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发现上帝的人——莱奇》（1971年）
第3章 莱奇与性天堂
莱奇深信在维持身心健康在防止神经病方面性欲高潮的重要性，这使他对性组织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性组织理论包括两个方面精神病理学理论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无论如何，这些是难以理解的，除非人们认识到，对于莱奇来说性欲高潮的概念包括所有那些令人愉快的和本能的东西。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莱奇的话，那么他的信念是，生命应比文明社会所允许的更自由和更没有束缚；如果人类能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而不是屈从于他的性格盔甲，那么生命就不仅比它所应该的那样更自由和更丰富，而且很多道德问题和包括癌症在内的许多肉体疾病就永远不会发生了。确实，他似乎相信，痛苦一般说来是不必要的，痛苦是一种欺骗生命和身体的智慧的社会限制所造成的人工制品。这正体现了莱奇研究的特点，他的写作从没有触及到对于乌托邦来说象人的变老的必然性或人的道德意识这样一些令人棘手的问题。结果，他的生命哲学没有给许多宗教所宣称提供的安慰留下位置，也不包括对这方面意义的探索。在莱奇的观点中，性欲高潮和其它的本能活动是善的和自身富有意义的，它们既不需要辩护也不需要解释。直到他生命的晚年，他也没有表现出要考虑这样的可能性，人的自我意识和反思他的本质和命运的能力可能会内在地损伤或甚至限制人的直接的、生物的和孩童的生命快乐的能力。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他早年的生涯中，他就拒绝接受神学院学生和牧师作为病人。
不过，尽管莱奇有一种关于性欲高潮的不切实际的乐园的乌托邦想象，但他也是位务实的人，他的著作，尤其是他的《性欲高潮的功能》和《性革命》包含了对于增进性快乐和减少神经病症的特别的可取之处。
这些可取之处源于构成莱奇思维核心的性组织理论。象我从个人的体验中所知道的，既然莱奇的现代追随者随时准备谴责那些写文章诋毁和中伤莱奇的人，那么，我将从1942年版的《性欲高潮的功能》的导言中摘录一段来描述莱奇思维的核心部分。在导言中，他断言“性组织理论可用几句话来表达”。事实上他却花了三页纸。下面所引的数段是他的主要论点。
１．“心理健康依赖性欲高潮的能力。也就是说，在自然的行动中在性欲高潮的顶点中，依赖于生物让与的能力。它的基础是对于爱的非神经机能病的心态性格。”
２．“精神疾病是对于爱的自然能力干扰的结果。对于性欲高潮无能的人来说，他们绝大部分是痛苦的，其生物能量被堵塞，因而成了各种非理性行为的根源。”
３．“心理干扰是由我们的社会性质所带来的性混乱的结果。几千年以来，这种混乱服务于使人民屈从于现存状况的功能，换句话说，它服务于使生命的外在机制内在化的功能。它通过使人们丧失自信力的方式，服务于造成机械的极权主义的文明的心理固定的目的。”
４．“在自然条件下，生命力可自动地进行调节，没有强迫的职责或是强制的道德。”
５．“反社会的行为来自于一些次要的推动力，这些推动力则存在于对自然性欲的压抑。”
６．“个体成长于这样一种环境，它否定生命，使性获得一种快乐一焦虑（快乐的激动的恐惧），快乐一焦虑在肉体上表现为剧烈的肌肉抽搐。这种快乐一焦虑是滋生个体再创造生命否定的意识形态的土壤，这种意识形态是专政的基础。快乐一焦虑又是自由的恐惧、生命的独立方式的恐惧的基础。”
７．“使有四五千年历史的家长制极权主义文化永存的现今人类的性格结构是由一种反对自身中的本能和自身之外的社会痛苦的性格盔甲所组成的。性格盔甲是孤独、失望、渴望权力、畏惧责任，神秘的渴求、性的痛苦、无能为力的反抗的基础，也是病态类型、非本能的忍让的基础。人类对他们自身中的生命存在采取敌视的态度，并且使它们从自身中异化出去。这种异化不是生理的原因，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原因。在家族制社会秩序发展以前，它并不存在于人类历史中。”
８．“从那以后，义务就取代了工作与活动的本能的享乐。”
９．“在极权主义的模式里，这种性格的形成其关键不在双亲的爱，而在极权主义的家庭。它的主要的方式是对幼年期和青年期的性的压抑。”
１０．“由于现代人类结构的分裂，天性和文化，本能和道德，性欲和成就都被看作是根本不相容的，人类永远渴望着文化和自然，工作和爱，道德和性欲的协调，只要人们没有获得自然的（性欲高潮的）性怡悦的生理要求的满足，这种协调就只是一种梦想。”
虽然莱奇的翻译者必须对不可靠的语法和不规则的发音负有责任，但这页却生动地描述了他著作的两大文体特征，即他的重复和他无力准确地阐明他的意思。例如，“在极权主义的模式里这种性格的形成其关键不在双亲的爱而在极权主义的家庭”这一句中，他的论点的大意是清楚的——他宣称在双亲方面，一种特殊的“极权主义的”行为方式在他们的孩子那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服从的和被抑制的性格类型——但是，他论述的方式仅能给予一般的和含糊不清的印象。他并不是真正想说，家庭是这种性格形成的关键所在。
我认为，莱奇的重复是他性格中一种好奇的虚张声势的品质的表现，他的这种性格必定会遭到那些不迷恋于它的人的反对。莱奇似乎总在说，我了解真理，你，读者，应该相信我，要不我会继续告诉你直到你相信。当他抨击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刺耳的武断的肯定不幸——但决不是偶然地——最突出地显示在他的政治著作中。
不过，尽管莱奇的论述一再重复和不精确，但他的性组织理论实际上却是一种完美的合乎理性的阐述。它是一种真实的理论，即便是不常是那样，我认为，它可用以下七个论点来概括。
1．在莱奇的身心相关这一概念的含义中，心理健康依赖于体验性欲高潮的能力。
2．心理疾病是体验性欲高潮的能力受到抑制的结果。
3．性欲高潮能力的抑制由一种防卫的、心理结构的性格盔甲所构成和维持。
4．性格盔甲在肉体上表现为肌肉紧张和心境扰乱。
5．性格盔甲在个人那里和在与此相应的与性的表达相反对的外在压抑中得到发展。
6．这些非性欲的压抑出现在一种特殊的家庭形式中，出现在极权主义的家庭中，这种家庭不是由双亲的爱所掌握，而是由父亲的压迫和压抑的权力所致。
7．这种家庭形式只是在家长制社会才出现，它是由这种社会设计出来的产生一种无能反抗其统治者的顺从的民众的众多技巧之一。
1．第一个论点，用莱奇自己的话说，“心理健康依赖于性欲高潮的能力”被他表述为一种临床状况，其根据源于他自己和其他分析学家的精神分析观察。不过，它展示了两种研究方法的缺陷，那就是重复，它被一种不知道谁先谁后的方法所系统地阐述，即被一种到底情欲高潮的能力在先，亦是心理健康在先的方法所系统地阐述。
当然，我们通过把所有缺乏性欲高潮能力的人指定为有病的方式来界定心理健康是可能的，并且自从弗洛伊德开始，这样的理解已经无可怀疑地成了一种广泛的倾向。但这样一种解释的程序完全是未经证明的假定，即下述两种情况，到底哪一种合乎事实：所有自我感觉好，并且也使别人产生印象认为他们是这样的人就是具有性欲高潮能力的，亦是所有那些精神上遭受痛苦而寻求精神治疗救助的人就缺乏性欲高潮的能力呢？象莱奇所认为的，任何声称在健康与性欲高潮能力之间有一种确切的相互关系的人就有责任证明：所有表面上被判断为健康的独身主义者经过周密的调查在某种确定的意义上证明是病态的；而有些神经分裂症患者和狂郁症患者声称具有性欲高潮的能力是假的。关于这两点莱奇都没能提供任何证据。
莱奇认为心理健康依赖于性欲高潮的能力的主张也是未经证明的假定。即使人们同意两者之间有种联系，但也决不能结论说前者依赖于后者。归根结底，有两种其他的可能性，即性欲高潮的能力依赖于心理健康和它们两者依赖于某些其他的东西。确实，后种情形是与作为性欲高潮的提倡者的莱奇相反对的作为科学家的莱奇的真实思想。他认为，要发展和维护心理健康和情欲高潮的能力，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人在家里度过儿童期时，幼儿性欲没有被压抑；在社会度过成年期时，性活动没有受到宗教禁忌或经济限制的抑制。
2．第二个论点，也用莱奇的话来说，即“心理疾病是渴望爱的自然能力受到扰乱的结果”。这是极不真实的。虽然某些心理疾病——值得注意的是精神性神经病和性堕落——也许与渴望爱的自然能力的扰乱有某些联系，但是，其他的状况则完全不是这样。他讨论心理疾病时就宛如从来没有听说过心理不足或由大脑损伤、新陈代谢失调、衰老、遗传等引起的器官性心理疾病，而这正是莱奇的乌托邦主义和偏爱总的归纳的特征。然而，作为一位医生和精神病学家，他必须早就熟悉这些疾病了，并且知道即使最有天才的头脑也无法证明一种病例是甚至间接地是对爱的天性能力干扰的结果。
3．考虑到我在前面对于性格盔甲和有关的精神分析学的“防卫”概念的描述，因而对于我来说再在这里进一步讨论它是没有必要的了。但是我或许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被无时不在的性格盔甲囚禁的文明人的思想所造成的问题之一，是要决定人类文化的哪些方面是性格盔甲的表现，决定在自然人中哪些是成功地使性格盔甲得以存在或超越它的力量的表现。在莱奇的观点中，极为清楚，所有建立在责任感上的行为来源于性格盔甲，所有建立在同情基础上的行为来源于自然的人。但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他与另一位后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那主义者马尔库塞的意见一致这一点还不十分清楚，后者认为，大部分资产阶级文化是“否定的”，从能提供一种经验范围的意义上来说，人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博爱、善、快乐、真理和团结[7]的渴望只是在没有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禁忌和约束时才可能实现。马尔库塞在他的《爱欲与文明》（1969年，伦敦）中所表露的看法是莱奇没能在抑制和非抑制的升华中作出实质性区分的东西，并且，莱奇的社会洞察力被“一种彻底的原始主义”所蒙蔽：“自由的进步表现为一种纯粹的解放。”实际上，莱奇对文化的态度与其说是纯朴的不如说是原始的。在他的见解中性欲的满足是文化和创造活动的先决条件。“在禁欲期间偶尔创造出来的几首不好的诗是没有多大趣味的” （《性革命》第66页）。
4．莱奇的性格—盔甲由长期的肌肉紧张所体现和甚至相等同的观点将在生长性疗法一章中讨论，因为它是这样的观察、假设和洞察力，它们使莱奇放弃了精神分析而走向肉体治疗方式的实验。
5．已经说过，性格一盔甲是由社会和家庭把强加在处于自然条件下能健康和性欲得到自由成长的个体身上的外在压力内在化的结果。但是，也许值得再强调一下，这种观点产生于同弗洛伊德思想的两个论点的重大的分裂，一是关于死本能的观点，它被设定为在人身上的一种走向病态的内在倾向的存在，二是关于儿童的自我先天较弱的观点，因此这迫使它建立起防卫来免使自己被自身极度的本能冲动所压倒。正象我们将看到的，在他后来“宗教”时期，莱奇放弃了这种性格一盔甲的环境的和社会学的起源理论，然而，在任何方面他都没有回复到弗洛伊德的观点。
6．使莱奇认为性格—盔甲仅仅产生于一种特殊的极权主义家庭类型的这一观点的第一点是，它是一个社会学的或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不是一种临床发现。莱奇并不坚持他的精神分析的经验已使他在家庭结构和组成家庭成员的神经机能病患者之间设定了一种相互关系，或并不坚持认为在极权主义家庭成长的他的所有的患者都显示出性格一盔甲，在这种家庭中，父亲压迫妻子和儿子，压制所有婴儿期性欲的发展。如果他坚持这一点的话，那么就可以把他称之为当代家庭精神病治疗的先驱，也认为有可能他参予了某些发现，这些发现是通过把格利高里的精神分裂症的“双面束缚的”理论运用于包含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家庭成员而得来的。
既然这确乎是真的，有一些家庭不是充满着双亲的爱而是为权力运用所控制，这些家庭极大量地产生出神经病和精神病儿童，但是，下面情形却似乎并不是真实的，在这些家庭中，致病力必然为父亲所操纵——在文学中有关占支配地位的“患精神分裂症的”和“神经性机能病的”母亲形象与懦弱的父亲形象比权力主义的父亲形象要多得多——婴儿期性压抑是这种双亲对他们的孩子行使权力迫使他们变为神经质的顺从的主要的或唯一的方式；纵容、过分的保护和诱惑似乎都是有效的毁灭性的武器。当然，表象与真实决不会完全一致；一个家庭表现为被极权主义的父亲所支配，而实际上却由幕后指挥的母亲所操纵。
无论如何，莱奇认为性格一盔甲神经病症是极权主义家族的压抑和反利比多的内在化的结果的思想既不是来源于临床观察，也的确不是提出来用以解释临床现象的。它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因所引导：把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清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切实际的部分。
莱奇认为统治阶级对民众的压迫不能简单地依据统治者所支配的物质权力，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释，在他看来，统治阶级之所以成功地控制民众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创造了具有这样一种性格结构的民众，这种性格使他们顺从权力而愿意接受统治者的统治。“社会并不一定是某种心理结构的结果，恰恰相反才是真的；性格结构是一定的社会的结果”（《性格和社会》，第254页）。再者，资产阶级社会产生了那种通过各种社会体制的中介，明显地通过极权主义的家庭、极权主义的学校与宗教的中介而要求的性格结构。“从幼儿时期开始人们就被训练成虚假的诚实、自我埋没和机械的顺从，被训练成抑制他们自然本性的能量”（出处同上，第252页）。结果，大部分性格研究“与政治的和经济的统治者的利益相一致”。（《性革命》，第20页）。
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与个人性格之间的关系的程式在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两者那里是未解决的问题，而至少使莱奇感到满意的是，他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程式没有求助诸如死本能这样的虚幻的生物学理论而提供了一种关于神经病根源的解释，并且，它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不切实际之处，这种实际状况在法西斯主义上升时期表现得极为清楚，即人民群众并未依循他们本阶级的实际的经济利益，而相反他们只是心甘情愿地跟随那些极权主义的领袖。
莱奇怎样获得性格结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间有机的相互联系——用他自己的术语来说是有机的同一——这一思想尚不十分清楚，但是，它能够被当作他坚持运用的现代通常被称之为整体论思维的一个范例，这种思维从这种假设开始：现象（包括人类）不是具体的统一体，在它们自身不是完善的可理解的——“没有人是一个岛屿，在他自身是整体”而是更大的整体的部分。正象亚瑟·凯斯特勒——他偶然地与莱奇在柏林的同一个共产党组织里——在他的《核心组织中的幽灵》中假设所有的现象都能被安排在微粒子的等级组织中（如电子、原子、分子、细胞、器官、有机体等等），其中的任何一个对它自己而言是个整体，但却是更大的更为复杂的支配的超整体的复合体的一部分，所以，莱奇也把神经病症状当作神经机能结构的部分，而神经机能结构则是性格结构的部分，性格结构是家庭结构的部分，家庭结构又是社会结构的部分等等……，从心理角度和社会角度上来说，大的结构由它的较小的组成单位所体现。
象保尔·A·罗宾逊在他的《弗洛伊德的左派》[8]中指出的，虽然莱奇的社会理论“为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想像力的概念工具”，它们能被用来“理解经济的现实如何能由政治、道德和宗教来解释，甚至可能理解经济秩序本身是如何被维持的”，但事实上，他从未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方法制订出来以便可能在学术研究上被接受。“他头脑中生硬而未受过训练的性格不能给他的根本的洞察力带来一种细心的有经验的详尽阐述。他在这方面如同在许多其他的方面一样远远落在那些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之后，他从未考虑到接近高贵的学者式的历史研究。
偶然地，莱奇的性欲高潮理论成了他的历史思维的一种范例，因为同时它宣称性欲高潮作为一个单一的统一体对于个人的肉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是必要的，并且宣称，实现这种功能的性欲高潮必须在与另一个人熟练的合作上体验出来。因此性欲高潮的体验的需要是决定性的生物证据，即成年人并不是自主的、自足的单位，他们只是时与另一个发生关系而非总是他人的一员。莱奇一再坚持，手淫是一种内在的不满足的和拨弄人的体验；“在长时期后，它会变得令人不满足和令人烦躁，因为爱的对象的缺乏不久就会使人变得痛苦。”（《性革命》第110页）
虽然莱奇的一些追随者，尤其是《莱奇论弗洛伊德》一书的编者，对莱奇的卷入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持贬谪态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宣称这种卷入仅仅源于他对性卫生学的兴趣，但是，毫无疑问，许多年来他一直献身于共产主义。虽然对于这种不予张扬的事实有着可理解的政治的权宜之计的原因，但是，他属于这样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大部分都对共产主义持同情态度。在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列宁主义转变成斯大林主义或苏联逐渐表现为另一极权的帝国主义尚不十分明显。
7．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尤其是莱奇的见解的困难之一是知道有多少现实能依附于它的最广泛的抽象概念。把含义依附于诸如“性格结构”、“家庭”、极权主义或其他的“国家”、“阶级”等概念是不难的，但是，象“资产阶级社会”这样一个实体却是极难以肯定的，或者，我们极难以知道，这种社会历史现象能合理地为象“家长制的极权主义文化”这样的概念所包含，据莱奇看来，这一概念已存在有四至六千年之久了。这确定是莱奇最特有的见解之一，而且如果我们想了解他是怎么获得这一概念的话，那么就要求对人类学的历史作一个简短的概述。
根据莱奇关于当代社会和其神经病症根源的理论，原始的“自然的”社会是母权制社会。在政治上，这种社会缺乏任何统治系统；在性欲它是绝对自由的。因为父亲没有权力，孩子们就没有恋母情结，压抑从未出现过，每个人都幸福、自由和自适。虽然这种观点显然是个幻想，但莱奇似乎真正相信，这种质朴宜人的状态曾一直存上，在。“在有一种集体的和工作民主的组织的原始社会中，单位是部落，包括一个共同母亲的所有的血缘亲属。在这个同时也是经济单位的部落里，除了性关系的束缚外不存在任何其它的婚姻。”不过，作为无从解释的经济变化的结果，母权制社会逐渐被父权制社会所代替，“自然的性群居被道德的要求所替代；自愿的、快乐的、爱的关系被‘婚姻的责任’所代替……性组织的调节生命被生殖抑制、神经性干扰和性反常行为所代替；自然的强烈的自信的生物性欲高潮变得软弱、无助、依赖和害怕上帝；天然的性欲高潮体验被隐秘的狂喜所代替……”（《性革命》第161-162页）。
人们只要询问一下这种母权制社会在哪里，它什么时候存在，有些什么残存的记录，他就会认识到这是人类学的幻想，与历史的现实没任何联系。但对莱奇来说它是公正的，它同弗洛伊德在《图腾和禁忌》中关于恋母情结的根源和反叛的儿子谋杀他们的原始的父亲的神经性犯罪的根源的论述一样，只不过是个幻想罢了。并且，如果说对他们两人都是公正的话，那就必须补充一点，他们俩都卷入了一种纯理论活动的形式，在这里，这种纯理论活动被当作合理的而接受了，但是，在人类学中，它被后来的历史发展宣告无效。
实际上，它们是植根于两个假设而建构起来的幻想，这两个假设已被十九世纪的大部分人类学家所接受，但是，无论在功能还是在结构上又被所有当代人类学家所否定了。
第一个假设是进化的观念可直接应用于人类社会。来源于斯宾塞的这一观点导致了进一步地再设想，即有些社会是原始的，其他的是进化的或是“先进的”，现在存在的“原始”社会提供了先进社会发展之前怎样的证据。当然这种类推是生物学的。鱼、两栖类、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可安排在一个进化的系列中，“在人身上，一切都达到了终结的完满的和谐”（德莱登语）。在一个显然由人支配的世界里，仍然还存着鱼、两栖动物等等，这些事实可用来证明，“原始”社会即非欧洲的社会在“文明”人即欧洲人的进化中从很早的时期以来就存在的状况。再者，既然许多所谓的原始社会拥有那些冲击西方知识分子的当作非理性和非逻辑的概念，那么，人们就试图将它们解释为在人们逻辑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能力的发展中早期进化阶段的产物。在个体发生再现了种系发生的生物规律的基础上，类比在野蛮的头脑与欧洲人的头脑之间进行，常常在中产阶级与儿童之间进行。正如娄格·S·波尔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图腾和禁忌》的英译本导言中所说的，“这是一个把野性的想象与文明的事实适当联系起来的问题，在那时似乎没有人被这个骇人听闻的设想所困扰，甚至一点也没有。于是，进步主义者和进化论者的优势，对文明直线前进的信念，寻求起源的信念，所有这些合乎逻辑的设想都根据同一种含义被削足适履地加以论述，这就是十九世纪的图景，也是二十世纪的某种情景。”
第二个假设是由弗洛伊德与莱奇提出来的，当前者把恋母情结的起源追溯到原始的父权制游牧部落时，当后者宣称最早的人类社会是母权制社会时，他们都作出了这第二个假设，即支配家族关系的习俗和血统的追溯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结构和存在于该社会的权力关系的本质。根据这一假设，就象原来就已确信的那样，所有的“原始”社会都是父权制社会即通过男性线索而追溯到血缘和确定的亲属关系这一事实被当作有效的证据证明，所有的社会都由男人所统治，并且永远如此。
不过，这种过于简陋的观点并不能在人类学家具体生活过的对特定社会的详细而系统的调查中存在。相反，象弗莱兹所说的，它们只能逗留在核实来源于旅游者的故事的研究中。于是，产生出来的不仅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比先前所认识到的更为多样化和更为复杂，不仅在最广义的父权制上彼此相似的社会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社会组织，而且某些社会是母权制，通过女性的线索可追寻到原始的血统和亲属关系。
莱奇抓住了这后一种情形建立了他的自然原始社会是母权制的理论。追随拜柯芬、摩尔根和恩格斯，他假定了母系氏族社会是母权制的，并认为，它们代表着与马克思的原始共产主义时期相对应的较早的人类进化的发展阶段，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没有国家，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性抑制。
为了支持这一论点，莱奇极大地利用了马林劳斯基关于美拉尼西亚[9]的特洛布赖恩德岛居民的研究。在特洛布赖恩德岛的居民中，血统是母系的，肉体上的父亲并不被承认，不论是儿童、青少年或是成年人，在结婚之前对他们的性活动没有社会的强制性约束。他们似乎确实没有恋母情结，没有性抑制，他们似乎确实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一证据驳斥了弗洛伊德的犯罪和抑制是恋母情结内在的系统发育所决定的结果。并且因而是人类生存无法避免的这种悲观主义的观点。这样，莱奇引用了马林劳斯基的著作以支持他的论点：“‘野蛮人’表现了一个比我们的更广泛的性组织”（《性革命》，第131页），并使用存在一个性的随意自然的母系氏族社会的观点来支持他的性乐园就是实际的政治的思想。这种社会在美拉尼西亚就已存在，它已经出现在史前时期；因此，在性革命之后它能被引进“先进的”社会。
无论如何，在一个基本观点上，莱奇错了。虽然特洛布赖恩德岛的居民是母系氏族，但他们的社会性质并不是母权制的，马林劳斯基自己从未揭示过这一点。他并未用他的研究去支持有关人类社会原始性质的进化的预测。确实，作为一个官能人类学家，他并不考虑这些推测是否合理。在他的观点中，特洛布赖恩德岛居民的习惯和信仰需要根据他们的文化的总体功能来解释，而不是依据任何社会进化理论。所以，在使用马林劳斯基的证据去建构一种有关自然原始社会的本质的理论时，莱奇误解了马林劳斯基的研究，他在交易上成了老式守旧的人。莱奇对于马林劳斯基的研究的滥用确实是这种方法的一个杰出的范例，在此方法中，莱奇寻找证据支持论点，而不是建立能解释事实的理论。
事实上，在母系社会，权力仍属于男人，男子仍在儿童身上行使权力。马林劳斯基本人描绘在特洛布赖恩德岛的父亲们和他们的姐夫们之间，为了他们的儿侄们的训练与未来的事业而产生的一些磨擦。这样看来，毫无疑问，关于母权制的整个思想都只是一个神话。象罗宾·福克斯在他的《亲属关系与婚姻》1967年，伦敦）中所指出的，“母系系统的全部问题〔是〕……怎样通过女性把连续性与新成员的补充与男性血统的控制结合起来”。福克斯接着指出对大多数男人来说，母权制的思想是凭想象创造出来的一个亚马逊族世界，在这一世界中，“男人是毫无价值的，仅仅作为繁殖的工具而已。虽然有时大多数人或某些人以此而指控他们的邻居，或至少指控他们有某些母权制的方式，但是，这种不幸的实际只不过存在于想象之中罢了。因此，雅典遣责斯巴达，法国遣责英国，而现在我们在谴责美国。也许这来源于男人们害怕失去他们的地位的根深蒂固的恐惧，这些恐惧被投射到了不受喜爱的民族上。而这只能任其自然，真正的亚马逊族的答案仍未被人知道。妇女们似乎从来没有取得过关于一切事情的这样一种支配力。”
因此，莱奇在把母权制理想化，把妇女想象为爱的唯一源泉而不是恐怖的控制者时是很不寻常的。他的整个政治、社会和性的态度可被解释为对人类关系的巨大抵制或对统治问题的批驳。他相信，设想一个在任何方面都没人控制的世界是可能的。人们也想知道，他对最近的人种学研究了解了一些什么，这种研究提出等级组织的建立是维护和平和集体凝聚力的基本生物结构之一，在这种等级制中，每一组织的成员都拥有和了解他们的位置。无论如何，显然，支配的冲动在莱奇自己的性格中显而易见。
[7] 马尔库赛：《否定中的肯定型性格》，伦敦，1968年
[8] 纽约，1969年；1970年，该文题为《性激进派》在伦敦发表。
[9] 马林劳斯基：《西北美拉尼西亚的野蛮人的性生活》，1929年伦敦版。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