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1980）
第一章 不同政见的发源
皮尔罗·奥斯特林诺（以下均简称为皮·奥）：我们怎样才能用政治术语给持不同政见者下一个定义呢？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又是怎么回事？姑且让我们找出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定义来，这样就既能了解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一般特点，而又不致涉及到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差异了。
罗伊·麦德维杰夫（以下均简称为罗·麦）：我认为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任何社会（包括苏联在内）所赖以依存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或道德基础都多少持有不同的见解。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这些观点表达出来。换句话说，他们不光是私下对自己的妻子或挚友发发牢骚而已。这就是我所能给你提供的最概略的描述了。
皮·奥：这么说来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他们所反对的是合法当局。第二，他们不愿隐瞒自己的观点，而是将其公诸于世。
罗·麦：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持不同政见者的产生，是由于某些社会集团或阶层的人抱有某种不满情绪。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或社会组织，能使其所有的成员无论是对整个社会还是对社会的某些特定领域都感到满意。然而这些成员却仍然忠实于该社会所感到自豪的道德、政治、信仰和文化价值。在苏联，你也可以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和青年中看到这样的人。
我们发现，这种不满大都来自处于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人们中间，而中间阶层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并未这样强烈地感到自己有某些权利被剥夺了。持不同政见者比别人更懂得怎样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们采取直截了当的行动来表达这种不满。在苏联一般是通过出版书籍、发表文章、写公开信和向外国新闻界发表声明。他们也组织政治讨论小组，不过却很少参加群众性的示威活动。
皮·奥：西方人士比较赞同这样的说法，即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仅仅是一批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然而从你的话来看，似乎每一个苏联公民都是一个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们不会事事都称心如意。
罗·麦：不错，你的两条结论都有道理。持不同政见者的确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很小的圈子，并且一般说来和群众也没有什么联系。我这里指的是一些个别的人，他们往往在无意之中表达了群众的观点。的确，整个地说他们只是一批知识分子，然而他们的立场却反映出一部分很有影响的人的感情，虽然很可能他们的人数并不多。
当然，每一个公民，只要他对制度中的某些东西感到不愉快，他就是一个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然而实际上和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有联系的人却寥寥无几。因为他们害怕丢掉自己的工作，甚至失去自由，害怕遭到报刊的攻击。苏联当局一向不承认政治上的少数派有阐明自己观点的权利。谁要是流露出丝毫的不满或发出抗议，或者表明自己是一个积极的持不同政见者，那他本人及其家庭就会遇到接踵而来的麻烦和危险。因此，甘冒这种风险的人是极少的。
由于苏联当局对言论自由的种种限制，使不少作家、艺术家、电影导演和戏剧导演以及科学家受到极大的干扰。他们经常因自己的作品遭到粗暴的审查而感到气愤。官僚机构的头头、出版社以及各种管理意识形态的委员会所设置的种种荒谬的障碍激怒了他们。然而，大多数人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面前还是屈服了，他们虽然愤愤不平，但最终还是会修改自己的作品，使之适应审查制度的要求。当然，有的人可能干脆把自己的作品束之高阁，等到政治形势比较开明的时候再拿出来。只有少数作家才决心甘冒遭受迫害的危险，在国外出版他们的作品。在一些边远的城市里，尽管工厂和机关的大部分职工都对食品、肉类、奶制品、水果以及药品的缺乏感到不满，但是由于政府严禁罢工和抗议示威，因此，类似一九六二年在罗沃切尔卡斯克所发生的骚乱是极其少见的。[1]
[1]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在罗沃切尔卡斯克爆发了抗议食品涨价的群众性示威游行。军队朝人群开了枪，打死打伤很多人。莫斯科的高级官员乘飞机来到该地，许诺作出让步，然而实际上还是对参加示威活动的人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皮·奥：如此说来，艺术家其实总是愿意按自己的方式去绘画，作家则愿意写他所相信的东西，历史学家当然希望研究自己选定的课题。然而当局却硬要每一幅画都按照规定来画，每一部小说都按政府的意旨来写，历史学家也不得违背官方对历史的看法，哪怕这种看法和他本人的见解大相径庭。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否因为在苏联，个人思想必须服从官方意志，结果正如马克思在谈到书刊审查官员时所说的那样：“你们竟把个别官员说成是最了解旁人和无所不知的人，说成是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并把他们与德尔斐城的阿波罗相提并论。”[1]
[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第1卷第19页。——译者注
罗·麦：你知道，在苏联的艺术创作领域——也包括科学研究领域——哪些东西体现了个人见解，哪些又属于官方意志，实际上并无明确的界线。如果你在记日记，你当然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是如果你公开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在哪怕是很小的范围内产生了影响，那你也会被指责为散布“异端邪说”或者“有害的观点”，至少是“不正确”的观点。你会因此而碰到麻烦的。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不少人就是由于自己天赋的创作激情遭到官方的压制，无从表达出来而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个作家并非只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写作。艺术家之所以绘画，也绝非仅仅为了挂在自己家里的墙上，或者顶多不过用来装饰一下朋友的住宅。在苏联是没有私人经营或独立的出版社的，一切均由国家做主。所有的艺术展出都由艺术家协会主办，而这些协会又受共产党管理意识形态机构的控制。李森科当时就阻止了一大批科学家，如生物学家、农艺师等，按自己的观点从事科学研究。不过，上面所说的只是人们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一种原因。
皮·奥：那么还有哪些别的原因呢？
罗·麦：好吧，就以萨哈罗夫[1]的经历为例，我们看到，当他一心一意从事科研工作的时候，他享有一个苏联科学家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包括进行科研所需的大量经费。他获得了各种很高的苏联荣誉，两次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然而到了后来，由于他看到生物学研究遭到严重的破坏，情况很糟，因而向科学院提出抗议。当时，生物学的研究还被李森科及其门徒所把持，他们在三十和四十年代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五十年代又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后来，萨哈罗夫又批评那种企图给斯大林恢复名誉的作法。最后，他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对苏联发生的一切侵犯人权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当然，近年来在他发表的一系列声明中，有许多地方是考虑欠周的或不尽合理的，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也有很多不正确的做法——至少我是这样看的。然而他所提出的种种抗议，可以说全都不是因为他这位理论物理学家在自己的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1]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1921—— ）——苏联核物理学家，苏联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前首席顾问。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因对苏联发展核武器作出过重要贡献而被西方称为苏联的“氢弹之父”。一九五三年被授予科学院院士称号。一九六八年因主张美苏合作消除核威胁而被解除首席顾问职务，一九七○年同另外两名物理学家安德烈·特维尔多赫列鲍夫和瓦西里·查利泽发起成立“苏联人权委员会”。一九八○年因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而被当局逐出莫斯科。著作有《进步，和平共处和知识分子自由》、《我们的祖国和世界》等。——译者注
大赦国际苏联分部的创始人瓦伦丁·图尔钦[1]的情况也是这样。他是一位卓越的理论物理学家，在纯自然科学的领域里很有前途。（但是就在他于一九七四年站出来为萨哈罗夫辩护以后，他被开除出了科学院。一九七七年他移居美国。）他的一位同事曾经这样反问过我：“当我的国家正在侵犯人权，当苏联军队还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上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心平气和地去研究中子流呢？”
[1] 瓦伦丁·图尔钦是苏联当代物理学家。曾于一九七○年同萨哈罗夫、若列斯·麦德维杰夫等人联名上书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要求保障人权和制定一个“进一步民主化和自由化的纲领”。——译者注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追溯到上一个世纪，从中找出类似的例子来。十二月党人[1]都是来自俄国特权阶层的贵族，其中不少人拥有巨大的领地和众多的农奴。但是他们却奋起反抗专制暴政。就在同一世纪，另外一些叛逆者如象亚历山大·赫尔岑等人，无论就其出身还是拥有的财产来看都属于统治阶级之列。列宁本人也出身贵族。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1] 十二月党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他们于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领导了一次不成功的反抗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起义。他们通常被看作俄国十九世纪激进的革命运动的先驱者。
皮·奥：我认为成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大概还有第三种情况吧，并非都是如此高尚……
罗·麦：遗憾的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并不都是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人物。许多人之所以同当局唱反调是因为他们在个人生活或社会生活中遇到了不顺心的事。不少人参加这个队伍纯粹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他们想方设法要求外国记者向全世界散发自己那些拙劣的声明、呼吁和耸人听闻的恐怖故事。
此外还有各种不伦不类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有个名叫乌林的诗人，他出版了二十多卷作品却什么也没有捞到，依然默默无闻。后来由于作家协会拒绝为他的五十岁生日祝寿，使他大为生气，于是他在报刊上公开宣布退出作家协会。他的声明被一个外国电台用俄语向苏联人民广播了，可是却没有说明事情的真象。有一次乌林来看我，他说——我还是逐字逐句地引他的原话吧——“多年来他们要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谁也没有写过一首诗来称赞那些跑到捷克斯洛伐克去的苏联军队……而我却写了，并且拿去发表了。可是现在作家协会却不愿举办一次招待会来祝贺我的五十岁生日。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让他们也知道一下我是不好惹的。”
象他这样的人就是持不同政见者中的败类，这些人很可能使整个运动走上投降的道路。一旦遇到适当的气候，他们就准备分道扬镳，或者出卖朋友。彼得·亚基尔和维克托·克拉辛[1]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曾经和某些不明不白的事件有牵连，一九七二年初他们被捕以后，曾提供证词，检举了好几十个人。后来，在一次为外国记者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那是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他们受审以后），他们宣称自己过去的行为是“罪行”，并且把他们在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时的言论通通说成是“反苏诽谤”。
[1] 彼得·亚基尔和维克托·克拉辛均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组织“保卫人权行动小组”的领导人。亚基尔之父是苏联三十年代著名的军事领导人，一九三七年同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一起被处决，五十年代平反。亚基尔本人从十四岁起蹲监狱，一直呆了十七年。一九七二年六月亚基尔和克拉辛因“系统地向西方宣传机构提供反苏情报”而被逮捕。此事曾引起国内外抗议高潮。但是后来，他们两人却在官方的压力下“认错”，承认自己有罪，并供出了其他的人。——译者注
皮·奥：我想知识分子大概比工人更容易产生不满吧。换句话说，他们更了解自己所失去的自由，更懂得自己应该享有的公民权，他们也更善于表达自己的不满。
罗·麦：不错，最容易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正是知识分子。不过请考虑这样的事实：甚至在享有出版自由和政治上实行多元化的国家里，大多数反对派的领袖也都是知识分子。在西方国家，知识分子往往能得到属于反对派的工人、职员、农民、实业家以及军人等这样一些人的支持。然而在我国，要把这些各不相同的成分凝聚成一股力量却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苏联，知识分子是独立的。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没有哪个青年团体会请我到他们的学院去作报告，也没有哪个生产部门会邀请我到他们的工厂或俱乐部去。因为谁要请我，谁就首先要得到党或党的地方委员会的批准。
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期间，官方还允许知识分子进行某些活动。索尔仁尼琴[1]还可以在一些研究机构公开露面。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奥布宁斯克，科学工作者也可以在自己家里举行讨论会。老布尔什维克A·斯勒戈夫——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和党务活动家，曾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关了十五年——就常常毫无顾忌地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并且还到一些军事院校去进行这些活动。但是到了一九六八年，也就是在布拉格之春以后，由于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措施，这样的事便再也不可能了。
[1]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 ）——苏联当代作家，曾于一九四四年被逮捕过，判了八年徒刑，流放到中亚细亚，一九五六年平反，以后从事写作，一九七○年获得诺贝尔奖金。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一九七四年被捕后驱逐出苏联，现住在美国。索尔仁尼琴写了大量揭露斯大林时代集中营情况的文艺作品，是所谓“集中营文学”的创始人。他现在在美国组织了“全俄罗斯回忆录文库”，并且用自己的稿费在苏联国内组织了“俄罗斯支援政治犯社会基金”。主要著作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列宁在苏黎世》、《第一圈》、《癌病房》等。——译者注
在工人当中也有一些受过中等教育和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工人通过某种方式参加了持不同政见运动。但他们也是孤立的。他们不敢透露自己的身分，甚至对自己的同事也是如此。[1]
[1] 自这次采访以来，一大批苏联工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五日“苏联劳动人民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在莫斯科举办了一次外国新闻记者招待会。一九七七年初，他们向世界舆论界发出了两封公开信。该团体的领袖是一位来自顿涅茨克的前煤矿工人，名叫弗拉基米尔·克勒巴诺夫。一九七八年一月和二月他们又举行了两次记者招待会，向外国记者披露了更多的文件，其中包括该组织的四十三个公开成员和一百一十名“候补成员”的名单。同时宣布另外还有二百名工人准备加入，不过他们希望不要披露这些人的姓名，以免遭到当局的迫害。该组织的领导人不久就遭到报复。到了一九七八七月，包括克勒巴诺夫（他在二月七日被捕）在内，至少有十人被送进精神病院或监狱（该组织的文件及有关资料，已由伦敦的普鲁托出版公司于一九七九年在《反抗古拉格的工人》一书中发表）。
一九七八年十月在莫斯科的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另一批苏联工人宣布成立“各行业劳动者自由联合会”（俄语首字母缩写为SMOT）。这个组织是在克勒巴诺夫被捕之后，由“自由工会联合会”与“独立工会”合并而成的。它也宣称自己有二百名成员。弗拉基米尔·波里索夫——一位列宁格勒的工人，自一九六○年以来他就是一个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另外八个人（其中有些是老资格的持不同政见者）被提名为该组织的代表理事会成员（只有建议权）。一九七九年五月，理事会的一名成员被指控从图书馆盗窃书籍而被判处五年国内流放；另一名成员在一九七九年被控违犯刑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一款而被判处在劳动营服刑两年；还有一名成员则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在写本书的时候（一九七九年十月），尽管“SMOT”的一些支持者已遭逮捕或离开苏联，但波里索夫和其他五名理事会成员显然还在进行活动。
“自由工会”的各小组目前的活动主要是揭发侵犯工人权利的现象（如有关劳动保护，不合理的解雇，不发给失业补助金，残废抚恤金或退休金，管理上违背劳动条例以及和管理机构或政府当局的其它种种冲突）。
按照若列斯·麦德维杰夫的说法，这些组织的声明及它们的目标并未在苏联工人中间传播，而主要是为了争取国外公众的支持。因此很难判断它们在一般苏联工人中有多大影响或得到多少人的同情。
皮·奥：换句话说，工人们的不满是由于一些实际的原因，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微薄的工资、消费品和服务设施的缺乏等等；而知识分子的不满则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罗·麦：一般说来是这样的。工人很少从附近食品店里肉类、香肠或水果的缺乏中得出什么结论来。而知识分子却从理论上对这些现象进行说明。就拿莫斯科来说吧，和别的城市相比，这里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要好得多，然而在首都感到不满的知识分子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皮·奥：你们的政府告诉我们：普通公民和持不同政见者之间实际上是没有联系的。这是否由于他们完全没有共同语言，或者仅仅因为他们进行反抗的方式有所不同？
罗·麦：我说过在持不同政见者和群众之间实际上是没有联系的。这并不是由于教育和文化水平上的差异在他们中间形成了鸿沟，而是无穷无尽的约束和限制使持不同政见者无法和人民直接取得联系。不要忘了，所有的宣传工具都是控制在一个独一无二的党和政府手里的。
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思想和见解，尽管具有不同的倾向性，但却并不是深奥莫测，以至于连其他人——普通工人、农民、职员、教师、医生或工程师等等全都无法理解的。当然，某些哲学的、政治的和社会学的概念可能只是针对知识分子而讲的，然而即便这样，持不同政见者也没有真正的群众，因为他们的书籍、论文和呼吁只能在国外出版或发表，知识分子当中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读到。其实，只要当局允许这些东西公开出版，持不同政见作家的许多谈论政治问题的作品，也会象这一类的电影和戏剧一样，很容易被广大群众所理解。难道你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才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吗？
[1]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九六二年出版）是索尔仁尼琴的一部中篇小说。该书通过对主人翁伊凡·杰尼索维奇·舒佩夫——一个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十年徒刑的苏联军人在集中营里的普通一天的生活，揭示了苏联制度下集中营野蛮暴怖生活的真象。——译者注
总而言之，知识分子总是为一切人进行创作的，要是他们的大多数作品只能锁进抽屉而不为人所知，这难道能怪他们吗？最近，一位名叫乔治·弗拉迪莫夫的苏联作家在国外出版了他的小说《忠实的鲁斯兰》。这是一本第一流水平的小说，也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然而，苏联人民却被剥夺了阅读这本书的权利。另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尤金妮娅·金兹伯格的三部曲也即将在意大利出版了[1]，如果这部书能够得以在苏联适时地出版的话，它不仅有助于知识分子，也有助于千百万其他人更加深入地了解很多事情的真象。
[1] 尤金妮娅·金兹伯格是一个忠实的苏共党员，她曾于一九三七年被逮捕并被关进斯大林的集中营。这里指的是由蒙达多里出版公司出版的她的一部三卷集著作。该书是对集中营生活的回忆。回忆录的第一部分在六十年代中期曾通过地下刊物被广泛传阅，并以多种文字出版。英译本（一九六七年出版）被定名为《严峻的历程》。金兹伯格后来对该书内容作了增补，加上了有关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六年期间的两卷材料。
和其他知识分子相比。作家境况还算不错的。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书上，然后等待时机将它奉献给苏联公众，或者拿到别的国家去出版。而电影导演却接触不到国外的制片商，因此他们只得将自己的思想藏在脑子里。我认识不少电影导演，他们的脑子里都装着精彩的电影剧本，但是由于官方的审查制度，他们根本不敢想象要把这些东西搬到银幕上去。
皮·奥：让我们来设想一下这样一个难以想象的问题，要是当权者向你提出列宁曾经提过的哪个问题：怎么办？那你怎样回答呢？
罗·麦：让人民知道这些思想，让人民去讨论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当权者总是把工人、农民、机关工作人员和一大批脑力劳动者当成无知的儿童，必须加以保护，以免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这样一来，他们就削弱了整个民族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们没有去教育人民，使人民在政治上真正成熟起来。而这一切竟然发生在全世界对于各种新思想，对于这些思想和情报的交流已经日益开放，根本不受国界限制的时代。
皮·奥：人民一般说来都“渴望”得到情报吗？
罗·麦：有时莫斯科或其他省份的工人到我这里来打听消息，但我却无法一一向他们阐述自己的观点，或者向他们解释造成莫斯科的持不同政见者分歧的各种趋势。几乎所有来找我的人都要求我给他们一些材料，供他们自己或朋友们阅读。但是我家里既没有公共图书馆，也没有一个书库，因此很多人只好扫兴而去。
近年来有不少人，特别是来自其他省份的人想见萨哈罗夫，然而他也只可能接待一小部分来访者。同时，由于有的人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因，于是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有一个工人曾经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睡了几夜，但还是见不到萨哈罗夫。最后他终于设法搞到了萨哈罗夫的电话号码，于是在一天深夜他给萨哈罗夫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萨哈罗夫的妻子，她告诉那个工人说萨哈罗夫不能来接电话，因为他正在洗澡。不料第二天那个工人就来找我了，他感到很气愤。当人民睡在火车站里，等着想见见萨哈罗夫的时候，他居然还能去洗澡！
遗憾的是，我自己也不得不谢绝很多想来看我的人。同时，对于人们来信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也无法作出详细的答复。我们为了自卫不得不设置这些障碍，这不能怨我们。
皮·奥：人们总是相信，要是独裁者能洞察民意，体恤民情的话，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去满足人民的要求。但是官僚主义使他们耳目闭塞，好象蒙在鼓里一样。苏联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罗·麦：不对。我们的当权者并非孤陋寡闻，苏联的权力系统也并非不能上达民情。党的各级组织和地方苏维埃机构都给最上层的领导人提供了详尽的情报，使他们对人民的思想了如指掌。他们得到的情报之多，无疑超过了持不同政见者。不管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只要发生了稍有影响的事件，如自发的罢工、土制炸弹的爆炸以及一切群众性的示威活动等等，他们马上就会得到报告。毫无疑问，持不同政见者是无法知道这一切的，更不用说外国记者了。
比如说，谁听说过图拉[1]的那次罢工呢？当时，那里一些工厂的工人留在厂里不下班，但又拒绝领取工资。因为他们认为有钱也买不到东西。谁又知道列宁格勒出租汽车司机为反对政府提高车费而举行的罢工呢？因为提高车费实际上是迫使人们不再坐出租汽车了。所有这些事件，莫斯科当局都能马上知道并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
[1] 图拉，又译土拉，苏联城市，在莫斯科以南180公里，为图拉省首府，是苏联的一个铁路枢纽。工业以钢铁，制造业为主。——译者注
皮·奥：为什么克里姆林宫这样热衷于在持不同政见者和其他人之间设置种种障碍呢？
罗·麦：因为头头们害怕这种自由而广泛的联系，担心它会促使人民组成在原则上和组织上都会与苏联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小派别或政治集团。我们的社会正处在向多元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它并非注定一成不变，永远保持现状。但是当权者却害怕出现反对派，殊不知在大多数情况下，反对派对他们是很有好处的。反对派的存在是一个健全社会的标志，而铁板一块的状态则表明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多元化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而没有多元化的社会却是不成熟的社会。
皮·奥：大多数苏联人通过收听外国广播了解国内外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持不同政见者的动向。能否认为这些广播激励了人民？我的意思是，在人们要求得到较多的知识时，这些广播是否鼓励他们系统地形成自己的批判性观点，从而壮大了持不同政见者的队伍呢？
罗·麦：毫无疑问，外国的新闻广播给苏联人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据专家们估计，城市人口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收听外国广播。不过我认为这个数字过高了。不少人只是间或地听听而已，经常收听的人要少得多。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广播在我国的意识形态生活中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因为收听广播的人又把听到的消息转述给自己的亲友。新闻广播员总是以很大的篇幅来报道持不同政见运动，这就会影响到听众的思想，使更多的人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当然，它的规模还是很小的。
另一方面，西方的新闻广播有时对苏联的生活、持不同政见者的动态以及西方国家的现状作了不符合事实的报道。然而最要紧的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有权收听各种广播，了解美国和西欧报纸的观点，听听专家们对某些重大事件的各种发展趋势及其重要性的评论，正如他应当知道中国的宣传家们说了些什么——虽然就我所知，没有人愿意收听中国的广播，他们宁愿选择别的电台。
皮·奥：我们注意到这样的现实：虽然十九世纪的俄国持不同政见者——十二月党人和民粹派[1]——是完全孤立的，因为他们无法和群众取得联系。但是今天对于你们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说情况却不同了，至少已经不完全相同了。我想提这样一个问题：外国电台除了传播消息外，它们能否鼓动群众站到持不同政见者一边来？也就是说它们能否起到一个鼓动站的作用，以便给苏联带来民主？
[1] 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的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曾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主张发动农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地主统治。但民粹派无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否认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蔑视人民大众的力量，主张采取个人恐怖手段，企图通过发展“村社”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思想在当时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碍障。——译者注
罗·麦：你知道，我国人民不仅可以收听美国、英国和西德的广播，他们还可以收听其他很多国家——诸如法国、以色列、伊拉克、日本、印度、加拿大、瑞典等国的广播。因此，我们对于世界上各种情况和思想的变动并非一无所知。但是要说这些广播给苏联带来民主的话，那未免为时过早。
我已经说过，一个积极的持不同政见者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当然，大多数收听外国广播的人都很想知道有关持不同政见者的消息，以及有关这场运动的种种议论。然而今天的苏联听众就象古罗马那些坐在竞技场的看台上的观众一样，他们聚精会神地观看表演，为角斗士们非凡的勇气和高超的技巧喝采，但却没有几个人愿意走进竞技场，自己去和斗士们角逐，或者和猛兽搏斗一番。
皮·奥：看来，你并不认为这种源源而来的情报能够动摇这个制度。
罗·麦：这很难说。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情报所能造成的影响。甚至那些可以阅读英语、德语或法语原文，经常收听外国广播的苏联公民，也不能随时得到足够的重要的国际事件的消息。我们很难搞到西方出版的有关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有份量的读物，而这种情报来源是任何电台都不能代替的。我们不能按时收到外国的报刊杂志。在莫斯科，甚至出售西方共产党的刊物也是断断续续的，至于那些使我们的邮递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种种障碍，就更不用说了。
即使自由交流情报和思想所遇到的种种障碍突然消失，也不能保证这种交流就能动摇苏联政权，反之，它可能还会加强这个政权，使它具有更多的吸引力和灵活性。它将使人们能够去分辨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和苏联政权的区别，分辨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政府结构和现今统治着苏联的特殊体制的区别，后者决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最好形式，它不过是一个变种而已。
皮·奥：你可以说得更明确一些吗？
罗·麦：社会主义和苏联政权具有一种能够驳倒一切来自西方的批评的潜在力量。因为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能代表人类进步的较高阶段。不过苏联现在还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只是一个由社会主义和冒牌社会主义构成的混合物。因此，来自国外的大量情报不会损害社会主义本身，而只会使教条的、官僚主义的和畸形的政治体制遭到冲击。尽管这种体制极不完善，但由于它多少还保持着某些社会主义的因素，所以我们还是称它为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社会。
即使西方那些向自己的电台提供材料的宣传机构真地向社会主义制度发起攻击的话，那它们的广播实际上也只能刺激这种制度的发展。因为苏联人民争取公民自由权和扩大个人自由的进程并不会使这种制度发生动摇，恰恰相反，它只会使社会主义得到加强并向前发展。
一般说来，情报对于一种政治体制可以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建立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基础上的统治形式，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是崩溃了吗？[1]从那以后，任何企图恢复这种统治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情报可以使政治上的庞然大物一下子威信扫地，可以驳倒虚假和教条，然而无论是情报还是宣传，它们本身是不可能消灭一种政治制度的，甚至是最反动的政治制度。在西方，两个世纪以来为了反对资本主义而写的书和文章不知道有多少，然而资本主义至今仍然与我们同在。
[1]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召开。会上赫鲁晓夫作了他的“秘密报告”，这是官方第一次承认和谴责斯大林的某些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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