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二十三章 金融资本和各阶级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垄断的结成如何唤起资本对强化国家权力的关心。同时，资本直接通过它自身的经济力量，间接通过使其他阶级的利益服从于它自身的利益，来获得支配国家政权的力量。
金融资本的发展，根本地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的从而政治的结构。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个别资本家，彼此在竞争中相敌对。像在其他领域一样，这种对立也妨碍他们在政治领域中采取共同行动。此外，阶级需要还没有要求采取这种共同行动。因为对国家政权的消极态度，使产业资本不是作为资本主义利益的代表出现，而是使个别资本家作为国家公民出现。使资产阶级焦虑不安的大问题，实质上是宪法问题，是现代立宪国家建立的问题，从而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所有公民并使他们在反对反动和反对封建的专制官僚统治方式的残余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的问题。
但是，一旦资本主义的胜利使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对立摆脱羁绊时，情况就不同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首先起来反抗产业资本的统治。这两个阶级在经济领域进行干预，经营自由似乎受到要求行会式约束的小资产阶级以及要求对劳动契约进行法律调节的工人阶级的威胁。现在所涉及的不再是公民，而是工厂主和工人，工厂主和行会师傅。现在，政党公开地根据经济利益确定自己的方针，而这些利益以前是隐藏在反动政治、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口号之后的，在这些口号下，又隐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三个阶级：地租获得者及其在宫廷、官僚和军队中的仆从，资产阶级以及联合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在争取产业制度的斗争中，产生了三个经济集团：产业资本家联合会、合作团体和工人组织，前两者受到国家政权的多方面的支持，国家政权按照一定的职能把它们改造成为合法团体。但是，合作团体和工会很快统一了目标，而资本家联合会却由于商业政策的冲突依然四分五裂。此外，产业资本在政治上与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陷于对立的状态。
商业资本比产业资本更倾向于增强国家的权力，因为批发贸易，特别是作为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力求得到国家的保护，此外也容易趋向托庇于特权。早期资本主义的借贷资本支持国家政权，它借助国家政权解决自己的最重要的交易即国债，完全脱离开激励产业资本的对和平和宁静的渴求。国家财政的需要越大，借贷资本的影响就越大，国家借债和金融交易也就越频繁。但是，这些不仅仅是当时直接利润的基础，而且也是交易所交易的支柱以及银行获得国家特权的重要手段。例如，英格兰银行的发券特权，在历史上就是同国家对银行的债务关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卡特尔化把经济力量联合起来，从而直接增强它的政治影响。但是同时，它也与资本的政治利益相一致，使整个经济力量影响国家政权。它把所有资本的利益联合起来，从而以比自由竞争时代分散的产业资本更团结一致地同国家政权相对立。但是同时，资本也在其他居民阶级中找到了更大得多的支持。
乍一看来，这一定使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金融资本看来首先是与所有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的确，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垄断利润是所有其他阶级收入的一种扣除。工业品的卡特尔利润，使农业生产资料昂贵，削弱了农业收入的消费力量。工业的迅速发展夺走了农业的劳动力，由于农业生产中的科技革命，造成农村慢性的人力短缺。只要金融资本提高工业产品价格的趋势与农产品的同样趋势不相适应，这种对立必然更加尖锐。
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在农业人口中遇到相反的利益。工业摧毁了农民的家庭劳动，把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变成为依赖市场销售的纯粹的农业企业。这种转变是以农民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因此，农民敌视工业的发展。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农民仅仅是一个没有活动能力的阶级。没有地区之间的联系，与城市文化隔绝，视野局限于最狭隘的地方利益上，使农民所能进行的政治活动大都仅仅是追随其他的阶级。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农民恰恰同农村中具有最强的活动能力的阶级即大土地所有者相对立。大土地所有者能从工业发展中获得直接的利益。他们的生存取决于自己产品的销售。资本主义为他们创造了广阔的国内市场，提供了发展农村工业的可能性，比如制造烧酒、啤酒、淀粉和糖等等。大土地所有者的这种利益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保证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得到大土地所有者的支持，从而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重商主义的政策也始终是由大地产即对领主制度的资本主义改造的产物所担载的。
由于反对重商主义及其执行机构即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斗争，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很快摧毁了这种利益共同体。这场斗争直接针对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国家权力，在军队、官僚和宫廷中占据领导地位，通过对国家权力的经济上的利用，增加他们的收入，以及最后在领地范围内成为国家权力的直接承担者。在对专制主义取得胜利和现代国家创立以后，这种对立激化。工业的发展增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使土地所有者面临完全被剥夺统治权力的威胁。除了政治的对立之外，经济上的对立也加剧了。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人口减少，造成人力不足，最后把出口利益转变为进口利益。于是，产生了商业政策的对立。这种对立在英国是以土地所有者的失败而告终的。然而，在大陆，保护关税的共同利益，阻止了这种对立向完全激化的程度发展。在大陆，只要落后的工业的发展还不得不使大农业出口自己的产品，大土地所有者也就在一定限度内对工业，特别是对贸易持友好态度。他们成为自由贸易论者；只是进口利益的出现，才使他们改宗信仰保护关税，使他们在经济政策上更倾向于重工业。但是，同样的工业发展却使大土地所有者在德国强大起来，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和增加了地租，但是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对立的萌芽。在卡特尔化时期以前，工业的增长加强了工业欢迎自由贸易论和贸易协定的倾向。它的力量足以造成以低廉的谷物价格来实现工业利益的威胁。因此，对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来说，工业的发展成为一种危险。这种危险由于下述情况而变得更加严重：在欧洲把大陆变成一个工业国的努力，唤起美国农业的竞争，这种竞争以谷物价格、地租和地价的急剧下跌威胁着欧洲农业。金融资本的发展通过改变保护关税的职能来调解这种对立，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卡特尔化的重工业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现在，农业的价格水平得到保证，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提高这一价格水平。土地所有者的主要忧虑，现在不再是同工业的对立，而是工人问题。现在，遏止工人的要求成为他们最紧迫的政治问题，因此，他们同时也强烈反对产业工人改善自己状况的努力，因为每一次这样的改善都为保持农业劳动力造成困难。因此，对工人运动的共同的敌视，促使这两个最强大的阶级联合起来。
同时，由于与小土地所有者的对立的消除，或者至少是极大的减弱，大土地所有者的势力在增强。他们之间过去的历史的对立，由于封建土地贡赋的废除早已被解决。谷物价格下降时期和工人问题的困难，使大土地所有者靠牺牲小土地所有者进行扩张的情况，现在差不多完全停止了。另一方面，为农业关税的共同斗争使大小土地所有者联合起来了。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关心对家畜和肉类进口的保护，自然绝不会阻碍联合，因为关税只有通过共同的斗争才能达到。此外，农业关税对土地价格有特殊的影响。虽然土地价格的上涨对农业本身有害，但对每一个农业土地的所有者却非常有利。因此，商业政策的共同斗争，团结了需要进口农产品的国家中的农业土地所有者的所有阶层，从而为金融资本提供了农村的支持。当合作制度的迅速发展扩大了所有农民经济的市场销路和减少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时，中小土地所有者更是积极地参加这些斗争。同时，在这些合作组织中，大所有者很容易取得领导地位，因为一方面不存在强烈的利益对立，另一方面正是他们掌握必需的经验、知识和权威。这就又加强了大土地所有者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导致农村政治日益转移到大土地所有者手中。
同时，发展的趋势是，所有者的利益越来越统一化，因为收入来源变得更多样化了。关税政策迅速地增加了地租收入，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间，海外农业竞争的激烈程度减弱，部分是因为美国的工业发展迅速[1]，部分是因为中南美国家的农业生产虽然发展迅速，但却不能与需求的增加保持同步。但是，地租的增加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握有剩余收入。不过，把这些收入用于扩大农业生产却遇到困难，因为正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在土地所有的分配中遇到严重障碍。如果谷物价格提高的趋势强烈而持久，从而使土地价格提高到适当水平以上；或者如果（这是第二个重要因素）大土地所有者遇到的是陷于贫困的和无法抗拒而不得不抛售土地的农民，那么，这些障碍就会被克服。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中到20世纪头10年，对农民曾是有利的。被外国竞争全力打击的和受劳力不足损害最大的，正是大规模耕种谷物和广泛饲养牲畜的大土地所有者；而城市对小农业的主要产品——牛奶、肉、蔬菜、水果等等需求的巨大增加和劳动力问题意义的减小，对中小所有者有利。只有当谷物价格下降的趋势让位于相反趋势的时候，大企业才能十分有力地贯彻扩大土地占有的意向。而这种意向遇到强大的中小所有者的抵抗，它们的主要产品同样有价格上涨的趋向。因此，这些剩余收入不得不主要在对工业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中寻求自己的用场。这也受下述情况的推动：自1895年以来的狂热的高涨时期提高了工业的利润率，这种利润率不管怎样都远远高于农业利润率。这样使用的可能性也更容易达到了，因为股份制度的发展为来自其他领域的这种投资创造了适当的形式，大工业的集中和联合也使那些门外汉大大减轻了风险负担。此外，真正的农村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它们由于国家政权（赋税法）的鼓励而发展为垄断；在农村有自己的所在地的工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最后，对大土地所有者重要的是，由古老时期产生的农地所有和矿山所有的结合。所有这一切，把大土地所有者阶级从一个由地租获取收入的阶级变成为一个除了地租之外还越来越从产业利润中或从“可动的资本”的利润分成中获取收入的阶级。[2]
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对抵押业务的兴趣越来越浓。但是，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土地价格的水平对这种业务的扩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土地价格越高，抵押债务就越大。因此，农业关税的提高，使银行业务的并非不重要的一部分，成为重要的利益。同时，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收入的提高，对农业中新投资的增加和集约化经营程度的提高，从而对借入生产资金的增加以及银行资本投资领域的扩大，提供了刺激。
另一方面，城市资本家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欲望，促使他们谋取地产，或者（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个人联合的原则）通过联姻（这是进行社会渗透和防止财产分割的常用的形式）谋求与大地产的结合。
因此，通过由股份制度产生的所有权与生产管理权的职能的分离，便产生了利益一致化的可能性；而随着一方面地租的增加和另一方面产业超额利润的增加，产生了这种一致化的现实性。“财富”不再按收入来源，从而不再按来自利润或地租来区分，而是来自对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所分割的各个部分的分成。
但是，与大土地所有者的结合，极大地增强了金融资本支配国家政权的力量。它与大土地所有者一起赢得了领导阶层的地位，从而在大多数问题上赢得了一般农村。当然，这种支持不是无条件的，而肯定是代价很高的。但是，必须以农产品价格提高的形式支付的费用，很容易通过超额利润来补偿，这种超额利润是支配国家政权从而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金融资本提供的。对金融资本来说，支配国家政权是不可或缺的条件（contitio sine qua non）。由于大土地所有者的支持，金融资本同时也就为自己保证了占据大部分最高的和最有权势的官职、支配官僚和军队的阶级的支持。同时，帝国主义意味着国家政权的加强以及陆海军和官僚的增加，从而也增强了金融资本和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利益一致性。
因此，如果说金融资本支配国家政权的努力得到农村有决定性影响的阶层的支持，那么，工业生产者内部阶级对立的发展最初就促进了这种努力。
从一开始，金融资本就同中小资本陷入对立状态。我们看到，卡特尔利润是非卡特尔化产业利润的扣除。因此，非卡特尔化产业具有反对卡特尔化的利益。但这种利益被其他利益所阻挠。就那些没有或现在还没有出口能力的产业来说，它们由于共同的行动并且只有通过共同的行动才能实现的保护关税的利益，同作为保护关税的最强大的先锋的卡特尔化产业结合起来。但是，一个产业中卡特尔的形成，实际意味着其他产业中垄断化趋势的加速发展。恰恰是还没有卡特尔化的产业中的最强大和最有竞争能力的资本家，欢迎这种卡特尔的形成，因为它必然促进他们自己产业中的积聚，从而必然使自己的卡特尔化能力迅速发展。这种产业力图通过创建自己的卡特尔来抵御其他产业的卡特尔，绝不是为了自由贸易而斗争，因为它努力追求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通过自己的卡特尔谋求利用保护关税的可能性。此外，在中小资本家中间，对资本间接隶属的情况增加了。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商业中，这种情况达到最大规模。而且，只要这一过程还在生成中，就会带来对立。但是，这一过程一经完成，这些阶层的利益便同卡特尔一致起来。现在作为煤炭辛迪加或酒精贩卖中心代理人的商人，只对使他们摆脱外来者竞争的辛迪加的加强和扩大他们交易的辛迪加的扩张感兴趣。一般卡特尔的扩大，意味着一切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一致。为一个百货商店，一个大的工业康采恩等等工作的产业资本家的间接隶属的大量的和越来越多的情况，其结果也是一样。中小资本家对大产业的参与，沿着同样的方向发生作用。股份制度也使其他产业部门积累的利润有可能部分地投于重工业，因为这里要求生产资料的生产相对迅速扩大的那种发展进展最快，卡特尔最发达，从而利润率也最高。
最后，金融资本的政策意味着最大限度的扩张，以及对新的投资领域和销售市场不断的追逐。但是，资本主义越是迅速扩张，繁荣时期就越长，危机就越短。扩张是所有资本的共同利益。在保护关税时代，它只有作为帝国主义扩张才是可能的。此外，繁荣期越长，国内资本的竞争越不明显，对那些屈服于大资本家竞争的小资本家的危险也就越小。这适用于所有产业（也包括卡特尔化产业）的小资本家。如果说萧条时期恰恰是对卡特尔的生存构成最大危险的时期，那么，相反地带有国内激烈竞争和大量闲置资本的萧条时期，则是开拓新市场的冲动最强烈的时期。
马克思的集中理论在受过数十年的批驳之后，现在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产业中间等级的衰落被当作是不可遏止的。但是，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由小企业的毁灭引起的它们数量的下降，不如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工商业的小企业中造成的结构变化。一大部分小企业成为大企业的附属企业，因此对大企业的扩张有利益关系。城市里的修理业、设备安装业等等，受尚未占领修补工作的大工厂生产的制约。各种修理业的敌人不是工厂，而是全都从事这种工作的手工业。因此，这些阶层与工人阶级相对立，而不是与大产业相对立。但是，还有更大部分的小企业，一般仅仅是有表面上的独立地位；实际上，它们已陷入“对资本的间接隶属”（桑巴特），从而成为“从属于资本的”（奥托·鲍威尔）。它们是一个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缺乏组织能力、完全依附资本主义大企业（它们是这些大企业的代理者）的没落阶层。例如，只不过是酿酒厂代销店的小客栈老板，由鞋厂设立的鞋店店主等等，就属于这一类。其中也同样包括大量表面独立的为家具店工作的木工师傅和为服装厂工作的裁缝师傅等等。没有必要对这方面作更详细的研究了，因为这已经由桑巴特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和确切的描述。
然而，重要的是，随着这种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这些阶层的不同的政治态度。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表现为手工业反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斗争，以及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利益斗争，已经基本解决了。这种斗争迫使老的中间等级采取反资本主义的态度。中间等级试图通过反对营业自由和限制资本主义大企业，来延缓它们的失败。为了通过保护手工业、恢复行会、确定学徒期以及区分不同的赋税立法等等来延长中间等级的寿命，便对立法进行呼吁。在这种反对大资本的斗争中，中间等级得到当时同样有反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村阶级的支持。但是，它遭到工人阶级的敌视。工人阶级必然会看到，生产力的限制是对他们切身利益的一个威胁。
现存小企业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就资本和手工业之间的竞争而言，竞争在这里已基本解决。围绕积聚的斗争，毋宁说是在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作为中小企业反对大企业的斗争而进行的。小企业现在基本上仅仅是大企业的附庸；即使在它们的独立性不仅仅是虚构的场合，它们也不过是大企业的附属企业罢了。例如，安装照明设备的企业，销售工厂产品的现代大城市的商店等等，它们全都没有同大产业进行竞争，而相反地对大产业的尽可能大的扩张有利益关系，因为它们作为修理业或附属企业以及作为商人或代理人经营大产业的业务。这既不排斥它们相互的竞争，也不排斥积聚运动在它们中间的作用，但是，这种斗争不再引起一般的反资本主义的态度，相反地，它们在资本主义更迅速的发展中看到自己的幸福。它们自身就是这种发展的产物，这种发展扩大了它们的就业场所。但同时，它们却陷入与工人阶级日益尖锐的对立之中，因为工人组织的力量恰恰在小企业中最强。
然而，即使在小企业还占优势的地方，例如在建筑业中，那些占有小企业的阶层同大资本的对立也失去了尖锐性。不仅仅因为这些依赖银行信用的企业家完全充满资本主义的精神，也不仅仅因为他们同工人的对立越来越强烈，而且还因为他们提出特殊要求时，恰恰在最大的资本那里遇到越来越少的阻力，甚至还常常得到支持。赞成还是反对营业自由的斗争，是一场在生产消费资料部门里手工业师傅同中小工厂主之间异常激烈地进行的斗争。一方以裁缝、鞋匠、修车匠和泥瓦匠为先锋，另一方则是纺织厂主和服装厂主等等。相反地，今天当这种斗争已经在一切基本方面获得解决时，保护手工业对资本主义最先进部门的切身利益没有任何影响。煤炭辛迪加，钢铁联合企业，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对中间等级现在提出的要求完全无所谓。由此而遭到损害的中小资本家的利益，不是或至少不直接是他们的利益。相反地，这些要求的代表恰恰是工人要求的最激烈和最残酷无情的反对者。在这些小生产范围里，竞争最激烈，利润率最低。每一项新的社会改革，每一次工会所取得的成就，都使一批这样的人陷于绝境。这里，工人发现了他们最凶恶的对手，而大资本和大土地所有者也在这里发现了自己最好的守备军。[3]
但是，同样的利益也为中间等级保证了农村阶级的支持。因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原有的利益对立消失了，后者变成为大资本的一支政治守备军。即使中间等级要求的满足没有改善中间等级的状况，也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国家强制建立小企业组织的活动，到处都遭到失败。在小企业还有生存能力的地方，合作社和行会，也像在大城市的生活资料产业中那样，已经成为一种试图共同掠夺消费者的卡特尔，例如肉类加工厂和面包房中的情形就是如此。它们也许成为雇主协会，不管是直接参加或通过行会会员集体参加一个独立的但内部却依赖行会的雇主联合会。[4]
但是，中间等级已不能提出与老手工业对立的重要的经济要求。正是这一点使它没有能力推行独立的政策，使这种尾随政策成为必然性。由于不能推行自己的阶级政策，它便成为一心打算利用它对工人阶级的敌视的所有煽动的俘虏。它从工人的经济对手变成为工人的政治对手，把自己不再能够利用的政治自由看作是促进工人阶级政治力量从而经济力量加强的手段。它成为政治上的反动派，它的家庭越小，它赋予保持家长地位的价值也就越大。它吁请政府的强有力的帮助，准备支持任何旨在反对工人的暴力政策。因此，它成为加强政府权力的热情的促进者，醉心于军国主义、海上霸权主义和权威的官僚政策；于是，它为帝国主义阶级的事业服务，并在这方面成为它们的最有价值的盟友。帝国主义本身向它提供新的意识形态；它也从资本的迅速扩张中，期望自己事业的畅顺，自己营业机会的增加，自己顾客购买力的增强。它成为帝国主义政党的热情追随者。同时，它也最容易接受影响选举的手段，特别是营业抵制；它的弱点也使它成为政治上合适的盘剥对象。
当然，当费用账单交到中间等级的面前时，它感到疑虑了。它和大资本之间的和谐在一段时间内被破坏。但是，赋税绝大部分由工人缴纳。如果说间接税对它的影响比对大资本要大，那么，它的抵抗力量是太小了，以致不能解除同大资本的联盟；仅仅其中的一小部分摆脱了对资产阶级的随从，归附于无产阶级。除了表面上独立的而实际上是家庭工业者的单独经营者外，大多数城市小商人阶层就属于这一部分人。他们依赖于工人顾客，出于营业考虑或通过同工人的经常交往，开始赞同工人的观点，参加工人政党。
最近被按照坏习惯称作“新中间等级”的那些阶层，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这里指的是工商业中的雇员，他们由于大型企业的发展和企业的公司形式而大大增加，并在各个级别上成为生产的真正管理者。这个阶层的增长甚至超过无产者阶层。向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发展，意味着工人的相对减少；在一些情况下和一些产业部门，甚至意味着工人的绝对减少。技术人员的情况绝不是必然如此，他们毋宁说是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即使不是按同样的比例增加。因为资本有机构成的发展意味着企业自动化的发展，意味着机器体系的变革和复杂化。新机器的采用使人的劳动力成为多余的，但绝没有使技术人员的监管成为多余的。因此，机械化的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符合各类技术雇员的切身利益，并使产业中的雇员成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热情的拥护者。
股份制度的发展，最初也以类似的方式发生作用。它使管理权同所有权相分离，使管理成为具有较高报酬的雇佣劳动者和雇员的特殊职能。同时，较高的职位变成势力强大和报酬优厚的职位，谋取这种职位的可能性似乎对所有雇员都是敞开的。对发迹的关心，对晋升的渴望（这种渴望在任何等级制度中都会产生），在每个雇员身上苏醒过来，战胜了他们的休戚与共的感情。每个人都希望提升得比别人快，由半无产者的境遇提高到资本家收入的高度。股份公司发展越快，它们的规模越大，职位的数目，首先是势力强大和报酬优厚的职位的数目，也就越多。雇员最初仅仅看到这种利益的和谐一致。因为每个职位在他们看来都只不过是向更高职位的过渡，所以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为自身劳动契约而斗争，不如说是资本为扩大自己势力范围而斗争。
这是一个阶层，按它的思想意识和出身都属于资产阶级，它的最有能力的或者最无顾忌的代表还上升到资本家阶层；它由于自己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无产阶级之上。这个阶层的成员同处于领导地位的资本家接触最多，受后者最严密的监视和最精心的选择，反对雇员组织的斗争最激烈和最无情。如果说发展最终恰恰把这些对生产不可缺少的阶层推到无产阶级一边，特别是在权力关系已经发生动摇、资本主义权力虽然还没有被打碎但却不再显得是不可克服的时候，那么，这些阶层现在也还不是独立斗争中的特别积极的部队。
当然，进一步的发展，必然逐渐改变这种消极的态度。取得独立地位的可能性的减少，是积聚发展的结果。它日益迫使小企业主和小资本家让自己的后代进入雇员生涯。同时，随着雇员人数的增加，由他们的工资形成的支出项的分量加大了，引起压低工资水平的倾向。这类劳动力的供给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在大企业里，形成越来越细的分工和专业化，甚至对这种熟练程度最高的劳动力也是如此。具有自动性质的一部分劳动，由熟练程度较低的工人担任。现代的大银行、现代的电力公司和百货商店，雇用了大量雇员，他们同经过培训的局部工人没有多大差别。即使他们有较高的教养，但对企业家来说，这多少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经常面临被没有经过培训的或只经过简单培训的工人所取代的危险，即使女工也对他们造成强有力的竞争。他们不得不在自己劳动力价格上把这种竞争进行到底，他们的生活水平被压低。当他们已经习惯于资产阶级的要求时，就更加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此外，随着大企业的扩张，仅仅是这些低收入职位的数量增加了，而较高职位的数量绝没有按同样的程度增加。如果说大企业及其现代形式的增加，迅速增加了对各种职员的需要，那么，现有企业的扩大绝没有引起这种要求按同样比例增加。此外，随着股份公司的合并，最优报酬的职位越来越被大资本家阶层垄断，职业升迁的前景微乎其微了。[5]
产业和银行结成大的垄断，使雇员处境进一步恶化。他们现在面对一个占压倒优势的资本家集团。他们的自由流动，从而他们利用企业家争取最好职员的竞争来改善自己地位的希望，即使对他们中间最有能力和天才的人来说，也越来越困难。由于联合，雇员的数目也可能绝对地减少。这首先影响最优报酬的职位数目，因为管理能够被简化。联合的形成，尤其是托拉斯，减少了最高技术职位的数目。流通代理人、推销员以及广告人员等等的数目被绝对减少了。[6]
但是，要使这些后果对该阶层的政治态度产生影响，需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由于他们从资产阶级圈子里产生和补充，所以他们最初完全在自己的旧的思想意识中生活。他们是这样一个阶层：由于对沦为无产阶级的恐惧，使他们保持仅仅不被当作无产者而做的不懈努力。他们同时也是这样一个阶层：对无产阶级的仇恨最强，对无产阶级斗争手段的嫌恶最深。商业职员如若被称为劳动者，便感到是一种侮辱；而枢密顾问，有时也包括卡特尔的经理，却热心地为自己索取这个称号。当然，在这里，一方是害怕社会地位低微，另一方则是重视对劳动的伦理评价。但是首先，这种思想意识毕竟使雇员对无产阶级的观点保持较远的距离。而另一方面，股份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发展，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大银行的急剧发展，通过资本输出手段造成的生产扩大，新市场的占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各种雇员日益开辟新的就业场所的手段。他们脱离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资本活动领域的扩张中，看到了自己的全部前景。他们比上述那种中间等级有更高的教养，所以更容易被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侵袭。他们同资本的扩张有利益关系，成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同他们还相距甚远，事实上也太危险。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出路，打开了晋升和提薪的迷人前景。这个雇员阶层虽然在社会上是微弱的，但由于它在小资本圈子内的联系以及在公共活动中的较大便利性，所以对舆论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是专门的帝国主义机关刊物的订阅者，种族主义理论的拥护者（这种理论在他们中间也常常成为竞争武器），战争小说的读者，殖民英雄的颂扬者、鼓动者以及金融资本的选民。
但是，这种态度不是固定不变的。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推广越是遇到延缓它的障碍，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越是达到完成从而压低雇员生活状况的趋势越是占上风，执掌最重要的生产管理职能以及最无用的职能的那些阶层同资本的对立也就越尖锐；构成雇员主要群众的、处于和始终处于依附地位的以及沦为报酬低和劳动时间长的工人地位的那部分雇员，也就越是被推到无产阶级一边，进行反对剥削的斗争。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越大，从而胜利的希望越大，这一时期到来的也就越早。
最后，抵制工人阶级前进运动的共同利益，越来越把一切资产阶级阶层联合起来。但是，在这种防御战中，大资本早已接管了领导权。
[1] 美国小麦出口，1901年为小麦总产量的33％，1902年为29％，1903年为19.5％，1904年为10.5％（J.M.鲁宾诺：《俄国的小麦贸易》，1908年华盛顿版）。
玛丽·施瓦布在《张伯伦的商业政策》一书第73页上引用华盛顿商业和劳工部的报告：”粮食、食品和棉花的出口量近年来下降了，特别是上年的1903—1904年年度。这既不能归于国内的歉收，也不能归于国外的价格低廉。去年的玉米、小麦和棉花的收获量不低于平均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非常高。农产品占出口总额的份额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显然是美国需求量的提高。为美国国内消费保留的小麦量，1880年以前从未达到27 500万蒲式耳。但是，在1883年，它突破了30 000万蒲式耳的大关，并随人口的增加而逐渐增长。在1889年，它超过40 000万蒲式耳；1902年，超过50 000万蒲式耳；在以1904年6月30日结束的会计年度中，它达到51 700万蒲式耳。这曾是到某年为止的总数最高的数字。”
“从1880年到1900年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人口从5 000万增加到7 600万，即是说增长了52％。而该国小麦种植面积仅仅从3 400万英亩增加到4 200万英亩，即是说增长了23.5％。各种谷物种植总面积，仅仅从13 600万英亩增加到15 800万亩，即是说增长了16.5％。”（同上书，第72页）
[2] 关于普鲁士，参见F.屈纳特教授《普鲁士独立农场主的资产》一文，载《普鲁士皇家统计署杂志》1908年第48年度。在这里作为基础的是，根据1902年征收所得税和附加税的材料计算的至少缴纳60马克土地税的土地所有者（即一般的独立农场主）的普鲁士统计材料。这里所说的”真正资产”不是指地产、农业和林业的经营资本，也不是指工业和矿山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是指各种资本要求权，例如股票、储蓄存款以及矿业股票等等。因此，它是指农业和工业中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外的资产。这里得出的结果是：至少缴纳60马克土地税的土地所有者总数为720 067，总共占有7 920 781 703马克的资产。其中3 997 549 251马克或50.5％属于628 876个以农业或林业为主要收入的所有者，即一般的以此为主要职业的独立的农场主，3 923 232 452马克或49.5％属于91 191个以农业和林业为辅助收入的所有者，基本上是以此为副业的独立的农场主。
720 067个独立的普鲁士农场主的总财产额为39 955 313 135马克，74.1％是地产，19.8％是资产，5.9％是工业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0.2％是享有专有权和特许权的独立财产；特别是在628 876个本业农场主的28 541 502 216马克的总财产中，与上述相应的比例数是：84.9％，14.0％，1.0％和0.1％；而在91 191个副业农场主的11 413 811 919马克总财产中，相应的比例数是47.1％，34.4％，18.3％和0.3％。
[3] 汉堡-阿尔托纳区雇主联合会总书记和混合雇主联合会原则的主要辩护人冯·赖斯维茨男爵的态度表明，大产业资本家已经多么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列举了混合雇主联合会的好处：首先，它对雇主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因为一个参加进来的部门几乎随时都会遭到罢工的袭击，所以联合会“可以说一直不断地处于战争状态”；而另一方面（这是主要的），它可以使大产业、小企业和手工业采取统一的共同行动。因为政治上的缘故，冯·赖斯维茨男爵特别强调各种产业的这种共同行动。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小规模的战争中，手工业者是最好的先锋战士；因此，大产业对保持它在经济上的生存能力有很大兴趣（参见赖斯维茨：《建立雇主联合会》第22页以下。引自格啥德·克斯勒博士：《德国雇主联合会》，载《社会政治协会文集》第124卷，1907年莱比锡版，第106页以下）。
[4] 前引克斯勒的著作，第15页。
[5] 例如，据1909年6月14日《柏林日报》的报道，在德国银行职员协会会议上，执行委员会主席菲尔斯滕贝格（柏林）说：“幸而银行业集中的努力得到停止。但是，无论如何，现在德国所有银行职员的90％还是没有达到独立自主的希望。”
[6] 威士忌酒托拉斯的形成，使300名商品推销员过剩；钢铁托拉斯的形成，使200名商品推销员过剩。（见J.W.詹克斯：《托拉斯问题》，1902年纽约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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