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技术人员的做法




工程师、
律师、专家、
经济学者……


  这和利己主义没有关系。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法西斯资本主义的三十年独裁统治下,社会的各个角落早已彻底腐化。它关闭了通往政治自由的道路,将文化限制在狭隘的眼界里,而这几代的大学教育铺成了一条向上钻营与野心的荆棘路。它在资本主义为所欲为的底层,用金钱的鸦片熏染这些技术人员。魔鬼总是把残羹剩饭丢给最忠实的仆人,让他们为己效力。而其它的选择意味着监狱、诽谤和放逐。当然,还有失去社会和经济上的特权。
  我们说它已经烂到底了,因为毫无疑问,资本主义从没有如此贪婪露骨地表现出它对金钱的狂热、它的利润至上法则。资产阶级从高高在上的金钱神坛——少数人在那里玩弄着多数人的生活——陷入了欲望的泥沼[1]。好在,他们在权力的狂欢中蒙蔽了双眼,认为人民永远无法摆脱沉重的枷锁。但是,人民对他们从特权的餐桌上慷慨撒下的面包屑没有兴趣。好在,暴露于污秽中的无产阶级,同样染上了最粗野最顽强的个性。他们承受的野蛮行径和无止境的剥削(十二小时工作日、吃不饱的工资和监狱般的工作制度),让他们在迫害下变得坚不可摧。即便是粉碎我们,夺去我们的一切,工人仍然保持着鲜活的革命热情,尤其是一些人,他们从卑贱和屈辱中挺身而出,即便面对恐惧和饥饿,即便要与一切对抗,也会有人起来斗争,就算被打倒也会重新站起来。
  我们工厂的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卡佩拉斯特吉、马图拉纳、卡尔巴乔、佐利亚、菲利皮尼等人,他们也没能超出金钱、奴性、无道德又无底线的野心。他们贪婪无度,因手握权力而自负,作为优秀的技术专家而瞧不起我们,把工人视作二等人、纯粹的物件,视作比轧制设备更廉价的机械。
  我们很多都来自农村,班达斯是我们进的第一家工厂。所以我们无法做比较。这些专家是不是比其他厂的专家更坏?重要的是,他们很好地完成了主子赋予的使命:压迫、惩戒和控制;让我们相信提什么要求都没用、迫害我们的领导者等等。
  这些要视他们的个性和行为方式而定。在艾罗多伊当经理的几年里,他们乖乖搞着“人性化管理”。姑且还没有那么让人咬牙切齿的不公平。
  我们只有一个食堂,所有人都能在那儿看到艾罗多伊。食物和价格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对待。工程师、专家和其他主管也会来这吃,可能是看到经理在这儿吃饭吧。
  在巴斯科尼亚和龚德拉主持公司后,情况就变了。上面不断下达过分的指示,技术专家们也照做了。这些人抛弃了“民主过头”的食堂,涌向了巴斯科尼亚的饲槽,新经理在那里把金链子亲切地套在他们的脖子上,让他们成为驯服的奴仆。
  巴斯科尼亚有四个食堂:一个给工程师和其他的高级干部、一个给专家、一个给职员,最后一个是给工人的。第一个食堂(它在另一栋楼)一直都吃得很好:汤或杂烩,菜单上主要有两样:牛肉或鳕鱼;时令水果、蛋糕,咖啡或一杯名牌葡萄酒,又或卡洛斯一世白兰地。菜单一级一级往下降。最后轮到工人时,就只能吃到8比塞塔的一碟菜豆和一块面包。
  说清楚这些是有必要的。这就是龚德拉的作风和性格。不论是工作、工资还是养老金,其他方面也一样。他玩的总是这一套。比方说,1960年以来,技术专家们的工资已经涨了超过150000比塞塔,一些人涨的还要多。而工人的工资从没有涨过25000比塞塔,正如前面所说,这都赶不上物价涨的快。
  接下来的几年里,有将近四十名专家从班达斯辞职。但他们不是为了抗议工人受到的不公对待,而是因为龚德拉的亲信,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的态度令人难以忍受,这个人为了奉迎上意,连最亲信的人都毫不顾忌地驱使。
  留下来的是奴仆中最听话的、狗腿中最无耻的。他们逐渐爬上了高位。希斯内罗斯当上了运营经理、卡尔巴乔从法律顾问升到了人事主管、卡佩拉斯特吉从部门工程师升到了生产主管、菲利皮尼当上了工程师的头、马拉图纳这个冷酷和狡诈的经济学者也当到了调查主管、佐利亚·莱奎利卡没什么脑子,却当上了挣钱很多的质监主管,等等。
  他们爬得有多高,就对我们有多狠。很明白,他们的晋升和对工人的压迫之间有着直接关系。理所当然。当一个人为了钱和野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就很适合提拔到管理的岗位。
  就这样,我们在班达斯的处境越来越糟糕。如果把这帮人对我们的不公全部讲出来,那可是三天三夜讲不完的故事。他们算得上无所不用其极了。
  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工会选举。那时,工人们在奥查考加偷偷开会,决定投票表决。我们分为四组来选候选人。一切都组织得很完备。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和联络员也是我们在公司内部斗争的一种方式。管理层得知我们的计划后,马上采取了措施。当然,我们并不指责公司的做法。我们是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被压迫的劳动者捍卫自己,反对有权势的压迫者的战争。让我们厌恶的是他们的手段和伎俩。而且在某些时候,他们应该感到自己背叛了工人,他们自己也是劳动者。卡佩拉斯特吉和卡尔巴乔在工作时间召集了专家、师傅和技术人员。除了他们不信任的一小部分人,所有人都叫去了。“你们在犯迷糊,必须组织起来,你们看不见工人在鼓捣些啥吗?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代表选进去,保住我们在公司里的利益……”后来几天的工作时间里,他们聚在一起选出卡佩拉斯特吉当候选人。没人反对,大多数人因为怕事和奴性照做了,有几个人没有马上签字。后来,他们的把戏还是不顶用。十二名代表团成员中,有八名从车间产生,联络员的绝大多数也都是勇敢地捍卫我们的利益,在剥削者面前为我们挺身而出的同志。

他们在罢工中的行径


  我们的罢工开始了。师傅们也很快加入了我们。现在,希斯内罗斯、卡佩拉斯特吉、卡尔巴乔这些人,已经不再说什么“我们必须选出代表,保住我们在公司里的利益”,而是说“你们就是公司”,“你们是管理岗,你们有责任。你们不该罢工”……
  刚开始,他们尝试用威胁和恐吓来打破我们的团结。国民警卫队用暴力赶我们出厂时,他们全都插手了此事。
  几天后,巴斯科尼亚的研究主管,胡安·何塞·洛佩斯·德·马图拉纳的第一封信上了《铁报》。他穷极辞藻为公司申辩,写了一堆晦涩难解的技术观点。但这还不够。到了十二月中旬,他在那份报纸上登了第二封信,内容如下:

  “主编先生,
  请以您的宽宏大量,再次允许我用以下文字劳驾您,虽然班达斯轧制的问题较为复杂,我尽量在此简明扼要,为澄清有害的误解、缕清思路,以便问题更快解决。
  贵报在12月10日和15日的版面上,评论了劳工代表于9日所做的决议,这一决议事关班达斯公司轧制车间的奖金制度,贵报(在前者的标题中)表示其内容是有利于工人的。请允许我在此说明,不能从这份决议中,得出那份十二、十三名车间工人的声明——他们认为这种奖金公式会损害他们——中的结论。
  劳工代表的决议中,承认班达斯轧制公司在关于车间奖金的所有问题上都做的正确,甚至引起冲突的奖金计算方式,也要比正常标准下开的条件更好,但为了正式生效,它需要劳工代表的官方裁定。此外,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的这一观点已得到或多或少直接干预本次冲突的其他官方人士的认可。
  澄清这一点是最基本的,因为工人群体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才加入了罢工——以及不遵守规章秩序——但实际上,并不存在损害他们利益的情况,各类声援活动也滋生了诸多问题,并对目前的情况有所影响。
  主编先生,您一定能理解,假如劳工代表的决议正如贵报说明的那样,本公司将一如既往地基于减少各种损失的最大愿望,从一开始就承认它。
  主编先生,最后要说的是,工人21日不在厂里上班,因而拿不到圣诞节的特别奖金,公司是毫无过错的,正如我前面所说,班达斯轧制公司始终以最大的细致来处理各种问题,要求时刻遵守纪律,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圣诞节是人和人之间的爱的节日。我们大家都认可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平等的人。爱也包括权威,因而也包括纪律问题。
  感谢您的关注,恭敬地向您致敬,

胡安·何塞·洛佩斯·德·马图拉纳
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服务研究主管”


  我们没有很快答复,后来我们将下文寄给同一家报纸:(斜体部分在发表时被删去)

  “主编先生:
  我们希望在这份日报上刊登这封致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服务研究主管,胡安·何塞·洛佩斯·德·马图拉纳先生的信。

  洛佩斯先生:
  这封信专门写给你,也写给在班达斯轧制公司的冲突中,站在资本这一边的人。我们觉得有些话会冒犯你,这并非我们的本意。但是,如果说我们工人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受着侮辱,那现在正好有机会让我们多多少少平等地坐在一起,你们会看到工人的真理有多少分量。
  首先,班达斯的工人想感谢你在1月19日星期二在《铁报》上发表的那封信。是的,因为它激起了我们的愤怒,同时也坚定了我们的立场。
  11日星期一,在《周一小报》(la Hoja del Lunes)上发表了菲利克斯·加西亚·奥拉诺(Félix García Olano)的一篇关于圣诞节的文章。这篇文章里提到了工人很感兴趣的话题,它说:“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过是体面的下流。”无意冒犯,但我们觉得,你也认为“工人群体”不够“体面”,我们认为你的信里只有两种品质:体面和下流。前者是因为你说尽了甜言蜜语:“宽宏大量”、“细致”、“人与人之间的爱”、“公司会一如既往地基于……的最大愿望”,而后者是因为,在这些话后面,掩盖的是你虚伪和卑鄙的真正意图。
  这一点都不让我们感到奇怪。毕竟,你不过是一个典型的、远离人民的资本主义技术官僚。你的科学是冷酷、麻木不仁、没有灵魂的科学。你没有发明什么,你做的不过是接受和顺从它。我们懂得,你在班达斯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剥削。大家都知道,巴斯科尼亚的经理层总是说:“注意员工的人数,每个工人要花我们十万比塞塔。”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我们工人是一项支出,是为了提高利润,厂里必须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开销,而利润就是你们唯一崇拜的神。所以在你们看来,我们在公司里的处境是很正常很公平的,现在你们还想把这场冲突和整件事搪塞过关。
  尽管我们已经厌倦重复这一点,但为了再次让你明白,同时也让所有人明白,我们要再次说明,班达斯的冲突是由于——尤其是新的经理到来后——我们不断受到无理对待。此外,我们的收入减少了。不仅是车间,许多部门的职称和奖金都降低了。所有情况下,管理层都没有考虑过谁的意见,无视了工人的要求。
  然后,你们还把这些做法用在了其他组织(比如工会)上。在冲突的早些时候,你们对工会的地区、省和国家级别官员的态度十分恶劣,以至他们要求对公司处以罚款。你难道不清楚罚款的那些事吗?
  对你的信,我们最惊讶的,是你对劳工代表决议的巧妙解读。你想说的不过是,就算劳工代表没有进行裁判,情况也对你有利:就是说,管理层随意规定的标准,无论如何都是正当的。只要这一标准还是不公正的,我们就会不停地揭露它。
  如果你不理解的话,我们在这里告诉你,劳工代表关于奖金问题的结论如下:
  (1)管理层非法克扣了大量的奖金:包括电解镀锡、热镀锡、金属板车间、起重机与维护等部门。
  (2)如果没有发生这场冲突,你们永远不会听取早就提出的意见,而且有这么多的比塞塔从我们手上被偷走了,你也清楚,要是你们承认这一点会有什么后果。因此,劳工代表让你们支付自10月3日起整整六个月的奖金。
  (3)多年来,你们没有给我们提供计算奖金的表格,这违反了《国家金属业条例》第45条和我们的工会协议中的第31条。你们一直都在随意玩弄数字。
  你说这些有利于“工人群体”,我们可不觉得。
  我们还要问:如果说,你们先是待我们十分无礼,解雇我们560个人,然后又要我们复职,但是把我们中的十到十五个人拒之门外,我们才非法挑起了这场冲突,那么对于管理层的非法行为,我们应该解雇你们多少个呢,洛佩斯先生?还是说纪律和权威只适用于工人呢?我们厌倦了不管多小的事——即使是工作上的正常失误、在白天打瞌睡和迟到一个小时——也要受到严惩,而你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盗窃奖金、违反规定和滥用职权等等,却屁事没有。我们不能否认,当权威成为压迫的工具,而纪律成了让弱者受强者剥削的鞭子时,我们应当出于义务起来反对它,我们也很荣幸这么做。
  你还说“工人群体”是“犯了错误”才保持一致的。你对我们都了解些什么!由于你来自资产阶级的世界,你最大的不幸就是无法理解我们工人世界的伟大财富。
  你的最后一段话,也是你这些天吓唬我们的无数威胁中的又一杰作。你知道是谁想出在报纸上登广告招人,还用书面申请这个主意的吗?我们今年确实拿到了特别奖金,但不是金钱,而是同志情谊和团结。总之,我们知道这些“价值”是不能当钱来花的,因为它们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你还说,人和人之间要有爱。都是空话。我们要的是事实!
  最后,让我们很惊讶的是,出面解决问题的都是巴斯科尼亚的员工。班达斯的管理层哪去了?他们只有时间去给运镀锡铁皮和金属板的货车装卸吗?你还要当心,因为巴斯科尼亚的工人来到班达斯后,会作为新员工失去一切。可不要在你们身上发生同样的事了!
  我们承认,我们在尝试对话,但这太难了。因为我们的工作生涯告诉我们,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样,我们的埋头苦干不过是在给他们创造更多利益罢了。

班达斯轧制公司工人”


  这封信让气氛变得更为紧张,班达斯罢工的意义也越来越重要。当然了,公司的狗腿子继续忙于对工人耍花招。

“新员工”们


  罢工最初的二十天里,工厂完全停止了运作,仓库里的货物纹丝未动。由于公司代表团的警告,资方从巴斯科尼亚调来起重机操作员的企图失败了:这些操作员也威胁要罢工。当时,公司虽相信我们不会很快投降,却也不急。只是看到我们连额外的奖金也不要,他们才明白,这场罢工没那么快收场。
  然后公司有了对策。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但似乎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上面想出了一条妙计:——“工程师和专家负责货车的装卸。”卡佩拉斯特吉和菲利皮尼干劲十足,也许是觉得以后能拿到好处。这一指示是挨个亲口传达的。不难看出:狗腿子之间没什么团结;每个人都是为自己拼命,为了往上爬;谁也不能相信;别人都是竞争对手。可能有人不想这么干,但不同流合污也不行。只有三四名专家拿出了拒绝的勇气,留在了办公室里。卡佩拉斯特吉还时不时地暗示,像什么:你很忙吗?“唔是的,不过这几天不着急。”显然,如果他们都拿出勇气,结果就不同了。但并没有,因为他们被划分了等级。
  12月20日的传单有以下内容:

  “那一天,工程师和一些人从办公室的窗口嘲笑给我们带食物的妇女,现在轮到他们被笑话了。菲利皮尼、卡佩拉斯特吉和所有的侍从都‘当起了工人’给货车装卸。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你们这些叛徒和工贼算账的。这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正义。
  你们将一无所获,因为我们并不着急,我们就等着看你们轧制、切割和打磨。要命的是,你们到时候就知道当工人和被压榨是什么感觉了,到时候你们也会想加入罢工。”

  从12月20日直到罢工结束,他们试了各种办法破坏罢工,甚至开起了机器。一些人负责操作起重机——卡佩拉斯特吉、菲利皮尼、卡萨多、伊尼亚拉等等——其他人打下手,比如苏加萨、索拉斯还有狡猾的拉米雷斯……由戈依科切阿和德诺负责警戒。看样子他们担心受到袭击。
  12月22日的传单表达了大家的愤怒:

  “我们要求卡尔巴乔立即惩办卡萨多和菲利皮尼,因为他们装一包镀锡铁皮的时候,把货车的座椅(cartola)弄坏了。要罚他们40天的钱!这些二把刀“工人”还打着领带。看样子他们已经嫌累了,怎么不扣他们工资啊。”

  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平时上班有多难,即使犯了小过小错,也要被公司惩罚。

一些工程师的信——回信


  1月2日,一颗炸弹落在了毕尔巴鄂。是的,一批工程师在毕尔巴鄂的《周一小报》上发表的信,像是一颗真正的炸弹。立场不同,对此事的看法就不同。
  我们将这封信抄录如下:

  “总经理先生:
  首先我们对这封信能刊登在《周一小报》上表示感谢。
  我们是一群工程师,希望对班达斯轧制的劳工冲突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报纸上、机关(Cifra)的公告上,以及上述公司的工人在《铁报》上发表的信中,可以得知,身为专业人士:专家和工程师,我们正在干装卸货物的活。
  单就这件事来看,坦白说这也挺好的,虽然我们本身也属于劳动者,但距离真正的工人世界实在是太远了,当一回工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没有人会像体力劳动者那样专门来创造财富。在人类发展的伟大任务中,没有人像他们这样付出牺牲,甚至要冒生命危险。但我们总是看不起他们,为自己有点知识和技术而自负,而这些不过是在特权下得到的。事实就是这样,尽管他们是最大的社会群体,但从工人世界中走出的大学生只占了百分之一。
  在我们谈论的这件事中,这些人做的都是让我们觉得自己去干就很丢脸的工作。但我们想让你们看到,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周围的环境,都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所以不能根据他们的地位,就觉得这些人是“坏”的。不,这只是环境的结果、是这个制度的结果。
  为了意识到这一点,必须清楚地看到,实际上,在资本制定的法则中,无论是对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而言,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都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因此,资本毫不犹豫地让人去剥削人、让社会劳动服务于物质利益,而不是服务于人。它扼杀了人们的理想,迫使其为资本效劳。
  对于体力劳动者来说,他们的处境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我们再次重申,这类人也是劳动者——资本不过是允许他们进行一些最表面的管理、利用他们的自私心和不团结,再给予他们更好的社会地位和更优越的生活(更高档的消费水平)。这样做的结果很明显:
  首先——资本将专业人士的技术占为己有,把它用在劳动世界里为自己服务。
  其次——专业人士看不到自己的利益和体力劳动者是一致的。毕竟,他也只不过是有某种特长和技术水平的工人,对于资本来说,他也不过是生产手段而已。
  简而言之,尽管专业人士看上去保持着中立,但他们还是将自己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站在资本一边反对工人。而在班达斯轧制公司,我们不想这样。
  最后,我们能做的,只有对班达斯轧制的职员和工人表达敬意,因为他们坚定地站在了劳动者的立场上。
  再次感谢您百忙之中阅读我们的来信,并致以诚挚的问候。

一群工程师”


  不出所料,第二天在全市所有的报纸上,都刊登了工程学院的虚伪声明,在1月4日也发布了工业专家学院的声明(里面意思差不多)。报上刊登的内容如下:

  “毕尔巴鄂工程学院向我们寄了以下声明:
  毕尔巴鄂工程学院理事会(Junta de gobierno)有义务声明,昨日在毕尔巴鄂《周一小报》上发表的关于比斯开一家公司的劳工冲突的信,只是个别工程师的个人意见,这些人的身份和人数也尚未核实。
  上述信件与劳工冲突完全无关,我们也收到了大量谴责与反对的意见,本委员会认为,这封信中关于工程师的社会职责的观念是侮辱性的与错误的。
  多年以来,在致力于工业发展和劳动条件改善的过程中,工程师赢得的声誉要远远超出这些个别观点中的看法。

学院理事会”



  “巴斯克工业专家学院的官方声明


  毕尔巴鄂工业专家学院理事会及众多校友对《周一小报》刊登的文章表示抗议,那些不知道有什么资格自称‘一些工程师’的人发的议论与劳工冲突无关,他们‘超纲’了,至少他们不能对技术专家的社会职责如此冒犯,文中的指责完全是不负责任的。

学院理事会
1968年1月4日星期三”


  工人世界也很快做出了回应。当然,不管是《北方报》、《西班牙邮报》还是《铁报》都不会刊登我们的答复。工人代表向《周一小报》发了很多封电报。为表示对诽谤和谎言的抗议,也给工程和工业专家学院发了很多封。作为回应,各公司的代表团也给各自的管理层写信,要求谴责这些声明。
  我们给毕尔巴鄂工程学院写了一封更详细的信,内容如下:

  “致毕尔巴鄂工业工程学院理事会

  先生们:
  我们不希望加深你们与工人之间的分歧,而是相反。
  我们真诚地相信,一些工程师署名并发表在《周一小报》上的信,忠实地反映了我们每天面对的可悲现实:工程师和其他专家都将自己的利益与资本的利益视为一体,几乎没有例外。
  对我们来说,要证明你们在所有的冲突中是怎样站在资本这一边的——如同在我们公司一样——也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
  你们的声明都是空话。里面甚至还说‘上述信件完全与劳工冲突无关’。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严肃的,不能不加评判地就把这些事实放在一边,还把它们当做‘侮辱和错误’。
  因此,我们完全反对你们在报纸上的声明。随便写写这些话、无视任何在日常工作中发生的事,这样做是很容易的。我们要求,将我厂正在从事装卸的工程师和专家的行为公诸于众。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希望看到你们所说的‘工程师们在劳动条件的改善中’都做了些什么。
  我们寄希望于一个与现在不同的未来,让专业人士服务人民,而这些人写的信是为了表明他们决心放弃资本主义赋予的不公平的社会与经济特权,而你们相反,出卖了自己的技术,更糟的是,出卖了自己的良心。
  真诚的,

签名:班达斯轧制工人”


  工程学院还不满足于那篇无聊的声明,甚至想弄到《周一小报》那封信的作者实名,以便控告他们。看样子,他们怀疑是否确有其人。当然,抱有这种想法的工程师确实不多。后来,《周一小报》的主编确认了作者是真正的工程师,而不是像猜测的那样是神父,另一方面,他们的法律顾问找不到指控的依据,只好作罢。
  这里要指出一点,班达斯轧制的运营经理,工程师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当时还是工程学院的秘书。
  班达斯的全体工人,以及整个比斯开的工人阶级都注意到了这件事,并为这些同志做了辩护。作为声援,我们写了一封信:

  “致向《周一小报》投书的工程师们


  同志们:
  这封信起笔的时候,我们想说一件事:你们在1月2日星期一寄来的那封了不起的信,在所有工人中间激起的感受,是无论用什么语言都无法表达的。
  但是,我们要以所知的最好方式告诉你们:我们的共同愿望是向你们致以工人世界的感激,感谢你们在信中表达的一切。
  你们将工人的最大悲剧——几乎所有科学技术专业人士的背叛——公之于众,他们将知识和个人出卖给了剥削我们的资本主义。
  我们向工程和专家学院写了一封抗议信,给你们抄送了一份,我们抗议那些不满足攻击你们,甚至还要捍卫不应得荣誉的人。
  我们都知道,在那封信上签名对你们可能意味着什么。这是将自己完全归属于工人阶级的唯一道路。受到迫害,就是你们说出实话的标志。但是,你们还拥有我们的支持。我们将竭尽所能捍卫你们,除了我们之外,其他人也是如此。新一代人正在涌现出来,他们充满希望、前途远大,而你们也在其中。
  你们的立场,使我们坚信斗争不是没有成果的,最重要的是,你们在走狗的坚固战线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以团结和工人情谊的名义,致以我们的友谊。

班达斯轧制公司工人”


  当然,班达斯的工程师和专家将在整个罢工期间继续为公司装货。也许,当看到自己不齿行为被曝光后,这伙野兽变得更残暴了。
  事实就是这样。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们唯管理层之命是从。
  有时候,他们会秘密拜访师傅和潜在叛徒的家,收买或威胁他们复工,以此破坏我们的团结。他们还花了很长时间调查每个罢工者的背景,以便决定除掉谁。为此,部门主管工程师、人事主管和洛佩斯·德·马图拉纳在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的办公室开了会。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真正的密探档案,里面有我们每个人的照片、个人信息、工作职务、受过的处分和对每个人“危险”程度的批注。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把它放在桌上,用来决定复工时要不要开掉某个罢工者。不难想到,各部门负责人都提供了本部门工人“颠覆”活动的细节和资料。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他是个害群之马。他经常反对十二小时工作,也没有留下来过。”“那个人也要开掉。一出事,所有人都问他拿主意。你们都看到他是怎么被选进代表团的,又弄出了什么乱子。”“把他开掉!这人老是提要求,他也是罢工开始最先停工的。”“这是个带头的。他一直向劳工法院投诉,每次麻烦都有他!”“所有人都认得他。听说他还在巴萨乌里教区的集会上搞煽动。”

  在这些会议上——加上最高警察长官提供的名单——列出了所有被解雇者的名单。
  我们前面说过,在罢工的最后阶段,管理层中有几个人去了加利西亚、莱昂和萨拉曼卡,蒙骗工人破坏罢工。
  也许,这些技术专家和他们在罢工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深入思考,接下来我们将提供更多的材料。


背叛的奖赏


  经过163天的抗争,罢工结束了。只因我们不肯屈服,他们就用上了无数的镇压手段。
  在紧急状态下,他们给了罢工最后一击,不仅是班达斯的家庭,比斯开很多地方的人都吃了苦头。总之,整个工人阶级与其他一些社会大众,在这些日子里经受了极大的不公。
  面对我们的痛苦——进一步说——因为我们的痛苦,他们得到了喜悦。因为我们的贫困,他们得到了满足。因为我们的不安,他们得到了心安。
  我们都住在毕尔巴鄂公园旁的吉亚德(T. Guiard)大街上。经理的女儿维多利亚·龚德拉住在三层的豪华套房里。她婚后没有子女,但房间很多……佣人也多……
  住在那里的人不用担心解雇,或者被房东赶出家门。也不用担心进监狱或是被流放。三十年来,警察从没用登记、审讯和殴打,惊扰过他们安逸的美梦。由于她父亲代表的资本主义的恩典,这些只会发生在工人的街区里,发生在那些反对他们的权力、反对他们的政治思想的人那里,一句话,发生在千百万人的家庭里。
  5月20日晚上八点。客人们进了她家的大门。不用费力就能认出他们。来这里的都是班达斯和巴斯科尼亚的走狗: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卡佩拉斯特吉、菲利皮尼、伊瓦拉、卡德纳斯、乌鲁蒂亚、卡萨多、伊尼亚拉、佐利亚、马丁内斯·萨瓦雷塔、德·诺、乌达巴雷纳、戈依科切阿、博兰、奥尔蒂斯、萨尔杜阿。
  已婚者都带上了衣着光鲜的太太。
  龚德拉一家在门口满意和慈祥地接待了他们,如同老师奖赏最听话最用功的学生。
  不用多说,血腥味还未散去之时,他们就急匆匆地举办这场晚会,是为了庆祝我们被打垮,奖赏最忠诚的刽子手,奖励他们在经理的英明领导下想出的,或是原先就藏在脑袋里的无数诡计、卑劣与谎言。
  晚餐很丰盛。应有尽有。这些人一边吃喝、一边厚颜无耻地谈论近况。
  突然,经理夫人要求大家安静,然后经理开始致辞:“我想对你们说,在这令人不快的几个月里,管理层对大家的合作深感欣慰。好在一切都圆满结束了,我们可以再次怀着热情服务公司,我们就是它的一分子,每个人都应该各司其职。
  公司向大家表示感谢,感谢各位忠实捍卫了公司的利益,我的女儿也会给诸位的夫人献上一块金表,作为庆祝我们完满胜利的纪念。当然,我也会赠给单身人士精美的手表。
  我希望,经受了这数月风波之后,大家的团结会更牢固,而在将来,我们还要为了公司和家庭继续保持这样的关系。”
  在场的人热烈地鼓掌,然后领取了奖给他们奴性的赏赐。总是这样,在他们早已沉重的枷锁上,又加上了更多的金子。
  但他们的无耻还不仅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只是被奉承冲昏头脑,他们还想给经理送一份大礼。但是,他们的想法没能一致。让我们来听听卡佩拉斯特吉和菲利皮尼的不同意见:“我们不同意。龚德拉先生给我们送了手表,还给了比平时更多的钱。现在还要我们反过来掏钱,那不是亏了!当然面子上要过得去,稍微两千比塞塔意思意思就好了。”
  当然,我们不应当忘记这四十只手表和这份大礼。我们也不会忘记接受礼物的人——他们知道这是用他人的血汗换来的——这些人进一步卖身投靠了资本。
  对于未来的技术专家们,这是一件重大的教训!是的,一旦你为了私利,给压迫人民的那些人服务,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一步。这里有一个现成例子:他们走向了憎恶与背叛,趴在了那些通过剥削攫取财富的掌权者脚边。




[1] 本书作者认为60年代的资本主义“烂到底了”,可是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社会比60年代更烂十倍。回过头看,60年代被今人看成充满朝气、反抗和生命力的时代,但当事者感觉深陷泥潭,充满苦闷,渴望寻找出路。——李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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