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客对工团的利用——对议会的压力——比利时和俄罗斯的总罢工
第二节 与两种总罢工概念相对应的两种思想潮流的差异：阶级斗争；国家；思想的贵族
第三节 政客助长的嫉妒——作为英雄主义和掠夺起源的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先例
第四节 强力和暴力——马克思论强力——为无产阶级暴力建立新理论的必要性
第一节
政客都是这样的人，贪婪的欲望让他们的智慧所向披靡，对肥缺的追逐培养出了他们坏蛋（les apaches）[I]的狡猾。纯粹的无产阶级组织使他们感到心惊胆战，故而，他们会尽其所能地败坏它们的声誉；甚至，他们经常否认无产阶级组织的有效性，说它们毫无未来可言，企图借此来说服工人脱离它们。当他们发现他们的憎恨软弱无力，他们的诅咒也不能阻止这些可恨组织的运转，相反，这些组织却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他们就转而利用无产阶级创造的力量。
长期以来，政客抨击合作社（les coopératives），说它们对工人毫无用处；但是，自从它们得到蓬勃发展之后，不止一个政客把贪婪的眼光盯着它们的钱袋，希望自己的政党能从面包店主和杂货店主那里获得经费支持，就如同许多国家里的以色列管理委员会靠犹太屠夫的金钱过活一样[1]。
在选举宣传过程中，工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若想有效地利用它们，还是需要某些伎俩的，但是，政客们从来不缺乏手腕。格拉[II]作为铁路工团书记，曾经是法国最热情的革命者；他最终还是认为和政治打交道比准备总罢工容易多了[2]；今天，他成了劳工指导委员会（la Direction du Travail）最信任的几个人之一。1902年，他为了帮助米勒兰赢得大选，曾经一度身陷囹圄。以社会主义部长身份参选的地区，有一个很大的车站，若没有格拉的帮助，米勒兰就有可能落选。1902年9月14日，一位盖得派分子在《社会主义者》上谴责了格拉的做法，对于前者来说此举无比的荒谬。因为铁路工人会议已作出决议，工团不应介入政治，而且，一位盖得派议员和米勒兰往往是水火不容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担心“各种合作团体正走向错误的道路，尽管它们开始利用政治，但是却有可能变成某政党的工具。”他的观点一针见血。在工团代表和政客的交易中，总是以后者攫取了更多利益而告终。
政客不止一次地干涉罢工，企图败坏对手的声誉，获得工人的信任。1905年的隆维盆地罢工[III]引发了一个共和派联盟的系列努力，他们试图为了自己的目的，组织起反对雇主的工团[3]；这项交易并没有给对政治运作懵懂无知的罢工发起者带来任何好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某些社会主义政客在糅合造反本能和选举力量方面，却表现得得心应手。因此，一些人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会被某种政治目的所利用感到震惊是不可避免的。
英国历史多次表明，当群众因为反对政府的议案而举行游行示威的时候，即便政府足够强大，能用强力弹压任何攻击现存制度的行为，它也会作出让步。议会大多数成员不会坚持通过引起民众强烈反对的提案，似乎是议会不成文的规矩。这是对妥协制度的一种运用，而妥协又是这种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只要有少数人认为是暴虐的，会招致强烈的反对，就不会有任何法律具有效力。大规模的暴力示威预示着武装起义为期不远了，在这些游行示威面前，尊崇传统的政府也会屈服让步[4]。
在最普通的游行和暴乱之间，还有爆发政治总罢工的可能，它采取的形式会有很多种：它有可能温和而有节制，持续的时间也会很短，目的是在说明政府正误入歧途，而自己又是有抵制的力量的；当然，它也有可能是一系列流血暴动的序幕。
几年以来，议会社会主义者对未来是否能登上权力的宝座，并没有把握，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参众两院的权力不可能得到无限制的增长。当迫使政府作出重大让步来谋求自己支持的特殊环境不复存在的时候，他们的议会权力也就岌岌可危了。因此，要是他们能从外部对大多数的造反者施加影响，以可怕的起义威胁保守派，那还是能为他们带来巨大好处的。
只要工人阶级联合会遍及各地，只要它们高度集权，只要它们能以严格的纪律约束其成员，社会主义议员在领导自己的同志时，就不会多费波折了。为了让某些工业部门停工几天，他们只需要利用一下方便造反运动的时机便万事大吉。政府多次被建议禁止开采矿产，或者中断铁路运输[5]。要想这些策略能实现全部的预期目标，罢工必须在政党下达命令之前爆发，在政党和政府达成妥协之后立刻停止。这就是政客如此热烈地支持工团集权，如此多地讨论纪律问题的原因所在[6]。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们讨论纪律，无非是要无产阶级听从他们的命令而已。分散的、分化成劳动所（Bourses du Travail）的联合会让他们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故而，在他们的眼里，所有不赞成以政党领导人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集权的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政治总罢工就有这种巨大的优点，它不会危害到政客的宝贵生命；它是对道德起义（l’ insurrection morale，山岳派[IV]在1793年5月迫使国民公会开除吉伦特派时，就使用了这个术语）的一种改进。任何一项运动，只要它不包含让人感到痛苦的暴力行径，害怕得罪金融家顾客（就正如山岳派成员害怕得罪各省一样）的饶勒斯都会十分崇拜[7]。因此，饶勒斯也不是一位和政治总罢工势不两立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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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的事情对政治总罢工思想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利时人通过一场以总罢工名义粉饰的游行[V]，赢得了宪法改革。到目前为止，这些事件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带有任何悲剧的色彩。内阁非常高兴被置于这样的一个立场，它能迫使议会通过大多数议员不会赞同的选举法案。许多自由派雇主对这个带有极端教会色彩的议员多数也抱有明显的敌意。自从工人追随国家和资本家以来，比利时发生的一切就和无产阶级总罢工截然对立了。长期以来，为了建立更加民主的选举制度，人们多次向比利时中央政权施加压力；然而，这种努力最终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而这次，内阁不秘密支持罢工者接受新的选举法。许多比利时人为自己的失败感到吃惊，不能理解国王为什么没有解散内阁，以满足社会主义者的要求；而在过去，他在面对自由派的反对时总会强烈要求内阁的辞呈。事实上，这位国王对自己的职责一无所知，正如当时所说，他不过是一位虚有其表的国王。
比利时的经验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政治总罢工与无产阶级总罢工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比利时是工团运动最薄弱的国家之一[VI]；全部社会主义组织的基础是面包商、杂货商和布料商的商店，它们都受政党各委员会的操纵与剥削；长期适应了一种教权纪律的工人仍然低人一等，他们认为有义务服从这些人的领导，后者会轻微地削价，卖给他们需要的商品，会用天主教或社会主义的演讲质询他们。在比利时，我们不仅发现杂货店业成了神圣的职业，也找到了那种著名的公共服务理论。对于后者，盖得在1883年撰写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小册子[VII]，予以猛烈的抨击；同年，德维尔将之视为比利时人对集体主义的一种模仿[8]。比利时社会主义倾向于接受国家工业主义的发展，接受一部分工人—公务员——他们在得到民主政治认可的领导人的铁碗统治下，会表现得服服帖帖——的宪法[9]。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总罢工会以一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那是很自然的事；这样，民众起义的惟一目标必定是把权力从一小撮政客的手里转移到另一撮政客的手里，而人民依旧是套着枷锁的可怜虫[10]。
俄罗斯最近发生的动乱[VIII]使得总罢工思想在职业政客圈中颇为盛行。许多人为大罢工取得的成就感到吃惊；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动乱又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熟悉俄罗斯的人相信：维特和许多革命者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恐吓沙皇，维特排挤了政治对手，赢得了（在他看来）会阻止俄国重返旧制度的机构的支持；他一定会为此欢欣雀跃。长期以来，沙皇政府陷于瘫痪，管理陷入无政府状态，然而，当维特认为需要采取强硬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时，镇压就变得迅速而且有效。（正如少数人所预见的那样，）在金融家需要恢复俄国信用的时候，这一天就会立即到来。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俄国以前的所有起义似乎从未获得过如此不可抗拒的力量。《小巴黎人》（Le Petit Parisien）是最维护维特声誉的一份法国报纸，它认为1905年的大罢工将会因为工人的饥饿而结束；根据它的说法，即便波兰人像芬兰人一样加入这场运动，一样获得进步，这场罢工只能再拖延一天而已。不久，《小巴黎人》就祝贺波兰人足够聪明，没有卷入这场罢工，祝贺他们没有给德国留下干涉的口实（1905年11月7日的《小巴黎人》）。
因此，我们一定不要被某些论述迷惑住。对于1905年11月18日的《社会主义者》对俄国事件的描述，博尼耶表示了自己的怀疑；确实，他的怀疑不无见地。他一直是总罢工势不两立的敌人；即便如此，他还是指出，俄国发生的事情和“法国的真正工团主义者”所追求的东西毫无共同之处；在他看来，俄国罢工仅仅是一场复杂进程的完美结局，只是许多能采用手段中的一种，它的成功只能归结为罢工爆发时有利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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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对于人们用同一名称描述的两种罢工运动，我们就有了恰当的区分标准。我们已研究了不可分割的无产阶级总罢工；现在我们也应该研究一下政治总罢工，它包括经济造反事件，也夹杂着其他非经济的因素。在第一种情况下，不应该考察细节本身；但是，第二种情况下，一切都取决于糅合不同细节的艺术。我们在研究政治总罢工的时候，就必须孤立地考察各个部分，必须评价每个细节的意义，进而试图统一它们。习惯于为无产阶级总罢工设置许多障碍的人，肯定会把这项任务视为纯粹的乌托邦，或者将之视为彻底的荒诞；然而，若是无产阶级一事无成，那么，政客便会心想事成。煽动家的天才能够克服一切困难，难道这不是民主政治的一个信条吗？
我不会停留在这儿，讨论这些策略成功的可能性，我把寻求阻止政治总罢工堕落为无政府状态的任务留给阅读《人道报》的投机家。我只想在下文对两种总罢工思想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作充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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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们已经了解到，工团主义总罢工涵盖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全部要素；在无产阶级罢工里，我们能找到社会主义的真正要素；更重要的是，它们以与社会斗争相同的手段，把自己会聚在一起，它们的运动也完全符合自己的本质。相反，我们不可能从中找到任何意象，可以完美地代表政客们的社会主义。然而，同时是革命者与议员的社会主义者把政治总罢工作为自己的核心策略。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获得一种恰当的思想，把后者从工团主义者的队伍里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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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们立即可以明白，政治总罢工并不认为在无产阶级攻击资产阶级的战场上会存在一场阶级斗争；社会分化为两个敌对阵营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因为无论在哪种社会结构下，都会发生这种造反。在过去，许多革命都是心怀不满的团体揭竿而起，携手并进的结果。社会主义作家们经常指出，贫困阶级不止一次，毫无目的地为了把权力交给新统治者手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与此同时，这些精明的新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成功地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去反对旧权威。
1905年，俄国自由主义者似乎就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农民与工人风起云涌的起义让他们感到心花怒放。据证实，在听到军队在满洲临阵倒戈时[11]，他们兴奋地手舞足蹈；他们坚信，噤若寒蝉的政府必定会向他们的智慧求救。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社会学家，所以科学主义本有可能因此获得巨大成功；然而，他们还是有可能把人民玩弄于股掌之间。
我想，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人道报》惟利是图的股东才成为某些罢工的狂热支持者，他们把无产阶级视为优秀的清道夫。历史的经验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政府把叛乱置于理性控制之下是有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即便在癫狂的时刻，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法律不也被小心地维持着吗？虽然人们将其斥为邪恶的法律[IX]，它们还是有助于保护资本家—社会主义者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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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更重要的是，认为革命工团主义囊括了全部的无产阶级组织，那就大错特错了。既然工团主义总罢工不等于全部的革命，那么除了工团，人们还会创立其他的一些组织。因为这场罢工只是和必须在恰当时机发动的许多事件相吻合的一个细节，所以工团就必须听从政治委员会的命令，或者至少应该和代表了社会主义运动最高思想的委员会保持协调。在意大利，费里[X]说社会主义需要两条腿，以如此滑稽的方式代表了这种协调；这是从拉辛[XI]（他从未想过自己的思想会成为社会学的原则）那里借用来的。在《明娜·冯·巴尔赫姆》（Minna von Barnhelm）的第二幕里，旅馆主人对朱斯特说，人不能站在烧酒瓶上，就如同人不能用单腿走路一样；他还补充说，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三的倍数，而四股的绳索总是比较结实的。我不清楚这种社会学是否还使用了其他的格言警句，它们和费里滥用的箴言同样有用。
（2）如果说工团主义总罢工是和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政治总罢工则会让人想起经济衰落时代。经验说明，没落阶级比冉冉升起的阶级更容易受到政客谎言的蛊惑，这样，人们的政治觉悟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似乎是息息相关的。充满朝气的阶级通常会行事鲁莽，因为他们对自己力量的过于自信，在面对未来时总显得大胆勇敢；在这一刻，追求胜利的殷切希望支配着他们。衰落阶级习惯于向允诺用国家庇护他们的人寻求帮助，而不会去考虑这种庇护如何能协调好截然对立的各种利益。只要能从政府那里获得恩宠，他们会自愿参加所有的联合，他们对吹牛皮的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社会主义一定要小心，不要堕落为恩格斯所说的反犹主义[13]，但他的建议总被人们当作耳边风。
政治总罢工总是设想，不同的社会团体都应该相信国家的神奇力量；在没落团体里，这种对国家力量的崇拜，更是屡见不鲜；这种崇拜的存在能让饶舌之人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这种政治总罢工也能得到慈善家愚蠢的鼎力相助，而他们的愚蠢往往是富裕阶层蜕化的结果。如果对手是怯懦的和泄气的资本家，那么政治总罢工成功的把握就更大了。
（3）这样，政治总罢工就不可能对未来的方案无动于衷；马克思主义认为是荒诞不经，工团主义者不予理睬的那些方案恰恰是构成新制度的基本要素。如果不能确信未来组织的全部框架已经准备就绪，那就决不能发动政治总罢工。这就是饶勒斯在1901年文章里试图讨论的东西，他说现代社会“会从一项不确定的，像 [工团主义罢工] 悬崖勒马一样的，虚无的事业里退缩回来”[14]。
有大量的年轻律师，他们毫无未来可言，在用卷帙浩繁的页面勾勒未来组织的详细草案。即使我们没有埃尔（Lucien Herr）在1900年出版的革命简写读本，我们至少知道他在其中准备了一些规则，能用于建立集体社会的复式薄记；塔布里耶（Tarbouriech）也曾为了能给未来的官僚机构提建议，研究了出版形式的问题[15]。饶勒斯经常为资产阶级掩藏了许多知识而感到痛心不已，他认为革命更多地取决于无名天才的努力，而不是取决于马克思所说的那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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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已经呼吁要重视马克思和工团主义者眼中这场革命的可怕本质，我也曾说过坚持这种绝对与不可变更的革命特征是相当重要的时期，因为它能赋予社会主义以崇高的教育价值。无产阶级正在从事的严肃事业很难让那些贪图享受的政客的追随者感到称心如意；后者希望资产阶级放下心中的包袱，向它承诺绝不允许人们放纵无政府主义的本能。他们向资产阶级解释，自己绝不想打破国家机器，英明的社会主义者只会做两件事情：夺取国家机器，只是为了让它更好地运作，让它尽可能地为他们朋友的利益服务；维持政府的稳定，有利于所有的生意人。托克维尔注意到，从19世纪以来，由于法国行政机构的稳定，接二连三的革命也未产生多大的动荡[16]。社会主义金融家们虽然没有读过托克维尔的作品，但是本能地知道维持一个高度集权、十分独裁和平民色彩浓厚的政权，能让他们掌握大权，能让他们免受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他们的朋友——议会社会主义者——带来的转变只会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即使他们做了任何鲁莽之事，也能借助国家的力量亡羊补牢。
工团主义总罢工能把投机金融家剔除出社会主义；然而，政治总罢工则会让他们眉开眼笑，因为它是在有利于政客权力的环境下发展的，——因此，它也是和他们的金融同伙的活动并行不悖的[17]。
马克思和所有的工团主义者一样，认为革命是绝对的和不可变更的，因为它将把生产力交到自由人的手里，也就是说要把生产力转交到这样一些人的手里，他们能管理好资本主义所发明的车间，而无需雇主的帮助。这种想法不会符合金融家和政客的心意，因为惟有他们，才适合从事雇主这个高贵的职业。因此，对明智社会主义（le socialisme sage）作过研究的作家不得不承认，它实际上是以社会分为两个对立阵营为前提的：第一个阵营就是组成政党的精英阶层，他们承担着为无知群众思考的任务，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这项任务能让后者享受到高级知识的好处[18]；第二个阵营包括所有的生产者。政治精英惟一的职责就是运用自己的理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为供养他们而工作，过禁欲的生活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可是正义的惟一主人）。
两个阵营的对立是如此明显，没有人会去掩饰它：社会主义的官员们经常把政党视为一个有自己生命的生物。在1900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上，政党就曾受到警告，要提防因坚持可能与无产阶级拉开距离的政策而面临的危险；它若是想要在未来的大决战中赢得群众的支持，就必须博得群众的信任[19]。对于正义者同盟内的对手，马克思批判最多的，就是领导人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对加强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20]，并在德国……和其他地方表现得十分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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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A. 现在，我们对围绕在政治总罢工周围的各种思想作进一步的分析，尤其要研究一下形成阶级概念的因素。
（1）以在资本主义生产里占据的地位来划分阶级不再成为可能；我们只好回到过去的区分方法，即分为富人团体与穷人团体；这就是早期社会主义者心中的阶级观念，他们一直努力寻求改革目前财产分配不公的手段。社会天主教徒也持相同的立场，他们利用慈善活动和减少资本主义经济罪恶为目的的各种机构去帮助改善穷人的命运。即便是在今天，把饶勒斯奉为预言家的圈子似乎仍然从同一角度看待事物；有人曾经告诉我，饶勒斯以打动比松[XII]善心的方法，劝说他皈依社会主义；这两位诡辩家还就医治社会弊端的手段展开了一场滑稽的辩论。
群众相信自己备受煎熬，因为充斥着暴力、无知和罪恶的过去仍然以其不公的结果折磨着他们；对于领导人的天才，他们向来笃信不疑，相信前者会带他们走出苦难的深渊；他们相信只要民主政治是自由的，它就会以一个仁慈的等级代替邪恶的等级。
在民众当中培植这种美妙幻想的领导人，则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形势；他们认识到当前的社会组织是和他们水火不容的，因为迄今为止，它一直在抑制他们的野心。他们为自己不能攫取到前人曾经获得过的职位表现出的吃惊，远远超过他们为阶级的存在而感到的惊讶；一旦他们走进了国家的圣殿、沙龙和娱乐场所，他们就不再是革命者了，就会明智地谈论起进化问题。
（2）因此，贫穷阶级的造反情绪总是带有强烈的嫉妒色彩。我们的民主报纸在维持嫉妒激情方面驾轻就熟，他们认为，这是愚弄读者心灵、扩大报纸销量的最佳手段。他们利用上流人士的丑闻谋取私利；他们一直在训练读者，让他们为窥探到伟人家里的丑事感到兴奋。他们还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在为优雅道德的事业服务；他们说自己关心优雅道德，就如同他们关心贫困阶级过上幸福生活与获得自由一样，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然而，他们的利益可能才是他们如此行事的惟一动机[21]。
嫉妒似乎是一种属于消极人物的情感；领导人总是积极进取，他们总会把嫉妒变成夺取羡慕已久的职位的渴望，他们为了清除阻挡自己前进的人会无所不用其极。政治如同运动，容不得有半点差池：各种比赛的竞争者为了获胜而作弊或者做出诸如此类的丑事，不胜枚举。
（3）对于能改善自己命运的手段，群众了解得十分模糊且相当幼稚。煽动家们让他们轻信，利用国家强力纠缠富人乃是最好的手段；这样，他们把嫉妒变成了报复。我们知道报复是一种具有非凡力量的情感，在弱者身上的表现更是如此。在希腊城邦和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的历史上，有许多财政制度，对富人横征暴敛，对它们的政府倒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15世纪，西尔维斯（Aeneas Sylvius，就是后来的庇护二世教皇）曾经对德国商业城镇的繁荣水平和资产阶级享受的自由程度感到特别吃惊，然而，意大利资产阶级却备受压迫[22]。如果对当代社会政策中对此作更仔细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嫉妒和报复的观念是它们的基础；许多的规章制度更多的是针对雇主，让他们苦恼，而不是为了改善工人的处境；神职人员在成为一个国家的弱势群体的时候，他们为了报复共济会的雇主，会不失时机地采用残酷的法律[23]。
领导们借助这些手段谋取了种种好处。为了一己之私，他们会威胁并剥削富人；他们反对财产特权的声音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响亮，他们知道如何为自己谋得后者享有的幸福；通过利用追随者的邪恶本能和愚蠢，他们实现了一个最荒诞的矛盾：他们以民主平等的名义让民主欢迎事实上的不平等。如果没有考虑到消除理性反思能力的报复观念的非凡力量，无论是雅典人，还是当代的纽约人，都不可能理解煽动家们的成功。
我相信，除了依靠社会主义宣传无产阶级总罢工思想之外，并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消除煽动家的影响：它能在灵魂的深处唤醒一种与大决战的条件相辅相成的崇高情感；它能消除用恶意满足嫉妒的焦渴；它让自由人的自尊登上最显眼的位置；这样，他就能保护工人，使他们不上贪图享受与野心勃勃的领导人的当，以免被他们的招摇撞骗所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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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把社会斗争比做战争，两种总罢工（或者说是两种社会主义）的重大差异也就变得更加明显。事实上，战争也容易产生两种彼此对立的思想体系，这样，人们能对战争说出最截然相反的事情，而且它们还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依据。
我们可以从高尚的一面来看战争，也就是说，如著名的诗人歌颂功勋卓著的军队那样来看待战争；只要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战争，就能发现：
（1）一种观念：不能把行伍比做其他任何职业；它把从戎的人置于一个高于普通生活条件的阶级里；历史完全是以战士的冒险经历为基础，而经济生活不过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冒险征程而已；
（2）一种荣耀的情感：勒南将之视为人类天才创造出的最独特和最强大的事物之一，在历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24]；
（3）一种殷切的愿望：希望在伟大的战斗里衡量自己的力量，服从一场能证明军事职业的崇高的考验，以生命为代价追求荣耀。
为了让读者明白这种战争观念在古代希腊发挥的作用，并不需要他们长期关注这些战争特征。把战争视为崇高的观念支配着全部的古典史；希腊共和国的各种机构从起源上讲，都是为了组织公民军队；希腊艺术在军营里达到了最高成就；除去战争，哲学家们再也想不出更好的教育形式，能在年轻人心里培养英雄的传统；即便他们对音乐的研究和欣赏有所节制，那也是为了防止情感的发展突破纪律的约束；他们创造社会乌托邦，也是为了维持英勇的城邦战士的核心地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们时代自由战争的思想成就与古代希腊人的成就相比，也毫不逊色。
战争也有不那么高贵的一面，和平主义者反复强调这一点[25]。战争的目的并不是战争本身；它的目的是要满足政客的野心：为获得巨大的物质利益，就必须征服外族；胜利也必须给在成功时刻领导国家的政党带来如此多的好处，以致它能分给追随者一杯羹；最后，他们也希望公民能够被胜利的符咒迷惑住，从而忘记政客要求他们作出的牺牲，希望有关未来的激情观念能让公民激动，忘乎所以。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人民会允许政府非法地拓展权力，而不会提出任何抗议。因此，每次对外征服的必然后果是执政党在国内的征服。
工团主义总罢工和第一种战争思想有许多相似点。无产阶级为了战斗把自己组织起来，把自己和国家里的其他人作了区分，自视为历史的伟大动力，其他所有的社会考虑都必须让位于斗争。无产阶级对与自己历史地位相称的荣誉，有着清醒的意识，也意识到了自己好战姿态的英雄主义；无产阶级期待能证明自己价值的最后考验。因为无产阶级无意于征服，所以它根本不需要为了利用胜利而制定计划：无产阶级盘算着如何把资本家挤出生产领域，如何在资本主义创造的车间里取而代之。
总罢工思想通过宣称要摧毁国家机器这一最明确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物质利益毫无兴趣；事实上，国家既是征服战争的组织者，也是战争成果的消费者，还是靠企业利润而生的统治集团存在的原因——而其中的代价要由社会全体来承担。
政客则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他们讨论社会冲突的方式与外交家们讨论国际事务的方式如出一辙；针对具体利益冲突的斗争工具丝毫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只把战士看成是自己的工具。无产阶级就是他们的军队，他们和殖民地总督（他们能利用军队网罗到大批奴隶，供其肆意任为）一样爱好军队；他们亲自承担起训练无产阶级的任务，迫不及待地想赢得能将国家权柄交到他们手里的伟大战斗的胜利；他们通过许诺掠夺、挑起憎恨，以及他们占据的小小官位所能给出的小恩小惠，像维持外国雇佣军的热情那样去维持追随者的热情。正如马克思在1873年所说的，无产阶级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加农炮的弹药，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26]。
加强国家力量乃是政客全部思想的基础；政客在他们目前控制的组织里已准备好一种强大、集权和守纪的权威机构，它既能在反对派的攻击下岿然不动，又能让人民对他们的谎言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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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社会主义文献里，虽然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被人反复提及，但是却没有人想过要对它作出解释；有时候，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会得到一点改进，被贴上“非个人”的标签，但是这种标签的做法根本不能说明问题。几年以前，伯恩施坦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雄辩家和文人”的专政[27]；他认为1848年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提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不过是对1793年的拙劣模仿，不过是“一种集权、专政和革命的政权，它的支柱是革命俱乐部的恐怖专政”；为此，他忧心忡忡，他相信所有与他交谈过的工人都对未来充满疑惑[28]。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的政策和宣传必须建立在现代社会的进化观之上。在我看来，他的分析尚有缺陷。
起初，无产阶级专政或许会让我们想起旧制度；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者一直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并无区别；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想法能比这更错误、更危险了；他们认为新封建主义将在摧毁旧封建制度的同样力量的作用下，最终消亡。封建制度在强大的中央政权（它相信自己从上帝那里获得了反对邪恶的特别手段）的打击之下，屈尊俯就。建立现代君主制的国王们[29]，都是一些不择手段、无所忌惮的暴君；但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已经为他们的暴行进行了开脱。因为他们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写作：封建无政府状态、旧贵族野蛮粗俗、缺乏修养，而且对古老观念也缺乏尊重[30]，这一切看来就像是在犯罪，因此反对它们的王室政府有义务果断行事。因此，或许是因为考虑到应以王室的全部力量来对付资本主义领袖，人们才在今天如此多地谈论无产阶级专政。
不久以后，王权趋向温和，放弃专制，制宪政府取而代之；有人说，无产阶级专政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削弱，直至最后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但是他们忘记告诉我们该如何实现它了。王权的专制主义并不是由于自身或者君主的仁慈而垮台的；事实上，谁要是认为从蛊惑人心的专制受益的人会自愿放弃专制的好处，那么他一定是个幼稚天真的家伙。
伯恩施坦看得很清楚的一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符合社会对立的事实——社会分成主人与奴仆两大阵营；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他居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的政治总罢工与他所担忧的政客专制是密切相关的。成功地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能让他们随时待命的人，也必定会成为在征服土地上攻城拔寨的将军；因此，在革命的未来，会出现一种由这些政客（他们在当今世界已发展成一个紧密的团体）领导的专制统治。
我已经说过马克思对这些人的看法，他们通过在当代社会创造一种主人的未来社会的胚胎，恢复了国家力量。法国革命史就向我们说明了这种事情是如何发生的。革命者作了种种设计与安排，一旦旧政府垮台，他们的行政人员就会做好立刻接受政权的准备，这样统治就不会出现中断。没有什么能比这些做法更让饶勒斯佩服了，对此，他在《社会主义史》里作了详细地描述；即便他猜出它们和自己的社会革命有近似之处，他也没有正确地理解它们的意义。这个时代的人是如此的懦弱，以至于有时候，新官员对旧政府成员的取代充满了滑稽；在成立法定政府之前，我们总能发现一个临时政府（用当时话说，就是一个伪政府[un Etat postiche]）。在成为法定（légal）政权之前，它先把自己视为合法（légitime）政权，为了抓住从制宪机构里滑落的政府，会利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31]。
采用红旗是这时期最独特和最典型的事情之一。在危机时刻，革命者多次使用它，以提醒人们将会出炉一部战争法；1792年8月10日，为了颁布“反对背叛行政权力的人的人民战争法”，红旗变成了革命的象征。饶勒斯就此事作了如下的评价，“我们，也就是说，人民就是法律……我们不是叛乱者。叛乱者在杜乐丽宫里，我们以祖国和自由的名义，高举合法镇压的红旗，反对宫廷党派和立宪君主 派”。[32]这样，叛乱分子一开始就宣称，他们具备合法的权威；他们在和一个表面上具有合法性的国家作战，他们把红旗视为以强力重建秩序的象征；作为胜利者，他们把失败者视为阴谋者，并要求他们的阴谋得到惩罚。所有这些美好想法的真正结果就是在9月对犯人实行的大屠杀。
这一切都极其简单，政治总罢工将会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导致了类似的结果。为了让这种罢工取得胜利，绝大部分无产阶级必须加入服从政治委员会领导的工团；也必须存在一种彻底由未来政府领导人构成的组织；对它而言，只需要更换国家领导人。这种伪国家的组织必须比大革命时代的组织更彻底，因为以强力夺取国家政权再也不能像大革命时代那么容易了。然而，原则依旧。由于议会制度掌握了新资源，政府在今天以一种更为完美的方式在运作；在官方工团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也会组织得井然有序，因此，我们将会看到社会革命有可能导致一种更完美的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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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对政治总罢工的研究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在思考当代社会问题的时候，脑海里必然会浮现的一种区别。有时候，人们在谈论权威行为，或者在讨论造反行为时，会使用“强力”与“暴力”这两个术语。显然这两种情况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我认为采用一个不会产生歧义的术语将更为可取，在第二种情况下应使用“暴力”一词；因此，我们可以说，强力的目标就是维持少数人统治的社会秩序，而暴力则倾向于摧毁这种秩序。资产阶级自现代社会开启以来，就一直在使用强力；而现在，无产阶级要用暴力来反对资产阶级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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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一直深信，深化我们对社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之与事物的动力作一比较）理论的理解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研究总罢工以前，我一直没有认识到现在讨论的这个重要区分（即强力与暴力的区分——译者注）。此外，我记得除了强力之外，马克思并没有讨论过其他的社会制约形式。几年以前，我在《马克思主义批评论文集》（Saggi di critica del marxismo）一书里，汇总过马克思有关人类适应资本主义条件的论述，我在该书的第38——40页，以下列形式介绍了这些观点。
（1）存在着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是机械的社会体系，人们服从于真正的自然规律；古典经济学家把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最终产物的那种自动机制置于万物之首。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进程中，一个工人阶级将会发展起来，他们将会借助教育、传统、习惯，把那种生产方式的条件，当作不言自明的自然规律来承认”[33]。任何干涉这种机制的意愿都属于反常行为。
（2）存在着一种模仿与激烈竞争的制度，它会迫使人们抛开传统障碍，不断地去追逐新事物，设想更适合他们的生存条件。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资产阶级最擅长承担这种革命任务。
（3）存在着一种在历史上发挥着重大作用的暴力机制，它可以分为几种截然不同的形式：
a. 最低层次的是一种分散的暴力，它类似于生活斗争，着眼于经济条件，会带来缓慢而确定的剥夺；借助于财政制度，这种特征的暴力会表现得与众不同[34]。
b. 较高层次的暴力是集权的和有组织的国家强力，它对劳动直接产生作用，“调整工资，把它们强迫限制在与货值要求相适应的限度之内，延长劳动日，并把工人维持在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中。并且这正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基本要素。”[35]
c. 最后才是我们所说的暴力，它在原始积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构成了历史的基本主题。
在这里作一些补充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不同的阶段被人们置于同一种逻辑的序列中，它以类似于一种生物体，没有个人意志的状态为起点，而以个人意志将提出他们深思熟虑的计划为终点；但是，历史发展的顺序与这种逻辑截然相反。
在资本家积累的初期，我们发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历史事实，由于其独特的特征且出现在恰当的时期，它们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所以人们将之载入了史册。譬如有对农民的剥夺和对（导致奴役与工业等级出现的）旧法律的废除。马克思补充道：“剥夺历史不是一个臆测问题；它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的。”[36]
更进一步，马克思还向我们说明现代文明的曙光是如何以征服美洲、奴隶贸易和殖民战争为标志的：“原始积累的各种不同要素，或多或少，可以按时间顺序，分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这些国家中。它们在17世纪末的英国最终被系统地组合起来，其中包括殖民制度，国债制度，近代课税制度和保护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建立在最残忍的暴力，例如殖民制度上面。但所有这些方法全都利用国家的强力，利用社会积聚的有组织的暴力，温室般地助长从封建方式到资本主义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它的过渡期。”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把强力比喻成助产婆，认为强力催生了社会运动[37]。
这样，我们就明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乃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最后，资本主义会发展到如此完美的程度，以致它无需直接使用强力的特殊情况另当别论。“在平时，人们已经可以让劳动者听凭生产的自然规律的摆布，那就是，听凭那种从生产条件本身产生，由生产条件本身得到保证，并且永远维持下去的对资本的从属关系的摆布。”[38]
当我们发展到最高历史阶段，独立意志的行动消失了，整个社会就像个有机体，能够自我运行；那时，观察家们就能创立一种精确程度堪与物理学媲美的经济学了。许多经济学家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那些看似自然与简单的制度，是一系列可能发生而又没有发生的转变的结果，它仍然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结果，因为强力能摧毁它，就如强力轻而易举干预它一样；——此外，在当代经济学著作里，抱怨国家干预影响自然规律运行的观点比比皆是。
如今，经济学家们很少会相信，这些自然规律的权威正是靠对自然的敬畏确立起来的。他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实现是相当缓慢的过程，但是，他们认为已经取得的进步已足以让知书达理之士欣喜若狂。事实上，这种进步表现在三个方面：建立一门经济科学成为可能；由于契约法支配了全部的高级资本主义，能以最简洁、最精确与最文雅的形式来表述法律；国家统治者的肆意妄为不再明目张胆。因此，人们正走在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上。在他们的眼里，重返过去就是一种反科学、反法律以及反人类尊严的罪行。
社会主义把这种演进视为资产阶级强力史；在它看来，经济学家相信发现质变的地方，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强力是以高压政治的历史面貌，还是以财政剥削、征服、或以劳工立法的形式出现，或者它是否是从属于经济制度，这都无关紧要；问题的关键在于，资产阶级的强力或多或少都会借助伎俩来催生资本主义秩序。
马克思颇费笔墨地对这种进化现象进行了详细论述；然而，他对无产阶级组织的论述却少得可怜。对于马克思的这个缺憾，人们经常会作出自己的解释。他在英国发现了大量有关资本主义历史的材料，而且前人已经把这些材料整理得井然有序，经济学家也有过大量的讨论；这样，他就能对资产阶级进化的不同特征进行深入地研究；但是，在无产阶级组织方面，他所获得的材料寥寥无几；故而，在等待最后的革命斗争时，无产阶级必须走哪条道路的问题上，马克思只能满足于相当抽象的方式来解释。马克思著作的缺陷有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偏离它的真正本质。
那些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一点也不想为导师的论述作任何实质的补充，他们相信为了讨论无产阶级问题，利用从资产阶级历史上学习到的东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此，他们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走向权威的强力与摧毁这种权威的暴力之间存在的区别。根据他们的说法，无产阶级必须像资产阶级那样夺取强力，要像资产阶级一样使用强力，最终建立一个取代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在过去国家在消除旧经济制度的革命里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人们就习惯性地认为废除资本主义也离不开国家的帮助。因此，为了实现这惟一的目标，工人阶级必须牺牲一切：把庄严宣布为了人民利益要摧毁资本主义的人推上权力的宝座；议会社会主义政党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担任小公职的前社会主义者、轻佻并渴望得到关注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以及证券交易所的投机分子都认为，一场谨慎的，一场非常谨慎的而又不会触动传统国家的革命可能会为他们带来一个黄金时代。显然，未来世界的主人翁们梦想重演资产阶级强力的历史，他们正把自己组织起来以便尽可能多地从这场革命捞取好处。许多这类雇员能从新制度那里谋得一官半职，博里厄[XIII]所说的“第四等级”将变成真正的下等中产阶级了[39]。
民主政治的全部未来有可能就取决于这个下等中产阶级，后者为了重大的私利，希望利用真正无产阶级组织的力量[40]。政客相信这个阶级总是温驯无比，相信它是有组织和有纪律的，相信只要审慎的工团领导人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国家的行为，这个阶级将会出现大批忠顺的走狗。他们希望借助这个阶级的力量去统治无产阶级：正是出于此种原因，比松和饶勒斯才成为小公务员工团的拥护者；一旦小公务员加入劳动所之后，往往会鼓动无产阶级模仿他们软弱与息事宁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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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总罢工把这一整套思想置于一幅人们很容易理解的画面里；它表明，国家如何才不会丧失力量，权力如何从一个特权阶层手里转到另一个特权阶层手里，生产者大众又是如何成功地更换他们的主人。未来的主人未必比现在的主人精明能干；然而，他们能比资本家作出更加美妙动听的演讲；但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们会比前人更加冥顽不灵，更加傲慢无礼。
新学派完全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问题的；它不会接受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模仿资产阶级的观点；它无法想象这样一场消除资本主义的伟大革命只是为了一个可以忽略而又无法确定的结果；只是为了更换主人，只是为了满足理论家、政客、投机分子和国家崇拜者及利用者的野心和欲望。它不会拘泥于马克思的教条：在它看来，尽管马克思除了资产阶级强力之外，没有得出其他的理论，但这并不说明它就应该僵化地模仿资产阶级强力。
在革命生涯中，马克思的思想并不总是灵感四溢，更常见的是，他受到的启发属于过去；他的作品大量使用了空想家的陈词滥调。新学派一点也不觉得有必要坚持马克思在构思革命思想时犯下的幻想、错误与弊病；它竭力把马克思著作与败坏其名声的作品区分开来；因此，它的立场是反对官方社会主义者的，后者希望膜拜并非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马克思。因此，对于像政客那样理解历史，以断章取义解释马克思的做法，我们大可不必在意。
现在，我们就清楚马克思为什么采取那种立场的原因了：他不了解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如此明确的资产阶级强力与无产阶级暴力的区别，乃是因为他没有生活在对总罢工得出令人满意结论的圈子里[41]。如今，我们已经获得充足的材料，能让我们彻底理解总罢工和政治总罢工；我们也知道了无产阶级运动和过去的资产阶级运动真正区别所在。我们在革命者对国家的态度里找到了一种方法，能清楚说明马克思脑袋里还十分含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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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表明资产阶级强力与无产阶级暴力的区别的那种方法，同样可以用于解决在研究无产阶级组织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只要把组织工团主义罢工的努力和组织政治总罢工的努力作一比较，我们就可以判断孰好孰坏，换言之，什么是社会主义者所特有的，什么带有资产阶级的倾向。
举个例子来说，民众教育似乎就是以资产阶级精神为指导的；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让群众服从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使社会变成一个有机体；而所有的革命努力都是为了创造自由人（les homes libres）；但是，民主派统治者却把实现法国的道德和谐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这种道德和谐是这些生产者的习惯性纪律，他们会为思想导师的荣耀幸福地工作。
也可以这么说，工团主义的最大威胁就是对民主的模仿；即便工团主义在一段时间内虚弱无力，组织涣散，这也要比处于拙劣模仿资产阶级政治形式的工团的领导之下要强许多。
革命工团主义者从来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因为那些试图以模仿资产阶级手段来领导他们的人物恰恰就是工团主义罢工的反对者，因此，后者也就成了不言自明的敌人了。
注释：
[1]在阿尔及利亚，这些管理委员会在管理上的种种丑闻已经变成了选举腐败的根源，为此，政府不得不强迫它们进行改革；然而，最近通过的政教分离法案有可能使得过去的陋习死灰复燃。
[2]格拉在1898年就试图组织起一场铁路罢工，对此，莱因纳赫曾经说过，“创立拥有2万成员的铁路工人和雇员联合会的格拉是个行迹可疑的人，他发动自己的联合会举行总罢工来干涉 [巴黎的海军冲突] ……布里索签发了搜查证，派军队占领火车站，并在铁道上布置岗哨之后，就没有一个人敢出头了。”（Histoire de l’ affaire Dreyfus, tome Ⅳ, pp.310——311.）——如今，格拉的工团非常有用，政府恩准它搞大规模的博彩活动。1907年5月14日，克里孟梭在议会里，把格拉的联合会说成是反对劳工联合会（la Confédération du Travail）的“明智与理性的人民”的团体。
[3] Alphone Merrheim, “Le Mouvement ouvrier dans le bassin de Longway”, 《社会主义运动》 [168——169]（1905年11月1——15日）, pp.425——482.
[4]天主教人士认为采取同样的策略，就能阻止实施与宗教组织相关的法律；它希望通过展示一些暴力，迫使政府就范；然而，政府手中有枪，可以这么说，自从议会专制比过去更少障碍之后，议会制度的一个根基就遭到了破坏。
[5] 1890年在里尔召开的盖得派全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它宣称矿工的总罢工在实践上是可能的，矿工总罢工本身就能获得所有行业法规徒劳无功追求的结果。
[6]一位博学的社会主义阐释者（Louis Révelin, 1865——1918）在全国大会上认为（参见1905年10月7日《社会主义者》）“政党可以为个人能动性留下空间，但必须压制个人的武断臆想。政党的安全在于它的各种规章制度；我们必须坚决维护它们。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制度，它把我们团结在一起，能让我们同生共死。”若是一个耶稣会士如此表达，人们肯定会谴责他，这是僧侣的狂热。
[7] Jean Jaurés, La Convention, Paris, Jules Rouff, 1901, Ⅱ, p.1384.
[8] Gabriel Deville, Le Capital de Karl Marx résumé et accompagné d’ un apercu sur le socialisme scientique, Paris, Flmmarion, 1883, p.10.
[9] *最近，博利厄（Paul Leroy-Beaulieu）议员把所有的政府雇员称为“第四等级”，把私人雇员称为“第五等级”。他认为前者有朝世袭等级方向发展的趋势（1905年11月28日的Les Débat）。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等级的差异将越来越明显；第一个团体会成为支持社会主义政客（他们希望能有力地控制它，同时又让工业生产者服从于它）的一支重要力量。
[10]这没有阻止王得威尔德把未来世界和拉伯雷所说的 l’abbaye de Thélème（每个人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进行比较，也没有阻止他希望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 （Jules Destrée 和 Emile Vandervelde, Le Socialism en Belgique （《比利时的社会主义》）, p.289）。哦，这就是说大话的魔力啊！
[11] 《争鸣》的通讯记者在1906年11月25日的文章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杜马的一些成员向一位日本记者祝贺他的同胞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12]我们知道军事审判的反对者多么希望废除战争法庭。长久以来，只要对德雷福斯进行第三次审判，民族主义者一定会找到借口，不把他交付给重罪法庭审判，因为军事法庭要比陪审团省事多了。
[1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农业问题和社会主义》，刊载在1900年10月15日的《社会主义运动》上，p.462。参见pp.458——459，463。
[14]饶勒斯：《社会主义研究》, Etudes socialistes, Paris, Ollendorf, 1902, p.107。
[15]在塔布里耶的《未来的天城》（La Cité future: Essai d’ une utopie scientifique, Paris, Stock, 1902）里，我们还能发现许多诸如此类的蠢事——一些自视博学的人认为，方丹（Arthur Fontaine, 1860——1931）这位前劳工部长在任内，已提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在他退休之日会将之公布于众。我们的继任者希望他将辉为他们保留那些我们未曾了解的快乐。
[16] Tocquiville, L’ 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Lalmann-lévy, 1864, p.297.
[17]在1905年10月29日的L’ Avant-Garde上，就能读到罗兰 （Lucien Rolland）在社会主义联合政党的全国大会（le Conseil national du parti socialiste unified）上就德雷福斯（Louis Dreyfus）——一位谷物投机倒把分子，也是《人道报》的一个股东——在非洛拉克的选举所发表的演讲。罗兰说：“一位当代的国王居然以我们的第一国际，以我们的红旗和我们的原则为名大声呼喊：社会共和国万岁！对此，我感到十分痛苦。”那些仅仅从1905年10月28日《社会主义者》的官方报告来了解这场选举的人，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千万不能相信社会主义的官方文件。我认为，在德雷福斯事件里，国防部长的朋友们在掩盖真相方面并不见得会比社会主义者龌龊多少。
[18]知识分子并不是如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会思考的人：他们不过是以思考作为职业并因这项职业的高贵而获得贵族待遇的人。
[19]举个例子，瓦扬说，“如果我们不得不打这场重大的战役，同时又没有无产阶级做我们的后盾，你们认为我们能赢得胜利吗？我们必须取得无产阶级的支持。如果我们让他们失望，如果我们向他们展示了政党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不再代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战争，我们就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Cahiers de la Quinzaine, 16th cahier of th Ⅱe series, pp.159——160，里面有此次大会的会议速记）。
[20] Engels, Lafargue and Max, L’ 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et 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Hamburg-London, A.Darson, 1873, p.14.
[21]在这里，我注意到，作为社会改革政策的喉舌，《小巴黎人》对萨克森公主与迷人的私人教师吉龙的案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份忙于从事教化人民事业的报纸，不能理解她那愤怒的丈夫为什么如此冥顽不灵地拒绝重新接纳他的妻子。1906年9月14日，这份报纸说，“她已经败坏了普通的道德准则”；由此可见，它的道德准则不属于普通的道德准则的范畴。
[22] Johannes Janssen, L’ Allemagne et la Réforme, trad. Franc., Paris, Plon, 1887, tomeⅠ, p.361.
[23]推行社会立法至少在法国引发了判决上的极端不平等；司法行诉讼取决于政治的……或是金融的形势。人们或许还记得那位曾得到米勒兰授勋过的时装设计师的案件，为了反对他，进行了许多违反女工保护法的口头宣判。
[24] Renan, Histoire du peuple d’ Israel, Paris, Calmann-Lévy, 1887——1893, tomeⅣ, pp.199—200.l
[25]对战争两方面特征的区分是蒲鲁东《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基础。
[26] Friedrich Engels, Paul Lafargue and karl marx, L’ 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Hamburg-London, A.Darson, 1873, p.15.马克思就谴责其反对派试图采取波拿巴式的行动。
[27]显而易见，伯恩施坦在这里参考了蒲鲁东的一篇著名文章，而且他还在第47页引用了一段。这篇文章以诅咒知识分子为结尾：“由律师推动、由艺术家完成、由小说家与诗人设计的革命，将会是一场怎样的革命呢？尼禄曾是一位艺术家，是一位满腔热情与激动人心的艺术家。他有理想，崇拜古代，他还集勋章收藏家、旅行家、诗人、雄辩家、剑客、诡辩家、唐璜、色鬼、以及充满才智、幻想与同情的贵族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充满了对生命和快乐的热爱。然而，这也是尼禄之所以为尼禄的原因。”（Le Répresentant du peuple, 1848年4月29日）。
[28] Bernstein, Socialisme théorique et social-démocratie pratique, pp.298 et 226.
[29]参考 Georg Gottfried Gervinus, Introduction à l’ histoire du ⅩⅨe siècle, trad. franc. Paris, Lacroix, 1876, p.27。
[30]教皇的历史让许多作家感到十分难堪；一些人与教皇势不两立是因为他们对基督教的憎恨，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为教皇在中世纪的重大政策失误寻找开脱的理由，因为他们本能地同情对世界实行暴政的理论家所做的全部努力。
[31]饶勒斯在《国民公会》（Ⅱ, pp.1386——1388）里，记载了一件能列入大革命最荒谬事件之列的滑稽事。1793年5月，在主教寓所里成立了一个暴动者委员会，它成立了一个伪政府。5月30日，它重新迁到市议会，宣布巴黎人民从所有的制宪机构撤回全部的力量；公社议会没有抵制的手段“被迫屈服”，但是它还是摆出了一副悲哀的样子：携起手来，围成圈，发表一些华而不实的演讲，目的是为了表明“一方面自己的自尊没有受到伤害，另一方面也没有为统治感到骄傲”；最后，一纸恢复被解散的公社议会的命令才结束了这场荒唐的闹剧。
[32] Janrés, La Legislative, Paris, J.Rouff, 1901, Ⅰ, p.1288.
[33] Capital, Paris, Librairie du Progrès, 1875, tomeⅠ, p.327, col.Ⅰ.（参见中文版《资本论》，郭大力、王亚男译，1975，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813页，译者注。）
[34]马克思观察到，荷兰的税收部门被人为地用于提高必需品的价格；这是政府原则的一项措施：工人阶级深受其害，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的下等阶层人士也濒临破产；然而，它确保了工人对制造商雇主的绝对服从（Le Capital, tomeⅠ, p.338, col.2）。
[35] Capital., p.327, col.Ⅰ.（参见中文版《资本论》，1975，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814页，译者注。）
[36] Capital., p.315.（参见中文版《资本论》，郭大力、王亚男译，1975，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789页，译者注。）
[37] Capital., p.336, col.Ⅰ。德文版把强力说成是经济繁殖力（oekonomische potenz）[Kapital, 4eédtion, p.746]；法文版把强力说成是经济动因（un agent économique）。傅立叶说把权力（puissancielles）说成是几何发展（Le Nouvell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 Paris, Bossange, 1829, p.376）。马克思显然是从繁殖意义的角度上使用“Potenz”一词的；参见Capital, p.176, col.Ⅰ。在这里，劳动力（travail puissancié）一词指的是增加生产力的劳动。
（参见中文版《资本论》，第829页——译者注。）
[38] Le Capital, Ⅰ, p.327, col.Ⅰ.（参见中文版《资本论》，郭大力、王亚男译，1975，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814页，译者注。）
[39]比松（Ferdinand Buisson）在1906年1月2日Le Radical的一篇文章里，说目前享受到好处的工人阶层的地位将继续高于其他成员；矿工、铁路工人、国有企业工人和市政雇员构成了一个“工人阶级贵族”，他们很容易获得成功，乃是因为他们持续借助“代表了人权宣言、国家主权和普选权威”的合作团体，去讨论各种事情。在他的废话里，我们只发现，他认识到了政客和他们谄媚追随者之间唇亡齿寒的关系。
[40]勒鲁瓦（Maxime Leroy）在捍卫公务员工团的一本书里说，“国家的一部分人就是寄希望于无产阶级为他们谋得权利。”（Les Transformations de la puissance publique, Paris, Giard et Brière, 1907, p.216）。
[41]对于马克思著作在涉及无产阶级组织全部领域所表现出来的不足与错误，我们可以将之很好地用以说明这条法则（它只允许我们思考生活的根基）：我们千万不要混淆思想（pensée）和想像（imagition）。
[I]该书有好几次提到“坏蛋”这个词汇。然而，该外号的起源是确定无疑的，“坏蛋”一词在20世纪早期指的是暴徒和卑鄙的犯罪者，其中大部分是居住在巴黎周围的那些臭名昭著的地区里。
[II] 1898年罢工的失败，使得盖拉尔（Eugene Guérard, 1859——1931）相信革命罢工的策略必然是要失败的，从此以后，就如索雷尔所说的那样，他变成了总工会（CGT）最不屈不挠的反对者，成为改良主义派别的领导人之一。
[III]位于洛林的隆维盆地是法国的钢铁和矿业中心。从1905年春天开始到同年的秋天，爆发了一系列规模甚大的罢工。在此期间，军队屠杀了许多罢工者。
[IV]在5月31日到6月2日期间，把吉伦特派议员开除出国民公会导致法国陷入了内战。山岳派获得这样的称号，乃是因为他们坐在国民公会的最高位置。
[V] 1893年，比利时爆发了一场群众罢工，要求获得普选权。
[VI]参
见索雷尔的早期文章《比利时的社会主义》（Le Socialism en Belgique），收录在《两世界的工人》（L’ Ouvrier des deux monds, 1898）里，第244——247页。
[VII] Jules Guesde, Services publics et socialisme, Paris,Oriol,1883.
[VIII] 1905年罢工和抗议的浪潮导致了托洛茨基领导的圣彼得堡联盟的建立（录入者注：应是“圣彼得堡工人苏维埃”）。正是出于此种情况，维特迫使沙皇发表一份宪政声明，它是宪法和代议制政府产生的一个基本要素。
[IX]自
从发生暗杀卡尔诺（Carnot）总统事件之后，政府就在1894年通过一系列法律，授权坚定地镇压无政府运动及其宣传。这些法律以“邪恶法律”著称，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从此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加入工团。
[X]费里（Enrico Ferri, 1856——1929），罗马大学的犯罪学家和教授，意大利社会主义政党的左翼领导人之一。他的社会主义观打下了深深的实证主义的烙印，他的作品被广泛翻译成法语、德语和英语。
[XI]莱辛（Gottfried Ephraim Lessing, 1729——1881），德国戏剧家和评论家。《明娜·冯·巴尔赫姆》（Minna de Barnhelm）是他在1776年创作的一部戏剧作品。
[XII]比松（1871——1932）：新教徒院士和政治家，他首先提出一种“世俗信仰”乃是共和国稳定和长久的必要基础的观点。作为一个激烈的德雷福斯分子，他在1902年当选议员之后，支持孔贝的政教分离政策。
[XIII]博利厄（1843——1916），经济学家，他是法兰西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撰写了《现代国家及其职能》（L’Etat moderne et ses functions）。他是第三共和国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之所以强烈地反对国家干涉，部分原因是国家的干预会导致一些依赖国家的特权团体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