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陈叔平《巴黎公社与中国》（1988）
第六节 抗日战争时期纪念和宣传巴黎公社的情况
一、本时期纪念宣传活动的主要内容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全国人民的一致的抗日要求，暂时放弃了内战的政策。接着，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建议。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两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就成为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终于在1945年赢得胜利。
在抗日战争时期，几乎每逢巴黎公社纪念日，解放区的报刊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办的《新华日报》[1]，都发表了纪念文章，进行宣传。宣传的方式也往往是把两个“三一八”结合起来进行，但后来渐渐不再采取这种方式。从宣传的内容来看，除介绍两个“三一八”的史实外，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重点：动员群众进行抗日战争，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又团结又揭露的斗争，以及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上声援法国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斗争。
二、抗日战争头三年纪念宣传活动概况
1937年3月18日这个日子，正处在“西安事变”与“七七事变”之间，在面临深刻的民族危机的时候，人们仍然对“三一八”这个纪念日提上一笔，以示不忘。
1937年3月13日，《新中华报》发表了《“三一八”纪念史略》。这篇小资料在“巴黎公社”和“北平群众被杀惨案”两个标题下，分别介绍了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史略。对于巴黎公社的介绍非常简单，只给人们一个极其笼统的轮廓，并且其中包含若干对于巴黎公社的史实不够确切的提法。[2]对于北京“三一八”惨案的介绍则略为详细，它指出北京惨案“最清楚的暴露出了中国卖国贼军阀政府的真面目”，“它告诉了全中国的民众，中国的卖国贼为要取得日帝国主义的欢心，竟不惜惨酷的屠杀本国的民众，要反对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进行流血的斗争才行。”
同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发行的《救国时报》，也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3]，表达了当时在海外工作的中国革命者对巴黎公社的怀念之情。
1938年3月18日，是巴黎公社67周年纪念日。当时，正值我国刚进入抗日战争、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不久。这一天，《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纪念“三一八”》的社论，把纪念巴黎公社跟实行抗战动员结合起来。社论强调指出“巴黎公社对于我国今日的抗战，亦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巴黎的广大的劳苦民众，为了不愿意当亡国奴，为了要争取法兰西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了反对当时一些动摇妥协出卖民族利益的分子之行动，在千难万难的环境之中，起来执干戈以卫祖国”，这个榜样是“对于正在艰苦奋斗抵抗日寇的中国人民”的“一个很好的鼓励”。社论接着指出，巴黎公社在巴黎被围、食粮缺乏的极困苦的环境中，“仍能很好的保障一般平民的生活。在奖励粮食输入，严格管理交通和禁止奸商垄断居奇的办法之下，使巴黎的民食问题，能够好好的支持下去”，认为“像这样的例子，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但社论也同时指出公社“忽略了农村工作，不能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至“坐使对方得以从容施其挑拨离间之计，坐使大群农民变作进攻巴黎的有力队伍”，认为“公社这一缺点是值得我们去深切吟味的。”
这一年，在《新中华报》上也出现了一篇同名的文章—-《纪念“三一八”》。[4]这篇纪念文章很短，写法也很特别，它一开头便简单地提到公社失败的原因，认为它虽然失败，然而“全世界无产阶级正如马克司（思）所说：‘因为巴黎的奋斗，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从这时候起我们达到了一个新的，和有普遍于全世界的历史意义的出发点。’”[5]文章接着提到当时足以说明新局面的几点表现：“苏联的劳动阶级，创造了自己的政权，已经二十年。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已经结成了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各国的工人，在援助中国抗战这一方面，也显出了很大的力量。中国的工人已英勇的参加了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然而，文章最后发出这样的号召：“在今天，我们来纪念‘三一八’，全国工人应当更加团结和统一起来，在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帮助军队，彻底擢毁日寇在中国的势力，消灭汉奸托匪，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局面”。
我们不知道这篇纪念文章出于何人之手，但是把纪念巴黎公社跟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联系起来，这是第一次，而且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以巴黎公社的历史来这样地联系实际的方式，也是极为罕见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一部人，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从过去的左倾关门主义一变而为右倾投降主义，因而强调一切服从国民党的领导的话，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提法。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当年纪念巴黎公社的另一些文章中，看到对于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初期阶段有关国共两党的关系的比较恰当的提法。在《群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中[6]，作者在谈到巴黎公社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先进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作领导”时，联系了中国的现实情况：“而我们现在的抗战一方面因时代不同，另一方面我们不仅有英勇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而且有我国第一个大政党国民党，他们共同合作，共同抵御外侮，所以巩固和扩大国共及其他反日党派的团结，是争取胜利的保障。这正是巴黎公社为保卫祖国所给我们伟大的历史教训”。在这里强调的是共同合作，抵御外侮，而不是把领导权拱手让人。
这篇文章还提到巴黎公社的民主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的纪念文章中谈得不多。文章认为，由于巴黎公社实行了广泛的民主制度，不仅使人民得到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得到直接选举一切官吏和罢免所选举的不称职的人的权利，而且武装了民众，使武装成为人民真正自己的武装，使政府成为真正廉洁的政府，“这些主要教训对于目前抗战的我们，是有着很大的意义的”。不难看到，当时强调巴黎公社的民主制，不啻是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制度和国统区缺乏民主自由的政治气氛的一种委婉的抨击。
在1939年纪念巴黎公社68周年的时候，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第二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时候，随着广州、武汉的相继失守和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政府实行诱降的政策，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化：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于1938年12月公开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的一派，开始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1月，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由于当时这种动向才刚刚开始，因此从当时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来看，主要还是联系对汪精卫投降派的揭露和谴责，而对蒋介石一派只是进行非常有节制的批评。
1939年3月16日，《新中华报》发表了题为《“三一八”纪念的两重意义》的社论。社论首先提出纪念“三一八”的两重意.义在于同时纪念北京惨案和巴黎公社。社论在介绍了北京“三一八”惨案的简单经过后指出：“今天纪念‘三一八’的十三周年，使我们有无限的悲悼和兴奋！我们悲悼26个青年战士在那次伟大的爱国运动中作了壮烈的牺牲；我们兴奋‘三一八’这一伟大的运动中所流的血并不是白流的，因为到了今天，我国已经掀起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政府已经在领导着全国进行持久抗战，这是我们过去流下鲜红的血所换来的果实……然而，今天的民族自卫战争，是长期与残酷的，需要全国人民的继续奋斗，忍受与迎接将来更大的痛苦，渡过难关”。社论号召说，在这个对全人类有伟大意义的斗争中来纪念“三一八”，“必须高度的发扬青年学生在革命运动中的桥梁作用，扩大北京学生市民的爱国精神，坚决打击亲日分子，肃清政府机关中的隐藏着的汉奸与汪精卫派，来继续开展我们所已获得的胜利”。
这篇社论在提到纪念“三一八”的另一重意义即纪念巴黎公社时，把公社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表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空前觉醒，世界劳动者革命一个向前的进步，因为无产阶级知道：要本身的彻底解放，只有自己掌握政权，这是所谓‘冲破了天空’的一种运动。第二，它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关，创造了世界劳动者国家的第一个形态，组织了国民自卫军，它替世界无产阶级指示了一个新的国家机构是什么，无产阶级应怎样运用他来达到快乐幸福，无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第三，它发布了适合于无产阶级及劳动者利益的政纲，实行普选制，保护妇女，给予人民思想言论的自由，改良工人及劳动者的生活，实行政府机关人员薪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工资的制度等”。在当时来说，这种归纳是颇有新意的。
3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黑暗的和光荣的一天》的重要文章[7]，这篇文章的笔锋锐利，含义深刻，对现实很有针对性。文章认为，“三一八”这一天在13年前的中国，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因为亲日派军阀对爱国学生的镇压所表现的“如此残虐阴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但这一天在68年前的法国却是“极光荣的”日子，因为这是巴黎公社成立的日子，而巴黎公社使人们看到“人类彻底解放的光明大道和光辉实例”。然而，文章并不停留在简单地对两个“三一八”进行历史回顾上，而是把重点放在对北京“三一八”惨案进行精辟的历史总结并把锋芒针对国民党正在酝酿的反共活动上，文章这样写道：
“这次历史惨剧，在中国的反日运动中，是有其重大意义的。一切亲日汉奸们，为了出卖祖国利益，为了取媚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惜以最残虐阴狠的手段，来对付一切反日的民众的。同时，一切亲日汉奸们，为了掩饰其屠杀民众的罪行，是用了‘反赤’为其烟幕的。而且在当时这样的一次历史惨案之后，即经过了这次‘反赤’的烟幕下的虐杀反日的革命青年之后，即导入了一个时期的反革命的嚣张……使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事业，遭受了一次相当重大的打击。到了广州建立了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建立了国共两党合作，因而有可能顺利的进行北伐，才又使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重新集中力量向前推进一步。……
日寇在我国抗战的今天，不但丝毫没有放松，且正加紧其经过亲日汉奸之手，来屠杀我抗日民众，正加紧其‘共同防共’的阴谋，以获得其少数应声虫，遂行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而一切鹦鹉学语似的重复日寇亲日派反共的挑拨者，也将有它们应有的命运……”。
这段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浪潮前夕发表的言论，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它说明：（一）任何背叛祖国、反对民族利益的罪行，都是在“反赤”、“反共”的烟幕下进行；（二）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可推进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反之，则会使这一事业受到打击；（三）历史的进步潮流是不可逆转的，任何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三、在两个“三一八”精神的鼓舞下晋东南青年救国会的成立
1939年初还开展了一项很有意义的纪念活动：晋东南青年救国总会，定于3月18日这一天在山西省沁县成立。这次大会是在沦陷一年后的华北敌人后方举行的。当时敌人正开始大举围攻我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因此，保卫抗日根据地，拖住敌人、粉碎敌人的进攻，这就是大会向青年提出的战斗任务。大会定在3月18日这一天召开，反映了在战斗中晋东南的广大青年决心以两个“三一八”的先烈们的英勇斗争为榜样，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
为了庆祝这次大会的召开，华北《新华日报》[8]在3月17日这一天，发表了《纪念“三一八”庆祝晋东南青救总会成立》的社论。同时，在报头上刊有一段醒目的贺勉词：“我们谨望本区青年，发扬巴黎公社和北京惨案中的青年的英勇精神，继续奋斗，并以至诚敬祝晋东南青救总会成立的胜利和抗日伟业的胜利！”报头上还插有宣传画一幅，画面是一位八路军战士用扩音筒对着广大青年群众高呼：“继承巴黎公社北京惨案的牺牲精神，成立青救总！”
社论分别简单地追述了两个“三一八”的历史及其对于当前抗战的意义。在谈到巴黎公社时，强调指出公社是在“德国兵临城下，法国工人与广大劳苦群众为保卫祖国”而建立的“抗敌的政权”，它和“侵略者与‘法奸’进行英勇的斗争”。“这个政权的建立，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是“国际革命运动中最光荣的模范，辉煌地照耀着影响着以后的革命斗争，兴奋着和鼓舞着广大的民族”。联系到当前的形势时，社论说：“今天，我中华民族正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王克敏、汪精卫以及托洛茨基等民族蠡贼坚决奋战。巴黎公社的革命民众的子孙，今天正结成了法国的人民战线，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前线上，给我国抗战极天的声援，巴黎公社伟大的历史事业的承继者，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更给予我国无限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而为中国抗战最忠诚的友人”。
这篇社论在谈到北京惨案时指出：“北京惨案中青年学生的英勇栖牲，已经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和反日斗争中的英勇的模范，成为我伟大不朽的民族典型，影响着和鼓舞着大革命时代以及‘九一八’事变的反日斗争中，‘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学生运动中的青年”。“现在的汉奸卖国贼，正是‘三一八’惨案当年的封建余孽。而我全中华民族，却继承着‘三一八’北平英勇学生的革命传统”。
社论还特别提到为什么晋东南青救总会要定在3月18日成立的道理，指出：“晋东南青救总会在‘三一八’这个日子正式成立，决非一件偶然的事，晋东南的青年在抗战年余以来，曾经以最大的热忱，积极参加和组织了广大的民众运动，进行了盘查汉奸，侦察送信，救护运输，宣传教育各项工作，大量的青年，更以献身的精神，投入抗日军与游击队，与日寇进行坚（艰）苦的搏斗，创造了无数惊天地泣鬼神史诗般的不朽伟绩，这一切，都已经表示出晋东南的青年已承继了巴黎公社和北京惨案的青年的英勇精神，而且现在正在发扬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酝酿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是，从团结一致，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共同对敌的愿望出发，社论的矛头始终只针对着敌伪汉奸。它宣告：“我们今天纪念‘三一八’，中国青年应当学习巴黎的人民，武装起来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反对一切汉奸政府，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强与和平阵线各国，特别是中苏中法的兄弟之谊；应当承继和发扬北京死难青年烈士的精神，奋不顾身地与日寇汉奸作无情的斗争。”
由此可见，这篇社论十分重视青年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非常注意用两个“三一八”的精神来武装他们的思想，把他们组织起来。当时，青年救国会几乎是华北地区的唯一的青年组织。总会的成立，便把青年抗日救国运动更好地领导起来了。
四、1940年纪念两个“三一八”活动的特点
1940年的“三一八”纪念日，是在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来到的。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同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产生左的情绪，甚至有人怀疑民族矛盾在当前是否仍是主要的矛盾。因此，党从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坚持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在当年纪念“三一八”的宣传中，也就体现了这种思想。
1940年3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纪念两个三一八》的社论。社论在回顾两个“三一八”的历史后，指出，在“坚持三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民族生死存亡临到最严重关头的时候，来纪念这两个沉痛的悲壮的，同时又是光荣的纪念节，更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分析北京的“三一八”惨案时，社论强调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造成‘三一八’惨案的最大幕后主持者”，并且提醒大家应当看到“在我们今天神圣的抗日战争中，日寇依然到处扶植傀儡政权，筹备以汪逆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所以，“抗日战争与反汉奸的斗争是永远联在一起的”，而“坚持抗战扩大反汪运动，是我们今天纪念北平反日牺牲战士最中心的任务。”
社论指出，汉奸卖国贼都是以“反赤”、“反共”作为幌子的，“三一八”惨案的罪魁祸首是如此，今日的汪精卫也是如此，汪逆高唱反共，“正是继承了十四年前老牌降日汉奸的卑鄙传统”。接着，社论的笔锋一转，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少数顽固派进行了巧妙的揭露，甚至还引用了蒋介石的话作为斗争的武器，真是妙不可言，下面我们摘引其中一段话：
“在今天，我们全民族的抗日志士，特别要警惕那些反共的谬论，要深怀蒋委员长‘防共即是灭华’的训示。一切汉奸今天为了要替日寇肃清中华道路，变本加厉的在散播反共谬论。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坚持抗战扩大反汉奸卖国贼运动，就特别要与那些倡言反共的谬论作斗争。不彻底粉碎这些谬论便是没有接受十四年前的历史教训，便是自甘沦为日寇奴隶的命运！”
社论在回顾巴黎公社的历史时，着重阐发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从一开始就对抗击普鲁士入侵发生动摇，他们对于一心一意进行抗战的工人武装力量很害怕，因为他们“对阶级利益的重视”，使他们“忘却了外敌的可怕”，最后，“他们知道不摧毁巴黎革命的堡垒，便无法进行妥协，所以竟不惜勾引敌国军队，来击破巴黎工人的革命力量”，而巴黎工人政权也因其本身存在种种弱点而被颠覆。不难看到，巴黎公社这段历史教训，对于当时的现实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在这一天的《新华日报》上，还发表了另外两篇纪念文章。
在《东方的三一八》一文中[9]，作者在回顾两个“三一八”事件时写道：“东西两个所谓共和国政府在历史上所写成的‘三一八’这一页，可以说是‘前后相映辉’了”。共同的教训是：“反动政府，一定是对日益高涨的民族力量异常嫉视，以致不恤出之于残杀，同时也说明了和自己的国内的人民立在仇敌地位上而投靠到外强怀里去的统治者，必然要归于灭亡。”文章还分析了“社会发展史，就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一真理，指出，“东方‘三一八’的刽子手，正和五十四年以前西方‘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一样，‘已被历史钉上了耻辱牌，他们牧师的任何祷告都不能把他们取下来。’而东方‘三一八’的被难者也和西方巴黎公社的被难者一样，‘将永远被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心坎之中’”。另一篇文章题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0]，是对北京“三一八”惨案的回忆。
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发行的《抗敌报》，也发表了题为《纪念伟大的两个“三一八”》的社论[11]，号召人们应当学习巴黎工人在打碎资产阶级旧国家机器过程中所表现的“机动能力”、“历史的创造力”和“自我牺牲精神”，认为“我们中国今天来纪念巴黎公社，更要集中一切力量，学习巴黎公社的历史教训，打碎日寇这架法西斯强盗机器”。在联系北京“三一八”惨案时，该社论提出要学习“三一八”先烈们对当时卖国政府的“坚决反抗的精神”，因为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切民族的奇耻大辱，由甲午战争直到现在，几十年来日寇灭亡中国，利用一切民族败类充当汉好傀儡的阴险方针，是一贯的根本不变的”。
这一年，《新中华报》上发表了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六十九周年》的社论[12]，它的中心内容是对巴黎公社的优秀子孙——法国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困难处境表示同情，并对他们的英勇斗争表示支持。
此外，在《解放》周刊上还发表了柯柏年写的《巴黎公社》一文[13]，这篇文章主要对巴黎公社本身的历史作了介绍，结尾则歌颂法国工人阶级及法国共产党的斗争，表示相信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定能够完成它们的先辈巴黎公社社员——所未完成的使命！”在以后几年发表的纪念文章中，跟法国工人阶级和法共的斗争进行联系的地方更多，构成了纪念巴黎公社的一个新的内容。关于这点，我们还要专门加以介绍。
五、为纪念巴黎公社七十周年而发表的季米特洛夫的文章。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对该文的删书
1941年3月18日是巴黎公社7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新华日报》没有采取过去的发表社论来纪念的方式，而是刊登了由季米特洛夫写的《巴黎公社七十周年》一文。[14]这篇文章根据马列主义的原理，精辟地阐明了公社的实质，并且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原则的大纲式的提出了并处理了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问题，而列宁和斯大林则在这个领域内，更进一步的在理论上及实际的建设工作上发展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最后，该报以大号字体刊登了该文的结尾部分：
“3月18日，当我们纪念我们光荣的革命先辈，追念巴黎公社的战士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作坚定的布尔塞维克的誓词：用一切方法加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祖国的力量，更坚持以国际无产阶级大团结的精神教育群众，更高的扬起，更坚定的握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活生生的体现，就是常胜的苏维埃的爱国主义，不倦的团结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战士的队伍，争取巴黎公社不朽的工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工作，在全世界的完全胜利”。
这段话无疑很有鼓动力，但是用大号字来排印，倒是出于一种客观的需要，那就是要补充由于文中被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删掉的段落而形成的版面空白。关于被删掉的地方，《新华日报》也公开标明“被略一大段”等语。
究竟被删掉的段落是什么呢？我们经过核对[15]，有以下这些：
第7段 “改组后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三月十八日发表的宣言中说：‘巴黎的无产阶级，在统治阶级的失败和叛逆中，了解到把管理社会事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以挽救时局的时钟，已经敲了。他们已经了解，夺取政府政权，使他们自己成为自己的命运的主宰，是他们的至高的责任和绝对的权利。’”
第18段 “一、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后，对凡尔赛采取了等待的态度，防御的态度。公社社员，急于避免内战的罪名，竟没有对凡尔赛的反动派进行猛烈的军事进攻……公社社员急于避免以武力夺取政权的责难，……”
第23段 “十月革命之获得胜利，主要的是由于一个政党，共产党的独占的领导。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主要的是因为它是由两个政党领导的，而且其中没有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
第26段 “一八七〇年九月资产阶级的‘国防政府’篡夺了政权，并尽情利用了一切爪牙和走狗们，以至组织为了压制法国人民的‘民族叛逆’。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法国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和它们的主人们，在剥夺法国人民的一切自由和疲惫了他们的意志之后，便把他们卷入战争。法国统治阶级认为他们的阶级权利和反动的计谋高于一切。由于他们的贪餍，惟利是图，愚蠢和腐败，这个战争，终于导入失败和灾难。现在，凡尔赛的后辈们利用了战争的失败，图谋强迫法国人民负担战争和失败的费用，偿付外国占领的费用，忍受资产阶级统治破产的后果，现在，他们也和凡尔赛的先辈一样，图谋挑拨法国无产阶级，并进行猛烈的狭隘的民族的和反犹太的运动，对法国人民的真正代表，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的战士——共产党人，则进行最无耻的摧残”。
从这些被删略的段落可以看到，当时正在加紧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是何等虚弱。
在3月20日的《新华日报》上，还报导了两条有关消息。一条是关于国际劳工保卫会的消息，称“三一八”已成为国际劳工保卫日，而国际劳工保卫会正尽一切方法加强苏联与国外阶级兄弟之间的国际联系，云云。另一条是关于苏联各地纪念巴黎公社70周年的简讯。
在这一年3月的《新中华报》上未见纪念文章，在3月18日这天刊登了《拥护我党七参政员拒绝出席本国参议会》一文，这是一篇郑重声明我党对于皖南事变的立场的报导。
六、抗日战争最后几年的宣传内容——声援法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及其他
在仔细分析了这几年我党的主要报刊的有关文章后可以看出，从1941年以后，我党在巴黎公社纪念日的宣传方面，无论在方式上和内容上都有所变化。在抗日战争的头几年，纪念巴黎公社的宣传活动往往跟纪念北京惨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纪念两个“三一八”），并且在宣传中比较侧重北京“三一八”惨案，以利于密切联系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对日伪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打击，对国民党则展开又联合又斗争的宣传攻势。而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几年，这种方式已不再采用。从1942年起，开始把两个“三一八”分别撰文纪念，而不是合在一篇文章内。从内容来看，则以巴黎公社为主。
从1942年到1944年这三年间，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群众》等报刊上，出现了大量纪念“三一八”的文章，这些文章按其内容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结合巴黎公社的历史来介绍法国人民的反法西斯的斗争和法国共产党的重要作用的文章，这类文章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第二类是专门就巴黎公社本身的历史经验进行研究或论述的文章，这类文章数量不很多；第三类是关于纪念中国的“三一八”的文章，这类作品为数也不多。
属于第一类的大体上有以下这些文章：《向伟大的法国工人致敬》[16]，《历史的教训——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下纪念巴黎公社》[17]，《法兰西人民决不屈服》[18]，《巴黎公社的故事》[19]，《伟大光荣的日子》[20]，《前进，巴黎公社的子孙们》[21]，《自由的新生》[22]，《战斗中成长的新法国》[23]，《法兰西的复活——纪念巴黎公社七十三周年》[24]，《巴黎公社的子孙》[25]，《从巴黎公社看法国的明天》[26]，等等。
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把法国的形势跟普法战争时作了对比，认为法国人民所处的地位，正如往昔。德国法西斯强盗不仅与普鲁士一样侵略了法国，而且更变本加厉奴役了广大的法国人民，占领了广大的法国领土。
（二）通过资产阶级政府卖国、投降、叛变的事实，说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继承其先辈的衣钵，反动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法国当权的二百家族及其奴仆达拉第、拉伐尔、雷诺、贝当、达尔朗之流，又效法了他们先祖梯亥尔、脱罗秀等叛逆分子的故事，把巴黎出卖给希特勒匪帮去蹂躏，把法国人民遗弃给法西斯魔鬼去屠杀”（徐冰：《历史的教训——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下纪念巴黎公社》）。“售货员’赖伐尔，贝当追纵他们的祖先梯亥尔在一八七一年的惯技，乞援于外国的侵略者，以帮助他对人民的镇压”，使“自由的法兰西成了廿世纪的‘巴士底狱’”（芦燕：《自由的新生》）。怎么看待这种历史现象呢？林默涵在《伟大光荣的日子》一文中解释说：“历史是不会重复的。但由于阶级的传统精神，却往往使历史显出了和过去相同的情景。真的，无耻的更无耻，而庄严的则更庄严了，这一切，当临到历史的重要关头时，便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对法国广大人民群众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进行了介绍，赞扬他们继承了巴黎公社的传统，不愧为巴黎公社的子孙。这方面的内容不仅很多而且生动，其中包括：在德国法西斯的占领下法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怠工、罢工和暴动的情况；在纳粹匪徒的集中营和监狱中爱国人士如何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情况；法国共产党和游击队的活动情况；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各党派、各界人士团结战斗的情况，等等。在这些介绍中所提到的一些英勇的事例，诸如在土伦的舰队的悲壮自沉，一些共产党员临刑前在牢房墙上写下“我们不怕死，苏联万岁，自由法国万岁”的口号等，都给当时正在东方战线上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如《新华日报》一篇社论（1942年3月18日）所说：“像这样英勇不屈的战斗，告诉了我们，伟大的法国工人已经完全承继了并且发扬了巴黎公社的光荣传统，站在法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最前线！像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法国人民的斗争事业，已足证明纳粹统治者企图长此奴役法国人民是一种幻想”。该报的另一篇社论（1943年3月18日）则这样写道：“法兰西人民有着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传统精神，他们始终以自己的血肉头颅，和法西斯侵略者及其走狗们搏斗，为自由、平等、博爱而牺牲，高扬起光荣的三色旗！”
（四）认为法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表现出他们懂得如何从巴黎公社失败中吸取应有的教训，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于叛变祖国的奸细、卖国贼绝不宽容，坚持进行了武装斗争，而且表现在尽力争取同盟军上。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认识了非武装斗争不能获得解放，并且深切的知道：没有团结，就没有斗争”（1943年3月18日《新华日报》社论）。这样，一切爱国的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爱国的厂主、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团体、急进派以至保皇党人，都在大敌面前团结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了左派右派的分别，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对纳粹德国和维琪分子作战”（见《前进，巴黎公社的子孙们！》）。民族解放委员会则体现了这种团结，这个委员会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发展，“是因为它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更因为有国内外各党派团结一致的统一战线和组织（谘议会）的支持，这个统一战线和组织，是以人民为基础的”（1944年3月18日《新华日报》社论）。
（五）对于法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这些内容，几乎在所有的文章中都能看到。《新华日报》的一篇社论（1943年3月18日）指出：“在法兰西人民的团结抗战中，法国共产党的努力，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法国共产党始终没有离开人民及工作的岗位。多列士同志及法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和党员，在极端艰难困苦和残暴压迫之下，始终和法国人民在一道，领导着国内的斗争，出版《人道报》，团结职工会，奔走呼吁全国人民和海外法国力量的团结一致。”有的文章认为：“今天法国人民所以能避免七十年前巴黎公社时候的各种错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有了法共的领导”（见《法兰西的复活——纪念巴黎公社七十三周年》一文）。柯柏年在《巴黎公社的故事》一文中指出：“今天，法国的尤其是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纳粹的德国与维希的卖国政府双重压迫之下，继续不断地、不屈不挠地为法国民族生存权利而从事公开的与地下的革命运动，这正是巴黎公社的传统的革命精神之具体表现”。林默涵则在《伟大光荣的日子》一文中，赞扬法国共产党员是“光荣的巴黎公社的子孙”，说“在他们的血管中，流着巴黎公社的创造者们的血液。他们的行动，证明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正如中国的例子一样），无论何时和在任何残酷危险的条件下，都是能够站在最前线的。”还有的文章则表示深信，保持和发扬了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传统的法国共产党，一定会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新的民主主义的新法国而不顾一切牺牲。
（六）对法兰西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后胜利和光明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坚信有巴黎公社的历史传统的法兰西民族，是不会灭亡的，继承着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英勇传统的法国人民，是不知道什么叫投降的，希特勒必然要失败，法兰西必然要胜利。法兰西终要恢复成为崭新的自由的法兰西，曾经发表过《人权宣言》的国度，将要用胜利填写历史的新的篇章。
这些观点和言论，充分表现了正在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对在另一条战线上战斗的法国人民、法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热烈的支持。
这个时期中发表的第二类文章，我们可以举出《从孤单的独唱到雄伟的合奏——纪念巴黎公社七十三周年》[27]和《历史的创造力——为纪念巴黎公社而作》[28]这两篇。
《从孤单的独唱到雄伟的合奏》一文，着重论述了巴黎公社时期的农民问题，而落脚到当前的形势。文章提出并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力量阻止了公社时期的工农的结合？作者在分析了法国农民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条件、革命化程度等因素后，认为“其原因不仅应求之于当时革命的领导，和梯亥尔反动力量对巴黎的封锁；而更应当追溯到法国农民，长久的从事小块土地的生产，由保守和对拿破仑观念幻想过渡到意识斗争的时间底短暂；而且这种斗争初起时就受到波拿巴的镇压。”接着，作者通过一些数字分析了从巴黎公社失败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民的分化状况，认为：“资本主义对农村的侵蚀，加速了农村的分化，殖民地的榨取又加速了中小农民的衰败和崩解；公社的巴黎虽然没有作到和广大农民的结合，但他已奠下了这种结合的基础；未完的任务留给了公社的子孙。透过了农民的分化与崩溃的画图，我们已经预见到这种雄伟合奏的前景。”文章结尾对法国波澜壮阔的群众反法西斯斗争进行赞扬，表示相信“新的，民主的法国将会像涅槃的凤凰样，从烈火中新生。”
至于《历史的创造力》一文，则颇富有哲理的意味。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引用马克思对创造历史的巴黎人的歌颂，号召人们要投身于历史的创造中去。作者认为，要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必须站在历史行程之内，以便使我们自己能够“更有信心地、更坚决地、更不屈不挠地为了创造明天的历史，乃至后天的历史而努力。”“几千万对历史事变采取旁观态度的人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但那曾经以全心全力参与到历史事变里面，为促进人类历史向上发展而断头流血的人却永远活在后代人的心上。历史正是这些人们创造出来的——1871年的‘巴黎人’就正是属于这样的人的行列之中的。”为了更有力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作者援引了这样一个事例：马克思在1870年9月曾断定在巴黎举行革命乃是绝望的蠢举，而到次年3月18日的事件一发生，便立即热情地歌颂巴黎人民。“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赞美的就是不顾一切牺牲，不怕任何困难地担负起创造历史的任务的那种胆力与识力”。作者奉劝那些想超然于历史事件以外旁观的人，再一次看看80年前的巴黎的人们是用怎样英勇的气概创造他们的历史，而在当时马克思又是用怎样的感情来称颂这些英雄的历史创造力。
这时期发表的属于第三类的文章也只有很少的几篇，主要有：《让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上》[29]，《“三一八”和鲁迅先生》[30]，以及《“三一八”惨案是怎么一回事？》。其中除了最后一篇略为提到巴黎公社外，其余都是关于“三一八”北京惨案本身。如上所述，这时期的纪念文章已不再采取同时纪念两个“三一八”的方式。
我们注意到，从抗日战争最后一年即1945年起，在党的主要宣传刊物上，没有再就巴黎公社的周年纪念发表文章。[31]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1年。因此，关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纪念宣传情况，在本书里只好暂且留个空白。形成上述情况的一个明显的原因是，有关解放战争的刻不容缓的报导，占据了宣传工作者的全部精力和报刊的所有版面。然而，尽管这个时期对于巴黎公社没有什么宣传纪念活动，但从我党所采取的斗争策略与一系列方针政策来看，却最好地说明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善于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对我国革命人民的长期斗争的历史经验和从巴黎公社以来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进行创造性的运用。
[1]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唯一的报纸。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于同年10月25日汉口沦陷以后迁至重庆继续出版，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停刊。
[2] 例如把巴黎公社说成是“在第一国际直接领导下”的暴动，“国民自卫军颁布了八小时工作制”，等等。这些提法在过去的文章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3] 该文刊登在该报第2版上，作者署名国史。《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外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机关报。1935年底在巴黎创刊，主编为吴玉章等同志。
[4] 见1938年3月25日《新中华报》第4版。无署名。
[5] 马克思这段话见1871年4月17日给库格曼的信。今天的译文已有改动，除了句子本身的结构外，“新局面”改译为“新阶段”，最后一句话改译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6] 作者吴克坚，见1938年3月19日《群众》第14期。
[7] 见该日《新华日报》头版。这张报纸的报头有两段发人深思的刊头语：
“历史是不会重复的，再想有三一八惨案的段祺瑞之徒，只有遭受到全民族所给予的致命打击。”
“法国工人阶级及进步分子，都能坚持巴黎公社的光荣传统，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为维护民主自由，为反对侵略而更加努力奋斗。”
[8] 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
[9] 作者署名梓年（即潘梓年）。
[10] 作者署名汉夫（即章汉夫）。
[11] 见该报1940年3月19日社论，作者署名星云。《抗敌报》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机关报，1937年12月11日创刊，1940年11月7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
[12] 见1940年3月15日《新中华报》。
[13] 见1940年4月《解放》周刊第103期。
[14] 见1941年3月18日《新华日报》第2版，译者署名汉夫（即章汉夫）。译者所附按语说明这篇文章系于前一天由莫斯科专电拍来。
[15] 1941年3月18日出版的《群众》杂志得以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机关刊物。
[16] 见1942年3月18日《新华日报》社论。
[17] 作者徐冰，见1942年8月18日《群众》第5期。
[18] 见1942年3月18日《新华日报》社论。
[19] 作者柯柏年，见1943年3月18日《解放日报》。
[20] 作者署名默涵（即林默涵），见1943年3月18日《解放日报》。⑥《新华日报》资料室编，见1943年3月18日该报。
[21] 《新华日报》资料室编,见1943年8月18日该报。
[22] 作者卢燕，见1943年3月18日《新华日报》。
[23] 见1944年3月18日《新华日报》社论。
[24] 见1944年3月25日《群众》第6期。
[25] 作者华民，见1944年3月18日《新华日报》。
[26] 作者李溥，见1944年8月25日《群众》第6期。
[27] 作者卢燕，见1944年3月25日《群众》第6期。
[28] 作者沈友谷，见1943年3月18日《新华日报》。
[29] 见1943年3月18日《新华日报》。
[30] 见1944年3月18日《新华日报》。
[31] 虽然1945年3月18日《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蜕变中的法国》的通讯稿，但内容跟纪念巴黎公社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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