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1980）
第五章 解冻与新斯大林主义
皮·奥：对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的时间，有没有可能给一个多少比较精确的日期？
罗·麦：如果你指的是当代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那么，它大约始于一九六五年夏季。在此之前，即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央委员会全会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在这次会上，斯大林分子还提出了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的后继者们并不齐心。政府虽然实行了各种明智的改革，如经济方面的改革，但同时也通过了一些实在是毫无意义的立法。赫鲁晓夫的下台，同在他之前的斯大林的垮台一样，使党和政府的威信顿时陷入一种危机，人们在思想上一时无所适从，于是，各种社会集团趁机起而建立自己的组织，群众的不满情绪也开始增加。
这种动荡的局面先后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起初是反对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接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为了抗议逮捕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人们在普希金广场举行了一次示威活动[1]。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审判开庭期间，人们以请愿的方式举行了更广泛的抗议活动和新的示威。抗议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抗议审判加兰斯科夫、金兹伯恪和拉什科娃[2]的人有数百人至数千人。当时，地下出版物也处于它的鼎盛时期。可以说，目前在西方闻名的一些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都是所谓“六十年代的人”。这既包括那些被驱逐出国的人，也包括那些留在国内的人。当然，新的持不同政见者目前还在涌现，这些人有些还相当引人注目。如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和他的著作《裂开的绝顶》。但这一般属于例外的情况。
[1] 示威活动发生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这一天是宪法日，之所以称为宪法日是因为当时实行的宪法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通过的。示威者要求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他们是一九六五年九月被捕的），要求“遵守宪法”，要求切实尊重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这些要求后来逐渐成为这场运动的主题。从一九六五年以来，苏联的人权活动分子每年都要在宪法日举行示威活动。
[2] 对尤里·加兰斯科夫、亚历山大·金兹伯格、维拉·拉什科娃和阿列克赛·多勃罗沃利斯基（后者转而反对起他的不同政见伙伴，并作证检举了他们）的审判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在莫斯科举行。他们的罪名是出版地下刊物，尤其是出版了载有西尼亚夫斯基一丹尼尔审判案记录、辩护声明和其他文件的“白皮书”。
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待持不同政见运动，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运动是始终存在着的。多年来，它改变的只是自己的形式、方法和目标。地下刊物的出现也远远早于一九六五年。早在二十年代，国内就流传着一些论述各种问题，提出各种纲领的秘密手稿和文章。讨论的问题大多涉及到党内的争论，文章多半也只在党员中散发。
就是在斯大林统治之下，也存在着极其秘密的持不同政见活动，只是非常弱小罢了。战后，一些年青的反斯大林分子曾建立过政治性的俱乐部，但我们对此所知甚少，因为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性的东西。斯大林死后不久，大批登在地下刊物上的诗歌便开始流传开来，人们竞相传看着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焦尔金游地府》，以及阿赫玛托娃、别尔戈丽茨、鲍里斯·斯鲁茨基和叶夫图申科等人的诗歌[1]。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新闻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家的文章也开始在地下刊物上流传。在第一批论述自然科学界方面的问题的著作中，有一篇名叫《生物科学和个人迷信》[2]，它的作者就是我的哥哥若列斯。这篇文章对李森科及其帮派的迅速垮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一九六四年，尤金妮娅·金兹伯格的回忆录《严峻的历程》手稿开始广泛流传，同时流传的还有奥利兹卡娅·纳杰日达[3]（一位老社会革命党的幸存者）和曼德尔斯坦姆等人的回忆录。
[1] 《焦尔金游地府》发表于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八日的《消息报》上，长诗发表时，赫鲁晓夫的女婿，当时的《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伊亲自为它写了前言。特瓦尔多夫斯基用了九年的时间来写它（一九五四年——一九六三年）。从形式上看，它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的续集。它描写了焦尔金在战场上负伤后“无意中来到阴间”，目睹了种种可怕的怪现象后，对那里的一切都感到格格不入，因而设法回到人间。
安娜·阿赫玛托娃在四十年代受到批判后，直到五十年代才恢复名誉，一九六一年四月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诗集，认为她“在现代苏联诗歌中占有特殊地位”。她的代表作有《没有主角的长诗》、《光阴的飞逝》、《诗歌集》。
奥尔加·费多罗夫娜·别尔戈丽茨：苏联作家，诗人，1910年生，193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主要著作有《二月日记》、《第一个俄罗斯公社》（获斯大林奖金）、《忠诚》、《白天的星星》等。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去世。
鲍里斯·阿勃拉莫维奇·斯鲁茨基：苏联当代诗人，一九一九年生，四十年代开始写诗，五十年代一举成名。早期诗歌主要以战争为题材。《朋友的声音》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他在不忘战争带来的痛苦的同时，创作了一些要求“化创为犁”的诗歌。他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所谓的“世俗化”新诗。——译者注
[2] 英文版的标题是《李森科兴衰史》，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九年出版。
[3] 奥利兹卡娅·纳杰日达：苏联作家，一八九九年生，原是学画的。以后嫁给苏联早期阿克格尔派的重要人物、著名诗人曼德尔斯坦姆为妻。著有回忆录《希望反对希望》、《被抛弃的希望》等。均由美国纽约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一九六五年形成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看来现在已成强弩之末。但是，持不同政见运动今天正在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其实，一个社会存在着持不同政见运动和持不同政见者正是这个社会生气勃勃、有活力的表现。在各个国家中，人们的不满总是有理由的。苏联当局顽固地压制各种反对意见的表达，只能暴露出我们的社会疾病缠身。然而，我们的领导人对此不是设法求医治病，反而极力掩盖。
皮·奥：你是否认为一九六五年以前的反对意见主要来自党内斗争，而一九六五年以后的反对意见却扩展到了党外？
罗·麦：在党内那些领导革命的人物之间进行的自相残杀式的斗争仅仅持续到二十年代末期。当然，在高层人物中，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那些著名的派别全部被消灭以后仍在继续进行。党内斗争后来蜕变成了手段毒辣的清洗。数万名党的干部和数十万名普通党员被消灭，他们之中有些人可能就是在集中营里成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不过在那种地方，任何人只要公开表达自己的不同政见，都会被立即处死。到了四十年代，斯大林的宝座已经稳如泰山，党的高层集团中长期存在的斗争也就演变成宫廷阴谋一类的东西。不过，我认为，与赫鲁晓夫时代的党的官员相比，斯大林那些相互争吵的同志还算不上是真正的不同政见者，赫鲁晓夫时代的官员即使在赫鲁晓夫的权力达到顶峰时，也能时时制约着他的权力。
二十年代时期，不仅在党内存在着明争暗斗，党外也存在着斗争。一些反对共产党的阴谋中心以极其秘密的形式建立起来，它的成员都是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内战期间被击败的反共反苏力量的后卫军残余分子。这些阴谋中心的活动性质各不相同，但是凡是参加者都被看作是反革命分子。他们后来一个接一个地被揭露出来，并被当局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但是，一九六五年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绝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他们大都是在苏维埃制度下成长起来并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他们的要求不过是要当局尊重宪法、尊重第二十大和第二十二大以后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当然，也有一些组织确实具有反苏性质。但是，即使参加这一类组织的，也还是那些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人。从来不曾有人去剥夺过他们的权利，也不曾有人去没收过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自己也并没有打着“敌对阶级”的招牌，没有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因为他们的政治主张五花八门，各不相同。
当时，各种带有挑战味道的言论如海潮般涌来，而且这些言论往往具有社会思潮的特点，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导致这股潮流产生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公众第一次了解到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发生的可怕的罪行；第二，在六十年代初期，政府曾允许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即解冻。当时，对异端进行迫害的老办法收敛了，而新的措施尚未炮制出来。
皮·奥：对于持不同政见运动的起源，西方人士常常将其原因和结果混为一谈。他们一般认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兴起是当局严厉镇压的结果，而你却认为，——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持不同政见者是在镇压浪潮平静下来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同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运动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关。
罗·麦：不错。但是，镇压对持不同政见的扩散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运动的鼎盛时期恰恰是在当局继非斯大林化运动、部分解冻和大规模平反之后试图恢复斯大林威望，并以半秘密的法庭审判形式重新进行迫害活动的时候。当局的作法所产生的反应，正是我们后来所称的“持不同政见运动”。
在西方，你们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观点并不错。但是从苏联公众舆论的发展来看，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更为重大。赫鲁晓夫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谴责斯大林罪行的报告，是一件极其机密的事情，报界不准披露此事。虽然这个报告后来终于在全国的各种会议上进行了传达，但对它的内容却没有进行讨论。当时，人民对这份报告所揭发出来的事实感到震惊，但是他们依然心有余悸。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刚过了一、两个月，《历史研究》编辑部就遭到严厉的批评[1]。接着，又发生了其他一些不祥的事件，人们开始注意到气氛明显地冷却下来，因而更加提心吊胆。就在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还曾赞扬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还说，斯大林这一美好的名字，决不能“听任党的敌人去糟踏”。那年夏天，波兰和匈牙利的骚动以及中国对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持的不同看法，妨碍了将党和政府整个地解放出来的任何一点希望。当年秋天，匈牙利暴乱之后，苏联社会内部的压力也加强了。斯大林的遗体直到那时还安然无恙地留在红场的陵墓中，对他的个人崇拜的种种标志依然保持原样。斯大林格勒还是被称为斯大林格勒。斯大林纳巴德、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和斯大林诺等地名依然如故。更不要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成千的街道、广场、商店、集体农庄和刊物了。直到一九五九年，报纸还在赞美他的名字，全国还为他的八十寿辰而庆贺。
[1] 一九五七年三月九日，苏共中央通过决议，指责《历史研究》编辑部犯了“具有背离列宁主义的科学党性原则倾向的理论错误和方法论错误”，只“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而“不坚决谴责目前的修正主义倾向”。六月十六日，编辑部主编布鲁阿诺夫和其他九名工作人员被解除职务。——译者注
因此，难怪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恢复了名誉，返回家园的数万人当时依然担心对他们的迫害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使他重陷囹圄。在那几年间，只有少数人有勇气撰写自己的回忆录[1]。
[1] 其中包括尤金妮娅·金兹伯格和她的《严峻的历程》，加札里扬和他的《这事不应再重演》，当年的军事检察长伊绍夫和他的《动荡与严峻考验的年代》，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委员斯彭德和他的《我的生活》以及三十年代莫吉廖夫市市委书记德罗宾斯基和东哈萨克斯坦州州委书记库兹涅佐夫等人的回忆录。但是在苏联，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他们的著作。——译者注
皮·奥：那么，你认为，使苏联与过去彻底决裂，从而使它不可能再回到斯大林式的统治之下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罗·麦：只是到了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苏联人民才真正开始恢复了政治觉悟。比起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来，人们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的话并不多，但却能畅所欲言，并在报纸上公布于众。在这次大会上抨击斯大林恶劣行为的，不仅是赫鲁晓夫一人。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谈到了这一点。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斯大林的遗体被搬出了陵墓。各地为他树立的纪念碑统统消失殆尽。除了格鲁吉亚（他的诞生地）的少数几条街道外，所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镇、街道、商店都重新命名。报纸开始登载受害者们被迫害的报道，如图哈切夫斯基、布留赫尔、波斯蒂舍夫、科西奥尔、埃赫、丘巴尔、以及数百名其他的人[1]。
[1]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苏联元帅，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一八九三年生于斯摩棱斯克省。一九三七年以所谓“德国间谍”的罪名被处决。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国内战争英雄，苏联元帅，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曾任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首席军事顾问。一九三八年大清洗时自杀。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蒂舍夫：一八八七年生于一个工人家庭，一九○四年入党，曾任基辅省委书记，乌克兰中央书记、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三八年被捕，一九四○年被处决。
斯坦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一八八九年生于一个波兰血统的工人家庭。一九○七年入党。曾任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苏共中央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监察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九年被处决。
罗伯特·莫德里科维奇·埃赫：一八九○年生于拉脱维亚的库尔兰。一九○五年入党。曾任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粮食人民委员，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苏共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书记，苏联农业人民委员，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三八年被捕，一九四○年遇难。
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丘巴尔：一八九一年生于一个贫农的家庭。一九○七年入党。曾任乌克兰苏维埃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乌克兰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人民委员，苏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三七年被捕，随后即被镇压。——译者注
苏联的文学当时也开始发生变化。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尼古拉耶娃的小说《途中的战斗》和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等著作，当时就算是极有勇气的表现了。而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仅仅一年之后，索尔仁尼琴就发表了他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接着，其他的著作也相继问世。这些著作在艺术上并不怎么成功，但对读者的冲击力却不小。除此之外，各加盟共和国也开始着手改写自己的党史。
当时，党的高层领导人认可了这一有利于非斯大林化的舆论潮流。许多人还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尽量符合我前面提到的那种“预示性反应规律”。这一插曲虽然非常短暂，但是显然，要想走回头路是决不可能的了。即使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央全会罢免了赫鲁晓夫之后也是如此。想要扭转非斯大林化进程的企图失败了，而持不同政见运动反倒发展起来。
皮·奥：在此之前，即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一段时间，你们曾兴起过一阵离经叛道的运动，打头阵的大多是一些诗人。叶甫图申科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朗读他的诗歌，其他地方的诗人，甚至远东地区的诗人都赞同他的观点。那么，导致你们与过去决裂的是诗歌吗？如果是，原因又何在呢？
罗·麦：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公众舆论的某些方面确实出现了一种新的姿态，如果算不上是一种新的运动的话。当叶甫图申科和其他一些不太知名的诗人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纪念碑下集会，朗读他们的诗作时，这种新的姿态表现得尤其明显。在那种场合下，叶甫图申科等人的诗显得特别大胆。但是从内容来看，它们比不上叶甫图申科写的其他的诗，如《斯大林的后继者》和《巴比亚尔》[1]。你知道，从本质上来讲，诗歌比政治、历史甚至散文都更能恰当地表达公众的情绪。因为诗歌的含义丰富，而且，它不是直接地，而是用象征和隐喻来表达自己的含义。对于听众来讲，这些象征和隐喻并不是晦涩难懂的。
[1] 《斯大林的后继者》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的《真理报》。诗中写道：“只要斯大林的后继者还留在大地上，我就觉得，斯大林仿佛还躺在陵墓中。”《巴比亚尔》发表于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九日的《文学报》，又译《娘子谷》，它是基辅郊外的-条山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在这里枪杀了九千六百名犹太人。作者在诗中不仅谴责了纳粹的反犹暴行，同时暗示苏联至今还在排犹。诗发表后，苏联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根据此诗创作了第十三交响乐。——译者注
皮·奥：为了便于理解，人们把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重新认识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缺陷，因而鼓吹创作自由；第二个阶段是想要了解并揭露斯大林统治下所发生的一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可以说是在这个方面打出了第一炮；第三个阶段是明确地提出公民权利的要求。你同意这种划分吗？
罗·麦：我认为，从时间顺序上看，你的划分并不确切。的确，在第一个阶段，文学是很盛行的。而且，它还为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创造了条件。但是在这一阶段中，对创作自由的要求是同一部具体著作的创作过程连在一起的。一个作家首先是著书立说，其次才是力争出版。我的意思是说他要同审查官争斗一番。因此，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只是在逻辑上才有区别，在时间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皮·奥：那么好吧，我们且把头两个阶段当作一个来谈。它们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呢？
罗·麦：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弄清楚我国历史上所有事件的真实情况，尤其是距我们最近的斯大林时代的真实情况。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有数以百计的人坐下来撰写那一时期的情况。一时间，文学作品、回忆录、那一时代的历史等等，大量地涌现出来。当然，就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言，则有高有低。索尔仁尼琴并不是其中的第一个。在他之前，瓦拉姆·沙拉莫夫曾写了一组有关柯里玛的小说；尤金妮娅·金兹伯格出版了她那史诗般的作品；比他们都早的还有苏伦·加扎里扬，他早就开始写他的回忆录《这事不应再重演》。这些作者当时并没有攻击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过，早在五十年代末期，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曾以阿伯拉姆·特尔兹为化名，抨击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就大多数作家和回忆录的作者来说，都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他们认为，只要把事实告诉公众，他们就为建立一个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和实现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目标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索尔仁尼琴的小说虽然不是第一个发表，但是在已经发表的那批作品中，却是最重要的一部。因为它开创了后来以所谓“集中营文学”著称的一种文学现象，虽然这个名称并不确切。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各个刊物开始四处搜寻这一类材料。但是到了一九六四年夏天，也就是在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前的数月，他亲自下令禁止出版任何有关反映集中营情况的文学作品。
皮·奥：《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标志着作家们揭露集中营恐怖的开始。这里还要提到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杂志。因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正是在这份杂志上首次发表的。我想提一个问题：苏联政府为什么会允许作家们如此自由地描写贵国历史中这一罪恶的篇章呢？
罗·麦：我认为，这件事就象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议事议程一样，不应把它笼统地归功于整个政府，而应把它看作是赫鲁晓夫及其密友们发挥个人主动性的结果。当时，有许多人反对他们允许书报不受审查的主张。但是赫鲁晓夫还是坚持己见。今天，人们都知道《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怎样发表的了。我的哥哥在他的著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十周年》一书中对此有过详细的介绍。你还可以在另一篇文章《答索尔仁尼琴》中找到更详细的说明。这部著作的作者是苏联杰出的评论家拉克辛写的。他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在《新世界》编辑部中的主要助手。拉克辛的这篇文章至今只在法国出版过（一九六七年），俄文版则只在伦敦出版的年鉴《二十世纪》第二期上发表过，文章前面附有我写的一篇说明。然而，人们可能感到奇怪的是，对苏联文学史中这一段独特的插曲所作的最不准确、最带主观性的解释，却来自于索尔仁尼琴本人的著作《橡树与牛犊》。
皮·奥：《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后，特瓦尔多夫斯基曾同赫鲁晓夫交换过意见，他认为“书刊审查总局”[1]的审查官受的教育远不如出版社和文学刊物的编辑们，因此应该取消书刊审查制度。特瓦尔多夫斯基曾在他的一首诗中挖苦了审查官们的无知。他告诉赫鲁晓夫，发表什么东西应该由编辑们自己来决定。起初，赫鲁晓夫同意了他的要求，以后又自食其言。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三年初。使赫鲁晓夫改变主意的原因是什么？
[1] 首写字母缩写是“Glavlit”。它是苏联的文学与出版事务的主管机关，实际上是书刊审查机构。所有的材料在正式出版前都必须经过它的批准。
罗·麦：赫鲁晓夫无权、也没有取消过书刊审查制度。这个问题要由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团来决定。主席团听取了赫鲁晓夫的一系列建议，无人对此表示反对，于是主席团便开始行动。它取消了一些主管不同工业部门的部，代之以地区经济委员会；将地方党委划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还批准了一大批类似的改革。这些改革显然并不合理，因此，赫鲁晓夫垮台后，全部都被停止执行了。不过，就是在当时，主席团也还是不顾赫鲁晓夫的再三坚持，拒绝取消书刊审查制度。有好几次，赫鲁晓夫是以他个人负责的形式批准出版了一些著作，而没有把它们交给安全审查官。其中有一部作品就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一次作家会议结束之后（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外国作家）[1]，赫鲁晓夫邀请了其中一些极有名气的作家到他的南方别墅去作客。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聚会上朗读了他的诗，赫鲁晓夫当即表示可以出版发行。当天晚上，特瓦尔多夫斯基将他的诗用航空寄给了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女婿阿朱别伊。阿朱别伊是《消息报》主编。第二天，这首诗便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个月之后，《新世界》转载了这首诗。这首诗假借焦尔金在地府的历险，详细地描述了他同自己连队战友的亡灵的对话。这位战友向他介绍了地府当局的情况。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诗中取笑了书刊审查官。下面就是焦尔金的战友嘴里谈到的审查官：
[1] 指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八日在列宁格勒召开的欧洲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有十七个欧洲国家的作家参加了这次会议。苏联代表有肖洛霍夫、西蒙诺夫、爱伦堡，特瓦尔多夫斯基等人。在肖洛霍夫等人的把持下，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了拥护美苏英三国首脑会议的一次表态会。——译者注
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十足的笨蛋多如牛毛。
我们的制度盛产笨蛋，
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
我们同这些笨蛋一起，
执行着计划好的纲领。
笨蛋们有着超凡的本领，
值得我们好好钻研。
有一个特殊的领导机构，
指导着我们的这些工作。
它忙忙碌碌一刻不停，
把笨蛋们调来又调去。
先是把他们送到基层，
再从基层一步登天。
调来调去，调去调来，
这个办法，妙不可言。
…………
人上一百，无奇不有。
有人本不称职，
但死活不愿退休。
只好迁就他们，
都去审查书刊。
同时加薪晋级，
直到他们，告别人世。[1]
[1] 英译文摘自《焦尔金游地府》。此诗收在《赫鲁晓夫与艺术》一书中。（剑桥大学MIT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
有人告诉我，这首诗在《消息报》上发表后，“书刊审查总局”中心部门的工作顿时一片混乱。有些审查官甚至提出辞职，整日借酒浇愁。当时，人人都以为审查制度命在旦夕。然而，它并没有消失。对于正在为自己的个人崇拜打基础的赫鲁晓夫来说，审查制度还是有用处的。赫鲁晓夫的自由化思想是真诚的，但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每当他勃然大怒时，就把自己的自由化思想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皮·奥：按照某些人的看法，实际上，正是围绕着斯大林问题所展开的辩论，才促使政府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因为提到斯大林，必然要牵涉到他们的帮凶的问题，而这些人中，有些人至今仍在党和政府机构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赫鲁晓夫本人就是其中之一。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苏联政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赫鲁晓夫从根本上来说，当然比斯大林要开明一些，但是在反民主方面却毫不逊色。而且，不管他如何开明，他作出的各项决定仍然是不民主的，甚至是独断专横的。我认为，持不同政见运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要求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阶段，就是从这种矛盾中发展起来的。
罗·麦：从某一方面来讲是这样的。在那几年间，论述斯大林主义的文章从来没有直截了当地对当局的权力提出过疑问。不过，它们却以间接的方式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类问题呢？是不是这个制度存在着某些缺陷？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产生了一种反作用，它逐渐地发展起来，而且越来越严重了。新的文学作品甚至对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方法也开始表示出一种不赞成的态度，尽管在用词上还有点隐晦。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间，所谓的“农民文学”，也就是反映农村地区的文学作品，批评了斯大林时期的农业组织形式，赞扬了赫鲁晓夫时期在农业方面取得的进步。但是到了一九六二年，农村的情况再次恶化。这一次就与斯大林毫无关系了。从这些“农民派”的某些作品中，明显地流露出一种敌视赫鲁晓夫改革的情绪。因为这些改革大多无助于改善当时的情况。对于当局为防止专制统治而采取的种种措施和作出的种种保证，人们开始产生了怀疑。的确，任何一个人要想深入地谴责斯大林时期和这一时期所犯下的桩桩罪行，就必然要对社会主义民主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学在唤醒千百万人民的公民觉悟方面，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有些极能鼓舞人心的作品，就是通过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来扩大人们的这种觉悟的。
绝大多数的作家和诗人当时并没有认识到保卫公民权利这个问题，他们只是埋头著书立说，然后设法出版自己的小说和诗歌。尽管如此，从一开始，他们的作品就促进了民权运动。而这一运动又极大地吸引了文学界以外的人。象李特维诺夫、帕夫林丘克、戈里格连科、萨哈罗夫、查里泽、楚克尔曼、亚基尔、布科夫斯基、鲍戈拉兹、亚历山大·金兹伯格、特维尔多赫列波夫等人的名字，都同这一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被吸引到民主行列中来的人具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价值标准和不同的动机。但是他们确实是这样一批人，他们提出的要求，正是你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第三阶段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即：人们在感情上开始以同情的眼光看待宗教问题、教徒问题、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日尔曼人、犹太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
皮·奥：正如中国人所预见的，赫鲁晓夫泼掉污水时，连婴儿也一起倒掉了。我所说的婴儿，就是人民对苏联政权的信赖。赫鲁晓夫和他的伙伴是不是至少曾经试图调合这一矛盾的呢？
罗·麦：赫鲁晓夫和他的伙伴起初以为他们能够将因反对斯大林而引起的反作用控制在对他们有利的范围内。但是，当他们发现对斯大林的非难走得太远，批判的矛头已经过分深入地针对统治权力结构内部时，他们就企图降低批判的调子。不过，我想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一般地来讲，有些批判虽然对斯大林主义极尽谩骂之能事，但它们丝毫也没有怀疑社会主义，怀疑党的领导作用，更没有对苏联政权造成任何威胁。当然，不难理解的是，对斯大林主义不断增加的仇视，必然要威胁到那些对斯大林的罪行也负有一定责任的人所掌握的权力。至于中国人则完全错怪了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各项措施。其实，他们担心的是这两次大会有可能对中国人民造成影响。
皮·奥：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撰写有关斯大林主义的书的，据我们知道，起初你并没有碰到什么麻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困难越来越多，最后终于被开除出党。因此，在我看来，你的著作从创作到在西方出版的这段经历，正好表明当局在有关斯大林主义的问题上，态度发生了变化。我的意思是：那些当权者自命为解释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唯一权威，实际上千方百计地阻止全国人民和那些思想最活跃的人去正视一个更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探讨一种新的、更人道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实现它的办法。
罗·麦：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也还是其中的一部分。在那几年间，政府不仅不鼓励中级研究人员在一般理论方面进行独立的研究工作，反而想方设法地限制他们的自由，有时甚至对他们进行迫害。至于我个人，情况有些特殊。我并不是一名专业历史学家，而是一名讲师，只需要按计划完成任务就行了。我写书利用的是业余时间。由于这个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来过问我在做什么。就连我的顶头上司也无法干预我。但是到了后来，地方党委和市委还是找到我的头上来了，因为我是入了党的。
在斯大林掌权之前，列宁并不是唯一的、有才华的理论家。当时进行理论研究的还有许多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等。此外，还有一大批党的工作者以理论研究者的身分在相当自由的条件下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初期，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斯大林本人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唯一阐述者。人们公认，只有斯大林才有权提出新的理论原则。当时，除了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思想进行注释和宣传外，谁也不能再做任何一件其他的事情。结果当然使理论研究出现了一个僵化的时期，整个社会科学都处于危机之中。
然而，就是在斯大林死后的“集体领导”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善。新政府依然承袭斯大林的等级制原则，坚持只有党的领导才能解释苏联共产党历史，才能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
皮·奥：你的意思是：统治者并不是靠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是靠自己的“一贯正确性”（当局总是随时对这种正确性进行新的解释），来对苏联人民进行社会控制，对吗？
罗·麦：在苏联，意识形态是极其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则要看在某一特定时期如何解释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概念。因为只有那些真正掌握了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机构的人才能对意识形态进行权威性的解释。
不过，你要知道，这些人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解释并不总是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教导相违背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创始人既是科学家，又是政治家。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改变，以及随着科学思想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理论，使他们也要修改自己的观点。正因如此，你才会发现，即使在解释一个简单的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人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是，有很多人在以自己的观点去解释意识形态时，总爱设立一些无论从字面上还是精神上都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尖锐对立的条条框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抛弃教条，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而是相反，他们使本来就带有教条性质的意识形态命题变得更加僵化。
皮·奥：马克思一定会说，这表明意识形态是如何蜕变为一种虚假的观念……
罗·麦：是的。如果马克思看到他的思想中有许多方面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一定是不会感到高兴的。马克思晚年时看到他的一些原则被任意曲解时，曾经叹道：如果那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我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马克思要是活到今天，那么使他感到头痛的还不是他的许多预言没有实现，他的许多论断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个事实，而是看到他的思想成了教条，看到人们是如此随意、如此不忠实地解释他的思想。
[1] 参看恩格斯一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致拉法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6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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