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陈叔平《巴黎公社与中国》（1988）
第五节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宣传纪念巴黎公社的活动
一、本时期宣传纪念活动的主要特点
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给中国革命带来暂时的、严重的挫折。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人民很快就建立起革命根据地，跟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时期，尽管有王明等左倾路线的破坏和干扰，但中国革命终于走上了一条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正确道路。在这期间，中国人民仍处处表现出对巴黎公社革命的无限敬仰和缅怀的感情，宣传和纪念活动持续不断。这些活动虽然没有出现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种盛大的场面，但它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多彩，很能反映出时代的特征。从地区来说，它们不仅在苏维埃政权的所在地举行，而且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下，甚至在国外留学生支部的领导下举行；从方式上说，不仅结合“三一八”惨案、广州暴动等周年纪念活动进行，而且还特地把重大喜庆活动安排在巴黎公社起义纪念日举行；从内容来说，不仅联系到根据地的建设和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且还联系到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统治和叛国活动。总之，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宣传和纪念活动，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当时的斗争形势和任务。
二、在“巴黎公社节”开幕的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
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于1932年3月18日在长汀召开的。不久以前，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已于十月革命14周年之际（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这是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件大事。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有着重要的意义，大会选定在巴黎公社起义61周年的时候召开，更体现了中国人民崇敬巴黎公社的国际主义感情。
1932年3月16日，《红色中华》隆重宣布这次代表大会“定于3月18日，即巴黎公社节开幕”。[1]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给大会发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署的指示[2]，指出：“你们全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最光荣的纪念日——巴黎公社纪念日——举行开幕了。这个时候，正当世界的中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到了很紧张的时期……你们大会的举行，是有伟大的意义的”。
《指示》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目前世界革命危机日渐成熟日本侵占东三省和上海，帝国主义战争危机加剧，全国革命运动获得很大的胜利和发展。“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必然要汇合在苏维埃旗帜之下，以民族战争来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而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指示》认为当前是“革命与战争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要“积极发展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来领导全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指示》要求大会的“一切工作都要以发展革命战争为主要的中心”，并且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和福建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发展的方针。这种方针主要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从整个苏区根据地来说，应“争取苏维埃首先在江西胜利”，“采取积极向外发展的进攻策略”，但“绝不是冒进和放弃巩固根据地的盲动主义”；从福建根据地来说，“目前中心是巩固杭武”（指上杭武平），但又要反对不积极发展，只求巩固的保守主义。《指示》还提出要严格财经制度、加强政权建设、纠正土改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克服悲观失望情绪等具体要求。
我们只须对这个《指示》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当时已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被架空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同志，跟在共产国际的某些人支持下的王明左倾路线进行苦斗的痕迹。迫于当时的形势，《指示》中虽然采用了“争取苏维埃首先在江西胜利”、“采取积极向外发展的进攻策略”等提法，然而实质上是把文章做在反对“冒进和放弃巩固根据地的盲动主义”上。而从对福建根据地的具体指示来说，则是要求把巩固不久前攻克的上杭武平作为中心任务，并且进一步分析了闽西根据地过去的失败“先是由于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后来又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不会运用游击战术”，这些指示，显然是力图对王明的左倾路线实行抵制。
这次纪念活动的主要文章，是《红色中华》的社论——《纪念“三一八”与庆祝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3]社论在提到巴黎公社及其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的影响作用后指出：“巴黎公社六十年后的中国工农阶级，继续了巴黎公社和苏联工人斗争的英勇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领导了广大的农民，建立了东方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她将继续努力来完成中国革命，为实现巴黎公社而奋斗”。
社论强调指出：“我们纪念巴黎公社的时候，应该认识和运用他的教训到我们目前的工作上去”。在这方面，社论列举了导致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共六点，并一一联系当前的任务，大意如下：（一）公社政府没有严格分清阶级，剥夺敌对阶级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那么，我们应该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政府，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严防阶级异己分子混进政权机关，进行破坏活动。（二）公社没有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那么，我们的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必须坚决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去争取革命的胜利。（三）公社孤立无援，没有农民帮助；那么，我们就要争取革命的同盟军，紧密地联合农民，坚决反对破坏工农联盟、中农分中田或打击中农的左倾错误。（四）巴黎暴动成功后，资产阶级还隐藏在巴黎城内作反革命活动，公社没有给以打击，那么，我们就要坚决执行中央政府所颁布的关于肃反问题的第六号训令，站在阶级的立场上，严厉镇压阶级敌人和反动分子的反革命阴谋和活动。（五）公社没有没收巴黎大银行，以致他们帮助反革命镇压革命；那么，我们就要正确地执行经济政策，要彻底地执行土地法，以消灭封建的剥削和反革命的经济基础。（六）公社没有迅速向巴黎附近凡尔赛的反革命大本营进攻，以致他们收拾残兵，来扑灭巴黎公社；那么，我们就要乘着目前对于苏维埃发展有利的客观条件，充分地发动群众，参加各种革命工作，巩固后方，节省粮食，节省经济，帮助红军，特别是要扩大红军，抓住目前的良好机会，大大地向外发展，进攻敌人，发展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和邻省首先胜利以革命战争，捣毁反革命的国民党统治，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帝国主义侵掠中国，消灭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这是我们纪念巴黎公社的中心任务。
社论最后豪迈地宣告：“福建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值巴黎公社六十一周年纪念日与发展革命战争新的胜利中开幕，更增加了它的伟大意义。这个大会应该以发展革命战争为中心任务，运用巴黎公社的经验，来巩固新得的胜利。”
不难看到，尽管这篇社论试图结合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来联系中国的实际，去解决福建根据地的中心任务，其中有正确的提法，如有关发动群众、巩固后方、节约经济、正确执行土改政策、扩大红军等提法，都是跟中央政府的《指示》的精神相符的，然而，在当时王明路线一步步占上风的形势下，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也就作为中心任务被提出来。特别是在第六点中提出了要“抓住目前的良好机会，大大地向外发展，进攻敌人，发展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和邻省首先胜利”的冒进方针。这种方针跟中央政府的《指示》中所提出的“采取积极向外发展的进攻策略，但绝不是冒进和放弃巩固根据地的盲动主义”的方针进行一下对比，不难看出其区别所在。
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盛况，《红色中华》报导如下：“福建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巴黎公社纪念日上午八时开幕，……到会代表共一百余人，均系各级政府的中坚干部……开幕时，军乐大作，爆竹声四处鸣响，会场一致热烈的欢呼鼓掌，继高唱国际歌，忽有同志提议静默以表示纪念为革命而牺牲的战士，顿时会场肃静，约一分钟后，由闽西政府主席张鼎丞同志致极热烈的开幕词，宣布大会开幕之伟大意义及重要之任务，继中央政府代表任弼时同志及各机关代表相继致庆词。”[4]
三、对中国“国防政府”的揭露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随着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东北，中华民族开始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非但不抵抗，反而千方百计要消灭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因此，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活动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方面，联系巴黎公社时期的历史，法国资产阶级国防政府的叛国活动也就成为用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很好的题材。
在这里我们应当首先提到张闻天的贡献。张闻天于1931年底在《红旗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的文章[5]，其中第五部分的标题是“各反革命派别为什么把‘宣战’与‘国防政府’当做了他们的中心口号？”，文中揭露了国民党各派系如何在“宣战”和“国防政府”的口号掩盖下，进行其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其中有这样几段话：
“我记得在一八七一年，法国革命史上，当普鲁士的军队进占巴黎时，法国资产阶级组织的‘国防政府’不但不去抵抗普鲁士军队的进攻，而且同普鲁士订立投降的条约，引普鲁士军队入城，利用它的武装来镇压武装的无产者，来消灭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巴黎公社，大批的屠杀了英勇的巴黎公社的社员！”
“中国的巴黎公社，中国的苏维埃，现在正在南方各省发展与巩固着，这不能不使中国的梯亥尔着急起来组织中国的国防政府与之抵抗。当然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同一八七一年法兰西所处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在这一次剧烈的国内战争中，将要取完全胜利的，不是中国的国防政府，而是中国的巴黎公社！”
作者把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称为“中国的巴黎公社”，含义是很深远的。作者满怀信心地预言，中国的巴黎公社将要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这个预言终于在1949年实现了。
跟张闻天的上述政评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瞿秋白的《鹦哥儿》这篇文学小品。[6]文中写道：
“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的结果，普鲁士的兵打到了巴黎城下，资产阶级的各种党派，看见巴黎工人武装起来防守巴黎，并且组织公社政府，于是乎大家牺牲政见，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工人，宁可准备把巴黎去投降普鲁士的军队。结果，的确把法国以爱、洛两州立刻割让给德国，这样得了德国普鲁士的同意，使普鲁士的军队不来牵制他们，他们就痛痛快快的屠杀了巴黎公社。这个法国资产阶级各种党派联合的政府叫国防政府。中国的鹦哥儿现在也学着法国资产阶级，也牺牲了自己的‘人权论’的政见，也主张来这么一个国防政府。”
瞿秋白借用1871年法兰西内战的史实，以尖锐的笔触，巧妙地、辛辣地揭露了中国的反动派泡制“国防政府”的险恶用心，从而把历史和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在后来的抗日时期，这个历史题材也就一再被用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活动。
四、纪念巴黎公社六十二周年和北京“三一八”惨案七周年
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刚刚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围剿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又着手准备第五次围剿。为配合其军事“围剿”，国民党反动派在白区展开了极其野蛮的文化“围剿”。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接连占领山海关、热河省和察哈尔省北部，进而进攻长城各口，开始侵入华北。面临国民党反动派不惜引狼入室和妄图消灭革命力量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借纪念“三一八”之机，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
1933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巴黎公社六十二周年与北京“三一八”惨案七周年纪念的决定》，内容如下：
“一、动员党、团、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到广大的群众中，经过各种集会、演讲和刊物宣传巴黎公社的意义与教训，并使这宣传与拥护中国苏维埃，揭穿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紧密的联系起来。
二、各级党部应在广大的群众的基础上筹备公社和‘三一八’惨案的纪念大会和示威游行，发动群众包围法院与监牢，要求释放政治犯，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及在苏区的烧杀。
三、各级党部要将‘三一八’惨案与南京政府前后残杀反日学生工人的惨案联系起来，特别要联系当地的事件来发动广大群众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屠杀与摧残民众的反日组织，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绝对自由。
四、北平党部，应动员北平广大群众至‘三一八’烈士公墓举行公祭，并在惨案地点——执政府门前举行群众的追悼大会。
五、各级党部，应在各地组织援助东北义勇军与东北难民的工作，成立东北难民救济会，加紧争取反帝的公开活动。
六、‘三一八’同时是国际的互济会的纪念日，中央特别指出目前互济会的工作极不能令人满意，责成各级党部，严格检查和加强各地互济会的工作，反对一切关闭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消极”。
[7]
《宣言》提醒全中国人民注意，在北京惨案发生后7周年的今天，“代替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的，便是国民党的刽子手政权。反动的国民党完全承受了北洋军阀的屠杀政策，卖国辱国，对民众造成算不清楚的罪恶。……国民党动员一切力量去‘围剿苏区民众，反对民众的苏维埃政权与英勇的工农红军”。然而，“国民党的屠杀不但不能消灭而且不能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证明了巴黎公社式的苏维埃政权，不但是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而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宣言》提出：“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与教训，以公社的宝贵经验来武装自己，这是纪念公社的任务，也是无产阶级争取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苏维埃将完成全中国反帝的民族解放与土地革命，争取苏维埃中国的彻底胜利，争取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争取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胜利！”
除此之外，在发表上述中央文告的同一期《红旗周报》上，还刊登了一篇题为《巴黎公社六十二周年纪念》的长篇文章[9]，这篇文章根据上面提到的那篇《宣言》的精神，系统地论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教训和苏联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成功经验，并且提到这一年纪念巴黎公社的国际意义：“今年国际无产阶级纪念巴黎公社，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机中举行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空前危机的深刻化与尖锐化之下，是在法西斯蒂与白色恐怖猖獗之下，是在苏联社会主义获得莫大的胜利而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之下，在国际形势走向国家与国家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战争的过渡阶段中……举行的。因此今年巴黎公社纪念的意义，是更加重大，而学习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以及苏联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历史创造是更加迫切了”。文章宣告“只有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才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苏维埃中国，才能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的民众革命到最后的胜利，完成巴黎公社未完成的伟大事业，走向苏联无产阶级所走的胜利的道路”。
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布置纪念两个“三一八”的活动，这在历史上是仅有的一次。可是，当时党中央的领导权仍掌握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手里。从形式上看，当时以那么高的规格来纪念巴黎公社，发表了那么隆重的文告，似乎足以证明王明这些人对巴黎公社的事业非常忠诚，对于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吃得很透，马列主义水平也很高。然而，这些表面的现象丝毫不能挽救王明之流的教条主义的致命弱点，那就是在理论上说得头头是道，言词也慷慨激昂，可是一联系到中国的实际，便无能为力了。就上述文告的内容而言，只是限于以巴黎公社的历史教训和我国“三一八”惨案的教训来联系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镇压苏区革命力量的反动政策，这种泛泛的联系只是针对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却忽视了对于“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进行分析，这就无助于制订出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策略。我们再从上面提到的2月17日《决定》的内容来看，就不难发现他们要求在3月18日这天在国民党统治区布置的活动，是很容易把我们地下党的实力不适当地暴露出来的。[10]实践是真理的检验标准，正当王明一伙的马列主义的高调唱得最响亮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的左倾冒险主义达到登峰造极之时。第二年，王明的左倾路线便宣告彻底失败，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莫大的损失。
从这一年的纪念文章来看，并不全都是以纪念两个“三一八”为主题。《红色中华》上发表的题为《两次武装暴动的教训》一文[11]，则是把纪念巴黎公社与纪念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建立革命政府的起义结合起来。文章认为，这两次起义“都是工人阶级以武装暴动来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的伟大斗争”，指出这两次暴动虽然都失败了，但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巴黎公社“开辟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直接地影响着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而上海暴动则“最初地教给中国工人以夺取政权的斗争武器，使工人阶级利用三二一的经验和教训，领导了以后的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直接地加强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这两个伟大的武装暴动，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同样的唤醒了千百万工农群众，起来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文章号召苏区工农学习革命先烈们英勇的和坚决的斗争精神，记取这两次武装暴动的教训，粉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争取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
这篇纪念文章非常短小，不象一般纪念文章那样对经验教训展开全面的分析，它只是简单提到巴黎公社是在“国内统治阶级与国外敌人的联合进攻之下”失败了，上海暴动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背叛而失败了”。文章的缺点是，对巴黎公社与第一国际之间的关系的提法不够准确，认为“巴黎工人，在马克思所创造的第一国际的直接领导之下（重点是我加的——作者），占领巴黎，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巴黎公社”。这种提法在当时的宣传文章中不时可以看到。
在那年的纪念活动中，引人注意的是在3月18日这一天，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举办“巴黎公社”讲演会，由董必武讲演。这是该校举行的首次学术讲演会，启事在三天之前就刊登在《红色中华》上。
五、纪念巴黎公社六十三周年。诗篇——《一颗慧星》
1934年3月，中国革命根据地正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即使在这革命根据地处境艰难的时刻，革命人民也没有忘记纪念3月18日这个无产阶级的伟大节日，没有忘记从巴黎公社中吸取伟大的精神力量。然而，这是我党在苏区举行的最后一次宣传纪念巴黎公社的活动。因为当时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下，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斗争不久就遭到失败，革命根据地不能再存在下去，当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便开始了长征。
1934年3月17日，为了纪念巴黎公社63周年，《红色中华》的报头上加印了“继续巴黎公社的精神奋斗到底”的醒目标题，并发表了成仿吾的文章《纪念巴黎公社》。[12]文章指出：“巴黎公社的旗帜同时也就是中国的工人与农民的旗帜。在帝国主义与本国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压迫剥削下的中国工人与农民，也只有学巴黎工人，自己起来为阶级的利益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到底，地主资产阶级是要出卖民族利益来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的，在这点上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是更无耻的。在五次‘围剿’当中，这更是异常的明显。”文章强调要走公社的光辉道路，要在重重困难面前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文章宣告：“中国工人与农民要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与教训，要在巴黎公社的光明照耀的大路上，跟着苏联的兄弟们前进。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象公社当时的孤军作战，更不象当时的暗中摸索。我们的路虽然是艰难的，但也是光明的。胜利是我们的，巴黎公社万岁！”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同一期报纸上还发表了一首歌颂巴黎公社的诗篇——《一颗慧星》。[13]这首诗洋溢着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感情，表达了在争取解放斗争的艰苦岁月里，革命根据地人民要从巴黎公社光辉范例汲取力量的强烈愿望。当时，以文艺的形式来纪念巴黎公社是很罕见的。下面是这首诗的内容。
巴黎在法国——我们的西边，
离我们有两万多里路远，
——在六十三年以前，
三月十八日发生了一个伟大的事变！
工人阶级第一次挣脱了手上的锁链！
拿起了武器，准备了牺牲！
赶走了资本家，那些吸血鬼，混蛋！
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
伟大的马克思领导了这个斗争，
巴黎公社光辉在群众中出现。
※ ※ ※
巴黎公社像一颗慧星！
在黑暗的夜里它带来了光明，
永远照耀着世界无产阶级的心，
开辟了我们解放的道路，斗争，革命！
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前进，前进，
创造了苏联“十月”，中国苏维埃红军，
东方的，西方的群众英勇斗争！
我们正向着帝国主义作生死的决战，
为了承继着巴黎工人光荣的使命。
※ ※ ※
我们不会忘记巴黎公社的英雄，
我们更想念着在法西斯蒂压迫下的
英勇奋斗的欧洲弟兄；
我们要拿出谷，拿出钱，拿出一切力量，
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坚决的进攻，
我们要把一百五十万赤少年队完全编好，
我们要把米谷粮食继续集中，
我们要尽量提高土地生产，
我们要彻底肃清破坏苏维埃的害虫，
一切都要为了战争的胜利，
在各方面开展我们的冲锋，
我们的胜利也就是欧洲工人的胜利，
只有实际工作才能帮助欧洲弟兄。
六十三年血的斗争锻炼了千百万群众，
我们继续着巴黎公社工人英勇的传统，
来，开展我们东方的西方的胜利的进攻！ |
六、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对巴黎公社的纪念和宣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尽管国民党在其所统治的地区对革命人民实行疯狂的镇压，扼杀人民的一切民主自由，但却不能压制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钢铁般的斗争意志。在斗争中，革命者采取种种机智的巧妙的方式来纪念巴黎公社，宣传巴黎公社，以此来鼓舞广大人民的斗志。从我们所掌握的有限的资料来看，当时的宣传手段主要是散发传单和因地制宜地举行些集会，宣传的对象十分广泛，包括学生、工人和市民，有的宣传纪念活动甚至在敌人的监狱里举行。
在天津，当时曾流传几份纪念“三一八”的传单，落款是“天津三一八纪念筹备委员会”，都没有署明日期[14]，从内容来看，这些传单一般都能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写得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富有鼓动性。
一份标题为《告提花工友》的传单内容如下[15]：
提花工友们：
今天是三一八纪念日，这是我们工人起来解除自己痛苦的日子，我们提花工友，也该想想我们的出路啊！
我们的工资从一元五角减到七角，工作时间延长到十四个钟头，厂主们还任意开革工友。国民党更是乘火打劫，不但不来说句好话，并且反去帮助资本家压迫工人，而且还假借我们提花工人的名义，向各界东撞西骗的募捐，结果自然是都入了他们的腰包！国民党当资本家开了工厂，后来又把工人赶走了！总而言之：国民党是我们工友的死敌，我们的政权，只有苏维埃，我们的军队，只有红军！所以我们要：
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
救济失业工友！不准厂主开除工人！
反对国民党欺骗工人！
打倒国民党的走狗工会！
拥护工人自己的赤色工会！
拥护红军和苏维埃区域！
巴黎公社万岁！
工人斗争胜利万岁！
这份传单能够联系工人们所处的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和所身受的种种痛苦，提醒他们在纪念“三一八”的时候想一想自己的出路，并且提出了斗争的口号，是很有鼓动性的。
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是当时这些传单的长处。在另一份以学生为宣传对象的题为《纪念‘三一八’》的传单中[16]，则结合知识分子善于思考的特点，完全采取提问题的方式来启发大家。它的内容是：
请全天津所有的学生们闭目深思的十七个问题
诸位同学！你们知道么？
（一）民十五的三一八北京惨案，你们还记得吗？
（二）苏俄的革命成功，是不是受了巴黎公社的影响？
（三）三民主义的党化教育是不是狗屁不通？
（四）你认清改组派是革命进程中的障碍物没有？
（五）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是不是贵族化？
（六）你们学校的校长有没有摧残你们的行为？
（七）你们的校长和教员是不是二十世纪的顺民？
（八）你们学校里最高机关是不是学生群众组织的赤色学生会？
（九）现在被一般学阀所御用的黄色学联里，有没有群众？
（十）你们现在所受的教育是不是开倒车的教育？
（十一）你们现在所研究的功课，能不能解决社会上一切问题？
（十二）穷苦的同学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得来的学费，来换些狗屁不通的东西，冤不冤枉？
（十三）第二次世界分赃式的大战的引子——中国军阀的混战已经爆发，你们校址曾否被占用？学校经费挪用到军费去了没有？
（十四）你们晓得你们是现代的青年不？你们需负责是什么？
（十五）你们处在这种矛盾的经济组织的社会里，能不能找到你们的出路？
（十六）你们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能不能得到完全自由？
（十七）你们深刻的认识彻底的群众解放的苏维埃了吗？
但也有的传单的内容有某些错误，在标题为《三一八》这份传单中这样写道[17]：
“‘三一八’，是法国工人因受不了资本家的压迫和普法战争的残害，联合农民和劳苦群众推翻了法国的统治阶级，建立苏维埃巴黎公社的日子；在中国是北平工人学生因反对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企图瓜分中国，举行示威反抗，惨遭段祺瑞冯玉祥的屠杀的纪念日。工友们！我们要想永远不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压迫，只有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在‘三一八’的这一天，都上街道上去，和农民市民联合起来！游行示威，来纪念这个伟大的‘三一八’！”
显而易见，这份传单对历史的介绍明显有误，如说法国工人“联合农民，建立苏维埃巴黎公社”；在讲到中国的“三一八”惨案时，竟误将当时明明站在革命一边的冯玉祥将军跟镇压革命群众的段祺瑞相提并论。
当时除了文字宣传品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很有意义的宣传漫画。值得在这里介绍的是由中国革命互济会江苏临时省总印行的《三一八纪念日画报》上的一组漫画。[18]这组漫画共五幅。第一幅反映“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血汗”；第二幅表现“巴黎市的工人开群众大会，一致主张暴动推翻资本家的统治”[19]；第三幅说明“巴黎工人组织赤色工会准备暴动”；第四幅描绘“巴黎工人暴动，把资本家的武装斗争打得落花流水”；第五幅则说明“巴黎工人暴动成功，组织自己的政府巴黎公社”。这组漫画还有一段总的说明，内容是：“法国的工农群众，因为国内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争着剥削劳苦群众的政权，混战下来几乎八十年（一七八九年——一八七一年），受尽了种种苦难，大家明白，非起来组织自己的政权，无法免除痛苦。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市的全体工人贫苦群众，用暴动推翻了那时反动政府，成立自己的政府，巴黎公社。这是世界上无产阶级第一次起来夺取政权的光荣历史，很值得我们纪念的。”
尽管这组漫画对巴黎公社的史实的表现不够确切，譬如说“巴黎工人组织赤色工会准备暴动”，显然是凭当时中国的情况来想象当时法国的历史。但这并不妨碍这些漫画的宣传教育作用，即教育中国工人阶级从巴黎公社革命中吸取力量，组织起来，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在国民党统治区，监狱始终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斗争的场所。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尽管在白色恐怖之下，仍毫无畏惧，组织起来跟敌人作斗争，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若干从巴黎公社的精神中汲取力量的动人事例。
据曾被关在杭州陆军监狱中的革命者的回忆，在1928年12月11日即广州起义一周年那天，为了检阅监狱中的革命力量，鼓舞斗志，监狱里的共产党支部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纪念活动，请看下面的记述[20]：
“那天清晨，监狱旁边造币厂的汽笛一响，全牢的‘政治犯’都站立起来，大家面对着铁窗立正，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纪念广州起义！’‘学习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接着用严肃、宏亮的声音唱起了《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作一次最后的斗争……
歌声像沸腾的狂流，冲破了宁静的早晨。那些还在睡觉的卫兵、看守、看守长惊慌失措地急忙从床上跳下，钮扣还没有扣好，拿着枪就跑来。全连卫兵都集合在铁门外，用枪对准每一个笼子，匪典长嘶哑着喉咙喊：
‘不准唱！不准唱！再唱杀你们的头！
可是，他的叫嚣像一只苍蝇的声音，一下子就被歌声淹没了。歌声越唱越宏亮：
莫要说我们一钱不值，
我们是新社会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每个人都挺起胸膛，尽情地歌唱着，歌声在笼子顶上不断地回旋，好像大家渴望已久的新世界就要诞生了。
唱完了歌，一个同志不慌不忙地带着几分幽默对匪典狱长说：‘没事，对不起，打扰你们了，今天是我们做“礼拜”。’卫兵们在门外又停了二十分钟，看看没有动静，才回去了。
那天大家还以笼子为单位，开了小型纪念会……这一次对自己力量的检阅，更加强了我们胜利的信心。”
这段对于发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狱中斗争所作的生动的描述，说明巴黎公社在当时一些革命者的心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发生在杭州陆军监狱的上述事例并不是唯一的。据有关人士回忆[21]，1934年，我国著名史学家杜国庠和他的战友们被捕，关进苏州监狱。在狱中，杜国庠和他的战友们坚持和敌人作斗争，把牢房当作课堂，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杜国庠还为战友们做了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以鼓舞大家的斗志。至于他本人在狱中所表现的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实在无愧于他作为巴黎公社的宣传员的身份。当时，曾有一位做了国民党显要的同乡来看他，对他说，只要写点东西表示悔意就可以释放。杜国库严正地回答说：“我无过可悔，更不愿躯壳出去而把灵魂留在监狱里”。
应当说，在这个历史时期，基层革命组织的宣传纪念活动肯定是不少的。遗憾的是，这方面被发掘出来的史料还不多，有的材料也许仅仅留在当时的参加者的记忆中，有的甚至已永远丧失而无法弥补。当时有些活动，我们只能从遗留下来的有限的宣传品中看到一麟半爪。例如，1932年3月15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印刷的一条标语是：“继续巴黎公社劳苦群众英勇精神而斗争！”[22]另一条没有署名日期的标语是：“纪念‘三一八’，青年劳动群众自动武装起来！”[23]还有一帧珍贵的照片，拍的是在湘鄂根据地的一面墙上用白粉写的一条大标语，内容是：“巴黎公社是苏维埃的模范！”[24]这些革命文物，都反映了巴黎公社对于中国革命所起的深远的影响。
[1] 见1932年3月16日《红色中华》。该报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
[2] 即《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给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的指示》，刊登在1932年3月23日《红色中华》上。签署人除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外，还有副主席项英、张国焘。
[3] 载1932年8月16日《红色中华》，作者署名观澜。
[4] 见1932年8月23日《红色中华》第5版。
[5] 载1931年11月20日《红旗周报》第23期，作者署名思美。张闻天在文章中揭露了“国家主义派”、“新月派”等派别的主张。
[6] 《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84页。
[7] 见1933年3月8日《红旗周报》第58期第30—31页。
[8] 同上，第13—19页。
[9] 见1933年3月8日《红旗周报》第58期第19—30页。
[10] 国民党反动派在1933年3月18日这一天，已经作好镇压革命力量的布署。在当时的北平，戒严司令部通令公安局、宪兵司令部及卫戍军加强巡逻力量，并在交通要道派出大量便衣警探，同时规定当天一切军警人员不得请假，以防“反动奸宄滋事”，等等。详见1933年3月18日《民国日报》的报导。
[11] 见1933年3月18日《红色中华》。
[12] 见1934年3月17日《红色中华》。
[13] 作者署名长卢。
[14] 踞我们分析，这些传单很可能出现在1933年。当时中共中央曾作出纪念两个“三一八”的决定。参看本书第119—120页。
[15] 这份传单藏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张号GB2717。
[16]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张号GB2718。
[17] 这份传单的复制本收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张号GB2718。传单的标题误印为“二一八”。
[18] 原件收藏在北京图书馆，编号为S 945212 218。按：互济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秘密外围组织之一。
[19] 在原画中第一、二幅的说明印颠倒了。
[20] 万正：《狱中》，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15—17页。
[21] 侯外庐；《悼念杜国庠同志》，载1961年《历史研究》第1期第75页；孙孺：《忆杜老》，载1961年2月11日《羊城晚报》。
[22]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S945212（898-1），缩微胶卷。
[23]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S945212（898—5），缩微胶卷。
[24] 照片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张号GB1723。标语的落款已模糊不清，据分析，可能是“湘少队干总二大四中”（即（即湖南少先队干总二大队四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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