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1980）
后记：一九八○年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1]
[1] 本书在报上发表后，罗伊·麦德维杰夫又同意大利《晚邮报》的维托利奥·茹科尼就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谈了一次话。这篇谈话发表在一九八○年二月四日的《晚邮报》上。
在碎玻璃般的、干燥的雪地上，留下了许多异常清晰的狗的脚印和乌鸦的爪印。气温降到摄氏零下十八度。时间已近正午。然而这个莫斯科近郊的无名院子却依然荒无人迹。冷空气透过人们的大衣悄悄地钻进人们的羊毛衫。这样冷的天谁也不会在外面闲逛。一辆小车的轮子用砖块垫着，准备在屋外过冬。车身罩着一层白雪，既可以御寒又可以防止小偷拿走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和反光镜。公寓的门口停着一辆光闪闪的黑色轿车，车里坐着两个人，车子没有熄火，车的牌号是“Mok”字头的。人们小声议论着，车上的一人属于秘密警察。他们来了。在这幢建筑的五楼上，住着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政治分析家，不同政见运动的“积极分子”，一个马上就要被逮捕的人。
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的前夕，同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谈话，犹如站在深渊的边上往下看，或者是冒险走进了刑事法庭的接待室。给我开门的人有五十四岁，满头白发，身穿一件谢德兰毛衫，下着一条不合身的牛仔裤，显然是别人送的。人们说，他是少数几个知道用强劲的手指头勾住自己，以免沉没的人之一。人们还说，他很“狡猾”。我不知道在苏联所谓“狡猾”是什么意思。但是不管怎样，罗伊·麦德维杰夫这种人确实是非同一般。
人们还告诉我，他仍然信仰“社会主义”，当然不是那种苏联式的建筑在坦克履带上的社会主义。他曾同萨哈罗夫很要好，虽然目前已不甚融洽。他知道一切潜伏在持不同政见者地下世界里的人，却不给他们提供任何可供参考的意见。他不是领袖，而是一个孤独的人（他的书在国外翻译出版，他的哥哥在伦敦过着流亡生活）。象莫斯科所有其他的人一样，不管他是持不同政见者还是保守派，罗伊·麦德维杰夫盼望着的是国家的繁荣昌盛；改革的实现和美好生活的到来；盼望邮局把他的包裹发还给他；盼望政府把他在莫斯科中心的公寓住宅还给他，——这件事遭到政府的拒绝；等待秘密警察来逮捕他同时又盼望秘密警察不会逮捕他。苏联的历史就象期待着某种东西的人民所组成的一个长长的行列。而他们确实在等待着。
我们一起坐在麦德维杰夫那间极小的书房里，沿墙排着高高的书架，书架上塞满了书。我们的谈话中，没有什么可以称为“狡猾”的东西。可以肯定地说，采访他的西方记者可能怀疑他是不是侵犯了记者的特权，结果常常是不欢而散，买张单程票回家。当然，对于持不同政见者来说，不管什么时候政治气候变坏了，只要他们最后还没有被压倒，和外国记者的接触就是他们不可缺少的麻醉药，就是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得到的缓和剂。然而，过多的新闻报道却又会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
维托利奥·茹科尼（以下简称维·茹）：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你害怕吗？
罗伊·麦德维杰夫（以下简称罗·麦）：在压制的气候中，没有一个人会感到安全。我现在已有一段时间没有接到住在伦敦的哥哥给我打来的电话了。他给我寄来的包裹以及书籍、衣服和其他东西也被海关没收了。近几天来，那辆坐着两个人的黑色轿车经常停在我的房子前面，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来逮捕我的，我们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总要到最后才能弄清楚这些事情。有人告诉我中央委员会有人要我箝口不言，但主管当局还没有作出决定。
维·茹：确切地说，你害怕的是什么呢？
罗·麦：什么也不害怕。我不认为我害怕。我是有准备的。处在我的情况下，逮捕和驱逐出国显然都是可能的，即使我保持平静与和平也无济于事。当我看到政府按照某种规律再次加强镇压时，——每一周都有人被逮捕——我告诫家人要作好最坏的打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他们。如果他们逮捕了我，我希望（他勉强地笑了笑，这是真正的笑吗？）《晚邮报》会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维·茹：你说你不害怕。但是政府是害怕的。为什么他们这样害怕为数甚少的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呢？
罗·麦：为什么你们那个强大的罗马天主教这样害怕异教徒和不轨分子，甚至把他们活活烧死呢？苏联政府每时每刻都在利用它所支配的一切手段去灌输这样一种概念，即人民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是紧密而一致的，社会主义没有敌人，或者说……（他犹豫了一会）统治着我们的那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没有反对者。承认存在着哪怕是极少数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一现实，让他们大胆说话，就等于承认我们的统一是不完全的，人民和党的团结是一种虚假的神话，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一切也都是虚假的神话。
维·茹：但是持不同政见者仍然在大胆地说话，虽然非常少。每一个月，每一年都有……
罗·麦：起初，当局是否认存在着持不同政见者的。如果你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就会做出很惊讶的样子，然后就尽量把各个持不同政见者描绘成罪犯，而这些人之所以平安无事，只不过是由于政府的仁慈。然后，如果罪犯拒绝悔改，才会对他们实行逮捕、流放或驱逐出境。他们必须给他打上罪犯的烙印，这样才用不着同他进行什么对话或讨论。你必须明白，把萨哈罗夫和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说成是罪犯和间谍并不是一种事后的掩饰，而是政府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的一贯方式。政府不会而且也不可能承认存在着任何形式的政治反对派。
维·茹：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让萨哈罗夫永远地沉默下来，就象斯大林所做的那样？
罗·麦：因为这也是政府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斯大林是一个暴君，这一点基本上已经正式肯定下来。今天的当局必须表明他们是不同于斯大林的，因而，他们要表现出一种灵活性。他们泡制了一个逐步实施的惩罚办法。萨哈罗夫是如此有名，所以当局在反对他的时候必须分阶段进行。他们没有把他关进监牢然后提交审讯，这样做将在全世界激起强烈的反对。而是发出一个行政命令，把他流放到高尔基城。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离这儿也不很远。这样他们就无需起诉和审讯了。
维·茹：到高尔基城后又怎样？
罗·麦：好吧，如果他不吸取教训，他们就要对他进行更加严厉的惩罚，把他流放到更远的城市去，那里情况更糟糕。同时，政府对你们西方人的了解胜过你们自己。他们将分散你们的注意，从而一点一点地削弱你们的消极反应。再者，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原以为政府不会去碰萨哈罗夫，现在也要用大量的时间来仔细地考虑一下他们自己的教训。萨哈罗夫可能从高尔基城被送到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托姆斯克或赤塔。情况将随时恶化，当局的办法是如此的简单，如此的有效……为什么你们不理解呢？重要的问题是受害者总要失去什么东西，因而时时刻刻都感到提心吊胆。
维·茹：这不是公然蔑视世界舆论，蔑视爱好和平的人们，蔑视苏联的朋友和支持苏联的积极分子吗？
罗·麦：当然，政府知道，这样办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缓和已经由于入侵阿富汗而遭到严重破坏，国际形势非常紧张。逮捕一个萨哈罗夫又会造成什么更严重的危害呢？你们都为萨哈罗夫感到担心，这是应该的。但是你们却没有多少人起来反对逮捕杜科神父。他是宗教界持不同政见者的真正领袖，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没有人反对逮捕他的同事雅库林，也没有人反对逮捕维利卡诺娃，她为了把秘密的《时事纪事》办下去，和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进行了斗争。被逮捕的还会有其他一些人，如作家阿克西诺夫和弗拉迪莫夫。说不定还有另外三、四十名不同政见者，总之还有许多人。制裁吗？苏联有句谚语说，七次受罚，比不上第一次受罚。每天早上都在幻想进行新的报复的卡特确实使我们感到好笑。重要的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报复。正如我说过的，对不同政见的镇压必须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政府急于要消灭它，这种愿望和需要远胜于担心损害我们的国际关系。有时为了在外交上进行投机，政府可以等一等——虽然这种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一旦时机到来，镇压就将会重新开始。但是请注意，——在缓和的高潮时期就没有逮捕和审讯吗？或者只有萨哈罗夫才足以使你关心吗？
（电话铃老是在响。有时是一个朋友打来，有时是麦德维杰夫的妻子来电话问他是否一切平安。有时则根本没有人〔“喂，喂。”没有回答。麦德维杰夫砰地一声放下听筒。〕莫斯科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铃响了你去接却又没人。当萨哈罗夫被警察抓走的时候，麦德维杰夫的电话整天不通。信号、警告、提防，你离开地狱就差一步了。）
维·茹：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当政府指责萨哈罗夫“背叛”祖国，“搞间谍活动”和“道德败坏”时，苏联科学院为什么拒绝开除他？
罗·麦：这必须要有三分之二的科学院成员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投票赞成开除他才行。可是目前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多数。这并不是出于对萨哈罗夫的同情或不同意政府的意见（我们用不着自己欺骗自己），而是谁也不情愿开创可能危及自己院士地位的先例。自从斯大林死后，至今还没有开除过一个院士，即使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被指责犯有一般的罪行，腐化、诈骗等等。其他较小的文化机构曾开除过自己的成员或者迫使他们较早地退休，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被赶出科学院。
维·茹：但是肯定有些热衷于向上爬的院士或其他的人为了向党讨好，会要求开除萨哈罗夫。
罗·麦：那当然。为了帮助你了解这一情况，让我来告诉你一件值得注意的小道消息，而且的确是一种巧合。大约在十二年以前，萨哈罗夫本人曾要求科学院院长——当时是凯尔迪什——开除特拉菲姆·李森科。这家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生物学家”，斯大林的宠儿。他使整个的苏联生物科学遭到毁灭，而他自己也声名狼藉。他还煽动和发起了一场斗争，把许多他视为敌人的人，如瓦维诺夫等，开除出科学院。你知道凯尔迪什是如何回答萨哈罗夫的吗？凯尔迪什当时回答道，你是对的，萨哈罗夫院士，李森科应该被踢出科学院。没有一个人尊敬他，没有一个人同他说话，他已经被人们抛弃，遭到人们的鄙视，象一条癞皮狗。我们大家都同意你的意见，安德烈·德米特里奇。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人要求我开除你，那又怎么办？如果我们拿李森科开了先例的话，我能拒绝人家吗？
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谬论，你想是不是？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之所以能够保住他的苏联科学院院士的地位，还得靠斯大林分子李森科的幽灵！
维·茹：无论如何，上层人士中难道就不会出现意见不合或者勉强同意的事吗？我的意思是总会有人不赞成对阿富汗、萨哈罗夫或其他问题采取的行动，说不定就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呢？
罗·麦：勃列日涅夫一天只工作两、三小时。而他看起来似乎很放心。如果出现上面那些事或国际危机，那就会象过去一样，成立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组去应付紧急情况。这个小组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对外将由官僚机构、主要的决策中心、克格勃、外交使团、党以及其他成分所代表。它将按勃列日涅夫的意旨行事，绝不会违背他。这不是政治局办事的方法，但只要勃列日涅夫活着和能够活动，这种情况是不会改变的。
维·茹：就国际危机来说，麦德维杰夫，你对抵制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什么看法？
罗·麦：一个错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样说。你们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再一次被你们的社会信念和政治信念所贻误。在这里，政治决不屈从于公众舆论，决不屈从于任何压力。什么是压力？无非是人民的情绪。谷物禁运并没有使我们的领袖少一杯牛奶，一块面包，或一块牛排。如果有人受到影响的话，那一定是人民，他们将苦于粮食不够。愈是穷，受害就愈大。如果奥林匹克运动会被取消了，受害的绝不是中央委员会，而是运动员和运动爱好者。而且，由于政府的宣传机器是如此的强大（它的确是无所不在的），政府将抓住这个大好机会掀起一场反美浪潮，把卡特及其同伙打上恶魔的标记。把他们说成是抢走婴儿的牛奶和运动员的奖章、竭力使俄国屈服和使她在世界上丢脸的家伙。你真的认为，如果我们没有面包，苏联公民就会去上红场游行抗议？
维·茹：好，如果卡特天真无知，那么，对克里姆林宫不能从政治上正视不同政见感到奇怪的意大利共产党，也是天真的吗？
罗·麦：苏联不是意大利或法国，因为苏维埃政权不是建立在大多数或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只有马克思主义者（不管它在今天意味着什么）有权来统治；反过来，统治阶级为了证实自己的合法性，也只能搬出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基础。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一种宗教，如果你愿意这样看的话。苏联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宗教大国。因而，正象我过去说的，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所有的异教徒，都必须洗脑筋，使之不再胡言乱语。这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这个政权立国的基本原则问题。你根本不要以为当局会自己退位。
然而我深信，社会主义和多元化是能够并存的。我相信，在马克思、考茨基和列宁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论述这种可能性的地方。相反，斯大林主义却把一党专政的极权主义概念当作一种专制的教条。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这种斯大林主义的概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是相互矛盾的。换句话说，如果以今日苏联的观点去判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理论，就会得出这些理论，基本上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列宁主义的。这是我的观点。
维·茹：但是在现实中，你在哪里看到过一种多元化的共产主义？
罗·麦：在某些国家，如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情况比苏联好一些。捷克的实验就是争取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但是由于华沙条约国家的干涉而失败了。我仍然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主义必将把美好的人道的面貌和多元化当作苏维埃国家的原则之一。
维·茹：你真的确信这一点吗？
罗·麦：在理论上是这样的。可惜这仅仅是一个理论。在实践上还不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
维·茹：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未来又将怎么样？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前景如何，谁也不曾见过的，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希望何在？
罗·麦：我担心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未来是不妙的。很不妙。在这儿，持不同政见者只剩下那么几十个人了。今天在巴黎和纽约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比在莫斯科的多。现在，持不同政见的领袖们都关在监牢里，在流放地，或者在国外。说实在的，前途十分暗淡。
维·茹：有没有人能够接替萨哈罗夫的地位？
罗·麦：没有，因为没有一个人具有萨哈罗夫那样特殊的品质。没有一个人能象他那样既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而同时又是苏联这个国家机体的一部分。他是在圣殿之内，不是在外面或者在边上。你想想看，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倒数第二版（出版时他已经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不同政见者），居然用了一大段热情洋溢的文字来描述他。
维·茹：幕就这样落下来了，而克格勃最后胜利了，事情不是这样的吗？
罗·麦：不，刚好相反。人们将吸取和深刻地反省过去几年和这一段时候的沉痛教训。毫无疑问，某种类型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正在消亡。持不同政见运动获得了它能够获得的一切，你把它称为飞向前方，把它称为个人主义或别的什么悉听尊便，但是它现在的确是衰落了，而且正在衰退，正在消灭。随着萨哈罗夫的流放，这一章已经结束。但是我希望，事实上我知道，新的一代正在行动，正在准备。例如，在列宁格勒。（我不提他们的名字），他们接过了老一辈人失掉的球，把它带到八十年代，也许还要带到九十年代，直到二○○○年。他们是青年、学生，他们已经看到并且知道持不同政见者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财政的困难、军心焕散、身心的痛苦、孤立、恐惧等等。他们竭力使自己与同盟者紧密联结起来，以免一露面就被别人砍倒。他们力图把工作做得更加深入细致。
维·茹：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人民怎样看你？你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凭什么要他们去冒险？他们会对你说不要去惹是生非。
罗·麦：是的，我知道。在支持萨哈罗夫的请愿书上签字的只有二十人。对所有这些人来说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审判室。六十年代时期签名反对审判的有成千的人，为西尼亚夫斯基、丹尼尔、金兹伯格和加兰斯科夫签名的就有几百人。但是持不同政见运动是不会死的；它只是停止了，同时正在转变。这种转变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民主的发展和改革就不可能了，有的只是越发严重的镇压。苏联需要持不同政见运动，持不同政见一定会存在下去，我希望它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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