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1987）

第七章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

↘全球霸权
↘新自由主义国家
↘新商业主义的发展主义国家
↘生产的国际化
↘国家的国际化
↘又一个分析性论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长期以来一系列问题的最后【211】爆发。一个新的霸权时代从中脱颖而出，由美国担负起了英国在19世纪中期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政治语汇中出现了超级大国这个词，用来形容美苏两国，表示它们凌驾于世界体系中其他大国之上的地位。不可能实现普通意义上的力量均衡——只能是大国共管或两极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共管提供了制度上的框架。虽然安理会中设了五个常任理事国，保留了世界均势的神话，其实，无疑只有两国（美国和苏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其他三国（英国、法国和中国）的人选只是对它们的历史上地位的承认。否决权体现了五个常任理事国必须一致的规则，这一规则表现了进行共管的希望，但这个希望不久就破灭了。战后世界很快形成了两极化的格局。美国带头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建设一个开放的世界政治经济，准备把西欧、日本以及人们所说的第三世界都包括进去。苏联和中国的再分配型制度开始时自行其是，后来则与由美国领导的世界经济建立了某种试探性的联系。
　　本章将对于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这个霸权性世界秩序的结构和机制进行分析。根据第六章末【212】阐述的第九条论题，这个新的霸权秩序是通过大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改变而形成的，它反映了各国经济和生产力量对比的决定性转移——这一改变使美国获得了在苏联势力范围以外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新秩序的建立需要改变国家的结构——在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符合霸权性世界秩序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形式，在边缘国家中则出现了有助于把这些边缘地区连入世界经济的国家形式。
　　然而，它并未产生新的积累结构，而是基本上保留了帝国主义竞争时代初期出现的，从19世纪末那场长期的经济衰退中产生出来的积累结构。新的薪权秩序使得这个积累结构一度成为极为有效的全球体系。它的潜力是否已发挥殆尽？积累进程是否已进入改组的阶段？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涉及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是否已经结束这个问题^[1]。在这里，我将对霸权进行剖析，以求理解它的机能一—我将分析那些作为全球霸权基础的国家形式和社会力量的组成，研究生产和国家的国际化过程，因为那些国家形式和社会力量就是通过这些过程结合为一套完整的体系的。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体系中还存在着一些可能会导致体系改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将在第三部分中予以研究。

全球霸权

　　虽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开始，同盟国就开始规划战后的政治和经济安排，但当时并未清楚地预见到后来发生的情形。美国的盟【213】国担心，美国会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重回孤立主义的老路，因此愿意对美国做出各种让步，以鼓励它积极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和盟国的计划者们都明白，战争结束后，只有在美国能继续连年保持巨大的出口顺差的情况下，才能使在战时独力维持战争努力的美国经济保持全力运作。这样的出口顺差也可以用来重建各国被战争摧毁了的经济（还有一点当时很少有人注意，那就是将来还可以发展落后国家的经济）。盟国们推动美国参与世界事务，就是想要达到这些目标。然而，至于这些目标在什么样的世界秩序中最容易实现，当时却没有定见。
　　经过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在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包括在美国，都出现了关于政策方向的两种相互抵触的意见。一派人认为，只有通过打破大萧条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种壁垒和限制，回归开放的自由主义世界经济，才能有出路。另一派人熟悉大萧条和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计划手段，他们对有意识的国家政策比对市场的无形的手更有信心，相信只有通过执行有意识的政策，才能实现政府所必须照顾到的社会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维持一定的就业水平和提供社会保障。
　　美国的华尔街和国务院代表着前一种意见，有新政传统的财政部代表着后一种意见。在英国，工党和工会致力于实现充分就业和建立福利国家。它们认识到，政府必须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使用控制的手段。比弗布鲁克控制下的右翼报刊极力捍卫帝国优惠制，说它是英国世界霸权的堡垒。因此，英国的左右两派都有人认为，维护国家的经济自主权才是出路。伦敦的金融区和美国的华尔街一样，倾向于国际主义的办法。参加关于战后国际经济安排谈判的英国首席代表凯恩斯勋爵认为，这两套目标是可以调和的。他所建议的清算同盟可以维护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自主权，使政府得以争取实现充分就业和福利，它也要求各国致力于国际合作，包括提供信贷，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对别国货币造成贬值压力的措施。美国财政部的谈判者们同意凯恩斯的目标：他们想建立一个既【214】有国际扩张性、同时又保留国家对经济的指导作用的体制。但是，对这样一个不由美国完全控制的体制，美国国会中一些强大的势力和行政部门内部的有些人不愿意让美国做出重大的财务承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经济机构成立的历史表明，倡导自由国际主义的一派战胜了鼓吹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派^[2]。1946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为它确定的工作方法赋予它对赤字国经济强大的影响力。凯恩斯曾坚持货币基金组织对国家的贷款不应附加任何条件，以免影响政府在国内扩大生产的能力。但实际上，借贷国若想得到贷款，就必须调整国家经济政策以确保恢复收支平衡，而这很可能会要求债务国放弃旨在实现充分就业的扩大生产的措施。虽然由于冷战的开始以及美国为欧洲经济复苏而采取的非常措施等种种原因，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之后并没有马上开始运作，但当时已经明确制定了世界经济制度未来的政策路线。
　　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用以建立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工具。其中规定，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应通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彼此商定资金的分配方法，这条规定体现了多边主义的概念。这些国家还将通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出在制定国家经济政策时互相协商的惯例。这样一来，各国就会形成共同的政策观念，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更为一体化的多边世界经济，而这正是与美国政策相一致的。马歇尔计划引导着西欧逐【215】渐走向贸易自由化和货币的自由兑换，这些是要实现1946年时设想的开放性经济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从1946年到1958年这段时间是一个过渡时期，其间除美国以外的所有主要国家都对自己的结构和国家经济进行了调整，以适应新的世界秩序的要求。马歇尔计划鼓励各国加入新的经济秩序，并为它们提供资金和时间来进行调整。经济增长的大气候减缓了来自竞争性较弱、力求自保的工业部门的反对。比如，朝鲜战争带来的繁荣推动了钢铁和煤炭工业的改组，若是在别的情况下，这些工业可能会要求并得到保护主义的政策^[3]。
　　马歇尔计划不止影响了国家政策，还影响到了各国国内社会力量的平衡和新出现的历史集团。战后，在美国的影响下，德国的工会经过了重组，新的工会领导都是赞成新的政治一经济方向的。在法国和意大利，美国的影响鼓励并帮助了少数群体脱离同情共产主义的工会运动的多数集体，分裂出来的群体是支持马歇尔计划的。这些少数工会组织进入了它们各自国家的政府，而反对马歇尔计划的多数工会却被拒于协商的大门之外。为了提高生产力，美国的企业方式和处理劳资关系的手法被引进了欧洲。美国通过非正式的倡议，支持建立一个由欧洲的著名人士组成的运动，在欧洲通过各种渠道来推动实现欧洲统一的计划，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对大西洋联盟的支持。这个非官方的团体，还有继它之后出现的由让·莫内领导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成了对西欧国家政府施加影响的有力渠道^[4]。在政治方面，力量强大的法共和意共被排除在国内社会力量的联盟之外。战争刚结束时，欧洲和【216】英国的政治呈现明显的左倾趋势，现在遭到了遏止。马歇尔计划使50年代和60年代西欧的国内政治采取了中间偏右的方向，为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政治基础。
　　到了1958年，西欧的经济已完全复苏，各国政府因此而得以允许货币自由兑换。6个西欧国家组成了一个共同市场，另外7个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联盟。这些步骤标志着西欧各国已心甘情愿地参加由美国领导的世界经济秩序。1960年，西欧国家经济政策的协调机构进一步扩大，把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也包纳了进来。当时，这一机构已更名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至此，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都表示了对新世界秩序的坚决支持。
　　就这样，美国依靠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提出倡议，领导着西欧各国和日本走向了一个自由的世界经济。在这个经济中，各国可以自由获取原材料，货物、资本和技术可以自由流动，经济关系中也消除了歧视。在这样一个世界经济空间里，资本积累可以超越国界。只有苏联的势力范围被排除在外。
　　新的世界经济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霸权作用的结果，是美国公司全球性扩张所促成的。美国的霸权性行动包括马歇尔计划和在国外的巨额军费开支（主要是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印度洋和波斯湾）。美国公司大规模移动资金，尤其是把资金注入欧洲。这两个因素造成了美国的收支赤字数额庞大，并且还在不断增长。
　　开始，美元的涌入刺激了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经济增长。从60年代开始，它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经济进入了长期的衰退，但美元仍然在继续流入。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而通货膨胀仍然有增无减，凯恩斯所谓的“现金陷阱”再次出现^[5]。只有美国政府有能力控制赤字，但外国公司和政府愿意接受并持有美元，这对美国的世界政策是有利的。美国政府掌握着美元这一世界货币，在国外可以得到无限的信贷，用以支付其对外开支，而不必折现美国的资产和增加【217】对美国公司和公民的赋税。
　　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债被外国人购买，使它成为世界公债。外国人手中的美元越多，他们就越受制于美国的霸权政策。对有些国家来说，美元外流牵涉到它们具体的利益。西德为了保留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同意接受越来越多的美元。阿拉伯国家通过提高石油价格积聚了大量的美元，因为石油交易完全是用美元的。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因此可以对一些外国政府要求他们控制赤字的告诫置若罔闻，采取一种善意的无视态度^[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则等于是执行美国政策的从属机构。
　　新的霸权秩序包括不同形式的国家，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调整了自己的国家经济政策以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霸权性秩序的中心前提是世界经济会给所有参加者带来好处，有些企业和国家经济可能比别人获利更多，但所有参加者都有获利的机会。在这一前提上阐发出来的思想认为，国家的最高利益在于推动世界经济的扩大，避免采取任何从长远来说会阻碍世界经济扩张的限制性国家经济政策措施。这个世界秩序的国际机构——其中最主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利用奖惩的手段来确保不听话的政府和能力差的国家经济遵守这一秩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中，两种主要的国家形式是最积极的参加者。生产力最为发达的国家经济属于新自由主义国家形式——它们是经合发组织的成员国。发展较晚的边缘型经济形成了特有的国家形【218】式，可以称之为新商业主义的发展主义国家形式。从历史上说，新自由主义国家是从福利—民族主义的国家形式演变而来的，保持了资产阶级在社会中的霸权。国家的职能为适应变化了的世界背景——从帝国主义竞争过渡到了霸权性的世界秩序——而经过了调整。新商业主义的发展主义国家遵循的是战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模型。它们国内的资产阶级没有建立霸权，所以，只能在国家领导下，在专制的框架中通过消极革命来进行资本主义发展。
　　除了这两种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国家形式以外，还有两种国家形式与世界秩序也建立了较为脆弱的联系。它们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
　　一类可以较为准确地称为各种形式的原始国家。在这类国家中，政治组织基本上全部掌握了国家领土内的政治权力，但它们既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也缺乏行政管理的能力，无法制定并执行有效的经济政策。有些这样的国家是前殖民当局遗留下来的，或者前身是形式上具有独立国际地位的君主制或寡头统治政权。其中一些称为破落原始国家最为合适，它们的专横统治方法十分奇怪，依靠武装的流氓打手对毫无发言权的广大民众进行暴力威胁^[7]。另外一些是原始革命国家，有着比较激进的社会改革目标，但它们相对于外部世界来说太过虚弱，结果，社会和经济都被外部反革命力量所渗透^[8]。
　　世界经济对原始国家的依靠并不大——虽然有些这样的国家中设有外国的采矿飞地，出口矿产供应世界经济的工业需要。绝大多数的当地人口从事农业劳动，但是，这些国家生产的粮食还是常常不敷自己人民的需求。这些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国家需要从世界经济那里进口粮食和【219】设备，并向世界经济的公共和私营贷款机构借贷。对于这些原始国家，世界经济管理人的首要关注是防止这些国家内部的局势恶化，以免对作为世界经济基础的世界秩序构成政治威胁。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包括：由外国贷款机构代表世界经济对一些原始国家的财政进行集体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这些国家实施稳定方案，借以指导它们的经济政策，通过联合国和双边的渠道向它们提供行政管理方面的援助、咨询和支持，世界银行在这些国家中实施援助计划，帮助它们在农业方面实现自立，并执行劳力密集的项目，以增加就业，此外还有为镇压叛乱所提供的双边军事援助^[9]。
　　另外一类国家是再分配型国家。它们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建立了联系，但并未因此而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在60年代期间，缓和带来了苏联阵营同经合发组织资本主义成员国之间经济往来的增加。从70年代晚期开始，中国的新领导表现出增加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愿望。再分配体系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如何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中获得预想的收益，同时又能继续保留对自己发展方向的控制权。新自由主义国家和新商业主义国家执行的是世界经济赋予它们的职能，再分配型国家则完全不同，它们仍然把自主决定的发展目标作为优先，在此基础上寻求同外部的世界经济之间权宜的联系。它们的国家经济并不附属于由世界市场决定的发展进程。

新自由主义国家

　　福利—民族主义国家的建立是为了保护国家经济不受外来影响，增强国力以压倒竞争对手。新自由主义国家通过加入一个稳定的同盟来保护自己的安全，通过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来增强自己的经济。它的任务【220】是调整国家经济适应世界经济的成长，是推动这种调整，而不是保护现状。新自由主义—词比起自由主义来更为合适，因为自由主义使人联想到19世纪时的情况，而新形式的国家所处的情况比起那时有了新的发展。它必须照顾到更加复杂的形势，主要是在三个方面。
　　首先，国家本身参与了经济，在积累中直接发挥作用。它担负起对私人企业来说无利可图的任务，并以各种不同方式为私人企业提供财政援助（如补贴、价格支持、减税，等等）。第二，国家承担起了保护脆弱的社会群体不受市场损害的政治责任——至少是保护那些有一定的政治力量的群体（劳工、农民、小企业、失业工人）。第三，经济的结构已经不再是19世纪的意识形态所设想的大家力量平等的市场，而是分为不同的部分，有资本集中的垄断部门，也有依然保留着19世纪痕迹的小型企业竞争部门，另外还有国营部门。垄断部门向世界市场开放，其他两个部门则是为了起辅助性的作用。世界市场变成了不平等的巨人之间竞争的场所，它们可以操纵需求，并运用不同程度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新自由主义国家一方面必须根据为垄断部门所把持的世界市场情况来决定政策重点，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它所必须照顾到的各国内群体的利益。国家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调和。这说明了国家为何有时要采取不符合纯粹的自由主义原则的过渡性措施。这类措施包括提供调整期援助，或暂时实行进口限制，以缓解世界市场给某些部门带来的冲击，同时鼓励改组国家经济，向着世界市场的趋势所决定的方向发展^[10]。
　　新自由主义国家从福利—民族主义国家那里继承了政府、企业、劳工三方协调这一组合主义的制度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需求管理的工具。表面上，新自由主义国家和福利—民族主义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分【221】别。它们的分别在于它们各自追求的目标，以及国家发挥的不同作用。
　　因为国民收入的一大部分要通过国家预算，所以财政政策就成了管理经济、刺激增长的主要手段。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使用刺激需求的办法来促进经济扩张。国民收入的普遍增加会维持高需求，鼓励投资。由此而产生的温和的通货膨胀不算是很高的代价。然而，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及其对收支平衡造成的影响确实给汇率的稳定带来了压力，而维持汇率稳定是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特征。结果，大国政府经常会面临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它们要履行维持汇率稳定的国际承诺；另一方面，它们又要兑现对国内作出的政治保证，避免由于经济增长减缓而造成失业。新自由主义国家对这一矛盾的应付办法是后来被称为“停停走走”的经济管理方法——根据收支平衡的情况，也就是依照世界经济发展的节奏，交替采取扩张性和收缩性的财政和货币措施。美国因为掌握着美元这一世界性货币并占据着世界霸主的地位，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设法避免了停停走走式经济管理的限制。最后，在卡特总统在任期间，美元长期下滑，美国也终于落入了停停走走的循环之中。英国很早就开始受到这种限制。西德和日本通过压低币值，有效控制工资上升这种促进出口的政策，把停停走走式管理的负面影响降到了最小^[11]。
　　从表面上看，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货币与货物的关系。然而，在具体的社会中，必须从更深的层面上对这种关系作出解释，需要涉及关于资本积累、投资、失业和增长这类问题的政治决定。这些政治决定反过来又受当时的社会冲突的程度和性质所决定。比起西德和瑞士来，英国和意大利的阶级分歧更加严重，阶级冲突更为激烈，通货膨胀率也相应【222】更高^[12]。新自由主义国家试图通过组合主义的政策制定方法来缓解它的结构中所固有的通货膨胀的倾向。
　　国家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直接控制由需求带动的通货膨胀。但是，很明显，需求只是通货膨胀问题的一部分。此外还有由于成本增加所造成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大公司在同工会达成提高工资的协议后，能够通过行政定价的方法，把因此而增加的成本转嫁给老百姓。对于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一种可能的办法是控制工资和物价，但这种办法不符合组合主义的政策制定方法。所以，政府更喜欢采用收入政策——指工会和公司之间协商达成的关于自愿限制工资和物价的协议。在新自由主义国家中，收入政策成了最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达成社会契约或普遍协议的主要目标。
　　在福利—民族主义国家中，收入政策也是国家全盘经济规划中的一个因素。在那种情况中，同意对收入的增加进行限制换来的是对方同意执行旨在扩大产出、增加福利和增多就业机会的积累和投资政策。在新自由主义国家中，收入政策的意义则完全不同。在这里，收入政策是与收支平衡挂钩的，而收支平衡则受着国家政策所无法控制的世界性积累过程的左右。在一个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经济中，一国在收入方面的克制并不能保证会导致对国家经济的投资的增加。
　　在经济扩张阶段，劳力市场紧张，工会本来可以争取提高工资，但工人的工资增长要受到限制。在经济收缩阶段，工会反正争取不到任何好处。因此，工人们看不出限制工资增长会带来什么明显的回报。此外，提倡收入政策的一条理由是工资的增长应当与生产率的提高相一致。这等于说劳资之间现存的收入分配制度要永远维持下去。只要国家【223】经济不断增长，工会就可能会接受劳资各自所占收入份额的固定。这加强了工会领导层的组合主义倾向，削弱了工会的战斗力和阶级意识。正如查尔斯·梅尔所写的：“回过头去看，用增长代替再分配的概念是上一代保守派发明的绝招。”^[13]
　　组合主义的三方制经济管理会造成温和的通货膨胀。这是新自由主义国家为缓和力量最强的经济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冲突所付出的代价。温和的通货膨胀起到了一种再分配的作用，有利于公司和稳固工人，但不利于被排除在组合制度之外的没有组织的群体。不过，如果通货膨胀率进一步升高，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过了一定的界限后，对增长的刺激就变成了对投资的抑制，进而引起增长下降。一系列因素加在一起，会扭转经济增长的趋势：通货膨胀导致贸易赤字和对汇率的压力；为了扭转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而采取提高利率这样的货币限制措施，结果抑制了投资，同时又增加了资方还债的成本；工会更加强硬地要求增加稳固工人的收入，因此缩小了资方的利润率，更进一步抑制投资。这一恶性循环直到70年代中期方才出现。在战后很长一段经济增长的时间内，新自由主义国家运行得相当良好。但当通货膨胀与能力过剩和失业一起发生的时候，它就招架不住了。
　　世界经济是对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外部限制。福利—民族主义国家谋求建立起自己专属的自主范围，在其内推行自己的国家目标；新自由主义国家则随着世界经济的起伏而兴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大国可以对世界经济施加一定的影响。在这方面，它们对自己作用的看法各不相同。美国和英国基本上奉行“纯粹”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即以世界市场【224】为至上，接受国际间的相互依存，国家尽量少直接介入工业决定，国家的行动只限于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这种宏观经济手段。在日本和法国，国家与大型国有资本紧密协调，在投资和贸易方面起着较为积极的作用。西德和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是这两者间的折中：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奉行自由竞争政策，在国内则提供福利保护^[14]。
　　管理世界经济的布雷顿森林机构到50年代晚期才开始根据其基本章程展开工作。这是由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促成的。到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机构确定的关于金等价和固定汇率的规则不再可行，被弃置不用，尽管布雷顿森林机构仍然是执行世界金融体制其余的规定以及探索重建货币秩序的可能性的框架。欧洲和日本的复兴削弱了美国主导世界经济事务的能力。从那以后，一系列的问题造成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矛盾重重，这些问题包括汇率政策、利率政策、对国际债务的监督、进入市场的机会和各国对自己所占市场的保护。似乎不再有任何有效的总体办法来规范世界经济。虽然在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出现了新商业主义的趋势，但是，它的表现是，国家不是划定各自的经济范围，而是披挂上阵，亲自参与世界市场的争夺战。各国被由资产储备、外债、外国投资、贸易市场以及政治和军事承诺这众多的因素织成的网紧紧地绑在一起，谁也无法脱身。新自由主义国家成了无人能控制的世界经济的附属。
　　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经济不再能推进增长。对新自由主义国家来说，经济不景气的主要后果是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国家开支，包括偿还巨额公债所需的费用，和国家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随着经济持续不景气，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法律规定的社会保障支付日增，国家收入因经济衰退而下降。采用赤字财政这种补救经济周期性下降的【225】反措施似乎只能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因为它增加了政府的借贷，遏制了新的投资。周期调整这一常规宏观经济手段似乎已经没有用了。
　　三方制组合主义也几乎实行到了极限，新自由主义国家努力维持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盟，这一联盟包括垄断企业和劳工运动中那些愿意与政府和企业共同执行协商一致的经济政策的成员。在这样的联盟内，各方达成协议的条件包括支持福利方案，工会领导对收支平衡方面的考虑持谅解的态度，和保持出口工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通过处理产业关系的程序把冲突纳入制度的管理之下，这符合工会和企业官僚机构的共同利益。通过渲染夸大使用这种程序处理的问题，企业可以用提高价格的方式把劳工费用的增加转嫁于大众，工会领导也可以使基层成员们相信工会在捍卫他们的利益。政府则给工会领导提供有象征意义的好处，让他们有机会接近国家领导的最高层，并表面上让他们参与至少是某些公共政策领域中的决策^[15]。北美开始允许国营部门的工人组织工会，日本也允许这样做，但是较为勉强。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中，这早是已定之局^[16]。企业的扩张得到了政府和工会的支持。
　　三方制联盟为其成员带来的裨益在经济扩张时期最为明显。经济停滞则暴露了它们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对三方制联盟的考验就是收入政策的实施一一这是三方制的最高形式，也是它崩溃的开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弗里奇为英国提出了福利国家的一揽子政策，其中就包括以限制工资换取充分就业这一条^[17]。其他国家的工会也接受了这样的条件，尤其是当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时候，因为社会民主党政府似乎更有可能保证限制工资真能换来充分就业。然而，在实践【226】中，投资政策大部分都不可行，价格控制无效，就业水平能否提高则取决于政府无法控制的外部事件^[18]。在这样的情况下，收入政策成了参与其中的工会领导人的陷阱。政府给予这些领导人具有象征意义的嘉奖，因为他们从大局出发，以“国家利益”为重，但当实际工资下降时，他们却失去了工会成员们的支持。那些拒绝参与收入政策的工会领导，如法国总工会和意大利总工会，在自己的基层成员心目中就没有那么威信扫地^[19]。对于那些参与收入政策的工会领导来说，当基层工人向工会的上层官员发动挑战，实际的谈判力量转移到工厂一级的时候，他们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20]。
　　1974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使新自由主义国家的三方制收入政策陷入困境，最后是全线崩溃。在英国，威尔逊和卡拉汉两届工党政府经过同工会和雇主的谈判，于1975年达成了一纸“社会契约”。它先是造成了实际工资的下降，接着使整个工业陷入混乱，为1976年5月撒切尔政府当选上台助了一臂之力。在西德、企业和同意维护工业出口能力的劳工领导一直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进行“协调行动”，但这种做法自1974年以后就难以为继，在1978—1979年的罢工潮中终告瓦解^[21]。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在1973年提出了经由谈判达成的强制性收入政策，伴之以价格控制，把它们作为维护美国经济国际地位的一揽子措施中的一部分。后来，劳工不愿意参与收入政策，因而使之在政治上无法推行，而且，由于劳工力量相对弱小，政府和企业可以对他们的利益置于不顾。
　　在法国和意大利，战后时期马歇尔计划的实行造成了劳工运动的分裂和削弱^[22]，但在1968—1969年间，工会领导的社会抗议活动再次兴起。这两个国家的政府一边要应付70年代的经济危机，同时还得对付【227】国内劳工运动的加强。1976年，法国政府直接主持实施了收入政策^[23]。在意大利，共产党（PCI）在历史性的妥协的安排下曾一度支持中间偏左的政府，这与收入政策有异曲同工之效，因为共产党的参与对工会的要求有着一定的限制。但是，历史性的妥协在工会和党的基层成员中很不得人心，而且它的含意是与政府分担责任，却换不回足够的影响力作为补偿，所以不久即告完结，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会又成了政府的对立面。在瑞典，国家一级的谈判一直是把公共利益的考虑包括在内的，但即使在那里，这种做法也受到了1980年罢工的严重冲击^[24]。所有这些事件都证明，在1974年后的经济衰退中，新自由主义国家的三方制组合主义受到了严峻考验，走到了尽头。三方制出现了回归两方制对抗的趋势。
　　各种各样的因素促使各方谈判达成三方制收入政策，并使这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工会运动力量强大、基础广泛的地方，政府和资方非常希望工会能参与收入政策。国家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尤其是认为需要保持本国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是争取工会参加的又一个有力动机。反之，如果社会中阶级冲突比较激烈，就会阻碍收入政策的达成。至少在一些情况中，还有一个因素推动了三方制协议的确定，那就是政府中有与工会有联系的社会民主党或工党参加。收入政策一度在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最为成功，那里的劳工组织力量强大，工会承认国家非常需要保持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在这些国家中，公共政策组合式的制定方法减缓了阶级冲突。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社会民主党长期参加政府，这无疑为三方制创造了有利的气候，虽然这一点在荷兰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25]。在英国，虽然工会的力量是促使政府试图实施收入政策的一个因素，但是阶级冲突比较激烈，工会不认为必须维持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因而使得收入政策较难维持。美国【228】的工会力量较弱，阶级意识不强。对于政府在工资和价格方面的指导，它们时常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实用态度。在法国和意大利，工会运动或是力量太弱，没有资格参加三方制谈判（如少数工会），或是坚持阶级立场，不肯参加（如多数工会）。
　　除了正式的三方制收入政策以外，还发展出了一种非正式的组合主义。它一般包括两层关系，一层是政府的中心机构和大公司管理方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二层是公司管理方和公司的核心稳固劳动力之间的合作性关系。管理方是核心劳工和政府之间的枢纽，政府则是公司管理方和世界经济联系的关键。日本的劳方—资方—政府三者的关系就是以此种模式为特点的。法国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西德和美国也有这一模式的某些方面的表现。
　　非正式的组合主义这两层关系和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国际化正好吻合，下面就要讨论国际化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国家的首要职能是调整国家经济使其适应世界经济潮流，因此，政府内各机构之间就需要重排座次。在福利—民族主义国家中，负责国家经济计划的机构以及与其相关的组合性安排的地位最为显赫。它们包括：计划局、各产业部和劳工部，它们各自在国家经济中有自己的附属群体。新自由主义国家则推重把世界经济和国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政府机构：财政部和对外贸易与投资机构，它们同总统和总理办公室紧密协调。国家原有的组合主义结构并未取消，只是降了级，变为执行工具，用来执行与世界经济有联系的【229】中心机构传达下来的政策。
　　法国的情况与众不同，因为它的形式比较清晰，但它体现了非正式和正式组合主义的两层式结构的典型类型。国家和工业两种关系的格式重叠在一起。一种格式是制度化组合主义的正式结构，它把产业部和劳工部同企业协会和工会各自联系在一起。这一结构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普遍规范来管理经济的各个部门。为此，这些机构还须决定依据哪些相关事实来进行管理，比如说，国家机关和附属机构协作统计各经济部门的数据。
　　第二种关系格式是公共管理当局上层和大企业管理层之间的非正式接触。在法国，工业和国家行政部门的高层人员都是同几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之间的非正式关系网也为这种接触提供了便利。（日本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起着相似的作用。）这个层面上的联络往来有利于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这里指的是政府就具体事件进行干预，不是制定一般性的规则。具体的干预强调的是国家官员便宜行事的权力，而不是规范的作用。因此，循规蹈矩的韦伯式理想类型的官僚对它避之不及，这类干预活动通常由作为部长幕僚的“政治”官员来进行。这样，在国家的关键机构和国营及私营部门的大企业之间，也就是政府和垄断资本之间，发展出了一种灵活的管理协调^[26]。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年代里，第一种格式的制度化组合主义在法国普遍流行。法国工业的重建是在总计划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的，基本上可以算是福利—民族主义国家计划的继续。随着法国经济日益对世界经济开放，也就是说从福利—民族主义国家转为新自由主义的国家【230】形式，第二种格式上升到主要的地位。第一种格式并未废除，但它主要适用于较小的企业，用来优待参加这种关系格式的少数工会（不包括法国总工会这一同情共产主义的多数工会）。参与这两种格式的是国家机构的不同部分。后来，国家经济正式向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开放，同时，美国的多国公司又扩大了在欧共体内的投资^[27]。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计划基本上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从那以后，政府就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和它在金融界的影响力来施加影响，加之对大企业的具体决定进行不事张扬的审慎干预^[28]。这些企业实际上确定着经济部门发展的格式；几个大企业即可决定整个部门的发展方向^[29]。财政部和共和国的总理和总统办公室则有能力通过上述方式对经济进行干预和指导。
　　在这两层式的组合结构中，工会在掌握决定权的上层丝毫没有影响力。垄断部门企业的稳固工人通过企业组合主义只是被间接地包括在内^[30]。工会只能直接参与不太重要的下层。这一层管理着中小型企业。它要遵循上层根据世界经济的情况做出的关键决定。

新商业主义的发展主义国家

　　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存在着国家权力的形式，甚至是镇压性的强制性权力。然而，这一权力却没有国内社会力量的一致支持，控制外【231】来经济和政治影响的能力也很有限。我把这类国家称为原始国家。原始国家可以向社会征收贡税，但不能或不愿对社会进行改造。社会则既不够强大也不够团结，因此无法进行自我管理，或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国家。在经济方面，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成不了一支活跃的力量，而劳动力的过剩又使投资者没有提高效率的动力。在政治方面，掌权者可以从国外的支持者那里得到足够的信贷和武器，不需要动员社会在国家的领导下生产盈余。原始国家表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僵局。
　　发展国家权力可能会解决这一僵局，即由国家采取主动，对经济和社会进行改造。这样的举措成败机会参半。可能会半途而废，也可能后来会发现，所取得的成功，或者说产生的后果，与国家管理人宣布的意图不相符合。采取这种主动行动的国家形式首先是新商业主义的，因为它企图掌握改造国家经济的工具。第二，它是发展主义的，因为它想利用这些工具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结构的改变。（当然，增长与发展不一样。增长可以归纳为一个统计概念，即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增加。发展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更具有规范性和目的性的概念，它意味着生产结构和产品分配结构的变化。国家采取行动是希望增长和发展一举两得。）
　　新商业主义的目标包括由国家机器控制外国人进入国家经济的机会并规定给予他们准入权的条件，比如，让他们开采矿藏、生产农业出口作物、制造供应当地市场或供出口的产品。国家在授权外国人进行这类活动的时候向他们征收经济租金。此外，国家还通过扩大了的国营部门来直接进行某种形式的生产。这些活动给国家带来的收入比一般税收更【232】多，国家通过它们获得了对于剩余产品和可供投资的国内总资源的很大一部分的控制^[31]。在使用这些资源的时候，国家不完全服从于资本主义积累的要求，换言之，国家并没有规定自己一定要赢利。国家的投资既是由赢利的标准，也是由政治的要求所决定的。然而，这样的国家不是中央计划的再分配型国家，它没有一个通过国家进行再分配的体系。通过留取外国直接投资的一部分利润和偿还外债，它的经济体系仍然与世界一级的资本主义积累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个经济体系中，新商业主义发展主义开辟了利用政治手段获取和使用资源的广阔天地。
　　因此，发展要靠外来的资本和技术。发展的方向，即哪个市场生产哪些产品的问题，主要由国际资本的投资标准来决定。国家的作用是尽量增加本国参与世界经济的投资和产品销售所得利润的份额。国家也可以对发展目标施加一点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一旦与国际资本的获利标准发生抵触，随即烟消云散。
　　新商业主义发展主义型的国家在经济上继续依赖外国的情况下，努力争取加强对外国资本的谈判力量。这种形式的国家是使传统的依赖转变为依赖性发展的主要动力^[32]。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国家多管齐下，严格控制外国资本进入本国，增加资源出口的赋税，支持民族资本，扩大国营部门，并增加对外借款，以按照国家确定的计划进行投资。国营部门的作用日益重要，和国内私人资本及外国资本三足鼎立。外国资本的形式逐渐从多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转为合资企业和由国家担保的多国银行贷款，尤其是后者^[33]。新商业主义国家干预性较强，这使外国投资者头【233】疼，但也有它的好处。国家对劳工关系的严格控制以及警察和准警察的镇压维持了社会平静和国内的政治秩序，为外国投资提供了保护，并保障了外债的偿还。
　　一些国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僵局中采取主动行动，把社会中的一些成员纳入自己直接支持和控制的范围。这些人一般包括产业工人和部分乡村人口。把产业工人纳入国家控制范围，常常要收服或取代国家控制范围以外的任何形式的劳工组织。对乡村人口，则需要由国家赞助建立新的合作性组织^[34]。国家通常在发生社会危机的时候采取这类组合主义措施，为的是先发制人，以防出现独立的阶级性组织把这些社会群体拉拢过去。如果这种组织已经成立，国家也会采用组合主义措施来削弱它们的力量。国家还通过自己赞助的组织，为发展主义的纲领提供公众支持的基础。统治者可以为了两个不同的原因而采纳组合主义，一是希望国家的行动能够得到牢固的支持，二是担心民间社会独立发起的行动会影响国家目标的实现。前者促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动员社会的力量，后者则意味着由国家监督，在一定程度上解除社会力量的活动能力^[35]。在这两种情况中，社会的动员都是不完全的，都是在国家的控制下进行的。
　　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条件在有些方面有利于这种由国家主导的组织格式的形成。城市中大部分人口都进城不久，他们的态度和行为通常都是依赖性的、实用主义的。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需要对都市和工业的环境有一定的适应，有足以使自己感到自信的资本，然后才能实现独立和自主。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中，这两个条件通常均付阙如。为帮助城市弱势群体而进行的改革经常是国家为拉拢他们而主动发起的，而不是群众抗议的压力产生的结果。这更加深了民众依赖性的行为模式^[36]。然而，在一些国家中，确实存在着过去的群众运动留下来的独立自主的组织，比如，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工会、玻利维亚的锡矿工人组织、秘鲁与美洲民众革命联盟有联系的工会。所以，在新商业主义发展主义型国家努力拉拢民心的同时，可能还会有一些残余的自主性组织存【234】在，它们两者处于一种不自在的共存状态。
　　这种形式的国家开创了国家组合主义制度，这是它所特有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社会中工业生产的组织结构也有助于这种方式。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通常是国有或外国大型企业和较小的地方私人企业并存。大型企业资本投资巨大，依赖出口市场，它们希望保持生产不间断地进行，因此，它们愿意保障工人的就业，对工人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由于在劳动力以外的生产成本相对较高，所以雇主愿意保持工人工作的稳定，甚至包括一些半熟练工人的工作稳定，以保证生产不受影响。日本是通过企业组合主义来实现就业稳定的。在新商业主义国家出现之前，外国多国公司建立的一些飞地企业也采取了这种办法。然而，新商业主义国家却反对以雇主为中心的组合，用以国家为首的组合取而代之。国际劳工组织把实现劳工关系合法化的经验在国际上广为传播，对这一趋势也是一种推动。虽然国际劳工组织倡导的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那种有自主权的工会，但是，这在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很难做到，因为既不具备必要的社会条件，国家也不愿支持。国家在制定劳工守则时，很容易走国家组合主义的路子。结果，在较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掌握了主动权的国家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在生产的组织结构和国际思想潮流的配合下，创造了国家组合主义^[37]。
　　至于新商业主义发展主义型国家的起源，以及这种国家形式演变过程中冲突的格式，一般来说，它们由如下因素造成：（1）外国经济渗透和逐渐进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影响；（2）本国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对这种影响的反应的性质。
　　【235】先进工业化国家中的资本对资源丰富、尚未进人资本主义阶段的地区进行渗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可以开采那里的矿产，种植某些农业作物。外国的采矿和采油企业或种植园从当地招募劳动力。其中一部分是比较长期的工人，这样的工人通常有自己的工会，另一部分工人基本上没有技能，并不断流动替换。此外，外国企业除了从总部调来的管理人员以外，还雇用一些当地的管理人员。雇员在当地的花销为地方小企业带来了收入。与此同时，工业增长和海外经济关系的增加造成了一系列的发展，包括：殖民行政当局，或者是当地的主权国家扩大了它们所提供的国家服务，原始农业不断遭到侵蚀（国家为创造雇佣劳动力而施行的一些政策，如直接强迫农民转为工人，或通过征收入头税，间接迫使生存型农民为交税而做工挣钱，更加速了这一过程），乡村人口流入城市寻求工作。因此，外国经济渗透带来了生产关系的新结构：在国家服务业和外国公司工作人员中实行的是企业组合主义，大企业中的技术工人与企业的关系具有两方制或三方制的一些因素，小型企业和大工业中的非稳固工人组成了企业劳力市场，背井离乡的农村人口形成日益扩大的原始劳力市场，最后是逐渐衰退的生存型农业或农民—领主型农业。
　　在这样的社会中，除了原来的社会阶层以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结构。小资产阶级和大型外资企业中的工人组织联起手来，即可聚集足够的力量，组成民族主义联盟。小资产阶级主要由政府机关的小官僚和大公司的雇员组成，另外也包括小企业家和小商人。外资企业的工人组织希望仿效宗主国的榜样来组织劳资关系。这两个群体的成员都直接参与外资引发的经济活动。这样的经济活动造成了增长，带来了收益，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组织结成的联盟则要求加大它们从中应得的部分。大【236】工业中的企业劳力市场工人轮换率高，当地的小企业中，工人与老板之间有一种父权家长式的关系，所以都不太可能形成一个能够一致行动的阶级。然而，他们有时会自然而然地爆发激烈的抗议，可以用民族主义联盟来为其政治目标服务。
　　总的来说，城市小资产阶级最有能力以民族主义纲领为号召，促使公众以它为共同目标，形成一定程度的团结一致。它的成员主要包括政府官员、军官、外资企业中的职员和监工以及当地的生意人。这个五花八门的组合体是否能够或愿意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这一点经常由于国家对外部的依赖而受到限制，比如，外国贷款、国家产品的买方垄断市场以及外国的军事和行政援助。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可能会利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来激起工人的情绪，却不愿进一步彻底动员起所有民众。
　　这种新兴国家所依靠的社会群体没有掌握霸权。政党虽然大权独揽，但也不像通过革命创立了再分配制度的政党那样，是纪律严明的坚实集体^[38]。只能依靠国家机器来确定自发的、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独立发展方向。小资产阶级的国家管理人员与国家认同，一般对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和立场并没有特别自觉的意识。然而，他们却要依靠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雇佣劳动者的支持。为了巩固对于后者的影响力，国家管理人员引进了国家组合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使政治领导层得以控制工会，利用工会来限制工业冲突，并在同外国投资者的谈判中把工会作为向对方施压的手段。国家并不在所有工业中普及工会，只是在关键工业中建立有限的组合式工会。
　　新商业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中，国家的领导通常奉行民粹主义。外国贷款和出口资源所带来的外来收入助长了民粹主义。国家有了这些收入，不仅能向外国和国内资本提供回报，还可以收买它最依赖的社会群体一一城市中的中等阶层、军队和国家组合主义方式内的工人。收入一旦减少，民粹主义的吸引力也迅即减弱，而收入的减少是由世界经济所【237】决定的，国家管理人员无法控制。民粹主义的领导人无法动员起国内的全体人民，因为他们既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也缺乏一个严密的先锋队式的党组织来维持长时期的独裁统治，强力推行对社会的改造。（阿尔及利亚依靠农民实现了解放斗争的胜利，但后来，政治干部们实际上解除了他们行动的能力。秘鲁的激进军人政权在乡村和城市地区都没能动员起足够的民众。）因为国家要依赖世界经济获得收入，来推行民粹主义政策，所以它也受到外部世界的限制。到60年代早期，第三世界的民粹主义已摇摇欲坠，不再是新商业主义发展的政治基础。
　　取代民粹主义的通常是军人—官僚政权。民粹主义的合法性在于，至少有一些它的附属群体能得到好处——它在工业发展中注重进口替代，国家组合主义下的工人有工作保障，城市的中等阶层可享受住房补贴，等等。军人—官僚政权的合法性则在于它可以在城市人口急剧膨胀的情况下维持法律和秩序。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是由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而造成的，但又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吸收这些人口。军人—官僚政权还把工业化的重点从替代进口转为促进出口，同外国资本和本国资产阶级达成了妥协。国家变得更加自主、更加专制、更加依赖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民粹主义的领导人不惜血本地逢迎国内的附属群体，因而容易影响世界经济管理人对他们的信心；军人—官僚政权则给这些世界经济管理人提供了更大的投资安全保证^[39]。
　　在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时期，第三世界非霸权的新商业主义社会的领导从民粹主义转为军人—官僚政权，这种情况与前面第六章中在谈到法西斯主义时讨论过的卡特尔式国家和独裁专制国家之间的更替非常相似。葛兰西关于专制独裁的分析对这两者都适用^[40]。独裁有各种形式。有没有独裁者的独裁——即卡特尔国家各种派别的集合，它们各自【238】都千方百计策划扩大自己在国家机器中的影响力，争取控制国家的战略工具（军队、警察、情报部门、开发银行、在地区中的权力地位，等等），并培植自己在社会中的附属群体和权力基础。也有有独裁者的独裁—像墨索里尼或庇隆那种“主宰命运的人”现在已不多见，更多的是像皮诺切特那样个性并不鲜明的独裁统治者，他们体现的是镇压性权力的职能，不是个性。有进步的、变革性的独裁，也有反动的、保守的和镇压性的独裁。所有这些形式的独裁都是依赖外部世界的帮助，自上而下地发起消极革命^[41]。各种独藏所倡导的有关发展进程的思想和方法都是从外国照搬而来。社会的一些部分，如国家的技术官僚和一些当地企业家，欢迎这些发展的方法，但别的部分，如传统的土地拥有者，却予以阻挠。发展主义的国家担任仲裁，在这些社会群体之间进行调解，并压制公开的社会冲突。在这样做的时候，国家还要照顾到它的首要关注，那就是需要调整政策，适应世界经济积累的要求。客观地说，这样的国家是多国公司的盟友，尽管有时会同多国公司发生争吵。
　　民粹主义之所以失败，部分的原因是卡特尔式国家无力解决那些造成社会力量之间严重分歧的发展问题。国家作为仲裁者只能尽量压制冲突，使其不致表面化，但解决不了冲突的根源。
　　在所有这样的国家或地区里，原始的农民—领主型农业的存在都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妨碍。国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就企图通过土地改革来予以解决。这种办法在小地方（韩国和中国台湾）比在大国中更为成功。墨西哥在20世纪早期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处理这个问题的初次尝试，也是最为革命性的尝试。现在回过头去看，它是一场不完全，或者说不够全面的改革终告失败的经典范例^[42]。只把土地分配给各个家庭和当地的传统社会，却没有其他的支持性措施与之相配合，比如提供国家支持的信贷和发展当地的政治力量，结果造成农民债台高筑，农村中主导一从【239】属的关系再度出现，乡村人口的一部分沦落为生存型农民。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的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基本上都没有打破当地地主的权力。
　　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总统与印尼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土地改革因之有望实行。结果，印尼军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其间50多万人惨遭屠杀，土地改革的希望也化为泡影。在巴西，从30年代开始，以城市为基础的政党和乡村的地主就达成了一种权力分配的默契，这使得地主们在乡村地区得以为所欲为（依靠当地的“上校”，也就是军事强人，来进行统治）。雇农和生存型农民多次企图组织起来反抗地主的权力，但都遭到了地主的暴力镇压。60年代中巴西东北部的农民协会就是这类的农民组织。当民粹主义的总统若昂·古拉特似乎在鼓励动员起农民、城市工人和军队的士兵，有可能打破社会力量的平衡，使社会转向激进的时候，一场军事政变把他推下了台。其中美国再次起到了暗中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此可见，军事政变凸显了民粹主义在政治方面的局限。每当民粹主义政权要对民众进行彻底动员的时候，就会因军事政变而半途夭折。事实证明，政变上台的军事政权更有能力领导社会向着另一个方向转变，能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消除障碍。军人—官僚政权扩大了国家经济中的国有部门，同多国公司讨价还价，说服它们在本地进行更多的革新和发展活动，从跨国私营银行那里贷款，用来执行国家（公营和私营）的投资项目，还推动抛弃传统农业方式，包括密集型的小农场经营和广种薄收的大庄园式种植，代之以本国实行绿色革命的商业性农业和外国控制的农业企业。
　　在较低的各社会层次之间，也发生了力量对比的变化。原始劳力市【240】场的成员生活赤贫、漫无组织，企业组合主义和国家组合主义下的人员则受到严格的监督。处于它们两者之间的企业劳力市场的非稳固工人出现了明显的增加。非稳固工人由几个不同部分组成：由绿色革命所推动的商业性农业造成了农业雇佣劳动力的增加，在官方的鼓励下，本国的小工业有所成长，无论是国营的还是外国的大型产业都在雇用越来越多的非稳固工人。大企业中的非稳固工人亲眼看到稳固工人享受着更大的保护、更多的特权，因此最有可能发展成为具有自我意识、能明确表达自己要求的工人阶级。农村的雇佣劳动者亲身经历着乡村社会中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也可能组织起来进行抗议。这些新动员起来的工人们有可能成为对国内政治稳定的威胁。
　　在70年代那个十年间，在外国贷款的刺激下，新商业主义国家或地区领导的资本主义发展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绩。巴西、墨西哥、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这个十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就是证明。这种发展格式在有些国家中也造成了国内的社会紧张，因为它加大了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与外国有联系的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赢利率较高，地方企业尽管努力扩大在地方市场上的优势，但赢利率仍然较低。国家组合主义部门中的稳固工人享有一定程度的保护，所以他们比起企业劳力市场的工人和失业工人来，处境较为优越。农业的商业化有利于大庄园，减少了乡村地区的就业机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入大城市的原始劳力市场。经济扩张带来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优势群体的收入随着物价的上升而水涨船高，但组合主义部门以外的群体却生计日渐艰难。
　　然后，80年代初发生了债务危机^[43]。政府为实现增长而借了大量的外债，至此已无力偿付外债的利息。作为展延还债期限的条件，外国债【241】权人要求这些政府采取诸如货币贬值和削减国内开支的措施，而实行这些措施的结果造成了老百姓粮食价格的上涨、当地资本家进口设备的价格上涨、政府服务减少、实际工资下降。这一切进一步加剧了在经济扩张时期出现的社会紧张和不平等。依赖性发展的成功是有社会代价的。
　　它是否也有政治代价呢？领导了新商业主义发展最新阶段的军人—官僚政权是否就此无法维持了呢？从走向上分析，这种国家的未来政治发展有三种可能的方向。一是军人统治继续维持下去，保持对社会的镇压，使日益加剧的紧张不致爆发为国内动乱。另一种可能是政权易手，政策方向急转弯，实行以国家为中心的独立自主的发展。第三种可能是从军人统治同到卡特尔式国家，由文职人员掌权，继续实行依赖性发展，国家虽然失去了镇压的能力，却在人民的心目中得到了合法性。
　　在军人—官僚政权下，人口中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了相对的满足，这些人默许政府进行镇压活动，以防止不满的人们造反。为了保住这些人的支持，军人—官僚政权必须确保依赖性发展进程继续下去，因为它是这些人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意味着保持并扩大外国市场，保持外国贷款的流入，维持出口工业的增长。军人—官僚政权也许肯定能获得世界霸权秩序的霸主所提供的外来军事援助。但军事援助和维持在国内强大的镇压能力可能还不够，必须使足够的民众看到依赖性发展真正能带来经济上的收益，才能维持他们对政权的支持。80年代早期在阿根廷、智利、巴西和菲律宾发生的事件说明，原来支持军人—官僚政府的一些社会中间阶层可能会撤回支持，因此而打开了向文职统治过渡的道路。
　　在激进派领导下进行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等于是回到了民粹主义，【242】但形势却与以前的民粹主义时期的情况大不相同。为了有效地进行自上而下的革命，激进的国家领导必须更加大胆地动员起全体人民支持发展努力。过去的民粹主义政权有外汇储备和外来收入做依靠，现在，国家的发展却只能依靠国内资源。过去的民粹主义兴盛时期，所处的世界秩序是宽容性的，而军人—官僚政权之后的民粹主义政权却要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外国势力拒绝向它发放信贷，开放市场，还千方百计对它进行军事和政治的颠覆。
　　激进派领导下的发展首先需要有其特有的经济战略。领导层虽然知道，完全脱离外部的世界经济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不可行的，但认为可以根据自己确定的发展优先来决定如何利用对外的经济联系。以民为本的发展努力把满足人的需求作为第一目标。这首先意味着增加农业生产，扩大就业机会，以此来增加大众的收入，创造民众对生活必需品的有效需求。这种政策不止限于劳力密集型的投资，也很可能包括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外资项目，尤其是生产诸如化肥和农业机械这类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投入的项目，还有出口创汇的资本密集型生产项目。不过，这和依赖性发展的生产和进口格式大不相同。后者代表着新商业主义发展主义的保守倾向，只是在当地生产耐用消费品，提供给国内外的上层市场。
　　激进派领导的发展还必须有一定的政治基础。用葛兰西的比喻来说，在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力量强大，外部颠覆的活动有效的情况下，运动战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使成功了也维持不久。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的垮台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教训。很清楚，只靠选举获胜是不够的。激进的领导层必须在社会内建立牢靠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打持久【243】的阵地战，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长期的解放战争中就是这样做的。假设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民众支持的基础，还需要考虑一旦夺取政权后，如何继续维持民众的支持，走激进的道路。有一种理论设想由民粹主义政府中的一部分力量同支持激进的经济方案的民众联合起来，形成足够的政治压力，以加强这一派在国家内的影响力。这样的话，要使激进的改革运动继续下去，就需要不断重复这一过程——国家内的一部分力量必须随时准备动员起民众的压力^[44]。
　　迄今为止，激进的独裁专制一般都后继乏力。刚实现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纳赛尔的埃及、苏哈托的印度尼西亚、恩克鲁玛的加纳和贝拉斯科的秘鲁就是各种例证。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激进运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都转向了保守。这里面有着不可抗拒的原因。政治干部们不敢继续动员民众，担心会使局面失去控制。于是，他们转而更多地使用警察来控制人民。通过对外贷款来为发展筹集资金要比通过组织民众参加发展努力，从国家的人力资源中吸收资本的办法容易得多。干部队伍可能分裂为不同派别，互相竞争国家的资源。这就为私人资本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而私人资本家是赞同并维护更为自由的经济政策的。
　　第三种可能—恢复卡特尔式国家的文职人员管理——意味着在社会中没有霸权阶级的情况下，军人—官僚政权和激进的民粹主义政权都告失败。卡特尔式国家可以继续沿着依赖性发展的道路走下去，并一定能得到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经济机构的帮助和支持，因为它们寄希望于它来维持稳定。这种国家缺乏军人—官僚政权和激进的民粹主义政权的优点——团结，所以它的有效性会打折扣。卡特尔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国家内占据地盘，争抢税收和国家的其他收入。这样的争夺影响了国家在使用所掌握的资源时的一致性，可能会导致不明智的投资、国家【244】内力量竞争的加剧和贪污腐化。比如，国家组合主义给国营企业中稳固工人的收入远比他们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要高，却使非稳固工人、失业工人和乡村劳动者的利益受到了损害^[45]。卡特尔式国家是消极革命陷入停滞的政治上的表现。革命之所以无法进步，根本的问题是社会中没有霸权阶级，只有通过成功的阵地战，建立一个霸权性的历史集团，这种情形才能有所改变。

生产的国际化

　　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创造了一个霸权性的世界秩序，在古典贸易理论所谓的国际经济中出现了国际化生产的世界经济。国际经济模式通过货物、资本和货币的流通把各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国际经济模式的重点在于交换，而世界经济模式的重点则在于生产。它由跨国的生产组织所组成，这种生产组织的各个部分分散于不同国家的管辖范围之内。
　　跨国性生产组织为世界市场而生产。它们在决定在何处设立分部的时候，都要考虑到生产成本和生产要素方面的差别，在此基础上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决定。
　　技术和市场信息所代表的知识是世界经济中的一种主要资源，尤其是能动性的知识，即创造新技术和销售新产品的能力。如果掌握有关知识，比如，了解当地资本市场或国际信贷的情况，就能够找到并开发资金来源。国际贸易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国际经济的特点是国家间互不控制的交换。在世界经济中，公司内部的转移变得更加重要。【245】
　　跨国性生产组织利用国际经济中各国所具备的生产要素之间的差别，尤其是劳动力成本方面的差别。因为它们是跨国公司，所以各国间的这些差别实际上成了公司内部的差别，公司可以在生产中利用这样的差别来减少生产的总成本。世界性经济促进了世界各地的消费习惯、社会价值和生产技术的一致，但这是在现存差别的基础上进行的，而这样的差别又影响着生产的成本和产品市场的大小^[46]。积累通过跨国性生产组织内相互联系的生产社会关系的各级方式来进行。有些生产社会关系的方式比别的方式生产的盈余更多。按什么比例瓜分盈余，这是跨国生产组织的中心决策人和它的各分部所在的不同国家的政府之间争执不休的问题。对于跨国生产组织来说，关键的问题是要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来继续增加盈余。
　　生产成本由如下几个因素决定：第一是生产设备成本，第二是原材料成本，第三是劳动力成本，第四是生产组织必须负担一些外部因素的成本，如环境退化。第五则是上述四条的总和。
　　大部分的研发活动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的，主要集中在美国。只有很小一部分在不太发达的国家中进行^[47]。很多的研究由大公司进行，或由政府机构进行，而政府机构研究的项目都是大公司能够从中获益的（比如，核子和外空研究）。先进的生产技术集中在跨国生产组织的总部所在的核心国家。这些组织在工业生产率方面一直是执牛耳者。
　　美国和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在战后开始进行扩张时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获得廉价的原材料，尤其是能源，但也包括其他的矿物资【246】源^[48]。从欠发达的国家出口原材料供先进国家的工业使用，这无疑要比在先进国家中开采同样的原材料便宜。但是，差价到底有多大并不清楚，因为价格是由以先进国家为基地的多国公司所控制的。然而，从1969年到1974年，所有的原材料价格（包括但不仅限于石油价格）都出现了上升，这标志着国际积累的重大调整^[49]。
　　雇用来自穷国的移民，或把工厂从富国迁到穷国，都是获得廉价劳动力的办法。由于文化的原因，日本公司从不鼓励移民，宁愿在韩国、中国台湾和其他有廉价劳动力的地方设分厂，或是使用那里的承包厂商。西欧各国则使用大规模移民的办法，这带来了相应的社会和政治代价。美国工业对这两种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办法二者兼用。这两种办法常常是先后使用的：美国新英格兰的纺织厂先是进口法裔加拿大劳工，后来就移往美国南方，再后来又搬去了国外。欧洲工业未来的扩张似乎更有可能把工厂迁到不发达国家，而不太可能重复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让大量廉价劳动力移民进入欧洲的做法。
　　跨国公司在外国设厂，除了为寻求廉价劳动力，本国的环保措施也是一个因素，这些措施规定由工业担负清除污染或防止污染的费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富国的民众对环境退化的意识日益觉醒，环保规定开始层出不穷。在穷国设厂则不必担负环保的费用。
　　跨国性生产组织把这各种因素结合在一套复杂的等级制度中，用以尽量扩大成本优势。主导性的公司甲的生产可以利用（1）设在外国的附属公司乙生产的原材料，或（2）设在外国的附属公司丙生产的零部件，那里的劳动力比公司甲所在国的劳动力便宜，而且/或者生产这种零部件会造成环境污染，因此为甲的所在国所不允许。这样，公司甲利【247】润的一部分是来自公司乙和公司丙所在国家的廉价原材料、对环境的污染和廉价劳动力。事实上，公司甲从它在所在国直接雇用的雇员身上可能根本不能赢利。这些雇员技术高、工资优厚、工作有保障、福利待遇也好。跨国性生产组织要靠他们维持核心的尖端技术，从事一些非直接生产性的工作，如研究与发展、市场调研和促销以及对跨国公司的规划至关重要的财政操作。工业进程核心部分的劳动力成本实际上已经纳入了公司的固定资本成本。产品的销售价和成本价之间的差别来自公司的附属单位，所以，它归根结底来自生产组织内各种生产社会关系之间的差别^[50]。
　　仅举微晶片信息技术这一新兴产业为例。微晶片（即集成电路品片——译注）制造从1971年开始，在70年代期间迅猛发展，1974年升至顶峰，然后开始下降。因为竞争增加，生产能力扩大，导致1981年发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开始的时候，计算机由男性电子工程师在核心设施内制造。随着这一产业的增长，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制造的品片开始运到远东的组装厂，由企业劳力市场的半熟练女工使用显微镜操作，安装进计算机。当产业能力出现过剩的时候，有些女工回到了她们的家乡农村。这样一来，制造商就几乎不用承担扩大生产后再缩小生产的劳工成本^[51]。穷国的企业劳力市场成了经济下滑的缓冲。
　　跨国生产组织涉及的制度、法律或所有制关系形形色色，包括如下几种：公司甲内的双重劳动过程，即除了本国的核心技术工人以外，还有一支由移民劳工组成的队伍；公司甲直接拥有设在外国的附属公司乙或丙；一些外国合资企业向公司甲提供材料或部件，它们的资金部分来自公司甲，部分来自它们所在国的国民和政府，技术则由公司甲提供；【248】公司甲把一部分生产外包给外国公司丁；公司甲向外国公司丁出租专利技术；公司甲和外国公司丁或戊达成交换协议，甲提供技术，丁或戊用它们生产的产品作为交换（通常是甲需要的部件）；公司甲消息灵通，知道从世界上哪个地方能得到它需要的投入，因此同各个外国公司达成一次性商业协议。所有这些安排构成了生产的国际化的各个方面。
　　在上述各种建立跨国性生产组织的办法中，不同的公司各有偏好。多国公司喜欢在内部建立双重劳动进程和直接拥有附属公司的办法，在它扩张的初期尤其如此。日本公司在海外业务中普遍使用外包的做法。争取实现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要求和多国公司一起成立合资企业，以加强自己对生产的参与。交换协议通常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国公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之间达成的。日本公司使用电子信息处理的方法来决定去哪些国家获取零部件和其他的生产需要。
　　在有限的范围内，政治压力可以对跨国性生产组织内权力的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石油输出国组织争取到了石油收入的更大份额，这是政治联盟促成盈余的再分配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新商业主义国家成功地迫使多国公司在当地进行更多的研究与发展活动、更多的原材料加工和制造更多的出口产品。政府可以向多国公司做出的行政定价提出质疑，以增加它们从公司活动中获得的财政收益。不过，对外国资本施加的政治压力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了这个限度，外国资本就不再愿意在该国进行投资了。对跨国性生产组织的决策中心来说，在欠发达国家中进行生产有利也有弊。衡量利弊通常要考虑原材料供应、市场机会、防止竞争【249】者捷足先登、当地的政治稳定，等等方面。外国资本对许多变化都可以接受，包括所有制形式的改变。位于边缘国家中的附属公司被收归国有，这对跨国公司的决策中心来说，甚至可以是一件好事，它因此得以吸收那个边缘国家政府的资本，并把该政府的利益与整个跨国生产组织的赢利情况联系起来^[52]。跨国性生产组织与当地政府之间如何分配盈余，这是可以谈判的，发展进程的目标和方向则是不容谈判的^[53]。如果边缘国家政府的行动扰乱了积累过程，比如它拒不接受债务计划的重新安排而拖欠债务，或改变生产的方向，转而为满足当地的基本需要服务，而不是扩大在世界市场上的赢利率，那么跨国性生产组织就会切断与这个政府的经济关系，或采取政治行动，力求颠覆这个政府。
　　从战后对欧洲复苏的投资，一直到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世界经济经历了长时期的繁荣，其间国际性生产也不断增长。各方面的条件均十分有利。贸易限制逐渐减少，国际贸易不断扩大。从1958年开始，主要的货币可以相互兑换，国际资本的流动于是大大增加。促进美国资本出口的因素之一是美元长时间价值过高，这为美国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年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提供了资金。美国政府对核子研究和外空研究的投资（和欧洲国家的政府对像英法共同研究的协和式飞机这样的项目的投资）进一步补充了私营工业的资本积累。
　　到60年代晚期，繁荣期已经过去，有利于发展的条件不复存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工业能力供过于求，投资动机萎缩，对有限的市场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在这个十年间，国际性生产中的新投资主要是为了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大家都努力寻求竞争优势，或是通过加大生产的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或是通过利用廉价劳动力或较低的环保费用。这种投资不是为了扩大能力，因为能力已经过剩了。产品滞销成【250】为世界范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期间的世界工业和贸易只能靠信贷维持。美国连年收支赤字造成了海外美元持有的增加，这帮助了信贷的提供。在海外的美元储备的基础上，形成了欧洲的美元金融市场，这个市场不受任何国家的货币当局的管理，国际性生产的决策中心可优先从那里获得贷款。结果，在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和生产能力过剩这个大背景中，生产率最高的生产组织开展了一场争夺相对优势的斗争^[54]。
　　市场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中固有的问题。在这种发展方式中，投资取决于是否能通过销售来获取利润。需求由现存的收入结构所决定。因为收入结构是不平等的，所以，富人或相对富裕的人能够和愿意购买的物品就成为较突出的需求。比如说，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广大民众对粮食、衣服和住房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实际需求很弱，而当地的富人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却保持强劲的势头。然而，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世界规模的精英市场会呈现饱和状态。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这种发展的方式就到了尽头。在此之前，发展都是通过资本深化而进行的，通过资本深化，不断生产出受精英市场喜爱的更为先进的新产品^[55]。在70年代期间，似乎全球精英市场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从地理上说，精英市场从富国扩大到了穷国的富人，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市场已经国际化，富国的消费品在当地也可以买到，不过那些消费品是在当地生产的。生产组织的规模也不再有发展的余地。在有些产业部门，使用成本效益最高的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市场的吸收能力^[56]。
　　如果由于现存的收入分配状况，需求水平无法提高，在固定的需求的限制下，超国家规模的生产组织确实无法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就出现【251】了如下几种情形：（1）最大的生产组织之间争取生存的斗争更加激烈，国家也参与其中，支持本国的大公司；（2）收入分配发生剧变，使有效需求从供应精英市场的产品转向另外一些产品，即用来满足基本需求的产品；或（3）对生产组织进行政治接管，在由国家决定的再分配基础上进行管理。第一种情形意味着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则意味着社会和政治革命，或推翻一直在为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提供保证的政治结构。
　　生产的国际化对劳工有什么影响？劳工是如何反应的？
　　必须记住，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劳工直接参加了国际性生产。然而，这一过程间接地影响到许多其他工人，而这些工人和直接受雇于多国公司的工人的行为反过来又对国际化的进程产生影响。多国公司一直积极地把技术性雇员纳入企业组合主义的方式，它们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半熟练的非稳固工人，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这样，它们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双重劳动力进行生产。一些国际工会组织在成员所属各国建立分支，协调对雇主的反对行动，试图以此来同多国公司进行集体谈判。20世纪60年代晚期，有人宣称集体谈判是未来的新潮流。然而，实际的成就却与这一预言相去甚远。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国际谈判和国家劳工运动同样遭到了挫折。所取得的微小的成【252】功通常只是帮助巩固了最受优待的雇员的地位，结果，国际谈判等于起到了对抗性的企业组合主义的作用，它使得工人中的上层为了自己的福祉越来越多地依赖多国公司雇主。如果说工会的行动起到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帮助了资方向着双重劳动力发展的努力^[57]。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繁荣期间，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稳固工人通过他们的工会争取到了提高工资。这通过人为操纵的物价上涨转嫁给了消费者，不过可能也对利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促使资方把生产活动迁往劳动力比较廉价的地方去^[58]。稳固劳工在国家一级进行反击，要求政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阻止工作外流。然而，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失业率的上升使所有核心国家的稳固工人处于不利地位；为了保住工人的饭碗，工会勉强同意在工资方面做出让步，并默许由资方几乎完全掌握对生产合理化和技术革新的控制权。所以，先是工会力量的强大促使资方把生产迁往别处，后来，工会力量的虚弱又使资方完全控制了生产过程的改组。
　　在经济衰退和国际性生产的生产过程改组期间，进行调整的大部分负担落到了非国际化的附属部门头上，远远超出了它们在生产中所占的比例。核心国家中的家庭只能靠动用积蓄、亲戚帮助和妻子在二等劳力市场上干零活赚取的收入来养活失业的男性工人。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雇佣劳动力能够继续保持廉价，不仅是因为存在着一支庞大的劳动力储备大军，而且也是因为当地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和销售网所提供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相对便宜。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类似的供应网，即迅速发展的“黑市”经济，也就是地下经济，在正式市场和合法交换之外进行货物和服务的贸易和易货交易。
　　生产国际化的总的效果是突出了不同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中工人处境的差别。它加强了与国际工业的核心部门有着企业组合主义关系的稳固工人的相对优势。它削弱了主要的重工业——汽车工业、钢【253】铁工业、造船业，等等——中的两方制，这些工业中的工人受到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非工业化”和生产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的打击。这种工业转移所到之处，帮助了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家组合主义的成长。生产的国际化还有附带的效果：它刺激了企业劳力市场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以及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国际性生产共兴衰的国家部门中的扩大；它还通过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鼓励了原始劳力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国家的国际化

　　国家的国际化是一个全球性的进程，其间国家政策和惯例得到调整，以适应以国际性生产为特点的世界经济的要求。通过这一过程，民族国家成为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政治结构的一部分，这一政治结构与国际性生产形成对应。由于这一过程，世界经济中地位不同的国家形成了与自己的地位相适应的国家形式。外部压力（这里的外部是相对国家而言，其实还是在总的国际政治结构范围之内的），加上国内社会群体之间权力关系的重组，造成了各国的国家结构顺应总的国际政治结构的改变。像生产的国际化一样，国家的国际化进程仍然是未竟之事，而且国际化的趋势越发展，就越会激起一些国内社会群体的反对，因为这些群体或是在新的国内力量组合中落于劣势，或是被完全排除在外。这种反对有可能扭转国际化的趋势，尤其是当它在几个关键国家同时出现的时候。国家的国际化和生产的国际化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必然【254】趋势。
　　国家的国际化这个短语的含意有三点：第一，在共同的思想框架中（即，对经济事件进行解释的共同标准，和以开放的世界经济这一思想为基础的共同目标），有一个国家之间关于世界经济的需要或要求达成协商一致的程序。第二，对这一协商一致的过程的参加分不同的级别。第三，国家的内部结构得到调整，以最有效地把全球的协商一致落实到国家政策和惯例之中，同时考虑到世界经济中不同等级的国家各自可能会出现的具体障碍。国家结构在这里既指政府的行政管理和执行机器（权力掌握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国家机构手中），也指国家所依靠的历史集团（主导性和从属性社会群体的联合）^[59]。
　　在考虑国家的国际化的各个阶段的时候，应回顾一下前文在国际性经济和世界性经济之间所作的区分。在国际性经济的模式里，国家是外部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之间的缓冲。它在政治上是对内负责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国内经济的各种利益不受外来的影响。对它来说，国内力量高于外部力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的经济民族主义就是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对内负责的表现。各国在国内努力复苏经济活动，创造就业机会，最后找到的办法是重整军备和世界大战。
　　接下来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它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构想，50年代晚期终于付诸实施。它把国家置于国际性经济结构和世界性经济结构之间，让它起调和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代表着政府的两种责任之间的妥协，一是政府（特别是债务国的政府）对世界经济机构的责任，二是政府在搞好国家经济，维持福利方面对国内人民的责任。【255】为了能够向外借贷，或延长还债期限，政府必须达到国际机构提出的要求。外部经济的一些发展会对国内产生影响，比如说出现了比国内厂家占优势的竞争者，或出口商品价格有所下降，但只要能借到贷款，政府就能减轻这方面的影响，争取到国内调整的时间，并维持对国内做出的福利承诺。重心从国家经济转向了世界经济，但国家对这两者都有责任。人们相信会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来实现这两者之间的和谐，这种信心掩盖了它们发生公开对抗的可能性。它们之间和谐的维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世界性经济的继续扩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起来是为了给有收支赤字的国家提供时间和资金，使它们得以进行必要的调整，恢复收支平衡，避免自动金本位制造成的严重通货紧缩的后果。世界银行是提供长期财政援助的机构。世界体系将向经济力量受到削弱的国家提供援助，或是通过世界体系的机构直接提供，或是在世界体系证明这样的国家有还债能力后，由其他国家提供贷款。世界经济的机构中设有机制，监督体系规则的执行情况，并根据一国是否表现了足够的遵守规则的意愿，来决定对它提供财政援助和其他帮助。
　　西方盟国首先建立了协调国家政策的复杂机制，后来又扩展到了所有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这种机制对世界体系的监督机制起到了辅助的作用。各国之所以愿意协调政策，是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外部的资源，开始时，外资是经过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政策协调的做法把政府的责任向世界经济的方向推进了一步。这种做法始于西欧各国对彼此重建计划的批评。美国规定，要得到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西欧各国就必须对彼此的重建计划作出评论。北约组织规定了年度审议的程序，来监督防御费用和防御支助方案的分摊，这是政策协调的进一步发展。从1960年起，【256】各国从战后重建阶段进入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主持的世界经济扩张的阶段，互相协调，互相审查国家政策也逐渐成了习惯。
　　国际义务的概念得到了扩大，除了几个基本的承诺，如遵守最惠国原则或维持商定的汇率，还包括一项普遍的认识，即国家的经济政策措施会影响其他国家，在确定国家政策之前，应考虑到这方面的后果。反过来，其他国家应体谅某国的困难，允许它在短期内采取背离一般行为准则的措施。因此，调整被视为对整个体系的需要的回应，而不是对主导国家的意志的服从。对国家政策的外部压力因此而国际化了。
　　当然，这样一种国际化的政策过程先要有一个权力结构，在这个权力结构中，美国政府的主要机构占有主导性的地位。但是，这个权力结构不一定完全是自上而下地行使力量，其中相互作用的单位也不一定都是完整的民族国家。在这个权力结构中，各组成部分争取通过谈判维持协商一致，谈判单位是国家具体的官僚部门。谈判中，各方对彼此的实力也心中有数。
　　在这一权力结构中，对国家行为的压力不仅实现了国际化，而且还通过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融入了参加者的思想。苏珊·斯特兰奇解释了英国的决策者们如何为应付他们预料将要发生的外部影响制定相应的政策，而美国决策者们又如何更加注重使英国的政策符合流行的正统（以不致为别国树立坏榜样，动摇美元的第一道防线），英国是否能保证归还贷款反而成了次要的事。她十分清楚地解释了这一国际化/内心化的政策制定过程：

　　【257】在就一笔巨额国际债务进行谈判期间和谈判刚刚结束之后的时间，债务国政府主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是要在它必定会遭受的两种互相冲突的压力之间走钢丝。它在这段时期内作出的承诺的措词和形式并不重要，它与债权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关系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方面，如果看起来它放弃了主权，把国家的独立拱手让给外国银行家和外国政府，它的国内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它必须用震耳欲聋的声音向顶层楼座的观众作舞台旁白：“看啊，没有附加条件！”与此同时，它还得向包厢里的观众用令人放心的抚慰语气保证，它一定会遵照商定的贷款条件，保持“正确的经济行为”。调解这一冲突，使这个荒谬的矛盾不致太突出的惟一办法就是走中间道路，既不使任何一方太过不满，也不致看起来过分屈服于任何一方的压力。通过这样的办法，多边监督的表演才能使各方都满意。
　　结果，债务国的官员和他们的外国或国际谈判对手一定都会尽量回避问题，掩盖和淡化债务国的国家利益和债权方的国家（或特殊的国际）利益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两个英语国家的经济官员们逐渐达成了默契，两国的经济学专家们彼此之间心存谅解，上述的田避问题和掩盖冲突因此而变得更加容易。于是，债务和债权双方的专家都宣称，除了所采取的政策以外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即使还有争论，也只是关于较小的问题。没有人讨论借债最终将产生什么后果，以及债务国和债权方是否有其他可能的办法。^[60]

　　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一个国家集团深度国际化的例子。它们的国际化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是这些国家彼此之间联系更为紧密，二是它们作为【258】一个集体，对世界经济的压力更为敏感。比如说，1978年成立的欧洲货币体系（EMS）就是西德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和法国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为创造欧洲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中心而提出的“伟大计划”的一部分。它把欧洲的主要货币联系起来，共同防御美元肆意泛滥所造成的动荡。欧洲货币体系也为欧共体成员国之间更加紧密的货币统一（因此而导致经济政策统一）开辟了道路。
　　总的来说，对于欧共体成员国之间政策一致性的日益加强，权力向超国家机构的转移只起了较小的作用。更主要的原因是各国政策制定进程的互相渗透。协调机制分为“硬性”和“软性”两种。硬性协调来自权威性的中央决策，软性协调来自互相磋商的做法。欧洲决策过程的基础是软性协调。就什么是正确的欧洲行为准则这个问题，各国在思想上有一个互相影响、潜移默化的过程，正如苏珊·斯特兰奇所说的英美之间在债务一债权关系方面的默契一样。在贸易政策、农业和地区援助等领域，欧洲的协调较为硬性；在控制货币供应和信贷管理、工业政策和收入政策方面的协调则较为软性。软性协调的机制包括欧共体每月一度的财政部长会议，以及会前协调小组的筹备会，还有每年秋天提出年度报告，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文件，就像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一样。在软性协调领域中，还可以设想建立一个欧洲的组合式机制，来处理工业政策和收入政策的问题^[61]。
　　从整体来看，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国际政治结构有些部分发展得较为完全，已经定型；有些部分则尚未成型，变数较大。在有些情况中，各部分间的联系较为稳定，在别的情况中，联系则比较脆弱。对它的任何描述都决不能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理解，它并不是未来某个必然的结构形成过程中的高级阶段。应当采取辩证的角度，把它看做一些趋势的综合。这些趋势一旦表现出来，就可能会激起反对的力量，企图挫败并扭【259】转这些趋势。在做了这些保留性说明之后，下面我将对国际化的国家结构从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上试予描述。
　　在最高一层，主要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协商一致。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国家的中心机构——首相和总统办公室、外交部、财政部、中央银行——彼此之间相互作用，有时会通过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合发组织这种有自己的独立官僚体制的正式机构进行；有时则通过临时性的多边论坛，包括经济首脑会议；还有时会通过各方面的双边关系互相沟通。美国的机构起着主导的作用，但不一定是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当它们就具体的政策措施号召起广泛的支持的时候，它们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国际机构在确定协商一致的意识形态基础、制定政策时所依据的原则和目标以及“正确的”行为规范这些方面的作用特别重要。在70年代期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明确规则（如固定汇率和最惠国待遇）被各国完全或部分地抛弃，结果，政策协调对维持协商一致来说就相应变得更加重要。在那之前的20年间，政策协调的习惯已经形成制度，在没有清楚的规范的情况下，它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既然法律义务不明确，就只能依靠意识形态。
　　在最高层内，欧洲经济共同体是国际化进程发展得特别完全的范例。欧洲进程等于是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化进程的缩影。然面，欧共体还包含着一种内含的选择：它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和欧洲地区经济之间更有效的传送带，以促进欧洲的国际化；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集体，比欧洲各国单枪匹马的力量大，可以更好地保护欧洲的利益，尤其是相对美国和日本而言。虽然迄今为止，欧共体主要起的是第一种【260】意义上的作用，但如果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表现感到不满，转向保护主义或孤立主义的话，这一趋势就可能扭转。
　　第二层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再分配体系和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缓和期间——大约从1966年德国的东方政策开始，到1979年苏联军事占领阿富汗为止——得到了扩大。它既包括常规的贸易，也包括工业合作的安排。后者指的是西方或日本的多国公司同社会主义国家企业之间达成的协议，通常涉及用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换取西方的技术。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保有对这种联系的控制权，一旦政治形势需要，即可切断联系。西方政府也可以根据政治的需要冷却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但双方都没有陷在里面无法自拔。除了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的起伏以外，还有一个双方都逃脱不了的体系性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表现为军备竞赛。这对苏联一方的压力更大一些，因为，为了维持军备的均势，苏联的国防开支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比西方国家高。
　　在第三层上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对它们实行了比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为严格的规定。最高层协商一致的要素之一就是对第三世界的债务如何处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般先通过货币基金组织来达成国际的协商一致，然后再根据各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具体情况予以实行。最高层的国家等于是共同为工业化较晚的国家确定了发展选择的范围。在达成协商一致的过程中，第三世界精英的意见不如最高层精英的意见有分量。不过，所达成的协商一致确实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获得了一些人的支持，并使得在思想上支持这一协商一致的人占据了关键的岗位。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掌管着国际资金流入网络的人们（如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高级官员）熟悉协商一致的规定，属于国家的专业干部。他们大多毕业于主要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学，并有过在货币基金组织学院或【261】其他类似机构中学习的经历。这些机构使第三世界的财政专业人员有机会亲身经历国际金融的环境。这些人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决策者，而是向决策者推荐可供选择的各种办法的顾问人员。
　　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在他于1972年12月10日对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强调了这种关系不涉及个人，几乎是察觉不到的性质：

　　反对我们的势力在暗地里活动，没有旗帜，却在各个战略位置上安置了强大的武器。我们没有受到任何贸易制裁。没有人宣称要和我国作对。似乎我们惟一的敌人或对手只是国内本应存在的政治反对派。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遭到了几乎是看不见的攻击，这些行动通常掩藏在口头上表示尊重我国的主权和尊严的话语和声明之后。但我们的切身经历使我们清楚地知道那些声明和针对我们的具体行动之间有着天壤之别^[62]。

　　阿连德作了这篇讲话后不到一年，智利就发生了政变，阿连德自己也遭到暗杀。这是一个显著但绝非独特的例子，说明如果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拒不遵守正确的世界经济行为的标准，它们最终会被用暴力除掉。更为经常发生的情形是，在这些国家中通过改变政府的组成，再加上重新组织国内支持政府的各种力量，使之趋向保守，以此来导致国内政策的转变^[63]。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化是由外部决定，从外部强加的，但也有国内的盟友和合作者。
　　在60年代的经济扩张期间，直到它靠通货膨胀延续到1974年，国内劣势群体的福利和国际资本积累的要求之间的矛盾通常并不明显。在【262】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世界经济的财政管理人员和他们在各国的同行之间心意相通，提出了一些权宜的政策来防止出现公开的利益分歧。这些政策在停停走走的收支平衡管理的收与放之间摇摆。除了1973年智利政变那场尖锐的危机之外，第三世界国家并无过分的不守规矩的行为，有些国家还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然而，1974年后发生的长期的严重经济衰退使潜伏的矛盾暴露了出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官方理论家们认为，国家已变得“无法治理”，意思是在经济扩张的年代里，对脆弱的社会群体的保证已经制定为社会政策，若是为了满足资本积累的要求而取消这样的保证，一定会引发严重的国内斗争^[64]。美苏之间恢复冷战，使缓和宣告终结，也给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财政、贸易和工业方面合作的进一步扩大设立了障碍。第三世界国家债台高筑，到了危及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的程度。在重新安排还债计划时，债权方可能会强加更加严苛、更不得人心的条件。债务国也更有可能拒付债务，而这将造成无法估量的（从世界经济管理的角度来说是危险的）政治后果。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新商业主义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第三世界中的激进革命也蓄势待发。
　　前文说过，适应经济政策协调的国际化进程的国家结构与前一个时期中的福利—民族主义的国家结构迥然不同。国家和工业一级的组合性结构倾向于使用保护主义或限制性的做法来阻碍国家经济为适应世界经济的需要而进行调整。国家一级的组合主义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形势造成的；它刚刚在西欧通过制度而巩固下来，世界结构就开始向着与国家组合主义不相适应的方向变化了。
　　随着各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最能抓住新机会的是那些参与生【263】产国际化的技术先进的大企业。国际决策网络、政府的关键中心机构和大企业三者之间建立起了新的力量轴心。这一新的非正式组合结构——它是一种有国际倾向的组合主义——在重要性方面超过了旧有的更为正式的国家组合主义，反映了国家经济中面向世界经济的部门对于面向国内的部门的主导地位^[65]。
　　从国家组合主义向国际化组合主义的转变需要重组作为国家权力基础的社会力量。一旦关于世界经济的要求的协商一致取代关于国家经济目标的协商一致，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国家组合主义联盟中的一些利益集团就变得无足轻重，或者干脆被排除在外。政府的中央机构对于这些利益集团落于劣势无动于衷，但这些利益集团可以在政府运作过程中的其他地方施加影响，尤其是在国家一级和省或地方一级的当选的立法机构中。像钢铁、造船和纺织工业这类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国家工业自然奉行保护主义，对国际化趋势持敌对态度。中小型企业也是保护主义的潜在的同盟。二次大战之后，各国奉行组合式凯恩斯主义，稳固工人的工会在国家结构内赢得了公认的地位和物质上的让步。现在，它们却可能会被排除在世界经济协商一致的过程以外，企业组合主义的壮大也威胁着它们的地位。这些社会和经济力量逐渐被推向政府所依靠的，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化力量的对立面。但是，它们由于70年代的世界经济衰退而受到削弱，缺乏团结，也没有足够的政治势力，无力扭转国际化的潮流。
　　在第三世界中，国家的国际化产生了一种不同的国家结构。殖民主义时期结束后，亚洲和非洲第一批取得独立的继承国模仿宗主国，建立了多元化结构。在这一时期内，拉丁美洲国家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中的民粹主义政权发展得如火如荼。这种政权的基础是由地主、城市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城市产业工人拼凑而成的卡特尔式的政治联盟。这些国家【264】中有一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蓄了一些资本，一时可以放手花钱，以满足国内政治势力强大的集团的要求。在60年代期间和70年代早期，当第三世界国家的储备用尽的时候，世界经济的结构羽翼已成。世界经济协商一致通过世界经济的机构，迫使第三世界的债务国接受某些条件，以换取继续得到世界经济的资源，用于国家的发展。这些条件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道路，即它们的发展必须有助于世界范围内的积累，必须辅助生产的国际化。这些条件还决定了债务国内部的政治结构，因为只有愿意并能够强制推行不得人心的经济政策的政权才能达到世界经济的要求。
　　秘鲁的情况是与世界经济有着重要联系的边缘国家国际化的典型。1968年，秘鲁的民族主义军人集团夺取了政权，开始推行一项把主要的外国投资国有化，并对将来的外国投资进行控制的方案。与此同时，为了扩大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它进行了土地改革，以此来动员农民，采取措施使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让他们也能分享企业的利润，并把城市贫民区中擅居公房的穷人组织起来。这个政权没有能够榨取国家经济的盈余，用来进行投资，实现发展目标。与此同时，它的国有化政策引起了美国和世界金融市场的信贷抵制。1974年，军人政权同美国解决了国有化的赔偿问题，因而获得了新的外国资金。对外贷款的激增，加上出口收入不如预期，使秘鲁在1976年初陷入了严重的外汇危机。同时，在1975年，政府领导换人，倾向于保守的人马取代了依靠民族主义为【265】号召来动员社会的那一批人。在下面这段话中，阿尔弗雷德·斯特潘把外汇危机造成的压力和政权性质的改变联系了起来：

　　1976年4月，秘鲁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已经枯竭，于是开始寻求大笔贷款。虽然也有其他因素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一个银行财团最后批准给予秘鲁这笔重要贷款之前的30天内，（新）政府（1）实施了一项一揽子稳定计划，包括冻结工资、货币贬值和削减公共部门的开支。这个一揽子计划使得一位思想激进的部长为其中的措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削减”而道歉；（2）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取消了工会罢工的权力；（3）更换了内阁，去除了……最出名的激进军人，负责社会财产部门的文职领导则主动辞职；（4）取消了禁止同外国石油公司签订新合同的命令；（5）宣布首次把一家国有公司卖给私人；（6）在原则上同意为没收马尔科纳矿业公司支付赔偿金。^[66]

　　因此，一般都是在发生了外汇危机之后，才促使第三世界国家根据国际生产的要求改组人事、政策和支持力量的联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化进程中，外部压力的影响比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更为明显而公开，因此也激起了对国际化更广泛的意识和更大的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中民族主义和公众力量的政治公敌；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它却从未有过如此之高的知名度。在那里的公众眼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化进程是不可避免的，是人所无法控制的力量的产物，不属于国内政治辩论的范围。

又一个分析性论题

　　我在这一章中提出，新的国家形式——新自由主义形式和新商业主【266】义发展主义形式一一与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这一新的霸权性世界秩序产生于同一历史进程。这个历史进程没有带来新的生产社会关系的方式，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积累的社会结构。然而，新形式的国家在生产的社会关系方式之间建立了新的等级制安排。企业组合主义确认并巩固了世界工业核心雇员的优势地位。三方制原来在福利—民族主义国家中居于首位，在新自由主义国家中，它虽然还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但已落到了二等的地位。国家组合主义在新商业主义发展主义国家中占有较为优越的地位。总的来说，企业劳力市场和原始劳力市场这两种对工人保护较少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都有所扩大（这两种形式的国家对此提供了有意或无意的鼓励）。
　　美国强权下和平这一世界秩序的霸权特征有几个方面。这个新世界秩序的创始国自己国内有一个占霸权地位的社会阶级（见第五章结尾处的论题六），而且这个社会阶级的霸权强大到足以扩张到全世界。美国的生产方法成为世界的榜样，输出到国外，为各国所争相效仿。此外，全球霸权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对于世界秩序中容许何种国家形式的存在起了限制的作用（见第六章结尾处的论题十）。世界秩序为确保各国的就范，恩威并用——守规矩的国家可以得到信贷，不守规矩的国家则须面临政治颠覆的下场。
　　霸权在世界体系的中心较为稳固，在边缘地区则比较脆弱（见第五章绪尾处的论题八）。霸权在边缘地区的脆弱表现为两种形式。新商业主义发展主义国家是一种形式的专制独裁。因为国内缺少一个占霸权地位的社会阶级，所以由独裁来代替。边缘社会的精英分子在统治着非霸权社会的同时，也参与全球霸权。但是，在第三世界也发生了反对全球霸权的运动，表现为在当地建立反霸权的努力。在以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全球霸权秩序中，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被动地接受了专制独裁，但别的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反霸权运动则构成了对全球霸权的公开的主动挑战。由于霸权在世界体系的核心和边缘地区的强度不同，在核心【267】地区，组合主义的结构缓和了阶级斗争，而在边缘地区，阶级斗争则较为公开和自觉。
　　除了在前两章结尾的地方提出的论题外，这里还可以加上又一个分析性论题。它其实是对于已经提出的一个论题的进一步阐述，那就是，在一个霸权的秩序中，经济是与政治相分离的（第五章的论题七）。这里提出的最后一个论题（论题十一）是：国际金融是促使各国遵守世界霸权秩序的主要力量，也是对一个霸权性世界经济的政治和生产组织的主要规范。
　　资金代表着生产所积累的剩余。它源于生产过程和实现剩余积累的生产关系。货币资本从生产衍生而来，却独立于生产，并能够决定生产过程的发展和生产关系将来的性质。当一家企业想要贷款时，贷款机制实际上要决定这家企业是否能够获取某种技术来扩大它的赢利能力。所要获取的技术意味着某种生产关系的格式，因此，金融机制通过批准或拒绝贷款，可以加强或削弱那种生产关系的格式。政府贷款的情况也是一样：只有当国际信贷的管理人认为该国的政策与世界经济的积累相一致的时候，才会向它发放贷款。此外，金融机制还给政府规定了政治义务，要求它调整国家经济政策以便还债，这又产生了有利于某些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影响。
　　因此，国际金融可以和社会阶级的形成相比拟。两者都来源于生产，但取得了相对于生产的独立性，成为影响生产关系的力量。金融是这些源于生产的力量的经济形式，社会阶级则是政治形式。

^[1] 这些问题在考克斯和雅各布森（即将出版）中得到了讨论。

^[2] 关于布雷顿森林机构体系的建立和战后国际货币安排的政治意义，著作林立，其中三部特别突出：加德纳（1969）、斯特南奇（1971）和比加德纳更具有批评性的布洛克（1977）。

^[3] 迪博尔德（1959）。

^[4] 考克斯（1977a）；梅尔（1977）；关于美国对欧洲著名人士运动的支【436】见贝洛夫（1963）；关于让·莫内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见哈斯（1958）、林德贝克（1963）、和林德贝克和沙因戈德（1970）。

^[5] 凯恩斯担心富人由于对未来缺乏信心而不愿意对生产性资产进行投资，这种信心的缺乏是无论怎么降低利率也克服不了的。惟一使他们愿意投资的办法就是增加有效需求。他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公共开支来做到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正统理论拒绝了凯恩斯的办法，里根总统的顾问们认为，促进投资的办法应当是在供应方面做文章，吸引投资人，比如，通过减税、缩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等等。

^[6] 加德纳（1960）提出，美国的收支赤字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因为它增加了作为国际经济往来基础的现金量。赫德森（1968和1977）严厉批评了这一政策产生的后果。卡列奥（1982）批评性地分析了美国政策的演变过程。

^[7] 这方面的例子有：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的尼加拉瓜、博卡萨的中非“帝国”、伊迪·阿明的乌干达、国际毒品贩子路易斯·加西亚·梅萨统治的玻利维亚和海地的杜瓦利埃政权。

^[8] 关于由革命党领导在贫穷的边缘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努力，可读的著作有：托马斯（1974）、希夫吉（1976）、米特尔曼（1981）、齐格勒（1983）和索尔编辑的书（1984）。

^[9] 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霸权经济理论还认为，从长远来说，欠发达的国家将会被卷入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通过执行有意推动私人资本流动的措施，它们的发展将得到促进。1969年，由加拿大前总理莱斯特·B·皮尔逊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为世界银行编写了一份报告，它是表现了这种长期的乐观的最后一份重要的国际文件。从那以后，关于世界经济将导致全球性发展过程的前景预测就不那么乐观了。20世纪70年代期间，人们有时把最不发达国家称为“第四世界”。以区别于“第三世界”。到这个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些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世界银行对它的方案进行了调整，原来是资助与世界市场建立联系的项目，因为以为那样就会带来增长，现在转为集中力量，在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中执行阻止社会政治压力加大的项目，比如人口控制、自助性的农业发展和鼓励“非正式部门”的就业扩大。米特尔曼（1980）叙述了世界银行对于乌加玛式发展（一种形式的公社农业）（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总统实行的一种大家庭式计划生产——译注）的态度的变化。它先是持反对态度，支持私营商业性农业，但到了1974—1975年间，它又反过来支持乌加玛式发展，因为它担心乡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和土地危机可能会造成社会和政治动乱。

^[10] 约翰·杰拉尔德·鲁吉把这个世界秩序结构叫做“深入的自由主义”。他这个形容词来自波利亚尼。波利亚尼把经济过程区分为深入的和非深入的，看经济情况是否与社会关系紧密结合。对波利亚尼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自我调节的概念完全是空想，把经济人为地与社会分离开来。见鲁吉（1982）。资本主义经济的三个方面见欧康纳（1973）：13—18页。加尔布雷思（1975）把资本主义经济分为计划和竞争两个部门。也见埃夫里特（1968）。欧康纳所437说的垄断部门应包括入加尔布雷思的计划部门。克劳斯·奥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两个主要职能：（1）分配，这是由政治所决定，以官僚方法所执行的；（2）生产。当私营工业因无法获利而不能生产某些必需品的时候，国家就开始履行其第二个职能。奥费说，关于国家要生产什么的决定比分配决定更复杂。见奥费，林德贝克任编辑（1975）。

^[11] 卡列奥（1982）：145—151页，布兰克（1977）。

^[12] 梅尔（1978）全书，卡列奥（1982）：30一31页、40—43页、97一98页。

^[13] 梅尔（1978）第70页。

^[14] 《国际组织》专刊（1977）：31（4），彼得·卡岑施泰因任编辑；卡岑施泰因（1983）；齐斯曼（1983）。

^[15] 埃德尔曼在萨默斯编辑的书中（1960）写到了工业关系制度化产生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后果。企业、劳工和相关的政府机构“都成为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一系统的职能是（1）确保并促进对生产的不断需求和公共合同的源源不断，和（2）安排各方之间经济和政治好处的互换。一旦正确理解了这种交易的所有主要方面，把工会和管理方的谈判视为经济决策的关键场所的假设即不攻自破。虽然劳资谈判在组织和政治方面仍然有着重大的影响，但它充其量只能对经济趋势产生短期的派生性影响，经常只是一种仪式而已。……谈判和决策的直接参与方要采取行动，必须首先得到广大工人和观望的政治作用者的支持，或由他们表示不介人的态度。任何分析，如果不考虑交易中争取这种默许的方面，就一定会流于表面。本书的分析认为，广大民众从整个交易中得到的一部分结果就是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保证；这样的保证又正好把他们在经济上和心理上与政治当局和现状联系在了一起（第174页）”。

^[16] 关于日本国营部门的工会建立，见阿丽斯·H.库克与别人合著的书（1971）。

^[17] 比弗里奇（1944）：第200页。

^[18] 列奥·帕尼奇引用了杰克·琼斯这位“社会契约下的主要工会建筑师”1977年对TUC大会的讲话：“我还未看到……有任何确定的证据，表明部门工作方（指根据NEDC负责投资计划的机构）……造成了投资或就业的重大增长，这才是检验。……我认为，一项只依靠部门工作方的审议，只依靠同工厂主和工业协会的礼貌会谈的工业战略……根本不是战略，只是拙劣的模仿。”引于帕尼奇（1981）：第39页。

^[19] 法国总工会的立场是，为收入政策所建议的标准，比如，工资的上涨不得超过生产力的平均增加，只有“在一个和我们的社会不同的社会中”才能接受。见《法国文件》（1964）。

^[20] 雷诺（1968）。

^[21] 德国工会和雇主间“协调行动”的破裂在毛尔科维奇、吉布斯和艾伦合著的书中得到了分析（1980）。温德米勒（1969）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影响到了荷兰的国家工资政策的压力。

^[22] 见上面的注释4。

^[23] 经合法组织出版的经济概览：法国部分，1977年2月，第52页。1982 年莫鲁瓦的社会主义政府也使用了直接控制的办法。所提出的理由同早期社会民主党试验推行收入政策时提出的理由是相似的：【438】左派必须团结一致促成这一政策的成功，这样左派对政府形式所作的实验才能成功。（在这方面，请看1982年7月11日和12日《世界报》刊载的莫理斯·迪韦尔热写的文章《左派是团结还是分裂？》）

^[24] 经合法组织出版的经济概览：瑞典部分，1981年6月。

^[25] 卡岑施泰因（1983）。

^[26] 弗里德伯格（1974）：94一108页；弗里德伯格和D.德热合作写成的书（1976）；也见齐斯曼（1983）：99—169页。

^[27] 法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在计划方面发生的变化见斯蒂芬.S.科恩（1977）。研究吉斯卡尔·德斯坦的自由主义的社会学家麦克·克罗齐耶为《世界报》写了两篇文章，标题都是《对第八个计划的思考》（1980年8月8日和9日刊）。他在文章中指出，计划的目的应是帮助法国经济适应国际竞争：“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不能脱离法国的形势。我们应当以自己的竞争性作为指南。为了实现充分就业，不应再在各行各业一起努力，而是应把重点放在有竞争力的地方，"施托费斯（1978）也指出，工业政策的目的应当是使法国的工业在世界市场上更有竞争力，虽然他认为只有一个干预性更强的新商业主义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

^[28] 齐斯曼（1983）：168—169页。

^[29] 法国的计划者们提出“80—20的比例”，也就是说，有效的计划要求一个经济部门中大约80%的生产由约20%的公司承担。见肖恩非尔德（1965）第138页。温克勒（1976：第17卷，第1号，120—121页）也提出，资本的集中推动了组合主义，因为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几个大公司而影响整个经济。

^[30] 工业主导部门的稳固工人中企业组合主义的发展来自法国关于“新工人阶级”的辩论。这一点在下面的第三章中将予以讨论。

^[31] 格万（1976）提出了吃股息的国家这一用语。

^[32] 弗兰克（1969）对传统的依赖做了阐述。依赖性的发展的概念是卡多索和法莱托（1969）提出的，埃文斯（1979）对其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33] 弗里登（1981）。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私营的跨国银行贷款的利息高，但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所附加的政治上难以接受的条件。94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从1970年的751亿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2720亿美元，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所欠私营商业银行债务份额的增加，在非产油的欠发达国家的外债中，私营商业银行贷款所占净份额从1968年的6%上升到了1977年的42．9%。见克鲁（1979）：第190页。

^[34] 关于合作社，法尔·博尔达（1970）提出，拉丁美洲的经验表明，这种组织依靠于为外国资本服务的国家。科罗夫金（1985）在秘鲁观察到，农业合作社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从依赖于国家到在市场上享有独立性，虽然总的来说，国家起着压倒性的作用。

^[35] 1968—1975年间在贝拉斯科将军领导下的秘鲁军政权企图动员农民和城市贫民参加由国家支持的组织。在墨西哥和阿尔及利亚革命之【439】后，这两个国家中较为保守的政府通过组合式组织收服了乡村人口。国家组合主义也被用来排除、制服或取代原来以阶级为基础的工会。阿尔弗雷德·斯特潘（1978：74—81页）曾建议把包容性和排他性的组合主义区分开来，前者有动员群众的成分，后者有压制群众的成分。

^[36] 图雷纳（1976）中的图雷纳和佩科合著的文章，207—209页、219一226页；也见斯特潘（1978）：160—181页。

^[37] 多尔（1973）分析了劳资关系的日本模式。这是本书中所说的企业组合主义方式。多尔又研究了日本的经验对于当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墨西哥、斯里兰卡和塞内加尔）是否适用的问题。他得出结论说，虽然后者与日本在生产的实际组织方面有相似的地方，尤其是劳动力的双重性及其对管理的影响，但有两个因素与日本当时的情况不同，那就是在这些国家中，按比例来讲，国家的作用更大，另外，国际上关于劳资关系的各种思想广为传播。见多尔（1974）。

^[38] 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PRI）和印度的国大党都是卡特尔式国家中代表民粹主义的政党。在这两个国家中，基于不同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的社会群体中没有一个能够建立霸权，因此而形成互不相让的僵局，这两个政党即通过制度，把这种僵局固定下来。20世纪30年代，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尔加斯总统建立了一种组合式的国家，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总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企图建立并领导一个把共产党和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军官都包括在内的本国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卡特尔。

^[39] 尤其见埃文斯（1979）。

^[40] 见第6章，注释60和69。

^[41] 施密特尔，查默斯任编辑（1972）。

^[42] 斯特拉文哈根（1981）：106—147页。

^[43] 造成债务危机的因素许许多多，各国的情况各有不同。需要进口石油和粮食的国家面临着外汇赤字的增加。大量投资于消费品制造的国家需要从外国进口资本货物和半成品。以为能从原材料出口中获【440】得更多的收益的国家因为世界原材料价格的下降而希望破灭，同时国家支持的发展项目所需的进口货品却超过了原来的费用估计。无论这些因素在具体国家的情况中如何结合，新商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掉入了债务的陷阱。债务陷阱是培尔发明的词（1974）。

^[44] 埃尔森汉斯（1983）。

^[45] 斯特潘（1978）对秘鲁军政府组织的糖业工人合作社进行了研究。合作社的成员愿意限制合作社正式成员的人数，因为合作社须向正式成员分配利润。他们不着手吸收成员，而是以较低的工资雇用临时工（这些临时工不是合作社成员）。这就导致了合作社成员和非成员工人之间的矛盾。

^[46] 沙莱（1976：206—207页）讨论了他所谓的一致与区别的辩证关系。他这本书和马德夫与米沙莱合著的书（1978）对这两种模式的特点作了研究。在各国经济之间劳动力成本方面的差别的基础上，国际经济的贸易条件造成了不平等的交换，因为穷国投入较多劳动力生产的商品被用来交换富国使用较少劳动力生产的商品。无论它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如何，不平等交换的概念都只适用于商品交换。见伊曼纽埃尔（1972）；也见布朗（1974：71—72页、278—279页），他指出，贸易条件只是卫星国对宗主国依赖的一小部分。

^[47] 格里芬（1974）列举了一些数字来说明，在1970年，70%的研究与发展工作是在美国进行的，只有2%是在欠发达国家。

^[48] 美国总统的原料政策委员会（1952）。也见克拉斯纳（1978）：50—53页、93—133页、188—216页；和乔伊斯与加布里埃尔·科尔克合著的书（1972）：620—630页。

^[49] 比阿斯科（1979）：9—100页。

^[50] 拉迪斯编辑的书中所收帕卢瓦的文章（1975a）：63—88页，尤其是73—88页。也见阿塔利（1975）：35—42页。也可以通过专利技术的版权来榨取盈余，不必建立公司间的组织性联系。拉迪斯编辑的书中所收瓦伊诺斯的文章（1975：第198页）写道：“如果持有专利的一方控制着所销售产品的产量、市场、价格和质量，半成品和资本货物的来源、价格和质量，关键人员的雇用权，所使用的技术，等等，那么，购买专利的一方惟一能够自己选择的就只剩了决定是否同意购买这项专利。因此，技术通过现在的商业化过程，成了控制接受方公司的工具。这种控制在不同的情况下会超过、补充或取代由于拥有资本而对一个公司的控制。”瓦伊诺斯估计，在1969年，智利付出的专利使用费是外国设在智利的子公司上交母公司的利润的三倍以上（第206页）。

^[51] 邓肯（1982）。

^[52] 格万（1976：36—50页、第84页、141—143页、第149页、152—156页）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中采矿活动的地方化和国有化是它们融入依赖的世界结构过程中的新阶段，不是对依赖的摆脱。“官僚一政治管理人”（国家官僚机构加政客）通过地方化和国有化，……成功地增加了边缘国家从采矿业中的收入。它们用这些收入来创造就业，支持私营部门，并维持公共秩序。从有关的多国公司的角度来看，国有化是资本的新来源，它并未削弱它们的管理控制权，反而把边缘国家与国际工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因为【441】边缘国家的大部分收入都要靠国际工业的成功。在这样的情况下，多国公司和美国政府对边缘国家国有化的温和反应就不是出于无可奈何，而是正在建立新的机制，以保持世界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同时又照顾到第三世界国家那些政治集团的利益，因为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维持第三世界国家的作用需要它们的支持。也见克拉斯纳（1978）。

^[53] 埃文斯（1979）：第74页、165页、194页、261页、288—290页。

^[54] 斯特南奇（1979）。关于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利润和投资的下降，见阿尔努（1978）。关于欧洲的美元市场，见赫希（1967）：236—242页，和麦金农（1979）。也见克鲁（1979）：尤其是73—92页、186—190页。保罗·斯威齐和《每月评论》的一群人强调信贷增加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将发生，见斯威齐（1981），也见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合著的书中收集的文章（1977）。

^[55] 巴格瓦蒂编辑的书中所收海默的文章（1972）。埃文斯（1979）：30—31页提到了边缘国家的国内市场的国际化。韦农（1966）提出了产品寿命周期的理论，来解释以耐用消费品为基础的工业化。

^[56] 比如，任何国家的经济（哪怕是美国经济）都无力吸收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工业所达到的生产水平。见邓肯（1982）：第93页。关于使用现代技术进行的规模生产和欠发达国家的市场的问题，见梅尔哈夫（1969）。

^[57] 考克斯（1976）。查尔斯·莱文森一度曾任设在日内瓦的国际化学及一般工会联合会的秘书长，他是集体谈判的主要提倡者。见莱文森（1972）。莱文森的观点遭到了诺思拉普和罗恩撰写的一系列文章的反驳（1974）。

^[58] 小泽（1979；尤其是第7页、80—81页、第201和203页）指出，日本工业中生产半低、劳力密集的部门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由于劳动力紧张而受到很大的打击，因此特别注重向外国扩张。南朝鲜、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廉价劳动力使这种部门受益很大，使之得以保持竞争力。

^[59] 有很多著作涉及外部影响对民族国家产生的效果，它们可作为这里使用的国家的国际化这一短语的背景。贝洛夫（1961）可能是第一个试图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参加国际组织会如何改变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制定方法的作者。考克斯和雅各布森（1974）认为国际组织的政治制度包括了国家的部分。基奥恩和奈（1974）描述了不同国家的部门和机构之间建立联盟的过程，以及国际机构推动这种联盟形成的方式。这些著作指出了国家间政策协调机制的存在和外部力量对一国内部的渗透，但都没有讨论这些机制对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影响。我所谓的国家的国际化指的就是这个结构的方面。克里斯蒂安·帕卢瓦（1975b：第82页）提到“民族国家机器的国际化，【442】国家机器的某些部门的国际化……”他指的是民族国家中为生产的国际化提供政策支持的部门。因此，他提出了国家结构变化的问题，但没有进一步予以阐发。总的来说，表达了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结构的观点的各种著作似乎都忽视了国家的国际方面，比如米利班德（1969）、普兰查斯（1968）、哈伯马斯（1976）、奥费（1975）和安德森（1974）。除了前面提到的基奥恩和奈合著的著作外，他俩合著的另一本书（1977）把跨政府的机制与“相互依存"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我觉得，这一概念容易掩盖国家和世界秩序的结构变化中所涉及的权力关系，因此未予采用。古雷维奇（1978）保留了相互依存的概念，同时坚持把它与国家内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力斗争联系起来。最近流行用“制度”（regime）一词来表示“在某一个问题領域中，作用者之间达成协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这是斯蒂芬·克拉斯纳编辑的《国际组织》1982 年春季特刊36（2）中所说的。我不同意这本刊物所采取的方法（虽然我赞同其中一些文章的观点），因为它企图根据从历史过程中抽取出来的一些政治行为来提出一般性的论题。我同意那份特刊中登载的苏珊·斯特兰奇发表的批评意见（《小心！此处有恶龙：对制度分析的批评》第479—496页）。与我的观点较为接近的有米利班德和萨维尔编辑的书中所收劳伦斯·哈里斯的文章（1980）：“我认为，应当把它（国家）看做国家机构的等级制结构，其中只有一套是包括在民族国家的概念中的。这个等级制其中的一层应当包括国际的国家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机构、国际结算银行和北约组织。在另一层上应当放入城镇和地区的‘地方国家’机构。有了这样一个等级制的国家概念，就可以分析这一等级制各部分中作用者的行动之间的关系，某一部分中有组织的阶级力量对其他部分施加影响的方式，和市场力量对这一结构的每一部分产生影响的方式（第260页）。”然而，这一定义只限于国家的政府机器的方面，忽略了历史集团的方面。我所强调的是国际化的过程或等级制结构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已经成形的结构。

^[60] 斯特兰奇（1971）：291—292页。

^[61] 亚伯拉罕和阿比尔编辑的书中所收埃默森的文章（1981）和亚伯拉罕和勒米诺尔一图姆森合著的文章。欧洲共同体执行董事会的副主席弗朗索瓦—哈维尔·奥蒂利强调，需要更加紧密地协调各国的国内货币政策，包括货币供应、汇率和利率政策。见亚伯拉罕和阿比尔编辑的书（1981）：第18页。

^[62] 这篇讲话转载于拉迪斯（1975）：第237页。

^[63] 20世纪70年代晚期，土耳其、秘鲁、葡萄牙和牙买加就经历了这种内部变革。
　　土耳其在 1976—1977年间发生了收支平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支工作队在1977年12月抵达安卡拉与德米雷尔政府谈判贷款条件，但无功而返，因为土耳其政府不愿意接受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稳定计划中的一些条件。后来，埃森维特先生组成的新政府与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了协议，于1978年3月签署了意向书。
　　1976年，秘鲁的政府易手，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让位于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将军。这里面牵涉到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将军为了得到较为优惠的条件，在华盛顿打出人权牌，对吉米·卡特总统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通货【443】紧缩稳定计划必然会导致社会动乱和随之而来的镇压，秘鲁政府因此而不得不侵犯人权。他的争辩似乎对华盛顿丝毫不起作用。（见《世界报》1977年11月15日刊所载蒂埃里·马利尼亚克的文章。）到1982年底，正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季度一次派人来监督秘鲁政府紧缩方案的执行情况时，秘鲁军队和警察在忙于镇压阿亚库乔省的暴乱，起义的人们占领了全省的大部分地区。1983年3月，继续执行货币基金所要求的紧缩方案造成了一场大罢工。作为报复，政府把工会领导人投入监狱。1983年6月，政府发生危机，劳工部长被迫辞职，因为他批评货币基金决定的政策，说它使最穷的人们承担经济稳定造成的社会代价，并鼓励进口，削弱了当地的生产者（《世界报》1983年7月1日刊）。
　　在葡萄牙，1977年12月，马里奥·苏亚雷斯的第一届（社会主义少数）政府在议会的一次信任投票中被击败，因为其他的政党拒绝支持政府同货币基金下面的一个财团达成的经济紧缩方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这个财团的主要成员。这场危机通过新的苏亚雷斯政府的建立而得到解决，政府中有中间派政党的代表，成立了经济超级部，由一位技术官僚（维克多·康斯坦西奥）负责（《纽约时报》1977年12月9日刊，《世界报》1978年1月29日刊）。
　　1976年3月，外国商业银行由于牙买加的通货膨胀和工资上涨而对它的经济状况深感不安，因此而中止了对牙买加的贷款。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成了外国信贷的惟一来源。在货币基金看来，麦克·曼利政府推行的经济民族主义和社会政策方案是造成持续的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原因。华盛顿认为牙买加政府是“左翼政府"。牙买加政府与货币基金进行了旷日持久、断断续续的谈判，其间政府时而采取一些措施，时而又停止。到1979年12月，谈判终告破裂，因为政府拒绝接受货币基金的条件，那些条件包括执行旨在减少实际工资的收入政策、货币贬值和削减政府开支（这将意味着在失业率高达25%的时候裁减11000名雇员）。曼利向货币基金的官员和执行局都发出了求助的呼吁，但对方却不肯回答，因为他们在等待着曼利由于缺乏资金而被迫提前的大选结果。曼利政府与货币基金的讨价还价造成了紧缩、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失业的上升，但还是没有达到货币基金的条件。曼利落选后，爱德华·P.G.西加的新政府很快同美国的工商界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举行了会见，并与货币基金达成了协议。贷款再次流入了牙买加。见《世界报》1980年7月15日刊载的保罗·法布拉的文章、霍利·斯克拉编辑的书中所收非利普斯的文章（1980）、格万与伯纳尔合著的书（1982）和亚瑟·勒温（1982）。至于扎伊尔，在1977—1978年的秒巴入侵之后，债权方举行了一次会议，规定由货币基金派官员进驻国家的关键部门，监督债务展期条件的执行情况（《纽约时报》1978年5月24日刊第5版，13；3、1978年6月14日刊第1版：4和1978年6月15日刊第2版：1）。这使人想起19世纪晚期，西欧的债权国对奥斯曼帝国和埃及所做的安排，由西方官员管理这两个国家的海关，以确保它们能够还债。见费斯（1930）：332—341页、384—397页。

^[64] 一言以蔽之，那些著书撰文，谈论“无法治理”的人们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人民对国家敬畏之感的下降、政治参与程度的加深和国家在为资本积累提供服务方面遇到的困难增大。他们认为，自由民主政府的运作需要民众对政治的广泛的漠不关心。见克罗耶与别人合著的书（1975）。

^[65] 工业政策提出了新老组合主义之间的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见迪博尔德（1980）和平德与别人合著的书（1979）。如果计划唤起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幽灵的话，那么，三方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指出，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工业政策可以被视为政策协调的一个必要的方面：“我们说，需要工业政策来处理现代经济中的结构问题。因此，国际行动不应以消除这些政策为目标。无论是单个的国家，还是国家集团，都应努力推行积极的、适应性强的工业政策。工业政策不仅不是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且可以帮助各国减轻调整过程中的痛苦，因而消除造成保护主义的一个原因（第50页）。”

^[66] 斯特潘（1978）：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