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纪念两个“三一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陈叔平《巴黎公社与中国》（1988）

第三节纪念两个“三一八”

一、北京“三一八”惨案
二、纪念北京“三一八”惨案一周年和巴黎公社五十六周年
三、中国共产党“东京特支”的一次纪念活动

一、北京“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18日，正当广州革命群众隆重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的时候，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发生了段祺瑞政府枪杀爱国学生的大惨案。此后，中国人民纪念“三一八”便增添了新的革命内容，把纪念巴黎公社跟纪念“三一八”惨案结合起来，即纪念两个“三一八”。
　　“三一八”惨案是当时盘踞在中国领土上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跟北洋军阀勾结起来一手制造的。其简单经过是：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在跟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挡国民军的推进，公然派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为守军击退。3月16日，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向在北京的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要求，从而激起中国人民的公愤。3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等的领导下，北京学生和群众5000人在天安门举行集会，要求拒绝八国通牒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在执政府门前请愿时，段祺瑞竟下令府卫队开枪镇压，酿成革命群众被打死47人、受伤150余人的惨案。“三一八”惨案再一次用血的事实向全世界表明，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是绝不甘心他们在中国的势力受到丝毫削弱的，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任何进步都抱着极端敌视的态度，以至不惜采取极残酷的血腥手段来对付革命人民。“三一八”惨案同时也雄辩地表明，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积极努力，使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中国人民是绝不能忍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长期压迫和统治的，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他们不惜牺牲、前仆后继，跟敌人进行拼死的搏斗。
　　中国人民1926年3月18日的革命斗争，确实可以跟巴黎公社先烈们的英勇斗争、宁死不屈的伟大范例相媲美。特别是该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曾经向中国人民介绍过巴黎公社历史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李大钊，表现更为突出。一位参加者事后对当时的一些情节作了生动的追述；

　　“学联召集群众大会，段祺瑞派代表说：‘你们都好好回学校去，安心读书，不要干涉国事’，被愤怒的群众在一片‘打倒卖国贼！’‘打倒走狗！’的口号声中推下台去。台上出现了群众领袖李大钊，向群众发言：‘五卅’运动血迹未干……北京应用‘五四’、‘五卅’的精神，‘不分界限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反抗军阀的卖国行为’。他说出了群众心坎中的话，指出了群众行动的方向，群众情绪愈加高涨了。青年们愤怒地上台控诉帝国主义，有的甚至感情冲动，把自己手指切断用鲜血写出群众一致要求：‘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最后一致要求示威请愿游行。
　　镇压时，李大钊同志头部受伤，仍指挥同学们退却，大声喊：‘不要慌！把受伤的同学抬着走！’他自己非常镇定地指挥着队伍，直到最后才同一部分群众一道退走。”^[1]

　　“三一八”惨案无论就其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中所起的影响作用来说，或是就其参加者和殉难烈士的英勇斗争所留下的不朽范例而言，都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民纪念的。何况，它在日期上又跟巴黎公社纪念日巧合。因此，纪念两个“三一八”，也就成为当时中国革命人民纪念巴黎公社的一种特有的形式。

二、纪念北京“三一八”惨案一周年和巴黎公社五十六周年

　　首次纪念两个“三一八”的活动，是在1927年3月18日，也就是北京“三一八”惨案1周年和巴黎公社56周年，地点主要在武汉，当时国民革命政府已经在1月份从广州搬迁到那里。这次纪念活动由湖北省学联发起，立即得到革命政府的党政机关、民众团体以及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
　　3月10日，湖北省学联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刊登了关于发起筹备纪念“三一八”的启事，内容如下：

　　“本月十八日为北京惨案周年纪念和巴黎公社五十六周年纪念日，其意义至为严重，同时上海民众在英帝国主义者和奉系军阀白色恐怖之下，人人自危，吾人亦须急起反抗，因此敝会特发起纪念大会，并于本月十一日上午九时假湖北省党部会议厅，开第一次筹备会，讨论一切筹备事项，事关重大，务请各团体派代表准时出席为盼。”^[2]

　　从这个短短的启事中可以看出，这次纪念活动的发起者，不仅提出了纪念两个“三一八”的倡议，而且决心把这次纪念活动跟动员群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结合起来，这就决定了这次纪念活动在政治上有很强的针对性。
　　3月14日，武汉各界纪念“三一八”筹备会在湖北省党部召开联席会议。到会单位有总政治部、华中大学学生会、全省学联会、省妇女协会、武昌县党部、湖北省党部、武昌公安局、汉阳学联会等团体。会议对纪念活动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并规定了18条口号，主要有：“三一八”死难烈士精神不死；继续死难烈士精神奋斗；为“三一八”死难烈士复仇；“三一八”烈士为中国自由独立而死；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经济基础；继续北伐战争；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阴谋；打倒屠杀上海工人的刽子手孙传芳、张宗昌；巴黎公社是世界革命的先声；接受巴黎公社的教训；等等。^[3]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经费问题，决定由各团体资助。^[4]就连商人也动起来了，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等团体，也在不久前发出通告，令各会员在3月18日那天一律举行纪念活动，并说明“三一八”惨案与巴黎公社之意义。
　　3月17日，中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为三一八纪念告民众》的文告。这个文告首先以英帝国主义与军阀在上海所造成的白色恐怖和新加坡华人因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惨遭屠杀这两个事例，来说明帝国主义与军阀是何等凶横残暴，接着介绍了北京“三一八”惨案与巴黎公社的概况和历史意义，认为这两个事件可以提供如下启示：（一）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二）资产阶级是有妥协卖国的可能；（三）工农阶级是能促进人类社会的最有力的统治阶级。同时，还可以从中得出许多极其宝贵的革命经验，包括：“第一，要有自信力，明白自己的力量能够掌握政权；第二，以实力，武力，铲除反革命势力；第三，要有统一的党的指挥；第四，在革命的时候，应该没收所有的逆产，占据军事区域，交通机关”。^[5]文告最后要求各界同胞记取巴黎公社和北京惨案的流血教训，一致起来制止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暴行。
　　3月18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纪念两个“三一八”的重要宣传材料，即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政治部拟定的《“三一八”惨案纪念宣传大纲》与《巴黎公社纪念宣传大纲》。^[6]这两个宣传大纲代替了该报纪念“三一八”的社论。在《“三一八”惨案纪念宣传大纲》中指出，应当从“三一八”惨案中吸取如下几条教训：第一，要认清一切帝国主义者与其走狗，都是人民的敌人，对于他们，“我们要用我们底刺刀和枪炮，杀到他们片甲不存为止”；第二，凡是跟帝国主义亲善的或跟任何军阀妥协的，都是反革命者，对于他们，也得同样地用刺刀和枪炮来对付；第三，要认识到群众力量是非常大的，只要有群众的支持，就能把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打倒；第四，要认识到害怕共产党只能导致革命的失败，事实是，“国民军后来的失败，不是因为日本的炮舰攻击得利害，乃是因为被讨赤军的‘赤’字吓得慌，不敢联俄联共，以致失了国际民众的同情和国内民众的协力”，所以，“我们要革命不再失败，惟有继续拥护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仗着民众的力量，大无畏地朝前干去！”不难看出，这个宣传大纲所总结的这几条经验教训，跟当时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结合得很紧，特别是最后一条。
　　在《巴黎公社纪念宣传大纲》中，除对巴黎公社的历史作简略的介绍外，着重对其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共五条。前三条的大意是：（一）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社会秩序依然是很好的；（二）资产阶级为他们阶级的利益，是不惜卖国卖人民的；（三）对付反革命万不可过于宽恕或与军阀妥协。第四和第五两条联系历史和现实阐发了革命的阶级性和当前所进行的革命的意义，其文如下：“（四）革命是带有阶级性的：法兰西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起来取得贵族阶级底政权，巴黎公社成立和苏俄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起来取得资产阶级的政权，如果革命不带阶级性，便不能算革命，所以中国历史，由唐、虞、夏、商……直到满清，历代兴亡成败的战争都不算是革命！（五）那么，在我们现在革命工作中的同志，可以认识清楚我们革命底意义了，总理为什么要定下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我们在革命进程中为什么要有一个军政时期？汪主席已曾解释清楚了，‘军政时期就是农工专政时期’，所以凡是反俄反共反农工的，我们认为即是反革命”。把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归结为以上五条，如就公社本身的历史经验而论，显然是不够全面和确切的，然而，如果考虑到当时国内革命战争的具体形势，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正在千方百计地破坏革命战争的进行，对共产党人磨刀霍霍，制造各种反革命舆论，一场血腥的、巨大的反革命政变正在酝酿着，而当时汪精卫还没有摘下革命的假面具，那么，我们应当承认，这个《宣传大纲》的针对性还是相当强的。例如，它之所以把巴黎公社时期社会治安的安定列为第一条，显然是针对当时反革命分子所泡制的“工农运动扰乱社会安定”的谬论；第二、三条是要提醒人们注意资产阶级的叛变；第四、五条是强调当前革命的性质和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强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意义。
　　《巴黎公社纪念宣传大纲》最后响亮地提出如下口号：“巴黎公社是世界革命的先声！”“接受巴黎公社给我们的经验！”“继续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严格防止反革命分子活动！”“拥护继承第一国际的第三国际！”“打倒一切反俄反共反工农的反革命分子！”“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这两个宣传大纲基本上把纪念活动的宣传内容确定下来了。同一天，发表了《湖北全省总工会关于纪念“三一八”的宣言》，宣言在概括地介绍了“三一八”惨案和巴黎公社的事略后，庄重宣告：“我们从北京大屠杀中证明了中国革命潮流的高涨，使反动军阀失去压迫的威严和能力，已逼得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亲自出兵，证明了军阀们可以牺牲人民去延长他的政治生命，从巴黎公社的组织中证明了资产阶级在国家临危的时候，可以卖国卖人民去维持他自己的经济地位，只有无产阶级是站在真正革命的地位，是忠实勇敢的，是为民众的解放而奋斗的，这两次大运动中给了我们不少的经验，使我们更深切地认识了军阀和资产阶级的真面孔，我们只有奋斗，只有牺牲，踏着北京市民和巴黎市民的血路杀上前去，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7]
　　在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也就筹备就绪。1927年3月18日，在国民革命政府所在地武汉和其他一些革命影响所及的地方，都隆重召开了大规模的纪念集会，使两个“三一八”的革命精神得到广泛的传播。
　　这一天，在汉口、武昌、汉阳分别召开了纪念集会，据报导，参加的群众近80万人。^[8]
　　汉口方面。会场设在血花世界，到会群众约30余万人，主席团由詹大悲、向忠发等10余人组成，总主席为詹大悲，总指挥为李立三。詹大悲在报告中阐明了纪念两个“三一八”的意义，指出：“巴黎公社在此日，虽然夺得政权，而一切银行工厂，没有没收……而迄于失败……这在世界无产阶级开第一声，若是没有巴黎公社革命，就不能引起世界革命，我们不徒凭吊，还要继续巴黎公社烈士精神。去年北京流血案……全国无不表示同情与悲哀，所以革命从此益形发展，才成现在局面，到明年‘三一八’，一般被压迫民众都得解放，这纪念才有价值”。会上，由总工会代表刘少奇报告巴黎公社革命历史^[9]，大意是：法国资产阶级拿博爱、自由、平等骗了许多民众，无产阶级不堪其痛苦，于是起而奋斗。经过1871年3月18日起义，无产阶级政府才能成立，此在世界上要算第一次，后因防敌不严，以致失败。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经验做我们的经验，我们要记住马克思的教导，继续发扬巴黎公社烈士的精神。最后，大会提请群众通过提案，包括：严惩“三一八”凶手；通电反日反奉，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致电第三国际表示对于巴黎公社的同情；通电反孙传芳、张宗昌、英国在上海制造的白色恐怖。全场鼓掌通过，高呼各种口号后散会。
　　武昌方面。会场设在阅马场。据报导：“是日下午一时各团体，各机关，各学校，各工厂，及驻武昌各军部队，均先后莅场，共计群众三十余万，会场几无隙地”。由大会总主席邓初民报告纪念大会的意义，大意是：“三一八”纪念在中国革命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巴黎公社则在世界革命史上占很光荣的意义，巴黎公社是法国工人阶级，因受其本国专制制度之压迫，忍无可忍遂于1871年3月18日举行大规模工人起义，后因组织不十分健全，只有72天的生命。“然其全世界工人阶级，均因此而起了他们奋斗的观兆，从而产生国际劳工大联合之力量。我们今天之纪念，是追念先烈及继续其革命精神而奋斗的。”接着由全国总工会报告巴黎公社的意义，全国学联、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省农协、省学联、省妇协以及中国共产党湖北区代表也都作了“极沉痛之演讲”。最后，大会发表若干通电并组织请愿团要求枪决“三一八”惨案的凶手，大会在口号声中结束。
　　汉阳方面。在汉阳县党部举行了有70多个团体，10余万群众参加的纪念大会，情况跟其他两镇差不多。
　　引人注意的是，湖北省除武汉三镇外，纪念活动还深入到个别县城。据报导，在圻春县，经过县党部、总工会等团体的周密筹备，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纪念会，会上的发言“词极沉痛，听者异常愤激”。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在罗田县，也在县党部主持下召开了纪念会，由于当天正值“旧历花朝，乡间来县参加者万余人”，会上报告了两个“三一八”的史实及其经验教训。会后游行，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精神整肃，秩序井然，夜晚提灯晚会，更极热闹。”^[10]
　　1927年纪念两个“三一八”的活动，规模是相当大的。除了以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为中心并遍及湖北省若干县城外，在其他省市，凡革命思想传播所及的地方，也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其中尤以广州、长沙、重庆等地更为突出。
　　1926年在中国首次举行大规模纪念巴黎公社活动的广州人民，在1927年纪念两个“三一八”的活动中继续表现出高昂的革命斗志。据报导^[11]，3月18日这一天，广州各界民众团体在中山大学操场开隆重的纪念会，参加者有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代表、民众运动委员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粤办事处代表、省港罢工会、香港总工会所属各工会、广东总工会所属各工会、省农民协会、广州市学联、市商民协会等数十个团体以及各舰水兵、全市小学生、童子军、纠察队、工人自卫队和警察等，共20余万人，声势十分浩大，场面非常热烈。开会的时候，“适霍雨绵绵，而各民族团体仍踊跃参加……党旗国旗飘扬于风雨中，同时更有军乐与高呼口号之声相和应，尤显出革命民众之精神”。在各代表演说的时候，“台下民众鼓掌之声不绝，情形极为热烈”。“继后雨越下越大，民众毫不畏惧，直至宣读提案后，高呼口号，出发巡行，冒雨鼓勇而过，至西瓜园乃散”。大会通过决议案共四条，其中第四条的内容是：“三一八巴黎公社和北京民众，虽都归于失败，又是从血泊里以求自由，其精神之坚毅，都能够令后死者崇拜佩服，以至于激发参加革命之热诚。我们于三一八纪念大会以后，应一致继续其精神，以达到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之成功”。
　　在长沙，由湖南省各界民众团体举行的纪念活动，是别开生面的。3月18日这一天除召开纪念大会并游行外，还举行了一小时的总罢工，情形如下：

　　“上午十时起十一时止，湖南各界举行总罢工一小时，九时五十分放第一次大炮，为预备罢工信号，十时放第二次大炮，实行罢工，各商店均关铺板，停止营业，挑夫箩脚及人力车夫等一闻炮声，概行停止前进，站立街心，大呼‘死难诸烈士精神不死’，‘反对英帝国主义者援助孙传芳’，‘反对英兵来华’，‘打倒孙传芳’，‘打倒英帝国主义’，‘反对奉鲁军南下’，‘打倒奉系军阀’，‘肃清北洋军阀余孽’，‘取消辛丑条约’，及‘工人阶级有勇敢的创造力’，‘资产阶级是怯懦卖国的’，‘资产阶级是横暴的’，‘巴黎公社是十月革命的先声’等口号，至十一时放第三次大炮，始一律复工，同时各工厂及铁路局亦于停止时间放喊，以为信号”。^[12]

　　关于纪念大会和游行的情况，也是很激动人心的。据报导，长沙各界机关团体，上午8时许就已整队到省教育会前坪，计到会团体300余个，人数达2万以上。首先由大会主席报告“三一八”惨案经过和巴黎公社的史实及意义，然后由省工会、省农协的代表以及省党部执行委员长谢觉斋等发表演说，“演词均极昂愤，听众莫不动容”。大会在高呼口号后，就开始游行。“当时细雨纷飞，民众多科头跣足，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毫无怠倦畏缩气象，直至下午二时始仍回教育会坪散会”。^[13]
　　在重庆，包括工农兵学商各界几十个群众团体，十几万群众，热烈地举行了“三一八”纪念活动。会前，群众冒雨游行，前往会场，会后又举行了游行。当时群众情绪之高昂，场面之感人，《汉口民国日报》的一篇特约通讯作了生动的报导：“本埠三一八纪念之示威游行大会，因事先有充分筹备，各团体热烈之拥护，各职员之善于指挥，故是日虽霍雨霏霏，天愁地暗，而参加者仍不减于往昔，且热烈之精神，似较往昔为增。各参加游行者分子，多系赤足，尤以工友为多。由晨以至开会时，细雨绵延，阴云四合……道路泥泞，街衢污秽，真有不堪举足之苦……而群众始终保持秩序，口号频呼，声震屋瓦，洵令人惊叹不置也，计是所到工会团体五十有九，中小学校及妇女团体共二十有一，农界有通远门外两路口曾家岩一带之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团体有二十余，军界则各军师特别党部政治部均有人参加，军事政治训练处，则在中途参加，除上述各界外，尚有自由参加之市民约三四千人以上，会场主席台三，主席各三人，记录各一人，虽分设三处，开会秩序上之进行仍然一致……会场秩序，毫无纷乱现象……在本日游行大会中，尤有值得记述者，乃反英大同盟前日纠察队在河下查有仇油烟甚伙，本日即尽行搬至打枪坝，完全烧毁，在正烧毁时，反英大同盟总务部主任肖华清君声述经过情形，继后望各界彻底清查仇货，无不拍手称快，又本日游行路线……已详昨报。群众至夫子池始行解散，各军师政治部，除三师政治训练处在夫子池解散外，其余均在中途解散，甚有在商业场即解散者，亦可见彼辈之畏难心理也，然而此十万广大群众之精神，仍坚持到底，洵足与巴黎公社之精神为续，而替天安门前之烈士生色也。”^[14]这个报导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是把群众在游行中所表现出来的排除万难的精神喻为两个“三一八”精神的继续，并批评了一些部队团体中途告退、畏难不前的行为。
　　大会由主席杨阁公等报告了北京惨案、巴黎公社之由来及其纪念意义后，即提出11项提案，包括要求惩办“三一八”惨案的祸首，优抚烈属，以及厉行保护工农利益之政纲，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假革命派及右倾分子”，等等。上述提案均经大会一致通过。
　　根据新闻报导所列的数字统计，1927年间，以武汉为中心，全国各地参加纪念两个“三一八”活动的人数达百万人以上，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纪念活动。这种把两个“三一八”结合起来进行大规模的宣传纪念活动的做法，把巴黎公社的宣传大大推前一步。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宣传纪念方式在以后还继续了相当长一个时期。它生动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并力求吸取以巴黎公社为先驱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争取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
　　就在武汉三镇等地隆重地纪念两个“三一八”的三天以后，1927年3月21日，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发动了80万工人进行总罢工，接着举行武装起义，向盘踞在上海的军阀部队直鲁联军进行全面进攻，在22日占领上海，建立了上海市特别临时政府。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在继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终于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工人举行起义前夕，一位共产党人在一篇纪念巴黎公社56周年的文章中^[15]，有意识地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教训跟上海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斗争结合起来，指出：“上海无产阶级是中国最有力的无产阶级。现在在纪念巴黎公盟五十六周年之时，上海无产阶级所处地位有几点与巴黎无产阶级所处地位正相仿佛。外兵占驻上海正如普鲁士围攻巴黎，而军阀武力亦不让法国资产阶级的军队，尤其上海无产阶级在人数方面在政治觉悟方面并不远逊于巴黎无产阶级。这几日上海无产阶级已准备好武装暴动参加政权斗争了，此时巴黎公盟的教训自然对于上海无产阶级有现实的意义。我们切不可轻轻纪念巴黎公盟像往年别处那样纪念，我们更应该利用巴黎公盟的教训，以为我们目前行动的殷鉴”。
　　然而，当时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借鉴包括巴黎公社在内的国外的革命经验教训，而又必须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去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全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还是一个新的课题。要解决这个历史课题，还必须通过自身的实践去进行探索，还必须经历一个艰巨的过程。

三、中国共产党“东京特支”的一次纪念活动

　　当时，远在国外留学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也同样以巴黎公社的精神来鼓舞自己的斗争。在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东京的留学生支部（“东京特支”），在廖承志等同志的积极参加下，如何利用纪念两个“三一八”的活动，跟留学生中的国民党分子进行的一场锋相对的斗争。
　　事情的背景是，1928年3月12日，留学生中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打着纪念周中山先生逝世的旗号，举行所谓“纪念会”，进行反共活动。“东京特支”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发表了两个声明，内容是号召留学生不要违背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继续革命，保卫祖国，不要被反动派所利用。这些声明印成了传单，由廖承志等在“纪念会”上散发，有力地揭穿了反动分子的阳谋。然而，这一活动引起了那些反动分子的惊恐和日本警察的注意，他们互相勾结起来，到处搜查。就是在这种反动派的压力面前，“东京特支”的革命同志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举行了纪念两个“三一八”的活动，请看一位参加者的记述^[16]：

　　“3月18日，在‘东京特支’的领导下，召开了巴黎公社纪念会，同时还纪念‘三一八’天安门爱国事件。会前，估计到反动分子一定会来捣乱，我们就作了相应的布置。会议如期举行，敌人果然派人来监视。但会开得很好，演讲地进行得很顺利。一个来监视的士官生见此情况，拔刀就要砍会议的主持人，被我们的同志拦腰抱住，并用折椅作武器，迎头痛击，把他打昏在地。廖承志同志勇敢地参加了这个行动。参加会议的群众站起来贴标语，散传单、喊口号。会议胜利结束了，捣乱的大队人马才赶来扑了个空。在这场斗争中，廖承志同志自始至终表现机智勇敢，受到同志们的赞扬”。

　　这段回忆，生动地记述了我们的革命先辈如何在巴黎公社精神鼓动下进行斗争的一个英勇事例。

^[1] 张晓梅：《“三一八”惨案的回忆》，载1942年3月18日《新华日报》第3版。

^[2] 见1927年3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第3张新闻第1页。

^[3] 见1927年3月15日《汉口民国日报》第3张新闻第1页。

^[4] 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也进行了捐助，该党部执委会第十七次常会专门通过一项议案：“三一八筹备处请捐款三百元案，议决，捐助二百元”。见1927年8月15日《汉口民国日报》。

^[5] 见1927年3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第3张新闻第1页。

^[6] 见1927年3月18日《汉口民国日报》第1张新闻第1页。

^[7] 见1927年3月18日《汉口民国日报》第3张新闻第1页。

^[8] 集会情况在《汉口民国日报》上有详细报导，总标题为“武汉三镇纪念三一八之实况”，见3月19日该报第3张新闻第1页。

^[9] 刘少奇这段讲话见《汉口民国日报》报导。我们在这里转引时改正了一些明显的印刷错误。

^[10] 见1927年3月27日《汉口民国日报》第3张新闻第1页。本报导中提到的“花朝”，即民间传说的百花生日，是我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一般定在旧历二月十二日，但也因朝代、地区而异，届时各地根据其风俗习惯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11] 详见1927年3月19日《广州民国日报》第3版的报导：“各界纪念‘三一八’巴黎公社大会开会详情”。又据该报第9版上的报导，省港大罢工的工人代表数百人，曾提前于3月17日在日在东园举行纪念会，会议在《国际歌》、《国民革命歌》歌声和革命口号声中结束。

^[12] span> 见1927年3月22日《汉口民国日报》第1张新闻第2页。

^[13] 见1927年3月22日《汉口民国日报》第1张新闻第2页。

^[14] 见1927年3月29日《汉口民国日报》第1张新闻第2页。

^[15] 作者署名超麟（即郑超麟）；《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盟》，载《响导》第192期。文章所署日期为1927年3月18日。该文还介绍了在巴黎公社起义之前成立的革命组织“二十区监察委员会”（即“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称“这一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众的团体，名义上是要‘监察’政府人员各区市长及官吏之行动，而实则成一新的民众政权与资产阶级的国防政府相对抗”。<。

^[16] span> 黄鼎臣：《怀念廖承志》，载1983年6月16日《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