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性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发现上帝的人——莱奇》（1971年）

第4章性革命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谈到莱奇是个务实的人，并且他在《性欲高潮的功能》和《性革命》中所提出的很多特殊改革都是完全有意义而合情合理的，也能在简单的人性立场上无需理论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支持而被辨明是正当的。特别是在人类关系方面，对贫穷的软弱的结果和隐秘的缺乏显示出卓越的理解力。
　　无论如何，莱奇是一个典型的中部欧洲的知识分子，他相信只有使一种思想让一种印象深刻的理论基础支撑并在一一种完善的系统化的世界观中被清楚地安置在它的恰当的位置上时，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阐述。再者，作为一个医生和一个认为心理学应该置于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弗洛伊德的拥护者，他相信有关人类本质的论点都至少应该依据纯正的科学来作系统的阐述。结果，莱奇提出的所有的改革所造成的性革命在科学上表现为来自他的性组织理论的逻辑推论，而在医学上则表现为预防神经性机能病的预防措施。
　　根据莱奇的理论，既然“神经性机能病的祸患形成于生命的三个最重要时期，”儿童期、青春期和成年期，那么他的计划就在于对这三个时期作出详尽的考察。

　　（一）儿童期。在莱奇的观点中，在儿童期最能产生神经性机能病的两个因素是严厉的过早的家庭训练和儿童期手淫的禁止。虽然莱奇带着他对性学的偏爱几乎不能说他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但是他坚持认为，严厉的家庭训练是有害的。这样做时他肯定了一个被他那一时代的精神分析学圈子所普遍接受了的观点。正如我在前面就提到过的，性格即是一种防卫的观点首先出现在与肛门性行为和强迫观念性，出现在与强制性固执、守纪律和吝啬的三角联系中，这些都是严厉的和过早的家庭训练的结果。一个病例可以用来支持莱奇关于性格盔甲的全部研究是一种真正的关于普遍的个体和社会的强迫观念性防卫研究的结果。许多完全未受莱奇影响的分析学家都准备赞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是强迫观念性的说法，尽管他们并非全部都打算争辩这未必是一件坏事。至于莱奇所提出来的人类没有性格盔甲或是没有强迫观念性防卫而相反他们依赖一种自我调节的自然倾向能存在的观点，在精神分析学的圈子里并没有销声匿迹。最近，它们又出现了，尽管极少以特殊的性或肛门的概念，而是以真实自我与虚假自我的概念出现在兰格和维尼科特的著作中。
　　在这里必须提及，从精神分析方面来说，莱奇在神经性机能病的病因上，由于没有讨论到对于母亲的早期口头接触的作用而更象他那个时代的一位儿童。精神分析学只是在莱奇中止与它的联系后第一年中才开始对它感兴趣，当时这个领域中的先锋人物梅兰耶·克伦和维尼科特都在伦敦从事研究，而不是在维也纳。既然已进入婴儿与它的母亲最初关系的当代研究导致了对于正常的和神经性机能病发展中的悲伤、抑郁和绝望的重要性的日益增长的认识，那么，莱奇对人类这方面体验的极大的疏忽可以被历史地解释为二十年代维也纳的精神分析状况的一种反映，这种疏忽也许在他的性关系的习惯研究中最清楚不过地显示出他没有提及那种走向终结的毫无意义与悲伤。不想知道他的双亲的过早逝世对他的影响也是他个人需要的部分是不可能的。
　　无论如何，尽管在孕育神经性机能病的母亲一婴儿的最初关系中莱奇没有考虑到其干扰的可能性作用，但是，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他的反极权主义的态度将使得他不同意依时喂食，而他在任何事情上的自发性的信念又使他成为了一个要求喂养的倡导者，他对本能的忠诚将使他相信在母亲和婴儿之间有一种最接近的连续的肉体亲昵。
　　莱奇反对幼儿手淫的禁令主要源于他这样的信念，“幼儿的性抑制是固恋于父母的家和它的环境‘家庭’的原因。那是在思想和行为方面典型的丧失独立性的根源”（《性欲高潮的功能》第171-172页）。在他看来，那是“在含糊的文雅的趣味的教育过程中扼杀自然有活力的冲动的首要方式”（同上书，第192页）。
　　不过，尽管莱奇坚信幼儿性欲的抑制是西方人驯服和缺乏自主性的主要根源，但他并不认为所有幼儿的手淫真正是有利于健康和自然的。相反，他似乎是第一个意识到多大程度上手淫是一种强制性症状，多大程度上是由冲突而不是由愿望造成的精神分析学家。在《性革命》第245页）中，他引用并赞同俄国精神分析学维拉·斯契米特的观察，维拉·斯契米特于二十年代初期管理莫斯科的一家儿童之家，他认为，有两种形式的儿童期手淫；一种是自然的和纯粹性欲的；另一种是“对侮辱、贬责或自由限制的一种反应”。莱奇认识到这种区别的重要性与他对这样一种观点的坚持携手而行，该观点认为，在欧洲成年人中所通行的正常的性活动是一种真正的强制性神经病症状，它们由焦虑和性虐待狂而不是由纯粹的性欲望所促成。

　　（二）青春期。莱奇关于神经性机能病产生于生命的青春期的观点建立在一个简单而坦率的前提上，即“青春期意味着进入了性成熟，不是意味着其它的什么”（《性欲高潮的功能》，第137页）。根据性组织原则，既然性节制产生性郁积，而性郁积则复活了婴儿期神经性机能病的行为类型，所以，莱奇提倡所有15岁以上的年轻人应有完全的性自然。那濒临危险的是使青年人成熟的肉体需要的满足……成熟是青年人的性快乐，是防止神经性机能病的重要的原因。”（同上书，第178页）。在他的观点中，强加于青年期的性活动上的禁令和约束不但导致了巨大的挫折和痛苦，而且对人格也有持久的残缺的影响；这些残缺的影响确实是禁令为什么被强化的原因。它们的社会作用是使每一代新的成员变得驯服和信奉，尤其能有效地约束逆来顺受地接受由“强制性婚姻”的一夫一妻制强加于性欲高潮满足上的限制。而支撑强制性动机是“老一代对于青年人性欲和斗争精神的恐惧”同上书，第173页）
　　莱奇在《性革命》第六章节中对青年期问题的分析是生动的，并在许多方面理解了在青春期以后要求节欲几年的那种文化中成长中的年轻人意识到性的困境的原因。书的大部分论点就象它的三十年代最初的德文版本一样地适应于现在。确实，如果“青年期只意味着进入性成熟，而不意味其他什么，”是真实的话，那么莱奇的观点应是无可攻击的。但事实上，象往常一样，莱奇论点的全部方法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这次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
　　第一，即使在他最喜爱的原始母权制社会中“性痛苦是无法知道的”，这是真实的，那么责任就在莱奇身上，因为这表明从性痛苦中得到的自由并不会被很高的代价所购买，即这证实了在文化人的卫生的、文化的和审美的愉悦及工艺上的先进文明的发展与青春期后几年成年人的教育目的的延迟之间并不存在功能的联系或相互关系。通过对不同文化成员所体验的性快乐和性痛苦的任何比较，我们将不得不重视他们的性习惯对所有其他的非性的文化方面的关系，其他的非性的文化方面包括有效性或其他的满足形式与生命的正常持续时期。或许美拉尼西亚人享受了一种没有性挫折和痛苦的青春期，但我怀疑他们是否能活得象我们一样地长久。
　　对于爱的性质存在的疑问是关于“堕人情网”的罗曼蒂克观念我们的社会对这种观念评价极高（也许已减弱了一些），但是，在别的地方，这种现象是罕见的，在西欧、美国之外，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破坏性的社会现象^[10]。当一个人考虑到由堕入情网的年轻人所体验那种极其剧烈的快乐和痛苦时，他就会认识到将需要一种比莱奇的更为精确的享乐主义计算方式来决定，他的性自由的方式是否增加或减少了人类快乐的总量。但是，莱奇用他认为所有性的压抑都是社会压迫的一种方式这一笼统的假设阻碍了所有这些真正而明显的问题的讨论。
　　莱奇以未经证实的假设为论据的第二种方法是作出一种先验的设定，所有尚未实际寻求性交但已到了发育期的青少年是神经过敏的。这一设定使他能够用明显的证据来抵制他那作为它的根据的论点，而不必证明他被给予了权力去这样做。在莱奇看来，所有那些15岁以上的还未性交过的少年都是由于害怕双亲而不敢这样做，他们是些没有野心，驯服的人”《性革命》第83页）。我怀疑这是否是真实的；有些人只是没有作好准备去这样做。心理的和感情的发展总是落后于肉体的成熟，这似乎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特征，所以性觉醒通常在青春期以后的一个可感受的时期才出现。假设象莱奇所做的，这种落后必然是神经性机能病的一种症状，那么，在我看来，这似乎是莱奇对于精神病理学的过于简化和滥用的典范。象认为艺术运动和文化运动是对经济利益和阶级利益的纯粹附带现象的反映而没有任何它们自身的历史动力的“生硬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样，它也包含着同样的谬误。它也假定，性欲高潮的满足是所有其他的需要中能被孤立地追逐的一个目标，而所有其他的需要它们在人类中彼此地互相吸引。
　　莱奇也用了一些其它的方法来使事情变得易于处理。他完全忽视了同性成员之间的友谊，确实忽视了那涉及到人类天性的同性恋组成部分的一切。当一个人考虑到青年人所受教育的范围来自这样一个过程时，在此过程中，知识、技能和文化倾向通过同性老师与学生间的关系而从一代传递到另一代，那么，这不能不是一个相当大的疏忽了，并且，这种疏忽仍然极大地存在着。他还假设避孕是可信赖的，而这在三十年代则完全不可靠，结果，他忽视了所有与怀孕、分娩及流产有关的问题。确实，尽管他同情年轻人，同情性的挫折，尽管他摆出要回到现实中来的样子，但是，《性革命》一书凭想象给青年人描画了一副暗淡的难以置信的非真实的图画。在莱奇的幻境中，所有的青年人是孤独的和渴望的，他们没有人有兄弟、姐妹或朋友，没有人喜欢他们的双亲。代沟绝对地存在，没有父母记得青年时是个什么样子，没有年轻人会喜欢父母的陪伴。

　　（三）成年期。在莱奇看来，成年时期神经性机能病最肥沃的土壤是“强制性婚姻”，“强制性婚姻”意指惯常的一夫一妻制的“资产阶级”婚姻。他认为，人类关系的这种形式，对于人类伴侣关系的统一和持续来说，对于父母身分的相互的享乐来说，它决不是一种自然需要的表达，而是“性的需要被社会经济过程所强制的形式，特别就妇女而言，除了在早期儿童所要求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的道德压力外，性和经济的需要并入到了对婚姻的渴望之中”（《性欲高潮的功能》第74页）。根据莱奇的理论，尽管早期性欲的压抑和强加在青少年性生活上的约束的社会功能构成了一种人格类型，如果没有积极地享乐的话，那么这种人格将发现强制性婚姻是可接受的，这样，他对资产阶级婚姻的批判基本上是，所有关于婚姻的准备都是无意义的。结果，“每一次婚姻都导致性需要与经济需要之间一种不断增长的冲突的病态结果。性需要仅仅只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由一人和他的伴侣中获得满足。另一方面，经济独立、道德要求和习惯导致关系的永久性。这一冲突是婚姻痛苦的基础。”（同上书，第174-175页）。
　　必须注意到，莱奇在这里已渐渐巧妙地把一个普遍的可掌握的关于人性的假设即男女都是天生多配偶的假设引入了他的论点，但是这一论点在科学上未被证实。结果，他们会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不可避免地对“一个或同一配偶”感到厌倦。于是，他用这一假设来证明“强烈的性欲能力能使婚姻幸福。但是，对终身的一夫一妻制婚姻来说，由于各个方面的道德要求同样的性欲能力就并不能导致幸福了。事实就是这样，它不是其他的什么，只不过是一个事实而已。”
　　同样的论点在《性革命》一书中作了详尽的阐述：“婚姻可能是美满的，至少在某段时期内是这样，如果存在性的和谐和满足的话。不过，这应以性的肯定性教育、以婚前性经验和对传统道德的摆脱为先决条件。但是，实际情形却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同时意味着它的毁灭。因为一旦性欲被肯定，那么道德说教就被抛弃了，也就不再有任何内在的论点来反对与其他配偶的性交，除非在一段时间内，这段时间中的忠诚建立在满足的基础上（但并不是永生）。婚姻随着观念的崩溃而崩溃了，它不再是婚姻，而是一种永久的性欲关系。因为没有对生殖欲望的抑制，这种关系被证明比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更幸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医治一种不幸婚姻——根据道德家的和极权主义的法律——是对婚姻的背叛。”（同上书，第144页）。
　　强烈的性欲能力和一夫一妻制是不相容的观念使莱奇论述了“一种婚姻制度中的内在的矛盾”。鉴于莱奇关于必然性的杰出感受（毕竟这纯粹是他个人的看法）这种感受对建立起一个科学论证的观点是模棱两可的，即人类天生是多配偶的（异养的），一夫一妻制（单型的）的行为是病态的；或者人类天性是一夫一妻制的，而所有多配偶的行为是病态的——所以，毫不奇怪，他甚至准备就自然的“持续的性关系”的平均时间作一确定的论述：它们能维持四年（《性革命》第139-140页）。
　　同样，莱奇也相当轻率地宣布，他对健康的生殖人物的性高潮需要作了确切的论述。“从生物学来说，健康的人类有机体在性生活的过程中（这一过程约三十至四十年）大致要求三千到四千次性行为”（《性欲高潮的功能》第175页）。为了省去读者计算这一论述的数学上的麻烦，它意味着生殖人物平均每年在75到133次之间，这一数据是由当代的金西额定值提供的。记住莱奇的性生活从15岁开始的观点，它们也显示出，性欲高潮的能力在45至55岁之间消失，这是一种来自性热情者的稀奇古怪的维多利亚式观点。但是，莱奇似乎从未关心过他自己中年、老年期的心理和性生理。
　　因此，莱奇设想和宣布的性革命存在于“长久的性关系”的重要性与价值的社会认识中，它们唯一存在于性高潮配偶的相互满足中，并且与作为社会契约与经济契约的婚姻显然区别开来。这确实等于是一种完全的历史线索的分离，在作为有关支撑和保护妇女儿童，有关私有财产继承方面的法律体制的婚姻与作为对于相互的爱的真正的肯定的婚姻之间的完全的分离。正如莱奇自己清楚看到的，这样一种革命将以社会和心理方面的根本改变为先决条件。
　　在社会方面，它预测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妇女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她们既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又能够获得国家抚育她们的孩子的津贴，在这个世界里，父亲在他们的孩子的生活中相对地并不起很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有托儿所和幼儿园用来照看参加工作的母亲的孩子。在心理上，它要求消除人类关系中的占有欲。在莱奇看来，妒忌是一种自然的情绪——“一想到所爱恋的伴侣也与别人睡觉就自然地感到痛苦。”——但是他也相信，企图阻止原来的伴侣与别人发生关系也同样是不自然的。这是莱奇的权力实施并非人类本性的一个基本方面的信念的另一个例证。
　　既然现在在西欧和美国的大部分主要城市都有这样的集团，在那里，某些近似于性革命的东西已经出现了，并且，这样作时并未伴随任何经济革命。所以，必须强调，在三十年代，莱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性组织理论，至少在其受影响的年代中，三种社会变化已经出现了，但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参加。第一，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走入没落，并且还显示出它有能力幸免于世界大战，在阶级之间的权力分配中没有根本变化。第二，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一个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阶级权力并非由力量和贫困所维持而是由大众媒介有说服力的权力来维持，为大部分有发言权的群众的物质影响的方式所维持，例如，为雇佣工人、职业的和商业的高级官员所维持，不过，他们仍然被排斥在实权之外。结果，革命的动力，正如战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不存在于无产阶级和技术先进的工业社会的“进步的因素”之中，而存在于诸如象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那样的农业的发展中地区。第三，阶级结构和性道德之间的相互关系至少已经在工业社会中证实了极少类似于莱奇所认为的观点；对性道德的容许似乎给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造成了一些威胁。可靠的避孕药物的发明和商业宣传是这种新近未曾预料到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必须再补充一点，神经性机能病和性抑制在已清楚地区分的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婚姻与作为“永久的性关系”的婚姻的范围中并非是不可弄清楚。在这种范围中，受挫的神经性机能病似乎已被混乱的神经性机能病所代替。并且，妇女的经济独立通常并非基于她们的自由工作和挣钱，而是基于赡养费或是不劳而获的继承的遗产收入。确实，正象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迄今为止，性革命至少已证明了它极大地是一种上层中产阶级的现象，该现象与阶级战争毫无任何联系。

^[10] 参见葛夫伊格雷尔的论文《论堕入情网》，收入文集《平等的危险》，伦敦，19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