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1980）
第十章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失败和希望
苏联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和国外的观察家现在都承认这个运动正处于一个低落甚至衰落的时期。在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队伍削弱了，新思想和新倡议也越来越少。当然，这个运动并没有从苏联的公共生活中消失，而且可以预料，将来也不会消失。但是有迹象表明，民主运动不仅遭到削弱，而且出现了危机，这是不可否认的。
许多人用简单的解释来说明这种现象，并以镇压的加强作为理由。据说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的镇压中已有数十名持不同政见者成为受害者。但问题并不在于镇压，也不在于镇压太多。当然，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我国内政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面或某一具体方面进行批评，决不是安全的和轻松愉快的。虽然早在斯大林一日丹诺夫时代[1]就已经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新的、推动进步的力量。但严肃的政治批评迄今并未得到当局的感激，反而给持有不同思想的公民们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六十年代的持不同政见者对这个问题非常熟悉。当时，即在六十年代后期虽然政府的压制比在七十年代厉害得多，但运动还是一年又一年地壮大起来。为了回答当局的镇压，民主运动的形式有了一些改变。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过去只知道征集百人签名的请愿书（如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的“请愿运动”），现在则转而建立小型的、但活动力很强的反对派组织。
[1] 安德列·日丹诺夫（1896—1948）是政治局委员和斯大林的亲密助手之一。从一九四五年起到一九四八年他突然逝世止，他主持了一场迫害和威胁作家，艺术家和所有“世界主义者”的运动。这个时期经常被称为日丹诺夫时代。这个词带有强烈的贬义。
一般说来，这些组织都是合法的。他们公开发表了不同于政府的意见，不屑于搞任何阴谋勾当。他们公布其成员的名字，召开记者招待会，撰写和分发各种关于苏联违反人权的文件。这一类组织有“苏联保卫人权自发组织”（其成员有彼得·亚基尔、维克多·克拉辛、尤里·马尔兹耶夫、列昂里德·普柳辛、娜塔利娅·戈尔巴涅夫斯卡娅等），“人权委员会”（其成员有安德列·萨哈洛夫、瓦列里·查理泽等），“大赦国际”组织（其成员有瓦伦丁·图尔钦、安德列·特维尔多赫列鲍夫等），“赫尔辛基监督小组”（其成员有尤里·奥尔洛夫、阿纳托列·夏兰斯基、叶列娜·波娜、柳德米娜·亚历山耶娃等），“俄国援助政治犯社会基金会”，也称为“索尔仁尼琴基金会”（其成员有亚历山大·金兹伯格等），“调查滥用精神病工作组”（其成员有亚历山大·波德拉宾列克、伊琳娜·卡普兰等），以及“教徒权利保卫委员会”。“时事纪要”和“立陶宛天主教记事”的编辑部一直存在。当然，在有些城市也有极少数的地下组织。这些组织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是绝大部分是为了对公众进行启蒙（通过散发“地下刊物”的材料和在国外出版的书籍）。在这一章，我主要是谈合法的组织。这些组织的发起人和成员公开坚持他们有权建立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他们希望，随着缓和的扩大（缓和的高峰是一九七五年的赫尔辛基三十五国首脑会议和赫尔辛基协议最后条例的签订。条例中包括了保卫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这样一个重要部分），建立持不同政见者的组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将加强和扩大民主运动。这当然只是一种幻想，但直到今天也还有一些人沉湎于此。
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是我和意大利记者皮尔罗·奥斯特林诺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所提到的民主运动，只是到一九七七年年底为止。我认为，在那次谈话中所表达的论点和看法至今仍然是正确的。但也需要进行修订和补充，因为自从一九七八年在莫斯科、卡鲁加[1]、波罗的海和乌克兰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声名狼藉的审讯以来，形势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
[1] 卡鲁加审讯（一九七八年七月）的主要人物是亚历山大·金兹伯格，现已获释。一九七九年五月，他和另四名苏联政治犯一起迁往美国，与被美国关押的两名苏联人相“交换”。见前面关于瓦伦丁·莫罗兹的脚注。
众所周知，西方报刊和世界舆论早就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给予了很大的注意。现在这个运动又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在我有机会看到的最近出版的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中，我想举出一本作为例子[1]。近年来，差不多每一位论述苏联的西方作家出的书，都有一章两章的谈持不同政见运动的。而在讲俄语的流亡者的刊物上，这个运动事实上是一个主要论题。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有通过了解持不同政见运动，了解它的各个流派和观点，才能理解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极其重要的、具有深刻根源的发展过程。再者，虽然目前持不同政见者的积极分子人数不多——事实上越来越少了，但在苏联这样的国家中，运动迟早一定会在许多方面成为决定性因素的。正如当代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尔所说：“被抛弃的人民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未来。被建筑师丢掉的石头可以成为新世界的奠基石。而一个没有持异见者和不满分子的民族，通常都是有纪律、有礼貌、安宁与和谐的，但却没有一粒可以产生出伟大的未来的种子[2]。”
[1] 《苏联的不同政见：政治、意识形态和人民》，鲁道夫·L·托克斯编辑（巴的摩尔和伦敦：约翰斯·霍甫金斯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
[2] 埃里克·霍弗尔：《真信徒》（纽约，一九六二年）。（作者所引是布雷格编辑的俄文版第四○页）
正如前面我对皮·奥斯特林诺的谈话所提到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在苏联一直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在二十年代，党内左翼和右翼反对派是不同政见的唯一表现。目前可看到的文献对这些反对派作了最广泛的论述。在三十年代初期，党内也有相当一批反对派流派和组织，尽管当时盛行秘密活动。即使是斯大林的大恐怖也没有完全摧毁反对派，反而在忠实的党员和公民中间产生了新的持不同政见者。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五二年的恐怖就是针对这些人的。成千上万的人民难道不正是在监牢里和集中营中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吗？那些从古拉格群岛的苦难中活下来的人中间，许多人都在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后成了反对派新一代的重要成员。只要举出下面这些具有不同信仰的人就行了：列维丁——克拉斯诺夫、德米特里·杜科、索尔仁尼琴、尤金妮娅·金兹伯格、亚历山大·沃罗纳尔、彼得·亚基尔和米海伊尔·贝塔尔斯基。从右翼到左翼的不同派别的反对派在赫鲁晓夫的“光荣的十年”期间也一直存在着。赫鲁晓夫推行的非斯大林化的措施激起了某些个人和集团的愤怒与憎恨。而苏联政府一九五六年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的行为，以及它对揭发斯大林罪行所加的种种限制和前后不一致的作法则引起了另一些人的不满。
和早期相比，六十年代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有了许多新的特征。它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和青年，考虑的问题大多是本国的情况。而且，西方几乎所有的大众宣传工具都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和全面的报道。正因为如此，苏联社会对自己内部的各种不同的抗议活动和不同政见活动的了解远非过去所能比拟。然而，从六十年代后期起持不同政见运动开始萎缩，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的确，只是因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这里可以把它们列入“缓和”这个共同标题下）才重新恢复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反对派，甚至引起了零星的群众抗议活动。然而，持不同政见运动暂时的低落是一个事实。这种低落归根到底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几乎每一个反抗运动或革命运动在创始阶段都会遭到挫折。
然而，持不同政见运动并没有完结，反而获得了和一两年前不同的性质和特征。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首先，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的镇压无疑地迫使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所有批评苏联当局的人改变战略，减少了对西方的“宣传”，因为这已经证明是一种靠不住的防卫手段。
一九七五年曾经出现过一些与世界舆论有联系的特殊的持不同政见组织，如赫尔辛基监督小组、大赦组织以及索尔仁尼琴基金会等。他们的组织者在很大程度上幻想世界舆论会限制苏联当局对他们采取的镇压措施。但事与愿违，这些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遭到的各种形式的镇压更甚于“单干”的持不同政见者。
我个人的意见是，在目前的条件下，民主运动只有象过去一样保持一种形式上的非组织状态，以个人的联系和团结为基础，形成一种志同道合的人的非正式集团，才能更强壮、更灵活。
在形式上，创立持不同政见组织将违反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七七年苏联宪法中那条极不民主的条文。这个条文要求苏联一切公众的和社会的组织必须置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因而，从原则上讲，建立一个显然具有政府性的反对派是不可能的，任何人建立持不同政见的组织都要负刑事责任。但这并不是主要问题。实际上，建立组织往往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民主运动。因为许多参加者由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成为某个组织的成员。我之所以坚持反对建立组织，主要是因为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组织都得马上建立起大量的“文件材料”，包括其成员的地址和档案材料。如果这种材料落到当局手中，那无疑会给他们提供大量有关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的同情者的活动以及相互关系的情报，而这些人大多是绝不愿意暴露这些情况的。再者，几乎所有的“合法”组织都会钻进一些内奸和其他可疑分子，在以后的审讯和预审的调查中他们会给当局提供一些有用的证据。只要回忆一下多勃罗沃利斯基、李帕夫斯基和彼得罗夫——阿加托夫[1]这样一些名字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在这些名字中，我们现在还要加上戈拉多波耶夫这个人，他曾被亚历山大·金兹伯格当作门徒看待，并给了他完全的信任[2]。亚基尔和克拉辛也差不多就是这种类型的人。今天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提到他们时都表现出一种毫不掩饰的轻蔑。
[1] 亚历山大·彼得罗夫（假名是阿加托夫）很早就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了。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他突然在苏联官方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责亚历山大·金兹伯格和其他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所谓罪行。西米奥·李帕夫斯基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也发表了类似信件，指责阿纳托利·夏兰斯基和其他犹太持不同政见者。他承认自己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并指控夏兰斯基等人也这样干过（他们否认这一指控）。他是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加入犹太人持不同政见者的圈子的，显然是克格勃打进来的一名内奸。
[2] 戈拉多波耶夫过去是一个普通罪犯（非政治的），他和金兹伯格住在同一个城市里，显然他帮金兹伯格做了一些援助政治犯基金会的工作。一九七八年七月在卡鲁加审讯金兹伯格时，戈拉多波耶夫提供了反对他的证据。
在这方面，索尔仁尼琴基金会的作用也带有启发性。基金会无疑解决了许多问题，给政治犯的家庭、已经获释的犯人和在流放中受罚的人们提供了巨大的援助。但他们的保密工作却做得不够。他们建立了成千张确实有困难或可能有困难的人的姓名卡。汇给基金会的款项源源不绝转给这些人。凡是直接得到援助的人都要在收据上签字，表明收到的数目。基金会的地方代表机构的网络也建立起来了。所有这些保存的记录不是放在隐蔽的地方，而是放在金兹伯格和他妻子的公寓里。
从国外寄来的这些钱都要通过苏联外贸银行特别“赠品”部，付给的不是普通卢布，而是一种特殊的优待证。不言而喻，这种优待证比普通卢布的购买力高，因为苏联设有一种出售低价货物商店的特殊系统，在这种商店中优待证可以当现款使用。但是这些优待证，特别是大面额的，不应该转让他人，因为通过优待证的流通，以及通过支票的流通，可以轻而易举地查清人们的活动、他们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以及从国外传入的文件的流通情况。基金会的频繁活动全都被当局看得一清二楚，因而在当局采取严厉措施的时候，那倒霉的就不仅仅是亚历亚大·金兹伯格了。
当然，我反对建立正式的持不同政见组织是一种策略而不是原则问题。在我们的运动中不少的人把道德的考虑放在首位，而轻视策略问题。更糟糕的是，他们认为，不论是哪一种策略，对于持不同政见运动来说都是不适当的，因为任何策略都会导致妥协，从而将玷污运动的纯洁性。不用说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只有那种追求结果而不考虑实效的人才会采取这样的立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索尔仁尼琴在写《古拉格群岛》时没有做出最严密的防备措施，而是相反，宣布建立一个工作组去调查他所深恶痛绝的共产党的罪行，他就决不能完成那本书的写作任务。因此，不知道他为什么以为当局会允许他把出售《古拉格群岛》所挣来的干净钱寄到苏联分给那些不经审判就被当局当作敌人的人？
我们这个社会目前的处境是这样的：要实行改革，最重要的手段仍然是讲真话，也就是说，要生产和传播真实的艺术作品、学术著作和政治评论，以及提供各种准确的材料。一般来讲，写出和汇编这样的著作是不需要任何正式组织的。
至于真实情报的传播工作，我们在七十年代是倒退了而不是前进了。象地下刊物这种无控制的、大量传播的反对派著作的手稿抄本，当初是很有希望的，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如果我们把苏联作者和流亡国外的俄国作者七十年代在西方发表的许多著作包括在内，今天的地下刊物确实比六十年代多得多。但是不幸的是，在国外出版的俄文书籍能够进入苏联的，显然比六十年代备受称赞的地下刊物的传播量少了十几倍甚至成百倍。
组织各种类型的持不同政见小组的尝试当然应该继续下去。例如，我就曾经支持过一九七九年初关于建立一个莫斯科人和立陶宛人组织的倡议。当时，他们组织了一个临时性的公共组织——一九七九年选举协会，提出了自己独立的候选人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这个组织的规章和苏联当前的法律是完全一致的。它的目标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同官方的“最高苏维埃选举法”没有冲突。应该说，官方的选举法的许多条款是很民主的，但当局在实践中根本不予遵守。
在六十年代，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认为，我们内部结构的改革可能会较快地进行，要不了几年的斗争和改革，就足以把苏联改造成一个充满了民主的国家。但是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作为一个世界强国，苏联在军事和工业方面无疑比过去更强大了，但农业的进步在这些年内却小得多。至于在扩大民主自由，容忍持不同政见者，放宽检查制度等方面，进步就更小了。因而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就从乐观主义者变成了悲观主义者。他们宣称苏联政权不可能有任何政治上的进步，相反，它的镇压将会越来越严厉。这样，在同当局发生几次冲突之后，许多持不同政见者都急于离开这个国家，特别是从七十年代以来，包括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迁移自由已经大大放宽，尽管还存在各种限制。目前，居住在国外的原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所谓第三移民）的数目，远比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多。我这样说并不是象索尔仁尼琴和萨发列维奇那样要谴责他们。但在我看来，这些人中并不是都有真正的无可非议的理由要迁移出国。
对于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差别，俄国有句古老而伤感的格言：“悲观者认为事情必然变得更坏；乐观者则认为事情不可能变得更坏。”然而这个聪明的讽刺并不适用于苏联的情况。事情可能变得更坏，也可能变得更好，这既要看情况，又要看人们干了些什么。
在一九七七年末，意大利《晚邮报》在它的莫斯科办事处安排我和《裂开的绝顶》的作者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教授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季诺维也夫立刻表明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说：
西方文明中的民主和自由之类的东西，对于苏联社会的正常生活来说是完全不需要的……大多数苏联人拿这些东西是没有用处的，而且特权阶层则认为这些东西是对他们安全的威胁。我们的社会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它产生不同类型的、满足于各种价值的人……任何时候，这里的人民都决不会理解西方那种个人自由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个社会的多数人来说，现实性，也就是今天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就是他们所需要的。〔米兰〕《晚邮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五日第一期，文学副刊。）
当然，我不同意季诺维也夫的看法。从我们的社会制度中产生出来的人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从西方社会制度中产生出来的人。这种人在某方面比较好，在其它方面又比较差。苏联公民从来没有生活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因而不能清楚地理解民主的价值。但是如果说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无非是不断增长的物质的东西，或者（指的是上层）不断增长的特权和权力，也是不正确的。苏联公民也关心着他们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扩大，这一点是不难证明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在特权阶层中，也决不是每个人都在全力追求特权和权力。在苏联这种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中，政治和经济的停滞时期，甚至倒退时期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社会和政治的僵局不会永无尽期。在我国，改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种改革可能变坏，也可能变好。
现在，持不同政见者对他们所期望的改革在性质上和实质上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自六十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社会思潮的主要趋向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唯一出人意料的发展是索尔仁尼琴及其为数不多的追随者们所做的一个新的声明，他们主张在俄国建立一个独裁的神权政治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民将靠最低限度的必需品生活，并以俄国东正教为基础，从道德上和精神上使自己完善起来。但是很明显，最近在伊朗发生的事情绝不可能在现代的俄国发生。苏联不是伊朗，索尔仁尼琴不是霍梅尼。附带说一下，这决不意味着在我们国家各种宗教信徒的法律权利不应该受到尊重。比较稳健的宗教反对派正在为得到这样的法律保障而斗争。
除了索尔仁尼琴这股势力，苏联反对派思潮的第二个主要流派仍然是“自由派”或“法制派”运动。这一派最杰出的代表是萨哈罗夫院士。这个运动的焦点仍然是全力捍卫这样一些基本的人权，如言论自由、交流情报的自由、迁移出国的自由以及政治上的少数派有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为之辩护的权利等等。这个运动长期以来就主张对所有的政治犯实行大赦，并且企图为了被逮捕的和在押的“有良心的犯人”而利用西方舆论的影响。
各种少数民族的运动仍然在坚持着，尽管规模很小。他们的要求包括允许他们享有返回世世代代居住的故土的权利（如克里米亚鞑靼人），以及扩大民族自治权，直至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脱离苏联[1]。
[1] 坚持民族主义的持不同政见的一个例子是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十五名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公民向莫斯科的外国记者散发了一份联合声明，要求给他们的国家自治权。他们指出，这几个共和国是根据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协定，而于一九四○年被非法吞并的。另外一项声明是莫斯科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萨哈罗夫和赫尔辛基监督组织的成员发表的，这项声明表示支持波罗的海持不同政见者的呼吁。
争取“具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借用捷克改革者的一个术语）的运动也继续存在着。这个运动的名字并不恰当，因为必须改革的并不只是面孔，并不只是“现存”的社会主义的巨大结构的外观。藏在外观背后的东西也必须重建。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必须与最充分的民主相结合。在这方面，争取“人道的社会主义”运动包括了其他社会运动的全部理性的方面。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提供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政治上的少数派所享有的自由，它必须断然抛弃对持不同政见者所使用的一切暴力，尊重宗教权利和消除对宗教组织的一切人为的障碍。当然，苏联的一切少数民族集团都应当有机会增加他们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自主权，有机会自由地决定他们自己的民族问题，如果这同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其他民族的正当利益不相冲突的话。虽然我们可以利用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行之有效的某些经济手段（例如，恢复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以及在某种个别场合恢复在小商品生产和服务行业中的私有制企业），但要回到资本主义已经永远不可能了。
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分歧，不仅包括他们所追求的改革的性质和实质，还包括实行这种改革的方法。在苏联和在流亡者中间，只有极个别的人建议我们实行某种新的革命。这种革命不只是索尔仁尼琴的那种道德革命，而是一种政治革命，即德米特里·潘宁所主张的那种使用暴力的革命。事实上，苏联社会思潮的所有主要流派和趋向都着重表明，他们支持的是用非暴力的方法进行改革。二十世纪以来我们国家的暴力已经太多，因此各阶层的人都非常厌恶暴力方法。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由于知道他们本身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得不到有利于改革的群众运动的支持，于是寄希望于外部的压力，我们所讲的压力不仅包括西方舆论的压力，而且还包括各种政府机构，如美国国会和白宫的压力。他们呼吁西方停止和苏联做生意，抵制科学和文化交流，不参加一九八○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等。有些苏联流亡者和西方政治家一起，甚至建议停止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
接受这些建议，就会在东西方之间重开一场新的冷战，这不仅对东方而且对西方也将十分有害，并会产生出同这些建议的本意直接相对立的结果。舆论的支持，首先是西方国家的报纸，对苏联民主运动的一切流派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各种问题上都必须遵守有理有节的原则。最后，在苏联这样的国家，重大的改革不能过于依靠外部压力，而只能依靠其内部的发展，包括那些“上层人物”的行动和主动性。
在每个大国的历史上，包括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和俄国，许多重要的改革，有时甚至是暴力革命，往往都是由“来自下面的”压力和“来自上面的主动性”（或者让步）相结合而发生的。暴力革命之所以可能发生，只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实在太保守了，对于人民不断增长的不满和统治阶级本身不断增长的弱点熟视无睹。在七十年代，葡萄牙、伊朗和阿富汗都属于不能避免暴力革命的国家，虽然它们并不完全（在程度上）象安哥拉、越南、埃塞俄比亚以及柬埔寨那样发生流血的内战。当然，迄今为止象希腊和西班牙发生的那种和平的民主改革是很完美的。总的来讲，象亚历山大第二、俾斯麦、罗斯福、赫鲁晓夫以及戴高乐等这样一些著名改革家不都是他们政府的首脑吗？这种例子还可举出很多来。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民主化只能是一种“施舍”，由统治圈子恩赐给人民而勿须人民方面付出任何努力。斗争仍在进行，持不同政见者在其中的作用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一斗争还没有起到足以推动当局作出重大让步的效果。
直到最近，差不多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才开始同意我的观点，认为“上层”人士有可能表现出一种明智的主动性。这部分地说明了开始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和大约持续到七十年代中期的群众“请愿运动”。有好几百人，包括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根本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著名的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以及经济官员，给苏联的领袖们写了信和交了呼吁书。事实上，在六十年代末期，“请愿签名者”这一特殊名词就是为这种人而创造的。甚至对当局怀着满腔愤慨的索尔仁尼琴，也在一九七三年那封著名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流露出他有一种“模糊而又并非不存在的”希望，即他的建议会受到重视。我不认为“请愿运动”毫无用处。它曾经阻止了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作法，改善了某些政治犯的处境。当然，如果以为单凭请愿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未免太天真了。
那么，在我国的统治力量中，有没有能够实现我们迫切需要的改革的人道力量呢？我相信是有的，虽然这种力量不是多数。如果认为有些“在这个制度内”工作，并且处于重要地位的人，不可能做出任何事情去推动这个制度的自由化和民主化，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许多情况下，一个诚实的工程师、科学家、工厂经理、科学研究所所长、舞台导演，或者一个普通工人、一个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一个诚实的军官，所有这些人当他们“在这个制度内”工作时，比他们在这个制度外更能为我们社会的进步和民主的发展做出贡献。当然，这不仅需要诚实和勇气，还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妥协”。当然，在“妥协”和“无原则的行动”这两个概念之间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的。
还有许多例子我不一一列举了。我认为，在六十年代，象《新世界》主编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一个重要的生物研究中心负责人波里斯·罗沃维奇·阿斯塔罗夫、伊戈尔·塔姆院士、电影导演米哈伊尔·罗姆以及作家康斯坦丁·鲍斯托夫斯基等这样一些人，就做了不少的工作，也许，在唤醒和推动我们社会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方面，他们比这十年中在西方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的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做的事还要多。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情况也是这样的。这本书经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批准在苏联出版，因而对苏联社会和文学的发展所具有的影响，超过了他后来的一些著作。后期的著作无疑更为激进，但却无法使广大的苏联读者读到。因而我们可以说，当前少将彼得·格里戈连科第一次看到特瓦尔多夫斯基时就称他为“懦夫”，是多么的不公正和不恰当，原因不过是由于他拒绝在格里戈连科和他的朋友们草拟的一个呼吁书上签名。
当然，在党和政府统治集团中的地位越高，象特瓦尔多夫斯基这个类型的人就越少。然而，即使在这里，情况也不象某些人所想的那样毫无希望。索尔仁尼琴在《致领导人的信》中所提到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也并不是唯一的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是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问题，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里的腐化和堕落已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在七十年代，恰恰是“从上面”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才改善了那里的情况。这就证明了将“来自下面的”压力和来自上面的主动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决不是“不存在的”。
在这里我不想贬低“制度之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所形成的运动。尽管他们的成员很少，但他们的运动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催化剂，可以促进苏联制度内部进行的各种改革。然而，当我们为改革提供论据和进行工作的时候，我们应当把促进改革的一切因素都考虑在内：持不同政见运动、“制度内”的人所起的作用、经济的作用（由于日益庞大和复杂而越发难以管理）、西方舆论的压力，以及所谓的时代精神这种不固定的、但却很重要的因素。
在过去，我不得不再三反对那种把“道德和政治的统一”强加给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作法，反对使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从属于任何一种“一贯正确的权威”。一个以言论自由和多元化作为自己的主要要求的运动，不能不鼓励自己队伍中的争论。不过在低潮时期，这样的争论有变成个人争吵的趋势，并且经常引起诽谤性的指责和反指责。从流亡者办的报纸上人们可以知道，这种气氛现在在流亡者的圈子中特别盛行。
当然，在六十年代，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各个流派中也存在着些根本的分歧，而在七十年代初期，这种争论加剧了。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因为激动的抗议总有一天要让位给比较全面的，有关政治、社会、宗教、伦理和文化方面的纲领和学说的说明。但是当一个社会运动处于低潮时，在这些问题上的不一致常常会发展成为一些小的争端，而这些争端往往会受到对这种纠纷感兴趣的组织的鼓励。例如，在最近几个月，各种类型的匿名信特别多，其中包括最无耻的排谤和不堪入耳的辱骂，使用了最恶毒的手法去描绘某些持不同政见者的私生活。还出现了一些特殊的书籍，例如，一个名叫托玛斯·利沙卡的捷克记者写了一本题为《索尔仁尼琴的螺旋形背叛》的书。这本书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专供官员们阅读。这本书的前言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作家列维·柯伯列夫致以“由衷的感激”，而这位柯伯列夫曾同索尔仁尼琴在同一个劳动营里呆过多年。但是柯伯列夫从来没有在口头上或书面上对索尔仁尼琴发表过任何带嘲讽的评论，说他“缺乏天才”。同时他也从来没有同这本书所提到的记者们谈过话，但本书所引证的却正是他们的“谈话”。当然，柯伯列夫在他的著作中和私人谈话中的确批评过索尔仁尼琴的政治观点和纲领，但这是政治上的分歧，而不是庸俗下流的个人攻击。
这种道德上的讹诈伎俩成了镇压那些被当局视为不可救药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迫害手段的补充。有些人被驱逐出国，著名的苏联学者，尖锐的讽刺作品《裂开的绝顶》的作者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就是其中的一个。季诺维也夫早就受到限制和迫害。一九七七年他被剥夺了学术职称和对纳粹德国英勇作战而获得的军事上的荣誉。当他应某大学的邀请申请出国讲学时，有一年之久没有给他任何答复。一九七八年夏天当局突然要求他在十天之内准备好去西德，当他到达西德之后不久，就被剥夺了苏联国籍。
一九七八年春夏，一些知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受到审讯，被判处长期监禁或驱逐出境，其中有尤里·奥尔洛夫、亚历山大·金兹伯格、阿纳托里·夏兰斯基以及苏联各个城市和加盟共和国中的另外二十多人。西方报纸曾对这些审讯进行过详尽的报道。这样的政治审讯及其所使用的方法，应该受到严厉谴责。不仅外国记者被禁止出席这些审讯，就连被告的亲属和朋友也遭到同样的待遇，尽管他们比那些特别挑选出来的挤满了法庭的群众更有理由出席审讯。人们不免要问：如果对奥尔洛夫、金兹伯格以及其他人的指控是完全公正的和易于证实的，那么这些审讯实际上把群众拒之于大门之外又当作何解释？此外，苏联报纸对这些审讯仅仅作了一些简短的摘要式的报道，以致任何有思考能力的读者都不可能理解为什么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刑期竟如此之长。
近年来我也不止一次成为恶意诽谤的对象。我从一些地下刊物的材料中得知，我是莫斯科一个秘密组织——“犹太共济会”的领袖之一，又是“莫斯科犹太复国主义者委员会”的成员。国外流亡者的报纸上已经有一些文章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我在国外出版了那么多书籍，发表了那么多文章，为什么我没有被逮捕？阿布都拉赫曼·阿夫托卡诺夫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巴黎出版的《俄罗斯思想》报上写道，我在写书的时候使用了“克格勃的机密档案”，因而我的著作和文章表达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克格勃内部的极为秘密的思想”。但是我从未在公开的或保密的政府档案馆工作过。相反，在克格勃及其莫斯科分部对我进行第二次搜查时，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档案材料却几乎被没收一空。
国外流亡者和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圈子的形势，常常要受到那些同当局对立的人的个人品质的影响。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在苏联人们是怎样和为什么会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正如我所说的，不满、不一致和对立是任何社会和任何国家都可以找到的特征。当然，在苏联，当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是会给自己造成许多困难和损失的。因而，一般来讲，对现政权或它的某一方面的不满并不都会发展成为公开的和积极的对立。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人还是走上了这条道路。在很多情况下亲友的影响起着主要作用。不少的人之所以成为持不同政见者是由于他们或者他们的亲友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引起的感情上的激烈震动。、有些民族意识很强的人，一旦感到他们的民族成了种族歧视的牺牲品时，也会成为持不同政见者。那些具有高度道德感的人，一旦认识到我们国家一直存在而且将继续存在不公正和非法的事情，也会走上这条道路。例如，那些描写斯大林政权的罪行、集中营、酷刑、专横的统治和无法无天的暴行的文学作品，也使得不少比较年轻的人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但是，如果以为持不同政见者都是具有高度正义感的正人君子，那就错了。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说过，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往往是一些怨天尤人的无能之辈。他的话有一部分不幸而言中了。他们在自己所选定的工作范围内得不到发展，并不是由于他们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有矛盾，而是由于没有能力。但是他们甚至对自己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的失败归罪于社会、“上司”、检查制度以及我国的政治形势。我还记得，当特瓦尔多夫斯基读到一位作家用尖刻的语言写的反对检查官的专横行为的原稿时，曾颇为轻蔑地说道：“作者为何要抱怨检查官扣下了他的作品？我的杂志上是决不发表这种东西的，即使所有的检查官来求我也不行。”
在持不同政见运动中，有些人是“为了荣誉而来的”，正如马克西莫夫所指出，他们是出于虚荣心，而不是出于对社会正义的敏感。人们可能会问，对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来说，他能得到的只不过是迫害和开除公职，是监禁在流放地或劳动营，甚至是精神病院，哪里还有什么追求荣誉可言。但这只是他们在苏联国内的命运。而在国界的另一边，有许多的著作在谈论持不同政见者，报纸上引用了他们的声明，杂志上登出了他们的照片。美国记者罗伯特·凯撒在他的一篇分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文章中写道：“当前这一代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受到了不同一般的注意。广泛的新闻传播工具使他们中间有几个人更象电影明星，而不象政治流亡者。”
凯撒试图为西方非常注意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一事辩护道：
人们可能认为，世界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苏联生活的主流上，对于那些赞同我们所尊重的价值而向西方人士呼吁的离开正路的人物，则不要过多地予以注意。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持不同政见者上，西方新闻工具无疑歪曲了当前苏联的真相，但这决不是可以忽视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理由。在俄国历史上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作为他们那个时代的代表，可能并不比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在他们那个时代所具有的代表性差（《共产主义问题》一九七六年一至二月，九十二页）。
评价西方报纸和其他宣传工具的注意力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重要性显然是不必要的。在很多情况下公众舆论是值得注意的。但是某些过份热衷于追逐名利的人，却是为了力求在新闻工具上被人报道而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对于他们来说，名誉和光荣比事业更为重要。他们要求外国报纸把他们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一言一行都记载下来。他们经常去寻找西方记者，甚至为了出风头（俄文中新近借来的一个字）而甘愿受罪。这样，一整套虚伪的价值观就开始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某些集团中传播开来。现在有一种倾向：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对运动做了多少工作，而是看他被审问和被搜查过多少次，看他在监牢、集中营、流放地或精神病院呆过多少年，甚至要看外国报纸或广播报道过他多少次。正象电影和戏剧界产生了他们自己的波希米亚[1]、他们的食客一样，在持不同政见者周围也逐渐形成一种波希米亚气氛，而这只能贬低民主运动的严肃的目标和目的。
[1] 波希米亚：指玩世不恭者居住的地区。——译者注
我所提到的仅仅是近一两年来我认为影响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性质、形式和目标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一些很有眼光的苏联知识分子已经觉察到了这些问题；他们虽然没有亲身参加运动，但却密切注视着运动的发展。作为一个例子，我想不揣冒昧地引用我最近收到的一封颇为有趣的信。我暂时把它叫做“一封来自省里的信”。由于很明显的原因，作者的名字就省去了。
为了捍卫被践踏在脚下的个人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自由意志的权利，持不同政见运动已经进行了十年左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在某种意义上，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权利、批评的自由以及表达自己的自由愿望，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如果言论自由的条件建立了，其他一切自由也将理所当然地得到恢复。一个能够对自身进行批判的社会，也能够得到发展，能够迅速地恢复被扼杀的东西，同时，还能够为一切新鲜事物开辟广阔的天地。
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领域中，侵犯权利的现象和不公正的事情，只有通过自由交换意见才会自动消灭。但在实践中，要求言论自由的一切努力统统遭到粗暴的镇压，许多想把宪法所宣布的自由加以落实的勇士，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惩罚。事态发展的逻辑，使人权运动本身也日益变成为争取释放受苦的成员和改善他们的命运而斗争。就象“民意派”
[1]的成员当时不知不觉地卷入为自己的复仇行动辩解一样，现在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已逐渐使争取人权的斗争转到另一种同样崇高的斗争：争取释放他们的同志，争取出国的权利和改善劳动营的条件，等等。
[1] “民意派”是俄国民粹党人的秘密组织，建立于一八七九年。它在经过多次尝试之后，终于在一八八一年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它的领袖被抓起来并被处死，结果这个组织被摧毁了。
就连对人类文明的命运、对我国和世界的命运具有深远洞察力的萨哈罗夫也为了保卫受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权利，卷入了这一斗争的漩涡，结果使自己的眼界明显地缩小。他几乎整天都在为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案子说情。于是一般人经常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炽热的斗争，使他们只有通过发表一些紧急声明和紧急抗议来引起海外的反应，以此来援助他们的“自己人”。持不同政见运动与一切四面受敌的运动一样，总有一种毛病：它不仅遭到外部的迫害，还受到本身的幻想、自欺以及宗教情绪的折磨——这对处在人为造成的孤立环境中的受迫害者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较大的群众运动往往与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遥相呼应，但又有自己的民族或宗教目标，因而也具有相当狭窄的独特性质。犹太人和伏尔加日耳曼人要求得到移民权，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要求给予返回故土的权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象在我们这样一个以俄罗斯人为主的大国里，这些合法的要求并未得到全国性的支持。宗教运动的情况与此相似，它关心的主要是维护某些具体的教派的问题，而几乎没有涉及到整个俄国东正教的问题。我不否认这些具体的权利和利益的合法性，然而我认为，从整个苏联的民主运动的角度来看，这些运动显然已经转向一种狭隘的小集团活动、宗派主义和反叛的知识分子的自卫活动上去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过程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当局对各种思想的压力，对群众的恫吓和欺骗，使这个国家从六十年代中期所呈现的那种社会更新和道德复兴的状况中大大地倒退了。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不管现在他们同当时的看法距离有多大，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乘着当时那股浪潮前进，至于后人是不是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现在还说不上。
但是岁月流逝。当局越来越认为民主运动是非法的了。参加者的主张和目标已经缩小为仅仅是争取自由，集中在成员的权利问题和争取权利的斗争上。然而同时，大量的、影响到整个国家生活的难题却摆在人们面前。农业一直处于危机状态。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感觉已经完全被摧毁。有计划地过渡到一种以工业为基础的农业被证明为时尚早。甚至在首都，粮食的情况也在日益恶化，各省就更不消说了。大批的工矿企业效率低下，基本建设一塌糊涂，以致于大量的资源被不合理地浪费掉。商业上存在着物资短缺和盗窃现象。财政上存在着长期的通货膨胀。人们感到失望、冷漠、不想工作、整日借酒浇愁。政府部门僵化保守、缺乏果敢决策、各级都害怕负责、自欺欺人之风盛行。
所有这一切，我们的持不同政见者是很少注意的。他们完全陷入争取人权的斗争中去了。然而，在一般的刑事和民事案件中，特别是涉及到青少年的案件中，也存在大量的违法事件，同这些日常的不公正的事情相比，为数不多的“政治”案件简直就是一个小问题了。但是，对于那些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影响到他们的物质状况、受教育的机会和法律保障等最重要的社会权利和公民权利，对于这些权利所遭到的破坏和削减，我们真的能够熟视无睹吗？
无可否认，社会的民主化是同自由化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持不同政见者扩大了自己的眼界，摆脱因受迫害而带来的那种特有的偏见，转而去关心图拉的工人、沃洛格达的集体农庄庄员、特杜辛的图书馆管理员和波多尔斯克的暑期学校学生的生活和权利，争取人权的斗争才会得到成功。
我完全赞同来信人的观点。
那么，目前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前景又将如何？显然，运动的规模是缩小了，但当局不可能用迫害、逮捕、流放和驱逐出国的方法完全消灭这一运动。当局的企图显然是要割断那些“死不悔改分子”同他们的社会基础，即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的联系。除了在某些领域，首先是政治领域，要“拧紧螺丝钉”外，一般在文化和艺术的某些领域却允许实行某种程度的“自由化”。现在，许多被称为“自由派”或者至少具有自由思想和能够独立思考的文化界人士有更多的机会发表作品，创作剧本、电影和撰写学术著作。[1]
[1]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名显然希望“自由化”能进一步执行的苏联作家，包括官方作家协会的知名成员，提交了一份“年鉴”《米特罗波尔》（metropol）（他们自己收集出版的一部文选），要求当局不经审查直接出版。（有些手稿已刊登在自发刊物上；其他一些遭到编者拒绝已经有好几年了，理由是这些东西在审查官那里是通不过的。）这些散文、诗歌、剧本以及文化评论，都没有明显地涉及政治，而它们的作者，从是否在政治上积极反对苏维埃制度的意义上讲，又都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米特罗波尔》的导言说明了编者的看法：作品应该由作者独自负责，而不是由检查员负责。
和这些人的希望相反，官方对此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作协领导不仅拒绝出版这部选集，还对几个作者进行报复。一部电影剧本被退回；另一个人的广播稿被扣了下来；有两个人的作协会籍“暂停”。作为答复，六位作者声明准备辞职，除非他们的同事恢复原职，到了十二月，事情已经很明显，上述二人已经不能恢复原职了，于是瓦西里·阿克辛沃罗夫和其他两人宣布辞职。这六人中包括好几位苏联的著名作家。
文学界为文选而进行的斗争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九月，为了答复因支持《米特罗波尔》作者而提出抗议的美国作家，苏联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主席费利克斯·库兹涅佐夫发表了致美国作家的一封信。库兹涅佐夫提请他们注意，一九七九年中，《米特罗波尔》作者的作品曾在官方刊物上发表。这似乎标志着年初采取的报复政策已经有所收敛。十月，有报告说，当局采取的报复行动将全部停止，将在十一月恢复两个被开除的作家作协的会籍。
虽然要求不经审查而出版书刊一事没有成功，最后的结果也许是在苏联文学中给先锋派作品和先锋派作家们留下了较大的余地。这个选集的手稿显然没有在苏联广泛流传。但是美国出版了它的俄文版，英文版也即将出版。
不管当局的意图如何，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是，只要苏联人民的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些来自上面的“恩惠”就只具有暂时的效力。被削弱了的运动迟早会恢复起来和得到新的力量。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持不同政见运动，在苏联这样的国家要解决公共生活中极为重要和极其复杂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一切有理智的人都反对那种非理性的恐怖主义和暴力。但是任何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社会都需要一个有理智的反对派。在极为复杂的现代社会里，这一点尤其正确。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任何重要的决定都需要自由争论、需要从不同的观点加以考虑和提出独立的见解。对于一个社会来讲，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还没有找到一种较好的办法去控制政府当局，或者任何一种形式的权威的活动，无论这种权威是一个党，一个工会，或者一种经济制度。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自由批评和尊重反对派的权利。
一个企图镇压和摧毁一切反对派的国家，是会使自己从各个方面都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的。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道：
哪怕理智暂时被约束起来，伟大的思想家也还会，并且一定能出现。但哪怕是暂时的精神奴役，也决不会和不可能出现伟大的思想家。如果一个人曾经获得某种程度的合理发展，那只能是由于，即使仅仅是暂时的，不害怕接触异端邪说。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不允许对原则进行批评，而且认为勿须再对有关人类生活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那么，就不可能希望显示出某一历史时期特色的思想活动能够在某一天发展起来。
人类历史的全部过程说明了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者和记者尼古拉·索科洛夫在他的一本很少有人知道的书《被遗弃者》中写道：当今健全而有生命力的理论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需要，而且是人们的信念和社会的道德。他认为，这些理论不怕任何批判，勿须靠任何暴力来维护。索科洛夫强调说，对批评社会的人进行迫害并不证明这个社会有力量，而是证明它的脆弱，因为它对自己的正确性、道德和价值都不再相信了。
我们深信，即使社会主义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学说，既没有陈旧过时，也非奄奄一息。但是，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还不是十全十美的。因此，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迫害，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更加不能接受，更要加以反对。
只要影响我们社会生活的主要问题还没有解决，不同政见和反对派就不可避免地要在苏联存在。如果单凭暴力或任何其他方式去摧毁这些合法的和忠诚的反对派，那么将来总有一天它还是会复出的。不过那时它就会采取一种真正危及社会的形式。
近年来，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削弱和衰退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我认为，衰退仅仅是暂时的，这也是无可否认的。正如给我写信的人所指出，从目标和目的上看，七十年代的民主运动是从直到六十年代中期还是十分盛行的社会更新和道德新生的精神状态中产生出来的。但是当局的压力，一些人的流亡国外，本能的厌倦，缺乏任何显著的成就，公众情绪的逐渐的，但决不是进步的转变——所有这一切形成了当前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特点，在最近的十多年中，从比较新的一代中参加进来的人太少了[1]。
[1] 一九七八年底，至少在列宁格勒，有迹象表明在年轻一代的某些人中间，出现了巨大的骚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的宪法日，大约有二百名年轻人，绝大部分是学生，在这个城市举行游行。这项抗议活动是由一些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人发起的。他们自称是“左翼反对派”（据地下刊物《时事纪事》报道），抗议一九七八年春天对“新左派”集团领导人亚历山大·斯科波夫和阿柯迪·楚尔科夫的逮捕。斯科波夫和楚尔科夫是“新左派”集团的领导人物，从一九七六年以来这个集团就在列宁格勒频繁活动，一九七八年春他们办了一个探讨问题的杂志：《展望》。他们被捕时，该杂志的第三期正在组稿，而且他们还准备召开一次会议。显然，莫斯科、高尔基，可能还有其他城市的同类组织将参加会议。斯科波夫是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四年级的学生，他租了一套公寓房间，把它作为“公社”，供来自苏联各地的青年自由居住，无拘无束地讨论政治、哲学、文化以及艺术，交换地下刊物，查阅难得的书籍。这个“公社”坚持了一年半，直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才被警察封闭。
但是，在六十年代促使民主运动发生而现在达到顶峰的那些问题，仍然没有消失。某些问题现在更具有挑战性和更加难以应付。此外，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这些问题可能有助于八十年代公众态度的形成。人们用不着去当一个预言家，说什么八十年代在我国将出现新一代的领袖。我肯定地说，新一代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将出现。将由何种人来决定八十年代苏联领导和反对派的性质，这是不可能准确地预料的。但是，在未来的十年内，过去二十多年来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政府和反对派的对话，最终将成为可能。
一九七九年四月，斯科波夫被判处送进精神病院实行强制性治疗，楚尔科夫被判处在劳动营劳动五年和国内流放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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