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句尖刻的话和古典作家（А.沃隆斯基）

7．“山隘”

论一句尖刻的话和古典作家

（关于我们文学观点上的分歧问题）
А.沃隆斯基

　　编者按：本文节译自《沃隆斯基文学论文选》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0-297页。

　　由沃林、列列维奇和罗多夫编辑的新杂志《在岗位上》创刊了，它在文学批评方面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其用意和目的在于在文学问题上确立统一的共产主义路线，给同路人指定他们应站的位置。这些同志在进行批评时毫不留情，借用屠格涅夫笔下的一位女主人公的话来说，叫做“态度非常严厉”。不过态度的严厉倒是无关紧要的事。重要得多的是，他们有一系列失策和疏忽之处。关于这些失策和疏忽以及这家杂志的总的立场问题，我想稍晚一些在另一个地方详谈，^[1]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现在立即加以阐明。这就是关于旧的、资产阶级的艺术的问题，更加确切地说，是我们共产党人应如何评论它、指出它在当前苏联现实生活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规定它在当代共产主义文学中占什么样的地位的问题。

　　我们拥有欧洲文学和俄国文学的巨大遗产，因此谁都懂得上面提出的问题的全部重要性，那么《在岗位上》杂志的批评家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杂志第一期没有刊登有关这些问题的专文，但是在各个不同地方在谈到不同问题时说了不少相当明确的话。例如，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章《编者的话》这样写道：“我们将同旧脑筋斗，他们摆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不进行充分的批判却站在旧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文学的花岗石纪念碑前发呆，不想从工人阶级的肩上卸下这种文学思想重荷。”然而从上下文可以看出，讲的不仅是思想重荷，因为前面写道：“首先，无产阶级文学必须在思想方面和形式方面彻底摆脱过去的影响。读者可以从瓦尔金同志的《关于政治常识》一文中读到这样的话：“过去各个时代的文学渗透着剥削阶级的精神。它反映王公贵族和富翁阔佬——简言之，即‘上层的一万人’的习惯和感情、思想和感受。当然不是‘专门’这样做的，但是任何时候都带有‘自觉的倾向’。”列夫曼同志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之间应当确定一条分界线。清除旧理想被推翻后遗留在无产阶级现代生活中的碎片——这件事虽然困难，但是必须做。”塔拉索夫-罗吉昂诺夫大谈被我们破除的时代遗留下来的被熨平的旧格律和韵律，而别尔谢涅夫则痛斥那些认为“某些资产阶级作家”可能演变到“无产阶级的生活建设方面”来的人的天真。

　　如果说一句公道话，那么就应指出，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关于杰米扬·别德内依的文章就有所不同。例如读者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含义深刻的话：“我们有一些怪人，他们认为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语言已经过时，认为现在应该把这些语言大师扔到现代生活的轮船之外。啊，这些勇敢的中学生，他们打算带着铅笔刀到非洲去猎大象。”这些话是针对列夫的，不过似乎可以对它作更广泛的解释，说得缓和点，它无论如何也与上述的论断不完全协调，听起来感到“不和谐”。

　　读者大概已注意到，在所有这些言论中，都是拿同一尺度来看待地主资产阶级文学的，是把它当作某种统一的、完整的东西来解释的。只要翻开杂志就不难相信，编辑部的整个立场贯穿着这样一种一般的、不加区别的观点。对旧文学的这种不加区别的态度是否对头呢？地主资产阶级文学当然是有它本身所固有的总的特点；尽管如此，把它完全当作某种统一的、完整的东西来看待，意味着事先就陷入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一般的空话和套话之中。这是最好的情况，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样的观点会导致一系列最可悲的误解和错误。资产阶级文学同它本阶级一起存在和发展。曾有一个时期，资产阶级曾经同封建主义作过斗争，它曾经是革命的。当时的科学和艺术也都是革命的；胜利后有过一个成熟、稳定、生气勃勃、健康、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无论在科学上还是在文学上，资产阶级都在思想感情方面创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典范作品；最后到了现代，这是资产阶级社会解体、衰落、腐朽、垂死的时代，与此相适应，科学和文学中也都出现了衰落、倒退和反革命性。狂飙突进时代的文学和最近几十年的文学之间的差别，大约如同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和柏格森、凯泽林、施本格勒的现代哲学之间的差别一样。把现代同资产阶级成熟和鼎盛的时期相比较，大致也可看出这样的差距。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费尔巴哈、达尔文等人的著作，至今仍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莫里哀、博马舍、海涅、歌德，更早的如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人所起的良好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把这种文学同当代的马利涅蒂、邓南遮等人的作品等量齐观，把所有这些人混为一谈，统统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这就是回避这个严肃的问题而用一句空洞的、尖刻的话进行搪塞。

　　再以我们的俄国文学为例。认为旧文学只反映富翁阔佬和王公贵族的习惯和感情是不对的。比方说它也反映平民知识分子“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厨娘的孩子”、下级神职人员和城里贫苦小市民的儿子——的习惯和感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六十年代起，我国文学的主体是由平民知识分子创作的。我们相信，谁也不敢说这种文学所反映的是富翁的情绪或者说它是地主资产阶级文学的附庸。它是反对富翁和地主的。我们的平民知识分子不仅仅只写他们自己的习惯和感情，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农民和贫民身上，集中在沙皇制度的总的情况上。只要回想一下涅克拉索夫、乌斯宾斯基、柯罗连科以及批评家和政治家中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雷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就足以了解这一点。当然，我们的启蒙者民粹派在描写地下室的、农民的、遗失街的罗斯和号召推翻沙皇制度的同时，也总是使他们的作品染上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这种情调对我们今天来说已过时了，但是这归根结底遮不住他们的艺术作品和政论作品对我们今天的客观价值。例如，乌斯宾斯基尽管有他主观主义的一面，但是他在描写俄国农民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至今未被超越的艺术作品。甚至当德国的知识分子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后变得“聪明”起来而离开革命时，他们的文学同平民知识分子文学的继承性和联系也从未中断。高尔基、什梅廖夫、魏列萨耶夫、沃尔诺夫、绥拉菲莫维奇、斯基塔列茨等人就是以六七十年代社会活动家的宝贵遗训为出发点的。

　　我一时一刻也不怀疑，《在岗位上》杂志的编辑对这一切知道得并不比我们差，但是不问场合随便使用“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等字眼的习惯，普遍的公式主义，对使用失刻的话的热衷，对待过去和现在的文学生活的漫不经心和疏忽大意的态度，在问题带要过细地和谨慎地处理的地方不经深思熟虑就大刀阔地干的做法，大胆放肆，认为只要是一道热菜读者就会吞下去的自信——所有这些产生了许多套话和大道理，这些话说得斩钉截铁和非常绝对，可惜的是没有充分的根据，如果不把一个军士所说的“履行职责的轻松愉快”和不怕在三棵松树之间迷路的坚定不移的决心算作充分根据的话。总的说来，所有这些成了“一颗倒悬着的热烈的心自白”。

　　顺便说一下过细的问题。上面我们曾把俄国和欧洲的古典作家同资产阶级衰落时期的文学加以对比。就是在这里也需要过细。否则就可能会把威尔斯或凯勒曼，其至把阿纳托尔·法朗士列入彻头彻尾的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名单。我怎么也忘不了别尔谢涅夫同志对那些天真地相信“某些资产阶级文学家”会按各自的方式转到无产阶级一边来的人的严厉训斥。

　　现在继续往下讲。

　　格里鲍耶多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是贵族阶级的诗人和作家。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作品没有客观价值，意味着无产阶级作家和读者首先应当在“思想”方面（即内容方面）和形式方面摆脱他们的艺术的影响？这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是对的，假如我们的古典作家在艺术上完全是主观主义者，假如他们的创作完全没有客观的成分。但是他们确实是伟大的艺术家。而真正的艺术在于借助于形象进行思维。这种思维能象借助于概念进行的科学的、推论的思维一样地客观。这种真正的艺术从现实中汲取素材。它绝不是创作的想象、情绪、习惯、感情的游戏的产物，它同主观的毫无根据的判断、同唯心主义的玄学毫无共同之处，它的基础是现实的，它永远应当是真实的，即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与现实相符合。艺术作品不是现实生活或理想的现实（即明日的现实，其成分和潜能已在现在之中）的精确摄像，但是其中描写了、记录了现实的最典型的特征。正因为如此，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以及我们的其他导师都不厌其烦地说，诗歌是以直观的形式出现的真理，诗人用形象思维，而不是自己任意地进行幻想，艺术同样是哲学，同样是科学，只是它以形象表现的思想的直观形式出现。我们的古典作家的艺术也是这样的。由此产生了他们天才的艺术概括：法穆索夫、莫尔恰林、奥涅金、彼乔林、梭巴凯维支、罗士特菜夫、马尼洛夫、彼埃尔·别祖霍夫、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娜塔莎等。所有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真理，是真正的发现，其客观意义经常不亚于任何科学的、通过分析的途径得到的真理。诚然，我们的古典作家们对法穆索夫和梭巴开维支的阐述是片面的；他们没有把这些角色写成骑在农民脖子上的人（尽管这样说时也应该作一些重要的说明）；但是他们描写上的片面性象实际存在的那样，仅仅只是不全面、不充分而已。他们揭示的不是全部真实，而只是一部分真实。不过这种情况在科学中也经常发生。当然，艺术作品（就连现实主义作品也一样）带上主观色彩出人类知识的各个科学部门带上这种色彩更为容易。但是各门科学学科在这方面彼此之间的差别也相当大：数学是一门比较客观的，最“纯”的学科，而给生物学增添主观成分却非常容易：（让我们回想一下围绕达尔文的争论）然而生物学并不因此而被排除在精密科学之外。

　　假如我们那些团结在《岗位上》杂志周围的同志们能注意到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创作中的客观成分，我们在同路人问题上的文学分歧就会大大缩小。遗憾的是，在第一期上没有发现我们的批评家们已考虑到这一成分的任何迹象。

　　由于古典作家们生活的时代的现实并不对贵族有利，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暴露出消极的方面，因此我们的艺术家们作为艺术上的现实主义者，不能不经常置自己的主观情绪于不顾，而去反映这个消极的现实。别林斯基对格里鲍耶多夫的责备是对的。后者在其著名喜剧中号召“象中国人那样排外”，因为他认为一切坏事都由于俄国社会奴颜婢膝地模仿外国人造成的。格里鲍耶多夫的结论是反动的。尽管如此，《聪明误》因为塑造了法穆索夫和莫尔恰林之流的形象，过去起过而且至今仍起着革命的作用。果戈理、托尔斯泰以及其他许多别的第一流艺术家也是如此。这些例子也说明，主观情绪经常被加到作品里面去。不过也有这样的情况：形象、典型本身被有意无意地歪曲了。这样的作品就是带倾向性的作品。假如《在岗位上》的批评家指的是反对这些有意无意的歪曲或作者本人对典型、形象以及他创作的全部产品的错误解释。那么我们准备全力支持他们。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在艺术作品中主观的和客观的东西之间划一条界线，因此他们所说的“思想”完全同内容相吻合。

　　我们的古典贵族作家们塑造了马尼洛夫、梭巴开维支、奥涅金们的形象，尽管他们把自己的那种有时是反动的情绪带进作品，但是他们不仅在这些典型和形象里看出、发现、捕捉住、描绘出、揭示出所属阶层的心理特点，而且也能揭示出不同阶层在不同时代里共有的特点。《在岗位上》的同志们对那些认为存在着这些特点的人大发雷霆。这完全是毫无理由的。如果象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那样用绝对的观点来谈全人类的感情，那么在分为阶级的社会里这种永恒的全人类感情是没有的。但是现在、过去和将来都有相对共同的、相对稳定的全人类感情……这些感情的分量各个时代均有所不同。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的时代，特别是在革命的时代，象我们这样的时代更是如此，它的分量减少到最低限度。而在“有机的”、相对和平的阶段，它的分量会扩大。我们的古典作家恰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意识方面的阶级划分在俄国还处于最初的萌芽状态。人民：即农民，顺从地忍受着地主的压迫。因此很自然，我们的伟大艺术家们尽管属于贵族阶级，他们在自己作品中反映这个阶级时，能够发现和赋予他们所塑造的典型和形象以人所共有的、相当稳定的心理特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梭巴开维支们、科罗皤奇加们、莫尔恰林们等等至今仍然是普通名词。由于这个原因，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赫克托耳与安德洛玛刻的告别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奥瑟罗》尚能影响和感染我们，泰戈尔的祭祀诗、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以及其他许多作品也都与我们的感情很“相投”。阿克雪里罗得（奥尔托多克斯）在关于托尔斯泰的出色著作中正确地谈到这位俄国伟大作家的创作，她说：“这位巨匠能在不脱离现实生活基础的同时，在其作品中体现出文明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的共同特点、思想和感情。”（第16页）阿纳托尔·法朗士关于天才的秘密的话说得很好：“伟大作家没有鄙俗的灵魂。这就是他们的秘密。他们襟怀恢廓。他们有一颗能容纳一切的心。他们对任何痛苦都表示间情。他们劳动是为了抑制这些痛苦。”（《法朗士谈话录》）这些话如象上面所说的那样作一些修改，是可以同意的。

　　世界不是照施本格勒的设想，而是照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发展的。没有完全封闭的文化。当一个阶级让位给另一个阶级，一种杜会制度被另一种制度所代替时，如果不发生“文化的毁灭”，那么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成果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和规模从旧的拥有者转给新的拥有者。不然就不会有任何的进步，不会有任何“向前和向上”的前进运动。

　　可见，对资产阶级文学也不能一概而论；，资产阶级文学拥有大量的艺术的、客观的真理，拥有大量发现和观察所得的材料，资产阶级文学（还有贵族文学）在上升时期通过其优秀的代表人物体现了人类在各个时代所具有的共同心理特点，不过阶级的心理当然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

　　从这一切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在岗位上》杂志的同志们深信不疑地认为，“各种同路人”不能在引导无产阶级和苏联公民、使他们的情感同最终的（即社会主义的）目标相适应方面提供有效的帮助。但是与革命同路的人不仅只是现在的伊凡诺夫们，首先是俄国和欧洲的古典作家。我们的批评家向同路人举起拳头，自然也是向这种文学举起拳头，从而提出摆脱过去的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问题，不加区别地把这种艺术看作一个整体。说这种话就同说下面这样的话差不多，因为资产阶级在俄国已被推翻，因为无产阶级掌着权，所以应“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科学，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化学等，理由是：它是资产阶级动脑筋创立的，它是地主资产阶级制度的产物。工人阶级朋友中的任何人，如果他有健全的理智和牢靠的记忆的话，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他会说，为了“彻底”摆脱资产阶级，为了“彻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肉体上战胜资产阶级之后，紧接着首先就需要去“彻底”掌握无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去掉其中反动的东西和资产阶级学者的主观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创立新的无产阶级科学。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升和鼎盛时期，当时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或者说，还不反动。这样说才是对的。这些话作某些修改，也可用到一般的艺术、尤其是文学上。如果我们想象中的这位同志继续说下去，指出把“摆脱”放在首位的另一种观点是“彻底的”荒谬、糊涂和混乱，那么我们觉得他也是对的。

　　《在岗位上》杂志编辑部的话主要是说给工人和青年一代的工农听的。在编辑部文章和其他文章里既然谈到了过去各个时代的文学，首先就应当说上面那位想象中的同志说过的和我们共产党人现在随时随地应当说的话。他们没有这样做，却连篇累牍地大谈什么“摆脱”、“抛掉”，大谈富翁和贵族的文学等等。《在岗位上》的批评家们象果戈理笔下的霍马·布鲁特，他们在自己周围画了一个有魔力的圆圈，以防资产阶级的维^[2]不把俄国革命出卖给各种妖魔鬼怪。这值得称，但是这需要做得合理：那个圆图应当有一定的半径，而且莎士比亚和歌德、果戈理和普希金、谢德林和乌斯宾新基的文学完全不象纠缠那个可怜的神学生的漂亮的女妖。

　　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说编辑部说的是未作“充分的批判”。不难相信，编辑部所说的这种充分的批判不是辩证地、结合资产阶级的成长发展和命运来分析地主资产阶级文学，不是要求首先学习和吸收伟大的巨匠的天才作品，而是在把一切混成一堆之后，提出尽一切可能把过去各个时代的据说是已经死亡的艺术（“花岗石的纪念碑”）的形式和内容全部清除掉。

　　我再一次表示相信，如果问题提得比较具体些，编辑部不会作出这样的结论。确实，只要我们的批评家们从对地主资产阶级文学不问青红皂白的抨击的山顶上下来，到尘世中来，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他们对当代文学流派（例如列夫）的批评尽管也有些片面。然而是根据遗训进行的，即以过去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进行的。某些地方也可看出（尽管不明显他们在古典作家时代和衰落时代之间画了一条界线。尽管如此，发表宣言式的声明以及经常歪曲使用革命术语的做法，仍使人怀疑他们站在彻底摆脱旧艺术的思想和形式的立场上。

　　啊，可恶的墨水，
　　吸干了我们的心，
　　还有纸和笔
　　使我们伤心绝望。

　　至于我们所认为的充分的批判是什么，从以上所述已可明显看出。而更详细说明，可参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的著作。

　　需要再一次强调指出，在大力介绍资产阶级古典作家的作品时，同样需要对衰落时期的资产阶级文学展开最无情的斗争，但是，再说一句，这里也需要小心谨慎，而不要走过分卖力的别尔谢涅夫们的路……

张捷译

^[1] 参阅《作为对生活的认识的艺术与当代现实》一文。

^[2] 果戈理同名小说中地神们的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