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议会社会主义的含混和总罢工的清晰——历史上的神话——总罢工意义的经验证据
第二节 为完善马克思主义而展开的研究——以总罢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去阐释马克思主义——为革命的到来和乌托邦的消亡做准备——革命不可更改的特征
第三节 反对总罢工的科学偏见，对科学的质疑——思想里清晰的部分和模糊的部分——议会在经济方面的无能
第一节
每当我们试图要准确地描述出无产阶级暴力背后的思想观念的时候，就不得不回到总罢工这个概念；同一个概念还有许多其他的意义，它在阐明社会主义的其他含糊问题时，也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第一章的最后几页，我把总罢工和彻底击垮敌人的拿破仑战争作了比较；这种比较将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总罢工的意识形态作用。
如今的战争，投入的兵力远远超过拿破仑时代，装备的武器也比当时更致命，但是，讨论新战争作战方法的军事家们还是认为，战争的胜负仍然取决于拿破仑式的战斗。提出来的新策略必须符合拿破仑曾经设想的戏剧。战争细节或许会与以往不同，但是，最后必然以敌人的毁灭性溃败为结局。这些军事指挥的方法就是让士兵为这场伟大和令人恐怖的行动做好准备，每个人都要做好在第一个信号发出之后，就立刻投入战斗的准备。上至将帅，下到士兵，一支铁军的所有成员通常都很清楚国际冲突带来的这种灾难性后果。
革命工团论述社会主义行动的方式和军事作家论述战争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把整个社会主义纳入了总罢工的范畴；他们认为每次联合都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他们把每一次罢工视为最后伟大暴动的一个原型、一次试验和一场准备。
只要新学派（他们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革命者）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学说的真正价值，意识到它的行动结果，意识到它本身的原创性，就会宣布支持总罢工思想。这样，总罢工不但会让新学派和旧官员、空想家以及政治同僚断绝关系，还会让他们加入真正的革命无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坚持总罢工，将之作为区别工人社会主义和业余社会主义的手段。
议会社会主义者只有靠一种相当含糊的语言，才能对敌对团体施加巨大的影响：他们必须让工人阶级的委托人变得足够幼稚，以至于能被他们有关未来集体主义的夸张言辞所愚弄；为了欺骗那些希望对社会问题有所见解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必须把自己打扮成渊博的哲学家；他们必须能剥削富人，而后者相信参与政治社会主义的事业，有益于人类。议会社会主义者对各团体的影响完全是建立在胡言乱语的基础之上的，有时候，我们的大人物也会成功地让读者丈二摸不着头脑。他们反对总罢工，那是因为它的宣传过于社会主义化，不能让慈善家们感到满意。
在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代表的嘴里，所有的社会主义教条丧失了它们的真正含义。虽然阶级斗争仍然是重要的原则，但是它必须服从民族团结[1]。国际主义是最温和的人也会向它作出最庄重宣誓的信条；但是，爱国主义也是神圣的义务[2]。确实像报纸每天告诉我们的那样，工人的解放必须是工人自己的事业，但是，真正的解放还得投票给一位职业政客，保证他获得舒适职位的手段，还得效忠一位领袖。国家最终必须消亡，他们尽量避免和恩格斯在该问题上发表的文章发生冲突；但是，国家的消亡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人们也应该做好利用国家——它也是政客借以渔利的工具——的准备；让国家消亡的最后手段就是要暂时地加强国家机器；为了不被雨淋湿，而跳进水里的格里布里耶是不可能有其他的推理方式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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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所有扉页上画满矛盾、滑稽的和骗人的论据（它们是我们大人物演讲的基本内容）；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感到为难，他们能在自己浮夸、激昂与晦涩的演讲里，把最绝对的不妥协和最灵活的机会主义糅合在一起。一位博学的社会主义者宣称，用含混的言语调和敌对派，是他阅读马克思著作的最大收获[3]。我承认自己在长袖善舞方面的无能；而且，我一点也不希望被政客授予学者的称号；我也不会轻信，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精髓所在。
饶勒斯与克里孟梭之间的诡辩以无可争辩的方式说明了议会社会主义者只能通过夸夸其谈才能对公众产生影响；但是，长期欺骗读者最终必然会让他们丧失进行真诚讨论的所有意义。1905年9月4日的《晨曦报》抨击饶勒斯“用其追随者不可能理解的形而上狡猾”把他们搞得稀里糊涂。除了使用了“形而上”一词以外，该报纸的指责无可厚非；与其把饶勒斯说成是个形而上学家，还不如说他是个律师或者占星术士，更为恰当。10月26日，克里孟梭在一篇文章里说他的对手有“捏造文章的本领”，他以这个句子来结束他的文章：“对我来说，揭露某些诡辩的技巧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们还一直以为这是耶稣会士的专利呢。”[I]
这种聒噪、饶舌而又谎话连篇的社会主义受到各种野心家的利用，甚至会让一些小丑发笑，但它会得到堕落者的崇拜。站在它对面的革命工团主义则相反，努力不让任何事情处于未决定的状态（dans l’indécsion）；它会如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没有任何欺诈和暗示；它不会用含混的评论削弱教条。工团主义努力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以便它能清楚地说明各种事情，能依据它们的性质将之置于恰当的位置，能让起作用的所有力量发挥全部的价值。只要我们接受了工团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我们就应该激化冲突，而不是去缓和冲突；我们必须让互相斗争的团体尽可能地保持独立；最后，我们还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来描述造反群众的运动，以便能在造反人士的心里留下深刻和长久的印象。
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普通的语言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在作任何分析之前，必须先求助于意象的集合（des ensembles d’images），它们是一个整体，惟有通过直觉才能被表达出来，它们正在激发群众产生这样的情感（它们符合社会主义反对现代社会战争的不同形式）。工团主义者通过把全部社会主义纳入总罢工的戏剧里，解决了这个难题；这里根本没有官方思想家们以含糊说法调和冲突各派的余地；这种方法具有整体知识胜于分析的全部好处；或许，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例子，来说明这位著名教授的学说价值[4]。
对实现总罢工可能性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人们宣称社会主义战争不是一场战斗就能决定的；在实干的和科学的聪明人看来，动员群众同时参与行动，无疑是痴人说梦；他们还分析了这场即将到来的伟大斗争的具体困难。社会主义社会学家和政客们都认为总罢工不过是群众的一个幻想，带有早期工人阶级运动的典型特征；他们引用的权威是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 [II]），后者宣称总罢工是一种幼稚的幻想[5]，英国工人作为严肃科学的实践者多次向我们说明，他们才是工人阶级运动思想的真正掌门人，但他们早已将之抛弃。
当代英国不流行总罢工的事实并不能否认总罢工思想的历史意义，因为英国人在理解阶级斗争方面尤其乏善可陈；他们的思想仍主要受中世纪的影响：在他们看来，有特权的或者至少是受到法律庇护的行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典范；这就是英国人杜撰的“工人阶级贵族”一词来描述产业联合主义者的原因所在；事实上，产业联合会主义也的确在追求法律上的特权[6]。因此，我们能够说，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人肯定会把英国人对总罢工的厌恶视为一种杜撰，其目的是为了支持产业联合会主义。
另外，韦布享受着人们吹嘘他的能力所带来的声望；他拥有读完枯燥文件的优秀品质，他也有耐心就产业联合会史编撰出一份有史以来最晦涩难懂的刊物；但是，韦布是一位视野狭窄的人，只能迷惑住那些不善于思考的人[7]。那些把韦布介绍到法兰西的人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即便如他的译者所说，他是当代最优秀的经济史家之一[8]，那也是因为这些历史学家的弱智；此外，也有许多例子说明，智力平庸的家伙成为杰出的职业史家也是有可能的。
我根本不在意那些反对总罢工的意见，因为它的基础是对实际情况作出的思考；以历史叙述为典范，为未来斗争的本质与摧毁资本主义的方式建构假设，无疑是在重蹈空想家的覆辙。没有什么手段能让我们科学地预测未来；也没有任何方法能让我们知晓一种假设是否比另一种假设更优越。太多记忆犹新的事情向我们表明，哪怕是最伟大的人物，只要他们企图对稍微远一点的未来作出预测，就会犯下巨大的错误[9]。
然而，要是我们不撇开现在，不考虑我们理性之外的未来，我们也将一事无成。经验说明，只要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在当下对不确定的未来作出一些建构，还是会产生积极的效果的，而很少会产生不便。在涉及神话的问题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神话里往往能找到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或者一个阶级的最强烈愿望，这些愿望在生活的所有环境里，会以坚定的本能的形式进入人们的脑袋，会赋予未来的行动愿望（它是改革意愿的基础）以一种完全现实的外表。我们知道，这些社会神话不会阻止一个人从观察生活中得到好处，也不会影响他从事正常的职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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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举出大量例子来证明这条真理。
第一代基督徒希望能在生前见到基督的复活、异教世界的彻底崩溃以及使徒王国的到来。虽然末世没有到来，但是基督教思想从这种启示神话中受益颇多，以致某些当代学者坚持基督教的全部教义就在于此[11]。路德和加尔文试图在欧洲激起宗教狂热的愿望没有得到实现；不久以后，人们就把这些宗教改革的教父们视为过去的人物。对于当代的新教徒来说，他们更多地属于中世纪，而不是属于现代；困扰他们的问题，在当代新教世界几乎不占任何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因此就能否认他们改革基督教的梦想产生的巨大影响吗？我们承认，革命的真正发展和第一代革命拥护者所设想的激动画面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没有这些激动的画面，大革命能无往不胜吗？由于这个神话产生在这样一个社会——疯狂地热爱想象的文学、迷信科学主义，而对过去的经济历史知之甚少——里，它就和乌托邦密切交织在一起[12]。这些乌托邦都属于海市蜃楼，必然落得徒劳无功的下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思忖，与18世纪建构社会乌托邦的那些人的幻想比较起来，法国革命造成的转变是否更加深刻？在我们的时代，马志尼的追求被同代聪明人斥为疯狂的幻想。但是，若是没有马志尼，意大利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国，他比加富尔[III]及同类政治家为意大利的统一做的更多。
了解神话在何种细节上构成了未来历史的一部分，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它们不是占星术的历书，甚至，像第一代基督徒所期望的末世一样，它不具备任何未来会出现的因素，也是完全有可能的[13]。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的预想与实际的结果往往大相径庭，对此，难道我们还不熟悉吗？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作出决策。心理学家说，期望的结局与实际的结果总会存在差异：生活中最微小的体验也能向我们揭示出这个法则，甚至，斯宾塞[IV]为了得出他的效用多样化理论，他把这条规则转化成了自然[14]。
我们必须把神话视为当前行动的一种手段；所有有关如何把神话运用到未来历史的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整体的神话才有意义；只有实现了主要思想，它的各部分才有意义。因此，讨论社会战争过程里可能发生的事件，以及那些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胜利的决定性冲突，都是毫无意义的。即便革命者用以描述总罢工的图景是完全虚幻的，只要这种虚构图景以一种完美的方式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所有期望，只要它赋予革命者思想以一种其他思想方式所不能给予的精确和坚定，那么它在革命的准备过程中，就是一种伟大力量的源泉。
因此，若要估价总罢工思想的意义，就必须抛弃所有在政治家、社会学家或者有意于实践科学的人当中流行的讨论方式。总罢工能让它的反对者不得不承认，他们处心积虑做的一切决不会减少他们自认为能驳倒的观点的价值；总罢工具有部分的真实，还是民众想象的产物，这都无关宏旨。问题的核心在于了解总罢工是否包含了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所期望的一切要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必在学理上讨论未来；我们也不必沉浸于哲学、历史或者经济学方面的崇高考虑；我们不是处在意识形态的领域里，而是站在可见事实的层面上。我们不得不考验这些人，他们积极参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无意挤入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的思想也没有被行会偏见所支配。尽管他们有可能在许多政治、经济或者道德的问题上受过欺骗；但是，只要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观念最能有力地鼓动他们及其同志，什么观念最符合他们的社会主义观以及借此使得他们的事业、希望与他们看待独特事实的方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的誓言就是决定性的、权威的和不能被驳倒的[15]。
归功于这些人，我们才知道总罢工确实就如我所说的那样：它涵盖了全部的社会主义神话，也就是说，它是一些想象——能激起符合社会主义反对现代社会的各种战争形式的情感——的整体。各种罢工已经激发出了无产阶级身上最高贵、最深刻和最动人的情感；总罢工以一幅浑然一体的画面把它们糅合在一起，并且通过汇聚它们，使得每个人都体验到最大的紧张；通过唤起他们对独特冲突的痛苦回忆，总罢工给呈现意识面前的细节打上了紧张生活的色彩。这样，我们就能获得语言无法以极端清晰的方式赋予我们的那种社会主义直觉——我们能在短暂的瞬间，从整体上把握到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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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举另一个例子来证明总罢工思想的力量。如果确实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总罢工思想是一种纯粹的幻想，那么议会社会主义者就不会如此殚精竭虑地攻击它了；我不曾记得，他们曾经攻击过空想家用以迷惑人民的眼睛而提出的那些毫无意义的期望[17]。在一场有关可行性社会改革的辩论里，克里孟梭针对民众的幻想，以饶勒斯的方式提出了马基雅维里主义：他以“一句精明、稳妥的句子”掩饰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它是如此的精明和稳妥，以致“那些最需要探求它本质的人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它，而一味地沉醉于未来幸福的花言巧语”（1905年11月28日的《震旦报》）。但是，一旦涉及总罢工问题，那就是另一码事了；我们的政客从不会持微妙的保留态度；他们只会声嘶力竭地反对，并竭尽所能让他们的听众抛弃总罢工思想。
我们很容易理解政客们采取这种姿态的原因所在：对于乌托邦，政治家们是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因为乌托邦向人民展示的不过是一种欺骗性的意象，只会让“人们去实现暂时的世俗快乐；即便是科学看待这些问题的人，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也只能部分地实现这种世俗的快乐”（在克里孟梭的眼里，这就是社会主义者政治家们所干的事情）。选民们越是容易相信国家的魔力，他们越会投票给允诺奇迹出现的候选人。在选举斗争里，每个候选人都会比其他候选人给出更好的筹码：社会主义候选人为了能够击败激进派，必须让选民相信对未来的每个许诺[18]；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政客会小心谨慎，避免和这些有用的乌托邦发生冲突。
如果他们反对总罢工，那是因为他们在巡回宣传过程中，认识到了总罢工思想是如此适合于工人阶级的心灵，以致它能够以最绝对的方式支配他们，使得议员们乐观其成的愿望在工人心中毫无立锥之地。他们意识到，总罢工思想作为一种煽动力量，是如此有力，一旦它进入了人民的脑袋，领导人就再也不能控制他们了。议院们的力量也会因此丧失殆尽。总之，他们模糊地感受到，总罢工能轻而易举地吸纳全部的社会主义运动，此举将导致各政治团体之间的妥协毫无意义，然而，正是这些妥协构成了议会制度的基础。
所以，官方社会主义者的反对，恰恰证实了前面我们对总罢工意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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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现在，我们必须再进一步研究一下总罢工提供的图景是否真正全面；也就是说，它是否包含了现代社会主义认可的这种斗争的全部特征。但是，首先，我们必须更加准确地表述这个问题；如果从对这个概念的本质解释出发，就很容易将之准确地表达出来。我们已经明白，必须把总罢工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对于理解社会主义而言，行动的手段和方法的细节无关宏旨。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一旦我们试图把这种不可分割的整体拆成各个部分，我们就会面临无法彻底理解社会主义的困境。现在，我们将努力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总罢工图景提供的整体特征之间存在一种根本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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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阅读过最权威马克思主义出版物的人看来，这个断言荒谬无比。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圈子里对总罢工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敌意。敌视总罢工的传统对马克思学说的进步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这也是一个信徒通常会限制其导师思想得到运用的好例子。新学派在摆脱这些影响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难。新学派主要由精通马克思出版物的人构成；在很早以前，它就认识到总罢工之所以遭到反对，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官方代表的无能，而不是马克思学说原则的本身问题[19]。
一旦新学派清楚地意识到各种社会主义教条经常违背马克思精神，一旦它主张恢复马克思精神，它就开启了摆脱错误影响的道路。新学派很吃惊地发现， [马克思的] 信徒经常把前人的发明或者撰写《共产党宣言》时的常识归功于他们的导师。在一位被认为能跻身于最博学人士的作家看来，即在政府和社会博物馆学派看来，“资本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是马克思的重大发现之一，也是他最引以自豪的发现之一”[20]。不要理会这位杰出的大学学者的历史观，这是一个在马克思之前，街头巷尾的引车卖浆之流都很熟悉的观点；在路易—菲利普[V]统治末期，它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已变成了一个众人皆知的真理。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许多同样的论调。
一旦这些向往自由思考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研究工团主义运动之后，他们就迈出了具有决定性的一步；他们发现“真正的工团分子教给我们的东西远远多于他们从我们身上学到的东西”[21]。这是智慧的开启；这是迈向让马克思作出许多重大发现的现实主义道路的一步；这样就有可能回到无愧于哲学名称的那些方法，“因为真正的和富有成果的观念与现实的潮流是紧密相连的”，它们的“清晰性主要是由于事实以及对事实的运用通过反射而投于它们之上的光芒——这是一种概念性的清晰性，这种清晰性几乎不外是从有用的观点处理概念而最终所获得的确定性”[22]。在这里，引用另一句柏格森的深刻话语也会很有用，“除非我们长期通过与实在的外部表现的接触了解它的秘密，我就不能由实在获得直觉，也就是说，才能与实在的最内在部分达成理智交融。要做到这点，就不仅仅是把最明显的事实吸收进来的问题；因此还有一大堆事实需要积累起来，并混合为一体。在这种混合物中，一切预想的和不成熟的观念——观察者可以不知不觉地把它们插入他们的观察中——肯定会彼此中和。只有这样，已知事实的原有特性才能显现出来。”最后，我们才能得到柏格森所说的整体体验（expérience intégrale）[23]。
由于这种新原则，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人们用于僵化社会主义的断言是软弱无力的，它们的危险远远大于它们的用处。这是社会民主政治对教条文本的迷信崇拜，而这些教条文本恰恰导致了在德国为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努力陷于徒劳。
当新学派充分理解了总罢工，并因此对工人阶级运动有了一种深刻的直觉之后，它就会发现，只要用这种有力的建构去解释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它们就会具备前所未有的清晰性。新学派也认识到，若要正确地接受无产阶级观念的当代转变，就必须抛弃德国建构出来用于阐释马克思学说的笨拙和脆弱的工具；它还认识到，总罢工思想有助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所有领域，而到目前为止，自称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学者还根本不了解这些领域。只有借助总罢工的图景，我们才能真正全面理解马克思的根本原则；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惟有精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才能清楚地理解总罢工图景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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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首先，我将讨论阶级斗争，因为它是所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起点。由于诡辩家们尽其所能地给它添加错误的观念，因此，对它作出阐释也尤为迫切。
（1）马克思在讨论社会时，就好象它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团体；人们常说，观察并未证明这个二分法的正确性；我们在用日常生活的现象证明它之前，确实还需作进一步的努力。
资本主义车间的组织提供了第一个近似值，计件劳动在阶级观念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它说明在商品价格问题上，彼此之间的利益是相互有冲突的[24]；工人感到了雇主的控制，同样，农民觉得自己受市镇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摆布。历史说明了后一种对立比其他任何经济的对立更能让人明确地感受到，自从文明诞生以来，城市与农村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25]。计件劳动说明了在工薪阶层当中，也存在着和零售商相似的群体，他们有雇主的自信，根本不属于无产阶级世界。
总罢工从新的角度说明了这一切；它比日常生活环境更能区分利益，更能区分两个工薪团体的思维方式。很明显，管理阶层都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小贵族；对他们来说，国家社会主义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他们将会登上社会金字塔的顶峰。
当人们意识到冲突正在扩大总罢工规模的时候，这种对立就会显得格外突出；因为人们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司法结构的，所以后者的各个部分就能获得充分发展；社会明确地被分成两个且仅有的两个处于同一战场上的阵营。在实际的事务中，对可见事实作出的任何哲学解释，也没有总罢工给我们提供的简单画面来得强劲有力。
（2）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支配工人灵魂的强烈造反情绪，就不可能想象资本主义制度会彻底消亡；但是，经验也告诉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日常的造反远远不能获得一种真正属于社会主义的特征。最激烈的暴乱就不止一次地依赖于在资产阶级世界里也能得到满足的激情。我们也发现，许多革命者在找到有利可图的道路之后，会立刻抛弃以前毫不妥协的立场[26]。这不仅仅是物质动机导致了反复无常与臭名昭著的叛变；虚荣甚至比金钱还重要，它才是革命者向资产阶级投诚的主要动机。如果这仅仅是少数的特例，那么这一切都无关痛痒；但是，人们坚持说，工人群众的心理是如此容易适应资本主义制度，以致只要雇主作出微小的牺牲，就能很快实现社会和平。
G·勒庞说，信奉乌合之众的革命本能，无疑是会犯错误的，因为乌合之众天生保守。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全部力量在于资产阶级神经质的精神状态；他坚信，乌合之众最终会走向恺撒[27]。由于勒庞通古博今，其结论不乏真知灼见；但是，我们必须对勒庞的论点作一修正，即他的论点只对一个缺乏阶级斗争观念的社会来说，才是有效的。
观察表明，在触及总罢工思想的环境下，阶级斗争观念会得到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的支持：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日常生活的琐事都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征兆，每个冲突都变成了社会战争的插曲，每次总罢工都产生了对末世论的期望的时候，就不再可能有社会和平，不再可能有例行公事，也不再可能有做一个博爱或者成功雇主的激情。总罢工思想的背后存在这样的一种动力，它会把总罢工思想接触到的一切事物推向革命的道路。正是由于总罢工思想，社会主义才永葆青春；企图实现社会和谐的种种努力也会因此显得幼稚可笑；同样，资产阶级化的同志的文章也不会让群众垂头丧气，相反，它们只会引导他们走向更加激烈的造反；总之，对立永远不会消失。
（3）政客则努力要让资产阶级机构感受到他们所说的无产阶级影响，他们取得的成功对于坚持阶级斗争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这个世界总会存在敌对各方的妥协，而秩序总不长久；在我们这样一个出现如此多怪事的时代里，发生转变（哪怕是最微小的转变）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现代进步就是不断妥协的结果，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这种获得了巨大成功的方法来追求社会主义目标呢？为满足不幸阶级的最迫切愿望，总能找到许多方法。长期以来，这些改良的建议一直从保守、封建或者天主教精神那里汲取灵感。它们的发明者说，我们希望让群众摆脱激进派的影响。如今，激进派认为，与过去的敌人相比，社会主义政客对他们政治命运威胁更大，于是，他们发明了各种打上进步、民主和自由思想色彩的方案。最后，开始轮到我们受社会主义者的妥协的威胁了！
许多政治组织、管理制度和金融体制都能改变自己去适应资产阶级的统治，对此，我们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不能过于拔高猛烈抨击资产阶级的意义；要求改革和完善资本主义的愿望同样会导致对资产阶级采取猛烈的批判[28]。如今，一点也不希望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却希望废除遗产继承的人大有人在，圣西门的追随者就是一例[29]。
总罢工摧毁了每种可能的社会政策的全部理论后果；总罢工的支持者甚至会认为，最具民众色彩的改革也带有资产阶级的特征；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能够削弱阶级斗争的根本对立。社会改良政策越是流行，社会主义就越感到有用总罢工以一种完美方式提供的末世论图景去反对进步图景——它是社会政策要实现的目标——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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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现在我们借助总罢工思想，来探讨一下马克思主义革命的一些根本特征。
（1）马克思说，在革命岁月里，生产机制同样会让无产阶级变得有纪律、讲团结和有组织。如果不结合语境，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这个核心观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贫穷、压迫、奴役、衰败和剥削不断增加”的制度压得工人阶级喘不过气来，工人阶级对它的反抗也愈演愈烈，直至完全打破整个社会结构[30]。这个著名表述的准确性经常遭到人们的批判，好象它更加适合《共产党宣言》（1848）的时代，而不是《资本论》的时代（1867）；然而，这种反驳并不能让我们信服，只要借用神话理论，就能将之轻而易举地驳倒。我们不能照字面意思来理解马克思用以描述为这场决定性战斗做准备的各种术语；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它的整体描述，惟有这样，他的描述才是清晰明确的。马克思希望我们理解无产阶级的全部准备完全取决于反抗现存事物状态的坚定、强大和充满激情的组织。
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总罢工思想就更加有意义；然而，即便不在理论上，至少会在实践上，它会受到人们的质疑。有人坚持，无产阶级在为它的未来角色做准备时，可以采取其他手段，而无需皈依革命工团主义。因此，拥护合作的人坚持他们的特别治疗方法必须在解放事业里占据突出的位置；民主派则说，废除源自天主教旧影响的所有偏见才是根本，如此等等。许多革命者相信工团主义尽管可能很有效，但是它本身并不足以组织起一个需要一种新哲学、新法律以及同类新事物的社会。既然劳动分工是社会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者就不应该以向哲学和法律专家讨教为耻，因为他们从不缺乏有关哲学与法律的真知灼见。饶勒斯总是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些陈词滥调。这种社会主义的泛化（élargissement），不仅有违马克思理论，也是和总罢工思想水火不容的。显然，总罢工比其他任何教条，更有吸引力。
（2）我已经呼吁过，要提防在经济衰落时刻爆发的革命对文明未来的威胁；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马克思相信末世论是以一场规模巨大的经济危机为前提的，但是千万不要混淆衰退和马克思所说的危机。在马克思看来，危机是生产过于冒险的结果，创造的生产力已超出了同期资本主义自动产生的管理机制的限度。这样的冒险是以未来利于大企业，以经济进步的思想在那时会绝对流行为前提。为了让下等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接受这种生存状况）与无产阶级联盟，就必须让他们把生产的未来图景看作是灿烂光明的，就如同征服美洲对于离开欧洲开始冒险生活的英国农民来说，是美丽动人的一样。
总罢工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工人习惯于看到他们对资本主义强制反抗会在繁荣时期取得成功；因此，也可以这么说，一旦你认同了革命和总罢工，你就不可能认为一场世界的根本转变会发生在经济衰落期。工人同样清楚地意识到，除非未来绚丽多彩，除非工业不仅能改善生产者的命运，也能改变每个人的命运；否则，农民和工匠是不会和他们并肩作战的[31]。
为了使社会主义的实现成为可能，强调工业必须具备高度繁荣的水平，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经验表明，社会和平的预言家是靠阻止资本主义进步和保留正在蜕化的阶级的生存方式，来博得民众支持的。必须用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来解释把革命和工业的持续与迅速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关节[32]。
（3）我们不能过于强调这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谴责空想家对未来作的全部假设。慕尼黑的布伦塔诺教授提到，马克思在1869年给他朋友比斯利（他发表过一篇论工人阶级未来的文章）的信中说，他在此之前一直把后者视为是英国的惟一革命者，但从此以后会将之视为一位反动分子——因为他说，“谁要是为将来草拟蓝图，谁就是反动派”[33]。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无需从发明社会问题解决方法的学者身上汲取经验，只需接过资本主义旗帜继续前进。无产阶级无需为未来勾画蓝图；蓝图已在车间得以实现。一种技术连续性的观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立场。
罢工取得的经验让我们得出了和马克思思想相吻合的观念。放下手中工具的工人不会带着更好的劳动组织方案去支持他们的雇主，也不会帮助他们管理生意；简言之，在经济冲突里，乌托邦根本派不上用场。饶勒斯及其朋友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实现社会主义方式的观念存在一个有力的挑战。现在，他们也希望存在一些由博学的社会学家起草，得到工人拥护的工业草案，以便能将之引入罢工的和谈，他们也希望看到他们说的工业议会主义（le parlementarisme industriel）的发明，后者能像政治议会主义一样，引导被领导的群众和领导群众的煽动家。这就是他们那种骗人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或许可以立即推行。
但是，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事物将会随着总罢工的到来而灰飞烟灭；革命会以一种纯粹与简单的造反面目出现，不会给社会学家、主张社会改良的人以及以无产阶级思考为职业的知识分子留下任何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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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于社会主义包含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它总会引起恐慌；人们感觉到，这种转变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空想家竭尽全力用文学艺术抚慰被美丽蓝图——它是如此的动人，以致它会消除人们的一切恐惧——撩拨得要燃烧的心灵。然而，他们越多地传播美丽的诺言，有识之士就越容易揭发他们布下的陷阱。在这点上，后者并没有全错，若是人们接受空想家的观点，世界就会走向灾难、专制和愚昧。
马克思坚信他所说的社会革命将构成一种不可避免的转变，它将是两个历史时期的分水岭。他反复提及这些观点，与此同时，恩格斯也试图借助有时会很壮观的意象，让人们理解经济解放如何变成一个与过去毫无瓜葛的时代的起点。两位奠基人抛弃所有的乌托邦，批判先辈让一场伟大革命的前景变得不那么令人生畏的做法；然而，无论他们给人们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其影响远远不及总罢工。这种观念肯定会让人们意识到，超越古老文明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
这里确实有一些让人感到不安的因素，但是，我相信要让社会主义拥有全部的教育价值，坚持这种特征就是必需的。社会主义者必须相信，他们献身的事业是一项庄严的、令人敬畏的和崇高的事业；惟有如此，他们才能义无返顾地作出一种宣传要求的大量牺牲，而这种宣传既不会给他们带来荣誉，也不会给他们带来实利，甚至，连暂时的心灵慰藉也不会有。即便总罢工思想只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让社会主义思想变得更加英雄化，仅就这点而言，我们也应该认为它具有一种无法估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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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我刚刚提到的马克思主义与总罢工之间的相似点，它们在此之前受到忽视，那是因为我们更多地停留于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许多人很难相信，在一种以黑格尔主义为基础的哲学和缺乏任何高级文化修养人士的构想之间，居然能建立比较。在德国，马克思发展出了对某些抽象教条的偏好，而这些教条和马克思的工作环境又是如此地契合，以至于他大量使用它们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当时，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件能让他详实地论述无产阶级为革命做准备的手段。实践知识的缺乏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瓶颈。他避免使用过于明确的教条，因为后者不利于抵制在他看来是毫无价值的现存制度；故而，他为在德国学院里发现一种用抽象语言写作的习惯感到欢欣雀跃，因为这能让他避免讨论细节问题[34]。
当今革命工团主义通过坚持罢工活动而缓慢发展出来的学说与马克思看法之间存在的一致性，比其他任何事情更好地说明了马克思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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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一段时间内，让不懂罢工策略的圈子接受总罢工思想会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个工团主义者眼里的创新使得许多真诚的有识之士寝食不安，我觉得探讨一下他们反对罢工的动机，也是件有意义的事情。新学派的所有成员都知道，为了克服自己所受教育的偏见，为了避开自动进入他们思想的观念集合，为了用与他们接受的教育的不同理路去思考问题，他们还必须作出艰苦的努力。
19世纪，存在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迷信科学，它是那些18世纪末动荡不安的幻想的直接结果[35]。因为天文学家已经成功地计算出月亮运行的轨道，所以人们就认为科学的目标就是为了精确地预测未来；因为勒维里耶（Le Verrier）已指出海王星的可能位置——它在此之前未被观察到，它是行星摄动（des perturbations）的原因——所以人们就相信科学能纠正社会的弊病，能为消除世上的不幸提供处方。我们可以说，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科学观：它十分贴近于这些资本家的精神状态，他们对车间的完善技术一无所知，却去领导工业，并经常会寻找天才发明家来帮助自己摆脱困境。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科学就如同一家能够生产我们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工厂[36]：科学不再被视为完善认知的一种手段，而仅仅被看成是一种能带来某些好处的处方[37]。
我已经说过，马克思拒斥确定未来社会条件的所有努力；不过，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这点，因为我们会因此认为马克思置身于这种科学观之外。总罢工学说也批判这种资产阶级科学观，因此，许多教授不断抨击新学派，谴责它只有一些消极的观点；相反，他们的目标是要为全世界的幸福设计一幅高尚的蓝图。在我看来，就这点而言，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已经不算是马克思主义分子了；几年前，考茨基还为一个荒谬的乌托邦写过序言呢[38]。
我相信，伯恩施坦认识到老朋友们的思想的危险性，肯定是他与他们断交的原因之一。若是伯恩施坦生活在法国，若是他对我们革命工团主义有所了解，他可能早就认为，革命工团主义正走向一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德国，他都没有找到一种能指导他的工人运动。伯恩施坦和马克思一样，希望脚踏实地。他认为，与其在有关未来人类幸福的动听语言里麻醉、沉睡，不如实行社会改良政策，追求一些实际的目标。
这种无用且错误的科学的崇拜者，丝毫不为人们的这些批评——从科学主义崇拜者的决定方式而言，他们的计算方法是完全不充分的——所动。他们源自天文学的科学观念认为一切事物皆可用一条数学定律表达出来的。显然，社会学领域里并不存在这样的法则；然而，人们总是避免不了这些表达方式的影响：只要从一些不违背常识并得到日常经验证明的原则出发，用一种简洁、清晰与演绎的方式得出结论，他们就自认为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完善程度，在科学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科学不过是喋喋不休的空话[39]。
空想家擅长以这些偏见为基础的表述艺术；他们的叙述越是能满足教材的要求，他们越把自己的发明当回事。在我看来，他们的观点恰恰是真理的反面，社会改良计划越是以一种表面满意的方式来解决每个困难，我们就越应该质疑它们。
在此，我想比较简要地考察一下源自于人们所说的科学主义（它认为一旦得出清晰的表达，也就得到了真理）的一些幻想。这种科学主义大大加剧了马克思主义危机，我们每天都会听到有人谴责新学派热衷于模棱两可——马克思也曾受到同样的谴责，但是，他们认为，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比利时社会学家则相反……
若想正确地理解这些虚伪的科学家（他们是新学派竭力反对的对象）犯下的错误，最后的方法就是从总体上考察一些社会现象的整体特征，涉猎一下他们的思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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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1）实证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平庸、自大和卖弄的学问，他们宣称哲学必定会让位于他们的科学；但是，哲学并没有消亡，由于柏格森，它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柏格森并不希望把一切都化约为科学，他声称，哲学家有理由采用一种不同于科学家的方法。我们能够说，通过向人们说明所谓的科学解决之道是一种幻想，通过把思想带回科学主义所痛恨的神秘领域，形而上学收复了失地。少数比利时人、劳工办公室（l’ Ofice du travail）的雇员以及安德烈将军[VI]却对实证主义推崇备至[40]：这些都是对思想世界毫无意义的人。
（2）宗教似乎并没有发展到消亡的地步。自由新教之所以奄奄一息，乃是因为它不惜一切代价，要给基督教神学以理性的解释。孔德[VII]建构了一幅天主教的漫画，他仅仅保存了该教会的行政、等级和规训的外衣。他的努力只获得了那些嘲弄别人头脑简单的人的支持。天主教之所以在19世纪恢复了惊人的力量，那是因为它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再失去了；同时，它还强化了它的神秘性，令人吃惊的是，天主教居然占领了有教养阶层的领地，甚至在大学里，嘲弄理性主义也成了当下风靡一时的潮流[41]。
（3）现在，我们来看看父辈的那些古老声明，他们宣称自己已经发明了一种艺术的科学，甚至，他们还宣称自己能以一种足够充分的方式来描述艺术作品，读者能从一本书里获得对一幅画或一尊雕像的准确美学评价。丹纳在这方面的努力是饶有兴趣的，当然，仅仅就各学派的源流而言。他的方法并没有为作品本身带来任何有意义的信息。除非丹纳描述的对象本身没有多少美学价值，它们是那些人们常说的文学画，否则，丹纳的描述毫无价值可言。即便是有关帕特农神庙最蹩脚的照片所包含的信息量，也要比一卷用于赞扬它的书籍包含的信息量一百倍。人们经常将著名的Pierre sur l’Acropole誉为勒南最优美的章节之一，然而，在我的眼里它不过是玩弄修辞的典型，与其说它让我们崇拜帕特农神庙，还不如说它让我们不理解希腊艺术。尽管莱因纳赫[VIII]表现出了对狄德罗的狂热喜爱（有时候，他会表现得滑稽和荒谬），他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偶像的著名作品《沙龙》英雄缺乏美学的情感，因为后者尤其喜欢那些能撰写成文学论文的绘画[42]。布吕内蒂埃说狄德罗的《沙龙》导致了批评的败坏，因为他讨论艺术品如同讨论书本[43]。
这种演讲的无能是因为这个事实，即有生命力的艺术必须以神秘、若隐若现和模糊的轮廓为基础；演讲越是显得系统和完美，它也就越可能消除杰作之所以为杰作的一切因素，它把杰作仅仅归结于学院作品的比例协调。
只要对人类思想的三种最高成就进行基本考察，我们就会相信，每个复杂的知识体都可分为清晰的和模糊的两部分，后者可能更为重要。庸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声称，随着启蒙的进步，模糊的知识将会消失，声称科学主义的术语最终能解释一切事物。这种谬误在艺术方面，尤其是在现代绘画方面让人生厌。现代绘画越来越讲究光影的配合，而在过去，由于光影的配合缺乏稳定性，并且难以用演讲表达出来，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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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1）在伦理学当中，能以清晰的推理方式说明的部分一般和平等的人际关系有关；它包含了在许多文明里都能发现的道德原则；因此，在很长时间内，人们相信这一部分的伦理总汇能发展成为符合全人类的自然道德的基础。伦理的模糊部分通常和性关系有关，这不是用公司就能轻易得到解释的，要深入理解这点，你就必须在某个国家生活许多年头。然而，这部分的模糊伦理也是最重要的。若是你理解了这一点，你也就理解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心理，先前的那种一致性实际上掩盖了许多差异：大致相同的原则会被运用到不同的情况，它们的清晰不过是一种错觉。
（2）一提到立法，每个人立刻会说债务法是最明确的部分，人们可将之称为科学的法律。这里，人们在各民族接受的法则里再次发现了很多一致性；因此，人们相信，在对现存法律作合理修正的基础上，制定出一部万有法是切实可行的。在实践中，不同的国家的法庭一般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那些先验的共同原则；那是因为每一原则都有其个性和与众不同的东西。最神秘的领域乃是家庭，它的组织会影响所有的社会关系。勒普莱就对托克维尔关于该主题的论述感到无比的吃惊，托克维尔说：“令我惊讶的是，古代和现代的法学家们，竟然没有提到继承法对人间事物的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不错，它属于民法法规，但也是主要的政治措施，因为它对国家的社会情况具有异常重大的影响，而政治方面的法律不过是社会情况的表现形式。”[45]托克维尔的这句评论成了勒普莱所有研究的指导原则。
将立法区分为清晰和模糊两部分，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结果：那就是非专业立法人士很少去讨论正义的原则；他们知道，要对此类问题进行讨论就必须对某些法律原则有深入的了解，因此，一个门外汉若是要斗胆发表意见，就有可能让自己变得滑稽可笑。但是，在离婚、父亲权威、继承等问题上，每个识字的人都认为自己能和最聪明的律师相提并论，因为在这些模糊的领域，不存在明确的原则，也不会有合乎规则的演绎。
（3）在经济学领域内，这种区分或许更加明显，人们能轻而易举地解释与交换有关的问题。各国的交换手段大致相同，故而，在货币流通方面，就不可能提出过于离谱的矛盾；另一方面，有关生产的一切有时会提出无法解决的难题。在生产领域，地方传统得到了最强烈的支持，人们可以无限制地发明与生产相关的乌托邦，而不会与读者的常识发生冲突。没人能否认，生产是经济制度的基础，这是在马克思主义里占据重要位置的一条真理；即便是那些不能认识到生产重要性的作家们也不否认这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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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议会是如何运作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议会的基本功能就是讨论最重要的社会组织问题，尤其是宪法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以演绎与推理的方式，从基本原则得出清晰与准确的结论还是有可能的。我们的父辈擅长于这种学究式的讨论风格，它构成了政治讨论中最亮丽的风景线。既然很少讨论宪法问题，那么，围绕某些重要的法律，总会产生精彩的辩论；这样，在论述政教分离问题时，拥护基本原则的专业阐释者就会闪亮登场，甚至还能博得阵阵掌声，人们都同意，以前的一切辩论都未达到过如此激烈的程度，这是因为这是一个能进行学究讨论的问题。然而，更为常见的是，在讨论商业法律和社会措施的时候，我们议员们的愚蠢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总统、部长、各委员会报告人和专家，你方唱罢，我登台，尽其所能地展示自己的愚蠢。这是因为，一旦涉及经济问题，幼稚的原则就不再能指导人们了，若想就这些问题提出可行性意见，必须对此有深入的了解，然而，这不是我们国会议员们所能胜任的事情。许多国会议员都是科学主义的信奉者。1905年7月5日，一位著名的性病专家[47]就声称他没有研究过政治经济学，因为他对“这种推测性科学有些不信任”。毋庸质疑，我们是能够理解这点的，思考生产问题显然要比诊断梅毒困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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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已经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数量的诡辩，我们随处可以见到这些诡辩，受到大学传播的愚蠢与平庸文化熏陶的人都深谙诡辩的门道。这些诡辩由于对逻辑的偏好，倾向于把一切整齐划一，放在同一层面上讨论。这样，性道德就被规约为契约双方的平等关系，而把家庭法视为债务法，把生产当作交换。
几乎在每个地区和每个时代，无论是现金流通，还是信用货币流通，国家都有义务进行管理，或者制定相应的法律措施，但这并不意味着出于对一致性（l’uniformité）的偏好，将管理大企业的任务委托给国家是大有裨益的。然而，对于蹩脚的医生和法学院学生来说，这种推理却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我深信，即便在现在，饶勒斯还是不能理解懒惰的立法者为什么要把经济学抛给自私的无政府主义欲望；如果确实像马克思所说，生产是一切的根本，那么不把生产置于首要的位置，不让它服从一项伟大的立法活动（它的明晰性来自于明确），也就是说，其抽象特质与宪法法律讨论中提出来的那些伟大原则类似的原则不作为组织生产的基础，就是一种犯罪。
既然社会主义处理生产问题，也就是说它负责处理人类活动中最神秘的部分；既然社会主义打算带来一场激进的转变，这种转变无法用浅薄的领域内发现的那种明晰性进行描述，它必然是很模糊的。无论思想如何努力，知识如何进步，演绎如何合理，也不能驱散社会主义周围的神秘因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充分认识到了神秘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它才有权将之作为社会主义研究的起点。
但是，我们必须赶紧补充这点，只是由于我们用以建构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的那种语言的缘故，才产生了这种模糊性。可以这么说，这种模糊性只是学究性的。但是，它一点也不会妨碍我们使用无产阶级在社会冲突里建构出来的设想，即人们所说的总罢工，不会妨碍我们用一种全面、准确与激动人心的方式描绘无产阶级运动。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完美就会消失殆尽。我们必须将之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视为一场挑战一切描述的末世论。
事实上，要使信奉科学主义的教授们称心如意，难如登天。他们大声呼喊，他们只承认思想中清晰和明确的观念。——实际上，对于行动目的来说，科学主义是一条还不够充分的法则，因为若是不借助吸引我们全部精力的绚丽多彩与确定无疑的意象，我们就不可能完成任何壮举；——若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能找出比总罢工更让人满意的事情吗？——但是，他们说，我们只能依靠得到经验证明的那些实在：难道总罢工图景不是由一些间接得自对革命运动作出观察的倾向组成的吗？难道它不是躺在手扶椅子里的专家们依据逻辑原则，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发明出来的吗？难道它不是任意武断的产物吗？难道它不是和我们在行动期间自发产生的事物截然相反的吗？他们坚持并提倡批判精神的权利。没有人想要反驳他们。当然，总罢工的图景必须要得到检验，我以上的种种努力也正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但是，批判精神并不意味着用虚假科学的吹嘘来取代历史事实。
若想从根本上驳倒总罢工思想，矛头必须指向总罢工凝结的并在行动过程得以体现的革命倾向；除非让革命者相信自己为社会主义事业呕心沥血是毫无意义，相信自己成为政客，更能保证他们的真正利益之外，并没有其他可靠的方法。革命者很早就了解这点，并作了决定；革命者不是站在功利立场上考虑问题的，故而，这些建议对他们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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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未来历史学家肯定会说我们的思想充斥着许多幻想，因为他们是回头过来看过去的世界。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有所行动，没有人能够在今天告诉我们未来历史学家的想法，也没有人能够为我们提供修正作为我们动力想象的图景的手段，以避免他们的批评。
我们的处境与那些依赖不能保证永远正确的理论作大量计算的物理学家的处境有些相象。如今，我们已经放弃了用科学洞察自然的全部奥秘的希望；现代科学革命的前景对于科学家来说，不再振奋人心，这也导致了许多人宣称科学的破产，但是，因此就把工业的管理交给巫师、术士和魔术师，我们肯定会发疯。不想去实践理论的哲学家或许会站在未来的科学史家的立场上看问题，但是，他也会因此拒绝了当代科学理论的绝对特征；但是，要是就如何修正当前的科学理论而询问他们，他们也必然和今天的物理学家一样的无知。因此，他必须向怀疑主义寻求庇护吗？
如今，没有一位严肃的哲学家会接受这样的怀疑立场；恰恰相反，他们的宏伟目标就是证明一种科学的合法性，这种科学不会宣称自己了解事物的真正本质，它只把研究限定在能用于实际目的的范畴。这是因为社会学是掌握在那些没有哲学推理能力的人的手里，他们以科学主义的名义批判我们满足于以行动准则（这是所有伟大的历史运动为我们揭示出来的）为基础的手段。
研究科学，首先要了解世界上存在的各种力量，然后再借助经验的推理，去利用这些力量。因此，我们说只要接受了总罢工的思想，即便知道它是一种神话，我们也能像现代物理学家一样行事。尽管后者知道未来会认为他的科学是过时的，他还是会对科学充满信心。我们才是科学精神的真正掌门人，而我们的批判者既不了解现代科学，也不理解哲学；——只要证明了这点，我们就会心安理得。
注释：
[1] 《小巴黎人》对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问题作了专门的说明，它于1907年3月31日警告罢工者“绝不能认为自己是凌驾于社会团结的义务之上的”。
[2]在反军国主义开始引起公众注意的时候，《小巴黎人》以其爱国主义而独树一帜。1905年10月8日，它发表了关于“神圣的义务”和“对把我们的荣耀和自由带向全世界的三色旗表示崇高的敬意”的两篇文章；1906年1月1日，它向塞纳陪审团表达了自己的崇高敬意，它说：“侮辱神圣国旗的诽谤者遭到了报应。国旗上街，我们就得向它敬礼。陪审团做的事情比向它鞠躬要多得多；他们怀着敬意团聚在它的周围。”这就是一种相当明智的社会主义啊。
[3]最后，全国代表大会一直在讨论两个动议，一个动议建议在可能的地方把省际联合用于选举斗争；另一个则提议各处都要提出候选人。一位代表站起来发言说：“如果得到大家的认真关注，我将不胜感激，因为我将提出的论点乍一看可能是荒诞和矛盾的。但是，若是我们根据马克思解决问题的方法，尽力去解决矛盾，这两项动议也不是不可调和的” （参见1905年10月7日的《社会主义者》）。似乎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观点。这种说法确实难以理解。
[4]这些文章的特征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对这个主题作长篇的讨论；但是我相信，把柏格森思想更加全面地运用到总罢工理论是有可能的。在柏格森哲学看来，运动就是一场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会明确地把我们引向社会主义的末世论。
[5] Jean Bourdeau, L’ Evolution du socialisme, Paris, Alcan, 1901, p.232.
[6]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能看到产业联合会为了制定某些能免除他们行动带来的民事责任的法律而不遗余力。
[7]塔尔德（Gabriel Tarde）不可能理解韦布所享有的声誉，在他看来，韦布不过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三流作家。
[8] Albert Métin, Le Socialisme en Angeleterre, Paris, Alcan, 1901, p.210.这位作家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份社会主义的许可证；1904年7月26日，圣路易展览会的法国总专员说：“Métin先生深受最优秀的民主精神的熏陶；他是一位杰出的共和派；而且，他也是一位工人组织应该热烈欢迎的社会主义者。”（参见1904年7月30日的Association ouvrière）。若是对那些得到政府、社会博物馆派或者神通广大的出版社许可的人进行一番研究，必定是饶有趣味的事情。
[9]马克思犯下的错误不胜枚举，甚至相当严重。
[10]在启示神话的推动下，英国和美国的宗派主义者表现出来的宗教狂热让人感到吃惊，但是在实际事务方面，他们不会比其他人逊色多少。
[11]目前，在德国的解释学派那里，这种说法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卢西瓦神父向法国介绍了该学派的观点。
[12]参见给Daniel Halévy的信，[section]，Ⅳ。
[13]我已经尽力说明，这种已消失的神话是如何被一种虔诚（它在天主教的生活里还占据极端重要的地位）推向成功的；我认为在宗教里，这种从社会向个人的演变是很自然的过程（Le Système historique de Renan, Paris, Jacques, 1906, pp.374——382）。
[14]而且，我认为，我们能把斯宾塞的进化论解释为：最普通的心理学在物理学上的一次运用。
[15]这是柏格森理论的又一运用。
[16]这是对柏格森哲学的全面认识。
[17]我不记得，官方社会主义者曾经揭露过贝拉美（Edward Bellamy, 1850——1918）小说的种种荒诞。贝拉美的小说在当今风靡一时，我们需要对它们作出更多的批判，因为它们向人民呈现的是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它们是对阶级斗争一无所知的美国的天然产物；但是在欧洲，那些阶级斗争理论家们也不理解它们吗？
[18]在这篇我曾经引用过的文章里，克里孟梭回忆到，饶勒斯在贝济耶作的长篇演讲里，利用了这些下筹码的策略。
[19]在1903年出版的《形而上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métaphysique）里，柏格森指出信徒们总是倾向于夸大导师们和这种导师的区别，后者“倾向于把自己提出的观点教条化、模式化，甚至抽象化，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变成了自己的信徒”（Cahiers de la Quinzaine, 12th cahier de la Ⅳ e série [1903年2月17日], pp.22——23）。
[20] Métin,
La Socialisme, p.191.
[21] Georges Sorel, L’ Avenir socialiste des syndicates, Paris, Jacques, 1898, p.12.
[22] Bergson, Introduction à la métaphysique, p.21 [译者在此处参照了刘放桐先生翻译的《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9页]。
[23] Bergson, Introduction à la métaphysique, p.24——25 （译者参照上书第40——41页）。
[24]我不清楚学者们是否理解计件劳动的意义。显而易见，这个著名的说法——“生产者将能够买回他的产品”——就来自对计件劳动作的反思。
[25] “或许可以这样说，一部社会经济史就是一部城乡对立史”（《资本论》（Le Capital）[Paris, Librariè, du progrès, 1875], Ⅰ, p.153, col.Ⅰ）。
[26]或许，人们还记得那位死于马提尼克岛火山爆发的总督。1879年，他是马赛社会主义大会的主角之一。巴黎公社对所有社员来说，并不都是致命的打击，其中有几个人的事业还颇有成就；法国驻罗马的大使在1871年还是要求处死人质的社员之一。
[27] G.Le Bon, Psychologie du socialisme, Paris, Alcan, 1902, 3rd edn, p.111, pp.457——459。在几年前，一小撮大学社会主义者就把勒庞视为一个傻瓜；事实上，他是我们时代最有原创性的学者之一。
[28]举个例子来说，我知道一位相当开明的天主教徒就曾辛辣地讽刺过法国中产阶级。他的理想是美国主义，在他的眼里，美国主义是一种相当年轻，朝气蓬勃的资本主义。
[29]鲁西耶（Paul de Rousiers）就对这个事实感到十分震惊，即美国的富裕父亲强迫子女自谋生路；他也经常遇到“为美国父亲的自私行为感到震惊的法国人。在他看来，富裕的父亲让儿子自谋生路无疑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他并没有为后者成家立业作出丝毫的贡献。”（La Vie américaine : l’ éducation et la société, Paris, Firmin-Didot, 1899, p.9）
[30] Karlmarx, le capital, tomeⅠ, p.342, col.l.
[31]不难理解，宣传家被迫反复讨论社会革命的这个特征：在中间阶层继续存在，却对社会和平的滑稽感到厌倦之时，以及在经济蓬勃发展，以致未来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光明美好之时，才会爆发这样的社会革命。
[32]考茨基经常讨论这个恩格斯也会赞同的观点。
[33]伯恩斯坦认为布伦塔诺对这个掌故的描述过于夸张，但承认“他引用的话语并不违背马克思的整体思想”（Bernstein, “Des Forces de la démocratie industrielle”, Le Mouvement socialiste [2]，1899年9月1日，p.270）。乌托邦是由什么构成的？是由过去，通常是由遥远的过去构成的；或许正是有鉴于此，马克思才把比斯利（每个人都为他的革命勇敢感到吃惊）称为反动派。天主教徒并不是唯一沉迷于中世纪的人，Yves Guyot就嘲笑拉法格的“集体主义行吟”（Paul Lafargue et Yves Guyot, La Propriété [Origine et évolution: thèse communiste par P, Lafargue；réfutation par Y.Guyot], Paris, Delagrave, 1895, pp.121——122.）
[34]我在别处也曾提出马克思可能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倒数第二章里作过的假设，他试图说明无产阶级进化和资产阶级强力进化之间存在的差异。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会把工人阶级塑造成有纪律、讲团结和有组织的力量。这或许是走向自由运动的征兆，而这场自由运动与我们稍后在讨论资产阶级强力时走向自动机制的那种运动天然有别（Sorel, Saggi di critica, pp.46——47）。
[35]对于那些希望理解社会主义的哲学家们来说，科学迷信的历史无疑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我们民主派和旧制度下的伟人一样，觉得这些科学迷信是和蔼可亲的；在《进步的幻象》一书里，我已涉及了科学迷信史的某些方面。恩格斯长期受到这些科学迷信的影响，马克思也未能完全摆脱它们的影响。
[36]马克思引用了Ure在1830年前后说过的荒谬话语：“这种发明，证明了我们以上已经阐明的学说：资本利用科学服务，不断使反叛的工人变得驯服。”（Le Capital, Ⅰ, p.188, col.2；参见中文版《资本论》，郭大力、王亚男译1975，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468页——译着注）
[37]如果借用新学派的话来说，这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而不是从生产者的角度上来考虑科学的。
[38] Atlanticus, [Carl Ballod], Ein Blick in den Zukunftsstaat Stuttgart, Dietz, 1898。赛埃（Ernest Seillière）在1899年8月16日的《争鸣》（les Débats）里提到了这本书。
[39] “人们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在心理学和道德科学里，演绎的作用无足轻重……为了修正演绎的结果并使之符合生活的琐碎，不久以后，就必须求助于常识了，也就是说，必须求助于对现实的不断体验。可以这么说，演绎只能形而上地在道德事件上获得成功。”（Bergson, L’Evolution créatrice, pp.231——232）对此，纽曼说过同样的话语，不过，他更加明确清晰：“逻辑学家总要把曲折与湍急的美丽河流改造成可通航的运河……他追求的目标不是具体地证明事实，而是想追求一些空洞的术语；只要这些术语和他们要走的极端之间不存在冲突，只要他们的学生能理直气壮地作出辩论，他还会有别的什么要求呢！”（Grammaire de l’ assentiment, pp.261——262）纽曼对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进行了不加掩饰的批判。
[40]几年以前，就是这位杰出的军人（？）支持实证主义分子把塔内里（Paul Tannery）排除在法兰西学院之外，而后者的博学在整个欧洲来说，也是有口皆碑的。实证主义者已成了干龌龊事情的世俗圣会。
[41]帕斯卡以雄辩的口才反驳那些把模糊性视为反对天主教利器的人，布吕内蒂埃因此把帕斯卡视为当时最杰出的反笛卡尔分子，是不无道理的（Etudes critiques sur l’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caise, 4th séries, pp.144——149）。
[42] Joseph Reinach, Diderot, pp.116——117， 125——127，131——132.
[43] Ferdinand Brunetière, Evolution des genres [dans l’ histoired de la littérature], Paris, Hachette, 1898, p.122. 他还在别处说狄德罗是个俗气的家伙。
[44]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信任印象派，他们在绘画时表现出了杰出的光影技巧。但是，他们当中的少数派不久就开始效仿学院派的方法，这样，他们的作品与他们宣称的目标形成了荒谬的对照。
[45] Tocqueville,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Ⅰ, chap.Ⅲ.Le Play, La Réforme sociale en France, déduite de L’ observation compaxée des peuples européens [Tours, Mame, 1874], chap.17, Ⅳ.（参见中文版《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3——54页）。
[46]在我的《当代经济导论》里，我就说过借助这种区分，可以说明许多仍然含糊的问题，尤其能正确地评价蒲鲁东使用的某些重要论点。
[47]奥加尼厄（Vitor Augagneur, 1855——1931）医生长期以来，一直是这种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们把社会主义视为德雷福斯主义的一支；他为正义作的申辩让他登上了马达加斯加总督的位置，这也说明道德有时也会给人补偿的。
[I]饶勒斯的回应可参见《对克里孟梭的反驳》（Réplique à Clemenceau, Paris, Editions de l’ Humanité,1906）。
[II]西德尼·韦布（Sideny Webb, 1859——1947），费边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著有大量的书籍和宣传册子，包括《产业联合会史》（The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1897）和《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 1902）。
[III]加富尔（Camillo Benso Cavour, 1810——1861），是推动意大利统一的首要政治家。
[IV]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国哲学家，他把“适者生存”刻在硬币上，这也是他整个进化论的哲学的一部分。进化被视为一场从简单到复杂的运动。
[V]路易—菲利普（1773——1850），随着他被1848年革命废黜，七月王朝（1830——1848）也走到了尽头。
[VI]安德烈（Louis-Joseph André）将军（1838——1913），在1900——1904年期间担任法国的国防部长。由于军人秘密档案事件“affaire des fishes”，他被迫辞职，因为有人揭露他在部队里依据对共和国的忠诚程度来推行晋升制度。
[VII]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撰写了《实证哲学教程》（1830——1857）。在晚年，他试图把他的实证哲学变成人类的宗教，在这点上，他模仿了天主教教会的许多组织和信仰活动。
[VIII]莱因纳赫（1856——1921），甘必大的支持者，后来当选为议员。他是德雷福斯事业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著有《德雷福斯事件始末》（Histoire de l’affaire Dreyfus）（1901——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