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生长性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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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生长性疗法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提到过莱奇性组织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性格盔甲具体地表现在肌肉紧张和各式各样的浇铸成型的姿势和体态上的观点；换言之，用莱奇自己特殊的术语来说，即性格盔甲与“肌肉盔甲”是“功能同一的”。这一观点、前提或洞察力——要决定用哪个词是很困难的——这种过分控制的、抑制的和非自发性的性格神经性机能病一般来说也出现在严厉的、紧张的和被束缚的人身上的观点使莱奇向治疗学又跨出了一步，这使莱奇与精神分析学彻底决裂了，因为这种状况的出现对他来说使得通过身体来直接地攻击性格防卫变得可能了。如果通过对病人的肌肉一盔甲的恰当的处理，使得病人无法维持他的防卫来反对感情的自然控制，那么，这些就会松弛下来——这些长久的克制的和并不总会成功的防卫的心理技能会松弛下来，并且，对于病人来说，性格分析会被一种直接的肉体的接近来代替或补充。
　　在用这样简洁的语言描述时，虽然这种新的治疗学技巧——莱奇称之为生长性疗法——决不会听起来令人吃惊或象无稽之谈，然而，这与精神分析学传统完全分裂开来了，精神分析学是一种“谈话治疗”，在那里，分析学家与病人保持着肉体的和心理的距离，这种距离在两个理论领域中被证明是正确的；神经性机能病是心理疾病，因而它只能用心理方法来进行适当的治疗，分析学家必须以匿名者出现，或表现得相当地不确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所有病人对他的反应能被解释移情现象，即解释为对他儿童时期的富有意义的爱与恨的情感形象的复活，而不是解释为对他现在的治疗学家的行为的直接的现实反应。
　　似乎有极有权威的证据证明，莱奇的这种新技术有时是非常成功的。英国的教育学家A·S·尼尔和挪威的精神病医生尼克·沃尔都证实了它对他们自己和对别人的效力（见《威廉·莱奇》一书，里特尔编辑）。尼尔写道：“关于它所有我想说的是，在接受他的治疗六星期后我所获得的情感反应和宽慰比我数年来从‘有声电影分析’那里所获要多得多。这不是轻松的工作，它意味着很多痛苦的时间。或许我太老了不能取得治疗的全部效益，但另一方面，对我来说，我得到了更重要的东西——一个温和、忠诚、卓越的人的友谊”（同上书，第21页）。而尼克·沃尔写道（他象尼尔一样先前也经历过“有声电影分析”）：“他随即发现——与我们以前的治疗学家很不一样——我总是用一种充满活力的性冲动来防卫侵犯和沮丧。他也立即发现，我总是严厉地处置侵犯的问题，我是假仁假义的，我是一个虚伪的‘说是的人’。这是一种可怕的揭露，但我知道他是对的，我从理论上和个人所为之奋斗的是一场真正的战斗。我能经受住莱奇的打击，因为我喜欢真实。并且，十分奇怪的是，我没有被它所击退。在整个对我的这种治疗态度中，他确实有一种可爱的嗓音，他坐在我身边并让我瞧着他。他接受我并且只是击溃了我的虚荣心和虚伪。但是，那一刻我理解了在治疗学家和病人中，真正的诚实与爱有时需要似乎残酷的勇气。不过，这对治疗学家要求更多，需要他对病人训练与诊断”（同上书，第43页）。无论如何，尽管她对莱奇有一种热情的、感激的个人反响，但尼克·沃尔仍继续对他的直接接近他的病人表达了她们一种职业的担忧。“当表现出他的残酷的和深刻的治疗技术时，我不能肯定莱奇在那时有真正诊断病人的方式。我认为他并没有从在他周围所发生的对所有他给予治疗的病人所经历的这种必要的治疗诊断中脱离出来。由于他的生长性疗法，有些人被击垮，有的被恐惧所困扰，有的表示反对。但大多数还是从严厉的人格问题中拯救出来了”（同上书，第43-44页）。
　　这两段引语表明，对莱奇来说，生长性疗法是一种极富戏剧性的、直接的与莱奇的人格相对的方式，它的效力极大程度上依赖于病人对莱奇的信任，依赖莱奇传播爱时就象他作为一位科学家在那时传播所有其他他掌握的任何理论的信任一样。说得婉转些，在莱奇的观点的发展这一点上，他的理论开始显示出独创性。附带地说，无论是尼尔还是尼克·沃尔都没追随莱奇从生长性疗法到器官疗法的转变，尽管他们两人都保留着对他的忠诚和眷念。
　　莱奇关于生长性治疗的论述主要在1942年版的《性欲高潮的功能》一书的第八章。当代读者，尤其是如果他们没受过医学训练的话，那么他们会碰到许多困难，因为他的大部分理论程式建立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被普遍当作生长性神经系统的性质和功能的许多假设的基础上，即建立在这样一部分神经系统上，他们不受意愿的控制，它们受诸如胸、肠和不能直接由意志行为所激起的生殖器官的神经所支配。这一现在通常叫作自主神经系统的系统被分为两部分，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莱奇自己相信，一方面在副交感神经系统活动与快乐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在交感神经系统活动与焦虑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是可能的。确实，他似乎相信，无意识位于副交感神经系统，这一信念正合符他早年所表达的，寻找一种与每一种观念相对应的可触之物的愿望。因此，生长性治疗法从理论上被文饰为一种解放包含在副交感神经的生长中枢中的豪爽、快乐、开朗和美化生活的潜力，这种副交感神经生长中枢来自限制的、畏缩的、束缚的交感神经系统刺激的情感。在典型的莱奇式方式中，这两个系统之间假定对抗性作用以如下口号作了概括：副交感神经系统主张“走向世界，走出自我”，而交感神经系统则主张“远离世界，返回自我”。　　尽管如此，这种生长性理论无须认真对待，因为莱奇自己也在两个方面违背了它。他经常相当武断地使用“生长性”一词，在他个人的意义上把它描绘为诸如“自然的”、“自发的”、“性欲的”等“好的”观念，因而完全忽视了可能的神经生理过程，这些过程也许并不可能包含在他所描绘的东西之中。他的实际的“生长性治疗”的许多方面与“肌肉一盔甲”现象相联系，这种肌肉盔甲出现在不为生长性（自己的）神经系统所激活的自觉肌肉中。
　　另一种扰乱所有的人，尤其是忠诚的莱奇主义者的困境是莱奇对生长性治疗的论述包含种种武断的、绝对的陈述，而这些陈述会使人们觉得不可信，从而把整章都当作胡说而不再考虑。例如，在1942年出版的《性欲高潮的功能》一书的第275页，他宣称，呼吸的抑制“总的来说是神经病的根本机制”，因为“如果呼吸减少，氧气也就输入得少……生物体内只有少量能量产生，生长性的脉冲就较弱因而较容易控制”。换言之，神经病患者用吸入少量氧气减少他们的活力的方法来作为他们主要的防卫机制。他的思想中甚至有更多的反常的观念，它们建立在非常不稳定的有关原生动物的性欲高潮的渴望的生物学玄想之上，人类的性欲高潮包含一种要变成球形的企图，包含一种使人的具有主心骨的品质注定失败的企图。莱奇怎样获得这种观点，他为什么想一直维护这一观点，这确实是令人困扰的问题，尽管作为神秘主义和神学的学生知道，莱奇并不是第一个表达希望成为球状的存在的人。根据早期基督教关于复活的异端邪说，我们将以完美的形式从死亡中复活。
　　但是，如果谁能克服这种种障碍，严肃地对待莱奇，那么，他的关于生长性治疗的论述就不会不使人感兴趣，并且，这种治疗技术也并不象理论上的装饰那么笨拙。从这样两个最基本的假设开始，（1）治疗学的目的是解放和恢复性欲高潮的反应能力，（2）“每块肌肉的僵化包含它原初的历史和意义”。（第267页）。接下去，莱奇挑选某些病人的习惯形成的面部表情，并且去扰乱它，比如，不断地吸引病人的注意力，使病人夸大他的表情，或通过意志行为而作出一种相反的表情。这显然有两种效果。习惯形成的表情会逐渐变得能够理解，并显示为两种相对的力量之间的协调；希望表达一种感情，通常是怨恨或悲痛，并且希望阻止这种表达。这种相冲突的解释终于导致了先前被抑制感情的表达，随后又使病人记起了童年期的创伤经历，这些经历引发了感情并且同时使它遭受了必然的压抑。其次，在病人胸部和腹部的紧张、僵化会逐渐变得可见和可触及。（在这一阶段的继续中，病人的衣脱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但莱奇写的时候始终似乎他们的整个身体都是看得见的，他还几次记下了他触诊了的肌肉和内脏。）于是，胸、腹和其后的骨盆的紧张就象前面提到的面部紧张所经历的那样被处理了——并且通过同样的释放愤怒或悲痛。然后，在继续的某些方面，病人开始愉快的汇报，并常常带着不可抑止的性感觉，这些是突破性格一盔甲浮现性欲高潮的反应的第一个迹象。莱奇对这种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描绘，“从此，工作就集中在使病人详细描绘他的性行为的习惯上，当病人惊讶地报告在性交期间他的骨盆‘自己移动得很特别时’，那么治疗就获得了一种成功的结局”（第290页）。
　　尤为独特的是，莱奇对病人在治疗学家观察和触摸他时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反应持沉默态度，他的病人对治疗学家的日益增长的松弛、信任和明显的性行为的反应持沉默态度。他写道，就如同25年以后马斯特和约翰逊所做的一样，当人面临着他的病人的明显的性反应时对于一个治疗学家来说保持客观的、无动于衷的态度似乎是不可能的。结果，决定这种直接的性抑制的冲击效力依赖于治疗学家对心理和生理原则的正确理解到什么程度就变得不可能了，这种心理和生理原则包含某些他人格中的超凡能力，该能力使他能用一种世俗的非医药的举手礼式的宗教仪式对病人作性的祝福。
　　偶然地，莱奇不象马斯特和约翰逊那样，他并不认为有必要给没有配偶的病人提供“代理的配偶”。〔在他们最新的《人类性功能缺乏》一书中（波士顿1970年），马斯特和约翰逊报道，他们为申请在圣·路易斯生殖生物学研究基金会进行治疗的独身男性偶尔这样做了。〕

　　在莱奇后期观点的发展中，他对生长性治疗的论述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这就是，由于他们的性格、肌内盔甲的消除与他们真正的性欲高潮的能力相一致，他的病人有规则地恢复了“一种很早以前就失落了的诚挚深厚的感情……病人回忆起他们早年的孩提时代，在那时，他们肉体感觉的统一体尚未被扰乱。带着深深的激动，象一位小孩，他们叙述他们怎样感受到与自然合而为一，与他们周围的一切浑然一体，怎样感受到‘生命’、感受到所有这些被他们后来的训练撕成碎片和毁灭了的东西。这种经由性的压抑导致的肉体情感统一体的破裂，这种对再建与自身和与世界的联系的永恒的渴望是所有性的否定性宗教的主观基础。‘上帝’是自身与自然的生长性和谐的神秘的观念。如果上帝除了充当控制人和使人成为宇宙自然过程的部分的自然律外而不再是什么的话，那么——仅仅如此而已——自然科学和宗教就达成了某种协议”（《性欲高潮的功能》第319页）。
　　在这一段中，我认为，莱奇比描绘神经机能的异化的感受的丧失作了某些更重要的事情，这种异化的感觉出现在所有成功的心理疗法的顶点。尽管我怀疑他的某些病人会打算留在那里；他也声称他坚信，通过他观点中的一种纯粹的自然科学的线路，他最终发现了自身与自然、与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机能主义观点和柏格森的活力论协调一致的他早期思想的理性基础。
　　我认为，如果莱奇能就此停下来，如果他能使自己满足于宣称，成功的心理疗法把病人引向了一种与泛神论的宗教观念相似的他们对自然的关系的观点，那么对于他的声誉或许会好得多。不过，由于从不让步，莱奇感到有责任寻找某些物理过程，在这里，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感觉被中和。在二十年代初期，莱奇坚持认为，“并不存在否定支配生命的创造力的原则；只要它不是可触及的，只要它不能被描绘或具体的把握，它就不会满足。”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初期，由于在实践生长性疗法的过程中，接受了许多非常特殊的和难以令人置信的经验，莱奇成功地使他自己确信，他确实发现了某些可触及之物，它们出现在人和自然中，它们遍及宇宙，就人对与他人的性高潮的和神秘的融为一体的渴望来说，它们是积极的力。这些可触及之物，莱奇称之为“生物能量”、“生命能量”或“原始宇宙能量”；他声称它们不仅普遍地显现而且普遍地可以证实；在显微镜下可看到它们，它的活动可用温度计、验电器和吉格尔——谬勒记数器记录。尽管如此，要真正相信莱奇的“这种发现”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也认为，“生命能量”并不是那种可以通过显微镜、温度计、验电器和吉格尔——谬勒记数器的设立来观察和测量的物质现象。换言之，他坚持认为，他已发现了一种在质上不同的能量形式，它们与自然科学有关，但它只能诉诸自然科学技术来判断他的“发现”。因而毫不奇怪，没有任何有身份或卓越的科学家注意到莱奇的研究，或者，他的几个朋友，著名的A·S·尼尔和尼克·沃尔都就自己的方法断言，他们无法评判他的后期研究——或许，把他的生命理论无视为妄想狂者的妄想体系，并把它当作证明他最终发疯了的证据。
　　不过，莱奇的晚年，有一条接近他的发展了的思想体系的更有趣也最慈善的道路。正如莱奇自己所声称的，这条道路并不会被当作一种建立在经验研究上的科学理论，而是被当作一种生命哲学，一种宇宙观，或许甚至被当作宇宙论或是神学，经由某些无法记录的内在的秘密的发展过程他获得了它们。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在某个方面莱奇没能达到他所声称的标准，“他超出了现今人类性格结构的智力框架”；他从未怀疑过这种观点，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径。结果，他使他的思想体系程式化了，虽然他通过观察和推理的科学技术获得了它们，通过自我欺骗获得了它们，这种自我欺骗使他夸大了他思想的创新，忽视了它们与那种周期出现于历史中由诗人和神秘主义者所描绘的观念的相似性——因而产生了许多真正稀奇古怪的论述，尤其是把它们从上下文中挑出来时，确实象是疯狂的语言。
　　由于我相信，莱奇自已所称之为“生命”科学的思想体系真正属于神学和神秘主义，而并不属于科学，所以，在下一章中我将尝试以这种方式描绘它们，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们先前由诗人和神秘主义者所表达的观念的相似性上，诗人和神秘主义者声称他们由内省的方式获得了它们，而不是由其他的方式。我这样做时并不想详细研究他表达它们时的那种伪科学的语言的荒谬性。不过，读者要警惕，莱奇论述“生命学”的著作在注释和阐释提出的问题方面与其他的宗教著作极为相似，这就有可能使不同的读者来读解他著作中的不同含义。总之，莱奇的现代追随者并不赞同置诸他的理论中的正确的解释，或者，并不赞同他著作中所表达的他的关键性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