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二十二章 资本输出和争取经济区的斗争



　　一方面，保护关税制度的普遍化力图把世界市场日益分割为一个个按国家分隔开来的经济区，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发展增强了经济区规模的重要性。这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直具有重大意义。[1]经济区的规模越大和人口越密集，经营单位就能越大，从而生产费用就越低，企业内部的专业化程度也越高。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同样也意味着生产费用的降低。经济区越大，工业所在地设在自然条件最有利和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地区也就越容易。经济区域越广阔，生产就越多样化，不同的生产部门越有可能互相补充，从国外进口所花运输费用越能得到节约。在一个大区域内，需求变动或自然灾害对生产的干扰更容易得到补偿。因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自由贸易会把整个世界市场联结成为一个唯一的经济区，并保证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最合理的国际分工，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即使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产业仍能在其本国市场上享有一定优势，因为它熟悉本国的习俗和消费习惯，容易取得一致，特别是因为距离很近从而获得由于节约运输费用而提供的好处，这种好处还由于税率政策方面的措施而增强。相反地，对外国产业来说，由于语言、法律、货币等等的差异，增添了某些障碍。但是，保护关税大大加剧了对较小经济区的危害，因为它妨碍输出，从而缩小了可能的经营，阻止了专业化的发展，因而正像合理的国际分工受到阻碍那样，造成生产成本的提高。美国产业即使在保护关税制度下也能如此迅速地发展，首先归因于它的经济区辽阔，能使企业范围内的专业化达到非常高的程度。在已经相当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从而在培育关税已经完成了自己职能的时候，经济区越小，该国对自由贸易的兴趣一般也就越强烈。例如，比利时对自由贸易的强烈兴趣即是由此而来。此外，经济区越小，生产力的自然条件分配也就越片面，从而有发展能力的产业部门也就越少，从国外进口本经济区不适合生产的商品的兴趣也就越强。
　　相反地，保护关税意味着对经济区的限制，从而意味着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因为它缩小了产业企业的规模，使专业化陷于困境，最后阻碍一切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使资本流向有关国家的具有最佳条件的那些生产部门）而在现代高额保护关税的条件下，这变得更加显著，因为关税率的确定常常不考虑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状况，而毋宁说是各个产业阶层政治权力斗争的结果，关税率的形成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些阶层对国家政权的影响。但是，如果说保护关税是生产力发展，从而是产业发展的障碍，那么，对资本家阶级来说，它却直接意味着利润的提高。首先，自由贸易给卡特尔化造成困难，剥夺了一些具有卡特尔化能力的产业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这是就它们不是通过运价保护（如煤的情况）或自然垄断（如德国钾盐生产的情况）保证垄断化的意义上而言的。但是，这样的话，由于采用卡特尔的保护关税而得到的超额利润将不复存在。
　　当然，垄断化甚至在没有保护关税的情况下也会发展，这是肯定的。但是，第一，它的速度会因此而大大放慢；第二，卡特尔的稳定性变得更小；第三，担心同国际卡特尔的对抗，因为国际卡特尔直接被当作同民族相异己的剥削力量。相反地，保护关税为卡特尔保证了国内市场，赋予它更大得多的稳定性，这不仅是通过排除竞争，而且因为利用保护关税的可能性成为缔结卡特尔的直接有效的动力。国际卡特尔化的确最后也要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在集中的长足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但它通过保护关税也被加速了。保护关税促进了卡特尔的缔结，首先是划分销售区域和签订价格协议的卡特尔形式，因为它不像在自由贸易制度下的情况那样，把世界市场上孤立的生产者联合起来，而是把已建立起来的各个国家的卡特尔彼此联合起来。保护关税把各个卡特尔作为缔约当事人，因而极大地减少了参加者的数目。保护关税从一开始就把国内市场留给各该国家的卡特尔，这也使协议的基础更容易建立起来。但是，这种由于保护关税而排除了竞争的、为一定国家的卡特尔保留的市场越多，就自由市场达成谅解就越容易；其次，国际协议也就越牢固，因为即使这种协议破裂也不会对外人提供像在自由贸易条件下那样大的对竞争结果的期待。
　　因此，这里有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保护关税成为卡特尔进行竞争的进攻性武器，因而加剧了价格战；同时卡特尔又试图通过使用国家的权力手段和外交干预来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保护关税使各国的卡特尔保持稳定，从而为缔结国际卡特尔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两种趋势作用的结果是，这些国际协议与其说意味着持久的共同利益，不如说意味着暂时的休战，因为保护关税的武器上的每一个变化，各国市场关系上的任何更动，都会改变协议的基础，并产生达成新协定的必要。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出现比较稳固的国际卡特尔机构，或者自由贸易多多少少消除了国家的壁垒，或者卡特尔的基础不是通过保护关税建立起来，而首先是通过自然垄断建立起来，例如像在石油产业领域中那样。
　　同时，卡特尔化也大大提高了经济区大小对利润水平的直接意义。我们已经看到，保护关税为进行国内市场销售的资本主义垄断提供了超额利润。经济区越大，国内销售量就越大（可以想想美国和比利时的钢铁业的出口部分），从而卡特尔的利润也就越大。卡特尔利润越大，出口奖励可能就越高，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因而也就越强。随着由追逐殖民地的狂热所引起的对世界政治的更积极的干预，同时也产生了在保护关税的壁垒内尽可能大地建立经济区的努力。
　　至于保护关税对利润率水平的不利影响，卡特尔试图用保护关税制度本身提供给它的手段来克服。首先，保护关税带来的出口奖励的发展，有可能克服或至少部分地克服外国的保护关税的壁垒，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预防了对生产的限制。其次，由本国保护关税所鼓励的国内生产规模越大，就越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这里产生的仍然不是对自由贸易的利益，而是对扩大本国经济区和提高关税的努力。但是，一旦这种手段不灵，便开始以在国外建工厂的形式进行资本输出。受外国保护关税威胁的产业部门现在自己也利用这种保护关税，把一部分生产移置国外。如果因此而使母企业不能扩大，也远远不能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利润率，那么，这便通过各该资本所有者目前在国外生产的产品的价格上涨所提供的利润的提高来补偿。因此，资本输出在不同形式上受到本国保护关税的有力促进，也同样受到外国保护关税的鼓励，它同时也为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渗透和资本的国际化作出贡献。
　　于是，就这里所考察的利润率而言，由现代保护关税阻碍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利润率下降的结果便消失了。因此，在资本看来，自由贸易是多余的和有害的，资本试图补偿由经济区的缩小造成的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但不是通过向自由贸易的过渡，而是通过扩大本国的经济区和加速进行资本输出。[2]
　　因此，如果现代保护关税政策加强了资本对不断扩张自己领地的始终存在的冲动，那么，一切闲置的货币资本向银行手里集中却导致有计划的资本输出组织的建立。银行与产业的联系使银行货币资本的提供受下述条件的制约：这种货币资本被用于与该银行有关的产业。因此，一切形式上的资本输出都大大加速了。
　　我们所说的“资本输出”，是指用来在外国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输出。这里根本的问题是，剩余价值仍然留归国内资本支配。例如，如果一个德国资本家携带他的资本移居加拿大，在那里进行生产，不再回归故里，这就意味着德国资本的损失，意味着资本脱离原国籍。这不是资本输出，而是资本转移。它形成本国资本的扣除和外国资本的增加。只有用于国外的资本仍由国内支配，才能谈得上资本输出。因而，这部分资本形成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的一项，每年期满日的剩余价值形成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一项。资本输出相应地（pro tanto）减少了国内资本量，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增加了国民收入。
　　股份公司和发达的信用组织促进了资本输出，并在下述意义上改变了它的性质：它们能使资本离开企业家而移往国外；因此，所有权在相当长时间内或持久不变地留在输出国，而资本的民族化则很困难。为农业生产的目的而进行资本输出的地方，这种民族化通常要迅速得多，正如美国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
　　从输出国的角度看，资本输出能以两种形式进行：作为带来利息的资本或作为带来利润的资本移往国外。作为带来利润的资本，它又可以执行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职能。从资本输入国的角度看，还要考虑用剩余价值的哪一部分支付利息：为在外国的抵押证券支付的利息意味着地租[3]的一部分流往外国；而为产业企业的债券支付的利息意味着产业利润的一部分流往外国。
　　在欧洲，随着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发展，资本常常已经作为带来利润的资本移往国外了。德国的一家大银行在国外设立了分行，这个分行中介贷款，其收益用于建立一个发电厂。该厂的建立被委托于国内与该银行有联系的电力公司。或者，这个过程还可以更加简化：国外分行在外国建立一个产业企业，在国内发行股票，把供货再委托给予总行有联系的企业。当国家贷款被用于获取产业供货时，这一过程便在最大规模上进行。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密切联系促进了资本输出的迅速发展。
　　资本输出的条件是利润率的差异。资本输出又是国内利润率平均化的手段。利润水平取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先进，平均利润率就越低。对这个一般性的规定，我们这里不予考察，因为所涉及的问题是世界市场上的商品，它们的价格由最先进的生产方法所决定。但是，除了这个一般性的规定外，还要补充特殊的规定。至于利息率，它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和缺少信用与银行组织的国家要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此外，在前者的利息中还大都包括工资或企业主收入的部分在内。高利息率形成借贷资本输出的直接诱因。企业主收入在这里也比较高。首先，因为劳动力特别低廉，劳动力质量上的不足则通过超长的劳动时间来补偿。其次，因为地租低或仅是名义上存在地租，这是由于有自然的或对当地人民暴力掠夺造成的大量闲置土地的存在；因此，低廉的土地价格使生产成本降低。此外，利润通过特权和垄断而提高。由新市场本身形成其销售区的产品，实现了很高的超额利润，因为这里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商品与手工业方式生产的商品之间的竞争。
　　无论资本输出如何进行，它总是意味着外国市场吸收能力的提高。外国市场对欧洲工业产品的吸收能力，是以前商品输出的障碍。这种市场的消费能力受它们所支配的剩余的限制，这些剩余是由自然经济或其他不发达的生产中产生的。这种生产的生产率不能迅速提高，在短时期内还不能转变成为为市场的生产。因此，很容易理解，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即具有巨大弹性和扩张能力的生产，很快满足了新开辟的市场的需要，并超过了这些需要，这又反过来表现为纺织工业的生产过剩。但是，另一方面，英国对这些新开辟市场的特殊商品的消费能力也受到限制。虽然这种消费能力，从纯粹数量上来看，自然比其他外国市场上的消费能力要大得多，但是，这里决定性的因素是质的特性，即外国市场能作为英国商品以等价物送回来的产品的使用价值。就专门的奢侈品来说，它的消费在英国受到限制；而另一方面，特别是纺织工业，却力求异常迅速地扩大生产规模。但是，纺织品的出口，增加了对殖民地产品的进口，而对奢侈品的消费却根本没有按同样的程度扩大；相反地，纺织品生产的迅速发展，要求利润以提高的比率来积累，而不是用于奢侈品的消费。因此，每一个新的外国市场的开辟，在英国都以危机而告终。这种危机一方面是由纺织品价格在外国的跌落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由殖民地产品价格在英国的暴跌引起的。英国产业危机的全部历史都表明了这些特殊的危机原因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图克仔细地探索了所有殖民地产品的价格，以及早期的产业危机如何合乎规律地伴随着这些商业部门的完全崩溃。这种情况只是随着现代运输体系的发展才开始改变。现代运输体系的发展把重点转移到冶铁业，而与新开辟的市场的交易同时越来越沿着这样的方向推移：不再是单纯的商品贸易，而是资本输出。
　　资本作为借贷资本的输出，已经大大地扩大了新开辟的市场的吸收能力。假定一个新开辟的市场能够出口100万英镑的商品，那么，它在商品交换中的吸收能力（假设是等价交换）也同样等于100万英镑。但如果这一价值不是作为商品，而是作为借贷资本（例如以国家借款的形式）被输出到这个国家，那么，新市场通过输出自己的剩余而能支配的100万英镑的价值，就不是用于交换商品，而是用来使资本生息。因此，如果这一价值作为资本被输送到这里，利息为10％，那么，现在被输出到这个国家的价值可能不是100万英镑，而可能是1000万英镑；如果利息降低到5％，就可能是2000万英镑。这同时也说明利息率下降对于市场扩大的能力的巨大意义。外国借贷资本的激烈竞争具有这样的趋势：利息率甚至在落后国家中也急剧下降，从而又增加了资本输出的可能性。但产业资本输出的影响远比借贷资本形式的输出重要得多。这也就是产业资本形式的资本输出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的原因。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转移到外国市场，使这一市场完全摆脱了自己消费力量的限制。这种新型生产的收益实际保证了资本的增殖。但是，对销售来说，绝不仅仅考虑新开辟的市场。相反地，这些新区域里的资本也向那些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销售得到保证的生产部门那里转移。例如，南非的资本利用就完全摆脱了南非的吸收能力，因为其主要的生产部门即金矿开采业的销售的可能性恰恰是无限的，资本的利用在这里仅仅取决于采矿的自然扩张能力和充足的劳动人口的存在。同样，例如铜矿的开采也与殖民地的消费力量无关，而必须在新市场上寻求自己大部分产品销路的真正消费资料工业的扩大，很快就遇到消费能力的限制。
　　因此，资本输出扩大了由新市场的消费能力所产生的限制。但是同时，把资本主义运输方法和生产方法移到外国，也在那里造成经济的迅速发展。通过自然经济关系瓦解而产生出的较大的国内市场，扩大了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从而增加了被出口的以及因此又可以用来支付新输入资本的利息的产品。如果开发殖民地和新市场以前首先意味着开发新的消费资料，那么，现在新资本主要投向为产业提供原料的生产部门。同时，随着服务于资本输出需要的国内产业的扩大，被输出的资本就投向为这些产业提供原料的生产。因此，被输出的资本的产品便在宗主国找到吸收场所；由于国内产业和被输出的资本的生产相依为命，英国生产活动的狭小范围便大大扩展了。
　　但是，我们知道，开辟新市场是结束产业萧条、延长繁荣时期以及缓和危机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输出加速了对国外的开发，最大限度地发展了它们的生产力。同时，它在本国也增强了那种必须提供被作为资本输往国外的商品的生产。因而，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大动力。随着资本输出的普遍化，资本主义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狂飙与突进运动的时期[4]，在这一时期内，似乎繁荣和萧条的周期缩短了，危机也缓和了。生产的迅速提高也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这种需求的增加有利于工会。资本主义固有的贫困化趋势，在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似乎被克服了。生产的迅速增长阻碍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弊病的认识，造成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生命力的乐观估计。
　　今天，殖民地和新市场开发的快慢如何，从根本上取决于它们为投资服务的能力。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在世界市场上的销路被保证的以及对宗主国的产业具有重要意义的产品在殖民地越多，上述能力也就越大。但是，1895年以来的资本主义的急剧膨胀造成价格上涨，首先是金属和棉花价格上涨，从而大大加强了对开发这些重要原料的新来源的冲动。于是，输出的资本主要在能够生产这些产品的地区寻找活动余地，并转到尤其像采矿这样能立即按高度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的领域。由于这种生产，殖民地可以输出的剩余又增加了，从而提供了新投资的可能性。因此，新市场上的资本利用的步伐大大加快。开发的障碍不是各该国家资本的缺乏，这倒是可以通过资本输入来消除；在大多数场合，另外一种情况越来越起干扰作用：缺少“自由的”劳动，即缺少雇佣劳动；工人问题采取了激烈的形式，似乎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才能解决。
　　情况总是这样，当资本最初面对与它的增殖需要相矛盾、在经济上只能逐渐地和极其缓慢地加以克服的关系时，它便诉诸国家政权，使它服务于创造必要的自由雇佣无产阶级的暴力剥夺。在其初期阶段，这种无产阶级可能是欧洲农民、墨西哥和秘鲁的印第安人；今天，则是非洲的黑人。[5]这些暴力方法属于殖民政策的本质，没有它们，殖民政策就失去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意义。正如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的存在一般来说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样，它们也成为殖民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推行殖民政策而又要消除它的暴力方法，就如同废除无产阶级而又想维持资本主义一样，是一种没有经过严肃思考的幻想。
　　强制劳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手段是对土著人的剥夺，夺走他们的土地，即夺走他们迄今为止的生存基础。土地被移交给征服者；同时，这样一种趋势也日益发挥作用：土地不是移交个别殖民者，而是移交大土地公司。矿产品的开采尤其如此。这里，按照原始积累的方法，资本主义财富突然集中到少数资本巨头手中，而小殖民者却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只要想想下述情况就足以理解：巨大的财富以上述方式向掌握着英属南非的金矿和金刚石矿的集团手里集中，少量的则集中在西南非与大银行有最密切联系的德国殖民公司手中。这种剥夺同时也在被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土著居民中创造出一个无产阶级，他们必定成为任人摆布的剥削对象。征服者的要求自然引起了土著居民的反抗，因而使剥夺本身成为可能。殖民者的暴力行为本身引起冲突，这种冲突使国家干预成为“必要”。于是，国家着手进行彻底整治。资本追求不加抵抗的剥削对象的努力，现在以在该地区“维持治安”的名义成为国家的任务。整个民族，即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士兵和宗主国的纳税人将要承担执行这一任务的责任。
　　在剥夺不能一蹴而就的地方，就通过建立税收制度达到同一目的，这种税收制度要求土著居民缴纳货币贡赋，其数额唯有通过不断为外国资本进行劳动才能筹措。这种对劳动的训练在比属刚果达到完善化。在那里，除了压榨性的征税之外，极其无耻地慢性施用暴力、欺诈和蒙骗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手段。奴隶制重新成为一种经济上的理想；残暴精神也与之同时从殖民地转移到宗主国的殖民地既得利益者身上，并在这里进行丑恶的庆祝狂欢。[6]
　　如果土著居民不足以提供所期望的剩余价值率水平，这或者是由于剥夺时的过激行为使土著居民不仅脱离土地，而且也丧失生命，或者是由于居民的身体素质不强或数量不足，那么，资本就试图通过引进外国劳动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输入苦力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同时，通过契约奴隶制这样一种精心策划的制度，使供求规律在这种劳动市场上不发生令人不快的影响。当然，这不是为资本解决劳动力问题的根本办法。一方面，在对白人雇佣劳动留有余地的所有国家中，引进苦力遇到白人工人的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同时，另一方面，在欧洲殖民政策与日本（中国本身在不久的将来也必然步日本的后尘）的日益加强的扩张野心发生利害冲突的地方，在统治者阶层看来，这种引进也是危险的。[7]
　　因此，如果引进黄种人劳力受到限制，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白人劳动范围的扩大就更受到限制。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工人游离出来的做法在欧洲已大体停止。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在最先进的国家中部分地造成相反的趋势，而在这个狂飙与突进运动时代甚至造成完全相反的趋势。
　　例如，德国资本主义在最近的两个高涨时期，就遇到劳动人口的障碍，不得不以外籍工人对产业后备军进行必要的补充。美国的资本主义也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依赖引进移民。而英国发展的缓慢却表现为明显的失业。因此，欧洲的向外移民的地区缩小至南欧、东南欧和俄国的范围。但是同时，由于迅速的扩张，对雇佣劳动的需求则大大增加了。
　　那些由于社会政治或世界政治的原因而排斥亚洲移民的国家，在它们扩张时遇到人口的障碍。这种障碍恰恰在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最好的地区里最难克服，例如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此外，在拥有广阔自由地的这些地区，农业的扩大也同样需要迅速增长的追加人口，这严重阻碍了无产阶级的产生。而且，这些地区的有些地方，人口自然增长相当缓慢。即使在发达的欧洲国家，人口增长也不断减慢[8]，从而减少了可以向外移民的剩余人口。
　　然而，人口的这种缓慢增长恰恰发生在对增加农产品产量有较大意义的地区，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这种缓慢化造成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尽管农业生产本身具有强大的扩大能力，但是这种趋势还是越来越强。
　　但是，人口的障碍始终仅仅是相对的。它说明资本主义扩张还不能更迅猛地向前推进的原因，但它绝不能消除这种扩张本身。此外，它自身就带有医治自己的手段。撇开在真正的殖民地地区创造自由的雇佣劳动或强制劳动不论，撇开在资本主义宗主国由于技术进步而不断进行的对白人劳动的相对游离（它在扩张减慢时则提高为绝对游离）不论，在白人劳动的殖民化地区的资本主义扩张的更严格的限制，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在克服对立的政治障碍的条件下，在更大的程度上转向欧洲本土中仍然落后的农业区，从而开发一些地区，通过破坏农村家庭工业和使农业人口游离出来，在极大规模上为加强向外移民提供了材料。
　　如果说新市场不再仅仅是销售地点，而且也是投资场所，那么，这也带来资本输出国的政治态度的变化。
　　单纯的贸易，就其不是与抢劫和掠夺相联系的殖民贸易，而是与具有抵抗能力的和比较高的发展程度的白人或黄种人的贸易而言，并不使这些国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基础长期受到影响，而只是限于经济关系。只要有国家权力存在并能在相当程度上维持秩序，直接的统治并不重要。但是，随资本输出占据优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有更大得多的利害关系发生了。在外国修铁路、获取土地、建港口、创办和经营矿业等等的风险，比单纯的商品买卖的风险要大得多。
　　因此，法律关系的滞后成为障碍，金融资本也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以暴力手段克服经济障碍。这就导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地区的国家政权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冲突，导致把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法律关系强加于这些地区的越来越急切的尝试，而不管是保护还是毁灭迄今为止的政权。同时，争取新开投资场所的竞争，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之间造成新的对立和冲突。而在新开发的国家自身内，被输入的资本主义加剧了对抗，激起了民族意识日渐苏醒的人民对入侵者的越来越顽强的抵抗，这种抵抗可以很容易地达到对外国资本采取危险性的措施。旧的社会关系被彻底革命化了，那些“无史民族”的千百年来的农业纽带被斩断了，他们自己也被卷入资本主义的旋涡之中。资本主义本身逐渐为被征服者提供自身解放的手段和途径。欧洲民族过去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作为经济和文化自由的手段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这种目标现在也成为被征服者的目标。这种独立运动恰恰在欧洲资本的最有价值和前途的开发地区威胁着欧洲资本。这种资本只有日益通过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力手段，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因此，一切在外国有利益关系的资本家，呼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凭借它的权威保护自己即使是在世界最遥远的角落的利益；呼吁举起必然到处可见的战争旗帜，从而能够到处竖起商业的旗帜。然而，输出的资本在由本国的国家政权对新地区实行完全的统治时，感到最称心如意。因为那时其他国家的资本输出被排斥在外，而它享有特权地位，它的利润还可以得到国家的保证。于是，资本输出也促使采取帝国主义政策。
　　资本输出，尤其是从它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形式输出以来，大大加速了所有旧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并把整个地球包容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在每个个别国家里自发进行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关系随同资本一起输入，而且总是在最先进的国家所达到的阶段上被输入的。今天新建的工业，不是仅仅从手工业的端绪和技术发展到现代的大企业，而是一开始就作为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企业建立起来的。同样，资本主义现在也是在它当时完成的阶段上被输入到一个新的国家，从而以比荷兰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所要求的力量大得多和时间短得多地发挥自己的革命作用。
　　运输业的变革在资本输出史上划出了一个时代。铁路和轮船本身，由于缩短了流通时间，对资本主义具有极大的意义。因此，第一，流通资本被游离出来。第二，利润率被提高。原料价格的低廉降低了成本价格，扩大了消费。再次，只有铁路和轮船才能创造出大的经济区，使现代大企业有可能进行它们的大规模的生产。但是，铁路首先成为开发外国市场的最重要的手段。只有通过铁路，这些国家的产品才能如此大规模地为欧洲所利用，市场才能如此迅速地扩大为一个世界市场。然而，更重要的是，现在必须以极大的规模进行资本输出，才能修建这些几乎完全用欧洲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来修建的铁路。
　　然而，资本输出是英国的垄断，保证英国对世界市场的统治。因此，无论是在产业上或金融上，英国都无需担心别国的竞争。因而，市场自由仍然是它的理想。相反地，英国的优势必然促使所有其他国家更加努力地维持和扩大他们对已经获得的地区的统治，以便至少在他们的疆域内保护自己和抵抗英国的强大竞争。
　　但是，一旦英国的垄断被打破，一旦美国和德国的资本主义对于由于自由贸易而未充分有效地组织起来的英国资本主义成长为占优势的竞争者，情况就不同了。向金融资本的发展，在美国和德国造成对资本输出的强大冲动。我们已经看到，股份公司和卡特尔的发展如何产生创业利润，这种利润作为努力寻求使用的资本流向银行。此外，保护关税制度限制了国内的消费，从而促使输出加速进行。同时，由于卡特尔保护关税而成为可能的出口奖励，为在中立市场上对英国造成占优势的竞争提供了一个手段。当这些国家中更年轻的大工业由于自己的新设备而在技术上部分地胜过英国时，这种竞争就更危险。如果说出口奖励已成为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手段，那么，出口奖励越高，这种手段也就越有效。这种奖励的水平取决于关税水平。这种水平的提高现在成为一切民族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这里不存在长期的落后。一个国家的保护关税必然随另一个国家的保护关税接踵而至。这后一国家的资本主义越发展，资本主义垄断越强大和越普遍，保护关税越是必然发生。保护关税的水平成为国际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一国关税的提高，必然立即为其他国家所仿效，以避免竞争条件恶化，不致在世界市场上遭到失败。工业保护关税（农业保护关税按其性质来说也是这样）也就无休止地螺旋式上升。
　　但是，只有通过较低廉的商品价格才能一决雌雄的竞争战，面临着日益遭受损失或不能产生完全的平均利润率的威胁。这里，消除竞争也成为大资本家集团的理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输出对于大资本家集团成为一种迫切的必然性时，情形就更是如此。这种必然性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实现的，因为尽可能大的生产规模的技术条件强制地要求这一点。但是，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占统治地位。因此，留下的出路无非是：一种竞争方式为另一种危险性较小的竞争方式所代替，商品市场上的竞争（这里，只有商品价格才是决定性的）为供给借贷资本（这种资本的提供已经为后来接受商品的条件所约束）的资本市场上的竞争所代替。资本输出现在成为保证资本输出国工业品供给的一种手段。购买者现在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成为债务人，从而成为必须接受债权人条件的依附者。塞尔维亚只有在承诺从斯科达、克虏伯或施奈德购买大炮或铁路材料时，才能从奥地利、德国和法国得到借款。争夺商品销路的斗争成为各个国家银行集团之间争夺借贷资本投资场所的斗争。由于利息率的国际平均化，经济竞争在这里被限制在相对狭窄的界限内，因此，经济斗争很快成为运用政治武器进行的权力斗争。
　　但是，从经济上来看，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斗争中仍保持优势。英国[9]拥有资本充足的老的产业，它是由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时代为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而建立的。它的发展比德国或美国要慢，其扩张能力也比较小。但是，另一方面，它积累的资本特别大，新的用于积累的大量利润不断地从国外投资流回英国。进行积累的资本量与能在国内投资的资本量之间的比例在这里是最大的，因此，向国外投资的冲动在这里也最强，所要求的利息率也最小。在法国，不同的原因也导致同样的结果。在那里，一方面，除了国外投资的收入不断流回之外，还有过去积累的、虽按财产关系来说不那么集中但却通过银行集结起来的财富，另一方面，本国的产业发展停滞，因而也形成资本输出的强大冲动。两国的这种优势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能得以发挥：或者政治上通过强大的外交压力这一危险从而有限的手段，或者经济上通过有时可以有余地抵偿较高利息的价格上的牺牲。
　　但是，竞争的激烈性唤起消除竞争的努力。如果把世界市场的一些部分纳入国内市场，即通过殖民政策把外国的一些地区合并过来，就能最简单地做到这一点。如果说自由贸易对殖民地无关紧要，那么，保护关税便直接导致殖民政策领域的更大的活动。在这里，各个国家的利益相互间发生直接的敌对冲突。
　　另一个因素也朝同一方向发生作用。从纯粹量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把它的资本以带来利润的形式输出比带来利息的形式输出更有利，因为利润比利息大。但是，如果从事输出的资本家把他们的资本作为产业资本而投入，那么，对资本的支配仍然是直接的支配，对资本的控制也是直接的控制。投在美国铁路证券上即作为生息资本投入的英国资本，对美国铁路大王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产业企业本身以英国资本经营的场合，这种影响则是决定性的。然而，今天产业资本输出的承担者首先是卡特尔和托拉斯，而且是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首先，它们在重工业中是最强大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重工业中，为了对自己巨大增长的产品获得新的销售市场，资本输出的冲动最强烈。这些垄断的重工业的兴趣，首先是铁路建设、采矿、扩充外国的军备、建立发电站。在它们背后也有与这些部门联系最紧密的大银行的支持。此外，一方面，在卡特尔化的产业中扩大生产的冲动很强；另一方面，较高的卡特尔价格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因此，扩张为满足扩大生产的需要提供了最好的可能性。此外，由于自己的超额利润，卡特尔总是支配有准备用于积累的资本，希望把这部分资本投在自己的利润率最高的部门。同时，银行与产业之间的联系在这里也最紧密。企业通过发行股票而获得创业利润的可能性，成为资本输出的强大动因。因此，在有组织的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即在德国和美国，我们现在看到了产业资本输出的最强烈的冲动。这说明了一种奇特现象，即这些国家一方面输出资本，另一方面又从外国部分地输入自己的国民经济所必要的资本。它们首先输出产业资本，从而扩大自己的产业，而又从那些产业发展缓慢但却积累了较大资本财富的国家中，部分地以借贷资本的形式获得自己产业的经营资本。这里，它们不仅从自己在外国市场上牟取的产业利润与自己向英国或法国所借资本支付低得多的利息之间的差额获利，而且也同时通过这种资本输出保证本国产业的更迅速的扩大。例如，美国以极大的规模向南美输出产业资本，而同时又从英、荷、法等国以证券和公司债券的形式[10]输入借贷资本，用来经营自己本国的产业。
　　因此，在这方面，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通过加速资本输出，也使产业垄断化最发展的国家中的资本家与产业组织较差的国家相比占优势，因而一方面在后者中间唤起通过保护关税加速本国产业卡特尔化的努力，同时也在最先进的国家中加强了通过排除任何外国资本的竞争以保证在一切情况下继续进行资本输出的努力。
　　如果发达形式上的资本输出是由资本积聚程度最高的部门进行的，那么，这反过来又加强了这些部门的资本力量和加速了积累。最大的银行和最大的产业部门为自己取得了在外国市场上利用资本的最好条件。丰厚的超额利润落入大银行和大产业之手，而弱小的资本力量是根本无法分享的。
　　因此，金融资本政策有三个目的：第一，建立尽可能大的经济区；第二，通过保护关税壁垒排除外国竞争；因而，第三，把这一经济区变成为民族垄断联盟的开发地区。然而，这些要求必然与这样的经济政策发生尖锐的冲突，这种经济政策使产业资本在它的绝对统治（在双重意义上，即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隶属于它，它同时又在世界市场占绝对统治地位）时期在英国达到古典的完善状态。当其他国家实行金融资本政策日益威胁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时，情况更加如此。的确，自由贸易国家是外国竞争的天然的进攻对象。当然，“倾销”对英国产业也是有利的。加工工业由于抛售的竞争而赢得比较便宜的原料。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损害了原料工业。于是，随着卡特尔化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阶段的合并以及出口奖励制度的形成，那些迄今从“倾销”中获取利润的英国产业的末日也一定会到来。然而，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因素是，关税以其获取超额利润和创业利润（这对英国资本是个很大的诱惑）的机会，开拓了一个迅速垄断化的时代的前景。
　　另一方面，通过保护关税把英国同它的殖民地联合起来是完全可能的。英国的自治殖民地大都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首先是作为英国的原料供应者[11]和工业品购买者[12]而具有重要性。其他国家的保护关税政策，特别是农业保护关税政策，终归会把殖民地国家引向英国，把英国作为自己的主要销售市场。但是，就英国产业会妨碍这些殖民地国家自己的产业的发展而言，这些国家仍处于培育关税阶段，即关税不能超过一定水平的阶段，因为外国工业品的进口对于供应本国市场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在保持“国内的”培育关税的情况下，整个不列颠帝国实行更高的卡特尔保护关税是相当容易的。建立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强大到足以限制其他国家用提高保护关税来排挤不列颠产业的经济区的前景，促使整个资本家阶级联合起来。[13]此外，用于殖民地的资本绝大部分归英国资本家所有，对他们来说，帝国的关税比自治殖民地的关税率的显著提高更重要得多。[14]
　　美国本身即使在帝国主义时代也是一个足够大的经济区；此外，它的扩张方向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以门罗主义作为其最初的政治表现的泛美运动只是处于初始阶段，而且由于美国的巨大优势还有很大希望。
　　在欧洲，情况就不同了。在那里，国家的分裂造成经济利益的对立。通过中欧关税同盟来消除这些对立，遇到了很严重的障碍。这里，不像在不列颠帝国中那样，是一些互相补充的部分，而一些是多少同样的因而互相竞争和互相敌对的实体。
　　但是，这种敌对由于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而大大加强了。这时，对立已不像19世纪那样产生于对在欧洲本土建立统一经济区的追逐，而是产生于对吞并外国中立市场的追逐。为了这个目的，欧洲国家现在部署了国家的武装力量。这不是为了吞并已经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产业本身有输出能力，它对征服者国家的产业来说仅仅意味着竞争的加剧，而无论如何作为其他国家剩余资本投资场所的意义很小。重要的毋宁说首先是为了那些尚未被开发的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开发恰恰对最强大的资本家集团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主要是为了海外殖民地。因为这里为资本提供了大规模投资的机会。特别是现代交通运输体系、铁路和轮船航线的创立，吸引了大量的资本。[15]
　　国家按照能够创造超额利润的条件把殖民地的活劳动提供出来。同时，在许多情况下，它也通过接受国家保证来保证整个利润。殖民地的自然财富同样成为超额利润的来源。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原料价格低廉，从而工业品的成本价格降低。在殖民地，地租还没有发展起来，或者发展程度很低。把土著居民驱逐出去或彻底消灭，或者在最有利条件下把他们从牧民或猎人转变为契约奴隶或被限制在狭小的固定地区的农民，一举而创造出只有名义价格的自由土地。如果土地一般是肥沃的，它就能为国内产业提供远比旧的供给来源便宜的原料，如棉花。即使价格上反映不出这一点（因为例如在棉花上，美国的价格仍然是决定性的），它也意味着，本来要付给美国农场主的一部分地租现在落入了殖民地种植园主的腰包。
　　金属加工业的原料供应更重要。尽管技术在进步，这种工业的迅速发展仍有提高金属价格的趋势，而这种趋势还受到资本主义垄断的促进。因此，在自己的经济区内拥有原料来源变得更加重要了。[16]
　　因此，获取殖民地的努力导致大经济区之间不断激化的对立，并对欧洲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反作用。如像美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区内部，不同的自然条件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源泉；而在欧洲，不同的自然条件按照极其多种多样的、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偶然的从而是不合理的方式分配于大量的小经济区之间，则相反地阻碍了经济发展，使之发生分化，更加有利于大经济区和损害小经济区，因为没有自由贸易把这些地区联结成为一个具有较高发展程度的经济统一体。但是，这种经济不平衡对于各个国家的关系，也就是它在这些国家内部对各个阶层的关系，即经济力量弱的依赖于经济力量强的。这里，经济的手段也是资本输出。资本富有的国家把资本作为借贷资本输出，成为借债国的债权人。
　　只要资本输出主要用于在落后国家首先建立交通运输体系，其次发展消费资料工业，它也就长期促进了输入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这种方法对输入国家也带来一些不利，利润的最大部分流到国外，在那里部分被作为收入花费掉，因此没有用于债务国的产业；或者积累起来。自然，这种积累完全无需发生在产生利润的国家；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的“不在制”[17]会大大放慢债务国的积累速度，从而大大放慢其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资本主义由于国内条件而必然迅速发展的大经济区里，不久便会发生外国资本的民族同化。例如，德国很快就把比利时和法国的资本同化，这些资本特别在莱茵—威斯特法伦的矿山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小经济区里，这种同化较难完成，因为本国的资本家阶级的出现要慢得多，而且有较大的困难。
　　一旦资本输出的性质发生变化，一旦大经济区的资本家阶级不打算在外国建立消费资料工业，而相反地旨在保证对其不断发展的生产资料工业的原料的控制，这种解放就完全不可能了。例如，比利牛斯半岛国家的矿井和矿山便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这些外国资本现在不再作为借贷资本输出，而是直接投于这些矿场；斯堪的纳维亚的，尤其是瑞典的矿产资源也发生同样情况，虽然碰到较强的反抗。这些国家在一般也许能建立最基本的现代工业即自己的冶铁业之时，原料却被夺走，用来促进英、德、法的产业。因此，它们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它们的政治的和金融的发展，在开始阶段就受到阻碍。它们在经济上依附于外国资本[18]，在政治上也成为二等国家，依赖于强国的保护。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殖民政治的日益增长的意义，使英国面临保证其殖民帝国地位的任务，这一任务同维持它的海上霸权和通往印度的道路具有同样的意义。但它为此须掌握大西洋的港口，这就促使英国必须与大西洋沿岸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英国在政治上能够达到这一点，因为它通过自己的资本输出使这些较小的国家在经济上依附于自己。当德国要求参与殖民政治而使法国和德国相对立并使法国像其他占有殖民地国家一样为自己的占领地感到担忧时，英国海军的强大力量必然促使法国倒向英国一边。从而，出现一个日益增强的趋势：虽然欧洲内部的关税壁垒没有被废除，并因此而没有形成一个大的统一的经济区，但是一些较小的、政治上从而经济上落后的统一体却环绕大的统一体结成政治集团。这些政治关系反作用于经济关系，使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成为保护国资本的特殊的投资场所。这里，外交直接为寻求投资的资本服务。
　　但是，只要小的国家还没有被完全攫取，它们便成为外国资本的竞争场所。这里，人们也试图使用政治手段加以解决。例如，对塞尔维亚来说，大炮的供应也是同时与这样的政治决策联系在一起的：是选择法、俄的援助，还是选择德、奥的援助。[19]因此，政治力量成为经济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对金融资本来说，国家的权力地位成为直接的利润利益。现在，外交把代表金融资本当作自己最重要的职能。除了纯粹的政治武器之外，还有商业政策的武器[20]；商业协定的条款不再仅仅由商品交换的利益所决定，而且也由小国使大国的金融资本在竞争面前占优势的自愿程度所决定。
　　经济区越小，借助高额出口奖励能使竞争取胜的力量就越小，为参与其他列强的经济发展及其高额利润而进行资本输出的冲动也就越强烈；本国已经积累的财富量越大，这种需要就越是能够得到满足。
　　但是，这里也有相反的趋势在起作用。经济区越大，国家权力越大，其民族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也就越有利。因此，金融资本成为利用一切手段加强国家权力的理念的承担者。但是，历史上所生成的国家权力的差别越大，竞争条件也就越不同，大经济区争夺世界市场支配权的斗争也就越有希望，因而斗争也就越残酷。金融资本越发展，金融资本为民族资本而把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垄断化的努力越强，这种斗争也就越激烈；而垄断进程越是向前发展，为争取世界市场的剩余部分所作的斗争也就越残酷。如果这种对立由于英国的自由贸易制度还可以承受的话，那么，它由于短期内必定发生的向保护关税的过渡则大大激化。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它的经济区比较小的部分之间的矛盾大大增强。同时，德国产业取得迅速发展，它的竞争地盘突然被缩小。这一点，由于下属情况而使人更加明显地感觉出来：由于历史的原因[21]，从而由于对现代资本主义（它对过去是完全漠不关心的，除非是积累的“过去劳动”）来说是偶然的原因，德国没有值得一提的殖民地占领区；不仅仅它的最强大的竞争者英国和美国（对美国来说，它的整个大陆在经济上都带有殖民地的性质），即使比较小的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也都支配有相当多的殖民地占领区，连它今后的竞争者俄国也占有非常广阔的经济区。这种情况必然大大加剧德国同英国及其卫星国之间的对立，最后诉诸暴力解决。
　　如果没有相反的原因进行阻碍，这种暴力情况可能早已发生了。资本输出本身造成阻碍这种暴力解决的趋势。产业发展的不平衡造成资本输出形式上的某种区别。只有产业发展在技术方面和组织方面达到最高形式的国家，才能直接参与对产业落后或发展缓慢的国家的开发。其中，首先是德国和美国，其次是英国和比利时。其他老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其说是以建工厂的形式参与资本输出，不如说是以借贷资本的形式参与资本输出。这便导致了，例如法国的、荷兰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的资本变成向德国和美国管理下的产业提供的借贷资本。因此，出现了国际资本利益团结一致的趋势。法国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对德国在南美等地的产业发展发生利益关系。同时，这种大大增强的资本力量的联系，使更迅速地开发外国地区成为可能；此外，由于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强大压力，这种开发变得更容易进行。[22]
　　在这些趋势中，哪种趋势占优势，因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这首先取决于由斗争的结果所开辟的获取利润的前景如何。这里，决定竞争在一个产业部门内继续下去还是通过卡特尔或托拉斯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使竞争结束的同样情况，在国际和国与国之间的范围内也起作用。力量差距越大，通常越有可能发生斗争。然而，每次斗争的胜利都增强了胜者的力量，使力量对比关系有利于胜者，而不利于所有其他各方。最近时期的国际占领地政策，整个地使人想起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均衡政策。此外，还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所造成的对战争的内部政治结果的恐惧。但是，另一方面，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不仅仅掌握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手上；在这些国家，反战的倾向已十分显著。东欧和亚洲国家的资本主义觉醒，伴随着力量关系的推移，又反作用于大国，也可以使现有对立暴发。
　　但是，如果国家的政治力量在世界市场上成为金融资本的一种竞争手段，那么，这自然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同国家的关系的彻底变化。在反对经济上的重商主义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是同国家相敌对的力量的代表。自由主义是真正的破坏力量，它实际上意味着“推翻”国家政权和瓦解旧的羁绊。经过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土地依附关系，城市的行会纽带，及其特权和垄断的复杂上层建筑的整个体系，被彻底废除了。自由主义的胜利，首先意味着国家政权力量的大大减弱。至少在原则上经济生活应完全摆脱国家的调节，国家在政治上应限于安全监督和建立公民平等。因此，自由主义纯粹是否定国家调节的，与资本主义早期重商主义阶段的国家形成鲜明的对照，那时的国家原则上要调节一切事情；它也与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鲜明的对照，社会主义制度试图建设性地而不是破坏性地以对自己的经济生活从而对自己组织起来的社会进行自觉调节，来代替无政府状态和自由竞争。自由主义原则最早在英国实现，是完全自然的。在英国，自由主义原则由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来代表，而资产阶级只是由于同无产阶级的对立才在短时期里不得不诉诸国家权力。但是，甚至在英国，自由主义原则的实现也遭到抵抗，它不仅来自推行保护关税政策从而反对自由主义原则的旧贵族，而且也部分地来自商业资本和旨在向国外投资的银行资本。后者首先要求维护海上霸权，这个要求受到对殖民地有利益关系的阶层的最有力的支持。但是，在大陆上，自由主义的国家观从一开始就只有通过很大的曲折才能流行。法国人经典方式表述的大陆自由主义，比英国的自由主义更勇敢和更彻底得多地得出对全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一般领域的一切理论结论。由于它是后来出现的，成为同英国的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的科学工具（因此，它的表述也普遍得多，它的基础是理性主义哲学，而英国的自由主义基本上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所以它在大陆上的实际实现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是观念体系同现实之间的鲜明对立。资产阶级经济上需要把国家作为自己发展的最有力的杠杆；对它来说，问题不是废除国家，而能是把国家从一种障碍物转化为自己发展的工具。那么，资产阶级应该怎样做才能实现削弱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的要求呢？大陆资产阶级首先需要的，是克服小国的分散状态，以统一国家的强大优势代替小国的软弱无力。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必然使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是维护国家论者。但是，在大陆上，问题不是海上实力，而是陆上实力。但是，现代陆军在使国家权力同社会相对立的问题上，是同海军完全不同的一种手段。这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支配军队的人的手里所掌握的国家权力的独立化。另一方面，把群众武装起来的普遍兵役义务，很快便使资产阶级相信，如果军队不应成为对自己统治的威胁力量，那它就需要建立一个带有作为国家驯服工具性质的独立军官团的严格的等级组织。因此，如果自由主义不能在德、意、奥这样的国家实施自己的国家纲领，那么，它的努力在法国也很快会受到限制，因为法国资产阶级在商业政策上不能没有国家的帮助。此外，法国革命的胜利必然使法国从两条战线卷入战争。一方面，法国必须反对大陆的封建主义，确保自己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建立现代资本主义新帝国，意味着对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原有地位的威胁；因此，法国同时势必同英国展开争夺世界市场支配权的斗争。它的失败加强了英国土地所有者、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和殖民地资本的力量，从而使国家权力加强到超过产业资本，因此推迟了英国产业资本统治的最终出现和自由贸易的胜利。另一方面，英国的胜利必然使欧洲的产业资本成为保护关税的追随者，使经济自由主义的胜利完全化为泡影，同时也为大陆金融资本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因此，资产阶级的观念体系和国家观适应金融资本需要的过程，在欧洲从一开始障碍就很小。德国统一以反革命的方式而实现，这个事实必然大大增强人民意识中的国家政权的地位；而在法国，军事上的失败首先使一切力量集中于恢复国家权力。因此，金融资本的需要遇到这样思想因素，这种因素可以很容易地为金融资本所利用，从中创造出新的与自己利益相适应的思想。
　　但是，这种思想体系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完全对立的。金融资本所希望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它对个别资本家的独立性毫无兴趣，而是要求对后者的束缚。它厌恶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希求组织，当然只是为了能够在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展开竞争。但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维持和加强自己的优势，它需要国家通过关税政策和税收政策保证其国内市场，并有助于它征服外国市场。它需要政治上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其商业政策上不必考虑其他国家的对立利益。[23]它需要强大的国家使自己的金融利益延伸到国外，并运用自己的政治力量把于己有利的供给合同和贸易协定强加给小国。它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能在世界各地进行干预，以便能把整个世界转变为自己金融资本的投资场所。最后，金融资本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以便能够推行扩张政策并吞并新殖民地。如果说自由主义是国家的强权政治的反对者，那么，它却企图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向贵族和官僚提供国家权力手段，来保证自己的支配权，对抗贵族和官僚的原有权力。因此，没有任何限制的强权政治便成了金融资本主义的要求，即使由于军国主义和海上霸权主义的支出而不能直接保证最强大的资本主义阶层得到在大多数情况下提供垄断利润的重要销路，情况也会如此。
　　但是，对扩张政策的要求也使资产阶级的整个世界观彻底变革了，它不再是和平的和人道的了。老的自由贸易论者信仰自由贸易，认为它不仅是最正确的经济政策，而且也是和平时代的开端。金融资本早已丧失了这一信念。它不相信资本主义利益的和谐，而是清楚地知道，竞争日益成为政治的权力斗争。和平理想失去了光泽，代替人道理念的是国家强大的理想。现代国家是由于民族统一努力的实现而产生的。因为民族思想承认所有民族有形成自己国家的权利，从而国界是由民族的自然边界而定，所以这种思想在民族构成国家的基础时便发现了自己的自然界限。这种民族思想现在转化为把本民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思想。[24]现在作为理想表现出来的是，保证自己的民族对世界的支配；这种努力正像它由以产生的资本追逐利润的努力一样，是无限的。资本成为世界的征服者；随着征服每个新国家，它也征服了需要跨越的新边界。这种努力成为经济的必然性，因为每一步落后都降低金融资本的利润，削弱它的竞争能力，最后可能使较小的经济区成为大经济区的附庸。这种努力在经济学上被加以论证，在思想上则被显著歪曲了的民族思想加以辩护。这种民族思想不再承认每个民族的政治自决权和独立性，不再是一切人类成员平等的民主信条在民族范围内的表现。垄断的经济上的优越性，反映在别的民族必须归附于自己民族的优越地位上。这个民族被认为是选拔出来的优于所有其他民族的民族。既然征服别的民族是靠武力即靠完全自然的方式进行的，所以，统治民族显然是把这种统治归功于自己的特殊自然性质，即归功于自己的种族性质。因此，在种族主义思想下，金融资本的权力欲便得到披着自然科学外衣的论证。于是，这种权力欲便证明了它的行为具有自然科学的制约性和必然性。寡头统治的理想代替了民主平等的理想。
　　但是，如果说这种理想在对外政策范围内表面上还包括整个民族，那么，它在国内政策范围内却加强了雇主对工人阶级的阵地。同时，工人日益增长的力量，也加强了资本进一步强化作为反对无产阶级要求的保障的国家权力的努力。
　　于是，帝国主义思想体系便产生了，它是对旧的自由主义理想的否定。它嘲笑后者的天真。在武器优势是最终主宰的资本主义斗争世界里，相信利益的和谐是多么可笑的幻想！在只有权力才能决定人们命运的地方，期待永久和平的王国，进行国际法的说教，又是多么可笑的幻想。想把国内法律关系的调节移往国外，是多么愚蠢。这种把工人变成为劳动问题、在国内发明社会改良以及想在殖民地消除契约奴隶制（这是合理化地进行剥削的唯一可能性）的人道主义幻想，是对事业多么不负责任的干扰。永恒的正义是一个美梦，而用道德是不可能在国内建起铁路来的。如果我们想期待竞争的幡然悔悟，那我们怎样能征服世界呢？
　　但是，帝国主义以消除一切幻想来取代资产阶级已经黯然失色的理想，仅仅是为了唤起一个新的更大的幻想。在衡量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之间的实际冲突时，它保持清醒的头脑；它把整个政策理解为互相斗争但又互相联合的资本主义辛迪加之间的事情。但是，当它暴露自己的理想时，就变得很迷人和令人陶醉了。似乎帝国主义者自己不打算索取什么，也不是空想家和梦想家，这种空想家和梦想家把一切发展阶段上和具有一切发展可能性的杂乱无章的种族，溶解为人的空泛概念之中，以代替丰富多彩的现实。它以严峻而清晰的目光观察这些混杂的民族，并看到自己的民族凌驾于所有民族之上。这个民族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在强大的、越来越强大的国家之中。这个民族地位的提高值得它付出一切努力。于是，便达到了把个人利益献于较高的一般利益，而后者是一切有生命力的社会思想体系的条件；与人民相异己的国家同民族本身被联结为一个统一体；民族思想被作为政治的推动力。阶级对抗消失于为整体利益服务之中。为民族强大的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的民族的共同行动，代替了对所有者阶级来说是绝望的和危险的阶级斗争。
　　似乎为陷于分崩离析的资产阶级社会扎上一条新的纽带的这种理想，当资产阶级社会的瓦解过程进一步加深时，必然更加受到热烈的欢迎。



[1] 见奥托·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载《马克思研究》第Ⅱ卷，第178页以下。

[2] 下面是一个说明国际卡特尔同时也说明资本输出影响的典型例证。“在大不列颠，特别是在苏格兰，一个很重要的、很久以来就存在的本地的产业部门是缝纫线的生产。直接统治这一产业的四个最大的公司，即科茨公司、克拉克公司、布鲁克兄弟公司和乔德威思兄弟公司，自1906年以来，以J.P.科茨有限公司的名义联合成为一个著名的企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还包括一系列较小的英国工厂和一个拥有15个美国公司的联合公司。这个所谓‘线业集团’，有55万英镑资本，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集团之一。甚至在联合之前，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就促使科茨公司和克拉克公司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工厂，以便避开加在其产品上的当地的高关税率。新集团继续实行这样的办法，并且通过获取北美和其他国家该产业的一些公司的多数股票（从而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输出）保证对这些公司的控制。因此，英国的产业资本家便在国外进行生产。劳动机会的减少，使英国工人阶级蒙受损害，最后使整个民族蒙受损害。线业托拉斯有一切理由继续实行这项政策。因为可以不容争辩地说，它1903—1904营业年度所获得的258万英镑的利润，恰恰主要来自设在国外的工厂。但是，日益强大的外国产业摆脱英国‘控制’的枷锁并减少自己的利息贡赋，只是个时间问题。”（施瓦布：《张伯伦的商业政策》，1905年耶拿版，第42页。）

[3] 因而，例如匈牙利地租的一部分流入奥地利，用来支付在奥地利流通的匈牙利抵押公司的抵押债券的利息。

[4] 按照帕尔符斯的确切表述（《商业危机和工会》，1901年慕尼黑版）。

[5] 见帕尔符斯所举的例子（《殖民政策及崩溃》，1907年莱比锡版，第63页以下）。

[6] 请想想，例如在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里，对一个名叫卡尔·彼得（卡尔·彼得（1856—1918），曾经帮助建立了坦噶尼喀的德国东非保护关系。——译者）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可耻的热情。这种关系对英国自由贸易者已经是很明显的。强调这种关系是反对殖民政策的一种很好的鼓动手段。例如，科布登说：“如果我们的品性在国内没有败坏，我们能在那里（印度）扮演暴君和刽子手的角色吗？”（引自舒尔策-格弗尔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注104。）

[7] 参见《新时代》第26卷第1期中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尤其是奥托·鲍威尔的《无产者的移民》和马克斯·席佩尔的《外国劳动力和不同国家的立法》。

[8] 见保尔·蒙贝尔特《德国人口运动研究》（1907年）一书提供的材料。例如，欧洲按每1 000居民计算的年平均出生率为：

1841—1850年37.8
1851—1860年37.8
1861—1870年38.6
1871—1875年39.1
1876—1880年38.7
1881—1885年38.4
1886—1890年37.8
1891—1895年37.2
1896—1900年36.9
1901年—36.5

　　同样，出生率下降在美国十分显著，在澳大利亚则令人吃惊。例如，在新南威尔士，1861年，每1 000个年龄在15—45岁的已婚妇女的婚生子女为340.8，1901年为235.3（同样见舒尔策格维尔尼茨《英帝国主义》第195页提供的材料。他引用了官方统计学家科格伦的紧急呼吁：“出生率下降的问题具有首要的意义，对澳大利亚比对某其他国家更重要。我们国家能否在世界大民族中占一席地位，取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圆满程度。”）。
　　因此，上述地区中的人口增加可以完全归结为死亡率的显著下降，死亡率比出生率下降得更快。迄今为止，德国死亡率下降比出生率下降要快得多。“如果出生率继续下降，那就必定会达到一点（这符合事物的本性）：死亡率下降更缓慢，两者下降的比例颠倒了过来。因此，既使出生有超过死亡的余额，但它也显示出下降的趋势。”（前引蒙贝尔特一书，第263页）这种趋势对例如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以及瑞典已经发生了影响。
　　蒙贝尔特的结论也适用于资本主义扩张的现阶段：“人们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看到，在其他国家也像在法国一样，人口问题的关键与其说是人口增加过强，不如说是人口增加太弱。”（同前引书第280页。）

[9] 英国在国外所投资本，1900年估计为250 000万英镑，每年以5 000万英镑的速度增长，其中3 000万英镑是证券。很明显，它在国外投资比国内投资增长得快；英国在1865—1898年之间的总收入仅仅大约翻了一番，而它同期从国外得到的收入，却增加了9倍（据吉芬提供的材料）。具体材料见《皇家统计协会杂志》1909年9月份发表的乔治·佩什的演讲。根据这个材料，1906—1907年间从印度国债得到的收入为8 768 237英镑，从其余殖民地得到的有13 952 722英镑，从所有其他国家得到的有8 338 124英镑。与1897—1898年的总量25 374 192英镑相比，总计为39 039 083英镑。从其他证券（铁路！）中所得收入达48 521 000英镑。在国外所投资本量计为270 000万英镑，其中170 000万英镑投在铁路上。这部分资本的收入估计为14 000万英镑，它相当于5.2％的利息。这些估计还可能远远小于实际数字。
　　法国在国外的资本，据P.勒鲁瓦-博利耶估计，达3 400 000万法郎。1905年，它增长到4 000 000万法郎。年新投资额估计为150 000万法郎。
　　德国在国外的财产，据施英勒在其著名的给交易所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估计，1892年达1 000 000万马克，而据克里斯蒂安斯估计达1 300 000万马克，由此产生的年利润在50 000万—60 000万马克之间。扎托里乌斯估计，1906年有1600 000万马克的证券和1 000 000万马克其他的在国外的财产，年收入约124 000万马克。详细材料见扎托里乌斯《对外投资的国民经济体系》第88页以下。

[10] 甚至在欧洲资本以美国股票形式投资的地方，它得到的常常不多于利息，因为企业主收入已先期纳入美国银行的创业利润里。

[11] “在最近20年里，从外国进口的小麦和其他谷物的金额增长了400万英镑或9％，从英国占领区的进口增长了925万英镑或84％。从外国进口的肉类增长了1 650万英镑或79％，从英国占领区的进口增长了800万英镑或230％。从外国进口的黄油和奶酪增长了950万英镑或60％，而从英国占领区的进口增长了630％。
　　“从英国占领区进口的各种谷物，1890年为7 722 000英镑，1905年为20 345 000英镑，增长了12 623 000英镑或163％。在同一时期，外国的进口只从45 359 000英镑增长到49 684 000英镑，增长了4 325 000英镑（原文为4 323 000英镑，显然为笔误或印刷错误。——译者）或9.5％。1895年，外国提供了联合王国所需谷物的85.4％，英国殖民地提供了14.6％。1905年，外国提供了71％，英国殖民地提供了29％。”（W.A.S黑温斯：《不列颠帝国》，载恩斯特·冯·啥勒编《世界经济》第1年度，1906年第2卷第7页。）

[12] 根据张伯伦关税委员会的材料（引自舒尔策-格弗尔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216页），下列国家从大不列颠进口的人均价值为：

国家英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德国、荷兰、比利时0.11.8
法国0.8.0
美国0.6.3
纳塔尔8.6.0
殖民角6.19.6
澳大利亚5.5.6
新西兰7.5.7
加拿大1.18.4

　　1901年英国殖民地进口（百万英镑）：

从宗主国123.5
其他英国占领区68.0
外国90.0

　　联合王国出口为（百万英镑）：

　18661872 18821902
　_________ _________
向英国占领区53.760.6 84.3109.0
欧洲63.8108.0 85.396.5
非英属亚、非和南美42.947.0 40.354.1
美国28.540.7 31.023.8


[13] 因此，这个观点也总是被张伯伦在鼓动中加以强调。“我认为，时间沿着把所有权力集结于列强之手的方向前进。没有进步的弱小国家，似乎注定要降到从属地位。但是，如果大不列颠仍然保持统一，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帝国能在面积、人口、财富以及资源的丰富多样上超过它。”（张伯伦1897年3月31日的讲话，引自玛丽·施瓦布编：《张伯伦的商业政策》，1905年耶拿版，第6页。）

[14] 关于对关税改革和帝国主义的整个资本主义的利益（这里，一向是或者现在还是赞成自由贸易的加工工业的利益被突出了出来），黑温斯教授作了如下概括：
　　“现在，联合王国从某些与自己没有双边关系的国家进口自己的食物。因此，它为了支付自己的食物账，必须依赖国际贸易的复杂机构，不断地在全世界为自己的产品寻找新的销售市场，并通过一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清偿自己的债务。看来，这种产业政策由于以下原因不可能长久继续下去：
　　（1）通过这种方式进口英国制品的国家数目不断减少。例如，在远东市场上，我们确定无疑地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遇到日本的不可抗拒的竞争。
　　（2）撇开殖民地不论，不断为我们的产品寻求诸如德、美等国之外的其他市场的必要性，对英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产生有害的影响。自然发展的进程是：推动英国产业达到越来越高的阶段，雇用更熟练的工人以及发挥更高的技术才干。但是，实际上，发展进程可能发生很大的偏离。文明的和进步的市场关闭了。由于不得不与世界落后地区进行贸易，英国企业必须生产适合它们需要的商品。
　　（3）这里，在两个对立的趋势之间发生了直接冲突。正是在这些大宗商品领域里，年轻的工业国家也可以取得很大进步。德国、比利时、美国、奥地利，甚至日本，都能在这些领域里与我们竞争，并同样跻身到上述国家。另一方面，英国产业也显示出一种倾向，即更多地发展特产，而不是发展大路货，从而生产更昂贵的商品。因此，在为支付自己的食品而经常依赖的那些领域里，大不列颠越来越退到后面去了。但是，出于这种考虑，组织大不列颠产业生活的努力，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就有了自己的意义。”（黑温斯：《不列颠帝国》第37页。）

[15] 下述材料表明，殖民地铁路建设对英国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1880年，英帝国有4万英里铁路，其中八分之三在联合王国内，八分之五在海外占领区和殖民地。1904年，铁路网增加到9.5万英里，其中只有九分之二在联合王国内。因此，国内铁路长度增加26％，海外增加223％。当然，殖民地的迅速发展是建立在这样一些地区的迅速开发的基础上的，这些地区早先没有铁路，或者只有一些原始的铁路。自1880年以来，印度和加拿大的铁路增加了两倍，澳大利亚增加了三倍，南非增加了四倍。
　　在联合王国以外，与人口密度相比，铁路密度最大的是澳大利亚联邦。在那里，每1 000居民有3.86英里铁路，而加拿大为3.76英里，印度为0.19英里。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王国的铁路网本身虽很大，但与美国的铁路网比起来就显得小了。据普尔的铁路手册所载，美国1904年有212 349英里的铁路在运营，是不列颠帝国铁路长度的两倍多，尽管后者的人口有美国的五倍之多。由此便得出帝国内铁路广泛地、几乎可以无限地扩大和发展的前景。
　　在联合王国内，为建造所有这些铁路的全部资本差不多都筹集起来了。投在宗主国之外的英国铁路上的资本总额估计约85 000万英镑，年总收入为7 500万英镑，年纯收入为3 000万英镑。如果考虑到联合王国本身的数字，我估计投在不列颠帝国铁路上的总资本达210 000万英镑左右。这比在长度上更大大接近美国的数字（280 000万英镑）。每年的铁路纯收入约7 000—7 500万英镑，或为所投资本的3％。”（黑温斯：《不列颠帝国》第34页）

[16] 德恩堡先生在他的鼓动演说中，一再强调德国殖民地在棉花和铜上把德国资本家从对美国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因此，他非常了解资本家的心理。

[17] 对俄国这种现象的结果所作的透彻分析，见考茨基：《美国工人》，载《新时代》第24卷第676页以下。

[18] 俄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它的资本民族同化（已经部分地实行）由于地区广大十分容易成功。为达到这个目的，最激进的手段就是国家破产。

[19] 相反地，在进行贷款谈判时，小国只能受制于供货的困难条件，部分地是由于他们的产业效率不高。“荷兰银行受到指责，也许是不无道理的：它们把资本提供给外国，常常不附带某些条件……”。交易所“把大量资本提供给外国，最近（指1905年）提供给南美，但没有像在比利时、德国和英国常常发生的那样，约束有利于荷兰产业的条件。”（G.黑泽林克：《荷兰》，载哈勒编：《世界经济》第3卷第118页。）

[20] 关于大经济区在这方面所享有的优势，见里夏德·许勒尔：《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1905年维也纳版，第247页：“一个小区的对外贸易，同它的生产相比是大的，因而对该国来说是重要的；而对那些它从其进口商品并想向其出口的大国来说，这种通商贸易同它们的生产相比意义很小。因此，小国很少能在贸易协定上相应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或促使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适应自己的需要。”

[21] 见卡尔·埃米尔（希法亭早期著作中所使用的笔名之一。——译者）：《德国帝国主义和对内政策》，载《新时代》第26卷第1期。

[22] 摩洛哥争端的暂时结果，为这种发展提供了一个实例。这时，克虏伯和施奈德-克罗伊措特为共同开发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矿藏而结成的联盟，使两国（指德国和法国。——译者）之间达成一项协议。在摩洛哥似乎能利用两国的矛盾从中渔利时，却很少能逃避它们的压力。

[23] 试想想，俄国的政治权力由于远东的纠纷而变得如此之弱，以至于不能施加政治压力，这对最近德国的商约在国际上的实行是何等重要。

[24] 见奥托·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载《马克思研究》第Ⅱ卷第30节（《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原则》）第491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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