当他谈到可能有不同意见的地方时，他似乎感觉到自己的立场不稳固。
“这是发生在未开化的、没有文化的、半文盲的和贫穷的国家里——很多人都没有忘记这样的声明。”
但是，普列特涅夫——无产阶级文化派分子却立即通过高傲的声明消除了自己的疑惑。诚然，这里除了不够坚定的信念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
“是的，就是在这个国家里，正是在这样的国家里，也正是在存在着工农政权的情况下发生的……。”
然而，由于我们的国家是真正“未开化的、没有文化的、半文盲的和贫穷的”，因此，提出为文化而斗争的问题，影响会是巨大的。
普列特涅夫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创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空洞词句来回避这个问题是办不到的，也不能用任何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或引文来掩饰自己。
我们希望普列特涅夫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1）在我们真正“落后的”国家里，我们是否应该为“资产阶级文化”而斗争——为正常履行自己的职责，按时上班，不积压送来的文件，对来访者说明应当怎么办才能解决问题，不用官僚主义的托词敷衍塞责地处理公文，公布我们机关里的贿赂现象，哪怕它达到了战前德国国家机关的那种程度，教育俄罗斯联邦的公民，包括共产党员，不要象对待医治便秘所不可缺少的泻剂一样来看待我们机关的贿赂，在机关里要做到使共产党员不裂成为老奸巨猾的家伙的庇护人，——一句话，不要按我们的玩忽职守的苏维埃方式工作，哪怕是按资产阶级的、欧洲或美国的方式工作也好。
蛀空我们国家机体的官僚主义使我们即使要想获得资产阶级的文化（美国的托拉斯、德国刑事警察及中欧国家内阁的工作就是这种文化的榜样），也还要许多年的努力。
2）在我们真正“未开化”的国家里，我们应不应该设法传播“资产阶级文化”——让头上不长虱子，被窝不生臭虫，吃饭前和工作后洗手，不是以穿脏衣服和破衣服为荣，而是尽可能地把衣服洗干净、修补平整？……
一九一二年普列汉诺夫在巴黎做的关于艺术的学术报告中说：“总之，必须指出，人们力图使自己具有某种外貌，这种努力往往反映着这一时代的社会关系。”（《艺术与社会生活》，新闻研究所出版社，第18页）毫无疑问，譬如我们的革命青年希望穿得尽可能破破烂烂些，象个“共青团员”的样子，宿舍象兵营一样肮脏，我们苏维埃的房子里有跳蚤和臭虫，这都是我们机关的超官僚主义——不文明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
3）在我们真正“文盲的”国家里，要不要提出争取资产阶级文化——减少文盲的任务《真理报》和《消息报》的发行数哪怕是从现在的二十五万份增到二百万份也好，教会农民管理种植的起码方法，做到消灭三区轮作法，推广早休闲地，引进干旱稳产的作物，用它来代替求雨的办法。我们的扫盲工作也几乎取消了（从1920年的八万个扫盲点剩下五千个）；教育上的问题是大家都清楚的由于我们没有文化，我们从一俄亩土地上收获的粮食要比丹麦人、德国人和美国人少好几倍。
我们要求把我们这些重大的任务同普列特涅夫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内制造“无产阶级文化”美人的魔法对照一下。回忆一下普列特涅夫的“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就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目的”的大话。只要作这一点对比，就足以揭露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公式的全部内在空虚和毫无意义。
让我们再回到普列特涅夫的问题上来。
对于分析他那种制造“阶级的上层建筑”（！）的头脑中的特殊混乱（不过它却具有某些鲜明特点）来说，下面一个事实是很有意思的他甚至把舞台上演出的短小的情节剧也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化，然而却忘掉了象道德、风俗习惯和法律这些最重要的因素。而在这些方面无产阶级却己取得了并且还在取得许多重要的进展。
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反对强大的资本的几十年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代替资产阶级道德和风俗（一切都是买和卖，用卢布和棍棒去打击竞争者）的是新的、从工人阶级生存和斗争条件下产生的社会准则。世界上差不多没有一个工人不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了本阶级（不仅是经济斗争，而且也是政治斗争）的反对资本的斗争（罢工、示威游行、金钱支援和会议决议等等）。
在这一斗争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形成了一种新的行为准则，新的阶级道德，它们是同资本主义的道德根本对立的（支持失业者不让资本家解雇你的邻人，只要大多数人作了决议，即使本人反对也去参加罢工，宁可在罢工中忍饥挨饿，也不让资本家减少全体工人的工资）。
新的准则是由无产阶级在蜕化、精神堕落和解体的威胁下争取生存的条件所确定的，——它们从先进分子、工人先锋队那里按照确定不移的生活逻辑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政扭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即使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会使资产阶级的法律颠倒过来。我们的苏维埃宪法，事实上己消灭了资产阶级在管理国家方面的垄断权（宪法第六十五条），可以成为真正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纪念碑。
宪法第六十五条：“尽管属于上述所列范围，下面这些人仍然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以盈利为目的使用雇佣劳动者，（2）不靠劳动所得而生活者，如靠资本的利息、企业收入和产业收入等（3）私营商人、商业和贸易经纪人，（4）教士、教会和宗教界的神职人员……”——这在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准则方面是一个巨大的跃进。
但这一条款不只是对资产阶级法律的坚决否定，它也坚决否定了资产阶级的习惯和道德，因为它不仅成了法律准则，而且也成了俄罗斯的（也许不单是俄罗斯的）劳动群众的道德准则。因此，在道德、法律等领域里，我们无疑地对资产阶级文化有许多突破，不过这当然不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炉子旁，而是在生活中，在日常的斗争中取得的。最后一点足以证明，普列特涅夫同志在其文章里没有看到这一切。这一点也是清楚的。
要知道，道德和法律领域里的高级文化成分存在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训练班实验室——创造意识形态的（！！！）阶级的（！！！）上层建筑的（！！！）基本机构之外。普列特涅夫同志想借助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越过我们还缺少的资产阶级文化，就象由蒸汽设施改为电气设施一样，只是忘记了蒸汽机总是可以由电视来替换的，只要有钱买或制造电机的话。而对于文盲来说，首先无论如何要教会他们识字。现在看来，所有不是与无产阶级的室内生活相联系，而是与其斗争生活相联系的东西都被忽视了。
二、征服神秘女妖之路
为了完成预定的幻想的纲领——“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创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对于普列特涅夫来说，停留在实际的社会关系的范围里是不可想象的；为了追求神秘的美女，作者宁肯离开不愉快的、贫穷的和肮脏的世界，进入玄妙的梦幻世界。在这个梦幻世界里：
“无产阶级心理状态的最基本的方面，是阶级的集体主义和自觉的创造性。”（第6纵行）
“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只有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第8和第9纵行两个地方提到）
“无产者对于外在的自然界却有着非常鲜明的态度。他何道，在矿井里，十字镐的打击就会产生出一定数量的矿石或者原煤，把这一起放到熔炉里，就会生产出生铁，从熔炉里是不会流出牛奶或者水来的，生铁会变成熟铁、钢，钢叉变成机器，机器就可能轻而易举地克服物质的阻力，并且在周末领到工资。在这里，一切都非常的明白，并且象数学一般的准确。”（第5纵行）
这是什么？是对苏维埃俄国阶级关系的最大的无知，还是对“无产阶级陛下”的无耻谄媚？
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可以使普列特涅夫同志相信，有觉悟的工人不需要这种谄媚，而对于不觉悟的工人来说，它也只适用于证明他们胆怯、惊慌或软弱而已。
如果这里没有谄媚的话，那么剩下的就是前者：对阶级关系的最大的无知。
普列特涅夫看待无产阶级的心理状态就象看待某种已经彻底形成了的东西。如果这一心理状态己经基本上是“集体的阶级的和创造性的”，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当作废物抛弃，而且关于文化任务的谈话本身也不必当作需要解决的任务去认真进行。
实质在于，基本的阶级觉悟（而不是指“阶级自觉的觉悟”或别的什么觉悟）并不是天降的甘露，而是几十年阶级斗争的结果，这种阶级斗争使工人团结起来，实际上也提出了共同的阶级利益，并且年复一年地积累了工人的觉悟成分。
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阶级自觉的成分暂时还是工人阶级的少数。西方先进分子正面临一个任务，就是为提高阶级的觉悟而斗争。
而普列特涅夫认为在工人头脑中一切都“非常的明白，并象数学一般的准确”，象“矿井里十字铺的打击”一样。这是他把所希望的东西，或者不如说，把将必然会有的东西，当成今天就已经存在的东西。
当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在极大的程度上会减轻从工人头脑中消除神父的和资产阶级的废话的任务，在工人头脑中培养一种倾向于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素质。但是这里距离数学的精确性和准确性也还相去甚远，因为，资本主义的压迫不让工人认识和研究所有那些使唯物主义的“情绪’和前提转向唯物主义思维，变成明白而准确的意识（例如，犹豫动摇的法国共产党，以三十万人反对一百二十五万社会革命党人的德国共产党，带有小市民清教徒狭隘性的英国工联工人，德国的天主教工会）所必需的东西。
普列特涅夫同志可能不会认为，也可能不打算断言虔诚地相信上帝的德国天主教工会会员那里，“一切都明白并且象数学一般的准确”。
而在俄国呢？
革命——这个历史的火车头当然使千百万人的意识发生巨大的进步，它在几年中完成了在别的条件下（和平发展条件下）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
但是，这一切却不能也不应该使我们象普列特涅夫那样对事物的真实情况闭目塞听。在道德方面许多群众比起资产阶级来是太大地提高了。但是，如果连虱子都对付不了，那么靠“道德”而进行社会主义是不行的。
在工人阶级的一半还是文盲的条件下，在工厂里投有受过工厂的熔炉锻炼的农民成分的百分比还很大的条件下，——普列特涅夫就想使我们相信，我们将
“创造阶级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显然，就象烤大饼）。
普列特涅夫也不想想，在我们的纺织厂里有多少信教的工人，特别是女工（当然这一切都非常明白，不过这是在与普列特涅夫相反的意义上），在彼得堡有多少工人维护过各式各样的“圣母娘娘”，不让这珍品受到没收；有多少带着许多世纪以来形成的心理状态的农民在彼得堡的工厂里做工；有多少由于七年战争而堕落的投机贩子在我们的机关里工作。
为了编造“鼓舞我们的谎言”，他用想象的工人模特儿来代替现实中存在的俄国工人（俄国革命激发了这些工人对知识的极大欲望，对识字和自然知识的极大渴求），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的把戏来代替现实地摆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面前的任务——创造满足全体工人群众识字要求的可能性。
没有热忱我们就不能完成革命，在这种热忱里，有某些“幻想”的成分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当俄国工人阶级以沉重的打击震摇资产阶级世界的整个制度的革命初期。但是现在，时局的条件提出来的并且符合于无产阶级真正利益的任务变了，“幻想”就是不需要的了，而且是有害的了。
当“幻想”随着类似“只有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才能解决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这种小资产阶级急选派的偏见而产生的时候，它就不仅成了不需要的、而且成了极其有害的东西了。
诚然，如果站在“自觉的创造性”的观点上，那么当然也可以在反对资产阶级专家的情况下解决文化任务。
我们以为，就是普列特涅夫也承认，如果俄国工人学会认字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更有“阶级创造性”的人，更何况将来还要受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教育呢。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全部地使用人民教师、工程师、教授。
这－切都写进了纲领，几乎每次代表大会都重申过，但仍然没有妨碍普列持涅夫提出“无产阶级阶级创造性”由思想无产阶级靠自己的力量”，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走向“无产阶级文化”……
一些同志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对待军事专家态度上犯的错误，一九一九、一九二、一九二一年对待工业专家态度上犯的错误，被普列特涅夫机械地搬到文化领域里来了。
俄国工人阶级及其家属大约占全国居民的百分之十五，而共产党人还不到无产阶级人数的百分之十。
在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学会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教授、工程师、国民教师的手来同愚昧无知进行斗争，并提高劳动群众的文化，这是关系到苏维埃政权本身存亡的问题。
无论如何要学会这一点，并把国民教师、中学教师、教授的文化工作引导到无产阶级利益所规定的轨道上来。要知道，我们无疑地至今还没有学会这样做。无论是对广大的国民教师队伍或是对其他教学人员，我们都还没有学会有条不紊地安排他们的工作。
因为在现阶段，文化问题成为共和国生活中的特别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得至少与过去提过的关于军事专家和工程师专家问题一样地清楚和明确。
而普列特涅夫对这一十分重要和十分困难的问题却是用“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空话来取而代之。
更空洞，而且也许是更有害的是普列特涅夫的另一个倾向：他不理解象我国这样农民占优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
“无论他们这里从资产阶级阵营里来的人有多少，也无论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接受了’阶级的观点，这一切终归还是少数，可能他们是非常的了不起，然而，他们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第4-5纵行）
“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与农民、资产者、知识分子……格格不入的”第6纵行）
乍看起来，在这样的论断里，特别是在第二个论断里没有什么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论断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全部“理论”对照起来，就不难相信，我们看到的不是偶然的失言，而是对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不了解。
新经济政策的根本任务，正如列宁同志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的，在于恢复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合。为了证明我们善于帮助农民，善于用农民所能了解、所熟悉和可以行得通的办法做起，“开始向前移动，其速度虽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极点，但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2]
从这一观点出发，无产阶级（在农村是苏维埃政权）的文化工作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是很清楚的。它应当配合和联系经济工作来扫除文盲，取消三区轮作法，废除那种手捧十字架和圣像游行以求雨抗旱的做法，——与此同时，它应该帮助农村的最大多数人转到我们这方面来。
难道普列特涅夫同志忘记了农民是“动摇的力量”，而我们国家的命运取决于农民把自己的砝码投在哪个阶级的天平盘上这一点吗？农民，作为劳动者，资本家只能给他以无情的卖身契农民，作为私有者，则倾向于资本。苏维埃俄国的发展和巩固就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到这样，使一批批新的农民群众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使他们在实践中、现实中、亲身体验中坚信社会主义经济的好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做到不致象普列特涅夫所描写的那样只是孤家寡人，而要使工人阶级同农民一起向文化进军。
因此，如果说我们从高尔察克和喀琅施塔得的经验中学到了某些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就将不再忽视吸引农村中最贫苦的成分参加共和国的文化工作这一问题了，不再用妄自尊大的空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于农民、资产者、知识分子同样是格格不入的——来拒绝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了。
只有记住小农不仅是资产阶级的阶级，而且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把它看作是一种必须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力量时，我们才会在文化领域中力争让农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跟随我们共同前进。如果这条道路比我们在十月二十五日所设想的还要更长的话，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建立阶级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空话来加速这一运动。不是单独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队伍，而是整个无产阶级面临着争取文化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农民群众也将跟随着无产阶级并与它一道前进。
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科学社会主义化”
“……无产阶级是被革命进程本身推动去进攻资产阶级的科学的，这就是必然的历虫规律．我们革命化的任务，以及我们所提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化的任务，和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刚刚取得的这些初步成就的历史根据就在这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存在的一个根据也在这里。”（第12纵行）
我们面临的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化的任务，“……科学的社会主义化就包括它的本质、方法、方式和规模。”（第8纵行）
这几句话里包含着这么多的不可信的和有害的混乱，因此，必须最细心地对它们进行分析。
对于普列特涅夫同志来说，科学乃是某种神秘的东西，不必给它下进－步的定义。他不是把科学问题作为关于同社会的人的活动有各方面联系的一系列的“思想体系”来提的；他不考虑科学技术及其人员机构。对于他来说，不存在科学同技术、同国家经济的联系问题。最后，在考察我国科学发展的前景时，他竟用空洞的托词来搪塞一番，说什么这不要紧，我们生活在“不开化的”、没有文化的、半文盲的、贫穷的国家里，我们能在精神上取胜。
为了揭露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科学社会主义化”的全部荒谬，我们试图就上面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我们首先谈谈那些与资本的利益有直接联系，因而资产阶级在其中早已没有力量和能力去进行真正科学思维的思想体系（政治经济学和哲学）。
在这些早已被资产阶级变为阶级斗争的直接工具的知识领域里，资产阶级科学除了伪善、假仁假义、没有先例地喋喋不休企图用上帝的名义使资本主义制度圣洁化以外，已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了。在这些领域里，无产阶级继续并发展着资产阶级还是作为革命阶级并领导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封建主义的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的事业。由于客观的发展对无产阶级有利，它已经提出了新的原理。
在那个与哲学（这种哲学在从经验和研究中得到的新的事实的基础上，试图引出共同的“生活’规律和哲学原理等等）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领域里，我们发现有相当一批学者，他们使僧侣主义、反达尔文主义得以繁荣，企图把内分泌学同承认上帝结合起来。
为了说明这些企图使上帝返回人世、用上帝的名义来阻止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的自然科学学派的极端堕落，我们搞一段有代表性的引文。
俄国有一位学者叫别尔格。彼得格勒国家出版社、科学院出版社、时代出版社都出他的书。
“达尔文的理论旨在机械地解释有机体里适应性的起源。我们则认为，适应性的反应能力才是有机体的基本属性。解释适应性的起源不是进化论的事，而是－门用于讨论动物的起源的学科。我们坚信，这是一个脱离实际的问题。生命、意志、灵魂、绝对真理——这一切是先验的东西，要认识它们的实质，科学是无能为力的。”（别尔格教授，《进化论》，彼得格勒，1922年。）
在这几句话里，充分地反映出资产阶级科学为了保卫上帝而对达尔文发起的全面讨伐．在西方有一大批学者正在进行这种讨伐。
但是，如果由于这些狂吠的资产阶级政客、由于这些把自己的著作出卖给资产阶级的别尔格和柏格森们，我们就忽略了西方自然科学领域里正在进行的、常常是违背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目的和利益的巨大的工作，那我们就是瞎子。
在西方，有一大批学者，他们在所从事的事业中是真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用最重大的发现丰富着人类的知识，——而同时他们又真诚地信仰上帝。其中有许多人并不怀疑他们按工作的方法和成果说是自然科学史上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举出几个这样的学者：
物理学家汤姆生是一位教徒，他唯物主义地解释了与相对论有关的问题。
动物学家朗凯斯特（英国）——一位同反达尔文主义分子斗争的卓越的、热情的战士。生物学家普拉特（德国）——现代达尔文主义者中最有才华的人。
生理学家贝利斯和斯塔林格（英国）——内分泌腺学说的刨建者。
物理学家与化学家卢瑟福（英国）——原子分裂科学的建立者。
物理学家与化学家索第（英国）——在原子分裂科学领域工作。
在俄国则有：巴赫——化学家，他从化学的观点研究毒素，试图用化学来解释生理过程；还有著名的巴甫洛夫院士。问题甚至并不在于这些名字，而在于几十和几百、几千个科学工作者，他们在工厂实验室、医院和直接在生产中从事精密科学领域的工作。受过形形色色的别尔格们催眠的斯捷潘诺夫同志抹掉“精密”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别时，忽略了所有这些自然科学领域里细致的、每天都在进行的工作，因而他实际上有点儿同意普列特涅夫，尽管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同普列特涅夫的思想进行着实际的斗争。
如果我们为此去向幻想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做祈祷，企图把整个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都归结为别尔格们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是主宰未来的那个阶级的代表了。
现在我们开始谈谈科学的基本部门，谈谈那个与资本主义技术联系最密切和最直接的科学。
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内容、技术以及人员机构都直接取决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由于生产力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断地发展，便产生了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剧烈的矛盾。“实践产生了理论并推动理论前进。”（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现在，科学拥有强大的技术设备、庞大的人员机构。科学的技术譬如可以由下列的情况来说明：它能够测定（电子）速度——几乎一秒钟三十万公里，波长——十亿分之一厘米，时间的长短——一秒钟的一百万分之一。温度可测到绝对度数的1.1度，亦即摄氏的零下271.9度。
这些例子足够清楚地说明，观察的方法和实验的技术是多么的完善。西方实验室事业的发展可以提供一些关于科学的人员机构问题的认识。实验室从大学转到工厂。譬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实验室可作为这种实验室的例子。这个公司做出了许多最重要的发现和发明，有整整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在这里工作，兰格·缪尔的分子物理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就是在这个实验室完成的。
科学的前进不是靠有才能的单干者，而是靠具有非常强大的技术和巨大的规模的集体机构。
最近几年（1917年底）在电的技术方面最重大的发现之一，是对有电位差时金属薄片与半导体薄片两者之间的吸引力的发现。工程师约翰生和腊贝克完成了这一发现，而这一现象是在柏林无线电报协会的实验室里进行研究的。那里还深入研究电报和电话中对这一现象的实际运用（罗帕尔德教授1922年9月23日在耶拿德国物理学家代表会上的报告——《科学与技术问题专著》第8卷，1921年）。
相反地，在大学和综合技术学校的实验室里却按工业企业的任务进行研究工作（在科学与技术新闻，杂志第3期上有许多例子）。
哪怕是这样一种调查——单是重工业方面的科学杂志德国就有九种，美国有八种——也能说明技术和人员机构的情况。
从这些例子中已经可以清楚看到，科学与技术的联系是多么直接（这里也包括医学）。这种联系现在已经现实地被感觉到了。为科学服务的全体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既与企业的也与整个生产部门的生产不可分割地联系着，而且只有它们发展了，人员才能得以增加。我们觉得，科学与生产力的联系——归根结底是科学与技术的联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正在被简化，并变得更加直接。
俄国的科学状况首先由其生产力水平来说明。如果说俄国有过天才的个人，那么他们是大大高出于俄国科学的平均水平的，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有在西方寻找并得到工作的可能性。
俄国的科学状况（即就其内容、技术和人员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丝毫不差地与我们的经济落后性相一致。关于我国经济落后的程度，下面的数字足以说明当时，资本主义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匹马力的水力发电设备，尽管俄国的江河可以提供非常巨大的可能性。在美国，从拥有的二千八百万匹马力中利用七百万匹马力，在加拿大——从一千八百八十万匹马力中利用一百七十三万五千匹马力，在小小的挪威——从五百五十万匹马力中利用一百一十二万匹马力。
我们的科学技术大为落后。我们几乎没有工厂类型的实验室，我们连大学的实验室里的简单的玻璃瓶、蒸馏瓶都要从外国进口。在革命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不论是人员组成，还是科学技术，哪怕同我们战前的一点点东西相比，也是大大地减弱了。
然而，过去的七年，我国生产力更大地削弱了。我们许多年的任务将仍旧是恢复国家的被破坏了的生产力，大部分是在旧的战前的基础上恢复，一部分则在电气化基础上恢复。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在最近儿十年里，科学的水平也好，科学的内容也好，基本上都将由上述的生产任务来决定。苏维埃政权的存在，使得不论是恢复我国的技术事业还是恢复科学都容易得多了——当然不仅仅是恢复，而且还要前进。但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未必能在改变科学思想工作方向上起什么变化，因为这种方向首先将由生产发展的“方向”来决定。由此可见，只有拒绝对我国形势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只有用空洞的、无聊的谎言来代替根据俄国生产力状况提出的目标，才会去写什么“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存在的必要性是科学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
同热衷于使用空洞词句的人相反，我们提出必须全部地掌握那些直接与生产相联系的资产阶级科学，因为掌握了它们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
普列特涅夫的口号——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成为党在“科学社会主义化”方面的机构；我们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大学、工厂实验室、工厂学校应当吸收许许多多能把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同为了提高我国经济而对资产阶级科学所提供的一切进行认真研究的精神结合起来的工人。
不要不学无术的、自我欣赏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所谓科学，不要那种没有一个工人能够理解的关于“社会主义化”的空谈，——而要许许多多的、一批又一批新的工人和农民长期的认真的学习。
四、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戏剧”
普列特涅夫同志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活动的某些实践经验和对无产阶级来来戏剧、造型艺术等方面的设想，来说明自己的理论原理。这个实践部分与他自己的理论前提处在如此尖锐的矛盾之中，以至于对它们的分析就是对其全部理论的坚决否定，同时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实践上毫无用处的一种证明。
普列特涅夫同志相信，在戏剧领域里：
“属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光荣是，在历史上我们成功地放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第一次异彩。无产者作家描写我们斗争阶段的剧本（《连纳》），已被舞台艺术工作者——工人们的力量搬上了第一工人剧院的舞台。”（第15纵行）
我在舞台上既看过《连纳》的演出，也看过《墨西哥人》的演出，它们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舞台争取无产阶级戏剧的斗争。两个剧给我们留下的是完全一样的印象——没有很好地嚼烂的资产阶级文化。
在《墨西哥人》（根据杰克·伦敦的小说改编）里描写了革命，其成功取决于几千块钱。革命领袖要求与职业斗士比赛拳击，并战胜了他。这样就得到了钱。革命由于成功的拳击的代价而得救了。在黑暗中人们跑过舞台，集体地发出某种莫明其妙的呼叫，向一些模糊的影子射击。于是革命就完成了……
这个剧思想本身的荒谬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表演技巧都无法掩盖它。舞台上的表演如此之拙劣，与俄国工人所具有的那种阶级斗争的经碰如此之矛盾，乃至看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舞台上的戏之后，一直无法摆脱困惑之感。然而，普列特涅夫却认为，“生活与斗争中的群众应该在戏剧里出现”是无产阶级戏剧的基本特点。
《墨西哥人》表现的不是群众，而是成功的拳击家。
《墨西哥人》曾经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技巧上的一个指望。演出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舞台的戏剧学校学生相当接近专业演员，但无疑离我们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中等的莫斯科演员的水平还相去甚远。如果不提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表现的是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萌芽的话，那么，不能不承认这个剧在技巧、情节动作和表演上有某些引人入胜的东西。我们相信，如果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带着《墨西哥人》到美国城市去演出的话，那么美国佬会热烈地拍手叫好，他们甚至不会怀疑所看到的是无产阶级文化的表现，也不怀疑舞台上的拳击——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拳击，而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拳击（见下面将要谈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体育任务）。
不能否定《连纳》的内容的革命性，特别是它的主人公们的言辞上的革命性。作者无疑是有才能的。但是第一，戏演成了这样，结果绞杀了它的一切优点——第一幕的表演有点象未来派的调子（在半个钟头的时间里，从底部朝舞台的不晓得是表示什么意思的黄色发亮而又倾斜的圆锥形后面，一些古里古怪花花绿绿的假面声嘶力竭地喊出一些难于听清的不大好懂的话），而在后来的几幕里，则从大剧院直接过渡到一群人扮演的闹剧。第二，生活与斗争中的群众在舞台上还是没有出现。友好地、协调地发出“呜一呜一呜”的声音的五个人还不足以把群众变为情节的主角。在《连纳》中，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对个别人描写确实细致了，但不是写群众。这种描写丝毫不能代替对群众的描写，也没有把作为《连纳》真正的主角和受害者的无产阶级群众描写出来。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戏剧活动并不局限于莫斯科的中央舞台。
普列特涅夫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戏剧训练班里有一千名工人学员，在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阶级戏剧工作”。
根据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工作计划，图拉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一九二二年上演的剧目有下列几种：《黑暗王国》、《纨绔少年》（！）、《教育的果实》、契诃夫的《三姊妹》、《聪明误》、《罪与罚》、《贫非罪》、《阴谋与爱情》、《瓦西莉莎·米莲吉耶娃》、《奥尔良女郎》、《玛丽娅·斯图亚特》等等。一句话，整个上演剧目都是衰颓的小剧院的剧目，这种剧目在欧洲也承认，对于艺术剧院的革命的俄国观众来说是非常枯燥无味的。
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剧目是：汉姆生的《胜利女神》、沃兹涅先斯基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德烈耶夫的《大洋》、斯克里布的《阿德利叶娜·勒库弗勒》，梅特林克的《马利亚·玛格达林娜》、缪塞的喜剧《烛台》、梅特林克的《莫娜-娃娜》。
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剧目里收集了垂死的个人主义的、彻头彻尾地反革命的艺术的最鲜艳的花朵。
外省一些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上演的革命戏剧，首先，它被一九〇五年革命后传到俄国来的戏剧淹没了；其次，在这些戏剧中原来的资产阶级戏剧的主人公依然存在。而普列特涅夫却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弗连戈》、《复仇者》）的基本特点，就是排挤资产阶级戏剧的主人公。
外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里最常演出的是《弗连戈》和《复仇者》，看来，它们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复仇者》——是典型资产阶级多愁善感的戏，其主人公发表动人的演说，赌咒友誓，高呼“万岁！”需要行动的时候，却空发议论，而且一般说来他们的行动似乎都是在“情节”之外的。在《弗连戈》里，主人公季斯波是过去的军人，一个多情善感、风度优雅的先生，他宠爱孩子，向杀死他的养子的凡尔赛人说出严厉的话。如果说有群众参加这一事件的话，那也不过是一些军人集体地在街垒上读读各种台词罢了。
两个剧的内容说明了作者善良的感情……仅此而己。
我们生活在斗争时代。我们自然首先要把艺术看作是社会力量。对于那种敢于自称是无产阶级艺术的艺术，我们有权在这方面提出某些比小剧院那样的水平更高一点的要求。我们想在无产阶级戏剧里看到艺术上承认我们革命的成分，革命朝气和情绪高涨的成分，团结劳动者坚决进行战斗的成分－工人观众同本阶级成员建立联系的感情的成分，最后，想看到真正地把生龙活虎的群众带到舞台上来。我们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因此我们有权用我们的“无产阶级艺术”的标准来衡量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戏剧。
但我们看到的却是——颓废艺术之花，没有未来派技巧的对未来派的模仿，报纸的记事代替了悲剧；寻找新手法的演员的变戏法代替了群众加入舞台的行动。
工人参加这一活动的本身也仍然不能改变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戏剧的性质，就象在孟什维克党里有工人存在也不能改变它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一样。因此，我们坚决反对一切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戏剧训练班的工人成分来作掩护的企图。安德烈耶夫的《大洋》仍然是一个极其悲观主义的、明显地个人主义的戏，无疑是于无产阶级有害的、无用的，尽管它是由真正的彼得格勒铁路的机务人员所演出的。《墨西哥人》不管有多少工人参加演出，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小玩艺儿。甚至《连纳》、《弗连戈》和《复仇者》也没有从宣传品变为给无产阶级文化的新大厦奠基的艺术作品，不论有多少优秀的钳工和装配工参加了它们的演出。
因此，在考虑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戏剧方面的工作时，我们有权提一个问题：
给俄国各地各个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戏剧训练班演出的那些普通的资产阶级戏剧贴上无产阶级文化的标签，这需要吗？有益吗？有利于革命吗？
最后，把几千个优秀工人革命者——按其水平超出于中等工人——变成演员（演员的阶级地位却使他们成为群众中某种介于流浪汉和小资产者之间的、而且现在越来越受到新经济政策时期自发势力所吸引的人）有好处吗？有利于革命吗？
当然，根据这个或那个工人演员的实际成就，从苏维埃国家方面给予支持是必需的、但必须根据才能和进步，而不是因为在拙劣的资产阶级小戏里表演得不好的某个波波夫出身于无产阶级。
普列特涅夫同志对“无产阶级文化”一词用得如此随便，如此轻率地把它用在任何一种现象上，常常使人对他的勇敢态度不能不感到吃惊。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二日，梅耶荷德在音乐学院小礼堂作了题为《未来的演员》的讲演：
“体育、技巧运动、跳舞、节奏性体操、拳击、击剑——是有益的项目。但只有把它们作为对每一个演员都必需的基本课程——‘生物机构学’的辅助科目来运用时，才能带来好处”（《爱尔米达日》杂志，第6期，第41页）
梅耶荷德早就从事革命化的戏剧技术，使这一技术符合于我们的突飞猛进的生活.不管你如何对待他的工作，但不能不承认一个十分有益的事实：他没有把自己的探索称作“无产阶级的文化”。
在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戏剧训练班的教学大纲里，我们也可以读到梅耶荷德的那些内容：1）技巧运动；2）面部表情，3）姿势造型；4）生物机构学。
为了使你们不至于把无产阶级的技巧运动与左翼未来派倾向的代表梅耶荷德的技巧运动混淆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分题为《论无产阶级体育的任务》的专门提纲：
“1.无产阶级要从历史的和科学的观点出发，否定一切旧的资产阶级的体育体系，建立阶级的（？！）体育（！）。
2.现在要建立的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的体育，而是无产阶级的新体育。
3.无产阶级的新体育，是对具有专门技术的（!！）人们（！）的心理生理学教育。……
4.无产阶级的新体育是新的劳动体操和新的集体运动。”
今后我们要按照新的方式，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式，按照“无产阶级文化”的方式玩足球、网球、棒球游戏。我们要在“索科勒运动”中向各方面伸胳膊、伸腿，——从而大大地使劳合-乔治的体育丢脸。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某个人做点无产阶级体育的无谓小事，但同时，为了客观起见，我们却应该提醒普列特涅夫：恰恰是资产阶级近几十年来在建立群众的体育，吸引工人们参加体育协会——扩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新机构。例如联合着几万工人的“索科勒”
[3]协会正在通过群众体育运动的方式培养青年忠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不知道因为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竟想把这种方式宣布为无产阶级的体育。
在造型艺术领域里情况也是这样。普列特涅夫同志在自己的文章里发表了关于美的问题的某些毋庸争论的意见。他描述了飞机的美，“飞机之所以产生美，并不在于使官成为美的那种愿望，而是在于它那种轻巧的能飞行的结构，它的美，无论是在地面上，或是在高空，都是毋庸争论的。”他宣称，“新世界的造型艺术要么将是一种生产的艺术，要么它将根本不存在。”
这一切里面有许多意见是对的。
不过，关于这一点，伊里亚·爱伦堡在其《总是在转动》一书里写得好得多、清楚得多。爱伦堡是《交易所新闻》前撰稿人，唯美主义者，过去由于苏维埃共和国打碎了他的美丽的玩物而仇视过苏维埃共和国，而现在是“路标转换派分子”。尝过西方资产阶级如何地扼杀它所仇视的艺术的苦处，看见过哥本哈根港口的新装卸机、商店橱窗，拿它们的威力和美去同颓废派的堕落艺术作过比较，并且……向西欧艺术所有公认的流派发出过挑战。
爱伦堡与未来派、立体派、构成派、达达派是同道者，这些流派既是资产阶级艺术颓废堕落的结果，同时又拼命地寻求技术和技巧中的新途径。
“生产者的思想体系的胜利——是艺术的胜利”。“未来——是属于砌炉匠的。”（第136页）
“新艺术不仅不是使它同生活、同劳动隔开的鸿沟加深，而是无论如何要努力把它填平，因为在这里它看到了自己得救的保证。”（第60页）
“任务，建造一种能飞起来的东西。计算上要有无可挑剔的准确性。材料要经济。．每一个组成部件都符合要求。考虑到各方面的匀称。计划精确。制作精细。结果就能得到真正完美的东西。”（第71页）
想法还是很有意思的，它无疑提供了许多新东西，尽管这也是爱伦堡写的。爱伦堡在无数的其它书里描写过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政治”，而在《总是要转动》一书中，他却以一种得人心的真诚承认自己对于政治毫无所知，也许，正因为如此，现在他在这本书里才说出了艺术领域里某些新的、新鲜的、明晰的话。
我们认为，如同把梅耶荷德剧院的技巧搬到由工人组成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戏剧训练班里去一样，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工人们的力量去演资产阶级的戏，由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主人们举办索科勒比赛，还是不能把资产阶级的萨维尔变成无产阶级的巴威尔；同样，无产者普列特涅夫对未来派的最新发现的描写，也没有比我们向无产阶级文化靠近一步，尽管普列特涅夫和爱伦堡所描绘的美的理想真的符合于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生产力已超出其外壳的时代，就象拉斐尔的圣母像符合于十六世纪文化发达的意大利人的思想一样。
然而，这又与无产阶级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很难理解。须知，我们既没有美国的摩天大楼，也没有能乘三千五百人的轮船，没有大型的扫雪机，而肮脏、文盲、不礼貌却如此之多，看来，是太多了，——俄国劳动群众应当在阔步前进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坚决地把它们打扫干净。
李辉凡 译
[1] 《连纳》，当时无产阶级文化派上演的一出戏，详见本文第4节。
[2]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8页。
[3] 索科勒疑为Sokol（雄鹰，捷克语），Sokol运动的目标是一个健康、自由和民主的捷克人国家。第一个Sokol协会于1862年在布拉格成立，即Sokol Pražský，此后捷克国内外陆续建立一批类似的Sokol组织，Sokol俱乐部也在其他斯拉夫国家成立，例如斯洛文尼亚（1864年），俄罗斯（1870年），克罗地亚（1874年）。美国的第一个Sokol于1865年在圣路易斯成立。——录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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