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二十四章 围绕劳动契约的斗争
众所周知，围绕劳动契约的斗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个别工厂主同各个工人相对立；第二个阶段，个别工厂主同工人组织进行斗争；第三个阶段，企业家组织联合起来同工人组织相对立。
工会的职能是消除工人之间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它力图取得对劳动力商品供给的垄断权。因此，它是某种限额分配的卡特尔，它在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同资本家关系中的商品买卖，是某种联营。但是，每个限额分配卡特尔和每个联营，因软弱而受到损害，它不能控制生产，因而不能调节供给的规模。这种软弱对工会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劳动力的生产几乎总是使它的调节落空。只有熟练劳动力，工人的组织才能够通过某些措施，成功地削减它的生产。一个强大的熟练工人的工会，通过限制学徒的人数，延长学徒期，以及禁止雇用除熟练劳动力即工会承认的熟练工人以外的任何其他工人，也能够限制这类劳动力的生产，并保证自己的一定的垄断地位。印刷工会就是一个例子。例如，它们实行只有经过高级技术“培训”的印刷工人才允许操作排字机，虽然只经过纯技术培训因而熟练程度较低的劳动力就足以胜任这个工作。在顺利的环境下，一个有力的工会甚至可能成功地颠倒关系，通过承认仅仅具有一定较长使用期的工人为完全熟练的工人，赋予某种劳动以熟练的从而获取高报酬的劳动资格。例如英国纺织工业的情况就是这样。它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它迄今还有某些产品部分地占有垄断地位），曾一度有利于强大的工会的形成；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家更容易让步，因为这种垄断地位使他们可以把较高的工资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控制劳动市场的努力，也产生了通过增加移民的困难来阻止外籍工人竞争的倾向，特别是控制对生活要求不高而又难以组织起来的无产者的移入。就像保护关税制帮助卡特尔那样，禁止移民则为工会提供了同样的帮助。[1]
但是，工会是活生生的人的组织，要达到它的目的，只有经过其成员的意愿来实现。垄断的建立是以工人只通过工会并只按照工会所确定的条件出卖劳动力为前提的。劳动力的价格必须摆脱供求的波动。然而，这就意味着，供给者即失业者不能按照同被确定的价格不同的价格在劳动市场上进行活动。价格是既定的，即按工会的意志确定的；供给必须适合于价格，而不是价格必须适合于供求。因此，工会成为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的协作。必须拒绝失业者进入劳动市场，正像卡特尔在生产一经超过它所需要的供给量时便通过储存产品防止市场饱和一样。储存费用相当于工会的失业救济金。但是，后者在这里具有更重要得多的意义，因为它是工会限制供给的唯一手段，而卡特尔却具有限制生产的更有效的手段。但是，另一方面，拒绝失业者进入劳动市场的同一目的，也通过道德强制手段来达到，例如唾弃那些愿意去劳动的人，宣传阶级利益如何受损害，简言之，通过工联主义的教育，使工人阶级结成一个战斗的集体。
像每个垄断集团一样，工会面临的问题当然也是尽可能彻底地控制市场。但是，工会这里遇到了巨大的障碍。个别工人暂时的个人利益同工人的阶级利益相矛盾。组织要求作出一定的牺牲：捐助，花费时间，准备投身斗争。与工会保持距离的人，赢得企业家的好感，避免了冲突、失业或冷遇。工会变得越强大，企业家越是力求使他的工人远离工会。他用自己的救济措施代替工会的救济措施，自觉地利用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之间的对立。
工会斗争是围绕劳动收益而进行的斗争。工人再生产出c的价值，创造出一种新价值，这种新价值分解为v+m，即工资和剩余价值。v+m的绝对量，取决于劳动时间的长度。工作愈短，v+m就愈小；假如v保持不变，m就愈小。在劳动时间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v下降时，m就上升，反之亦然。但是这种结果被劳动强度的变化所抵消；在工资提高和劳动时间缩短的情况下，劳动强度提高了。计件工资制度和奖励工资制度的发展，力图把劳动强度提高到工资和劳动时间既定条件下的最大限度。同样，机器运转速度的加快，为提高劳动强度提供了客观手段。工人阶级在缩短劳动时间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肯定处在劳动时间的缩短被劳动强度的提高完全抵消的限界之内，有时抵消之外还大大有余。不管劳动时间的缩短对工人的社会状况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不管缩短劳动时间的成就和为此而进行的斗争对工人体力和智力水平的提高多么大，这种劳动时间的缩短并不使v与m之比不利于m，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利润率并没有因此而受影响，因而从纯粹经济的观点来看，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应该顺便指出，许多产业对精确性有自己的较高的要求；对它们的发展来说，较长时间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一般说来，随着劳动时间的缩短，劳动质量提高了，技术进步加速了，相对剩余价值也增加了。就工资水平而论，工资增长和劳动强度提高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明显，即使它在这里是存在的。特别对非熟练劳动来说，实际工资的细微提高，究竟是以牺牲m为代价提高呢，还是相反地（这有更大得多的可能性）在这里被劳动强度的提高完全抵消，这至少仍然是极其可疑的。当然还必须承认，产生这种抵消得经过一定时滞，在这段时间内，m由于v的提高而变小了。
因为商品价值（这里涉及的是社会关系，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说成价值）等于不变资本加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c+v+m），所以与m的相反变化相应的v的变化，对商品的价格没有影响，从而对消费者没有影响。李嘉图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缩短不可能对商品的价格发生影响。这是简单明了的。每年的社会产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耗费的生产资料如机器、原料等等的补偿，这一部分首先应从总产品中补偿。第二部分是生产工人一年内新生产出来的〔价值〕产品。这种产品首先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又分为两个亚部：一个亚部构成工人的收入，另一个亚部作为剩余价值归于资本家。对消费者来说，产品价格等于两个部分的总和，并不因第二部分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比例而发生变化。因此，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断言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缩短使产品变贵，是十分荒谬的。尽管如此，这种论调总是一再重新出现，而且不无充足的理由。
我们刚才所作的推论，直接适用于商品的价值，即仅仅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是如此。然而，我们知道，商品价值由于追求利润率的平均化而发生了转型。但是，对个别资本家来说，或者对某一个别产业部门的资本家来说，工资的提高表现为成本价格的提高。假定他的工资总额迄今是100，在所耗费的不变资本为100以及利润率为30％的条件下，他以260出卖产品。假如由于罢工获得成功，工资现在提高到120，他的成本价格等于220；若是他仍然按260出卖他的产品，他的利润便绝对地从60降低到40，他的利润便从30％降低到19％以下，从而远远低于平均利润率。因此，利润率的平均化必然发生。这意味着：某一个别生产部门里工资的提高，导致了该部门产品价格的提高；这种提高是在形成一种新的一般利润率的基础上实现的，这种一般利润率低于以前的一般利润率。但是，价格提高总是遭到抵制；价格提高意味着销售困难，而销售困难又反过来抑制价格的提高。按原有价格缔结的契约还必须履行。首先，在价格的提高能够实现之前，还要延续一段较长的时间。严格地说，必须首先实现资本由该生产部门外流，因为价格的提高意味着销售的减少，因此供给即生产必然缩减。销售减少的危险，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是不同的，从而引起企业家对工资要求的抵制。这种对工资提高的转嫁在或大或小和或快或慢的程度上进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情状况和产业的组织。假定工资提高是普遍现象，被改变了的利润率的平均化将会导致如下结果：高于平均有机构成的产业的产品价格下跌，低于平均有机构成的产业的产品价格上升。然而，一切工资的提高都造成了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哪怕这种下降由于某一部门的工资提高而只是缓慢地进行的，并且幅度也很小。
但是，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在达到新的价格水平之前要遭受损失，所以资本家的抵抗是完全自然的。利润率越低，抵抗越强烈。我们先前看到，在小企业和小资本家活动的范围内，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占统治地位；由于这个原因，抵抗在这里表现得最显著，而抵抗力量同时又最弱。工会斗争，从企业家的观点来看，是为利润率的斗争；从工人的观点来看，是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包括缩短劳动时间）。它绝不是废除资本关系本身即废除对劳动力剥削的斗争。因为这样一种斗争始终是一开始就决定了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通过对工人的剥削生产利润，所以对企业家来说，废除了剥削，生产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他将停止生产。不管他个人的处境怎样，这种处境也不可能通过继续生产得到改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不得不冒使他的工人挨饿的风险了。如果仅仅是他所在的部门受到威胁，他就会力图通过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来挽救自己的资本，哪怕只有一部分也好。因此，彻底废除剥削的斗争不在纯粹的工会任务之列。这是一种根本不能通过纯工会的斗争方法求得解决的斗争，正像工联主义“理论”希望使人相信的那样。即使这种斗争从工会斗争方法中借来，例如群众性罢工的形式，但它并不就是反对企业家经济地位的斗争，而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反对资产阶级权力组织即国家权力的斗争。对企业家的经济损害，始终不过是瓦解国家权力机构斗争中的辅助手段。这种政治任务绝不可能是工会本身的任务，而只能使工会的组织形式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服务。
但是，如果工会斗争意味着为利润率而斗争，那么，由此便总是为工会的目的设置了一定限制。对于企业家来说，问题在于盘算；他是否能实行新的价格规定，过渡期间的损失是否会超过旷日持久的罢工损失，以及最后他是否有可能把他的资本投往其他不使自己的利润率直接受罢工后果影响的生产部门。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任何一次工会斗争，从一开始就遇到一定限制；认识这些限制是工会领导的艰巨任务，并决定他们的策略。这里还可以得出结论：利润率越高，一般说来，工会就越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活动，不管这种利润率是一般地在繁荣时期产生的，还是在某一特殊部门由于垄断地位、通过专利获得超额利润等等产生的。详细考察这些条件已超出我们研究的范围。不过，这里还必须简单谈谈两个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一般变化。
当然，企业家组织的出现，意味着资本和劳动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
企业家组织的发展，通常被看作是对工人组织的反动，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企业家组织的发展速度及其力量，基本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取决于资本的积聚和垄断。
只要是孤立的企业家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相对立，工会就拥有一系列办法使企业家组织的发展搁浅。
随着资本积聚的增长，企业家在围绕劳动契约的斗争中的力量增强了，被集中了的工人的组织能力也增强了。企业规模的差别，造成对工会的完全不同的抵抗力量。一个产业越分散，企业的平均规模越小，工会的力量一般说来就越强。在同一产业内部，中小企业的工会力量比大企业要强，原因很简单：由于大企业的竞争本来就面临严重威胁的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更经受不起斗争的损失。一般说来，工会斗争促进中小企业向大企业发展，从而促进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生产成本降低以及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因此，这种斗争本身便为达到新的妥协创造了前提条件。
只要工会同个别企业家相对立，工会的处境就是有利的。它们能够发挥集中起来的力量来对付孤立的企业家。工资斗争被分为一系列的个别罢工。该企业家的工人，背后有工会全部财力的支持，这种财力由于有会费以及继续劳动的会员在斗争期间经常的额外资助而没有被削弱。该企业家必定十分担心，他的顾客被那些继续开工的企业家夺走，他的销路在罢工结束以后也会变小。他不得不下决心作出让步，并且从这时起关心他所同意的条件在各个企业中普遍化，从而关心其他企业家也必须自愿地或被迫地承认同样的劳动条件。企业家的相互孤立，使工会能够强迫他们一个个地相继陷入有组织进行的个别斗争之中，而不致因这些罢工而使工会的力量损失过大。这些成果通过扩充会员和增加会费更加强了工会，工会在斗争之后比以前更强大了。很显然，企业家之间越不团结，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越激烈，从而涉及的企业家越多以及每个个别的企业家的抵抗力越小，这种策略也就越容易被使用。所有这一切，就是中小企业占统治地位的行业中的情况。在这里，工会的影响最大，力量最强。能够做更精确计算的大企业，从一开始就对这种个别罢工进行了强烈得多的抵抗，因为大企业更强调坚持生产费用的尽可能的平等。在这里，成效只有作为一般的成效才是可能的。个别罢工在这里遭到大得多的抵抗，这种抵抗必然更难克服，因为个别的大企业家的力量也较中小企业家的大得多，较少的企业家之间的谅解也能迅速得多地达成。[2]工会的发展越强，它在企业家中间激起的抵抗也就越强。现在，工人的联合同企业家集结起来的力量相对立。既然工会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最大，抵抗在这里也就表现得最强烈。事实上，企业家阶级的组织开始于手工业和小成品产业[3]，在这里，工会的力量最显著，而在高涨年代达到了最迅速的发展。[4]但是，虽然雇主联合会的建立必定被视为对工会的反动[5]，虽然首先出现在轻工业中，但它并不限于这个范围。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把参加进来的资本家的利益，以更紧密得多的方式结合起来，使他们成为同工人阶级相对抗的统一体。消除竞争并不像非卡特尔化的轻工业中那样限于劳动市场，从而在高得多的程度上加强了企业家的团结。这种团结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正是在企业家地位最坚固的那些部门里，建立特别的组织就成为多余的了。煤炭辛迪加使得雇主联合会成为不必要的，钢铁托拉斯使雇主联合会不可能存在。即使真的像官方常常宣称的那样，德国卡特尔不染指工人事务，但是企业家的统一行动在这里从一开始就是既定的，正是他们力量的强大使得雇主联合会的一些特殊职能（例如罢工期间的相互援助）成为多余的，因为只要按照各自的情况取得“友好的谅解”也就够了。但是，即使在这里，建立雇主联合会的倾向也越来越显著了。
雇主联合会的形成，首先使工会个别出击更难奏效了，虽然不是不可能的。现在，个别企业家得到自己组织的支持；这个组织补偿他的损失，保证罢工工人不能找到其他工作，同时努力解决企业家自身最迫切的问题。如果必要的话，它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它反过来成为进攻者，通过同盟歇业使斗争一般化，以便削弱工会和迫使工会就范。在整个企业家反对工会的这种斗争中，企业家组织常常是强者。[6]
雇主联合会首先意味着一种根本的可能性，即推延斗争的时间。只要工人组织与孤立的企业家相对立，这种时间的选择就取决于工人。但是，对斗争的成果来说，时间是决定性的因素。在高涨时期，利润率最高，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最佳。在这样一个时期，停止劳动最令人感到痛心。为了不致失去全部利润，即使一个强大的企业家，在这个时期也力图避免斗争，因为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不会再来的机会（至少在下一次繁荣到来之前不会再来）。单纯从工会成绩的观点来看，罢工必须置于生产力开足马力的时期。工会教育工作的困难任务之一，就是使会员信服这种策略。因为恰恰在这个时期，由于加班劳动和正常就业，工人的收入最高，因而举行罢工的心理动因软弱。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绝大多数罢工发生在鼎盛阶段到来之前的繁荣期。
然而，一旦企业家组织被确立起来，这个时间的选择就不再仅仅是工会的权力，因为现在企业家组织能够决定斗争的时间。但是，对企业家组织来说，同盟歇业是一场在萧条时期最适宜于进行的先发制人的战争。因为在萧条时期，由于生产过剩而使停业十分有利，由于劳动市场的充斥，工会组织因需要增加资助以及会员丧失而使财力受到削弱，所以工人的抵抗能力最低。这种延缓斗争时间的可能性，仅仅意味着已经发生的巨大的力量推移，而这正是企业家组织起来的结果。[7]
然而，导致企业家组织形成的同样原因，又带来工会的加强。现在，工会到处都成为不想完全无条件地听任企业家摆布的工人的庇护所。企业家的斗争手段也针对那些迄今仍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同盟歇业、特别是普遍的同盟歇业，也是迄今未组织起来的工人参加组织的强有力的动力，工会会员急剧增长，从而增强了工会的力量。
企业家组织力图通过反对工会的持续斗争阻止这种发展。它们企图在自己的工人中间进行人为的选择，使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留存下来。企业家联合会的劳动介绍制度，有计划地优待未组织起来的工人，排挤组织起来的工人，把其中最危险的分子通过黑名单而加以放逐。它组织“黄色”工会这一阶级叛徒的培养所，试图通过收买和给予特殊利益来分裂工人，保证自己得到破坏罢工的卫队。[8]它通过拒绝和工会领导人谈判，以缩小这些人的道德影响。这种斗争是徒劳的，因为归根结底工人的阶级利益同时也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工会组织已经成为工人的一般生存条件。但是，这种斗争给工会运动的发展带来困难，缩小了它的影响。在企业家组织出现以前的时期，个别企业家的抵抗力量，按企业的规模而有所不同。同样，企业家组织的抵抗力量，也按它们的构成而有所不同。大产业的联合会是最强的；这里，大卡特尔产业的地位又尤其强大。它们首先不必担心各成员的衰落或破产。它们尽可放心，没有任何竞争者能从它们的停产中捞到好处。最后，在垄断得到保证、外国竞争也由于保护关税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场合，他们能够重新补上罢工期间的损失。拖延的契约后来被履行，由于停产而引起的商品短缺，可以使价格提高，从而转嫁罢工的损失。
因此，这里的抵抗最激烈，最容易进行反对工会的斗争。这些产业在所有企业家组织的斗争中成为领导者，在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中，表现为企业家共同利益的维护者。小资本家越是被迫向工会让步，越是感到工人力量的威胁，同作为他们自己事业斗士的最大的产业资本家休戚相关的意识也就越强。
较弱的联合会，虽然比以前的个别企业家处境更有利，但另方面也不得不对工会让步，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对它们来说，联合会消除了最大的危险。联合会善于实行罢工条款以对企业有利，通过原料封锁的武器（它以此使原料供应者成为它斗争的援助者），阻止联合会之外的人叛离。最后，通过阻止个别雇主缔结特殊契约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竞争条件的平等。这最好还是通过工资率协定和企业家组织之间关于劳动契约的共同协议来进行。这种工资率协定也符合工会的利益，因为它使所达到的成果立即在整个行业中一般化。不利之处是，它事先便确定了新协议的时间，从而夺去了工会的斗争时间选择的自由。但是，由于企业家联合会本身的存在，时间的选择已不再仅仅听任工会确定，因此上述情况便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两个组织。然而，工资率协定把偶然的因素带进未来的斗争之中。因此，在工资率协定的期限选择上，一个强大的工会努力避免使利用繁荣时期成为不可能的那种情况。
对企业家来说，自己组织的存在还有一个好处：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把生产成本的提高转嫁到别人身上。我们知道，对相关产业部门来说，罢工的结果直接意味着利润率降低到平均水平以下。由必然发生的价格提高而造成的平均化，通过雇主联合会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容易促成的，甚至在非卡特尔化产业中也能够实行的共同行动，变得比较容易和加快了，因为价格提高和成本价格的变化是相应的。因此，正是小资本家的非卡特尔化的成品产业，倾向于缔结工资率协定。[9]
这里，缔结产业同盟的趋势也加强了。由于自己的技术所决定的分散化还不具有卡特尔化能力的产业，力图通过对外来者关闭劳动市场以保证自己的垄断。对外来者关闭劳动市场应由工会为他们来做。现在，联合起来的企业家有一个由工会保护其免受外来者竞争的卡特尔。这个卡特尔的超额利润在企业家和工人之间分配，工人对卡特尔的存在有着利害关系。
卡特尔化产业的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利润率已经是在现有生产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价格等于或大致等于世界市场价格加保护关税加运输费用。这里，工资的提高不可能被转嫁，因而对它的抵抗特别强大。此外，高额卡特尔利润已经在股票价格中被确定下来。利润的减少意味着股票市价的下降，从而引起股东对领导层的一切让步的抵抗。在这一点上，股东们受到银行利益的支持，因为对银行来说，较小的利润意味着发行股票时发行利润的减小。另一方面，由于心理上的原因，股份公司的那些仅仅被委托的管理者的抵抗也增强了。他们已经失去同工人的任何联系，成为同工人相对立的他人利益的代表。代表自己事业的企业家偶尔作出的让步，在他们看来是不遵守义务的。工人和资本家关系中人情的最后痕迹消失殆尽，劳动契约的内容成为完全脱离任何情感考虑的力量问题。[10]
对企业家来说，工资率协定的有价值的特性，即保证费用相等，在卡特尔那里是通过企业家的共同行动达到的；生产的和平时期，是通过排除多次重复的大规模的斗争达到的。剩下的不利之处是，使企业家在下一次斗争时间的选择上受到约束，对工会起到宣传的作用。因此，工资率协定在这里遭到拒绝。同时，在没有工会帮助下实行卡特尔化的可能性，使带有自己的卡特尔超额利润分配的产业同盟成为完全多余的。[11]主要从事出口的产业，与卡特尔化产业的地位相类似，因为它们的价格由世界市场决定，因而很难进行转嫁。
企业家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发展，赋予工资斗争以越来越大的一般社会和政治意义。工会反对个别企业家的游击战，让位于影响整个产业部门的群众斗争；如果工会掌握了由于分工而互相依赖的生产的要害部分，它们便使整个社会生产面临停止的威胁。这样，工会斗争便超越了它自己的范围，由直接有关的企业家和工人的事情变成为社会的一般事情，即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同时，仅仅依靠工会的手段来结束斗争，变得越来越困难。企业家组织和工会越是强大，斗争持续的时间也就越久。提高工资和降低利润，成为一个力量问题。企业家坚信，任何让步都将削弱他们未来的地位，而工会的道德力量和实际力量则会增强，工会今天的胜利意味着未来的胜利。企业家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种战斗，为了达到长期征服的目的而不惜支付战争费用。他们的资本力量雄厚，可以坚持下来，而且比工会坚持得要久，因为补助金的支出越来越迅速地耗尽工会的资金。但是，斗争不总是限于这个部门，而且也波及其他向这个部门提供原料或辅助材料的部门。这里，企业也不得不停产，工人不得不被游离。这种情况在工人中间，以及在靠工人阶级养活的零售商业部门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苦难，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冲突。非直接参加者要求结束最初的工资斗争的欲望加强了。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实现这一要求办法，所以便要求国家干预。因此，结束罢工的问题便从一个工会问题变为一个政治权力的问题。力量的演变，由于企业家组织的产生，越是变得有利于企业家，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保证自己在政治代表机构中的尽可能大的影响，拥有一个独立而坚决地代表工人利益以反对企业家利益并帮助工人取得胜利的代表机构，就越重要。然而，这种胜利不仅仅归因于政治影响，相反地，只有在工会强大到足以以这样的强度和力量进行纯经济的斗争，以致使资产阶级国家在劳动条件不利于企业家时进行干预的抵抗发生了动摇，使政治代表的任务仅限于彻底破坏这个国家时，这种政治影响才能开始发挥作用并最后取得成功。这绝不是说，工会对工人阶级是多余的，可以用政治斗争取而代之；相反地，工会组织的日益强大是取得一切成就的条件。但是，不管工会多么强大，正是工会斗争的规模、强度和普及程度同时使这种斗争成为政治斗争，并提示在工会中组织起来的工人，以政治活动补充工会活动。因此，在一切工会发展的过程中，这一时刻必然到来：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形成，成为工会斗争本身的条件。但是，一旦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存在，它的政策就不可能长期限制在推动这个政党建立的因素上，而是成为这样一种政策，这种政策试图从整体上代表所有工人的阶级利益，从而超出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斗争的范围，成为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
但是，另一方面，企业家组织的加强，不仅没有使工会斗争成为多余的，而且也没有使工会斗争成为毫无希望的。有人得出结论说，因为企业家组织有力量，可以安心等待，直到工人筋疲力尽，他们的工会财力枯竭以及希望就业的人逐渐占优势，所以工会斗争必定总是以失败告终，同盟歇业必定总是胜利。这种结论是片面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力量的问题，而是对利润率影响的计算问题。在高涨时期，同盟歇业或罢工，无论如何都意味着巨大的损失，以致向提高工资的要求让步，以避免斗争，对企业家可能更为有利。[12]甚至以前由于同盟歇业而被削弱的工会，也能付出足够的力量，迫使企业家在高涨时期作出让步。只是在这里，同工会还未遇到任何企业家组织的时候相比，这些让步将被限制在更有限的范围内，因为工会也必然对斗争的困难感到担心。
[1] 这里不是更详细考察移民问题的地方；鉴于前面已经谈到的《新时代》杂志上的详细论述，这里也没有详细考察的必要。
[2] 因此，在工会发展较晚并且从一开始就面对高度发展的大产业的国家里，大产业部门里的工会组织通常比像英国这样的国家要弱；在英国，它们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保持同步。
[3] 参见格哈德·克斯勒：《德国雇主联合会》，载《社会政治著作集》第124卷，1907年莱比锡版，第40页。
[4] 同上书，第37页。
[5] 同上书，第20页。“只要一个企业的工人还是无组织的群众，个别雇主也就对他们完全占上风。他不需要雇主联合会……因此，只要德国的工会运动还在艰难地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一般到19世纪80年代末），在德国也就没有成立雇主联合会的必要。但是，自80年代来以来，特别是自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来，工会运动蓬勃发展，工资运动和罢工的浪潮接连不断，这时企业家阶级开始结成特殊的雇主联合会——一种对工会活动的自然反动。工会到处都是第一位的现象，雇主联合会是第二位的现象。按其性质来说，工会是进攻性的，雇主联合会是防御性的（这种关系偶然被颠倒过来，但并不改变这一事实的普遍正确性）。工会在其青年期主要是一个罢工团体，雇主联合会则是一个反罢工团体。在一个产业部门中，强有力的工会出现得越早，坚强的雇主联合会建立得也就越早。因此，雇主协会是产业企业家阶级为调节他们与有组织的工人的关系而建立的组织。”
[6] 参见下面关于美国状况的评论：“在美国，雇主组织或许比在其他国家更巩固和更富于战斗性。几乎每个行业都有它的全国的、州的和地方的联合会，更不用说这些联合会的联盟。两个最重要的联合会是‘全国制造业者联合会’和‘美国市民产业联合会’。前者几乎全部由制造商组成，成立于1895年，主要为美国产品扩充国外市场。在最近的五年里，它积极参加了反对工人组织的斗争，力图为企业家阶级的利益影响舆论和联邦立法。1905年，它又阻止根据工人联合会的要求向国会提出的两个重要法案的通过。一个法案旨在对所有由联邦政府或为联邦政府而进行的劳动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另一个法案旨在限制劳动争议中‘法庭禁令’的权限。
‘市民产业联合会’同上述协会不同地方在于，它是美国所有地方的、州的和全国的雇主联合会和市民联合会的联盟。它根据‘全国制造业者联合会’的倡议，于1903年建立。它的目的是：把所有个人和团体联合成为一个战斗组织，抵制工会的要求，特别是抵制实行‘封闭工厂’制度（‘closed shop’）即抵制在企业中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制度。它迅速发展起来，在自己全国的、地区的和地方的联合会中，拥有总共数十万会员。它同所有对产业事务的干预作斗争，不管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工会。1905年11月在圣路易斯召开的它的第三次年会上，通过了建立产业学校和劳动介绍所的决议，后者在自己联合会的监督之下，为企业家提供工人，而不考虑他们是否属于某工会。
除了‘全国制造业者联合会’以外，与这个‘市民产业联合会’有联系的两个最重要的联合会是，机器制造者的‘全国金属业联合会’和在冶铁厂之外的铸造业者的‘全国铸造业者联合会’。当五年前它们开始组织起来的时候，便首先与机械和铸造工人工会缔结了协议。但是，从那时起，这些协议又被取消了。1905年，‘铸造业者联合会’开始和强有力的铸造工人工会展开了斗争，尔后这种斗争蔓延到美国的所有工厂。”（哈勒：《世界经济》第3卷第62页）
[7] 在企业家组织及其策略的发展暂时还处于初期阶段、这种推移时间的作用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不会改变。像克斯勒（“德国雇主联合会”，载《社会政治著作集》第124卷第259页）提供的统计资料表明的：（1）同盟歇业的数字迅速增加；（2）它们的数字在高涨时期比萧条时期要大。这直接由下述事实得到证明：作为反对罢工对策的同盟歇业，在罢工最频繁的高涨时期，自然急剧地增加起来。但是，由此还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随着企业家组织的发展，对同盟歇业的攻击越来越发展，斗争由于企业家的意愿也就越来越经常地推延到萧条时期。克斯勒在上引书的第243页上谈到这一点：“除了对同盟歇业的同情以外，有计划的同盟歇业经常发生，特别是在最近时期。笔者所说的有计划的同盟歇业，是指事先没有罢工发生而解雇所有工人，以便把由雇主阶级提出的带有一定工资率、一定工作时间、不平等的劳动介绍制度或某些其他一般的和特殊的劳动条件的计划纲领强加于工人阶级。……在最近的将来，有计划的间盟歇业的意义可能还会增加，因为工资率更新的谈判失败以后，雇主联合会常常比工会更关心尽可能快地强制缔结新的工资率协议，哪怕是通过斗争强制缔结也好。有计划的同盟歇业有时可以同工会的攻击性罢工相比拟，有时可以同工会的防御性的罢工相比拟，但按雇主联合会的性质来说，在大多数场合与后者相当。雇主联合会试图通过同盟歇业直接使劳动条件恶化的情况是很少的，以后也大概是很少的。更经常发生的是，为在若干年中不加改善地重新鉴定工资率协定以及预防可能发生的工资提高等等而实行同盟歇业。”
在对这些统计资料进行估价以后，克斯勒得出这样的结论：“几乎所有较大规模的同盟歇业行动，都以雇主阶级的胜利（有时是完全的，有时是部分的）而告终……同盟歇业是工人阶级通常无法抗拒的一种武器。这就是工人领导人尽可能抑制它的队伍的罢工热情，并把轻率的罢工制止于萌芽状态的充足理由。它也是雇主阶级对工会的发展并非不无道理地感到惊恐的原因。此外，同每次同盟歇业联系在一起的胜利的雇主阶级的巨大代价和损失，必将阻止经常地和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下使用这种尖锐的武器。双方都不会想入非非，超越各自的限界。”（第263页）
[8] “如果说雇用作为雇佣兵骨干的职业工贼以便随时根据需要有偿地提供给某个企业家支配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部门，那么，在我们的大企业里则是通过福利机构供养一批工贼的常备军。因此，这些福利机构不是表现为促进社会和平的手段，而是引起社会斗争并加强两派中的一派的优势的斗争手段。”（卢约·布伦塔诺，载：《社会政治协会的讨论》，1905年版第115卷第142页）
[9] 另一方面，工资率协定的缔结，加强了工会的力量，使大量以前远离工会的工人涌向工会。这种情况使企业家的抵抗增加了。例如最强大的德国制造商组织，即德国实业家中央联合会于1905年5月通过了下面的决议：“德国实业家中央联合会认为，在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缔结工资率协定，对德国产业及其卓有成效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工资率协定既剥夺了单个雇主为企业的正常经营而决定使用自己工人的自由，又使单个工人不可避免地置于工人组织的统治之下。本中央联合会确信，工资率协定是德国产业技术和组织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一点也已经由英国和美国的经验完全证实。”（引自阿道夫·布劳恩：《工资率协定和德国工会》，1908年斯图加特版，第47—48页。）
[10] 参见《社会政治协会的讨论》（1905年）所载政府委员莱蒂希的演说（第156页），以及大学讲师啥姆斯博士的演说（第201页）。
[11] 关于产业同盟也遭到工人阶级的一般观点的指责，阿道夫·布劳恩作了如下论述：“应该指出的是，企业家开始把下述深远的意图同工资率协定联系起来：消除所有不利的竞争，保证较高价格以及剥削消费者公众。企业家们不久以前，部分地直到今天，还在对罢工、阻止移民以及工会对劳动市场的影响大发雷霆，而他们现在却在考虑能否在缔结工资率协定时，要求工会组织提供对严守所制造的商品的一定最低价格的保证。因此，除了制约向劳动力支付的工资率外，还应该有一个部分，这个部分规定消费者必须支付的价格比例。于是，受这种工资率约束的工会组织，在某企业家按比一般价格规定中由企业家组织决定的更为便宜的价格销售自己的商品时，应该举行普遍地罢工，或停止劳动介绍。这样，工会组织不仅能被迫大大促进和明确地参与决定使一切必需品变贵的趋势，而且它们由此也变成企业家利益的自觉代表，被舆论指责应对生活费用上涨负责。当然，也可以考虑这些例外情况：工会的目标不能通过任何其他手段达到，有关的妥协不影响群众的消费，因此这种妥协看来是可以解释的。但是，把这种妥协作为规则，作为缔结工资率协定的条件和前提，看来是同工人运动的原则和工会的目的不相容的。”（阿道夫·布劳恩《工资率协定和德国工会》第5页以下。）
[12] 因此，当瑙曼（《社会政治协会的讨论》，1905年版第187页）作如下论述时，是把孩子连脏水一块儿泼掉：“罢工能够达到这种正常结束（即工资率协定）的领域，其上限是中等企业。虽然缔结工资率协定的个别尝试超出了这个界限，但这却是另一个领域，在那里，人们可以以古老的方式，按自由主义的药方向工人推荐罢工，以便能够由此达到工资率协定。超过这一范围，便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在那里，工资率协定不能仅仅通过罢工而达成。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两者当中谁坚持得最久？’这个原始性的问题，对每一个进行思考的人来说，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如果我们曾经经历过矿工的罢工……那么，不论是参加者或是未参加者，从一开始就都知道，工人不可能赢得昔日和平谈判意义上的胜利，这种罢工本来就属于一种新的示威罢工。因为即使我们假定，某一次这样的罢工一度赢得胜利（一个完全的假定），那么，建立武装抵制这种事件再发生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联合起来的大产业手上。不久以前，一个年轻的银行家当面向我作了简要的计算：‘如果我们保持一个经常的储备达某某个月，它在这一时期绝对保护我们免遭任何罢工（指原先意义上的罢工）斗争中的失败，这算什么利息损失。’由此可以作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如果工人想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状况，他只能从向其他人民呼吁的观点来理解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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