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

　　编者按：本文节译自《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3卷，第712-714页。

　　构成主义（源于拉丁文constructio——构成），产生于二十世纪（形成于二十年代）的一种艺术风格和文学流派，构成主义与工业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表达了这种文明的精神的、技术的、工业的激情；在艺术感染的手段方面，则提出了纯理性的合理性的思想和经济性的、数学般精确的计核和言简意赅的要求。由于竭力把创作与生产搞得相仿，构成派拒绝在功能上不能证明是有理的美观，把艺术语言摘得图式化、逻辑化、机械化。构成派的极端表现，是倾向于取消作为独立的精神领域之一的创作，倾向于用工程师，设计师来取代艺术家，把艺术创作溶解于“建设生活”的事情里，溶解于理智上合理的“东西”的制造中；有时，构成派在客观上赞同技术主义的倾向。构成派占领了各种不同的艺术，如绘画、文学、音乐，而在建筑艺术中（因为其中现代的建筑与设计方法证实了构成主义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这个流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勒·科尔布齐埃、И.列昂尼多夫的创作中，构成主义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在文学中，构成派的倾向最初出现在未来派、立体派等所谓左的流派之中。在苏联艺术里，这些倾向得到文学团体列夫的支持。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为结构取代风格而斗争》，见《马雅可夫斯基全集》第7卷，1958年版，第85页）和梅耶荷德的创作实践中，可以找到与构成派相近的倾向，后者对有机动作、戏剧工程学感到入迷，并使舞台动作充满杂技演出与体育表演的成份（观剧《宽宏大量的戴绿头巾的人》在1922年就是按照构成派的精神演出的）。二十年代初，爱伦堡曾是构成派的拥护者，他的小说（《胡里奥·胡列尼托》、《D.E.托拉斯》等）表现了对这种风格的倾心。按照最广义的解释，“构成主义”的概念当时曾被运用于世界艺术的各种表现之中——从查理·卓别麟到艺术家莱热，从“电影小说”到“电报语言”，它在内容上摇摆于要求取消美学的极端功利主义的结论与技术唯美主义和在纯形式方面所进行的自有价值的试验之间。

　　作为独树一职的文学流派，构成主义形成于一九二三年，以诗人谢尔文斯基和奇切林（后来离开了这个团体）为首。一九二四年，成立了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参加者有谢尔文斯基、泽林斯基（该团体的理论家）、卢戈夫斯科依、巴格里茨基、英贝尔、阿加波夫、阿杜耶夫、加勃里洛维奇、图曼内依（潘诺夫）等人（这个团体存在到1930年）。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确认自己是适应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需要的、“文学中有组织的理性主义文学流派”。（《生意》，1929年，第6页。）在与列夫进行争论时（实际上，列夫的很多思想构成派都是赞同的）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把自己“以建设的观点”看待艺术的立场与以革命的否定为标志的“军事未来主义”的时代对立起来。（同上，第7、9页）针对未来派“破坏性的”倾向，构成派提出了“苏维埃西欧主义”纲领；这种西欧主义被理解为“需要掌握欧洲文明的技术装备”。（同上，第44页）这个团体摈弃农村的民族自发势力，主张依靠具有熟练技能的知识分子。

　　从这种立场出发，为了显示与马雅可夫斯基有倾向性的、意在宣传的创作的不同，构成派热心于更加“复杂的”和“极其讲究的”诗的形式，以致在不少情况下丧失了社会政治标准。“……他们重复未来派的错误——完全拜倒在技术面前……”（《马雅可夫斯基全集》第12卷，1959年，第409页。）

　　在诗学方面，构成派坚持“词的重负荷化”和“材料结构性分配”的原则，即“材料的每个单位要求有最大限度的负荷，即——简短、紧凑，少中见多，一点之中包含一切”。（《交换一切》，1924年，第8页。）在实践中，有时（例如在奇切林的试验中）这导致语音的奇特的“几何化”，诗的“无内容化”，使诗成了字体符号的体系（空洞无物的诗的变种）。另一方面，那种要求题材“由其基本的思想成份”构成的密集的“定位法”（见《国家文学计划委员会》1925年，第26页。），即选用与情节最接近的词汇和韵律等这样种方法，成了构成主义的基石。作这一类尝试的是谢尔文斯基（例如他的诗《贼》为了与情节协调一致，全部都是用贼的黑话写成的。）“定位原则”这里理解为“最大限度地利用题材的体系”。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构成派诗人们开始“入侵散文”，在诗的形式中采用散文的叙述方法，着手开采诗中尚未开采的语言层（技术上的术语、行话、黑话等等）。他们在摈弃“抒情诗式的激情这类令人厌恶的东西”（同上，第110页）的同时，倾向于精确的情节编排，比较起来更喜欢有情节的诗和叙事体裁。但整个说来，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这个团体没有达到构成派想象的“时代的风格与时代的处世态度”的高度，而仅限于在形式方面搞一些革新（在这方面列夫走得更远）。有些作家（巴格里茨基、英贝尔）只部分地参加了这个团体的活动。在二十年代里，最彻底地表达这一流派的创作原则的是谢尔文斯基的诗歌。

绍宗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