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二十五章 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
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是同资本家的经济政策根本对立的，在各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也是以这种对立为特征的。雇佣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首先是为了由工人阶级（包括那些从事生产的雇员和生产管理人员）所创造的产品中的新价值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直接表现为争取劳动契约的斗争，继而又渗透到国家经济政策的斗争中。在商业政策方面，工人的利益首先要求扩大国内市场。工资越高，新价值中形成对商品的直接需求的部分也就越大，特别是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业和生产成品的工业的扩大，意味着那些有机构成较低的生产领域的扩大，即容纳劳动能力较大的工业的扩大。这引起劳动需求的迅速增长，从而造成工人在劳动市场上更为有利的地位，加强了工会组织，增大了新的工资斗争胜利的希望。企业家的利益却恰恰相反，由工资增加而引起的国内市场的扩大意味着他们利润率的下降，并面临进一步下降，这又造成积累的缓慢。同时，他们的资本也挤入制造成品的工业中，在那里，竞争最激烈，卡特尔化的能力也最小。当然，他们也关心扩大市场，但不是以牺牲利润率为代价；当他们在国内市场不变的情况下扩大国外市场时，也可以达到这一点。新产品的一部分并没有成为工人的收入，也没有增加对国内产品的需求，而是作为资本被投入面向外国市场的生产中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更高，积累率更快。于是，企业家的商业政策首先越来越着眼于外国市场，而工人的政策则着眼于国内市场，特别是融汇于工资政策中。
只要保护关税对制造成品的工业意味着培育关税，它们就不会与雇佣劳动的利益发生冲突。它们虽然损害了作为消费者的工人，但是如果工会得到充分发展并利用这种形式，那保护关税便可以起到加速产业发展的作用，从而能够使工厂工人作为生产者得到补偿。在实行保护关税的时期内，受苦的与其说是工厂工人，不如说是手工业工人、家庭工业工人和农民。保护关税一旦变成卡特尔保护关税，情况就不同了。我们知道，卡特尔主要是在那些有机构成得到较高发展的生产部门中发展起来的，这些部门超额利润的出现，阻碍了制造成品的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同农业关税的必然联系而造成的所有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也意味着实际工资的下降，从而就国内市场受工人对工业品需求制约的限度内，也意味着国内市场的缩小。由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破坏，工人不管是作为消费者或是作为生产者都深受其害。但是，卡特尔化同时也意味着企业家在劳动市场上地位的加强和工会的削弱。更有甚者，卡特尔保护关税是对增加资本输出的最强大的刺激，必然导致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输出是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条件。这种扩张，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资本主义社会一般得以维持的条件；从经济上来看，同时又是利润率得以维持或暂时得以提高的条件。这种扩张政策把整个有产者阶层结合为金融资本的奴仆。因此，保护关税和扩张成为统治阶级的共同要求。但是，资本家阶级对自由贸易政策的放弃，意味着这种政策毫无希望。因为自由贸易不是无产阶级的积极要求，它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对保护关税政策的抗拒。保护关税意味着更迅速、更严格地卡特尔化，从而企业家组织的加强，民族对立的尖锐化，军备的增加，税收负担的加重，生活费用的昂贵，国家权力的扩大，民主的削弱，以及推崇敌视工人的暴力活动的思想的抬头。一旦资产阶级放弃了自由贸易，为自由贸易进行斗争也就毫无希望了，因为无产阶级要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统治者，仅仅自己的力量是太弱了。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现在要转到和帝国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保护关税政策中去。这种政策对资本家阶级具有必然性；因此，只要资本家阶级还进行着统治，这种政策就会存在。对这一点的认识，并不能成为一种理由要无产阶级现在放弃自己的政策，在自己敌人的政策面前投降，甚至还沉浸于剥削的普遍化和加强会对自己的阶级状况带来所谓好处的幻想。但这并不妨碍无产阶级认识到，只有帝国主义才使资本主义本身所意味着的那种革命一般化，从而也同时使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一般化。但是，对金融资本的政策必然导致战争的发展从而必然导致革命风暴的信念，并不能使无产阶级放弃它对帝国主义和战争政策的敌意。同样也不能因为资本的扩张政策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的最强大的促进者，就支持这种政策。相反地，这种胜利只有从反对这种政策的不断斗争中才能产生，因为只有到那时，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这种政策必然导致崩溃的继承人。但是，这里所指的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崩溃，不是经济的崩溃。经济的崩溃根本不是合理的概念。保护关税和卡特尔意味着生活费用的昂贵，企业家的组织加强了资本对工会进攻的抵抗力量；军备政策和殖民政策日益急剧地加重了无产阶级身上的税收负担；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意味着贫困的大大加深。但是所有这些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力量，只有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阶级在其意识中预见到这一整个政策及其必然结果时，才能被用于改造经济。但是，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把这种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对立的政策的必然结果反复向群众解释清楚。而这只有在对帝国主义政策进行不断的、义无反顾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但是，如果说资本除了奉行帝国主义政策之外不可能奉行任何其他政策，那么，无产阶级也不能用产业资本占绝对统治地位时期的政策同帝国主义政策相对立；无产阶级的事业，不是用自由贸易时代的和敌视国家的已经被克服的政策同更先进的资本主义政策相对立。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对帝国主义的回答，不可能是自由贸易，而只能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策的目标，现在不可能是已经变得反动的恢复自由竞争的理想，而只能是通过克服资本主义而彻底消除竞争。无产阶级以如下回答摆脱了要保护关税或是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的困境：既不是保护关税，也不是自由贸易，而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组织化以及对经济的自觉调节（不是通过和为了资本巨头，而是通过和为了社会全体）。到那时，社会就像它自发现自然运动规律以来而使自然服从于自己一样，也最终使经济服从于自己。社会主义不再是遥远的理想，甚至不再是仅仅对“当前要求”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最终目的”，而是变成了无产阶级直接的实际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为了保证工人政策的独立性并且证明它对保护无产阶级利益的优势，正是在那些资产阶级政策得到最充分的贯彻以及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治要求的最主要的社会方面已被实现的国家，社会主义作为对帝国主义的唯一回答必须提到宣传的首位。
金融资本把社会生产的支配权越来越集中到少数最大的资本集团手中，生产的经营权同所有权相分离，生产社会化达到资本主义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限界。资本主义社会化的限界是由下述因素所形成的：第一，世界市场被分割成各个国家的民族经济区，这种分割只有通过国际卡特尔化才能艰难地和不完全地加以克服；同时，这种分割也延长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借助国家的权力手段相互展开竞争的时间。第二，为了完整起见，这里还必须提到阻碍农业积聚的地租的形成。第三，为延长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而采取的经济政策上的措施。
金融资本就其趋势而言，意味着建立对生产的社会监督。但是这是对抗形式上的社会化，对社会生产的统治仍操纵在大金融寡头手里。剥夺这种寡头的斗争构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最后阶段。
金融资本的社会化职能使克服资本主义变得非常容易。一旦金融资本把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只要社会通过自觉的执行机关即被无产阶级夺取的国家占有金融资本，就足以立即获得对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支配权。由于所有其他的生产部门都依赖于这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所以，即便没有进一步的直接社会化，对大产业的统治就已经意味着最有效的社会控制。社会支配了矿山、钢铁工业直至机械工业、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并控制了交通运输系统，也就通过对这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控制掌握了原料在其他产业中的分配以及它们产品的运输，从而同样能够控制这些产业。在今天，占有柏林六大银行实际也已经意味着占有大产业的最重要的部门。在过渡时期，只要资本主义的簿记还证明是适用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最初步骤就非常容易进行。剥夺根本不必延及大量农民的和工业的小企业，因为这些小企业通过夺取它们很早就依赖的大产业而间接社会化了，正像大产业直接社会化了一样。因此，正是在剥夺过程由于它的分散化而成为慢性的和政治上危险的地方，有可能使这一过程在缓慢的发展中成熟；即是说，通过社会自觉提供的经济好处，由国家政权的一次性的剥夺行为而变成为逐渐的社会化。因为金融资本已经办理了社会主义所必要的那种剥夺。
因此，如果说金融资本在组织上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最后的前提，那么它也在政治上使过渡更容易进行。帝国主义政策所体现的资本家阶级本身的行动，必然向无产阶级指明奉行独立的阶级政策的道路，这种政策只能以最后克服资本主义而告终。只要自由放任的原则还广泛流行，只要国家对经济事物的干预从而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组织的性质被掩盖起来，就需要有较高程度的洞察力，以便理解政治斗争的必然性。正是在英国这样一个不存在干预的典型国家里，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出现是那样困难，也就不是偶然的了。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资本家阶级直接地、毫无掩饰地和公然地占有国家组织，并以这种方式把它变为自己剥削利益的工具，以致即使最后一个无产者也能感觉得到；他现在必然认识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自己首要的和切身的利益，资本家阶级对国家的明目张胆的攫取，迫使每一个无产者为夺取政权（这是结束自己受剥削地位的唯一手段）而努力。[1]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激化了资产阶级社会内一切阶级的对立。但是，作为资产阶级最坚决的敌人的无产阶级，得到其他阶级的增援。帝国主义最初也得到其他阶级的支持，但最后却把自己的拥护者赶跑了。垄断化越是进一步发展，超额利润的重担就越是压在其他阶级身上。由托拉斯造成的物价昂贵，降低了这些阶级的生活水平。当食品价格上升的趋势也推动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格提高时，尤其如此。与此同时，赋税的负担也加重了。这也打击了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越来越反叛了。雇员们看到他们的前景日趋暗淡，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受剥削的无产者。甚至工商业的中间阶层也注意到自己对卡特尔的隶属关系，这种隶属关系使他们变为单纯拿佣金的代理人。所有这些对立，在资本扩张进入缓慢发展时期，必然尖锐化到不堪承受的程度。当股份公司和卡特尔的发展不再如此急剧地进行、新的创业利润的产生从而对资本输出的冲动减缓时，情况就是这样。当对外国的迅速开发由于引入资本主义而受到延缓时，对资本输出的冲动也必然减弱。对远东的开发，加拿大、南非和南美的迅速发展，对资本主义的如此令人炫目的急剧发展起了主要作用；只是从1895年以后，这种发展才被短暂的萧条时期所打断。然而，如果说这种发展放慢了，那么，卡特尔对国内市场的压力必然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因为正是在萧条时期，集中进展得最快。同时，随着世界市场扩大的放慢，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对立更加尖锐。当先前对竞争开放的大市场（如英国）由于保护关税的扩大而对其他国家的竞争关闭时，情况就更严重。战争的危险加强了军备和赋税负担，最终促使生活日益受到威胁的中间阶层加入无产阶级行列。这样，无产阶级便能够在国家权力的削弱和战争冲突中摘取果实。[2]
在建立在阶级对抗基础上的社会形态中，只有统治阶级已经把自己的权力集结到尽可能高的程度时，伟大的社会变革才能发生。这是一个历史规律。统治阶级的经济权力，同时也总是意味着对人的权力，对人的劳动力的支配权。但是，正因为如此，经济的统治者也依赖于被统治者的权力。因为这种统治者自己通过增强权力，同时也加强了那些在阶级敌对状态中同他们相对立的人的力量。后者作为被统治者似乎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只是在斗争中，在推翻统治阶级的权力中才能证明的力量，表现为潜在的力量；而统治者的力量则表现为完全明显的力量。只有在两种力量的较量中，即在革命时期，被压迫者的力量才证明为实际力量。
经济权力同时也意味着政治权力。对经济统治的同时也提供了对国家政权的权力手段的支配。经济领域中集中程度越高，对国家的控制越是不受限制。一切国家权力手段的这种严密结合，表现为国家权力的最高发展。国家表现为维护经济统治的不可战胜的工具，从而夺取政权也就同时表现为经济解放的先决条件。只有当专制国家在克服了国内大领主的领地权力之后把一切权力集中于自己一身，而政权在少数最大地主手里的集中本身形成专制王权的胜利的前提条件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才开始。同样，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同经济权力在少数资本家巨头或这些巨头联盟手里的集中以及他们对国家政权的控制联系在一起的。
金融资本，在它的完成形态上，意味着经济的或政治的权力在资本寡头手上达到完成的最高阶段。它完成了资本巨头的独裁统治。同时，它使一国民族资本支配者的独裁统治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利益越来越不相容，使国内的资本统治同受金融资本剥削的并起来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越来越不相容。在这些敌对的利益的暴力冲突中，金融巨头的独裁统治将最终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
[1] “现代保护关税制度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是它的历史意义）。为了抑制利润率的下降这一资本主义运动规律，资本消除了自由竞争，组织起来并通过自己的组织占有国家权力使之直接服务于自己剥削的利益。不仅工人阶级，而且整个居民都屈于资本家阶级的利润欲。社会所支配的一切权力手段都被自觉地结合起来，变成资本对社会的剥削手段。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直接前提，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完全否定；它自觉地把一切现今社会中存在的经济潜力社会化，但这种结合不是为了社会全体的利益，而是为了以前所未闻的方式提高对整个社会的剥削程度。但是正是这种情况的明确无误，使它的继续存在成为不可能的事了。这种情况唤起只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才能使其成为不可抗拒的无产阶级的行动，去反对生产资料的积聚为之带来意识和行动的积聚的资本家阶级的行动。”（鲁道夫·希法亭：《保护关税职能的转变》，载《新时代》第21卷第2期。）
[2] 见卡尔·考茨基：《通往权力的道路》，特别是最后一章《新的革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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