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1980）
第九章 苏联社会向何处去
皮·奥：我想提出这里仍然存在的另一个不一致的地方。在信仰自由的问题上，新宪法承认公民有权信仰任何一种宗教，但是同时又要求他为建设共产主义尽一分力，而共产主义却是不信神的。从道义上看：教徒份内的事是使自己得到解脱。
罗·麦：是的。宪法和宪章要对这种不一致的地方负责。宣传无神论是每一个苏联共产党员法定的义务，因而教徒是决不能入党的。
然而，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不是这样的，他们并不是一概反对任何形式的礼拜。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保证思想自由，那么，为什么共产主义就不应该保证信仰宗教的自由呢？绝对真理是没有的，人类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达到对世界的绝对认识。
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真理。然而，有的人可能认为，即使没有绝对真理，也还有信仰上帝，信仰世界的精神发展的神学条件。的确如此，但这些都是个人的事情，是每个人的信仰问题。我确信，如果我们建设的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那它就应该尊重信仰自由。
我想强调一下新宪法中的另一个前后矛盾的地方。根据列宁的理论，苏联的第一部宪法有一个条款是讲宗教自由的，内容包括信仰自由、教会和国家分离、学校和教会分离，还附加了一个重要的原则：保证公民有信教的自由和进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
这就规定了人们有权在教堂外面宣传自己的信仰，包括父母有权把自己的信仰灌输给子女，以及出售宗教读物的权利。关于斯大林统治下对宗教和教会所进行的迫害就不谈了，我只想指出，一九三六年的宪法根本没有提到宗教宣传的自由而只提到反宗教宣传的自由。新宪法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共产党鄙视宗教和教会，认为它们是过去许多世纪残存下来的东西，必须加以扑灭。
皮·奥：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听听你对那些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圈子中流行的理论的意见。这个理论认为：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俄国经历了一个经常被人们称为“颓废”时期[1]的文艺复兴阶段。当时，俄国在文化上最接近西欧，这种情况在十月革命达到了高潮。但是这一革命很快变成俄国传统文化的“复辟”，而所谓传统文化是一种地方性的、狭隘的东西。对于俄国文化最接近欧洲文化的这一阶段，官方轻蔑地称之为“颓废”阶段是不妥当的。
[1] 颓废时期：这里所说的“颓废时期”主要指苏联十月革命前夕的一段时期。由于一些作家、艺术家受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在文艺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颓废的形式主义倾向，特别是象征主义、主体主义、抽象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流派在苏联十分活跃。这些艺术流派表现出来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颓废主义，是同苏联党的文艺所倡导的现实主义传统背道而驰的，因而受到了苏联官方的批评，并把这段时期称为“颓废”时期。——译者注
罗·麦：你说的有些可能是对的，但是整个说来，这个理论的根据不足，难以成立。教权主义和不容异说是反动的传统，但不是只有俄国才有。它们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中仅仅是一种倾向，并且经常遭到另一种倾向，即极力扩大与西方文化的联系的世俗文化的反对。彼得大帝就是一个例子。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期间，俄国从西方吸收了大量的东西。十九世纪末情况发生转变，俄国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开始逐渐加大。只要举出伟大的作曲家们，伟大的作家们如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和屠格涅夫，伟大的科学家们如门捷耶夫、巴甫洛夫以及其他的人就行了。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俄国文化价值的份量和影响继续给西方留下深刻印象。二十年代的现代绘画、电影和建筑，尤其如此。直到那时，俄国同西方文化的交流一直是广泛而深入的。
皮·奥：在斯大林时期呢？
罗·麦：我不赞成那种认为“俄国精神”优于“欧洲精神”的概念。在斯大林领导下出现一股向俄罗斯民族主义转化，脱离西方文化和政治影响，在许多领域片面地和表面地恢复俄国传统的倾向。这种情况从二十年代起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的确，任何民族不会丢弃自己历史上和传统中的瑰宝，哪怕是以世界革命的名义。但是满脑袋大国沙文主义的斯大林和他那帮密友所追求的却是另外的目标。
赫鲁晓夫当政时期，我们重新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敞开了大门。这个过程现在仍在继续；虽然比人们希望的慢得多。我认为，西方也从当代俄国文化中吸取了某些东西。把现代的俄国和苏联想象成精神沙漠，纯粹是无稽之谈。
皮·奥：我不否认尽管存在着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障碍，苏联人民仍在向前迈进。但是我怀疑的和我要问的是这一点：苏联向何处去？
罗·麦：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困难和障碍，苏联在科学、技术和文化上仍在阔步前进。
我们的文学是最优秀的文学之一，在科学和技术的许多重要部门我们也是处于领先地位。如果不是由于官僚主义的领导结构拉后腿，我们在这些领域的进步还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向前发展的趋势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我相信，尽管存在着我上面所说的那些障碍，这个过程也还是要向着社会主义发展。
目前，我不想讨论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我们离它还很远。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不喜欢进行短期或中期的推论。但是如果你以二十五年为期，比较一下一九二五年的苏联和一九七七年的苏联，难道你就不能发现各个方面的显著区别吗？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的科学、技术、艺术和文学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这一点，难道你不同意吗？甚至政治学也比人们走马观花所看到的有了更多的进步。我们同西方的关系有所改进，我相信我们的进步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然而，我们的社会并不象苏联宣传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仍然苦于物资匮乏，包括粮食短缺。但是我希望，到二○○○年时，我们离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日子就不远了。
皮·奥：现在我们开始触及到你的思想实质了。你认为，在你们的国家和社会中，存在着支持改革的力量。你还提到过“党内民主派”。但是，这些支持改革的“潜在”力量怎样才能变成“现实”的力量呢？一个官僚主义的警察国家，即今天的苏联，怎么会把改革的理论付诸实践呢？
罗·麦：当我谈到“党内民主派”时，我指的是一种范围比较小的干部集团，这种人各级都有，但是相互之间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他们反对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支持对党和国家领导的过于官僚化的制度实行改组。但是这些人比十年前少得多了。他们没有能力靠自己使党发生变化或者影响民主改革，得不到一批根据党的原则而形成的可靠的追随者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我希望，科技进步的要求和改善大规模信息工具的要求与政府的僵化之间的矛盾将促进这一发展。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许多小的危机，它们可以通过集中和计划很快地得到解决。然而它们是一些危险的信号，无庸置疑地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正在老化。我所提到的那种发展可能会在许多党员的思想上引起相当迅速的，甚至是想象不到的变化。这种情况怎样出现和在什么时候出现是不可预测的，历史并没有给我们提出一个可供遵循的先例。苏联目前探索的，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苏联人民期待的一定是一个比现在更好，而不是更坏的未来。我也希望，下一代的领袖们对于不断变化的时间和条件所提出的问题将更为敏感，因而将促使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到来。
皮·奥：概括地说，多元化和竞争仍然是社会进步、转变的及政治革新的主要因素。哪怕封闭得象苏联那样严密的社会，也逃避不了这一条公认的真理。充其量它可以通过对历史辩证法的否定来竭力反抗这一真理。总之，多元化的竞争与现代化是血肉不可分割的。
罗·麦：我认为多元化是一种积极的，的确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四十年代后期，当我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哲学时，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讲习会上无论是教员或者学生，都未能解决逻辑上的一个谜。一方面，我们知道，只有当你解决了矛盾，克服了对立的倾向时才会取得进步；另一方面，苏联社会已经获得了完全的政治一道德的统一，即新的发展力量。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公式使这两个命题调和起来。
多元论也是通过各国共产党的不同的政治经济纲领，开辟了另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各个共产党国家，如苏联、中国、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和东德，都在力争创造最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多元化和竞争可以使苏联的社会主义更加灵活、巩固和富有吸引力。你把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放在一个没有病毒和微生物的人为的环境里，又不经常教给他如何克服困难，那你就不能使他茁壮成长，同样，在没有竞争、没有政治斗争的温室中要建设共产党也是不可能的。
皮·奥：竞争的先决条件不仅有不同的政党和社会力量，还要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当你同意政党多元化的思想时，你是否预见到会出现社会主义的政党，如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等等？
罗·麦：我不认为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力量即阶级的多元化是一回事。你当然不会认为手工业者和参加私人服务行业的人们形成了一个单独的阶级，其原因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只能利用工余时间从事私人活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上是同质的，但是这不排除观念和政治思想上的多元论。
为什么你把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在非社会主义政党中？社会民主党源于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今天它起着上个世纪自由党所起的作用。但是几乎在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中，都有一个强大的、赞成社会主义的左翼，它们并不是仅仅要求对资本主义的毛病作一些修补工作。正如我所提到的，多元化不仅必须允许具有社会主义纲领的不同政党存在，而且还必须允许非社会主义的政党存在。我相信，即使在组织得很好的和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它们也决不仅仅代表居民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无论如何，他们应该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只有恐怖主义者和罪犯才应当被剥夺公民权。
皮·奥：你认为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非社会主义力量和政党是少数。但是在民主有保证的情况下，他们应该有机会发展成为多数和建立非社会主义的民主。你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罗·麦：这样一种可能的确是应该存在的。这将促使任何一个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政权改善自己的工作和更加密切关心公众的希望。但是另一方面，就算一个非社会主义政党赢得暂时的多数，它也不能轻而易举地恢复一个它所要求的非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在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头几年这种情况才可能出现，但以后就会逐渐消失。比如说吧，我不能想象，你怎么能把苏联的工厂、发电厂、铁路或者任何大工业转归私人所有。这是一个抽象的假设，虽然按理说它应该存在，然而只是在理论上可以这样看。
皮·奥：从这种前景出发，那么，为了促进苏联发展的进程和帮助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西方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能够做些什么呢？
罗·麦：他们可以对苏联的民主化作出相当大的贡献。通过对我们制度的缺点进行批评，为我们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造舆论的途径，给予他们道义上的支持，西方可以帮助我们朝着多元化跨出第一步。但是西方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在苏联内部由自己来解决。
在结束我们谈话的时候，请允许我象一个俄国谚语所说的那样，“给你们的果园投进一块石头。”我们讨论了苏联社会的问题，但是西方社会也不是没有它自己的非常复杂和严重的问题与冲突。当然，这些问题和我们的不同，但是要消除它们也并非易事。如果西方的民主主义者真正要帮助苏联建立充分的民主，那就让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创建一个这样的社会，给我们的人民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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