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性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经济的性质

伯虎^[1]

　　国民党人说：现在封建势力，已经完全消灭，而资本主义，在中国本来是没有的；现在只等他们来建设民生社会，推人民进大同世界。象这样的说法，来判定中国经济的状况和前途，我们先把他撇开不讲。因为他们的先总理，在民生主义里，本来就说过，将来大同世界里，“资本家将大发其财，工人亦可大得工资”，地主自然应该大收其租了。批评这种“理论”，对这种人辩论，那比对牛弹琴还不如呢！

　　我们这里要讲的问题是：现在中国的经济，究竟是什么性质，有那些势力推动中国的经济，向那里发展上去？

　　立题法要研究一个社会是部落社会，是宗法社会，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是要看这个社会上，他的全部国民经济中，究竟是那种经济形式，占统治地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纯粹清一色的社会制度。在一种社会里，总包含有过去社会的余迹，和新社会的种子。而且这些余孽〔迹〕和种子，又与当时社会的成分互相作用，形成种种过渡的形式，携带各色各样的外表。因此，不但是说不到什么纯粹的封建制度或资本主义等等，而且这些制度，还不是一目就可以了然的。

　　中国历史非常长久，而地面特别广阔，国内所有的经济制度，尤其复杂。在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一带，还盛行着部落，宗法社会的生活。其余大部份都是乡村。乡村经济中，独立自耕的成份，到现在已经是很少，而多数是租佃过活。他们都是用最原始的工具，作手工的生产。除农业生产外，就有手艺的生产，生产其他一切物品。只有在少数大城市中，有近代大工厂：有的是外国帝国主义开设的，有的是合办的，有的是中国人办的（现在暂且不讲他们的比重和相互关系是怎样）。上面这四种生产方法中，部落宗法社会，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不到重要的势力，没有多大的比重。手工艺的生产，或者是个人独立的，或者是行会式的，或者是受商人的定货，形成家庭手工业的地位，或者是工场作坊的形式，这已经是工业资本的第一步了。农业的生产，不是单交捐税，便是兼交地租。至于新式工业，那是资本主义的式子。所以统统归纳起来，就是这些经济，不是带封建的性质，受封建势力所支配，就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现在讨论的，就在封建关系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经济中，究竟谁占优势，他们发展的程度和性质，究竟是怎样？

　　同时，中国是受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势力紧紧压迫的国家：财政，金融，矿山，铁路，森林，海船，工厂，大商铺，多是他们的产业。因此，这些势力，在中国经济中，又占〔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呢？

　　简单一句话，外国财政帝国主义，中国封建制度，民族资本主义，相互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

　　中国的商业资本讲到这里，我们好象是忘记了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其实并没有忘记。商业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社会制度，并不是一种生产形式。只要社会上有了相当的分工，一个人或一个集团，不能完全产生自己所必需的东西，而却有余下来自己所制造的东西，那末买卖的中人，商业资本，就可以存在。他是可以建筑在任何种生产方法之上，可以存在于任何社会制度之内的（只有原始共产社会和将来共产主义时代，没有他的饭碗）。他可在游牧部落和渔业部落间做买卖，他可以在封建社会里做生意，他可以贩卖奴隶，他可以买卖手艺工人的产品，他可以替工业资本家担任流通的责任，也可以充当外国帝国主义的买办。他的作用，第一，就是把什么东西都商品化。但是，这绝对不就是等于资本主义。中国的商业，发展了很久很久，而且很深很深。不仅是农民缴租纳税和自食外所余下来的农产品，都商品化了；地主收租所得的谷物，除自用外所余下来的，都商品化了；手艺品商品化了，而且连土地也商品化了，女子也商品化为丫环了。

　　托洛斯基取消派的人们，看见中国的商业资本，就痰迷心窍的狂喊，说中国早已发展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已在中国经济中，占领导的地位了。严灵峰先生，在《再论中国经济问题》中，竟把商品化，货币二个观念，和资本的观念，完全相等起来。照他这样说法，不但中国封建制度在没有产生前，已经小产了，而且资本主义，真的在三千年前，已经盛行了。象这样没常识的人，还要骂人家是不肖之徒，真是可怜。严“肖子”的方法论，用来分析社会是不够的，用来分析他自己是够了。他的大作既登在《动力》杂志商品上，一定是为资本家卖力了！

　　不过商业资本，自己虽然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不是一种生产方法，却有媒介社会变更的作用。他曾经把古代社会，变成奴隶社会。他贩卖手工艺品。他还可以进一步的，因为他熟识市场情形，而向手艺人定货（一定的式样，资料等等）；供给他原料，工具；甚至于什么都由商人作主，商品制好后，实际上是给手艺人工钱。这种家庭手工业，实际上，象马克思说的，已经实用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了。再进一步，把这些手艺人集合在一个工场或作坊之内，这已经是工业资本了。也许工场主和作坊老板曾经是商人出身，或还是继续做买卖，我们决不能指驴为马，混说一切商业资本，就是工业资本。

　　中国家庭手工业，确是很多：纺纱，织布，编席，制鞋帽，织袜子，等等类类，简直说不尽。但是他们在全部手工业中，绝对没有占统治地位。即使他们占了统治地位了，也算不得是中国已经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家庭手工业，在封建制度之下，完完全全可以存在的，并且历史上无论在那一国都存在过。只有工业革命后的机器生产，才冲倒了家庭工业。

　　商业资本使土地变成商品，使农民更依靠市场，使地租货币化，这虽然使经济本质没有大多变更，却是使资本主义容易发生。他和高利贷一起，利用农民的缺乏，借贷银钱，种子，工具，使农民破产，土地集中，使大规模农业，资本主义农业，容易进行。甚至于利用封建诸侯的短少现款，使他们的经济命脉，受商人高利贷者支配，促进封建制度的崩溃。但是这种过程，本身并不就是资本主义。

　　中国商业发展得很久，不论向来怎样的“重农轻商”，这类作用，当然是发生的。

　　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买办就帮着前者推销洋货，收买原料，殖民地化中国。但是买办并不就是帝国主义者！

　　封建制度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握住中国的经济命脉，设立新式的工厂。中国人自己，除各地开设有许多工场作坊外，也设立各种近代式工厂。帝国主义，土著资本主义，商业资本，同时又不断的破坏农村经济。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的封建关系，不但不会纯粹，而且也不是全盛的时代了。

　　说到这里，有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必须预先弄清楚。凡是一个社会，有他新兴的时期，全盛的时期，衰落的时期。在衰落的时期中，旧的生产关系（生产工具的占有，生产条件的分配，剥削的方式，……）已经阻碍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力，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已经相当的破坏了旧的生产力，或者开始破坏他们；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或崩溃，旧的上层建筑，拚命在卫护这种基础；旧阶级把住了政治权力，极力维持旧的制度，尤其是旧的剥削方法，这样，当然阻碍新势力的发展。但是新势力，当然是存在了，这是不成问题的。内容虽在变换，而形式还维持着。这里就要有新的冲破旧的革命！

　　现在试看中国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怎样呢？资本主义，是否冲破了封建制度呢？这里当然不是说，资本主义已把封建关系，打破得一点无余，或者只有一点点影子，只有残余的残余。这是不会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本来就不会真正彻底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也好，法兰西的大革命也好，普鲁士式的解决土地问题也好，美〈国〉的农主Farmer制也好，在经济上，当然封建“残余的残余”，是要存在的，这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肃清。托洛斯基派的门徒们，居然把中国的封建势力，看成只有“残余的残余”，“残余渣滓”。他们简直想把中国的经济状况，和英，美，法，德同等看待。这种论法，简直可以说是不害臊。最可笑的，就是他们把人民中间遗留下来的旧文化，数了一大套，算是“残余渣滓”账里的极大部份。要知道，文化本来是上层建筑的上层建筑。不仅是在新经济战胜了旧经济之后，不仅是新政权替代了旧政权以后，就是在顺利的迅速的建设新社会的时候，文化上的旧东西，还是要存在很久很久的。倘若说：“大家族有不少地方上的特权惯例，……乡村中之一切风俗习惯，赛会，迎神，械斗，私刑，……僧尼，道士，巫，觋，神君，地保，乡长，祭司，庙祝，举，贡，生员，翰林，进士，”那末英，美，法，德等资本主义先进国，难道就没有这些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的东西吗？难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英，美，法，德一样的程度了吗？恐怕连严先生自己，虽然只坐在上海租界上，作坐井观天之举，也不至于承认吧？！

　　封建制度，是否只是“残余渣滓”，是否“投降”资本主义，——这并不是看社会上还遗留有多少封建制度的文化来决定。实际上遗留下来的旧文化，就是在新社会中，也不是象托派所说那样，只有一点“残余渣滓”，往往是整个系统。问题是在乎封建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否保存着，当时的政权，是否保障这些特质，不为资本主义的利益来取消这些利益。

　　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论是采取任何种方式，他的内容总是：根据手工的农民生产方法，而农民把一大部份劳动结果，白白的交给封建剥削者阶级。详细的说，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是：

　　第一、封建领主或地主对于农民施行一种超经济的压迫，甚至于使农民失去身体上的自由；第二、根据这种权力剥削农民，不仅取得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还要侵占到他们工资的一部份；第三、主要的剥削外，还有其他种种的剥削。所以封建的社会关系，是地主用强力剥削农民，以至于侵占他生活必须的部份，为要维持这种剥削，甚至于使农民的身体，在法律上，或实际上失去自由。

　　在封建制度全盛的时候就是这样情形。但是在封建制度初成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在封建制度衰落的时代，当然也不是这样了。大家都知道封建制度是怎样起源的，不论起源的具体形式是怎样，总是在开始的时候，诸侯原是保护农民，免致受抢劫欺侮，因此就收取一定量的贡品或劳役。开始本来不很繁重的。后来才逐渐形成上述三种现象。此后，因为商业资本发达，商人贩卖许多珍奇东西，诸侯就不愿意只靠自己的农民，制造东西给他用了。因此各种出事以外的劳役，就都用各种形式免去：或增加田役时间，或增加田租，或添加各种捐税。而且封建领主，贪得无厌（向来只靠农民土产过活，究竟一人只有一个肚子，吃穿都有限量。后来有商业资本做媒介，那就挥霍无穷尽了），所以剥削程度，就愈加重难。可是形式却可以而且必然变更。〔譬〕如一切劳役，都用租税来替代，地主只要能够得到高度的剥削，就不妨身体上让农民自由，反正农民在经济上受牵制，丢也丢不掉土地上的苦工的。譬如俄国在所谓“农奴解放”之后，俄国奴役农民的封建剥削，不但没有消灭，反而加深。只有沙皇及其臣僚们，才会说“农奴解放”令实行后，封建制度已经是“残余渣滓”了。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乎表面上几种形式的改变，是要看那维持封建制度的基本关系，是否还存在。封建地主，不仅因为自己的需要，必然变更几种剥削的外表，而集中剥削于租税，而且因为农民的反抗，也不得不用“赎买”等等形式，“放弃”几种特权怪例。然而基本的剥削，还是保存着，而剥削的程度，却是有增加而没有减少。苛捐杂税，勒饷，预税，难道是资本主义式的，靠经济势力的“自由平等”的剥削吗？这还不是劳役制的替身吗？鸡租，脚米，人事，解面，包三担，租饭，年送，……还不是封建的形式吗？至于拉夫，那简直是“不自由”的复活。其实即使不拉夫，农民就有自由吗？严先生说现在地主与农民是建筑在“平等必自由”的原则之上，大概他忘记了保护地主利益，而自身又抽〔接〕括农民的军阀制度了！大概他根本忘记了现在统治乡村和城镇中的土豪劣绅了！严先生偏在这里看得出农民和地主，有“名义上的平等”，说是“农民如果不向地主租地，则任何地主绝没有强迫农民佃地的可能”。难为严先生，原来农民是这样自由呀！在我们说资本家和工人有“名义上的平等自由”时，是有他经济基础的，就是说，工资一般的等于劳动力的价值。难道农民缴纳一切租税后，还留有劳动力的价值吗？

　　托派的先生，总不至于否认现在农业危机普遍的情形，农民继续破产的现象吧。农民因为实在生活不了（所得抵不了工资），当然就没有余钱来改良工具和土地，所以土地一天一天的变瘦；有的只好放弃土地做土匪等等，因此荒地愈弄愈多。其中原因，除天灾外，就是因为剥削得太严重。而这类的剥削，是由“超经济的力量”，由政权、成例等的力量来维持的。这就是封建的势力。封建的关系，现在的确不象全盛时代那样了。但是最主要的关系：严重的剥削，还是依然存在。因为封建势力是该灭亡的时候，当然有许多封建形式，已经消灭了或变换了。本来西欧各国，曾经也经过这样的时代，并没有什么奇怪。中国和各国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商业发展的特别久，特别深切，因此土地就早已商品化了。既然土地可以买卖，小地主就容易多。这是封建制度下，商品化的过程。这固然可以促进土地集中，发生资本主义农业，但他本身并不就等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托牌取消派所借以否认封建制度的，在严先生方面，还有二点。第一，他说：“不管地租形式如何，剥削程度如何，其本质不外占取农民的剩余价值吧了”。倘若地主军阀，土豪，劣绅所榨去的，只是剩余价值，为什么农民维持不了生活呢？除非说：农民的生活标准是等于“该死”才行。不但如此，严先生还想把百分之五十到七八十的租税率和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率来对比，说是两者没有什么高下。大家知道，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比例，可是租税率是由全部农产品来计算的，农产品里，不只是农民当时劳动的结果，还有一部份原料，工具等等的代价也在内。这样的对比，不是明明的要欺骗人，便是太没常识！

　　第二，他说到封建关系，总是说什么“纯封建式的”等。严灵峰开口闭口，骂人家是不肖之徒，不懂辩证法。难道按照辩证法，要不是“纯封建”，就是资本主义已经替代了封建，而封建只是“残余渣滓”吗？这种方法论，才是标本式的机械论，折衷说！倘若封建制度还是“纯”的，——其实那里有“纯粹的”社会，不过是“全盛的”时代罢了，——拿地主还要农民造房子和制造用品，那末，根本就谈不到推翻封建制度。只因为封建关系，是在临死挣扎的时候，因为封建余孽还用超经济的力量，拚死的维持原有的剥削关系，才须要用革命的方法来推翻他，消灭他。现在封建势力本来不“纯”，本来是余孽，但是还是维持着主要的剥削关系；却并不是“残余之残余”，“残余渣滓”，而且并没有“投降”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社会。

　　托洛茨基取消派的方法论，本来是主观论和折衷说的杂种。老托的中国门徒们，也只会坐在上海租界上，凭主观的一味胡说。要知道，分析社会现象，不但是需要深刻的了解现在情形的底细，而且还要用历史的观点来考察：辩证法是历史的唯物论。考察中国目前经济性质，需要了解现在的现象是怎样发展而来的，经过什么变化。光看现在的情形，就免不了把租税捐赋率看做剩余价值率，把土地商品化，看做资本主义农业。中国现在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是经过上述情形，演进而来的。主要的，用“超经济力量”来维持的剥削，还是保存，农民的土地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试问究竟什么时候，曾经有过一番变化，使资本主义替代了封建社会，封建势力投降了资本家？照托派的逻辑，本该是三千年前，就有过这般变化，可惜严先生没有具体明白的说出来。我们且不要说得太远，恐怕冤枉了严先生。就假定“国民”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吧。那末，“国民”政府的停止二五减租，屠杀农民，实行营业税，大概就是十足资产阶级的政策了吧！？这样把〔着〕急的救护地主，真是难得。怪不得严先生一方面看到农民的“自由”，“平等”，另一方面，却哭丧着脸说：“封建的，半封建的领主，贵族，官僚，也因此站脚不住了”。封建势力真可怜，怪不得国民党先总理说，“地主要起来革农民的命”了。的确，应该跟着总理和严肖子作地主革命了！

　　资本主义与农村半封建的势力，封建的余孽，至今还统治着中国，尤其是在政治上，这在历来政府的土地政策上，可以看出来。中国现在革命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土地问题。而中国工业还没有发展到社会化的程度，所以，除非说，等到资本主义大大发展之后，我们再来革命，那时候工厂国有问题和土地问题可以并重。不然，土地问题，是主要的急待解决的问题。就从这点来说，现在的革命，就已经不是托派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附带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了。再不然，就需要两次社会主义革命了。这简直是梦话。

　　我们已经说过，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是有相当的发展，这是必然的现象。但是绝对不象严肖子所说那样。他说“农业经济踏进资本主义的领域”，“农民两极化”，“一部份农民之变成乡村资本家”。不错，资本主义是开始侵入农业方面。但是这只是开始，这是半封建势力统治下所固有的现象。据他自己引来的统计，农业机器的进口，抽水机，新式灌溉等等的使用，倘若和中国全国农业拿来比一比，那简直是沧海一粟，绝对不能作为农村一般的资本主义化的表征。

　　严肖子的救命王，护心盾甲，就是所谓“新式地主”，“商业地主”的理论。这种“新式地主”，既不实行中世纪封建式的剥削，倒活象孙总理“中国式的地主”，他也不象西欧地主剥削得那样凶！这种“商业地主”的名称，更是滑稽可笑。辩证法虽然是讲矛盾，却容不了这样矛盾的观念。就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里，地主的存在，也该当他是封建的遗孽看待。而商业资本在托派看来，本来是当作一般资本主义的一分子。那末“商业地主”，应该是资本主义的地主了。中国地主原来比西欧地主还要先进呢！？这样先进的地主，却要用“超经济”的力量，来剥削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生产品。其实，“商业地主”并不是资本主义统治了乡村的表征，不过是土地商品化了，而剥削还是照旧。

　　严灵峰为要证明农民经济的不重要，来证明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性，竟把资本和货币的观念，相等起来。他说“农业经济中假使没有货币，严格的说，假使没有与城市交换，不能进行农业经济的再生产的，这难道不是城市‘领导’乡村的‘性质’的关系吗？”同时，他说地主向农民要的只是交换价值，而土地又可以用货币来买卖。他一而再，再而三，把货币当成资本看待。这也是把商品化当做资本主义的祸根。他以为乡村必须和城市交换，这就是等于城市领导乡村；那末，城市不向农村交换农产品和原料等，难道城市可以再生产吗？岂不是乡村领导了城市了呢！？这里只有把一切货币和商品，都当做资本看待才行。可是马克思主义，一年万年，也不会变成这样的严肖子胡说。

　　农村中的确发生农民两极化（除一般的贫穷化外）。但是第一，这不是主要的现象，虽是重要的现象。主要的现象，是地主的剥削，封建制度下所流行的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剥削，豪绅的剥削，再加以军阀的搜括。我们绝对不能把地主剥削和军阀制度分开。两极化的现象，就是照严先生自己说，雇农也只占全体农民十分之一，而其余的，却是受封建余孽的剥削。第二，他没有指出中国富农实行半封建剥削的特点。他并没有看到两极化的特殊情形。这或者是他不愿说破的：说破了要打自己的臭嘴。

　　所以，农村中主要的关系，还是佃农半佃农受半封建式的严酷剥削和军阀系统的搜括；同时因为农民两极极〔分〕化的特别情形，应该格外加紧反对富农。资本主义在乡村中有影响，但是现在农业危机，农民破产的情形，主要的不是资本主义在乡村中发展的结果。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城市中，资本主义，有没有发展呢？有的。不但是帝国主义侵入以来，介绍到中国不少近代机器的生产，而中国人也自己采用了许多机器生产，自己也发生了资本主义；而在帝国主义未侵入中国以前，中国已经有了手工场和作坊。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这已经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一步。但是中国民族工业的生产，是不是在非农业生产中，或甚至于自己一部门生产中，占了优势呢？不。一方面，手工业生产还维持着很大的地位。这还不重要。另一方面，顶重要的，就是中国本国的工业，不仅是由帝国主义所引起，而且是受帝国主义所支配。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介绍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同时，因为帝国主义伟大的财政资本势力，却支配了中国经济，而且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帝国主义发展的辩证律。严灵峰笑人家不懂得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其实他自己真的不知道垄断是什么。垄断不仅是没有消灭竞争，却是更大规模更凶猛的竞争，以至于“动武”帝国主义介绍给中国机器生产，可是中国资本主义幼弱，政权又不在资本家手里，不能实行高度关税政策等等来抵抗外资，却竞争不过帝国主义，所以又受他支配和阻止。不久以前，上海厚生纱厂又要出卖给外国人，这是一件事实。这并不是说，中国人自己开的工厂，过了十年，一个也不会添加。这里不能专靠加一个工厂减一个工厂的数目字来考察中国资本主义的情形，又需要观察发展的（历史的）过程和性质。中国工厂中可以没有洋顾问或洋工程师，但是在经济上受外国资本支配。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可以踏龟步般增加，发展，尤其是象在帝国主义战争和用非经济手段，抵制等时候，较快的发展。这是事实。严先生何必怕谈战争和抵制呢？严先生在引用的统计中，一方面把外资创办的和中外合办的企业，都当做中国资本主义成分看待。另一方面，又把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五年中国企业发展的数字，胡乱的拿来，却把大战期中中国轻工业暴发和战后大批破产的情形，轻轻掩遮过去。这明明白白是自欺欺人的方法。而且军阀制度的存在（各据一方阻碍投资和推销，战争，没有裁厘先加各种税捐，借外债而对外资作种种让步等等……），又要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铁一般事实，那得否认。

　　所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这许多的阻碍。中国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冲破，打倒这些阻碍呢？不。第一，中国资本家本身孱弱；第二，他自己土地化了（也占有土地）：第三，恐怕动摇了土地私有，就要影响他自己资本的私有，所以不能打倒封建遗孽和军阀势力，不能抵御他们的反抗，只好向他们投降。而且又因为同样的缘故，不能打倒帝国主义，排挤不了他的势力，抵敌不住他的侵蚀，只好受他支配。

　　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那末，中国资本主义式的生产，一点不会发展了吗？不。严先生说：“后进国工业有发展的可能”，“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可以在殖民地发展和起领导作用”，“帝国主义经济整个方面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前进”，……不错。但是这些“成份”，“关系”，“方法”，是带着什么性质，是谁的东西呢？第一，大部份的资本主义式的企业：金融机关，工厂，交通工具，矿山，油井，等等，是帝国主义的。第二，许多企业，是合办的性质，支配权是握在他们手里。第三，许多“独立”的中国企业，实际上是受他们牵制。第四，即使有些企业不受牵制，那末严先生也不否认，中国企业，本是世界帝国主义经济一部份，和以为这是细小微弱的部份，也只得随着帝国主义的大浪潮漂流。所以中国所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是采取了受列强帝国主义完全支配的性质，是带有帝国主义附庸的性质，简单一句话，殖民地的性质，绝对不是独立的性质。严先生自己也认为“轻工业方面的发展，表现这种民族工业的特性和经济力”。试问有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而只发展轻工业的？

　　现在我们暂时假定，这样的发展形式可以前进下去。那末，这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叫做殖民地化！印度就是先例。什么叫殖民地化呢？在工业方面，不问帝国主义主观上有什么企图，结果，上面所说的矛盾（帝国主义一方面促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普遍化，一方面又阻碍土著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推进中国资本，只向帝国主义所需要，所缺乏，自己所不容易发展等等方向进行。所以，中国不但可以发展一部分轻工业，而且连一部分重工业都可以发展。不过都是帝国主义直接的附属，一点也不能独立。它不但要受帝国主义支配，而且还少后者不得。譬如，在印度造成橡皮，为的是给伦敦汽车厂做车轮。这里要注意的，这并不是简单互相依赖的关系，而是绝对不平等的关系。所以严先生说的“帝国主义这样地供给原料来帮助中国轻工业的发展”，“殖民地可不需急速的发展重工业，能够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在严先生的意思，固然觉得帝国主义居然这样大慈大悲，中国资本主义可以占着这样千古难逢的便宜，可是，其实，这是十足的殖民地化吧了。我记得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叫人家去学习学习资本主义，中国的托牌取消派，竟在这里捧帝国主义的场，真是古今争光，后生可畏！中国人也该学习学习殖民地化呢！

　　现在来说一说帝国主义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帝国主义的商品，第一就是破坏乡村的手工业。帝国主义需要中国原料，尽量搜括，只出低廉的价格。这一方面是加紧拥有原料田的地主的剥削；二方面，形成各种专为供给原料的耕种（大规模或小规模）；第三，加紧商业资本的作用，破坏农村；第四，直接成立各种垦植场。假定帝国主义势力，可以顺利发展下去的话，印度又是我们的先例。乡村中甚至于可以发展大规模资本主义的企业：外国的，中国的。但是，这是农业上的殖民地化！帝国主义为要容易奴役农民起见，为要得到额外高度的利益起见，一定要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保持封建式的剥削程度！托派的肖子们，死也不会懂得这点，死也不会知道印度的情形，只知道帝国主义破坏封建经济的空话。南美洲垦植场中的黑奴劳动，列宁就叫他是农奴式的。乱引列宁的话来骗人的严灵峰，应该去想一想。

　　严灵峰声声口口说，世界经济是有机的整个体，好象人家都不懂。其实他自己真是不懂得。有机的整个体里，难道就只有资本主义的成份了吗？难道各部份都一例“平等”“独立”的吗？这样只知道“一般的”整体，而不知其中组成部份的情形，真是见到森林，见不到树木，是十足机会主义的方法论。托派骂人家机械主义，自己却是道地的机械主义。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两种势力我们已经详细说过，中国资产阶级不但不能够解决土地革命，而且自己也不能独立发展工业。如果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发展了，这是帝国主义势力的膨胀，是殖民地化的过程。但是历史的过程，并没有这样简单。上面所说的殖民地化，是假定一切都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情形复杂得多。

　　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他本身不但已经大大的缩小帝国主义的范围，而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就是促进帝国主义势力的衰弱。帝国主义自身间，各国间矛盾一天天紧张（德国复兴，意大利新兴等等）。美国在战后与英国争雄。各帝国主义自身间的发展范围缩小，竞争程度却扩大加深。最近全世界发生恐慌。企图殖民地化中国的，不只一个帝国主义，狗多肉少。这些情形，都要阻碍殖民地化的进行。而且各帝国主义自身的消长，也就是形成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使帝国主义者又不敢急切投资。同时，却有一个最重要的势力，就是中国工农群众，受帝国主义豪绅军阀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必然要起来反抗。他要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消灭一切封建余孽，却不推进中国经济往资本主义道上走，而经过许多阶段，用各种经济的政策，推中国经济走上非资本主义的道上。这种势力，我们可以叫做苏维埃的势力。

　　说到这里，托牌取消派连严灵峰在内，一定要说，这是斯大林民粹派的思想。现在我们且来详细解说一下。

　　中国因为受帝国主义协同军阀买办豪绅地主的压榨，现在全盘的经济，虽然各〔个〕别部门，有些进展，但是的确处在停顿和破坏状态之下，农村里尤其厉害。这样的情形，是不能“长治久安”下去的。工农贫民群众必然，而且已经起来，为土地革命，劳动条件而奋斗。而解决民主革命任务，只有他们能担任。革命成功，建设工农专政。他是帝国主义的死敌，必然要打倒帝国主义。工农专政的阶级性，是不能帮助国内发展资本主义的。倘中国幼弱的工业，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还是要遭资本帝国主义灭亡或支配的（如土耳其），所以只有经过各种经济政策，导引中国全部经济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帝国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

　　什么叫做不平衡的发展呢？古今中外，世界上的经济，不是同时候发展到一样的程度的。在中国北方有了部落社会的时候，南方正可以还存在着半猴子的群。在英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美洲还是部落的社会。在英国已经是帝国主义经济的时候，美国还在发展工业资本。所以，某一个国家某种经济条件先成熟，另一个却落在后面。政治条件亦是这样：有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有的还是封建势力领导的帝国。因此，某一国可以先成熟革命条件，起来作革命，而另一国却落在后面。法兰西大革命，比德国革命在先。俄国已经成功无产革命。既然无产阶级革命成功，那就创立一种条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

　　这种不平衡的现象，不但各国间存在，而且各部门生产中也存在。最明显的，就是工农业的不平衡。同时，进步的速度也不平衡，优胜劣败的地位也时常变更。德国资本主义后发展，在战前却要赶上英国。美国在战后，步步的侵占英国的地位。意大利现在又新兴起来，要争地盘。这是因为后进的国家，可以立即应用最新的技术，来进行生产，所以发展得快。而先进的企业，却有许多旧设备，不能一下就毁去。英国在未用机器以前，手工场已经发达到极精细。一枚绣花针，就需要经过七十二番手续。所谓机器的生产，就不过是机械的动力，替代人工的动力罢了。然后机器逐步的进步。可是中国就用不着经过这样时代，一下子就可使用最新的〔机〕器。所谓帝国主义经济把世界打成一片。因此，对落后的场所，就发生促进的影响。这种情形同时却更促进不平衡的局面，更促进不断的冲突。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到帝国主义时代，特别表现得厉害，成为发展中主要的定律之一。后进的国家，因为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不但可以而且必然要赶过先进国（德英，美英），而且越过一种以至几种社会形式（当然是经过过渡的阶段）。帝国主义打入非洲，设立垦植场，非洲部落社会下的土人，就变为资本主义垦植场中的奴隶工人。苏联北方游牧，捕渔的民族，经过苏维埃的帮助，要变成集体畜牧和集体渔场。中国的经济，在工农专政之后，除非又落在帝国主义掌握中，那末工农政权从此消灭。不然，就是实行各种政策，经过几个阶段，把苏联经济作为先例，再靠他的帮助，进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不走资本主义化的道路。这是必然的现象，不仅可能的事。

　　可是这并不是说，工农专政一成立，资本主义企业就一个也没有了。不。革命是一个政治的行动，是要夺取政权。就用政权做条件，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各种经济问题。开始的时候，向帝国主义没收来的工厂，或反革命的中国资本家的企业，甚至必须出租或拍卖。但是他和“刮民”政府不同的，就是他以工农阶级利益做出发点。他不但不会取消二五减租，还要下令没收地主土地，不但不会压迫罢工，还要帮助工人管理工厂。国家必须设方法来调节生产。一方面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使生产向一定的方向发展。托牌取消派，说这是民粹派的主张。这十十足足是拿“非资本主义发展”这几字，用拆字的方法来哄人。有人把共产主义四个字拆开，说共产就是把产共一共。你有一百万家当，让四万万同胞来共一共，每人共到二分半大洋；你有一个老婆，我来共一下：你一夜我一夜，或者你先睡我后睡。这是最下流，最没有常识的骗人混蛋话。民粹派说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可以发展社会主义，是非资本主义发展。你说循着苏维埃路线来发展经济，就是非资本主义发展，大家都是“非”，所以你就是民粹派。其实，民粹派的主张是怎样呢？

　　从前俄国有一种公社，是象古代农村公社一类的东西。但是后来里面起了分化，有贫农富农中农的分别，内部经济上完全不平等。而且地主利用这种公社，用不着挨户收租，叫他们一起合缴。在公社中分担租额时候，贫民受种种欺悔。而且为要交租，土地根本不能放弃，放弃了还要交租。民粹派人却说这种公社，是原始共产社会的组织，内部完全平等。想利用公社来建设社会主义，跳过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分子，早已侵入进去了。大家试拿来同我们的苏维埃化比一比，那简直不只差十万八千里呢！

　　这种苏维埃化的可能，比殖民地化的可能要大。为什么呢？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殖民地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战后苏联的存在，使帝国主义削弱，又使他不容易赤裸裸侵略殖民地。帝国主义相互间矛盾，现在愈复杂，愈激烈：譬如战前有德国要争雄，那战后，德国复兴，意大利新兴，美国争夺世界经济领导权。他们谁也不肯放谁。帝国主义因为势力范围缩小（苏联，殖民地自己发展工业，竞争者增加），所以经济上表现长期疲态，就要用合理化等进攻工人阶级。而现在又有大恐慌，工人就起来反抗。这都促进帝国主义的灭亡。帝国主义发展范围缩小，谁都想争殖民地。英国独霸的印度；美国尚且要打进去，何况中国向来是好几个“老板”侵略的，谁肯让谁呢。所以借一笔债款，筑一架无线电台，就有许多“友邦”，你争我攘，需得到什么“谅解”，而且帝国主义扶植封建军阀，不但是你挤我拉，而且往往各人自己主要的有一个军阀，或者几个军阀，弄得中国四分五裂，因为他们大家都要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这样又弄得中国不统一不太平。在这种时候，帝国主义又怕投资，恐怕损失亏本，没有着落，拉不到债主。所以就不敢投资，需要一再参观，考察，谈判，考虑等等。现在美国银〔行〕借款问题，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我们知道，他们背地里是双方面求之不得，也许暗地里，非正式的正在进行。可是“观望”究竟是事实。加之以现在工农运动高涨，苏维埃区域扩大，不但使他们寒心，而且阻止他们发展。工农贫民必然的反抗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致命伤。

　　所以苏维埃化是帝国主义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必然的结果，是要战胜所谓殖民地化的。

　　严灵峰说人家保持“不动”的观念，把主义看做“教条”。他不懂得“世界经济有机整体”之下的不平衡发展，不懂得整个世界经济是不能跳过一个阶段，而其中一部分，一个国家，是可以经过过渡形式，越过一种社会形式的。象他才是形式主义者，把马克思学说，当教条用。现在土地革命没有完成，而土地问题立刻需要解决，而且可以由工农自己起来解决。而这种革命起来，同时却解决不了工厂国有，企业社会化的问题。那末，照他的“动”法，却要革命的民主性“动”一“动”叫他做社会主义革命。可不知道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企业社会化的革命性质，不知又要“动”到那里去！？开一开玩笑：大概叫做“共产”性罢。

　　我们说，苏维埃化要克服和终止殖民地化。可是我们不是一个定命论者。我们绝对不是说：殖民地化一点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天生只有苏维埃化。我们所说的，第一，最后的胜利，是属于苏维埃。殖民地化也许有相当的进展。我们并不拥护殖民地化的理论，这是右倾取消派的理论。我们认为殖民地化，也是一种主要的势力，要推动中国的社会：“谁胜谁”的问题，是存在着，是在斗争中来解决的！这就是我们了解两种势力的观念。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中国发展中，只有这两种势力。其他的力量还有，而且自有他们自己推进的方向。不过这两种是基本的，主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附属的，跟着这两种变化而变化，同时当然也能影响这两种力量。好象俄国的发展，列宁曾经分析过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普鲁士倾向，一种是美利坚倾向。中国因为处在战后帝国主义的时代，所以不能死板的抄袭俄国情形，应该具体化，特殊化起来。这就是我们提出这两种势力的所由来。

　　中国地主和资产阶级，不会解决农村问题：他既没有普鲁士式的大地产，也不能象斯托柳宾的依靠富农。只有农民受无产阶级领导，自己起来才行。实行土地革命，是和推翻封建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分不开的。而中国土地革命和反帝国主义斗争，又是一件任务的两面，都不能任意拆开来干。这当然也不是说，工农专政一成立，马上就把外国工厂一下子没收，领事馆都一例捣毁。不！革命是夺取政权的行动，当然要看具体的环境，有计划有步骤的，根据工农的利益，真真动员数千百万万民众的力量，引起国际无产阶级一定形式的帮助，来完成我们历史的使命。

　　托牌的严灵峰说：“非每次经济危机，每次内战爆发，都是革命局面。”我们说：“每次经济危机，每次内战爆发，都是统治阶级及其经济暴露弱点，表示动摇，可以做革命进攻的时机，尤其是在战后帝国主义第三时期中经济恐慌和军阀混战的时候。革命的导火线，连国会内的风潮都可以充当。"我们不象他们那样坐等革命飞来，颂扬帝国主义美德，赞助资本主义脱离恐慌，掩护“国民”政府的半封建性。我们看到帝国主义的动摇，封建余孽的将倒，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应当组织，组织，组织，动员，动员，动员群众。当然不学立三主义的一味抓住几个人盲动！其实立三主义，不了解不平衡理论，混说世界经济是整个体，倒是严先生的理论的同鸣者呢！

（录自《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2期，1931年5月出版）

　　
^[1] 据吴黎平同志讲，伯虎即笙廷彰，又叫方亦如、祝伯英，曾在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