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1980）
第二章 持不同政见者的境遇
皮·奥：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处境吧。一个人一旦被当局看作持不同政见者以后，他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呢？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以及私生活又会怎么样呢？
罗·麦：落到个人头上的命运因人而异，很难作出一般的概括。它取决于这个人所住的地区，是住在莫斯科还是外省什么地方；取决于他的年龄、定的罪名、他本人的行为和勇气的大小；也取决于他在国外的名气、挨整前的社会地位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因素。我知道在弗拉基米尔有一位药剂师，他仅仅由于保存了几本所谓的地下书籍和文章而被判处两年徒刑。他也写过几首诗，其中一首批评了苏联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
我还认识一位一九二六年就入了党的老党员，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长期以来她的所作所为很象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她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很多发表在各种西方刊物以及《时事纪要》[1]上。但是由于她已经到了七十高龄，并且经常生病，因此迄今为止她还没有受到迫害，也没有被开除出党。去年党组织给她发来一个通知——并不是象她所担心的那样要将她开除出党，而是请她出席为庆祝她入党五十周年而举办的一个招待会。
[1] 这是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定期在苏联出版和秘密发行的（通过地下刊物）一份情况汇编。它以手抄本或其他形式客观地报道苏联当局侵犯基本人权的事实，以及有关民权运动和未经官方审查的出版物的消息。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大赦国际”已经出了英文版。
列宁格勒有一位名叫勒沃尔特·比门诺夫的物理学家，由于散发法庭认为是反苏的作品而被判处五年国内流放。萨哈罗夫院士被剥夺了他在原子和导弹工业中担任的工作，然而却保留了院士头衔以及在另一所科研机构中的职务。一九七六年，当鄂姆斯克的法院对克里米亚鞑靼人领袖马斯塔法·德热米列夫进行审讯时，萨哈罗夫掴了一个后备役少校一记耳光。地方警察当局仅仅把他拘留了很短一段时间，并将此事记录在案，如此而已。要是换了别的持不同政见者，至少也得判四年徒刑。
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关进精神病院，另一些则被允许自由离境。同样是持不同政见者，克里米亚鞑靼人的遭遇就比犹太人差多了，因为前者在国外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后盾。彼得·亚基尔在被捕后屈服了，他向警方提供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证词，结果使得他的很多朋友都被当作叛国分子遭到逮捕。亚基尔[1]被放逐到梁赞后不久就获释了。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2]原来在国内外都不大为人所知，他蹲了半辈子监狱，直到苏联当局用他来交换路易斯·科尔巴兰时才被放出来。[3]
[1] 亚基尔被判处很轻的徒刑——在离莫斯科不远的梁赞省放逐三年（强制性居留）。但是仅仅一年以后，即一九七四年九月便获得了赦免。
[2] 弗·康·布科夫斯基——苏联政治家，生于一九四二年。一九六七年因参加抗议逮捕金兹伯格等人的示威而被捕判刑，一九七○年刑满释放。一九七一年因参加持不同政见运动第二次被捕，被判七年徒刑加五年流放。——译者注
[3] 布科夫斯基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中旬被用飞机送到瑞士，同时，通过美国政府的调解，智利释放了智利共产党总书记科尔巴兰。科尔巴兰由飞机送到瑞士，然后前往莫斯科。
我的哥哥若列斯·麦德维杰夫[1]由于给地下刊物写了一些措辞激烈的文章而失去了在奥布宁斯克一所科研机构中的工作。一年半后他被关进一家精神病院。由于莫斯科知识分子的声势浩大的抗议，当局不得不在三个星期后把他放了出来。其后政府准许他继续从事科研工作。一九七三年他获准应邀到英国的一个医药中心工作。但就在他到达英国八个月后，他被剥夺了苏联公民的资格，政府禁止他及其家人返回苏联。我举这些例子，就是为了说明在苏联各个持不同政见者受到的惩罚是很不相同的。
[1] 若列斯·麦德维杰夫——罗伊·麦德维杰夫的孪生兄弟，生于一九二五年。他是苏联著名的生物遗传学家。在国内被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称为“社会民主派”或“党内民主派”。他们赞成马列主义，但反对斯大林主义，号召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主要著作有：《苏联科学》、《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生物学》、《科学家国际合作和民族界限》、《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十周年之后》等。——译者注
一九六九年我被开除出党。据我所知，在第二年当局曾打算逮捕我，但我的案子被拖下来了。一九七一年警察搜查了我的住宅，他们抄走了一大批材料。但是当我最重要的两本书《让历史来审判》和《论社会主义民主》以及与我的哥哥合著的《谁是疯子》[1]出版以后，他们却没有来找麻烦。这都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仍旧安安静静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也没有谁来找我的助手的麻烦。若列斯是我在国外的代理人，靠他的帮助，我在经济上得到了保障。当然，我并不知道将来还会发生什么事……这种捉摸不定的状况使我必须更加谨慎。不过按照惯例，我的情况确实是一种例外。
[1] 《谁是疯子》由麦德维杰夫兄弟所著。该书记述了一九七○年五月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生物学家若列斯·麦德维杰夫被当局强行关进精神病院后，苏联及国外的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积极展开了营救活动，最后迫使苏联当局将他放出疯人院的经过。中译本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总的说来，克格勃机构在镇压方式的选择上是没有什么定规的。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发现政治警察越来越倾向于把持不同政见者送出国去，而不是动辄加以逮捕。不过也有人坚决不愿离开本国。
皮·奥：政府的这种态度令人费解，人们可以说它是怀柔政策和现实主义的结合。
罗·麦：不错，它是现实主义的，但绝不是怀柔政策。今天的政府连老弱病残者都要加以迫害和逮捕，甚至连七十高龄的老人也不能幸免。他们中不少人曾经蹲过斯大林的监狱和集中营，有的长达十五年或十八年。群众已经为此在大声疾呼了，甚至连那些不过问政治的人也不能无动于衷，更不用说受害者的亲友和邻居了。
皮·奥：但是政府在实施控制，进行镇压的时候并非总是遵循同样的标准。因此，持不同政见者必须根据当时形势的主流及自己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
罗·麦：当我在六十年代写《让历史来审判》时，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斯大林的罪行和斯大林主义的现象。我详尽地写出了他的帮凶们的罪行，其中包括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叶热夫、贝利亚、维辛斯基、雅哥达以及其他一些人。当时有几个老布尔什维克向我提供了一些有关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罪行的文件，其中也提到了苏斯洛夫与四十年代一系列不光彩的意识形态运动的关系。但我没有将这些材料收入书中。这不仅因为当时米高扬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是党的第一书记，还因为他们二人在党的二十次以及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于揭露斯大林的罪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还有一次，有人交给我一些从党的档案馆里弄来的材料，上面印有“机密”二字。这些材料我同样不能采用，因为我是公开写书的，我从来不象索尔仁尼琴那样把手稿藏起来。索尔仁尼琴在写《古拉格群岛》时[1]就是这样做的。那本书他原来是打算在自己被捕或死后再发表的。
[1] 古拉格——劳改营管理总局的代称。由于索尔仁尼琴出版了他揭露在这个机构控制下的集中营、监狱等情况的三卷集，这个名词遂闻名于世。（《古拉格群岛》中译本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如果我把党的秘密文件藏在家里，那当局就会有充分的借口任意对我进行迫害，而我的著作也就无法完成了。所以我必须两害相权择其轻。这就是我那本书写得还不太理想的原因。不过我总算把它写完了，并且翻译成几乎所有的欧洲文字，甚至还出了日文本。
皮·奥：持不同政见者受到的第一个惩罚就是丢掉工作，在这一点上，苏联当局的做法和最卑劣的资本家没有什么两样。过去在意大利，谁要是表示自己坚决支持左派，或者在工作场所随意谈论这些，他就会遇到同样的危险。一个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居然采用过去意大利资本家的办法，你不觉得这是荒唐的吗？
罗·麦：在沙皇时代也有黑名单。一个工人如果提不出政治上的担保人，那他无论到哪里都很难找到工作。在苏联，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更严重，因为国家控制了一切，它是各行各业唯一的雇主。然而，这种情况和若干年前的意大利或沙俄时代相比又有所不同了，它更有点象西德的“职业禁令”，这个法律禁止雇主在很多工作中雇用“激进分子”。
总的来说，苏联当局不准持不同政见者从事脑力劳动和技术性工作，但允许他们当普通工人或职员，或者科研工作中的一般助手，也有人被安排到图书馆或无关紧要的资料室工作。我的一位朋友因为有反对当局的言行而被开除出党，后来他在苏联国家图书馆里找到一个工作，为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年间在俄国和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出版的杂志编目。
这类惩罚有的还是有道理的。一个人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感到绝望，而宣称自己是东正教徒，那他当然不能担任《真理报》、《消息报》或者《科学与宗教》杂志的主编。但我们认为，如果以别人反对入侵捷克为理由，就把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或实验室主任从物理研究所开除出去，那是毫无道理的。我认识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他在理论物理方面可算是第一流的专家。在科学院里，他的工作取得了比别人更多的积极成果。但至今他还只是一个助手，也不能通过自己的博士论文。原因仅仅是他不愿参加规定的党史考试。
皮·奥：既然国家是唯一的雇主，可以强迫那些不赞成它的政策的人改行干别的工作，例如，杜布切克[1]就被派到布拉格郊外的森林管理办公室去了，面对这样的现实，持不同政见者应该怎样办呢？
[1]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一九六八年自由化运动“布拉格之春”时期的捷共领袖。这个运动于同年八月因苏联占领捷克而告终。
罗·麦：只要胡萨克[1]这样的人在当政，我就不认为让杜布切克与捷克的森林管理员一道工作是遭到贬黜。难道如今杜布切克还指望在胡萨克的中央委员会当一名委员，或者在地方党委做一个书记吗？当然，对很多持不同政见者来说，不许他们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显然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创伤。不过，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却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抱负。一个作家如果被开除出作家协会，那倒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不仅摆脱了官方的审查，也摆脱了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限制。这样，他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更好的作品，而不受作协那些条条框框的限制。一个持不同政见的诗人比一个唯命是从的诗人更能写出好诗。十年来，叶甫盖尼·叶甫图申科已经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蹩脚诗人了。自从他得到官方的赏识并进入作协理事会以后，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他最好的诗都是在他还算半个持不同政见者时写的。过去七十年间最伟大的诗人如曼德尔斯坦姆[2]、帕斯捷纳克[3]、茨维塔耶娃[4]、阿赫玛托娃[5]和叶赛宁[6]等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都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都曾受到过歧视和压制。
[1] 胡萨克——一九六九年四月接替杜布切克而成为捷共领袖，从此以后，他的政权与苏联占领当局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2] 奥西普·曼德尔斯坦姆：苏联诗人。俄国二十世纪初期阿克梅派的重要成员。一九三八年被捕，死于集中营。五十年代平反。其回忆录《群狼的世纪》曾在国外出版。——译者注
[3] 波利斯·列昂里多维奇·帕斯捷纳克：苏联诗人，作家。一八九○年生于莫斯科一个艺术家家庭。早年曾是“未来派”成员，四十年代受到日丹诺夫的批判。一九五六年其小说《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一九五八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随即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译者注
[4] 玛利娜·茨维塔耶娃：苏联诗人，一八九二年生。十月革命后于一九二二年随丈夫逃往国外，一九三九年回到苏联。一九四一年反法西斯战争开始后不久自杀。苏共二十大后为她恢复了名誉。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出版了她的《诗选》，称她是“对俄国二十世纪的诗歌有相当贡献”的“大诗人”。——译者注
[5] 安娜·阿赫玛托娃：俄罗斯“颓废派”女诗人，一八八九年生，其诗以短小精致的形式袒露复杂的内心矛盾而引人注目，被认为是“室内抒情诗”的典型。出有诗集《黄昏》、《念珠》、《白色的云朵》、《车前草》，以及一些组诗等。一九六四年在意大利被授予“埃特内·塔奥尔米诺”国际诗歌奖。一九五六年在英国牛津大学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译者注
[6] 叶赛宁：苏联诗人，一八九五年生。早期诗描写农村自然景色，歌颂宗法制度下的农民生活。曾参加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意象派。作品中流露悲观情绪和颓废思想。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在部分诗中曾企图反映新的革命生活，但不愿投身革命斗争，最后自杀。——译者注
此外还有一些人，他们的工作不是单独进行的，必须与别人合作。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戏剧导演或电影导演如果被剥夺了从事专业工作的权利，他的创作灵感很快就会枯竭。一个舞蹈演员要是被解雇了，他也会失去自己的艺术专长。一个理论物理学家被开除后好歹还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然而一个实验物理学家如果没有设备和实验室，他的专业知识就失去了用武之地。一个没有学生可教的教师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皮·奥：那么这一切在他们的心理上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罗·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气质和性格上的弹性。迫害和压制会使弱者感到屈辱，有时甚至会毁掉他们，但却把另一些人锻炼得坚强起来，使他们更加不屈不挠。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几乎所有的杰出人物都是在与政府或当权者决裂之后，才做出了创造性的工作。他们也是持不同政见者，但他们却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虽然有的人最后也妥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的，普希金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如此。
同样的命运也落到各个时代的科学家头上。他们由于抗议当时在政治上和科学上占统治地位的清规戒律而不得不蒙受耻辱，横遭迫害。这是因为不管在什么地方，旧的顽固不化的教条都在拼死抵抗，并且也有不少人拿起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坚决地保护它们。
你知道，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其他国家，迫害总是不能完全毁灭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当然，如果迫害发展到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程度，就象三十年代在斯大林统治下以及过去二十五年在中国所出现的情况，那无论是文学还是科学便都不能前进了。但是，要完全阻挡科学和文学的发展仍然是不可能的。
皮·奥：艺术家必须考虑一下实际问题。如果国家是一切艺术作品的顾主，持不同政见者如何过活呢？
罗·麦：对于你的这个问题，我不能简单地加以答复。有不少世界闻名的西方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如今价值连城，然而在他们生前却默默无闻，有的人在穷愁潦倒中死去了。比如，几乎所有的印象派画家，如莫奈、凡高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是如此了却一生的。这样的事情在更早的年代也是有的。不妨想想伦勃朗的遭遇吧。不少作家的天才是在他们死后才被人发现的，不仅布尔加科夫是这样，司汤达也是如此，当他活着的时候，只有很少几个行家，而不是一般大众喜欢他的东西。实际上他的不少著作都是在死后出版的。在任何情况下，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或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是不会去考虑顾主的。
大多数非官方的苏联画家生活窘迫，他们把自己的画卖给朋友或艺术爱好者，有时也卖给外国游客或外交官员。不少非官方作家只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信得过的朋友看，也有人把作品送到国外的出版商那里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己保留版权，但版权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值钱。再者，因为他们生活在苏联，筹款绝非易事。据我所知，在许多作家的最后一格抽屉里，藏着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小说、回忆录、诗集等等。
不过，事情还有它的另一个方面。并不是所有的非官方艺术家，也就是他们自己所说的“离经叛道者”，都是真正有才华的人。他们经常以离经叛道来掩盖这一事实。因此，在苏联，不仅有真正优秀的艺术家的作品，还可以看到无数出自形形色色的写书癖之手的东西在各处泛滥。
皮·奥：有些人的专长是拿不到报酬的，他们又怎样生活呢？
罗·麦：当然，他们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有的人私下去干装钉书籍、修理家具或类似的活。有的人则是靠家庭和朋友的接济，人们总是愿意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俄罗斯有句谚语说得好：“人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拿出钱来，为没有衣穿的人做一件衬衫。”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在我国，一切生活必需品，诸如住房、交通、面包、牛奶等都是非常便宜的，这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好处。
皮·奥：当局是根据什么作出判决，将持不同政见者关进监狱或劳动营的呢？
罗·麦：我认为，如果因为人们有了自己的看法并把它讲了出来，就把他们关进监狱或集中营，这是不合法的，也是没有道理的。尽管可以从刑法里找出某些条款来作为这些惩罚的依据。斯大林制定了那么多残酷的法律，我们至今还对这种滥用权力的现象感到心有余悸。为什么一个苏联公民一旦被认为反苏，就非得把他关押三、四年不可呢？要是他本来就不喜欢社会主义，那么在劳动营那种残酷的管理制度下生活了五年、七年之后，难道他对这个主义反而会产生更多的好感吗？
斯大林主义的统治当然有一套残暴专横的逻辑。一个人一旦落入古拉格制度的魔掌中，便再也得不到自由了。往往是从监狱到劳动营，从劳动营出来又开始了国内流放。当局恬不知耻地、冷酷无情地宣称，如果一个人在开始时并不反苏，那么在某个劳动营里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当然就会反苏了，因此最好还是把他们关起来。今天刑法中的各项条款应该受到尊重，但仅仅由于思想问题就把人关进监牢却是不对的。在世界上任何自认为是实行民主政策的国家，这样的事情都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不能忘记在赫鲁晓夫时代也有政治狂，虽然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在二十次代表大会后都获释了。但是在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起义以后，有好几十个青年被关进监牢或劳动营，因为他们举行示威反对苏联镇压布达佩斯暴动。政府一贯认为，在这样重大的危机中任何反对党的人都必须受到惩罚。
这就是标准的斯大林主义的逻辑。但这个逻辑由于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受审而开始破产了[1]。这两个人的受审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一些有创见的著作中阐明了自己的思想。
[1] 一九六六年二月对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审判标志着官方压制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开始。它所激起的抗议导致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民主运动。政府拿他们来开刀，是因为他们在国外用笔名（西尼亚斯夫基的笔名是阿伯拉姆·特尔兹，丹尼尔的笔名是尼古拉·阿尔扎克）出版了反斯大林主义的讽刺作品。西尼亚夫斯基被判处在劳动营服刑七年。他于一九七一年六月获释，后来移居国外，现住在巴黎。丹尼尔被判处在劳动营服刑五年。他在狱中积极参加犯人的抗议活动。他于一九七○年九月获释，现住在莫斯科地区。
皮·奥：这种变化产生了什么实际效果呢？
罗·麦：最近，一个在劳动营里被关了十年的持不同政见者，给属于自己那个圈子的朋友们谈了一次话，题目是很别致的：为什么有的人在劳动营里完蛋了。他通过观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近年来大多数被送到劳动营的都是个性比较脆弱的人，当局希望他们屈膝投降，幡然悔悟。而实际上，当局往往也能如愿以偿，他们没有把那些被认为是“死不悔改”的人抓进劳动营。而是采取其他的镇压手段，近几年来主要是强迫这些人移居国外。
持不同政见者受到的迫害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当局不仅依据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刑法第70条和190条[1]，还依据其他别的条款指控他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违犯了法律。当局给持不同政见者罗织的罪名往往是荒谬绝伦的。对于一个蓄意要加以陷害的对象，可以指控他搞投机倒把，扰乱金融，或者“有轻微的流氓行为”，这最后一种罪名有时是给那些企图进入外国使馆的公民准备的。警察对那些未经当局批准就在莫斯科居住的持不同政见者总是严惩不贷。然而与此同时，另外数以千计的人却可以违反这项规定而安然无事。
[1] 刑法第70条禁止“为了颠覆和削弱苏维埃政权，进行危害国家的特别危险的罪行而从事的煽动和宣传，或者出于同样目的，（书面地）散布诽谤苏联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谣言，以及传播、准备或保存有这种内容的文艺作品，凡违犯者将被判处七年以下监禁，外加五年以下国内流放。
刑法第190条（第1款）禁止“反苏诽谤”——或以文学形式，通过口头或书面“传播污蔑苏联的政治、社会制度的谣言”，凡违犯者将被处以三年以下的监狱或劳动营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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