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1987）

第三部分 生产关系在缔造未来的努力中的作用


↘危机：通货膨胀和社会力量
↘新自由主义历史集团的解体
↘新自由主义国家改变的趋势
↘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269】此前，我们一直在研究生产关系的方式、国家的形式和世界秩序之问的相互联系。它们组成了复杂的历史结构，其中一致与稳定的因素和矛盾与冲突的因素形成对峙。这些冲突最终会导致结构性的改变。回顾过去使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已完成的进程，这里的完成指的是一个新的稳定阶段的开始，它经过一段时间后又会产生新的变化。本书对这些已完成的进程进行研究之后，提出了一系列论题，作为对历史和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的指南。
　　我们的研究进行到20世纪70年代，那时正值世界体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了解过去的目的是为了利用所获取的知识来理解现在，以在绪造未来中掌握更大的主动。现在这一概念的性质就是未完待续的。现在是进行中的运动，而对于过去，则可以分辨出更清楚的结构。刚刚过去的历史时期的结构确定了现在的历史行动发生的环境，而历史行动的采取者决定未来的能力既靠对物质资源的掌握，也靠对变化过程的理解。本书的目的是争取对后者做一点微薄的贡献。
　　【270】如果现在正值结构改变的阶段，那么，对现在的理解就很容易出现误差。我们有理由认为，1973——1974年标志着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开始，它所开启的时期的长期效果可与19世纪晚期的持续经济萧条相比。19世纪的萧条造成了继英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之后的非霸权秩序，开始了自由主义国家的形式向福利—民族主义以及其他现代的国家形式的转变，并创立了一个由大规模生产工业为领导的新的社会积累结构。
　　一般认为，现在的世界秩序、国家形式和生产过程这三种秩序正在发生改变，这也是目前人们所关心和辩论的问题。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是否已经结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间为世界经济扩张确定了框架的霸权性世界秩序是否也随之完结了？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是代表着与新自由主义组合式国家截然不同的新的国家形式，还是仅仅表现了政治结构在过渡时期的动乱，而这种动乱将会导致另外新的国家形式？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作为工业生产的最重要的组织形式是否已经发展到了尽头？虽然对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进行过学术分析和研究，但迄今为止，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却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本书的第三部分即试图利用上面讨论过的概念和分析性论题来研究这种联系。
　　首先，必须考虑自从7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影响着世界经济的那场经济危机的性质。危机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和债务问题。然而，这些财政问题体现的却是社会和政治的冲突，正是这种冲突把我们所研究的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这三个层面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直接显示了世界秩序中霸权的解体、历史集团的虚弱和国家内部霸权危机的开始。因此，它们将是我们首先研究的问题。
　　与国家和世界秩序的结构变化相比，生产过程的改变没有那么明显，但国际分工和生产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这些改变似乎部分地【271】是由于生产过程的权力关系本身所固有的冲突造成的，但国家权力和国际的权力组成也起了鼓励或抑制的作用。因此，是否会出现一个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关于前一个结构的出现，请看第六章），这是与国家和世界一级的结构变化密切相关的。
　　最后，我们将看一看人的能量，这种能量是积极还是消极将决定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未来。人的能量既有先决的发展方向，也有自由的挥洒空间。说它是先决的，是因为现存的社会惯例培育引导着人的能量向着某些方向发展。因此，它们形成了各组不同的社会力量，成为端倪初现的全球性阶级结构。但它又是自由的，因为在这些条件下，人可以在各种机会中间进行取舍。这是本书的最后一个内容。人所组成的社会力量由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所形成，而他们又决定着明天的秩序。在此，我试图对人的因素进行描述，并提出由人组成的社会力量在建造未来时所面临的各种选择。再下一步就该是动员民众行动了。书中的分析暗含了这一点，但全书止于讨论这一问题之前。

第八章 世界经济危机 对国家和世界秩序结构的影响



　　“危机”一词经常被人滥用，以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所以最好先阐明它的精确含意。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危机与周期性经济衰退有所不同：要摆脱经济危机，必须进行经济结构的改革；而在周期性衰退中，同样的经济结构就孕育着经济重兴的种子。危机标志着根本性的平衡失调；周期性衰退只是平衡中的暂时现象。
　　葛兰西从政治色彩较浓的角度写到“组织性危机”和“霸权的危机”。他这些用语指的是社会群体和它们公认的政治领导人之间的脱节，简言之，是代表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中，新老社会力量共存，但老的力量脱离了原来代表它们的政治组织，而新的力量也没有产生任何组织或“组织性”的知识分子，能有效地领导它们，使它们同现存的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霸权集团。组织性危机会产生两个结果：或是形成新的霸权，或是出现专制独栽，把现存的矛盾冻结起来。
　　【274】在这里，我们把经济危机作为葛兰西所谓的组织性危机的表现之一。为了造成经济的结构性改变，必须对社会力量进行重组，这种重组可以（通过霸权）经由社会同意而进行，也可能（通过专制独裁）在对相互冲突的力量进行强行压制后而得以实现。

危机：通货膨胀和社会力量


　　70年代危机的经济症状人们都已熟悉：高通货膨胀伴之以大规模失业、低增长、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和低投资率。对于经历过30年代大萧条的一代人来说，失业这个问题最具有政治敏感性。当战后的经济衰退带来失业增加的时候，政府的对应办法是通过温和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为了恢复增长，吸收失业工人，一点点通货膨胀不算是太高的代价。然而，在70年代期间，通货膨胀变得更加严重，更加持久。从1970年到1972年的三年间，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年平均失业率是5.3%，1973年上升到8%，从1974年开始则超过了10%[1]。在70年代中间的几年中，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通货膨胀取代了失业，成为首要大敌。
　　经济危机的影响在世界各地并非同时发生，强度上也有所不同。1973年到1974年间，它在西欧初露声威。1968年5月法国发生的事件造成工资暴涨，这股浪潮随即席卷欧洲的所有工业化国家，加之石油输出国组织引发的石油价格的上升，这双重的打击造成了经济危机。美国不像西欧各国那样脆弱，由于它掌有印刷美元这一世界货币的特权，使它得以在增加海外开支的同时，继续在国内推行消除贫困、保证充分就业的政策。1979年，卡特政府在任的最后一年，保罗·沃尔克被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一反过去的做法，转而推行货币紧缩的政策，【275】政府因此无法像过去那样借不断贬值的美元来无本获利。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后，继续维持了这种政策[2]。
　　正在实现工业化的新商业主义发展主义国家因为能从私营跨国金融市场中大量贷款，所以，在较长的时间内，它们能够不受限制地进行发展。1982年的债务危机一下子切断了贷款的来路。在70年代的缓和期间发展起来的再分配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和财政关系也受到了这种紧缩的影响。这一连串的事情不是各国先后发生的国家性危机，而是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逐渐展开。这场危机的主要表现是通货膨胀，迅速增长的债务是它的一个方面。如果通货膨胀只是表现的话，它就不是原因。原因是在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这三个层面上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冲突。
　　60年代期间，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缓慢上升的通货膨胀。那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组合式结构的直接产物。大公司的劳资双方商定的工资增加以物价上涨的方式转嫁给大众。力量较弱的社会群体有福利国家的安全网的保护。国家的开支越来越大，因为要进行福利国家的转账性支付（指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这一类不能以商品或劳务作补偿的支出一译注），也因为国营部门成立了工会以及国家的福利方案不断扩大，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雇员争取到工资的增加。国家的赤字财政进一步推动了由成本增加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这一切都有政治和思想上的协商一致做基础[3]。各主要国家内部就增长的目标、生产率、高就业和福利都协商一致。劳工基本上也参加了这样的协商一致，即使是在大多数产业工人都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大利和法国，也没有出现对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公开挑战。在这段时间内，稳固工人工会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劳【276】工的政治影响力通过社会民主党和类似的政党，在许多西欧国家促成了社会立法的颁布，建立了全面的福利和保证就业的国家政策。在一些国家中，劳工还争取到使工资同生活费用的挂钩，这样就保证了他们的生活不会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社会冲突，1969年，意大利发生了“炎热的秋天”。这些事件标志着这种协商一致已经到了极限。从那以后，在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劳资关系最为和谐的西德、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工资增长开始加速。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通货膨胀率的增高暂时缓解了社会冲突，但只是起到了推迟的作用，并不能避免冲突的爆发[4]。
　　在新商业主义发展主义国家中，通货膨胀是专制独裁的自然结果。那些国家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旗鼓相当，拼斗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专制独裁没有真正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只是使冲突暂时稳定下来。为了维持这种局面，专制独裁在我们所谓的良性阶段，通常对所有社会群体的要求都努力加以满足（尽管对某些群体更加支持），并任由市场以通货膨胀这种客观的形式来显现其后果。独裁政权使用通货膨胀作为再分配的机制来帮助某一种社会力量。从经济角度来说，民粹主义是把收入分配给工人和其他民众团体的政策——是一种左倾的通货膨胀。阿根廷的第一任庇隆政府和智利的阿连德政府进行的就是这一类的通货膨胀[5]。其他的独裁式通货膨胀对某一部分的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比方说，更有利于生产进口替代品的制造商，比较不利于农产品出口商。阿尔伯特·赫希曼描述了阿根廷的工业资产阶级在经济衰退期间如何同城市民众结为同盟，在民粹主义的领导下争取维持经济扩张政策，压低作为阿根廷的主要出口产品和工资来源的肉类的价格，但当劳动力供应出现紧张，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时候，他们又转而同牧场主结盟，支持军事干预[6]。军人政权要为许多不同的工业团体提供好处，满足军方和国家官僚机构中其他有影响力的部门的要求，所以，它们和文职的专制独裁政权一样，也照样会带来通货膨胀。在70年代期间，专制政权向外大量举债，【277】外债取代了过去由当地的原因造成的通货膨胀。国家和个人借债都是因为预期会发生通货膨胀：现在借的钱可以用来产生将来的收入，而借款者在将来还债的时候，虽然还是原来借款时的数额，但货币已经贬值。70年代时，新工业化国家期望它们出口的原材料价格会不断上涨，它们的制成品出口也将扩大，它们可以借此来归还日益增多的债务。
　　作为霸权性世界经济的创始者和保证者，美国的地位十分特殊。本来是一系列由国内措施引发的通货膨胀扩展到了国际的层面，美国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货膨胀国际化的关键起因就是美国的收支赤字。60年代期间，美国在海外的军费开支，尤其是因为印度支那战争的升级所造成的军费开支，和美国多国公司的国际扩张是造成美国收支赤字急剧增加的直接原因。所以，赤字是与美国为维持其霸权所付的代价直接相关的。美国的历届政府不愿意用减少国内开支的办法来在国内承担这些代价，而且事实上，为了政治的原因它们也不能这样做。林顿·约翰逊总统的政府决心在国内实行消除贫困的方案，以抵消不得入心的越南战争造成的影响。后来，理查德·尼克松和吉米·卡特的政府都采取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办法，来对抗经济衰退。外国人手中的美国公债和美元越来越多，对美国迫于政治原因，在对外和对内的目标之间，在大炮和黄油之间主次不分，他们持一种默许的态度。美国的公债越来越成为由外国人所持有的世界公债。这使得外国人有理由就美国不负责任的财政管理向它发出警告，但也增加了债券持有人对发行债券的国家的依赖。
　　通货膨胀在国际上的传播是通过70年代期间国际财政网络的几个主导性机制进行的[7]。一个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涨势最凶的是石油价格，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操纵，石油价格上涨了五倍。第二个是无人【278】管理的跨国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它是一个买卖外国人持有的美元现金的金融市场，美国的赤字和石油输出国积累的美元储备源源不断地为它提供资金。这个市场成了大公司和新工业化国家的一个主要信贷来源。第三个机制是可变汇率制度。国际金融体系在成功地取消了布雷顿森林协议规定的金本位制和固定汇率的原则之后，从1973年开始恢复使用可变汇率。这尤其使美国得以在整个十年间一边在国内推行充分就业的政策，一边任由美元在国外贬值。美元贬值还有利于美国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进口石油价格的上升。这些传播机制把通货膨胀输入到各国，即使是西德和日本这样的盈余国家也在所难免。在外来通货膨胀的刺激下，这些国家的工资也开始攀升一在那之前，它们的合作性劳资关系一直抑制着工资的上涨。
　　新自由主义国家中工资的上涨，新商业主义发展主义国家中专制政权下的通货膨胀，还有世界范围内原材料价格的增加，这些都可以算作权力弱化的结果。工资上涨反映了劳工力量的增强；专制政权下的通货膨胀说明缺乏能使相互冲突的社会力量进行合作的协商一致；原材料价格的增高则显示了权力从世界经济的核心管理者手中流向世界经济的边缘力量。把通货膨胀压力的这些不同的来源联系在一起，汇总为普遍的世界性通货膨胀进程的因素就是由美国的赤字所助长的现金量的增加。在整个70年代期间，美国靠了它的政治霸主地位得以维持赤字。然而，它越来越需要施加政治压力来使外国人同意接受越来越多，却越来越不值钱的美元。用苏珊·斯特兰奇的话说，美元从最高货币滑到了洽兑货币的地位[8]。60年代晚期，美国的谈判者用“金融威慑”（威胁切断美元【279】和黄金的联系）[9]作为谈判的筹码；到70年代期间，这一武器已经失效，于是他们又把接受美国的债务作为美国在西欧和远东的军事承诺的交换条件，说全世界的经济复苏要靠美国经济的复苏，而别的资本主义大国必须帮助为美国的经济复苏提供资金。
　　美元地位的变迁也反映了权力的转移。虽然美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它遇到了经济复苏后的西欧和日本对它的政策的挑战。1978年，其他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政府的压力达到顶峰。但促使美国货币政策剧变的最后一击不是来自它们，而是来自边缘地区。伊朗的神学领袖霍梅尼发动了一系列事件，导致了保罗·沃尔克就任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和美国货币供应紧缩的开始[10]。同时，霸权秩序的理论家们提出警告，说国家内部像国际体系中一样，出现了权力分散，导致了“无法治理”的问题”[11]。

新自由主义历史集团的解体


　　70年代中期，对于各种经济问题的主次进行了重新评价，一改过去的官方意见。这是一个关键的迹象，说明世界体系遇到了危机，而不是暂时的调整。过去，政府对通货膨胀采取宽容的态度，把它视为相对无害的现象，是为刺激增长而必须采取的措施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现在，社会的主导群体和国家的经济管理人却把它看做经济复苏和恢复增长的主要障碍。高度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形势难以预料，成了对投资的抑制。
　　抑制投资的主要因素是从60年代起，利润率一直呈下降的趋势[12]。工商界认为，利润率降低的一部分原因是新自由主义国家中劳工力量的【280】加强所造成的工资连续上涨。其实，说工资上涨造成了经济下降初期的利润减少，这只是心理作用，实际上两者之间关系不大。工资上涨造成的生产成本的增加已经通过提高物价转嫁给了消费者。劳资双方从生产中得到的回报基本上没有变化。
　　然而，在70年代期间，国际竞争大大限制了价格的上涨。西欧和日本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相对美国出口产品的优势，因为美国的工业生产率提高得较慢[13]。70年代中期的几年，美国的出口产品借助于美元贬值，夺回了价格方面的优势，但美国工业面临的是长期的竞争挑战，只有通过对技术革新进行投资才能成功地应付这一挑战。在像美国这种货币贬值的赤字国的工业努力增加其产品的竟争性的时候，经过货币升值调整的西德和日本这样的盈余国家则不得不尽量削减出口成本，以维持它们产品的竞争性。
　　一边是劳工的工资居高不下，另一边是外国竞争者压低价格，夹在中间的资方的利润自然就降低了。70年代早期，工资暴涨的浪潮席卷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之际，也正值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之时。结果造成了这两股对抗的力量之间的紧张加剧。
　　在这一矛盾的背后，还有另一个影响着生产率的矛盾。当管理方预见到需要对生产进行彻底改组的时候，强大的工人组织却限制着管理方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要想跟上国际竞争，就必须加强生产过程的技术密集度，减少稳固工人的数量，更灵活地使用非稳固的半熟练工人。工会必然会抵抗这种改变。
　　新自由主义国家中的资方还遭受着另一个压力：国家福利方案造成的资金转账导致了总产出中资本份额的减少[14]。一些分析家认为，它是【281】加速危机到来的关键因素。工人（和中产阶级）收入的相当一部分现在来自通过税收支持的各种法定福利津贴。这些福利方案是作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基础的协商一致的组成部分。它们造成了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预算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的增加，最终导致了财政危机。失业自动增加了国家的社会开支，而与此同时又降低了国家的税收。规模庞大的国营部门的费用也不断增加，因为国营部门的工资经常是与通货膨胀挂钩的。这种做法还从国营部门扩大到了大型私营工业。连年的赤字预算不仅助长了通货膨胀，而且提高了政府从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借贷的利率。偿还公债的负担又用去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现有税收。几个国家爆发了中产阶级就税收问题发起的抗议。纳税人与受益于国家税收的人形成敌对——私营企业工人对国营部门工人、中产阶级对接受福利救济的人、濒临破产的小企业家对“靠当局福利养活的懒鬼”[15]。这种敌对削弱了社会的协商一致。
　　1974—1975年之后，在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被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历史集团奉为非明文宪法的社会契约都失去了效力。在那几年中，阶级斗争开始出现。政府与资方结为同盟，努力创造企业界认为有利于恢复投资的条件，并联手把劳方逼到守势。从那以后，三方制不再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新出现的生产关系结构把工人阶级分为两极：一边是相对安全、受到保护的少数工人，他们通常被包括在企业组合主义关系之内；另一边则是一盘散沙、没有保护、占大多数的非稳固工人。
　　资本主义国家既需要支持资本积累，又需要减轻积累对福利和就业产生的消极影响，以争取公众对积累的支持。这已经成为包括左派和右【282】派在内的所有政治倾向的派别的共识。增长一旦陷入停滞，积累和争取支持这两个职能之间的矛盾就开始尖锐化。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这个矛盾表现为财政危机，在较晚实现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它则表现为外汇危机。增长的停滞造成社会政策开支的增加，同时又减少了作为社会政策资金来源的税收。预算赤字日益增加，资方则力陈税收负担对投资的抑制。资方强烈要求减少政府的社会开支，降低实际工资。这等于是削减政府争取民众支持的职能，因此而抛弃资方、劳方和政府三方在战后经济繁荣期间达成的社会民主妥协。日益增长的失业和福利储备金的枯竭可能会引发政治动乱，而企业界则可能不肯领导经济复苏以恢复就业，扩大税收。政府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在这种情况下，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无论其政治色彩如何，都倾向于资方的利益[16]。
　　在战后的协商一致得以维持的那些年间，人们已经认定，社会无论如何不会容忍高失业率或对国家福利的任何削减。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据说国家就会失去其合法性。这一论点并未得到普遍证实。事实上，一般来说，在公共舆论的眼中有所减弱的不是国家的合法性，反而是国家福利和劳工运动的合法性。大规模失业引起的是人们对自身生存的恐惧和担忧，不是集体的抗议。工会元气大伤，会员减少，总的来说得不到公共舆论的支持。
　　各种非官方组织，如三方委员会、比尔德贝格会议、罗马俱乐部和其他名气稍小的论坛，都提出了对过去的意识形态的修正，这样的修正后来又得到像经合发组织这样的达成协商一致的官方机构的认可。这一切都为新自由主义历史集团的解体做好了准备。这些后期的新自由主义【283】机构为它敲响了丧钟。提出的新理论把国家的任务确定为重新发动资本主义发展，走出衰退。用经合发组织的一个由著名人士组成的委员会的话说，通往增长的道路是一条“狭窄的路”，一方面需要提高利润率，鼓励私人投资，另一方面又需要避免再次引发通货膨胀[17]。
　　新理论倡导严格控制国家货币供应、严格限制政府开支并同样严格地制止实际工资的增长。倡导者知道，进行这样的调整必然会导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新理论在强调上述不良干预措施的必要性的同时，却又拒绝政府对经济进行良性干预。这似乎排除了如通过谈判来达成工资和价格政策这样的组合式解决办法，也排除了扩大公共投资的可能。它把恢复企业界对政府的信任作为头等大事，实际上等于承认，虽然战后发展期间对政治上重要但经济上处于附属地位的群体做出了一些承诺，但现在，对这些承诺的维持只是次等的考虑。企业界欢迎限制工资和削减国家预算，但同时又要求加强管理方对生产活动的组织的控制权，这一权威本来由于生产第一线工人力量的增加而遭到削弱。另外，还要求能够自由改组生产，以加大生产进程的技术密集度，更灵活地雇用临时和非全职的非稳固工人和支助性服务[18]。
　　政府—企业联盟的目标只有在工会运动力量道弱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失业的增加为削弱工会的力量创造了条件，因为它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分裂。这同失业的典型效果——总体上削弱劳方对资方的谈判实力——不太一样。从1970年开始，通货膨胀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失业不再能抑制工资的增长。在失业增加的同时，工资还在继续增【284】长[19]。保住了工作的工人在高失业期得到的待遇不比在就业扩大时期差，甚至更好。工资和失业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与此同时，在逐渐扩大的失业浪潮当中仍然保有工作的稳固工人对雇主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加。比较安全、待遇较好的雇员所占劳动力的比例日渐缩小，在他们当中，企业组合主义如鱼得水。政府—企业联盟推行的经济方案给这些工人带来了相当的好处。他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利益与非稳固工人和失业工人的利益不同，甚至可能是相互冲突的。
　　政府—企业联盟可以利用的另一种分裂存在于国营部门工人与私营部门工人之间。在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会运动的最新突破是组织起并确保了国营部门工人的集体谈判权。现在，在新的削减预算和限制工资方案的执行中，这些国营部门的工人们发现自己首当其冲。本来，私营部门是国营部门工人在提出工资要求和组织工会的努力中效仿的榜样，现在却是由政府来为私营部门在限制工资和精简工人方面树立榜样。拿国营部门的工人开刀既减少了公众对劳工运动的同情，也侵蚀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国营部门的工人若举行罢工，受影响的看起来总是老百姓，而私营部门中的稳固工人和中产阶级一样，从纳税者的角度出发，希望减少政府开支。
　　失业和非稳固工人的利益也不尽相同。那些做过稳固工人，现在地位降级的人们可能还寄希望于通过工会的团结行动来恢复新自由主义社会协商一致的好日子。而流动的季节性工人、寻求非全职工作的妇女、日益扩大的地下经济中的非法工人和贫民窟中的失业青年这些不同的群体对工作的期望各不相同，为了不同的原因，对工会团结都不感兴趣[20]。
　　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和分歧的增加并非在各国都同样严重。在许多西欧国家中，长期的思想教育维持了一种团结感。这一传统的力量在北【285】美就弱得多。（在加拿大比在美国更强一些）在意大利和法国，工会在有些情况中维持了流动工人和当地的稳固工人之间的团结行动，而在其他情况中，这些群体则彼此对立。然而，工人阶级的分裂是一个基本的原因，说明了工人运动为何如此虚弱，无力阻止新自由主义社会协商一致的解体，也抵抗不了由政府—企业联盟推行的取代方案[21]。
　　这些促使新自由主义历史集团解体的压力从70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所以，现在还为时过早，尚无法勾画出一个有一定持久性，可以成为新的国家形式基础的新历史集团的确定轮廓。不过，可以审慎地提出，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主要国家中出现了霸权的危机。这一危机表现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不知何去何从，附属性群体则四分五裂，呈一盘散沙的状态。有的主导群体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关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理论，其他的则设想建立一种国家干预性更强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一定的程度上重新起用建立协商一致这一组合主义的做法。附属性群体之间缺乏一致，其表现是政治反对派的分散。霸权的危机是代表的危机：旧的历史集团正在解体，新的历史集团尚未成立。这种形势最容易助长专制独载。不一定会出现主宰命运的英雄（或，请撒切尔夫人容我补充，主宰命运的英雄），很有可能是没有独裁者的独裁。70年代晚期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通货膨胀与新商业主义发展主义国家中的通货膨胀其实是一样的。随着社会契约的消蚀，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滑入与新商业主义发展主义国家同样的境地：社会力量之间毫不合作，只有竞争，形成僵持不下的政治死结。

新自由主义国家改变的趋势


　　从前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有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一个以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美国的里根主义为代表，用对抗性的手段排除国内【286】阻挡经济自由主义发展的障碍；另一个以日本、西德和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为代表，更倾向于通过协商一致进行调整。前者的霸权危机更为明显，而后者的情况似乎表示新自由主义结构有可能调整自己，适应更加依靠强权管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法国的经济管理结构与后者类似，社会和政治的两极化却更接近前者。与此同时，有些国家中的少数左翼群体（如法国社会主义党中的CERES小组和英国工党中鼓吹非传统经济策略的党员）建议采取倾向于自力更生的策略，来保护国家经济不受世界经济的影响，这样就可以按计划生产供使用的产品，而不必依靠竞相为世界市场生产供交换的产品。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生产和金融的结构、主流思想和政治惯例这些因素造成了各国情况的不同，并助长了上述不同的趋势。这些朝向建立另一种国家形式的趋势都以世界秩序的结构将发生变化为假设，以生产关系的格式会得到改组为前提。这些对新的生产秩序的不同展望都有一个基本的含意，那就是积累的社会结构要发生变化。
　　为此目的，可以把撒切尔—里根模式看做超自由主义的国家形式的预示_因为它似乎想要回归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对于新自由主义企图调整经济自由主义，使其适应古典自由主义所产生的社会政治结果的努力，它则采取拒斥的态度。超自由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一整套需求支持和再分配性的政策工具抱有深切的怀疑态度。它不认为应通过政府开支来创造就业机会，也不同意用转账支付的办法帮助特定的社会群体维持购买力，因而间接地维持就业。为支持陷入困境的工业而进行的其他种类的政府干预，如信贷、紧急财政援助、价格支持和补贴，也在超自由主义的怀疑之列，虽然在这些方面，超自由主义在实际操作中并国不【287】总是坚持原则。政府为保护公众不受工业活动之害所强加的规定（反污染、安全和保健规定，等等）也应予削弱或取消。应当由市场来决定公众真正想要多少保护。（根据超自由主义趋势的推理，如果老百姓不想要不安全的产品，就不会买那些产品；如果他们不喜欢污染的话，就会从有污染的地方搬走。经济学家以为民众完全了解情况，完全能够自由做出决定，这种假设简直幼稚得可怜。）
　　国家中的超自由主义趋势积极推动改组，不仅要改组劳动力，还要改组生产的社会关系方式。它弃绝三方制组合主义。通过打击国营部门的工会，支持和鼓励垄断企业的雇主抵制工会的要求，它也削弱了两方制。国家间接地鼓励在垄断企业中巩固雇主与科学—技术—管理工人的企业组合主义关系，国家对自己固定的干部力量的待遇在这方面树立了榜样。最后，国家政策帮助增加了短期、低技能、高流动的新企业劳力市场型的就业。超自由主义趋势对社会总的影响是造成了劳工的两极分化，一边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企业组合主义工人，另一边是大量的工作没有保证的企业劳力市场工人，还有每况愈下、矛盾重重的两方制的残余。企业劳力市场工人被沿着年龄、性别和民族的界限隔离开来，使他们难以团结在一起。
　　如上所述，超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完全破坏了维系着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联盟。在新自由主义国家中，国家同垄断部门的工会建立了稳固的关系（社会契约），国营部门不断扩大，并且也开始成立工会，国家随时准备向陷入困境的大企业伸出援手（从农产品价格支持到对大工业的紧急援助），还通过国家预算的转账性支付向各个弱势群体提供救济和服务。这一切构成了国家的基础。新自由主义国家起到了霸权性的作用，【288】使得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看起来与社会中附属群体的广泛利益相一致。它的合法性建立在协商一致的政治进程之上。新自由主义国家与各种群体和利益集团达成妥协，而未来的超自由主义国家则与这些群体和利益集团坚决对抗。它同国营部门的雇员、接受福利救济的人们和工会公开对立，寸步不让。
　　政府—企业联盟领导着从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形式向未来的超自由主义的形式的过渡，它造成了众多的弱势和边缘群体。在经济扩张时期，国营部门的雇员们大大加强了他们集体谈判的力量，争取到了工资的大幅度增长。现在，他们成了预算紧缩的头号目标。接受福利救济的人们和非稳固工人这两个社会地位相近的群体也由于国家开支的减少和失业的增加而大受打击。农民和小企业主因为不再能得到利息适中的贷款而对银行和政府十分不满。由于国际分工的改变，像纺织业、汽车工业、钢铁工业、造船业这样的产业处境艰难，它们的稳固工人因而面临着失业或实际工资下降的危险。只要边缘群体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政治聚合力，新政策就可以依靠意识形态的宣传鼓惑，利用人们一心只顾自身生存、顾不得集体行动的本能来继续保持它的发展势头。如果人口中至少有微弱的多数对生活相对满意，就可以在必要时动员起他们的政治力量来维护现行政策，罔顾社会少数的不满，因为尽管这个少数与多数在人数上可能相差无几，但他们却如一盘散沙，各行其是。
　　未来的超自由主义国家对各种边缘群体采取对抗性的姿态，这种姿态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证明其合法性。于是，它诉诸提倡非霸权的民粹主义，宣扬传统价值观。这种新理论振振有词地强调劳动道德、家庭观念、社区团结和爱国主义[22]。但它的潜意识却有着种族主义的色彩一一它反对移民和少数民族，对他们抱有刻板的，但又是相互矛盾的偏见，说他们是依赖福利的懒汉，却又说他们抢走了工作。这种思想声称无阶级界限，但实际上它的号召对象主要是散漫无组织的蓝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企业组合主义关系中的管理精英和科技骨干总的来说比较有头脑，不会受惑于这种宣传。他们更有可能支持国家资本主义的【289】道路。
　　超自由主义国家的军事强势也有助于宣扬传统的价值观。国家把军国主义政策说成是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必需。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政策可以刺激经济，起到“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效果，但军费预算的扩大和海外军事活动的增加使得国家的预算赤字远远超过了通过削减福利和社会服务而节省下来的部分[23]。持续增长的国家预算赤字增加了公债，使利率居高不下，阻碍了生产性投资。此外，军费开支越来越向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方向发展，结果，就不如过去的军事扩张期间（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那样，能够大量增加就业机会[24]。军事扩张主义可能会给未来的超自由主义国家带来意识形态方面的较大好处，却产生不了多少经济效益。
　　军国主义政策产生的国际后果显示了超自由主义国家模式的模糊之处。国家与公民社会相脱离，它扭转了组合主义所推动的国家和社会相互渗透，界限逐渐模糊的趋势，以图更彻底地迫使国家经济进行调整，适应世界经济。在这方面，它是完完全全、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国家。但是，它又与军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军国主义则预告了孕育了新自由主义国家形式的霸权性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衰退。军国主义表现了作为世界经济秩序基础的全球霸权的削弱。军事力量这是需要加强，动用的机会越多，世界秩序就越是远离协议的基础，越没有霸权性。经济收益似乎更多地依靠由武力支撑的权力地位，而不是靠市场的普遍法则这一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
　　超自由主义模式把国家和经济再次分离开来，而致力于重新推动资【290】本主义发展的另外一种国家形式则努力促进国家和经济的融合。由于不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不同，国家结构和意识形态有异，所以国家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也各种各样。虽然形式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那就是承认国家通过有意识地执行某种工业政策，对发展生产力和提高本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努力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另外还承认，要达到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国家地位的目的，就必须由国家居间调停，通过组合式过程，由生产的各主要社会力量经过谈判达成谅解。在这种谅解的基础上，将达成关于经济的战略目标的协议，以及关于如何分担和分配在争取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产生的负担和收益的协议。
　　国家资本主义立足于把世界市场作为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哪怕是最大的国家——都无法控制世界市场，或决定它的走向。此外，国家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不同。它并不认为，关于多边贸易和财政行为这样的问题，能够通过协商一致对世界市场进行管理。它认为，国家不仅应为了加强自已工业的竞争性而进行千预，而且还需要出头为自己的出口商谈判争取或决定优惠的条件。世界市场是原始的自然状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即根据这种状态来制定具体的政策。
　　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主要包括两点。第一，发展国民生产的主导部门，使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竞争优势。第二，保护主要的社会群体，使他们把自己的福利与国家生产的成功联系在一起。
　　要实现这一政策的第一个方面——提高工业竞争性，需要开放主导的工业部门，使它们经受世界竞争的刺激，同时输之以国家补贴和技术革新。革新能力的关键在于知识产业是否发达，国家将负起主要责任，为技术研究与发展提供资金。在指导生产发展的时候，国家还必须对战略安全和竞争效率二者兼顾。竞争效率要求专门化，但如果只顾专门发【291】展相对优势，忽视了对国家安全来说至关重要的部门，如汽车、航空和计算机部门，那么国家就要努力维持这些部门的活动，尽管成本较高也在所不惜。显然，与像美国那样的跨越整个大陆的经济相比，对较小的国家经济来说，保持安全和效率两者间的平衡更为困难。
　　政策的第二个方面—一照顾各社会群体的福利——需要同争取提高竟争性的努力联系起来。对弱势群体和部门（无论是工业还是地区）的保护只是过渡性的援助，帮助它们转型从事利润较高的经济活动。因此，培训、技术更新和搬迁补助在社会政策中占有显要位置。国家不会永远为衰落或效率低下的工业提供保护，但会向有关的人员提供刺激，鼓励他们按照市场要求提高效率。然而，国家会进行干预，使有关的群体不致独自承受市场的压力，担负调整的全部负担。（相比之下，超自由主义的模式会取消国家这一缓冲和鼓励的职能，任凭市场把调整的全部重担都压在弱势群体的肩上。）
　　当认为国内节流对提高竞争力至关重要的时候，就必须劝说投资者和工人按公平的比例作出牺牲，以求将来按同样的比例得到回报。这样一来，收入政策就变成了工业政策不可缺少的对应。同样，为了推动革新，迅速对市场变化作出反应，管理方需要采取主动措施，另一方面，工人也以各种方式参与引进技术革新的过程。因此，国家资本主义能否奏效，将取决于国家中是否存在组合式的制度和渠道。不仅需要企业和工业层面上的组合主义，而且还需要中央一级的组合主义制度，这样才能组织工业间、部门间和地区间用于生产和福利的资源的调动。
　　【292】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有着双重的特点。一方面有具有高度竞争力的面向世界市场的部门，另一方面也有受保护的福利部门。前者的成功必须为后者提供资源，后者所代表的团结一致为前者提供了动力和合法性。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提出了一种把积累和争取支持这两个职能调和起来的办法。70年代的经济和财政危机造成了这两个职能间的对立，超自由主义的专制政治造成的两极化则继续维持了这种对立。国家资本主义最极端的形式几乎可以说是由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成功所维持的国内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依靠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即交换产品的生产中的成功。然而，拥护国家资本主义的人们宣称，在经济力量薄弱的国家（如阿连德的智利和康乃馨革命后的葡萄牙）中，国家资本主义比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更能抵御外来的颠覆。所以，较为激进的国家资本主义战略等于是另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与那种减少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强调为国内消费生产使用产品的近乎闭关自守的防御性方法有所不同[25]。
　　各国的历史经历不同，走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条件也不尽相同，无论所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否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在这方面，较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从19世纪末的法国和日本到20世纪末的巴西和韩国）最具备条件。在这样的国家中，国家（或者是像德国那样，有一个集中的但有自主权的财政体系）在动员资本进行工业发展方面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这些国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推动着国家和私人资本之间进行紧密协调，以求达到共同的目标。这方面条件最差的是过去工业化领先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在这些国家中，霸权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使国家基本上不能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它的作用只限于保证并执行市场规则，和对于市场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因此，这些国家往昔霸主地位【293】的残余影响可能会阻碍这些国家采纳国家资本主义的战略。然而，适合于追赶霸主国家的战略（发展的后起之秀就是以霸主国家作为它们未来的工业模式）是否能同样成功地应用于技术发展战线这个各国各显其能、群雄逐鹿的新领域，这还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最近，美国学者在就各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结构进行比较的著作中，指出了对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有利和不利的各种因素。彼得·卡岑施泰因把使用政策工具干预具体的工业活动的国家（法国和日本）和把国家的行动限于宏观管理范畴的国家（英国和美国）进行了对比[26]，并举例说明了欧洲的小国把进攻性的世界市场出口战略与对国家福利的承诺相结合的各种经验[27]。约翰·齐斯曼强调了迥然不同的财政结构在推动（法国和日本）或抑制（英国和美国）国家对投资方向，进而对工业发展的指导作用方面的重要性[28]。他和卡岑施泰因一样，也提出了西德和欧洲小国的例子。在这些国家中，主要的社会群体在相对自主的情况下谈判达成妥协，虽然他们的妥协要得到国家的首肯。另一位作者，菲力普·施密特尔，把这一过程称为“社会的组合主义”[29]。
　　这些作者在讨论到国家时，把它作为政府工具和政策目标的总和。我曾强调指出，历史集团也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前文讲过，7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造成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新自由主义历史集团的解体。超自由主义倚仗由利益得到相对满足的群体组成的政治联盟，把占国家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是一盘散沙的人群排除在外，并用爱国主义宣传来掩盖社会的这种两极分化。这是对社会分化的专制独裁式的回应：把存在着根本性矛盾的冲突局势暂时稳定下来[30]。与之相对照的国家资本主义则企图通过组合主义在国家内重建社会霸权。这一努力的目标固然很有吸引力，但阻力也是巨大的，而且各国的障碍都各不相同。
　　国家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条件是要有一批骨干力量，可以围绕着他【294】们建立起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同盟——葛兰西会把这种人称为“组织性知识分子”。在法国的名牌大学，尤其是国家行政管理学院的毕业生就是这样的骨干力量，他们把国家、金融界和工业的上层连在了一起。在日本，著名的大学，尤其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也发挥着同样的领导作用。这些人能够确定超越公司、产业或地区的具体经济利益的“国家利益”，而且他们既有执行政策的手段，也有足够的影响力使不同的企业利益与国家的总目标保持一致。在英国（正如约翰·齐斯曼指出的那样），公务员阶层有足够的自主权，可以提出“国家的”视角，但缺乏政策工具和发挥影响力的渠道来将其付诸实施[31]。国家与经济分离的传统是国家有效地领导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美国的政治惯例和意识形态使政府官员成为相互作用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产物，就连国家这个概念在美国人的头脑里都是陌生的[32]。在美国，反对制定工业政策的主要理由是美国的政治进程一定会把它搞成效率低下的产业的保护伞。（这方面的推理是：情况最糟的产业将成为对政府最有效的压力，而且既然大家的利益不同，就会各自只看到自己的成与败，不会信任要求放弃自身利益的调整政策。）[33]
　　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建立社会力量联盟的可能，而且这个联盟要有足够的力量来执行加强国家生产竞争力的项目，并就此一过程中出现的负担和好处商定分担的办法。这个条件的最关键的方面是要有能力说服工业中那些生产力较低的弱小部门认识到改变的必要。在日本，迄今为止，发展一直是通过双重性的经济进行的：设在日本本土的主导性生产部门生产率高、技术密集，它的劳动力一直在向着少而精的方向发展；235生【295】产率较低、较为劳力密集的工业则向国外发展，更多地利用海外的廉价劳动力[34]。一位法国高级官员克里斯蒂安·施托费斯在撰文论述工业政策时，建议法国也采取相似的政策：为主导部门的工人提供高工资，以鼓励对工业过程进行技术上的提高，劳力密集度较高的生产则需“非地方化”（也就是迁往国外，以利用外国较为廉价的劳动力）[35]。在美国，里根主义促成了企业界的政治团结，一致支持共和党，但作为这一团结的基础的经济政策却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结果。与国防有关的工业由于政府的巨额军费开支而得益不少，但华尔街的信心却因预算赤字的飞腾而大为动摇。所谓的“主街”企业，即缺乏国际竞争力，利润率又由于工会保证的工资而受到压缩的企业，在意识形态上仍留在共和党的阵背中，但却因里根时代的货币政策造成的高利率而受到沉重打击。这种内部利益冲突的联盟不可能产生任何工业政策，只除了国防预算所支持的一种虽未宣布，但实际存在的工业政策。
　　建立联盟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劳方是否有胜任的代言人。只有在西德和较小的欧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劳工运动曾做过企业和政府的谈判伙伴，在一定程度上与它们平起平坐，共同决定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问题。前面说过，经济危机使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劳工退居守势，劳工作为企业和政府的谈判伙伴的经验也就此而止。在工业政策取得成功的法国和日本，劳工的力量都相对薄弱。在由马歇尔计划所支持的工业现代化的年代里，法国劳工运动中最大、最有代表性的部分被排除在政治决策进程之外。在日本，劳工在制度上被隔离为稳固和非稳固两类，只有稳固劳工才有工会，而稳固劳工又分成不同的企业组合主义的组织。相比之下，英国的劳工运动力量较强，但（由于工会基层与领导层之间的紧张关系）无法成为工业政策方面的可靠伙伴，工业也不愿意在投资决定中给工会以发言权。
　　从原则上说，要谈判达成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工业和收入【296】政策，需要组合式的组织形式。这就涉及三方制的复兴。费利克斯·罗哈廷为美国起草了一份工业政策建议，其中设想建立一个高层工业发展委员会，由内阁、企业和劳工的代表组成，它将直属总统行政办公室，并通过另外成立的工业资金管理署来调配资金，支持那些对国家利益攸关的重要产业或公司提高竞争力。这个委员会的行政权力有限，但它的成员地位和它与总统的直接联系使它能够安排行政部门的资源来支持一项内容协调的发展战略。[36]这样一种机制似乎不仅假设劳方的代表能够得到相当大的影响力，能参与决定国家的经济优先，而且还假设对于生产结构的调整必然会造成的各个工会和工人群体之间的任何分歧，这些代表都可以仲裁解决。鉴于工会运动被经济危机和生产改组搞得元气大伤，这两条假设能否成立都很值得怀疑。美国的劳工运动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及西德的劳工运动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缺乏对经济谈判的集中控制。
　　看起来，三方制组合主义在美国不太可能实现。另一方面，克里斯蒂安·施托费斯指出，任由三方制自由发展会给法国的工业政策带来风险。他认为，法国的惟一出路是推行进攻性战略，征服世界市场。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能够确定并执行具体的政策，同时又把经济和行业的利益与国家目标一致起来。然而，他担心，根据法国的政治现状，更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在政府中有影响力的不同利益集团会强行要求采取防御性的保护主义政策[37]。换言之，（用菲利普·施密特尔的话说）三方制组合主义“社会的”特点越强，就越不利于管理方执行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有效战略；但三方制代表若是附属于由国家领导的组合主义，就较有可能坚持竞争性而不是保护性的政策。至少，这对劳工运动力量较弱的国家来说可能是个可行的办法——请不要忘记，自从70年【297】代中期以来，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工运动的力量普遍遭到了削弱[38]。事实很可能证明，80年代国家资本主义最合适的发展形式是日本的模式，即工会通过同大企业的企业组合主义关系来进行参与，而不是通过国家一级的代表参加三方制机构。
　　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基础的组合主义过程包括面向世界市场的部门的劳资双方和第三产业福利服务部门的工人，但同时也把一些边缘群体排除在外。这些群体通常只是被动地接受福利服务，对政策的制定没有影响力。它们的成员大多数是青年、妇女、移民或少数民族，以及失业人员。对生产的改组会导致这样的人进一步增多。因为这些群体没有组织，没有力量，所以对于它们被排除在外的情况通常没人提出抗议。然而，它们对组合主义过程却是潜在的威胁。这个威胁一部分在于这些人，尤其是年轻的失业男子，可能会爆发违法的暴力行为。但是，这种暴力行为造成的反应通常是使现有的当局得到加强[39]。威胁的另一部分来自边缘群体在政治上动员起来的可能性，这将使民众的支持和组合主义的经济效率对立起来。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们关于现代民主国家“无法治理”这一问题的著作已经预见到了这些危险[40]。这就是说，国家资本主义成功所依靠的组合主义过程必须不受民主压力的影响[41]。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在面向世界市场的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国内的社会主义的想法就完全是幻想。
　　简而言之，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办法有一定的潜力，可以重建国内的霸权，解决独裁专制的僵局，超自由主义则倾向于使这种僵局更加僵化。然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以组合主义为基础，而组合主义的基础日益缩小（尤其是它的劳工组成部分）意味着与民众支持之间的潜在矛盾。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集团将会比较单薄。有很多的群体被排除【298】在政治进程之外，它们都可以被动员起来组成反霸权力量。不过，这些群体组织散漫、力量弱小，动员它们的任务因此而倍加艰巨。从中期来看，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结构似乎可以成为替代超自由主义僵局的可行办法。但这些形式是否长期可行还是未定之数。

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通过研究以前的历史时期而得出的论题表明，国家形式的变化取决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特别包括生产的社会关系）和世界秩序的结构。目前，可以看到这两个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影响着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很可能是最深远、最持久的变化，下一章将就它们进行讨论。本章讨论的是世界秩序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对国家形式的变化方向的影响。
　　这些变化可以总结为三点：（1）在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时期，世界经济由全球霸权的机构集中管理；现在，这些机构的中央管理职能实际上已遭废除，同时，中央权威遭到削弱，各国和公司越来越依靠自已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谈判能力；（2）军事战略体系基本的两极化没有改变，但超级大国对自己国界以外地方的控制减弱，其他国家对它们的领导能力感到怀疑，对它们所确定的优先的信任也开始降低，美国的盟国们尤其如此；（3）从军备竞赛，到争夺原材料、资本设备和制成品的世界市场，各方面的竞争压力大大增加，这促使各国在应对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彼此效仿，采取的办法千篇一律，而不是把具体的问题分别对待，寻求具体的解决。
　　最后的一点意味着世界并没有像30年代那样，正在向着由自给自【299】足的经济战略集团所组成的体系发展，而是正在形成一种激烈竟争的贸易格局，各方的利益此消彼长，而决定成败的是谈判力量，不是自由主义经济行为的客观规则。世界体系的中央集权开始松懈，权力更加分散，这一点在经济领域中比在军事战略领域中更为显著。与这种权力分散相对应的是霸权的丧失，遵照规范进行协商一致的制度不复存在。美国在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继续保持着军事和经济的主导地位，但这更公开地依靠它的实力和谈判力量。霸权已经让位于统治。
　　权力的分散是否意味着世界秩序变得更加宽容了呢？是否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发展新的国家形式和新的生产关系形式了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体系中存在着竟争的压力。这些压力会对再分配型社会以外的所有国家产生影响，促使它们采取相似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在世界市场上采取进攻性战略，以组合主义的方式对社会和经济进行组织。这些社会对生产的组织很可能采取企业组合主义和企业劳力市场关系的结合，一些国家将利用三方制的过程来在国家的领导下制定工业政策和收入政策。任何迫于国内压力，采取防御性战略，退出世界经济的国家都会面临经济失败的危险，生活水平也会随之剧降。
　　再分配型社会也会受到世界秩序中竞争压力的限制，虽然与其他国家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苏联和中国的发展前景首先受到军备竞赛的限制。苏联为了应对美国国防预算的增加，必须做出在比例上比美国更大的经济努力，结果剩下用于社会发展的资金就更少。不过，苏联和中国【300】（在更大的程度上）都开始对社会的生产组织进行实验性的改变。两国领导人认为，这些改变对他们维持并加强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力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实验遵循的是再分配体系的内部标准，尽管有些方面（如在经济发展中更多地使用市场机制，实行管理权下放）似乎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做法。再分配型社会同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建立的联系是由它们所限制和掌握的，为的是达到一些具体的社会目的。它们的经济无法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去竟争世界市场的份额。对这些国家来说，出口是重要的，但它们的出口只是内部决定的生产需要以外的盈余部分。这些国家在外受到世界军力竞争的约束，在内受到动员民众和资源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的限制。此外，苏联势力范围以外力量的分散和美国霸主地位的衰落，为苏联和中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苏联与西欧国家缔结了一项协定，要建造一条天然气输送管道，为西欧国家提供苏联的能源。这一协定就是例子，表明苏联和中国可以在以谈判缔结的合同为基准的世界经济秩序中，与不同的伙伴（或在彼此之间）达成各种各样的国际经济安排[42]。
　　美国强权下世界经济中央管理的衰落可以追溯到70年代。其实，世界经济的最高管理与其说是机构，不如说是体系——这个体系只是部分地由类似国家机构的组织组成。60年代期间，美国财政部看来是位于这一体系的顶点，它的普遍政策标准通过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借款总安排、国际结算银行、经合发组织和几个其他机构颁布为国际标准。这些机构的主要决策人员都是同样的一群人，所以彼此之间都有联系。通过这些机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彼此潜移默化，相互影响。这些机构还把资本主义的政策移植到第三世界【301】国家中去，第七章对此已作了描述。然而，到了70年代期间，私人跨国银行的作用变得十分重要，只有国家和国家间机构才能代表世界经济管理的最高结构的说法已经不能令人信服了。当然，金融市场一直对体系运作的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界银行依靠私人银行出售债券，这样一来，纽约和欧洲的资本市场就对世界银行及其潜在的借贷国实际可以施行的政策起到了制约的作用。说这些资本市场与政治无关是不现实的。它们不是有着无数的货币买卖者的传统意义上的市场，而是由有限的几家垄断财团所组成的。这些财团之间打几个电话就能达成协商一致，它们各自的判断是经过在金融冒险和深思熟虑之间、政治压力和个人意见之间反复权衡之后做出的。
　　70年代期间，推动国际信贷扩张的主要力量是跨国银行的贷款活动，国家和私营结构之间在世界体系顶端的关系的确切性质因此而变得更加重要，也更加神秘。作为缓和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和德国鼓励私营银行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提供贷款。与此同时，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发现，向私营银行贷款与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比，在政治上没有那么令人反感。归根结底，有关各方一定都认为，如果出现还债危机或欠债不还，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通过中央银行支持私营银行，以避免类似国际金融体系遭受巨大冲击等不可接受的情况。1974年7月，在国际结算银行的一次会议上，各国的央行行长决定，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将采取行动，防止它们管辖范围内私营银行的崩溃[43]。国家最终责任的原则因此而在多边的层面上确定下来。国家促使私营银行在国际贷款活动中担负起半国家的职能。作为回报，也给了它们一定的保证，保证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会向它们伸出援手。神秘不宣的是私人银行家到底有多少活动的余地，他们要遵守什么样的政治【302】限制。现在回过头去，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个体系管理得并不严密。
　　80年代早期，发生的一系列危机表明，一些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无力履行还债的义务。这时，有人建议再次让官方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负起监督国际贷款的中央作用，并加强货币基金的政治性，也就是说要重新宣明国际金融的国家性。不仅政府希望借此作为控制风险的手段，而且跨国银行也希望以此来限制它们的风险[44]。然面，虽然国际机构在债务管理和在多边的层面上重新安排还债条件方面担负起了更加中心的，但可能实质上是象征的作用，却没有同时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任何改革，使中央控制的信贷有所扩大，并实现更大的汇率稳定。
　　可以把70年代期间国际金融管理私营和非国家特征的加强视为霸权力量削弱的一个结果。私人国际信贷之所以能够扩大，是因为没能就体系中官方的政府间结构的改革达成协议。改革问题上的僵局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就美元的未来相持不下所造成的。美国等于掌有对改革的否决权，它不肯放弃美元的国际地位这一优势。只要美元仍然是国际结算的主要货币和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就可以继续维持赤字经济。
　　欧洲和日本对以美元定价的石油进口依赖较大。当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后提高了石油价格之后，这些国家和美元的联系就更加紧密。这使它们更难以使美国同意任何把美元从统治的宝座上拉下来的改革。随着对美国管理能力的信心的减弱，私营跨国银行担负起了对体系更多的实际管理。在官方机构未能就管理问题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元的霸权转到了金融市场，也就是说，转到了美元这一基本上无人管理的货币【303】本身。80年代早期开始显露的危机表明了霸权消退所带来的危险，然而，虽然为了体系的生存，显然更加需要在国家间一级就体系的改革达成协商一致，但是，达成这种一致的政治前景却很不看好。国际金融体系顶峰的权威减弱了。危机并未导致有效的权力集中。美国的力量过于强大，无法从外部对它强加任何纪律约束，但它的力量比起以前又有所减弱，不再能为一个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秩序确定规则。
　　在贸易方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体系力量减弱；整个70年代期间，直到80年代，新商业主义做法一直在不断增加。这些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如多纤维协议这样的专门协定的谈判、处理非关税壁垒遇到的困难、国家对“国家龙头企业”的支持、反贸易的赔偿协议的增多以及其他形式的易货交易。
　　长期以来，西方的评论家们从霸权性的自由主义角度出发，认为所有这些贸易措施都脱离了政策的理性轨道，是由自私的利益促成的。现在，至少有一些分析家开始把它们看做在现存的世界经济条件下一种合理的连贯的战略。苏珊·斯特兰奇提出用“合同网的模式”来作为自由主义模式的较好的替代。她指出，新商业主义并不意味着贸易会比在自由主义的霸权统治下有所减少[45]。根据合同网的模式，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公司、公司与公司通过谈判达成交易。贸易总量的限制不是来自对某些产品的保护主义措施，而是更多地由金融体系提供信贷的能力所决定。换言之，金融体系的失败——在70年代期间，它提供的信贷量过大，而在80年代期间，提供的信贷又太少——比贸易关系方式的转变造成的限制更加严重。
　　如果说金融是决定经济活跃程度的首要原因，那么技术就是决定竞【304】争成败的主要因素。最希望在世界市场上占领并扩大自己地盘的国家必须对技术研究进行大量的投资。在技术发展方面居领先地位的先进国家必须不断革新，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争取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努力建立国内的技术能力，以不致永远依赖外部的知识。为此目的，它们除了从国外购买最新设备以外，还要求外国投资者在投资的所在国中进行研究与发展的活动。
　　在技术领域中，权力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相互重叠。国防开支一直是推动技术前进的一个主要因素。技术的进步不仅限于国防生产，而且从国防扩展到民用工业的应用。欧洲国家和日本在工程和电子的某些领域取代美国，占据了世界的领先地位。里根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星际大战”）有可能使美国再次夺回高等技术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它有国家的巨额预算为后盾，计划中的具体安排能够吸引盟国的工业研究能力来帮助美国的努力。这更促使法国及其欧洲盟友大力推动尤里卡计划（EUREKA）来加强欧洲的技术自主，不仅是在军备方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工业竞争力方面[46]。
　　经济力量的分散和世界政治经济的国际竞争性迫使各国在世界市场上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各国通过这样的战略来领导并帮助国家工业来抢占市场。与此同时，在竞争中落于下风的国内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采取防御性的保护战略，部分地退出世界竞争。从长远来看，防御性战略会导致国力和财富的下降，因此是不可取的。但是，正如前面讨论到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转变时所说的，要推行进攻性的战略，需要有一批国家的骨干力量，能娴熟地运用合适的政策手段，还需要通过谈判，在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经济群体之间达成关于分配工业调整产生的代价和收益的社会契约。有些国家可能不具备这些条件。
　　防御性战略的一些措施，比如对外汇和贸易进行控制，会断绝国家【305】经济与外部的一些交流。进攻性战略与它正好相反，会维护国家经济主导部门的开放，而且国家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参与这些部门的发展。正是这种对竞争压力的开放和允许资本在国际上自由流动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一致性，也促进了作为经济活动基础的文化的一致。它将使相互竞争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大致轮廓方面日益相似。
　　尽管国际金融网络有其明显的缺点（就关键货币的改革、管理的再集中和信贷的提供和分配机制这些问题都缺乏协商一致），但是，它仍然是对国家政策的主要外部制约，起着鼓励开放，遏制防御性战略的作用。只要有一丝迹象表示某个政府可能会对资本流动或外汇进行控制，就会引发投资的停止和资本外逃，因此而加速外汇危机的到来，这又会迫使国家向外借款，可能还会导致国家货币的贬值。如果政府不愿意遵循开放政策，就难以向外或向内借款，如果金融市场认为该国不能量入为出，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1976年，英国的工党政府在货币基金的压力下，面对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借款的高成本，就曾被迫减少国家开支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政府如果不借贷，就只能多印钞票，而那将引起对英镑的挤兑[47]。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的社会主义政府在法国上台后第一年，采取了一系列社会措施，包括把原来的每年四周带薪假增加为每年五周，规定60岁为退休年龄，把工作时间减为每周39小时，还有对非全职工人和临时工人的条件的改善。此外，政府还对银行和工业集团实行了国有化。然而，到了第二年，社会服务和失业保险、公营和私营企业以及国家的国际收支都出现了赤字。结果，国家政策转向，与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一致起来：着重抑制通货膨胀、实行工资冻结、放弃工资与物价的挂钩、削减政府的总开支，尤其是社会【306】支出[48]。
　　政府在内承受着国内社会力量的压力，在外面临着来自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机构的限制，实际上能够选择的办法是有限的。如果一个政府决心置外部的力量于不顾，那么它就必须做好准备，只依靠内部的手段来刺激并协调社会中的生产力。在极端的情况中，这将意味着动员大众、全国上下严格节制消费、生产的目的只为使用（即只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不为交换（即在世界市场上获利）。这等于是建设再分配型体系，而不是保护主义的防御性战略。
　　反对竟争性开放的防御性战略是（劳资双方的）保守团体所倡导的。他们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现有的地位，不是要进行社会革命。它不是一项有连贯性的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算是战略，只能算是争取优惠和让步的要求。但动员大众进行再分配的做法是完全另一回事。没有任何迹象表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民众在心理上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办法。人们普遍信奉个人选择的道德观，希望能通过个人的努力在今生和来世得救，所以，除非发生社会和经济的浩劫，否则人们不会同意走集体主义的路[49]。
　　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背负着巨额外债，所需进行国内的调整会带来难以承受的政治和社会痛苦，因此不能排除它们拒付债务的可能[50]。苏珊·斯特兰奇在对英国的观察中指出，富有的债务方最关心的不是收回贷款，而是债务方在表面上要遵守规矩。这一点无疑也适用于墨西哥、巴西和秘鲁[51]。国际金融网络在能够自圆其说的情况下，一定会作出最大的妥协，把这些国家留在体系之中，只要它们在形式上尊重它们的财政义务，也会容忍它们实际上欠债不还。至于债务国，这些国家的政治【307】精英也害怕公开拒付债务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因为那会断绝外国资金的流入，迫使他们只能依靠自己人民的坚定支持。这些政府更有可能把宝押在世界金融网络对它们的谅解上面。通过把民众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来把持权力的政权不可能一下子转过头来动员民众。与此同时，它们也不可能为满足外国资本的要求面使自己的人民作出无限的经济牺牲。
　　对处于这种财政困境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除了专制镇压或卡特尔式国家的僵局以外，另一种可能是边缘群体结成联盟，发动民族主义的群众革命，就像推翻伊朗国王的革命那样。这样的联盟很难建立，因为潜在的反对力量处于无组织的分散状态，也因为现代的镇压技术十分有效。然而，伊朗革命以及像南部非洲和中美洲的解放斗争那样的运动，都证明了它并非绝无可能。这种运动的生存取决于世界体系中权力的分散。它在波斯湾生存的可能性比在加勒比海的小岛上要大。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有没有一个类似的办法呢？一般来说，在一个体系中，中心地区要求顺从的压力比边缘地区大。在任何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不太可能让决心彻底改造社会的力量成功地发动运动战，夺取并保住政权。在一些国家中，另一种政治文化可能会经过较长的时期缓慢地成长起来，它将为集体行动提供更大的空间，也更为重视集体利益。要实现这种政治文化，必须有社会中的一大批人坚决支持从事集体活动的社会机构，积极参与这些机构的活动，并逐渐树立起对这些机构的忠诫。他们必须愿意在这些机构处于逆境时起来保卫它们。虽然这样一种运动必然有其社会基础，但它在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取得突【308】破、重组政体的可能性却是微乎其微的。它若想成功，需要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力量强大的类似的运动，也需要世界一级权力的减弱，以不致使外部势力联合起来对它进行镇压。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对社会和政体进行改造，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历史集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长期的阵地战，直到聚集起足够强大的力量，成为国家权力的新的基础。这样的努力必须依靠社会中的民众，但同时也必须在世界体系中具有足够的力量，以保护它的国家基础。在7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和80年代期间，左派势力一蹶不振，但如果他们遭到的厄运能激励他们对实施这种长期战略所需要的条件进行思考，坏事就可能变成好事。



[1] 比阿斯科（1979）：第11页。意大利经济学家比阿斯科在这本著作中探讨了世界经济中通货膨胀的社会基础。虽然在英美的学术著作中对通货膨胀的政治分析并不多见，但还是有一些这方面突出的著作。梅尔（1975）讨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西欧的通货膨胀和稳定的潜在原因的社会联盟和冲突。梅尔在赫希和戈德索普编辑的书中（1978）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也见赫希曼（1981：177—207页）、梅尔和林德贝克编辑的书（1984）。

[2] 卡列奥（1982）：145一147页和第152页。

[3] 梅尔（1978：59—61页）所谓的“缓慢爬行的通货膨胀"。关于从1968年开始工业冲突的增加，见亚当和雷诺合著的书（1978）。关于它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见比阿斯科（1979）：19—22页、102—119页；和杰克逊与别人合著的书（1972）。

[4] 比阿斯科（1979）：19—21页和第101页。

[5] 赫希曼（1981）引用了阿根廷的胡安·庇隆总统在1953年对和他一样的民粹主义独裁者，智利的卡洛斯·伊巴涅斯总统说过的话：“我亲爱的朋友：只要给人民，尤其是给工人好处，就一切都好办。如果你觉得给他们的太多了，就再多给。你会看到结果的。人人都会拿经济崩溃来吓你。但那都是胡说。没有比经济更有弹性的东西了，人人都怕它，因为谁也搞不懂它（第102页）。”

[6] 赫希曼（1981）：192—193页。

[7] 比阿斯科（1979）：37—39页、86—99页、第113页、159—160页；布洛克（1977）：163—164页、206—210页；卡列奥（1982）：136—138页。

[8] 斯特兰奇（1971）：1—21页。

[9] 布洛克（1977）：第195页。

[10] 卡列奥（1982）：第152页。

[11] 克罗耶与别人合著的书（1975）。

[12] 鲍尔斯和金蒂斯合著的书（1982）。请特别注意第54页和第86页。也见比阿斯科（1979）：101—123页。

[13] 卡列奥（1982）：第129页。

[14] 就这一点，一些激进的经济学家似乎同意保守派的分析。鲍尔斯和金蒂斯在他们合著的书中（1982；69—78页）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们虽未把规范性和再分析性的方案定为资本主义增长进程减缓的445惟一或首要的原因，但认为这类方案对造成经济增长的缓慢起了很大的作用。

[15] “靠当局福利养活的懒鬼”出自加拿大新民主党的前党魁戴维·刘易斯之口，他借此痛斥政府随时为陷入财政困难的大公司提供救济的做法。

[16] 考虑到学术界对福利国家“保持合法性”这一职能的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种为减少通货膨胀而牺牲就业的趋势居然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而且这种趋势居然没有一种明确的新思想作为基础。这方面的一个例外是1982年加拿大天主教会主教会议的年终声明，它宣布，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政策所导致的高失业率反映了社会中的“一种基本的道德混乱"，表现了“从根本上转变价值观念"的必要（《多伦多环球邮报》1983年1月1日刊）。

[17] 麦克拉肯报告（1977）。

[18] 鲍尔斯（1982：第49页）把它称为“从主要由总需求（或实现剩余价值）所决定的积累过程向着主要由剥削的条件所决定的积累过程的转移”。

[19] 比阿斯科（1979）：第104页；鲍尔斯（1982）：第64页。

[20] 萨贝尔（1982）：特别是78—126页。

[21] 只有在意大利，左派有效地实行了工人阶级团结的政策，特别是在1969年炎热的秋天期间。然而，在1985年6月9日和10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意大利共产党在它提出的工资挂钩问题上遇到了挫折，这清楚地表明了政治问题的财政背景和劳工的分裂给左派造成的困难。作为反通货膨胀方案的一部分，意大利政府颁布了终止工资与物价挂钩的政策，而公民投票的目的是要扭转这一政策。只有46%的投票人赞同这一目的，多数人则投票支持政府。这个问题造成了能受益于工资挂钩的稳固雇员（政府和大公司的雇员）和不会从中得益、人数日益增多的非稳固工人和个体经营者之间的分裂。因此，一些本来忠实拥护共产党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脱离了党的立场，而有许多国家雇员参加的新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社会运动则支持公民投票提出的主张。这一事件证实，即使是意共这个思想发展得最为完全、最能清楚表达立场的政党，在对经济危机影响的分析和相应策略的制定方面也还差得很远。

[22] 这种言辞使人想起法国的贝当政府提出的工作、家庭、祖国的口号。它似乎证实了这样一种论题，即资本主义社会容易产生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和享乐的价值观，而维持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国家却依靠刻苦自律的个人主义和其他约束性的传统价值观或资本主义之前的价值观，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见哈贝马斯（1976）：75—92页。这一论题暗示，维持资本主义发展最终要靠某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

[23] 金斯伯格和谢夫特尔在他们合著的书中（1984）指出，供应经济学是经济理论，但更是政治方案，也就是说，它是为克服减税和增加国防开支之间的矛盾而提出的基本原理，实施这些相互矛盾的措施是为了照顾到里根为竞选总统所建立的政治联盟的不同部分的利益。

[24] 马格利（1982）。

[25] 施托费斯（1978）把法国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自给自足的办法和技术治国的办法做了对比。前者为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的【446】CERES集团所倡导，根据这种办法，法国必须把自己与欧洲和世界经济的影响隔绝开来；后者是社会党中米歇尔·罗卡尔一派的主张，这种办法提倡积极进行调整，以适应世界经济（7—12页）。施托费斯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对内实行社会主义，对外却保持自由主义：这就是法国面临的历史性妥协的真正含义（第345页）。”英国也有与法共一CERES的立场相似的意见，即社会经济学家伦敦协调小组会议提出的《另一种经济战略：劳工运动对经济危机的反应》（伦敦：黑玫瑰出版社，1980）。

[26] 卡岑施泰因编辑的书（1977）。

[27] 卡岑施泰因（1983）和卡岑施泰因（1984）。

[28] 齐斯曼（1983：第306页）和卡岑施秦因一样，对不同的国家经济政策的内在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卡岑施泰因寻找的是可以笼统化的结构特点，比如，强国或弱国、社会进程的集中或分散和主导联盟的组成；齐斯曼则更加注意经济的组织和惯例，尤其是政府、金融界和工业之间的关系。齐斯曼指出，这些制度性的安排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发展类型，而不同社会群体力量上的差别只能用来解释这些类型内部产生的不同结果。

[29] 施密特尔（1974）。

[30] 金斯伯格和谢夫特尔合著的书（1984）指出，由于一些力量与民主党渐行渐远，结果造成了新政联盟的解体。这些力量有（1）企业中由富兰克林·罗斯福培养起来的面向国际、技术先进、资本密集的部门；（2）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获利丰厚的军工部门：（3）认为总统候选人麦戈文代表着黑人和中产阶级上层提倡“新政治”的部分之间脆弱联盟的体力工人。里根主义的联盟，或称“重组的右派”在政治上把美国的企业界重新团结在一起，包括国防工业、社会和宗教的保守势力、南方的白人、北方的蓝领工人和郊区中产阶级的很大部分。这两位作者最后写道：“减税、削减社会服务、扩大军费开支、放宽企业规范，等等，里根的这些主题中每一个都是为了使里根与重要的国家政治力量建立联系。里根分子面临的主要难题是，无论这些主题分开来看是多么可信，但它们彼此之间却是相互矛盾的。最重要的矛盾是里根一方面许诺大幅度减免中产阶级的税务负担，另一方面又保证大量增加国防开支；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第39页）。”用葛兰西的用语来说，这两位作者在这里所描述的是未能解决的代表危机，是通过专制独裁所维持的暂时的稳定。

[31] 齐斯曼（1983）：182—184页、201—206页、212—216页。

[32] 请看斯蒂芬·克拉斯纳这位新商业主义者（1978：5—90页）为在美国的政治学中恢复“国家主义”的视角而做的自觉努力。国家主义这个词本身就与美国的文化背景格格不人。

[33] 《纽约时报》（1984年1月23日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工业政策。工业政治》的社论，评论1984年1月由劳联一产联的莱恩·柯克兰、投资银行家费利克斯·罗哈廷和曾在杜邦公司任职的欧文·夏皮罗联席主持的研究小组提出的工业政策建议。社论的结尾处说：“在传统的政治压力下，很容易产生有利于一种工业或一个地区，却会对别的工业和地区造成破坏的办法，或者提出给消费者和竞争力带来巨大损失的保护主义措施。”这一结论证实了克拉斯纳的观点，即【447】美国的国家“弱小”，也就是说，国家没有力量使具体的利益服从于一个超越一切的“国家利益”。

[34] 小泽（1979）。

[35] 施托费斯（1978）：105—106页、265—268页。

[36] 罗哈廷及他人（1984）。罗哈廷是建议美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最积极的倡导者（也见罗哈廷，1981）。他属于一股广泛的经济思想，罗伯特·沃尔特斯（1985）对这种思想进行了分析，将其称为向传统的自由主义方向提出挑战的“结构—战略”方向。

[37] 施托费斯（1978）：第224页和第338页。

[38] 正当法国的工会力量不断减弱的时候，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领导下的法国社会主义政府却在努力促使法国的工业关系从国家管理转为由工会和管理方谈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矛盾。工会力量减弱的部分原因是所有工业化国家共有的现象，即体力工人人数的下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比起只关心生活问题的工会来，政治性的工会（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工会联盟）会员的减少。政治性较强的工会也对政府的政策持批评态度，并与之拉开距离。这些趋势提出了未来劳方在法国政体中的力量和两方制和三方制生产关系的未来方向的问题。只要政治性的工会力量继续减弱，它们可能会造成企业组合主义格式的增加。让一丹尼尔·雷诺（1984：54）注意到工会积极分子（激进分子）和基层成员之间差距的拉大：“这种差距本身并非不正常：无产阶级中总是有一支先锋队。但是，应当意识到这差距，认识到在动员群众方面的不足。可以说，今天在仍然坚持工人传统理论的工会机制和受劳动结构和文化的改变冲击越来越大的基础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杰拉尔德·亚当（1983）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可以想象得到，它受到了各种工会组织的纷纷批评。他的论题与我们的意见一致，即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包括它们的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广泛的代表危机。生产群体之间关系的改变，以及政党和劳工运动的组织、战略和思想无法适应这种改变，这些都促成了这场危机。

[39] 英国的足球“流氓行为”就是一个例子。这种行为肆虐了十几年，至1985年5月29日布鲁塞尔海泽尔体育场发生的屠杀达到高峰，那次事件造成38人死亡，450人受伤。暴力的起源与英国约300万大部分由青年组成的失业人员的边缘化有着广泛的联系。民众对此事件的反应是要求政府加强警察和安全控制。确实，海泽尔体育场的灾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比利时警察不如英国警察有经验造成的。

[40] 克罗齐耶及他人（1975）。施托费斯（1978；第340页）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难道说要实现就业，执行有效的工业政策，就必须脱离民主吗？”施托费斯把希望寄托于国家领导身上（他这种希望并不能完全使人信服），希望他们能有效地劝说并帮助人民根据工业变化的要求对他们的生活做出困难的改变。【448】

[41] 1975年纽约市的财政危机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可以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办法的出现和矛盾的典型范例。作为在美国倡导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人物之一的费利克斯·罗哈廷主管纽约市财政危机解决方案的制定，这是相当重要的。马丁·谢夫特尔从政治方面对那场危机进行了分析（1977）：98—127页。20世纪60年代期间，纽约市出现了三个新的政治群体：改革运动、黑人的民权运动和在市政府雇员中建立工会的运动；这些是危机的背景。1965年，改革派抛弃了在市劳工运动中的盟友，支持约翰·林赛竞选市长。为了在对市政官僚机构和工会的攻击中获得政治支持，他们同黑人的民权运动结为同盟，承诺为黑人增加市政服务。林赛发现，没有市雇员工会的支持他无法进行治理，于是，为了赢得工会的支持，他在1969—1970年的谈判中答应了工会的要求。对黑人和工会做出的这些让步造成了市政府开支的增加，税收和从纽约州政府那里得到的预算拨款都不敷使用，于是，市政府转向银行贷款。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促成了财政危机的爆发：通货膨胀提高了市政服务的费用，经济衰退限制了税收，前十年间给予市雇员的退休福利费用暴涨。市政府显然没有能力偿还它的巨额债务，在这种情况面前，银行和纽约州的官员们一方面不愿意再给纽约市臧免税务或发放贷款，但另一方面又认识到，纽约市如果破产，不仅会给它自己，而且也会给他们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纽约市等于是被交付托管。州政府在银行的催促下，成立了紧急财政控制委员会，授权它冻结纽约市雇员的工资，批准纽约市的所有合同，监督纽约市的财政状况。银行界人士被安排在控制纽约市的预算和行政的岗位上。为黑人提供服务的方案和花在劳工身上的费用是紧缩努力的矛头所向。对前者的削减比较容易，因为黑人虽然开始时被中产阶级改革派动员起来参加政治，但后来遭到改革派的抛弃，他们自己缺乏有效的组织，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市政府雇员的工会较难对付，因为他们组织得比较好，但他们的弱点在于与市政府的组合主义关系一若是迫使政府在工资上做出让步，这类办法会削弱市政府从金融市场借款的能力，那么他们自己的薪金就会受到影响。此外，工会在压力下已经把养老金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于新发行的市公债，万一纽约市宣布破产，那些公债就将变得一文不值。从这一段历史中，可以得出如下几条教训：（1）如果新兴政治团体的要求引发了财政危机，组合主义可以成为摆脱危机的一条出路；（2）这种解决办法需要把决定权限于金融市场能够接受的人的手里，阻止民众在政治上动员起来，或把可能会对拿握决定权的人提出挑战的分子排除在外；（3）一旦被排除在外的分子在政治上重新把民众动员起来，它会很容易受到影响。

[42] 米勒（1983）。

[43] 克鲁（1979）：第199页，和美国国会（1976）。

[44] 美国联邦储备局局长保罗·沃尔克建议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力量（使它在世界货币体系的管理中居于中心的位置），并使之政治化（在它内部建立一个常设的部长理事会）：“坦率地说，目的是给货币基金多一些国际政治影响力，反之又能使国际关注的问题得以【449】立即直接地反映给各国政府。”鲍尔曼和蒂尔希编辑的书中所收沃尔克的文章（1976）：第18页。

[45] 斯特兰奇（1985）。也见施托费斯（1978）。

[46] 麦吉汉（1985）。

[47] 米利班德和萨维尔编辑的书中所收劳伦斯·哈里斯的文章（1980）；引语取自 257—258页。

[48] 阿兰·韦尔诺勒，《1982：变革的风险》，《世界报》1982年12月31日刊和1983年1月1日刊。

[49] 布洛克在收于米利班德和萨维尔编辑的书中（1980）的文章中仔细检查了国家干预是否有可能越过一个“临界点”，之后资方的反对就会失去效力。他认为，只有在像纳粹政权那样的有资方支持的右翼专制政权的情况中，这种情形才有可能发生。斯科克普（1980）在对新政的分析中谈到，国家为动员和释放新的生产力所采取的任何根本性的行动都受到资方的百般阻挡。

[50] 1985年夏天，秘鲁的当选总统阿兰·加西亚宣布了一项方案，其中国家一方面鼓励生产当地的基本需求物品，而不是出口商品，另一方面规定只把出口收入的10%用于还债。这个方案和货币基金建议秘鲁采取的反通货膨胀的建议正好相反，新政府认为货币基金的建议会造成社会暴乱。阿根廷的外债负担更加巨大，因此对于国际金融网络来说也就更加困难。1985年夏天，在长时间的军人统治后，劳尔·阿方辛总统的文职政府当选，迎接它的是1300%的通货膨胀率，庇隆主义工会拒绝与企图稳定货币的紧缩方案合作，以及无力偿还外债的现实。1985年8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讲话的时候，再一次呼吁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团结起来，拒付外债。

[51] 斯特兰奇（1971）：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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