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1980）
第六章 不同政见者之间的分歧
皮·奥：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七十年代。在这一段时间里，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被审判，特瓦尔多夫斯基辞去了《新世界》主编的职务，赫鲁晓夫作出的一切让步全部都被取消，他搞的新花样也被制止。到现在为止，勃列日涅夫当政已有六年之久，他可以对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感到完全的放心了。因此，他开始制定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你知道这套新办法首要的、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吗？
罗·麦：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制定新对策一事我是一无所知。不过，我可以根据所发生的事件和我作为一个运动的参加者从下面观察到的情况作一点推测。根据我自己所见所闻的来看，最艰难的年月可能要算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年这一段时间了。当时正是华沙条约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不久。在那段时间里，新老斯大林分子处于攻势，持不同政见者遭到政府的镇压（一九六七年时，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数还相当多），受到各种可怕的报复性折磨。
勃列日涅夫个人的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力是一九七○年夏季前后建立起来的。当时他开始推行缓和政策，先是同西欧各国，很快又同美国实行了缓和。这项政策取得的必然结果就是赫尔辛基协议。应该说，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六年，持不同政见者的日子比较起来要平静一些。当然，压力继续存在，被审判的人也还是不少，但是范围却明显地缩小了。在许多情况下，当局并不逮捕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把他们驱逐出国。
在那一段时间里，大约有十三万名犹太人，数万名伏尔加日尔曼人以及数百名其他民族的人离开了苏联。移民出境是镇压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另一种手段。当然，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宁肯移居国外也不愿被逮捕，而这对政府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就不会给缓和添置什么障碍了。因此，如果要对勃列日涅夫的新对策作一番说明，可以说，这项策略就是禁止在国内进行自由宣传，但是处理起来却比过去灵活，尽量做到不声不响，从而大大减少世界各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缠。从这个角度看，基辛格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在持不同政见问题上推行的“沉默外交”显然是很恰当的。
现在，卡特对世界各国的公民权利问题采取了一种所谓的“新态度”，他公开指责苏联政府侵犯了这些权利。但是，人们都还记得，尼克松政府也曾处理过这些问题，他靠“沉默外交”也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一九七七年初，情况再次发生变化，苏联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再次变得严厉起来。我可以举亚历山大·金兹伯格、阿纳托里·夏兰斯基、尤里·奥尔洛夫[1]和其他人的被捕为例。当局实际上还摧毁了监督政府履行赫尔辛基协议条款委员会中的一个由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小组；取缔了一九七四年索尔仁尼琴为政治犯设立的一项基金；镇压了大赦国际苏联分部。这些行为使人们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政府决心要消灭因移民出国而变得十分弱小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至少要将其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最近，全苏作家协会又将数十名过去一直为它所容忍的作家开除会籍。
[1] 阿纳托里·夏兰斯基和尤里·奥尔洛夫均为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联犹太人争取移居国外运动的领导人物，苏联“监督政府履行赫尔辛基协议条款小组”的成员。一九七七年被苏联政府逮捕，一九七八年以“进行反苏诽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等罪名判处长期徒刑。——译者注
皮·奥：这一切是否表明政府不如过去稳定了？换句话说，是不是政府越稳固，它给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就越多。反之，它越感到不稳，就越不允许持不同政见。这种说法对吗？
罗·麦：我不这样看。苏联过去几十年间的历史并不能证明政府权力的稳固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比如，斯大林就是在他的权力实际上成为一种专制权力时，才开始清洗数百万潜在的或想象的敌人。而当他的独裁统治达到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时，他已经差不多把所有的列宁主义老卫士消灭干净了。又如，我们当初之所以能够大声疾呼地反对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只是因为赫鲁晓夫还没有牢固地建立起他个人的权威。同样，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间，当新政府还没有完全稳定，集体领导的最高层还在进行某种斗争时，苏联报纸也是不点名地批判了赫鲁晓夫那些臭名昭著的失败和错误。
在我们国家，一般地来讲，政府越是稳定，它就越是不能容忍对其行为的批评。当然，也有情况正好相反的时候。例如，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就是因为担心布拉格之春会产生一种破坏稳定的冲击力，担心苏联的权力结构本身缺乏足够的稳定性。
皮·奥：从一九七○年起，持不同政见者碰到的麻烦事较过去要少一些，但他们依然开始分裂。当索尔仁尼琴被作家协会开除[1]而作出自己的回答时，特瓦尔多夫斯基并没有参与他的活动。索尔仁尼琴采取了一种我行我素的立场，而你本人和萨哈罗夫也是这样。为什么持不同政见者偏偏要在这种时刻分裂呢？
[1] 实际上，索尔仁尼琴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被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梁赞分会开除的。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批准了梁赞分会的决定。十一月二十六日，苏联《文学家。公布了这一决定，并综合报道了几年来苏联文学界对索尔仁尼琴的批判。——译者注
罗·麦：这正是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本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但是，实际上在谴责过去，坚持改革方面；在争取更广泛的人权方面（即获取和传播情报的权利、言论自由、承认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权利、迁移自由等方面），我们仍然团结一致，就是在今天，我们仍在为此而奋斗。
一九六七年，索尔仁尼琴给全苏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件，要求废除书刊审查制度。当时，他得到了持不同证见者们的一致支持。人们到处引用他的话：
宪法并未规定建立“书刊审查总局”，因而它是非法的，而且这块招牌也从未公开亮出过。但是，就是在这块含糊其词的招牌下，书刊审查制度给我们的文学套上了一块枷锁，赋予那些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以专横地摆布作家的权力。作为中世纪的残余，这一审查制度象玛土撒拉[1]一样，试图挣扎活到二十一世纪，虽然它已失去鉴别书籍好坏的作用，它却还想使自己永存。
[1] 《圣经》中一个活了九百六十九岁的老人，现在用来比喻长寿。——译者注
这封信对书刊审查官的打击之沉重，不亚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特瓦尔多夫斯基曾亲口对我说，他完全赞同索尔仁尼琴的要求。
一九七二年，索尔仁尼琴曾上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要求实行政治大赦。凡是接到他的要求的持不同政见者，都在这封信上签了字。当时，持不同政见者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观点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分歧并没有阻止他们同心协力地抗议侵犯人权。
但是，不同政见的各个流派和各个集团终于都认识到，单是抗议还不够，必须更深入地重新思考他们的“积极的”政纲。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出现分歧，有时甚至导致彻底的决裂。我不想去谈论那些在斗争中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和信念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在这个问题上十分突出，他本人在自传中也详细而坦率地提到过这一点。一九七○年，我曾和萨哈罗夫、图尔钦共同签名，写了一封长信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促请他们给我们国家以自由。[1]但是后来，当萨哈罗夫宣称他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公开反对美国从越南撤军，指责美国没有在东南亚作出足够强大的军事努力时，我别无它法，只好与他断绝联系。
[1] 一九七○年四月，苏联著名科学家萨哈罗夫，图尔钦和麦德维杰夫联名写信给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十五条进一步实行民主化的建议。西方各国的报刊立即转载了这封信，并称它是“知识分子的改革宪章”。——译者注
（一九七三年九月）智利政变发生后，我的一个老朋友认为，皮诺切特[1]的专政并不见得比阿连德[2]和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坏多少。我不得不同他争执起来。两年以后，智利的悲剧已经成为众所周知，也就是这同一个人再次宣称：“生活在皮诺切特的统治下也比生活在勃列日涅夫的统治下要好。”当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3]认定维利·勃兰特因推行东方政策[4]而背叛了民主事业。他不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应在未来的某个纽伦堡法庭上作为战犯受审。对这种观点人们怎能不进行批判呢？同样，当索尔仁尼琴在他那封糟糕透顶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5]中提出要在苏联建立一个专制的神权国家，将全体苏联人送到西伯利亚东北部的蛮荒之地，在那里重新开始一种没有城市、没有大工业、没有铁路、没有汽车、没有民主的新生活时；当他一方面攻击对文学作品的审查，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审查制度适用于政治书籍时，还会有谁同意他的观点呢？
[1] 奥古斯都·皮诺切特·乌加特：原智利陆军司令，一九七三年利用智利的经济困难和群众的不满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以阿连德为首的智利人民团结政府，就任总统。——译者注
[2] 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智利社会党人，一九七○年当选为智利总统，组成的左翼党派联合的人民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措施，一九七三年被智利右派军人推翻，阿连德本人以身殉职。——译者注
[3] 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他同索尔仁尼琴属于一派。——译者注
[4] 维利·勃兰特：西德社会民主党总书记。一九七九年十月社会党与自由民主党联盟赢得选举，勃兰特出任总理，大力推行所谓“东方政策”，强调在加强同美国、西欧关系的基础上，改善同苏联东欧各国的关系。——译者注
[5] 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索尔仁尼琴写信给苏联领导人，详细阐明了他的政治观点，要求苏联领导人放弃马列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限制工业的发展，恢复农业经济，开发西伯利亚，实行孤立主义等。但是实际上，这封信是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驱逐后才在国外发表的。由巴黎的基督教青年联合会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持不同政见者之间出现裂痕是不可避免的。
皮·奥：对于这种分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它是持不同政见运动在当局的压力下减弱的表现；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多元化的表现。也就是说，它是对一种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先进得多的社会结构的探索。当然，这两种因素可能同时存在，也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在起作用。
罗·麦：分歧不可避免地要削弱持不同政见运动，因为这使我们在今天要发动一场共同行动更加困难。此外，意见分歧还会对我们的私人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但是从历史上看，各种反对派的派别都曾发生过分裂。对于当局来说，反对派的分裂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另一方面，持不同政见者的分裂也反映了社会内部蕴藏着各种不同的意见。不过，在苏联社会里，社会内部的分歧并不象持不同政见者中的分歧那样严重，它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涉及到一般公民。因此，现在来谈论现政权的专制性所带来的客观危害，尚嫌为时过早。
皮·奥：我之所以向你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持不同政见者之中都出现了分裂，那么，可以想象的是，当局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事实上，你自己就曾提到，在苏联领导层中存在着三个派别：新斯大林派、温和派和民主派。我们假定在持不同政见者中存在着公开的分裂，而在领导层中存在着隐蔽的不和，那么，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把这些分裂和不和看作是一种症候，它表明社会的多元化程度比官方承认的要严重得多？
罗·麦：毫无疑问，苏联社会绝不是铁板一块。人们的不满比领导者愿意承认的要严重得多。但这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那种多元化问题。自从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年以来，被我称为新斯大林派和民主派的两派人马在当局内部已大为失势。象谢列斯特、沃罗洛夫和波利扬斯基[1]一类的人，据说都是国内外政策上的强硬派。政治局清除他们很有道理。至于民主派在党内本来就比较弱小，而且我认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不过是这一派的拥护者而已。这些人后来不是自己决定离开中央委员会机构，就是被解除职务后，下放到各个科研机构中去了。
[1] 彼得·埃菲莫维奇·谢列斯特：苏联党政领导人。一九○八年生，一九二八年入党，曾任基辅省委书记，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七二年被解除乌克兰第一书记职务。一九七二年被撤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吉拉地·伊万诺维奇·沃罗洛夫：苏联党政领导人。一九一○年生，一九三一年入党。曾任俄罗斯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七一年被解除俄罗斯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一九七五年“退休”。
德米特里·斯切潘诺维奇·波利扬斯基：苏联党政领导人。一九一七年生，一九三九年入党，曾任乌克兰共和国克里米亚省委第一书记，乌克兰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委员，中央主席团成员，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一九七三年被解除职务，改任农业部长。以后又被派到日本任大使。——译者注
皮·奥：在任何情况下，当局在持不同政见者面前总要表现出铁板一块的样子。但是你能否指出，哪一位领导人在不同政见问题上思想比较开明一些呢？
罗·麦：是的，当局确实爱在持不同政见者面前摆出铁板一块的样子。有些领导人并不喜欢我们，但在如何镇压我们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却不相同。有些人赞成来硬的，有些人赞成来软的。我确实无法指出他们的名字。不过我认为，勃列日涅夫是个新斯大林主义者，而他的顾问如特拉佩兹尼科夫和戈利科夫[1]就不如亚历山德罗夫[2]和楚卡诺夫[3]明智。另外，根据流传的说法，苏斯洛夫与其说是鸽派，不如说是鹰派。
[1] 维克托·安德列耶维奇·戈利科夫：一九三九年入党，一九六六年起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助理。——译者注
[2] 安德列·米哈伊洛维奇·亚历山德罗夫——阿根廷夫：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八年入党。一九六三年起任勃列日涅夫的私人秘书，一九六六年起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译者注
[3] 格奥尔基·埃马努伊洛维奇·楚卡诺夫：苏共中央委员。一九一九年生，一九四一年入党。一九五八年起任苏共中央书记助理。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一直任勃的助理。是“第聂伯邦”的重要成员。——译者注
皮·奥：当你谈到持不同政见运动时，你常常提到布拉格之春及其最终的命运。对于你们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说，杜布切克的“具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
罗·麦：我对布拉格之春这种尝试极为欣赏。我的许多朋友也有同感。因为这场试验所追求的，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它证实，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一种新生的力量，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使当局不必抛弃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而实现自由化，并取得显著的效果。尽管这场试验的寿命不长，但它却表明，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民主是极为重要的。而对于民主来说，社会主义也是极其重要的。
皮·奥：有些人认为，华沙条约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表明，苏联政府制定了一些严格的界限，任何自由化进程只要超越了这些界限，就会危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你知道这些界限是什么吗？
罗·麦：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回答得了的。布拉格之春危及了什么样的稳定性？如果指的是诺沃提尼[1]的斯大林式的专制统治，那么，当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者摧毁它时，当然会打破这些界限。但是，他们所推行的改革却不会损害社会主义本身的稳定性。只有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的那帮教条主义者才会庸人自扰。而领导他们的又是象契尔沃年科[2]大使那种无视该国情况，缺乏洞察力的人。至于某些苏联领导人，则完全被契尔沃年科大使及其副手乌达尔佐夫[3]送来的歪曲事实的情报引入歧途。我敢肯定，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不是在一九六八年，而是在一九七二年或一九七三年间进行改革的话，就不会遭到任何入侵了。
[1] 安东尼·诺沃提尼：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主义头子。一九六八年一月被解除职务。他的解职标志着布拉格之春的开始。
[2] 斯切潘·瓦西里列维奇·契尔沃年科：苏联外交官。一九一五年生，一九四四年入党。首任乌克兰苏维埃外交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委员，苏联驻华大使，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苏联驻法国大使。——译者注
[3] 伊凡·伊凡诺维奇·乌达尔佐夫：苏联外交官。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三年入党，一九四○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曾任苏联科学院斯拉夫研究所所长，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参赞。——译者注
苏联的许多持不同政见者都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苏联的入侵是斯大林主义的决定性胜利。他们担心这次事件将成为苏联掀起新的镇压浪潮的信号。因此，当时我们没有开展任何真正的运动来保持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致。只有五个人为支持捷克改革者而举行了示威[1]。没有联名写信，没有发表声明，没有抗议活动。这充分表现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虚弱。
[1]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以苏联前外交部长吉特维诺夫的孙子帕维尔·吉特维诺夫为首的几名苏联人为抗议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红场示威。示威者被当局逮捕，判处流放到苏联边远地区。——译者注
皮·奥：依你之见，捷克斯洛伐克的尝试是不成熟的啰？……
罗·麦：捷克斯洛伐克的尝试是该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应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捷克人太沉不住气了。他们觉得，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开始影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改革过程太缓慢了。杜布切克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犯了几项策略上的错误。最初，捷克的运动几乎全是自发地搞起来的。事前并没有制定什么纲领。被卷进这场运动的人大概谁也没有对他自己在接踵而来的一系列麻烦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准备。因此，不应该责怪杜布切克和他的亲密伙伴，这全怪他们运气不好。如果他们动作快一点，赶在六月份，甚至在五月份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清除中央委员会里的教条主义分子和斯大林主义分子（后来“邀请”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正是这帮人），那么，由于一些政治的或非政治的原因，入侵就可能不会发生。要不然就采取相反的作法，杜布切克的行动索兴再慢一些，再谨慎一些，考虑一下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几个国家会有什么反应，不给他们提供任何一点入侵的借口。
[1]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于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入侵后为抗议入侵而在布拉格秘密举行。会议的决议强烈谴责斯大林主义的旧方法，赞扬了民主化，后来受到胡萨克领导集团的批判。
皮·奥：我听说，由于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原因，东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与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不同。俄国的十月革命使民族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携起手来，完全融合到一起。但是在东欧，共产主义却是从国外输入的，是由红军带进来的。因此，当地人民把它看作是侵略者的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并没有合流，而是背道而驰。基于这个原因，苏联的不同政见实际上是思想上的，而这些卫星国的不同政见从本质上来讲，却是民族主义的。你对这种解释有何看法？
罗·麦：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它过于简单化，混淆了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任何结论。的确，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于依赖苏联本来就极不愉快，而出乎他们所料的入侵又给他们的民族自尊心留下了一个难以治愈的创伤。因此，他们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明显地带有民族主义性质。但是，难道我们可以说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真的是由红军输入的吗？当地人民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侵略者的意识形态了吗？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共产主义运动在捷克斯洛伐克就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战争期间，共产党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战后投票赞成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1]的第一任政府的人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
[1] 一九四八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夺取政权时的领导人，国家总统。
至于南斯拉夫，难道有谁会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政府是“外国占领者”强加的吗？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全国。保加利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即使在战前，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就很强大了。
在波兰，情况要复杂一些。当留居在莫斯科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被枪决，共产国际解散了波兰共产党时，这个党实质上是被消灭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情况又有不同。战争结束时，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在国内的影响力并不大。苏联对这两个国家内政的干涉确实是一件麻烦事，但却是正义的。因为这两个国家曾是希特勒的帮凶。他们是侵略者，在战场上又败于红军之手。东德的情况也是这样。苏联对它的占领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同盟国四大国条约的认可。
你不能说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即合为一体了。这种汇合是以后才开始的，而且至今还未完全溶合到一起。在东欧各国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中，民族主义因素确实很引人注目。不过，它大概比不上苏联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总的来讲，东欧各国持不同政见者最迫切的要求同我们一样，都是争取更多的民族，实行多元化，有权获取和传播情报。但是，苏联和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只有道义上的相互支持。
皮·奥：你是否认为，将来有一天，苏联和欧洲卫星国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将有可能建立起联系，建立某种有效的合作形式？届时，共同的基础（如要求实行更多的民主）能否成为组织上和其他方面进行联合的因素？同时，它会不会对苏联制度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罗·麦：要预测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未来是极其困难的。就目前来讲，这场运动已经四分五裂，正处于一个暂时的危机阶段。合作、会晤、不同派别建立联系，这一切都取决于各国政府所允许的自由化程度，而目前这种自由化是根本不存在的。当前，苏联和其他地区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必须力争合法化。要想保持秘密联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1]。
[1] 苏联集团各个国家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目前已经开始形成某种有限的联系。一九七九年一月，波兰的一个持不同政见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原名叫工人自卫委员会。波兰语字母的首字缩写是 KOR，这个名字知道的人更多）派了一名代表访问了莫斯科，与萨哈罗夫以及苏联其他一些民权活动积极分子举行了几次讨论会。据纽约出版的《苏联人权纪事》报道，在这几次讨论中，工人自己委员会的代表和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之间交换了情报，“确立了合作的原则”。
一九七九年七月，莫斯科的赫尔辛基协议监督小组和波兰的工人自卫委员会发表了联合声明，要求释放一九七七年五月被捕的捷克斯洛伐克持不同政见组织“七七宪章”的十名领导人。一九七九年十月，布拉格举行了一次重大的审判，审讯“七七宪章”领导人中的六人，这次审判的目的显然在于瓦解整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被告中最杰出的三位人物是前经济学家彼得·乌尔，剧作家瓦格拉夫·哈维尔和人权活动积极分子瓦格拉夫·贝达。他们分别被判处五年、四年半和四年监禁。
一九七八年秋天，“七七宪章”和工人自卫委员会的代表在波捷边境附近会见了三次。他们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并联合要求东欧各国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反对派组织实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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