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与文学（В.波隆斯基）

十月革命与文学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

В.波隆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波隆斯基《论当代文学》，苏联国家出版社，1929年。第253-269页。

一

　　过去的几年，在我国文学史上，可以称之为“恢复时期”。革命在破坏旧秩序的同时，几乎也把旧文学破坏殆尽。但是过不了几年，在遭到暴风雨摧残的地方，又长出了一片嫩绿的树林。

　　“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意味着“恢复”旧的。用“复辟”的概念来偷换“恢复”的概念是不合适的。这样来理解上面的话，如果不是说明完全没有理解，就是说明没有理解对。正如国内战争结束后我国经济曾经历过一个恢复各种工厂等等的阶段一样，文学在中断一个时期后也重新产生了。也正如我国“经济”在“恢复”后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经济”一样，我国的新文学也与从前不同了。它是在另一种条件下再生的，任务不同，面貌也不同。过去许多人曾经觉得文学要再生是不可能的，它被永远埋葬了。逃往国外的人幸灾乐祸地为它唱送终歌，得意洋洋地说：布尔什维克的天下是不允许艺术存在的！但是尽管敌人幸灾乐祸，文学还是再生了。甚至连最凶恶的敌人都承认：苏联文学是存在的，不仅存在，而且有成绩；它有它自己独特的面貌。并且它很有才华，引起了苏联国外很多地方的重视。

　　只不过八年的时间（时间很短），登上文坛的就有：弗.伊凡诺夫、列昂诺夫、谢芙琳娜、吉洪诺夫、别泽缅斯基、李别进斯基、扎罗夫、乌特金、多罗宁、阿库尔申、扎瓦多夫斯基、卡津、萨亚诺夫、斯维特洛夫、乌沙科夫、戈洛德内依、费定、斯洛尼姆斯基、蒂尼亚诺夫、左琴科、潘菲洛夫、奥列沙、H.尼基京、B.卡达耶夫、维肖雷、卡拉瓦耶娃、法捷耶夫、尼基福罗夫、肖洛霍夫、马雷什金、巴格里茨基、谢尔文斯基等等。在这时期，“大显身手”的有别德内依、巴别尔、皮里尼亚克、革拉特珂夫、莱伊斯涅尔、富尔曼诺夫、克雷契科夫、叶赛宁、利金、格拉西莫夫等。

　　我还可以再举出一些人来，但上面的名单足以堵那些悲观主义者的嘴了。

　　艺术不仅证明集体的才能。它还说明这个集体的内心世界，它的需求的水平，它的企求和渴望，气魄和胆略。艺术的伟大反映集体在历史上的伟大。当集体的生活愿望趋于衰退时，艺术也趋于衰落。所以，在向上飞跃的苏维埃时期，年轻的文学得到蓬勃的发展，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二

　　当然，实质不在于年轻的文学是否有“才华”。指出这点只是为了驳斥信心不足和牢骚满腹的人，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学的灿烂光辉，不愿意看到年轻人的热情和希望。苏维埃时期俄国文学的面貌根本改变了。革命前的“思想的主宰”已下了台，一去不复返了。在新旧之间横着一条不只是时间上的鸿海。只有个别人稳步登上了新岸。马克西姆·高尔基不必说，他与众不同。勃柳索夫和绥拉菲莫维奇最先向革命伸出了手。勃洛克也与革命站在一起。以马雅可夫斯基为首的未来主义者的队伍，在左翼进行曲的乐曲声中排成整齐的战斗队形，参加了革命。后来参加我们的文学运动的，还有普里什文、谢尔盖耶夫-青斯基。他们并不是旧文学最后一批引以为荣的人。接着A.托尔斯泰、“年轻的”И.索科洛夫-米基托夫、阿列克谢耶夫等人也从“彼岸”过来了。魏列萨耶夫、沙吉娘、恰培京、罗曼诺夫正在勤奋地工作。站在诗人前列的是帕斯捷尔纳克。还可以举出一些人来，但我们这里仅限于列举在革命前开始创作的最大的散文家和诗人。可是这些没有与灭亡的旧制度同归于尽的散文家和诗人毕竟为数不多。尽管他们有高超的技巧和杰出的才能，但是为近年来的文学运动增添光彩的不是这些人。新的时代带来了新的观点、新的情绪，新的处世态度和新的人物。

三

　　新阶级掌握政权后，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创作和无产阶级的文化问题。正是这个问题，成了过去几年争论的中心。无产阶级文化派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对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道路进行了探索（这些探索是不对的，很多方面是错误的）。岗位派的全部作法，尽答有过分、过火和错误，也是为了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怎么看待岗位派（不能责备笔者在认为岗位派蛮干的作法不对时没有提出反对），都无法否认他们发动这场斗争的巨大历史意义。事情就坏在岗位派试图解决这些任务时所采取的手段上，这些手段对无产阶级及其艺术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现在还和岗位派的追随者争论的话，那么矛头不是指向无产阶级文学或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的。这个组织在革命文化方面发挥的杰出作用，现在未必会有人提出异议。沃阿普的领导人动不动把为制订正确的文学政策而进行的斗争说成是反对整个无产阶级文学，把反对沃阿普某些领导人有害的、反社会的权术的斗争说成是反对沃阿普本身，也们之所以这样做，只能说明他们是在蛊惑人心。

　　但是这只是顺便提一下而已。前一时期最重大的现象之一，是自称为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作出了成绩，固守住了文学阵地。不错，直到今日“无产阶级文学”这个术语还不完全明确。有时，只有闭眼不看事实，才能把那些打着无产阶级文学旗号的人称为无产阶级作家。

　　因此，不把无产阶级文学队伍看成是单一的，而是根据其中无疑也存在的社会分化过程把它分成几个部分，这样做可能恰当些。我们习惯于把文学团体分成右翼、中间派和左翼。这里也准备利用这些术语。

　　预先说明一下，这样的划分我们仅仅只是从政治观点出发的。这里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作家队伍的划分的。我们的时代向一个作家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你拥护还是反对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学范围内，这个问题变成了这样。“你与无产阶级文学还是与非无产阶级文学在一起”同时，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靠作家作这样或那样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言”而是“行”，也就是说，不决定于口头宣布自己属于无产阶级文学，而决定于创作的性质。如果认真研究一下自称为“无产阶级作家”的庞大队伍，就可毫不费力地看到，这个队伍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组成的。下面请允许我先讲几句离题的话。

四

　　《读者与作家报》第五〇——五二期上，甚至展开了一场题为《与无产阶级合作的作家》的争论。直到最近列为“革命的同路人”的构成主义者团体，现在反对给他们的文学实质下的这个定义。泽林斯基代表该团体宣称，他不想再当同路人了。“与无产阶级合作的作家”这一名称比较合他的心意，好象实质只是在于贴什么标签似的！

　　如果问题只是换“标签”那么就不值得费口舌了。有些作家自称为“无产阶级”，但他们身上“无产阶级的”本质用显微镜也找不到。也有些不愿意去掉“同路人”头衔的作家，他们早就在某个中间站下了革命的列车。问题不在于标签。问题在于实质。

　　不能不令人高兴的是，在非无产阶级作家当中，有一种向无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靠拢，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强烈愿望。但即使他们有向“无产阶级”靠拢的愿望，我们仍然不应忽视问题的“实质”。这种愿望可能很强烈，尽管如此，单单只有这种“愿望”，就要我们来满足泽林斯基的要求，毕竟还是不够的。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与无产阶级合作的作家”？显然，这还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家，不然，他要这个啰嗦的名称干什么？而本身为非无产阶级，但同无产阶级一起走的作家，正就是“同路人”。捷林斯基同志认为，“同路人”早晚一定会落伍。这不尽然。同路人可能落伍，正因为他是同路人。但这不是说任何同路人都会落伍。我们时代的领导者无产阶级正在为未来奠基，这种基础愈坚实、愈稳固，革命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联系也就愈紧密、您牢固。此外，也不应把“同路人”作为个人和作为派别的两个不同概念混淆起来。后者是一个常数（当然是相对地！），前者是一个变数。有的同路人可能向右转或向左转，新的同路人可能来自右面或来自左面。但“同路人”作为成分变化不定的文学流派，将长期跟着革命走。

　　就某一部分最有才华、最正直、对革命和无产阶级最忠诚的同路人来说，彻底转到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不是不可能的。但这种转变，只有当这些作家（如果说不是大批的，那么哪怕是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代表也好）不仅在思想意识上，而且在心理上无限接近于无产阶级时才能发生。在政治领域，有来自非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艺术领域，这个过程的产生由于一定的文化历史原因推迟了。但这个过程是可能产生的，它正在我们眼前产生着：无产阶级取得的成就愈大，这个过程就会发展得愈快。因此，从事情的“实质”上看，问题不在于贴一个新的标签——“与无产阶级合作的作家”也好，其他别的标签也好，而在于改变自己的观点，重建作家内在的思想结构和心理结构，并在艺术作品中加以反映。

　　如果把“问题的实质”放在一边而赞成捷林斯基同志的观点（不愿做“同路人”，要做“与无产阶级合作的作家”！）的话，那么他所说的，也只不过是不想当一般的“同路人”而愿当“无产阶级文学的同路人”的想法而已。捷林斯基同志下保证说，他和他的战友将一直走“到底”。听起来使人感到高兴！但是把“言语”化为“行动”的保证在哪里呢？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英贝尔的话呢？为什么要相信巴格里茨基和谢尔文斯基呢？譬如说，凯尔任采夫同志断定，谢尔文斯基在《毛皮生意》中表现出了右倾。如果这是真的，那怎么办呢？右倾和“与无产阶级合作的作家”这一称号是相容的还是不相容的呢？我认为是不相容的。结果“标签”归“标签”，“创作”归“创作”，各不相干。须知这就意味着：口头上是“与无产阶级合作的作家”，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作家”。文学和文学上的名称应当不建筑在个别文学家和文学团体的主观愿望和要求上，而应建筑在他们创作的实际情况上。不建筑在言语上，而建筑在行动上。因此我说：你们不是想当左翼同路人吗？你们不是想当“与无产阶级合作的作家”吗？好极了！拿出你们的创作来，亲爱的同志。只有你们的创作能证明你们当中谁是右翼“同路人”，谁是左翼“同路人”。我毫不怀疑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人，他们将要得到打，已不是自称为“与无产阶级合作的作家”（这个模棱两可的名称）的权利，而是简单而明确地称为无产阶级作家的权利。

五

　　我们认为可以归到左的、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一翼的是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在作品中反映了接近于无产阶级的处世态度，具有独特的题材，试图创造一种特殊的、无产阶级的风格。无产阶级文学中最重要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这个“左”翼作家创作的。这些人里，散文作家有法捷耶夫、维肖雷、革拉特珂夫、利亚什科，诗人有早期的别泽缅斯基、格拉西莫夫、萨亚诺夫。

　　在无产阶级作家队伍的“中间派”那里，无产阶级的成分被革命知识分子的心理成分冲淡了。这些作家思想意识上接近于工人阶级，但在心理上则与之格格不入。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值不是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就这一点说，他们的理智和心灵不相协调。他们的特点是具有成为无产阶级处世态度的表达者的真诚愿望，但却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能力。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处世态度，而是一种有时与左翼“同路人”没有多大区别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处世态度。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可以看到“挫折”、“下降”、“偏差”。这一类人中，散文作家有李别进斯基、巴赫梅季耶夫、卡拉瓦耶娃、尼基福罗夫，诗人有乌特金、扎罗夫、多罗宁。

　　我们认为右翼是由“无产阶级文学的同路人”组成的，这些作家同样有权利存在于无产阶级文学之外。这里包括无产阶级文学的“农民部分”和具有小资产阶级明显特点的、无疑是知识分子的部分。这些“同路人”中的一部分人，一遇到认真的“清洗”，就会丧失“无产阶级作家”的光荣称号。这类人有塔拉索夫-罗吉昂诺夫、《磨刀石农庄》的作者潘菲洛夫、别列佐夫斯基、格拉巴尔、马拉什金、尼佐沃依。

六

　　无产阶级文学随着它本身（不是在决议上，而是在真正的创作上）不断的发展和壮大，越来越引起社会的重视。法捷耶夫的《毁灭》是一个重大的文学现象。革拉特珂夫的《水泥》、巴赫梅季耶夫的《马尔丁的银行》在当时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但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作家都前进了。有的人向后退了一步。特别是诗人。如果说无产阶级散文作家最近创作了一系列重大作品，那么无产阶级诗人就不能这样说了。

　　甚至沃阿普本身的评论家们也不止一次地发现无产阶级诗人的创作水平降低了。

　　但这些现象是成长中的毛病，不用说是由于我们历史道路的特点引起的。

　　上述的一切，并不排除无产阶级文学队伍正在向前发展的事实。就在最近，一个很有才华的哥萨克——肖洛霍夫获得了盛誉，他的作品《静静的顿河》具有一系列毋庸置疑的和突出的优点。从一开头就可明显看出史诗的气魄、对环境的熟悉和写生画家的才能。这一切表明，肖洛夫是一位大艺术家，他只缺乏压缩自己的材料，进行去芜取精的本领。现在要谈整部史诗还为时过早，因为它还没有完成。但肖洛霍夫已经写出的东西已使得苏联文学界感到欢欣鼓舞了。

　　不错，“无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加在肖洛霍夫身上，听起来觉得有些言过其实。在他的作品中，农民的自发势力是十分刺目的。在他的艺术视觉中，在形象和色调中，来自哥萨克村镇、来自静静的顿河两岸辽阔地方的东西太多，这样要让无产阶级观点在作者所展开的这部实质上是农民的史诗中占主要地位就困难了。但在评论作家时，我们说话通常是有一定条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肖洛霍夫目前尚可保留“无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

　　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也远不是坏作品，尽管我们觉得评论界夸大了它的艺术意义。材料的性质和加工的方法也象肖洛霍夫一样，便得我们对该书作者的“无产阶级本质”产生了疑问。这本书农村的气味太浓，作者要“赚得”无产阶级作家的头衔，必须彻底克服这一点。上面已提到过革拉特珂夫、巴赫梅季耶夫、尼基福罗夫，他们的创作继续保持着原先的水平。卡拉瓦耶娃的情况就不同了。成为多产作家后，可借她的优点正在夹失。多产在成长缓慢或技巧没有长进的情况下，是一种消极现象。卡拉瓦耶娃发表最初几篇作品后，人们对她抱很大希望。《木材加工厂》和《在格里亚兹纳雅的青春》尽管也有这位作家通常有的某些优点，但缺乏分寸感，色调平淡和叙述上患一般的“水肿病”等现象，使人感到吃惊。

七

　　上述情况使得有根据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现阶段带有危机的性质。同时可以更有充分根据地说，危机也发生在所调“同路人”的队伍内。“同路人”这个术语大大地过时了。但它已在文学中扎了根，目前还不能不使用它。

　　“同路人”的队伍比起“无产阶级作家”的队伍来，成分还要复杂。当“同路人”登上舞台时（1921-1922年），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愿望和要求，即在艺术上反映国内战争，写出参加战争的激情和流血牺牲，写出胜利和失败。这一点把同路人联合在一起，尽管他们在风格和思想上都有区别。正因为如此，巴别尔和谢芙琳娜，皮里尼亚克和布丹采夫，Bc.伊凡诺夫和叶夫多基莫夫，列昂诺夫和利金，吉洪诺夫和马雅可夫斯基，罗曼诺夫和A.托尔斯泰，爱伦堡和A.雅科夫列夫等等，——下面不再一一列举了——当时能成为一家人。但是写国内战争的文学阶段过去了。国家已从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国内阶级斗争采取了新的形式，艺术上反映阶级斗争的形式也改变了。由此产生了作家在思想上的分化，并直接引起文学上的分化，也就是说，开始探索新的表达形式和手段。因此可以断定，过去恰当地称之为“同路人”的那个统一的文学队伍已没有了。代替它的是几个文学队伍，由于目前条件要比几年前复杂得多，与此相适应，这些队伍也很不相同。

　　首先必须分出来的，是我们文学中的农民部分。现在有一个农民作家协会。它与沃阿普关系非常紧密。甚至《磨盘》杂志有一个时期成了这个协会的机关刊物。可是与农村息息相关、用艺术手段反映着农村面貌的农民文学，却在一边独自发展着。如文学史家要讲前一时期的农民文学，他将讲到的不是杰耶夫-霍米亚科夫斯基。甚至不是扎莫依斯基，而是克雷契科夫，这是俄国农村中涌现出来的最著名和最出色的艺术家（当然如果把肖洛霍夫和潘菲洛夫算做“无产阶级的”作家的话）。如文学史家要写革命时期农村诗歌这一章，他将要写到的，不是拉季莫夫，而是叶赛宁和叶赛宁派——奥列申、德鲁日宁等。还可以再举出很多当代农村中涌现出来的人的名字，但上面列举的人就足以说明苏联文学中存在着一个具有很高文学水平和艺术上自主的农民部分，这个部分独立存在着，并走着自己的道路。一部分过去的同路人倾向于这个部分。文学史家在写到农民文学这一章时，不提弗·伊凡诺夫的名字是不行的。游击队小说和他的其他作品，实质上是革命农民的创作。某些无产阶级作家，例如潘菲洛夫和诗人多罗宁，也倾向于农民的自发势力。如对农民部分作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其中象无产阶级文学一样，也分左、中、右。左派是伊凡诺夫（第一个时期）、奥列申、多罗宁，右派是克雷契科夫，中间派是德鲁日宁、纳谢德金、扎瓦多夫斯基。左派或倾向于无产阶级（多罗宁），或倾向于革命知识分子（伊凡诺夫、奥列申）。右派爱“向后”看。例如，克雷契科夫似乎向往中世纪。这当然是因为通过克雷契科夫的嘴说话的，不是农村中先进的和革命的阶层，而是落后阶层，他们不愿意与故事和传说中常说到的茂密的森林分手，顽固地拉向后退，拉回到古时候去，拉回到过去去。

　　中间派企图求得稳定，他们在反映生活的同时，用诗歌大发尘世间一切易逝的议论。农民部分没有过去，但是有现在和最近的将来。它也是苏联农村中阶级变动在艺术上的反映。属于这个部分的作家所具有的才华和他们反映社会的能力，使得他们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受到很大的重视。

八

　　下面剩下要讲的，是所谓的“同路人”，这部分人成分复杂，要加以区分。如果我们把其中的“左派”与“右派”和“中间派”分开，那么就可清楚地看到，“同路人”这个术语能使我们产生错觉，看不清事情的真相。今天的“同路人”是由各种作家混合而成的，其中一部分人是革命的，倾向于无产阶级，另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一翼）或者倾向于农民，或者自成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派别，这个派别所反映的，部分是保存下来的革命前的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部分是新产生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再就是人数众多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代表有专门技能的知识分子的文学，这些知识分子部分是旧的，部分是新的，他们主要靠自己一技之长生活，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左右摇摆。这里还可分为中左和中右。

　　在这个混合体中，属于左的、革命的一翼的有马雅可夫斯基、阿谢耶夫、特列季亚科夫、帕斯捷尔纳克、谢尔文斯基和构成派、“山隘派”作家（其中上面已提到的农民作家除外）、巴别尔、谢芙琳娜、吉洪诺夫。属于右翼的有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左琴科，别雷。属于中左的有，蒂尼亚语夫、皮里尼亚克、列昂诺夫、费定、奥列沙、普里什文、沙吉娘、奥格尼约夫。属于中右的有：A.托尔斯泰、魏列萨耶夫，最近一个时期的Bc.伊凡诺夫、Г.阿列克谢耶夫、谢尔盖耶夫-青斯基、尼坎德罗夫、曼德尔什塔姆。

　　上面所作的，自然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我们把作家“分门别类”,只是出于举例说明的需要。把这理解成给作家贴“标签”或看作是把他们划成一定的文学“等级”，这就大错而特错了。作家并不在原地踏步，他既受外部发生的过程的影响，也受内心发生的过程的影响而运动着。上面划的界限是相对的，这一点应该记住。我们不得不作这样大致的划分。只是应当把它看成是“工作上的假说”,不要把它变成一成不变的和固定的公式。

九

　　现在这些作家创作的情况如何呢？为前一阶段文学增添光采的，正是这些作家的作品，如巴别尔的《骑兵集团军》、马雅可夫斯基的许多作品、谢芙琳娜的中短篇小说、列昂诺夫的《獾》、费定的《城与年》、皮里尼亚克的《饥馑的年份》^[1]及其他作品、吉洪诺夫的《家酿麦酒》、马雷什金的《达伊尔的陷落》、弗·伊凡诺夫的短篇小说、谢尔文斯基的《乌利亚拉耶夫叛乱》、巴格里茨基的《奥巴纳斯之歌》、奥格尼约夫的《柯斯佳·里亚希采夫的日记》、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九〇五年》和《施米特中尉》、费多尔钦科的《战场上的人》、爱伦堡的《胡里奥·胡列尼托》、雅科夫列夫的《自由民》等。这里列举的，只是最主要的作品，这些作品将进入文学史，不会从中被勾销掉。在这个书单中，并不是所有作品都同等地鲜艳夺目，不少作品在思想上还含糊不清，但总的说来具有革命的色彩，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革命知识分子对我国文学作出的贡献，这将成为难忘的篇章，但这些篇章已经写好了。而今天他们给文学添写的东西，却说明他的热情在减退，创作能力无疑也削弱了。

　　有些作家，他们的创作似乎曾经是典范，现在一蹶不振，创作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降低了。这样的作家，首先是马雅可夫斯基。他曾写过《左翼进行曲》和一系列闪耀着真正的革命的和艺术的光辉的作品，现在变成了为报刊写小诗的平席的低能作家，这些诗很难读到底，该过了也就忘了。皮里尼亚克写了国内战争，发表了大型的、多半比较出色的作品，此后，到世界各地跑了一趟，最近几年没有写出一部堪与《荒年》、《黑面包的故事》相匹敌，或者哪怕与《过去的干酪》相比拟的作品。他所写的《城市下面的斜坡》这部作品，我们认为是有损于这位有才华的作家的声普的。巴别尔暂时保持沉默。他的《日落》是一个很好的剧本，但回到了这位作者似乎已经克服的《圣经》故事题材，在这个剧本之后他什么也设有发表。谢芙琳娜的中篇《该隐酒馆》远不是坏作品，但结构上有缺点，这篇作品发表后，她的名字也从杂志上消失了。她发表在《新世界》一九二九年一月号的新作（短篇小说《夸奖吧》）值得注意，甚至可以说很出色，但是没有为作者已确立的声誉增添什么东西。没有向前迈进，而没有前进就会后退。

　　奥格尼约夫的《柯斯佳·里亚布采夫的日记》的续篇比第一部弱。谢尔文斯基的《毛皮生意》尽管用的全是现在的材料，水平却比《乌利亚拉耶夫叛乱》低，显得灰色，晦涩难懂。不错。费定、伊凡诺夫和列昂诺夫并没有“衰老”。费定的《兄弟们》就场面和技巧来说，不逊于《城与年》。列昂诺夫的《贼》虽有些拖宕和冗长，但意味深长和有力。伊凡诺夫作为一个匠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集子《秘密中的秘密》里的短篇小说，有时不同凡响。可是，在这些作家的上述著作中，透过技巧显示出一种衰退的情绪，这使得这些作品的社会意义与同一作家在前一时期创作的作品有显著的不同。在费定身上，这种情况表现在唯美主义和个人主义情绪的增长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列昂诺夫的影响加强了，这是由手列昂诺夫思想上为个别人并且是小人物的命运所吸引，看不到整个的前景，这样就把个别当作一般，偏离了不久前走过的道路。伊凡诺夫的变化最大。如果把他《秘密中的秘密》中的故事与他最初的、写暴动者的小说加以对比，那就不会相信这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随着精巧的、细致入微的技巧的形成，他的观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不同了。伊凡诺夫从一个笔调豪迈奔放、色彩大胆泼辣的革命农民诗人，变成了一个小心翼翼的珠宝匠，他制作的小说，讲的是人的心灵的毁灭和在内心无形地掌握着人的命运的黑暗势力。就在最近，伊凡诺夫试图重新回过头来写革命的材料，创作出了《铁师的覆灭》和《阿历克谢·契莫丹诺夫的功绩》等小说，可是，尽管他这几年技巧有所提高，但已不会写革命的作品了，因为他用来创作《秘密中的秘密》的观点和方法，不适于写革命的材料。原先的伊凡诺夫。《游击队员》的作者消失不见了。来到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写劫运和死亡、与革命毫无关系的诗人。

　　可见，这些作家没有埋没自己的才能，他们用自己的创作说明了在出身于革命知识分子的文人当中所发生的极其复杂的过程。这自然是我们在发展中出现的现象的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革命速度的缓慢，前进道路上碰到的困难，需要克服的矛盾，再就是尚未结束、但采取了新的和多种多样形式的阶级斗争——所有这一切，都对现在参加文学运动的人的心理产生着作用，改变着他们的心理，从而在文学中，在题材的选择上，在对待题材的态度上，甚至在色彩、比喻、形象的选择上，都引起了相应的、非常微妙的变化。只要分析一下作品的艺术结构，就能揭示出文学中发生的过程的复杂性。这些过程，决定了上面所说的作家队伍必然要产生的和日趋成熟的分化，这种分化，在苏维埃时期进入第二个十年的今天，已经可以感觉得到。

十

　　所有这些现象都具有内在的联系，而这种内在联系只有通过科学的文艺批评才能揭示。在我们“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面前，就摆着这个任务。它能完成这个任务吗？很难说。在“批评”战线上，情况的确是很危急的。艺术的这个类别（批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艺术）要求有高深的文化修养，可能比艺术本身的要求还要高深。在艺术创作中，文化修养（即真正的知识和高超的本领）不够，还可以用天赋来弥补。我们很多辉煌的文学作品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天赋的人，即使文化修养不高，也能（虽然不是任何时侯都如此）取得胜利，而胜者为强，是不会受到挑剔的。批评则是另一回事。这里只靠“直觉”是干不出大事的。批评是艺术的一个科学门类。它作为艺术，需要有才能和鉴别力；作为科学，需要有丰富的和深邃的知识，不是拼拼凑凑，从通俗的小册子中得来的一般知识，而是真正的、专门的，深遣的知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除了要得艺术及其方法外，还需要懂得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这就使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更加困难了。这里象在艺术领域中一样，人数很多，但比较突出的要比艺术领域少。

　　我们的文化水平不高，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自己欺骗自己。文化革命时代的目的，是要提高这个不高的水平。文化上的落后也表现在我们年轻的文学批评上。它的历史是一部犯错误的历史，是不适当地挥舞斧子的历史，是用“道听途说的”马克思主义偷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那种文化修养不高，表现在我们无休止地争少上，表现在交锋时只有语言没有思想，争论变成了谩骂，把文学上的对手说成是阶级敌人，用巴枯宁的话来说，把手中拿着笔的斗争变成了动手不动笔的斗争。

　　但是，对我们的文学批评的这种甚至有些过分渲染的描绘，不应该使我们灰心丧气。一切都会过去的，文学批评的幼年时期也会过去的。还应指出，我们年轻的批评家象长在田野中的一棵树一样，无人照看。没有人关心它，文学战线的这个部门可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它可以说不是在“受教育”而是在进行“自我教育”。在后一种情况下，所付的费用要大得多。

十一

　　所以，文学上新时期的开始，是以作家队伍的大变动为标志的。旧的联系正在破裂，观点正在改变。观点变了，题材和艺术工作方法本身也发生变化。文学当前的任务也不同了，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正在破坏旧的组织，为新组织的建立奠定基础。在一种情况下，昨日的同志分道扬镳了，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昨日的敌人开始握手言欢。

　　所谓的“左翼阵线”，即“列夫”刚刚发生了分裂，这可作为有趣的例证。一九二七年五月笔者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一个实际上没有任何真正的根据称自己为“左翼阵线”的文学团体以“左翼阵线”的名义而存在是否正常？生活证明这个分析是正确的。一年半前，当《新列夫》还在张牙舞爪并得到瓦普领袖们最坚决的支持时，有人党得这些话有些过分。现在已没有争论了。《新列夫》曾经存在过。随着马雅可夫斯基、阿谢耶夫和勃里克退出《新列夫》，《列夫》——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再也不存在了。

　　“列夫”的解体，产生了一个我们去年提出过的问题。一个无权使用“左翼阵线”名义的团体下了台。但建立一个艺术和文学的左翼阵线的需要不会消失。在目前的条件下，在文学新时期的开始，作家队伍正处于某种涣散状态，危机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同路人中，前且出现在无产阶级作家中，在这种情况下，特别使人强烈地感到有把苏联革命的文学艺术活动家联合成一个强大的（不是冒充的，而是真正的）“左翼阵线”的必要。

　　只有建立这样的“左翼阵线”，才可以认真地帮助文学消除它暂时的、偶然的和非偶然的危机。

龚长捷译

^[1] 应为《荒年》（《Голый го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