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和大革命相关的旧观念——1870年战争和议会制度带来的变化
第二节 德吕蒙（Drumont）对资产阶级残暴的研究——第三等级里的司法人员与法院的历史——资本主义反对国家崇拜
第三节 对德雷福斯派的看法——饶勒斯对大革命的评价：他对成功的崇拜以及对失利者的憎恨
第四节 作为抛弃资产阶级传统的力证的反军国主义
第一节
在无产阶级暴力问题上，公众当中流行看法的基础既不是对当代事实的观察，也不是对当前工团主义运动作出的合理解释；它们来自于一种幼稚的思想活动，来自于一种往昔与现在的比较；它们深受“革命”一词几乎自动激起的回忆的影响。由于工团主义者宣称自己是革命者，人们就先验地认为，他们希望重温1793年的历史。把自己奉为恐怖传统的合法继承人的布朗基分子[I]，因此认为无产阶级运动该由他们来领导[1]；他们比别的议会社会主义者更猛烈地抨击工团主义；他们宣称，工人的组织最终会明白，服从他们的领导乃是最好的选择。我认为，饶勒斯在写作1793年的《社会主义史》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想到了一些或许能指导他当前行动的陈腐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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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870年以来发生的变化，人们并没有像评价大革命那样，给予恰当的关注。若是要理解与暴力相关的当代思想，我们就必须要考察这些变化。
渴望自由、被高尚情感冲昏头脑的法兰西民族成功地抵御了各种迫害和错误力量的联合打击；长期以来，它一直把大革命视为一连串的辉煌战争。在我们父辈看来，法国政治史上的叛乱与政变、肆无忌惮的党派斗争和对失利者的清洗、议会辩论和杰出人士的冒险，都不过是自由战争的附属品。
25年中，法国政体的更迭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在经历了让恺撒和亚历山大也会感到汗颜的战争之后，1814年宪章[II]明确把议会制度、拿破仑法典以及得到政教协约（Concordat）[III]认可的教会整合进了民族传统；正如蒲鲁东所说，对于从瓦尔密、热马普（原文此字为左马右普，新华字典和辞海均查不到——录入者注）和其他50个战场开始，到圣奥恩的路易十八这段历史，战争作出了不可更改的评价[2]。在自由战争威望的庇护下，各种新制度变得不可冒犯。对于法国人来说，用来解释新制度的意识形态也变成了一种信仰，其价值丝毫不亚于耶稣的启示对于天主教的意义。
能言善辩的作家常常认为，他们能建立一种反驳这些教条的反动潮流，教会也希望自己能更好地利用“自由主义的错误。”对中世纪艺术的长期推崇以及对伏尔泰时代的不懈谴责似乎威胁到了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存在；然而，所有复古的企图除了在文化史上留下些痕迹之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尽管手握权柄的人用最专制的手段进行统治，屡见不鲜，但是，现代制度的基本原则从没受到过严重的挑战。我们知道，对这个事实，理性的力量或者某些进步的法则并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原因很简单，战争的史诗让法国人的灵魂充满了类似于宗教激发出来的那种狂热与激情。
军事的史诗总会给国内政治的一切事件添上史诗的光环；党派斗争也上升到了伊利亚特的高度，政客成了巨人，被约瑟夫·德·迈斯特谴责为撒旦杰作的大革命变得神圣而不可冒犯。和战争的屠戮相比，恐怖的血腥场面成了无足轻重的插曲，而且，人们总能以戏剧化的神话把大革命包装起来；人们把暴乱与著名战役相提并论；而冷静的历史学家把大革命和帝国降到普通历史水平的努力，总会落得徒劳无功的下场。大革命和帝国军队带来奇迹般的胜利，让一切批判变成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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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战争改变了一切。第二帝国[IV]崩溃时，大多数法国人还坚信流传甚广的神话：他们相信志愿军，相信人民代表具有不可思议的作用，相信临时任命的将军；历史残酷地证明了他们的希望不过是一种幻想。托克维尔说：“国民公会创造了不可能的政策，发明了狂热的理论，确立了对厚颜无耻的崇拜”[3] 1870年的灾难把国家拉回了实际、审慎和平凡的现实；这些灾难造成的最大后果就是发展出了与托克维尔所说截然对立的观念：那就是机会主义的观念，它现在甚至渗透进了社会主义。
1870年战争的另一后果就是：所有革命价值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暴力观也发生很大的转变。
1871年以后，每一个法兰西人都不遗余力地为祖国的重新崛起寻找恰当的方式。泰纳试图把最科学的心理学方法运用到这个问题上去，他把大革命的历史视为一个社会试验。他希望能清楚地说明雅各宾精神带来的危险，并试图劝说当代法国人抛弃这样一些观念——它们已被整合进了民族的传统，并由于无人想讨论它们的根源，而深深扎入了人民的心里——进而改变法国的政治进程。丹纳和勒普莱、勒南一样，遭到了失败。同样，那些企图把道德与智力的改良建立在调查、科学假设和阐释基础上的人，也没有获得成功。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丹纳的艰辛努力是徒劳的；大革命史受到了全面的检讨；军事史诗不再决定政治事件的评价；决定了大多数人倾向的民众生活、党争阴谋和物质需求开始占据了日益突出的位置。1905年9月24日，在武济耶的泰纳博物馆开幕式上，余伯特（Hubert）议员在他的演讲里，向这位杰出同胞的伟大和多才多艺的天赋表达了敬意，但也流露出了遗憾，因为丹纳偏执地漠视了大革命史诗的一面；余贝特（Hubert）的遗憾实属不必；史诗再也不能决定政治历史了；我们只要去阅读一下饶勒斯的《社会主义史》，就能理解重新采纳旧方法会产生怎样的荒谬结果：即便饶勒斯从修辞学的宝库借用了最夸张的想象，他的努力也只会产生谬论。
只要和当代的内战作比较，大革命时代的声誉就会遭到直接的打击；大革命期间，根本没有什么事件能与1848年[V]及1871年[VI]巴黎血流成河的战斗相提并论；在我们看来，1789年7月14日和1792年8月10日只不过是不会撼动政府的殴斗而已。
还有一个职业革命史家很少注意到的原因，也促进这些事件丧失了诗意。没有什么民族的史诗，能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再现；民众的诗意更多的是预示未来，而不是展现过去；正因为如此，高卢人、查理大帝、十字军东征、圣女贞德的冒险历程都不能作为打动任何人的叙述主题，当然，我们得把文人排除在外[4]。既然我们相信像7月14日事件和8月10日事件这样的暴乱是不能推翻当代政府的，我们就不再会认为这些岁月拥有史诗的特征。为了激发人民的狂热而希望利用大革命记忆，同时要求人民信任的议会社会主义者是前后矛盾的，因为正是他们自己在殚精竭虑地破坏他们在演讲里试图要维持声誉的史诗。
在我们剥离了反法联军战争和革命岁月的史诗之后，大革命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只不过是让人倒胃口的事情：警察的横行、放逐和奴颜婢膝的法院的审判。国家使用强力镇压失利者，与大多数革命领袖不久就变成拿破仑的仆臣，并使用警察机器为皇帝效劳就如同为恐怖效劳一样，更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在我们这样一个以政府更迭、反复无常著称的国家里，在政治正义的问题上，总会有些让人憎恨不已的事情，因为今天的罪犯有可能成为明天的法官：若是马莱将军获得成功了，他就能在1812年审判他的军事法庭面前说，所有的法国人都是他的帮凶，甚至包括审判他的法官[5]。
继续深化这些研究，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稍微作点观察，就足以说明无产阶级暴力唤起了民众对往昔岁月的痛苦回忆：他们本能地想到了公安委员会、多疑警察的残忍，还有让人毛骨悚然的断头台悲剧。这样，我们就能理解，议会社会主义者为什么要挖空心思让公众相信自己有着敏感牧羊人的心灵了，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宣称自己的心里只充满一种高尚的情感——对暴力的憎恨了。他们自愿充当反对无产阶级暴力的资产阶级保护人；为了提高他们作为人道主义者的声誉，他们避免和无政府主义者接触；有时候，他们甚至会避免与沾染一些怯懦与伪善的粗鲁牵扯上任何关系。
当米勒兰在议会里是社会主义者当之无愧的领袖的时候，他提醒他的政党要担心恐惧；事实上，社会主义议员若不努力让公众相信他们是通情达理的人，相信他们反对过去嗜血成性的人的举动，相信他们只思考未来法律的哲学，他们得到的选票必定屈指可数。1905年10月8日，饶勒斯在利摩日做的长篇大论里，比过去更加卖力地让资产阶级放心；他告诉资产阶级：得胜的社会主义将是宽厚仁慈的，他自己也正在研究补偿前财产所有者的不同方法。几年以前，米勒兰还在宣称，要补偿穷人（参见1898年3月25日的《小共和国》[La Petite République]）；现在，每个人都在迈着同样的步伐；饶勒斯要我们放心，因为对于这个问题，王德威尔得[VII]撰写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我倒真想把他的话当回事！
饶勒斯把社会革命视为一种破产；今天的资产阶级将会收到丰厚的年金；随后，他们的年金将会逐年递减。饶勒斯的计划让习惯于从破产里攫取最大利益的金融家乐得开怀；我毫不怀疑，《人道报》的股东会认为他的想法妙得很；他们将会成为破产的清算人，攫取足够的利益，以补偿经营这份报纸带来的损失。
在当代资产阶级的眼里，能避免暴力观念的一切事物都是值得尊敬的。我们的资产阶级只想颐享天年，——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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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现在让我们对1793年的暴力作更加详细的研究，并力图弄清它是否和当代工团主义的暴力是契合的。
15年以前，德吕蒙[VIII]在提及社会主义及其未来的时候，就说过一些许多人都会觉得荒谬的话语。这位有点预言家气派的历史学家对保守派说：“向巴黎公社的工人领袖们致敬吧，你们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人了！……心怀鬼胎、堕落腐化和睚眦必报的人与1871年的人完全是两类人。从此以后，一种新的情感将会占据法国无产阶级的心灵，那就是憎恨”[6]。一位学者不可能说出这些空穴来风的话：德吕蒙通过马隆[IX]了解到了巴黎公社和社会主义世界的真相，对于后者，他曾作过一次相当准确的描绘。
这个灰色的预测是建立在这个观点之上的，即工人正越来越偏离民族传统，却越来越接近于更易接触到堕落情感的资产阶级。德吕蒙说：“公社中最残忍的资产阶级因素，拉丁区邪恶与放荡的资产阶级才是最残暴的；在这场可怕的危机里，民众因素还表现得相当人道，还是法国化的……在巴黎公社的国际主义者里，只有四个人……宣布赞成使用暴力手段。”[7]德吕蒙并不比18世纪和1848年的空想家的幼稚哲学高明多少；根据这些哲学，人们遵从没有受到文明腐蚀的道德律令乃是更好的选择；只要把眼光从上层阶级转到下层阶级，就能在后者身上发现大量的优秀品质；只有那些接近于自然状态的人才能自然地保持善良。
这种阶级理论使得德吕蒙得出一种相当荒谬的历史理论：第一次革命比我们所有的革命都要残酷血腥，因为它是由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只要人民越和革命心连心，革命的残酷性就会越少”；“在无产阶级第一次分享权力的时候，就比资产阶级宽厚仁慈多了”[8]。我们不能满足于德吕蒙的肤浅解释；然而，自1793年以来，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必须问问，旧革命者的残暴是否并不是由于那些决定资产阶级历史的因素。这样，若是混淆了1793年革命无产阶级的强力与革命工团主义的暴力，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革命”一词就拥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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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时期充斥着各种会议的第三等级，即人们所说的官方第三等级，并不是农学家和工业领袖的团体；权力不是掌握在生产者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司法人员的手里。丹纳为这个事实感到吃惊不已，即制宪会议里577个第三等级代表，居然有373个是“无名律师、下层的律师、公证人、国王代理、土地稽查员、法官、初等法院陪审员、（代表国王或领主执法的）法官与副法官、地区的代理官员。他们从青年开始，就被封闭在一个狭隘与平庸的司法和行政圈子里，他们在卢梭和雷纳尔[X]的影响下，除了会在想象空间里哲学漫步之外，一无是处”[9]。即便在今天，对于律师在旧法国发挥的作用，我们还是认识得不够清楚：旧制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司法权；有产者会为在今天看来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寻求法律的帮助；然而在当时，对他们而言，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问题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当时的封建法和财产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异常复杂；因此，司法等级的公务员到处可见，并且在人民当中享有盛誉。
这个阶层为大革命带来了强大的行政管理能力；正是由于它，法国才能顺利地度过十年之久的浩劫，拿破仑才能迅速地重建正常的行政管理体制；然而，这个阶层本身也存在大量的偏见；它们使得位高权重的代表们犯下了重大错误。举个例子来说吧，只要把罗伯斯庇尔和当代的政客作一比较，我们就能理解他的行为；我们应该把他视为一个负责的律师，他注重履行自己的义务与责任，会为了不辱没律师演说家的职业名声而忧心忡忡。更重要的是，他爱好文学，是卢梭的信徒。对于法律义务，他居然还有些顾虑，这让当代历史学家吃惊不已。当他作重大决定，或者在国民公会面前为自己申辩的时候，竟然表现出一种近乎愚蠢的天真。著名的牧月法令是罗伯斯庇尔思想风格的结晶，它赋予了革命法庭雷厉风行的特征，然热，它也是罗伯斯庇尔备受指责的原因所在；它以明晰的形式体现出了整套的旧制度。
旧制度的一个根本观念就是要使用刑法程序来扫除一切成为君主障碍的权力机构。似乎在所有的原始社会里，刑罚起初都是用于保护国王以及受他恩宠的特权人士的；法律一视同仁地保护人民和境内所有居民的财产，那已是相当晚的事情。由于中世纪恢复了上古的习俗，它恢复特别古老的正义观，把法庭视为王室伟大的工具，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大大促进了这种司法制度的发展。宗教裁判所为法庭树立了典范，它们以微小的口实，就能坚决地迫害危及权威的人，让他们永远不能再伤害到权威。君主国家从宗教裁判所借用了许多做法，几乎全盘接受了它的原则。
君主经常要求它的法庭为他开疆拓土效犬马之劳；法官委员会（des commission de magistrates）居然同意路易十四的兼并，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殊不知，这不过是当时的传统而已，他的许多先辈为了一己之私，都利用高等法院，没收封建领主的财产。今天用于确保生产繁荣、允许生产自由与可持续发展的正义，在过去，它的最重要任务就是确保王室的伟大：它的根本目标不是正义，而是国家。
为了战争和行政管理，在王室建立的各部门推行严格的纪律，也是难如登天的事情。为了惩罚背信弃义与不听指挥的官员，王室也不断地进行研究。为此，国王们也会从法庭征召贤能；其结果是，他们混淆了纪律监督的行为和镇压犯罪的活动。律师必须根据他们的思维习惯来改造一切，因此，无知、邪念和粗心变成了造反、犯罪或者叛国。
大革命虔诚地继承了这种传统，并赋予了有罪推定（les crimes imaginaries）以举足轻重的地位，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革命法庭是在这样一个民族里发挥作用，它在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时，丧失了理智。用罪犯的意图来解释将军的失败，把那些不能实现公众舆论——它经常会变成幼稚的迷信——期望的人送上断头台，似乎也成了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刑法里为数不少的荒谬法令就是起源于这个时期：如今，我们很难理解，居然能用阴谋或者与外国列强及其代理人保持联系来控告一个公民，谴责他煽动列强对法国的敌意、或者让它们与之交战、或者为它们提供相应的手段。这样的一种罪行必须以国家受到个人行为的威胁为前提，这都是我们难以相信的做法[10]。
对国王敌人的审判也与众不同；他们尽可能地简化审判程序；他们接受即便是对于一项普通罪行来说也不足为信的微小证据；他们不遗余力地去寻找可怕而又有恫吓效果的证据。这一切在罗伯斯庇尔的立法里又得到了再现。牧月22日法令对政治犯罪的定义含混不清，但是，却不会让任何一个革命的敌人得以逃脱；至于获得证据的方式，他们无愧于旧制度和宗教裁判所最纯粹的传统。“处决人民公敌的必要证据可以是各种文件，无论它是实物的、道德的、口头的，还是成文的，只要它能博得正直与通情达理的人的同意就行。判决的原则就是陪审员在爱国情感指引下的良心；他们的目标就是共和国的胜利和敌人的毁灭。”在这条著名的主权法里，我们见识了国家学说的一种最强烈的表达[11]。
18世纪的哲学让这些手段变得更加不可抗拒。事实上，它宣称要恢复自然权利；在那之前，人性受到了一小撮为了私利而尔虞我诈的人的腐蚀；现在，终于发现了恢复原初善良、真理和正义的原则。这项改革是如此完美、如此容易实现，并且成功是如此地确定，以至于所有对它的反对都变成人类所能想象的最大罪行；改革家们在摧毁阻碍人性再生的邪恶影响方面，总是显得冷酷无情。宽容是一种应该受到谴责的脆弱，因为它只会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却放纵了不可救药人士（他们固执得不可理喻，拒绝承认现实，靠谎言生活）的肆意任为。
从宗教裁判所到王室的政治正义，再到革命法庭的正义，法律却变得越来越专断，使用强力的范围越来越广，权威的扩张越来越有恃无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教会对自己审判所采用的特殊手段，尚有顾虑[12]；王室在羽翼丰满之后，也为这个问题头痛不已；大革命却在光天化日之下炫耀狂热崇拜国家的丑行。
一个经济的原因赋予了国家以教会从未有过的力量。在现代社会的初期，各个政府通过海上征服和刺激工业，在生产方面发挥着重大影响；在18世纪，理论家觉得政府的生产特别重要。当时，每个人的脑袋都充满伟大的计划，他们把王国视为从事耕种新土地的大公司，他们殚精竭虑地保证，这些公司的运转要有条不紊地进行；这样，国家就成了改革者的上帝。托克维尔说：“他们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且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惟有中央政府。他们说道，国家的力量应该像它的权利一样，没有限制，问题在于劝说它恰当地使用它的力量。”[13]重农学派[XI]总是打算为了公益而牺牲个人；他们并不热爱自由，认为权力制衡的想法荒谬无比；他们希望皈依国家。他们的制度被托克维尔视为“一种民主的专制主义”。他们眼里的政府，在理论上是所有人民的代表，受开明的公众舆论控制；在实践上，它却是绝对的主人[14]。托克维尔在对旧制度的研究过程中，感到最为震惊的一件事情就是重农学派对中国的推崇。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政府是好政府的榜样，因为在那里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15]。
大革命以来，观念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以致我们理解父辈的思想会存在很大的困难[16]。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充分显示了个人的非凡力量；对于那些在别处而不是在社会学家的平庸书籍里研究生产的人（他们还十分崇拜往日的愚蠢）来说，18世纪对国家工业能力的信任，显得有些幼稚和天真。稍懂历史的人都会把自然法当作乐此不疲的嘲弄话题，使用法庭镇压政治反对派的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愤慨，而稍有常识的人则认为，它摧毁了全部的司法概念。
梅因（Summer Maine）指出自从18世纪末以来，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从前，政府是善良与英明的化身，因此，任何阻碍它正常运行的企图都会被视为一项滔天的罪行。相反，自由制度则以一些基本权利为前提，自由公民能趋利避害，有权批评由主人变成公仆的政府[17]。梅因并没有指出这种转变的原因所在；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的因素。在新形势下，政治犯罪仅仅是一种造反行为，它并不包含卑鄙的因素，人们只能以审慎的理由来反对它，而且，也不再把造反等同于犯罪，因为政治犯与鸡鸣狗盗之辈有天壤之别。
或许，与1793年的人相比，我们已变得更不善良，更少温情脉脉，对别人的不幸也不再那么多愁善感；甚至，我还承认，这个国家可能比当时更不道德；然而，我们不会再像父辈那样迷信国家—上帝（Dieu-Etat），不会像他们那样因此成了受害者。只要借助第三等级从旧制度的可恶做法继承下来的那些观念的影响，就能轻而易举地解释国民公会成员的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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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如果旧观念彻底消亡，那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德雷福斯事件表明，大多数的官员和教士仍然在以旧制度的思维方式思考正义，他们认为，为了国家的利益进行惩治，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8]。我们不必为此大惊小怪，这是因为他们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对法律也一无所知。开明的公众对国防部做法的反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认为，没有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人）会接受国家理性（raisons d’état）。当然，这要除了《小小报》（Le Petit Journal）[XII]的读者。《小小报》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与一个世纪以前的思想如出一辙。老天！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即便在德雷福斯派里，国家也还有它的高级教士和狂热的拥护者。
德雷福斯事件刚刚结束，共和保卫派政府（le gouvernment de Défense républicaine）就以国家利益为名，发起了另一场政治迫害运动，它撒谎的数量绝不比军事参谋部在德雷福斯审判时少。事实上，今天没有一个正直的人会怀疑，对德鲁莱德、比费和吕尔—萨吕斯[XIII]的判刑是警察制造的惊天大阴谋：他们组织了沙布罗港之围，目的是为了让巴黎市民相信他们正处于战争的前夜。这场司法丑闻的受害人最后被特赦，但是仅仅特赦还是不够的；如果德雷福斯分子确实是发自内心的真诚，那么他们就应该发表声明，要求参议院承认由于警察局的欺骗而犯下这个臭名昭著的错误。在我看来，他们肯定会持相反的观点，他们相信尽可能长久地维持一项明显是以欺诈为基础的判决，符合永恒的正义原则。
饶勒斯和其他著名的德雷福斯分子称赞安德鲁将军和孔贝建立了一个正规的告密制度。考茨基强烈地批判了他的举动；这位德国作家要求社会主义不应该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肮脏活动”当作民主的伟大实践，要求社会主义“忠于认为告密是最卑鄙举动的原则” [参见1904年11月13日的《争鸣》（Les Débats）]。在这个事件里，最可悲的事情就是饶勒斯诬蔑哈特曼上校（他反对告密制度）使用了这种手段[19]。哈特曼写信给饶勒斯说：“我非常遗憾，你竟然用这些手段来捍卫几年前我们一起谴责的罪行；我非常遗憾，你竟然认为共和国应该运用声名狼藉的警察的卑鄙做法来巩固共和国”（参见1904年11月5日的《争鸣》）。
迄今为止，历史表明，我们的革命者一旦执掌大权，就会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卑劣地使用警察的手段，把正义视为一种反对敌人的有效武器。议会社会主义者逃脱不了这条普遍的法则，他们保存了对国家的古老崇拜，因此，他们也会犯下旧制度和大革命的所有罪行。
只要去阅读饶勒斯的《人道报》，就能编撰一本有关卑鄙的政治箴言的优秀册子：饶勒斯就1792年8月10日到罗伯斯庇尔垮台这段大革命历史，撰写了长达1824页的著作；我可没有耐心去读这本煌煌巨作。对于这本冗长乏味的书籍，我只是粗略地翻了几页，就发现饶勒斯兼用了堪与庞塔龙[XIV]先生媲美的哲学和断头台承办商的政策。长期以来，我一直相信，饶勒斯会不遗余力地弹压失利者；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然而，我从没有想到饶勒斯竟然能如此不厌其烦地谈论他的陈词滥调。在他的眼里，失利者总是错误的，胜利如此迷乱了我们永恒正义的捍卫者的眼睛，以至于他会同意人们要求他签发的流放。他说，“革命要求人们作出最恐怖的牺牲，不仅要牺牲休息时间，献出生命，而且还要牺牲人类暂时的温情与怜悯”[20]。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对德雷福斯的刽子手的非人道作这么多的描述呢？他们也为了国家安全，牺牲了“人类暂时的温情”啊。
几年以前，沃居埃[XV]伯爵在接受阿诺托[XVI]进入法兰西学院时，把1851年政变说成是“一场有些粗野的警察行动”，这引起了共和派的强烈不满[21]。饶勒斯深受大革命的影响，他采用了和这位快乐伯爵如出一辙的论证方式[22]，举个例子来说，他称赞“以合法形式”把吉伦特派从国民公会里清除出去的“那种坚定而又明智的策略”[23]。
1792年的九月屠杀[XVII]让饶勒斯感到有点难堪：这里毫无合法性可言；但他仍然要大话连篇，要给每件邪恶的事情寻找理由。丹东[XVIII]在这段可悲时间里的举动并不值得尊敬；但是，饶勒斯不得不为丹东开脱，因为丹东在当时可是大权在握，踌躇满志的。“他认为，与被误导的群氓作斗争并不是一位革命和爱国的大臣的职责。当警钟正为受到威胁的自由而响起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清除钟的金属呢”[24]？在我看来，卡芬雅克（Cavaignac）就能以同样的方式，为自己在德雷福斯事件里的行为开脱：对那些指责他与反犹分子狼狈为奸的人，他的回答说他作为爱国的大臣的职责不会使他参与到与误导的群氓争斗的过程中。在国家防务安全受到威胁时，我们不能废弃为祖国危险而鸣的警钟的金属。
在谈到卡米尔·德穆兰[XIX]试图发起一场阻止恐怖的舆论运动的时候，饶勒斯猛烈抨击他的努力。虽然他在最后几页里，明确意识到断头台制度不可能维持太久；但是，在我们这位可耻的成功崇拜者的眼里，德穆兰死有余辜。他谴责《老科尔得利报》（le Vieux Cordelier）的作者忘记了阴谋、叛国、腐败以及恐怖主义者用以填满疯狂想象的梦想；甚至，他在谈论“自由法国”的时候，也是冷嘲热讽。他说了一句很符合他身份——约瑟夫·蒲鲁东[XX]的雅各宾派学生——的话：“德穆兰使刀的技术炉火纯青，但他将之刺向了革命的心脏”[25]。当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不再能够操纵大多数成员时，确实被其他恐怖主义分子依据当时议会机构的合法程序判处了死刑；但是，向公众舆论呼吁反对政府领导人，那就是德穆兰的“罪行”了。然而，饶勒斯在捍卫德雷福斯，反对军队领导人与政府的时候，也犯下了和德穆兰相同的罪行。人们不也多次谴责饶勒斯妨害国防吗？那可是很久的事情了，那时，我们的雄辩家还没有享受到权力的好处，自然不会赞成他在今天支持的那种残暴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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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自己说得很充分，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议会社会主义者若是有朝一日能登上权力的宝座，他们将会证明自己无愧于宗教审判所、旧制度以及罗伯斯庇尔的传人；他们将大规模地建立政治法庭，甚至，我们还能预见到，他们将废止不幸的1848法律——它废止因政治问题被判处死刑的做法。我们将会看到，借助于这种改革，国家在刽子手的帮助下，将再次变得势不可挡。
无产阶级暴力行为和这些流放毫无瓜葛；它们是纯粹和简单的战争行为；它们具有军事斗争的价值，能激化阶级对立。它能实现与战争相关的一切，却不会产生憎恨和报复的精神；在战争里，人们不会屠杀失败者，也不会要非战斗人员承担军队在战场上体验到的失败结果[26]；强力会依据自己的本质行事，不用从社会建立起来用于反对罪犯的司法体系里借用任何因素。
工团主义只要抛弃学者、哲学教授、大革命史家从旧制度和教会继承下来的那种古老崇拜，就能获得更大的发展；而社会冲突也越发会体现出一种简单斗争的特征，后者类似于战场上军队表现出的那种特征。我们不应该苛求这样的人，他们教导人民要履行一种进步正义所要求的责任（我们可不理解它）。竭力要坚持导致1793年嗜血暴行的国家观念，而阶级斗争的思想倾向于提炼暴力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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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在法国，工团主义正在发动一场反对军国主义的运动，此举清楚地表明，它与议会社会主义对待国家的态度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许多报纸认为这仅仅是一场由埃尔韦的文章激发起来的、有些荒唐的人道主义运动，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不要以为，它是在反对残酷的纪律，反对延长兵役期限，反对高层存在的反对目前政治制度的官员[27]。这些原因确实导致了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在德雷福斯事件里，拥护反对军队的申明，但它们绝不是工团主义行动的理由。
军队是国家最明确的，也是最切实的表现形式，它和国家的起源也息息相关。工团主义者不像18世纪的人那样要求改良国家，相反，他们是要摧毁国家[28]，因为他们希望实现马克思的构想：社会主义革命不应该以一小撮统治者取代另一撮统治者[29]。工团主义者以《共产党宣言》为榜样，他们赋予自己的学说以一种更加意识形态化的特征，宣布自己反爱国主义的立场，进而使得自己的学说变得更加明确。
在这个问题上，工团主义者和官方社会主义者之间不可能达成任何的谅解。官方社会主义者嘴上说要打碎一切，实际上，他们攻击手握权柄的人，而不是攻击权力本身；他们希望夺取国家权力，他们认为自己将来也会有控制政府的一天，因此，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会开展外交政策，当然，他们也应该讴歌为祖国献身的情感。
议会社会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反爱国主义深入了社会主义工人的骨髓，他们为调和根本不可能和解的事情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不希望过于强烈地反对无产阶级觉得亲切的观念，但是，他们决不会抛弃向他们允诺了如此多好处的可爱国家。为了克服困难，他们屈尊俯就，追求最滑稽可笑的诡辩技巧。举个例子来说，在塞纳的重罪法庭对埃尔韦和反军国主义分子作出判决之后，社会主义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声讨“出于憎恨和恐惧而作出的判决”，宣称阶级正义不能尊重“舆论自由”，抗议使用军队镇压罢工，并大声呼吁“行动的必要性和工人在抵制战争问题上达成国际谅解的必要性”（参见1906年1月20日《社会主义者》）。这一切做得相当地圆滑，但却回避了最根本的问题。
因此，不可辩驳的是，革命工团主义者和国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在法兰西，这种对立是以一种独特形式——反爱国主义表现出来的。因为政客为了在人民脑袋里混淆社会主义的本质，会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在爱国主义问题上，绝不能容许有妥协立场和墙头草行为。因此，在资产阶级为了腐蚀社会主义，竭力要让工人远离革命思想的时候，工团主义者尤其需要坚定立场。在历史进程里总会遇到的必然性（有时，哲学家们也解释不了这种必然性）导致了他们的反爱国主义立场[30]，因为选择是由外部条件和事物自身的本质决定的，而不是任意的。历史必然性的这种特征赋予了当前这场反爱国主义运动以一种任何诡辩方式也掩饰不了的力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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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说，我们绝不能把工团主义暴力——希望摧毁国家的无产阶级将之渗透到了各罢工进程中去——和1793年革命者的残暴行为划上等号。正是对国家的崇拜导致了1793年革命者在手握大权、能压迫失利者时，遵循从教会和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原则，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纯粹由工团主义者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为玷污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邪恶事物所腐蚀。
注释：
[1]读者查阅一下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民主实践》（Socialisme théorigue et social-clémoc ratie practice[Paris, stock, 1900]）里第47——63页的一章，会受益匪浅的。在我看来，不了解我们工团主义当务之急的伯恩施坦并没有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全部的精髓。此外，他在撰写本书的时候，也是不可能理解这场革命运动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作了这些研究。
[2]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战争与和平》（La Guerre et lapaix）, Paris, Lacroix, 1869, V, chap.Ⅲ。
[3] Tocqueville, Mélanges, Paris, Calmann-lévy, 1865, p.189。
[4]波瓦洛（Nicholas Boileau, 1636——1711）在17世纪就强烈地反对超自然的基督徒史诗；因为无论怎样虔诚的基督徒都不会期望天使会来帮助沃邦攻克要塞；他们毫不怀疑《圣经》，但是在《圣经》里，他们找不到史诗，因为这些美好的事情注定不会再现。
[5] Ernest Hamel, Histoire de la conspiration du général Malet, Paris, Libraire de la Société des Gens de Lettres, 1873, p.241.根据几家报纸的说法，1907年6月5日，饶勒斯就布斯凯—莱维案件在塞纳的重罪法庭面前说过，警察们更应该注意已成为立法议员的被告布斯凯。
[6]德吕蒙（Edouard Drument），《世界的末日》（La Fin d’nn monde）, Paris, Savine, 1889, pp.137——138。
[7]德吕蒙（Edouard Drument），《世界的末日》（La Fin d’nn monde）, Paris, Savine, 1889, p.128.
[8] Ibid., p.136.
[9] Hippolyte Taine, La Révolution, I, L’ Anarchie, Paris, Hachette, 1878, p.155.
[10]这篇文章是为德雷福斯写的，然而，却没有人去证明法国一直处于威胁之中。
[11]只有把这条法律的细节和旧制度的刑法作比较，我们才能解释它们的细节。
[12]现代作家以教皇的某些谕令坚持认为，考虑到时代的风俗，宗教审判所的肆意妄为也只是相对的。
[13] Tocqueville, L’ 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Calmann-Lèvy, 1866, p.100.
[14] Ibid., pp.235——240.
[15] Tocqueville, L’ Ancien Régime et la Réwlution, Paris, Calmann-Lèvy, 1866, p.241.
[16]在法国司法思想史上，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分割土地所有权的做法。它通过增加生产单位的独立人手，在民众当中传播司法观念方面所做的贡献远远甚于文人就哲学撰写的优秀论文。
[17] Sir Henry Summer Maine, Essais sur le gouvernement populaire, trad. Franc., [Paris, Thorin, 1887], p.20.
[18]法庭在定罪时表现出来的残酷与不合法理可以用这个事实得到解释，即审判的目标是为了恫吓那些抓不到的间谍。德雷福斯是否有罪倒是无关紧要的事情，重要的是要避免有人出卖国家，并让被战争恐惧搞得癫狂的法国人民安心。
[19] 1904年11月17日的《人道报》发表了一封来自于吉耶斯（Paul Guieysse）和瓦泽耶（Vazeilles）的信，声称这种事情并不能归咎于哈特曼上校。饶勒斯在这封信之后，发表了一个奇怪的评论。他认为检举者乃是依据善良的信仰行事的，并认为哈特曼上校“草率地为反动报纸的有组织运动提供了口实”。饶勒斯并不怀疑这份评论会把他推入一个更加难堪的境地，但是他认为，成为埃斯科巴尔的门徒还是有意义的。
[20] Jaurés, La Convention, Paris, Jules Rouff, 1901, Ⅱ, p.1732.
[21]那天是1898年3月24日，正值德雷福斯事件的紧要关头；那时，民族主义者正要求清除骚动分子和军队的敌人。莱因纳赫（Joseph Reinach）说，沃居埃公开要求军队恢复1851年的做法（Histoire de L’ affaire Dreyfus, Paris, Editions de la Revue Blanche, 1901——1911, Ⅱ, p.545）。
[22]沃居埃在他的诡辩里，经常感谢对手给他带来了许多快乐，这就是我说他快乐的原因所在，但是，他的作品总是乏味得让人想睡觉。
[23] Jaurés, La Convention, Ⅰ, p.1434.
[24] Jaurés, La Convention, [Ⅰ], p.1434.
[25] Ibid., Ⅰ, [Ⅱ], p.1731.
[26]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并不是很出名的事实：拿破仑时代的西班牙战争充斥着不计其数的暴行，但是拉法耶上校说，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西班牙的士兵从不干杀人越货的暴行，因为这些士兵已经入伍有了一段时间，对战争的正当行为有了清楚的认识（Mémoires sur les campagnes de Catalogne de 1808 à 1814, Paris, Anselin et Pochard, 1826, pp.164——165）。
[27]根据莱因纳赫的看法，人们在战争后赋予了旧军事院校太多的权力，结果，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旧贵族和天主教党派乘机攫取了指挥权。
[28] “在生产者的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之上，组织生产的社会必然会让国家机器去它该去的地方——古代遗迹博物馆，会将之置于纺纱轮和青铜器的边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的起源》（Les origins de la société）, Paris, Jacques, n.d., p.281）.
[29] （Le manifeste communiste）,trans.Charles Andler, Paris, G.Bellais, 1901,Ⅰ, p.39.
[30]在审判埃尔韦之后，莱奥·都德写道：“工团书记以一点也不做作的证词把投身这些讨论的人吓得毛骨悚然了”（参见1905年12月31日的La Libre Parole）。
[31]1907年5月11日，饶勒斯居然有胆在议院说，只在“工人运动表面，存在着一些荒谬的和暴戾的教条，它们不是源于对祖国的否定，而是来自于对人们滥用话语和观念的谴责。”这样的话语只能在对工人运动一无所知的议会里宣讲。
[I]布朗基分子指的是路易—奥古斯都·布朗基（1805——1881）思想的支持者。布朗基主张通过阴谋和暴动，实现社会主义。
[II] 1814年6月4日的宪法深深地打下了路易十八的烙印。虽然它恢复了王室在法国的统治，但是它也认可了许多革命及拿破仑帝国的社会和行政变革。
[III] 1801年的政教协约，由庇护七世和拿破仑·波拿巴签署，它规定了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承认了天主教在法国的优势地位。
[IV]第二帝国（1852——1870），由拿破仑三世建立，后因色当战役而垮台，当时，拿破仑三世被德军俘虏，无条件签订城下之盟。
[V] 1848年6月23日至26日的暴动期间，在巴黎街道上发生了激烈的巷战。在这个所谓的“六月的日子”里，第二共和国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500名反抗者未经审判就被处决了。
[VI]当法国军队疯狂血洗巴黎各区的时候，巴黎公社就已大厦将倾。所谓的“流血周”（5月21日到5月28日）期间，巴黎到处充满了战斗，大约有25000名公社保卫者被屠杀。
[VII]王德威尔得（Emile Vandervelde, 1866——1938），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他也是第二国际的风云人物。
[VIII]德吕蒙（Edouard Drument, 1844——1917），民族主义作家，撰写了反犹太的畅销书《犹太人的法国》（la france juive, 出版于1886年），他还是La Libre parole的编辑，后者是他在1892年创办的。1889年，他出版了《世界的末日》（La Fin d’nn monde），里面混合着反犹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论调。与此同时，他还在该书中为巴黎公社的工人们恢复了名誉。在这点上，他受到了社会主义者马隆（Benoit Malon）很大的影响。
[IX]马隆（Benoit Malon, 1841——1893），记者和作家，是第一国家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位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他在1880年创办了《社会主义杂志》（La Revue socialliste），并愈来愈走向改良主义的立场。
[X] 雷纳尔（Guillaume Raynal, 1713——1796），历史学家，是《法国信报》（Mercure de France）的编辑。他的代表作是《欧洲人在西印度的殖民地与商业的政治和哲学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s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les deux Indes, 1770）。这本书在20世纪末之前已经出了50多版了，它对欧洲列强的殖民政策作出了猛烈的抨击
[XI]重农学派是18世纪新政治经济学的拥护者，他们认为土地是全部财富的源泉。
[XII] 《小小报》（Le Petit Journal）是创立于1863年的一份畅销报纸。
[XIII]德鲁莱德（Paul Deroulede, 1846——1914）是爱国者联盟的领导人，他在1899年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第三共和国的荒唐政变。Eugène de Lur-Saluces伯爵（1852——1922）和André Buffe都是保王事业的主要代表人，他们和德鲁莱德一同受到审判。他们三个人都被判驱逐出境10年。
[XIV]庞塔龙先生是一个来自17世纪的意大利戏剧学派的名称，它象征滑稽可笑和闹剧的结合。
[XV]沃居埃（Eugène-Melchior, Vicomte de Vogüé, 1853——1910），记者和作家，尤其是对俄罗斯文学的研究最为出名。
[XVI]阿诺托（Gabriel Hanotaux, 1853——1941），外交家和历史学家。
[XVII]在1792年的8月底，大约有3000名反对革命的嫌疑犯被逮捕。在9月的第1个星期内，革命者以人民公审的形式，处决了大约1100到1400人。
[XVIII]乔治—雅克·丹东（1759——1794），革命政治家，1792年王室政府垮台以后，他是新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最后，他在1793年被国民公会判处死刑。
[XIX]卡米尔·德穆兰（1760——1794），丹东的战友，他在自己的《老科尔得利耶报》（Le Vieux Cordelier）上抗议恐怖的过度暴力，也由于这个原因，他被判死刑。
[XX]漫画家莫尼耶（Henri Monnier）创造出来的一个角色，通常用来象征七月王朝自我满足的富裕资产阶级。他以对所有问题都发表陈词滥调而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