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员：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有权主动地去审查和分析我们历史上的事件？谁批准你写一本评论斯大林的书的？
罗伊·麦德维杰夫（以下简称罗·麦）：谁也没有批准我。这也不是我份内的工作。但是历史，也包括党的历史，并不属于任何个人，谁也不能垄断它。因此我根本没有考虑什么有权无权的问题。不管你高兴与否，谁也不能否认我有权就任何历史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根本没有必要去征得谁的许可。
调查员：但是你是一个党员，你知道我们有专门从事党史研究的机构，这些机构拥有一切必要的资料和文件。你是一个教师，你的工作就是教好学生。
罗·麦：不错，当莫斯科的面包师烤出的面包又香又甜的时候，哪一家的主妇也不会硬要自己去揉面。要是我看到我们的历史研究所确实在研究斯大林主义的性质和历史以及斯大林的罪行的话，那我也不会写这本书的。但是我知道他们对这个课题并没有从事任何研究。他们虽然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和文件，却没有对其进行审查和分析。现在他们还企图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你瞧，要是莫斯科的面包师不在烤面包了，各处的私人面包房就会应运而生，或者人们就不得不自己动手来烤面包了。我们的人民要了解我国过去的真实情况，并不亚于他们对面包的需要。人们必须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因此，我不得不探索真理，但是采用的却是手工业工人的方法。
调查员：你写了一千多页，而关于个人崇拜所要说的，早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里就已经发表过了。
罗·麦：是的。但是那个决议的主要炮制者却是莫洛托夫，他由于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盛行时期所犯下的罪行已被开除出党。此外，在批准这项决议的其他几个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有的人已经被开除出党，还有五个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也被赶出了主席团。因此怎么能说那个文件一点漏洞也没有呢？不管怎么说，这是任何文件都做不到的。在历史研究中，也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真理。
调查员：你说你毫不同情斯大林。但是历史学家必须是客观的，不能凭个人感情用事。你的书未免太主观了。
罗·麦：所有的历史学家在评价一个问题的时候都是主观的。当你把那些骇人听闻、而且发生在不久以前的罪行记录下来时，你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的。请记住，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受害者，我还有很多亲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调查员：你不但不赞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对斯大林所作的最客观的评价，还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你不尊重中央的决定。
罗·麦：的确是这样，我要说清楚自己的观点。说我不尊重中央委员会一九五六年的决议也是事实，因为这个决议是不妥当的。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实际上是指责党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又在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加以强调的那些决议。这些文章还就斯大林问题散布了一些看法，否定了党的最高法庭的观点。你们是做党的工作的人，为什么对这些作者就听之任之？柯切托夫（新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1]为什么就没有人追究他这件事？朱也夫、福尔索夫和斯米尔罗夫也都是党员，他们写的那些歌颂斯大林的诗同样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高教部社会科学局负责人塞尔金·埃·穆拉索夫也写了一本苏共党史，该书由于严重地违背了官方的方针，并把新斯大林主义分子捏造的一些十分明显的谎言写进去了，以致受到政治局的批评。但他的书仍然畅销无阻，现在已经发行了六万五千册。不少高等院校的学生都把这本书作为学习历史材料。为什么这些作家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而我却不能呢？
[1] 柯切托夫：（1912—1973）苏联作家。1944年加入联共（布），当过《文学报》和《十月》杂志主编，曾任全苏作协理事，俄罗斯联邦作协书记。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发表于六十年代后期，文中叙述了作者自己对苏联社会中许多问题的看法，触及了当代生活中尖锐和迫切的问题，在读者中反响很大。官方评论界对它持批判和保留的态度。——译者注
调查员：在我们的档案里收集了资产阶级报刊对勒克里奇案件所发表的全部文章
[1]。你看了就会知道，是谁在为勒克里奇辩护。那些人多半是我们的敌人。你的著作也在国外出版了，我们的敌人对你所写的东西是很感兴趣的。
[1] 勒克里奇案件：亚历山大·勒克里奇是苏联历史学家，他一九六六年在莫斯科正式出版的一本书中，对斯大林没有使苏联作好抗击德国进袭的准备一事，提供了一些资料，并进行了探讨。该书在党的马列主义研究院进行讨论时意见很不一致。结果在一九六七年勒克里奇被开除出党，而他这本书也被勒令收回。他于一九七六年离开苏联，现在美国波士顿地区居住，从事历史研究工作。
罗·麦：难道我们的敌人对柯切托夫的小说就不感兴趣了吗？那本书对他们来说倒是一种启示。不过他们的这种态度不应当使我们大惊小怪，他们总是在利用我们的错误。勒克里奇在他的书中就斯大林主义说出了真理，确切地说，是说出了部分的真理，因而被开除出党。对于这样的错误，要是他们还不利用一下，那倒真是怪事了！给敌人提供机会，让他们进行反苏宣传的人不是勒克里奇，而是那些将他开除出党的人。不管怎样说，在西方我们并非只有敌人，对苏联的过去和今天都感到兴趣的大有人在。前不久，我的一篇文章在西方发表了，但是西方的报刊不是也刊登了勃列日涅夫的讲话，还加上评论吗，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调查员：那些咒骂斯大林的人，多半出于私人恩怨，难道你不这样看吗？
罗·麦：很可能这种有私细的人比别的人更加恨他。但是要知道，对斯大林感到愤恨的乃是几百万人民。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人民有权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呢？反之，为什么我们要鼓励柯切托夫和穆拉索夫这样的作家呢？他们的书玷污了人民对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横行时的牺牲者的怀念，玷污了人民对那些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以及那些在斯大林统治下受尽折磨的亲属们的回忆。
调查员：就专业来说我也是一个历史学家，我可以奉告的就是，你的书太缺乏原始资料了。
罗·麦：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如果我能进入中央委员会和内务部的档案馆，看到斯大林及其同伙以及苏联总检察长的档案，我的资料无疑会更加充实可靠。但即便如此，你以为我对于斯大林以及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吗？我的工作就是从那些在斯大林的恐怖中遭到迫害，在他的集中营里备受折磨的人那里收集各种素材和证据。他们中间很多人已经离开人世，在十年中还有不少人也可能相继去世。这些证据你是无法在档案中找到的，至于其中哪些东西应该收入档案，那就留待未来的历史学家去决定吧。
调查员：你认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本书怎么样？
罗·麦：这本书是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审查获准出版的。我完全同意特瓦朵夫斯基的看法，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
调查员：我只看了两三页就看不下去了。你们作家所描写的那种镇压原本是势所必然的，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罗·麦：在这个问题上是你，而不是我不同意党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