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官方组织的态度
本书的各章节，以及三十年来半岛上的经验，足以说明官方组织的态度，我们不想再做更多的展开。
其实，从官方组织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一切，它们是在履行本职工作：通过各种镇压保持社会与政治上的独裁统治，以便大地主、金融和工业寡头能在它的秩序下，保住权力和特权。
我们罢工中的情况也不例外。但由于其持续时间之长，就像上面描述的那样，官方不得不出面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
在这里，我们只关注对将来的活动有用的方面。
官方工会
民族工团主义中心的巧妙手段，值得特别注意，它是战后成立的长枪党垂直工会，旨在束缚工人，让工人臣服于法西斯。
后来，早在新《工会法》颁布之前，政权就试图让民团工会“美化”当局、掩盖过去，并让它履行新的使命：同化工人阶级并以此来领导它，让它慢慢走向非阶级和去革命性的（但至少是改良主义的）工团主义，这是渴望完全融入西欧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垄断大资本想要的结果。
虽然在民团工会的“掩盖”下，雇主和工人之间仍有着深刻矛盾。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到处宣扬省劳工代表主张的、关于提高最低工资和其他谁也没听说过的社会改良的一文不值的决议。工会签署的集体协议完全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制订的，他们却伪装成工人的胜利。他们以“投票给更好”（vota al mejor）的口号，发起了广泛的工会选举运动，后来又找借口把真正的工人领导者排除在外。我们都很清楚这是骗局，而工会仍假装在捍卫工人，如此等等。
不管有没有粉饰太平，让工人接受这个不管从前还是现在，都在充当资本主义利益傀儡的工会，实在很难。但是，即使他们也明白是白费力气，仍然继续拼凑这些组织。他们大谈改变法律和自由化，却不想还给我们失去的自由。
这场罢工再次验证了我们的观点，即长枪党的工会始终都是为了金融和工业寡头服务的政治工具。
最初的阶段，它在马德里工会官僚的授意下，让我们上了一些当。它对班达斯管理层做了“点到为止”的批评，并多次要求省长对公司罚款[1]，因为他们拒绝工会官员进入公司、不承认工会仲裁委员会的报告（它有利于工人，提到了引发罢工的直接起因是奖金问题）、不让工会给我们的代表团和联络员进行培训，以及不让它进行后续调解。
不难看出，它的角色是可悲的，它根本不是旨在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真正工人组织，但在发生罢工时，它的职责又是给罢工者提供经济支持，以及各方面的帮助。
矛盾的是，民团工会的“调解”及其假装支持工人事业的企图遭到的失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在法西斯政权下实行的暴力。
对于龚德拉和他那伙人来说，当他们早就与内政部长卡米洛商量好“最佳方案”的时候，不管是跟工人对话还是通过工会调解都毫无意义。
在这样一个建立在暴力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只有反抗才能逼他们让步。因此，他们自己创建的工会，虽然往往是忽悠工人的，但由于主子的过错，工会无力完成任务，并且由于滥用权力和政府提供的保障变得腐败了。
露出真面目
从我们宣布自己找辩护律师开始，工会支持我们事业的态度大为改变。不过我们早就不管它们了，从罢工的前一年开始，在看到工会既无耻又无能后，我们向法院提出的所有要求都绕过了民团工会的法援。
毫无疑问，给工人打官司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因为终审判决能够展示工会律师的“得力”，以及他们受到工人“信任”。
但是，尽管发生的事情出乎意料，他们还是无法正直面对，还用自家的报纸喉舌（毕尔巴鄂的《铁报》、马德里的《人民报》等等）在审判过程中使出了阴招。1967年1月17日（休庭的日子），《人民报》在某一版面插入了以下声明，这份声明和民团工会倒是很相称。
“劳动版面。工会绝不会放弃协调的尝试。工会承认工人的私人律师。
工会律师起草了564人的诉讼要求。
西班牙工会组织法律服务处向我们寄送了以下声明，其内容如下：
“正如《人民报》昨日在《N. de la R.》中，关于《埃切瓦里案判决书》（第12页）所声明与肯定的那样，工会法律服务处有义务表明，比斯开民团工会的工会律师与社会部顾问秘书，将始终尽最大努力为‘冲突’中的564名工人提供法律与技术上的支持。
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的律师研究、制订并起草了564份诉讼要求。后来，在将此事移交法院之前，工人逐渐不再向工会寻求支持，但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其中十二名工人已自行撰写诉讼要求。这十二份要求中，十份由于与事实相矛盾，因此在法院面前无效，其余两份能够经由工会律师进行辩护。
工会法律服务处再次感谢杰出的律师兼教授鲁伊斯·希梅内斯先生，昨天他在听证会上，以非常确切和特别的方式公开对工会组织表示了赞扬，并表示比斯开民团工会的法律顾问在此前的冲突中得到了埃切瓦里工人的信任，他们在必要时总是得到了工会的法律帮助。”
1月31日，当所有的报纸公布了对我们不利的判决时，他们又发布了以下声明：
“比斯开工会组织法律服务处负责人已于昨日中午发表声明，宣称工会法律服务处根本没有介入过关于班达斯轧制公司564名工人解雇案的审判。
本机构起初负责工人的起诉，并起草了564份诉讼要求。当然，我们进行辩护的方向与鲁伊斯·希梅内斯先生和阿隆索先生不同，因为他们否认了由公司律师鲁伊斯·萨拉斯所证实的，作为诉讼要求基础的诸多事实。但是，员工未经解释就拒绝了工会法律服务处的律师服务，后者对刚做出的判决没有任何干预。”
对他们来说，我方律师的辩护词是否因证据不足而存疑，或者我们的行为是否和辩护词中的一致，都不重要。但这还不是他们最过分的地方。
正如上文所述，工会和我们的审判撇清了关系。后来管理层炮制了署名“班达斯工人”的一堆信件，这是企图分裂我们的无数招数之一。有趣的是，不仅我们收到了，其他公司的工人领导者、代表团和联络员也都收到了。为了抹黑我们的立场，在工会的帮助下，资方利用工会提供的个人档案，偷偷地将这些信寄给了许多现任或曾经担任过工会职务的工人。这种龌龊事，他们在整场罢工中干过三回。
协助镇压
另一个需要强调的地方：工会与警察的关系。我们将从以下事实看出这一点。
审判结束一周后，在宣布判决前——整个半岛对此予以了极大的关注——比斯开的工人领导者正在动员全省工人声援我们的事业。巴萨乌里的某次集会结束后，每个公司的员工都让几名代表留下来讨论。讨论很激烈。“可以给法院寄一封几千人的联名信”——“我觉得最好派一个代表团去马德里”——“我们在其他时候就是这么干的，这次的事闹得比较大。我建议在工会和法院前面举行一次和平示威。”过了好一会，他们才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所有人第二天都去了工会，因为通过金属业社会委员会组织游行，必须得到省长的允许，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会怎么答复。
会议于上午十点，在毕尔巴鄂当地的民团工会会场召开。省劳工代表给社会政治部的警察打了电话，不到十分钟，他们就闯进了大厅。在场的工人拒绝离开，并要求劳工代表到场。后者一口拒绝，在与会者的坚决态度下，警察也暂时撤出了房间。最后，为了破坏工人的行动，金属业社会委员会的若干成员被捕，并受到了审讯。尽管如此，在整个1月27日，仍有五千名工人走上了毕尔巴鄂的主干道。
警察的干预并非偶然。当地工会一直都处于“秘密”警察的控制下，吉普车和巡逻车经常停在它门口。对于弗朗哥政权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是神圣的：工会、大学、修道院、教堂，什么都能随意践踏。当然，只有银行和董事会才享有政府的信任。
也许，比起禁止我们使用当地工会更糟糕的，是他们再次禁止我们在巴萨里和奥查考加举行集会，是让我们在紧急状态下，在大规模流放、监禁和审讯中，以及罢工结束之前都保持沉默。有三股势力参与了逮捕：公司、警察（提供个人档案）和工会，后者还提供了它认为最危险的工人领导者的名字。
工会拒绝工人使用会场，而雇主却随时都能在这里开会。四月中旬在毕尔巴鄂工会举行的活动中，有65名老板到场，包括龚德拉。讨论了比斯开工业目前面临的困境后，龚德拉报告了班达斯冲突的进展：——“罢工者没有表现出示弱的迹象，而是相反”，“到目前为止，警方的手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好几次通知马德里方面，需要加强政府干预”。然后，苏维里亚（Zubiría）伯爵接着发言，提醒大家要小心工人阶级中间不断产生的造反态度。伯爵先生是无数董事会的成员和西班牙凡士通的总裁，这些“美德”让精明的他成为了一个毫无社会责任感的新资本主义组织的头目，这个组织叫做雇主社会行动（Acción Social Patronal）。他补充道：“为了遏制这种局面，我们必须敦促政府拿出强硬手段，消灭冲突蔓延到其他公司的威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的话得到了一致认可，显然他还把这些要求传达给了马德里（一周后就宣布了紧急状态）。
虽然是一则轶事，但费尔南多·龚德拉与同为巴斯科尼亚董事的佩德罗·安普埃罗（Pedro Ampuero），他们与安普埃罗先生的私交、全国工会代表索利斯·鲁伊斯在工会中的谈话，也颇为重要。在罢工一事上，他们想得到索利斯的支持，索利斯自然也会答应。
但是这次会议和它的内容，通过工会传到了一些工人领导者耳朵里。省金属业社会委员会迅速开会，决定向索利斯拍发以下电报：
“我们在马德里听到消息，安普埃罗先生，龚德拉先生与您进行了谈话，并且您答应在班达斯的冲突中支持管理层，比斯开金属业工人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您立即作出说明。”
事情败露后，索利斯急忙下令让比斯开工会的省劳工代表找出是谁发的电报，再杀鸡儆猴。当然，那群工人领导者早有防备，工会拿他们没辙。
总之，可以说在民族工团主义之下，当局总是通过政治指令，或者通过工会中的全部要害职位，试图控制并在必要时扼杀所有工人行动。
1939年7月23日，国民运动部给工会官僚下的秘密指示中，也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它在今天也具有相当的意义——其内容如下：
“……我们不要忘记，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应该让他们守纪律，叫他们乖乖听话并用新的信条教化他们，而我们决不能忽视他们的动向和潮流。因此，工会的管理干部必须要完全值得信赖，必须要忠诚。”
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民团工会内部的代表团、联络员以及社会委员会（当然它们是民选产生的）都产生了反对这种法西斯信条的压力。在我们的罢工中，这种压力对罢工的开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有时能迫使工会支持我们的事业。显然，工会的干预作用相当有限。我们能利用的，最多不过是工会为了掩饰其为政权服务的本质而顺便采取的行动。
要证明工会内部代表团、联络员等的不断抗争，他们对我们事业的捍卫与支持，看看省金属业社会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记录就够了。当然在上述支持者中，必须排除民团工会耍弄阴谋安插的长枪党份子，比如莱图里奥、德尔·巴耶、萨拉苏亚、莫兰、阿雷那萨、贝尔多梅和其他一些人（这帮货色一直弃权或者投反对票。有时候，他们还试图让我们的代表团和联络员打消工人的抵抗决心。他们的任务是破坏罢工，还有给工会政治干部通风报信）。我们从中引用几段话：
“我们谴责工会法律服务处在报纸上有关班达斯轧制公司问题所作的声明。”
“本次会议的大多数宣布，支持由巴萨乌里地区社会委员会主席向比斯开省长先生递交的要求进行和平示威的文件。”
“巴萨乌里地区社会委员会主席表示，不仅是工会上级，各方面都不允许班达斯轧制公司的工人在当地工会举行会议。”
为了给我们的代表团和联络员争取十二月和一月培训的机会，工会内的各公司代表团和联络员们进行了多次尝试，不断向工会施压，让它在经济上支持罢工者。当工会的政治干部回答说这不关他们的事，或没有资金时，他们就出示了一份文件，上面的内容是工会当时要求所有省劳工代表发动募捐，支持在直布罗陀罢工的全体西班牙工人。当时涉及的还不是劳资矛盾，而是政治罢工。
所有工会活动的要害在于，它在合法性之内是行得通的，在我们这里，它可以掩护我们的非法性，阻止当局的干预。
我们的许多工人领导者也利用了工会的便利，通过在民团工会的“官方职务”顺理成章地加入了罢工和我们的集会，否则我们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最终，这些方式也惨遭践踏了。工会不允许社会委员会举行会议。警察接到了命令，先是禁止社会委员会的成员参加我方集会，然后禁止我们所有人开会。宣布紧急状态之后，六名省委员会成员与几名地区委员会成员也上了流放名单，另有许多人遭到监禁。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为了把他们从民选的职位上赶走，他们中有很多人受了处分。这是上头的命令，借口都是随便找的。下面是其中一件处分，它的内容跟其他处分几乎一模一样。
“比斯开工会组织法律服务处
根据指导文件的规定，工会决定解除您的职务，处分当即生效。下面附上处分通知。
我们再告知您，根据全国金属业工会主席的指示，一并解除您的全国金属业工会社会委员会成员资格。
以上帝、西班牙及民族工团主义革命的名义。
1967年7月1日于毕尔巴鄂
文件秘书。签名：莱昂波尔多·巴雷达·费尔南德斯
（盖章上写着比斯开工会组织法律顾问）
处分通知
根据1948年2月2日《有关撤销工会职务实施细则》第9条的规定，鉴于：
（1）在去年3月19日的第三工会省级代表选举中，您以选举人的资格参加，而在同年同月14日受工会传唤时，您未进行投票且无故缺席。
（2）在巴萨乌里金属业社会部委员会于三月的会议上，通过了一份题为《有关新工会法》的文件，其中含有针对工会组织、工会高级干部及成员的冒犯性言论。
（3）对于阁下的两项批示：今年3月17日至4月6日，在省长先生主持下，由工会代表于4月6日签署的文件；比斯开金属业工人代表于3月17日签署的文件。
以上帝、西班牙及民族工团革命的名义。
1967年7月26日于毕尔巴鄂
文件秘书
莱昂波尔多·巴雷达·费尔南德斯”
毫无疑问，被解职就说明这些工人完成了使命。在西班牙，受到迫害是可靠和办事有效率的证明。
劳工部
有一个更直接参与镇压罢工的部门，它就是劳工部。它是内政部底下的部门，从安东尼奥·伊瓦涅斯·弗莱雷[2]担任副部长（部门的二把手）就说明了一切，他是法西斯麾下一只最凶险的猎犬，担任这一职务之前，他担任的全是警察职务，始终不离他的养父“唐·卡米洛”左右。
起初，他担任阿隆索·维佳手下的调查处长，后来在“卡米洛”被任命为国民警卫队最高长官时，他跟随养父担任了同样的处长职务。在桑坦德、比斯开和巴塞罗那担任文职的那几年里，他也表现出了残忍——回想一下1962年的罢工，那回的紧急状态和流放等等，还有萨里亚的嘉布遣事件[3]——这与他在劳工部的新职务很相称。是为该政权的逻辑，或许对于统治者来说，这人也是内政部长的最佳人选。从他上任开始，他就从社会政治部调人来填充劳工部的队伍，比如把毕尔巴鄂分局的刑讯专家拉·奥斯（La Hoz）调到了他的部门。
自从他多年前担任比斯开省长以来，就是龚德拉的私交，冲突一开始，他就给后者提供了帮助和合作。在十二月的头几天里，他通过毕尔巴鄂劳工部代表伊瓦拉·洛斯特，除掉了我们中的一些人，因为他们声称罢工是公共秩序问题。他从头至尾都建议管理层不要调解，必须毫不妥协地粉碎工人的抵抗。到了十一月下旬，公司谋划赶走我们的同志奥萨巴。正是他给就业局下的指示，拒绝给奥萨巴办新的证件，方便公司那边动手撵人。
计划是这样的。虽然奥萨巴自15岁就在西班牙定居，他还保留着古巴国籍，所以必须由公司每年重新办理外国人的专门证件。自从1963年11月他进入本公司后，他的证件就没更新过了，因为雇用外籍工人要额外交税，公司一直在办证这事上违法。当然，更新证件纯粹是例行公事，就算不去也没事。
但这次当局另有打算。一月初，管理层“毫无征兆地”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就业局得到了不配合的指示。随后管理层前往马德里，讨论何时把奥萨巴驱逐出境。跟安全部门负责人谈过话后，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给巴斯科尼亚打了一通电话，让他们通知奥萨巴他被解雇了。卡尔巴乔（再次厚颜无耻地充当了他主子的工具）负责了这件事：——“我们很抱歉。公司让您更新工作证件，但我们得到了就业局拒绝办理的通知，因此您不能继续留在本公司了。”奥萨巴回答了一句大实话：“没关系，不管我在哪儿，我都跟你们接着斗。”
虽然和罢工没有直接关系，但必须提一件事：由于福利摩多（Frimotor）一家工厂的坍塌事故造成了19名工人死亡，伊瓦涅斯·弗莱雷四月来到了比斯开。考虑到比斯开的局势，如此规模的事故可能引发严重的事端。因此，当局必须及时控制事态。
由伊瓦涅斯·弗莱雷负责这桩重要差事。报纸发表了他的讲话，大力报道了副部长先生对遇难者和伤者家属的承诺。
但是，死者无权举行集体葬礼，同事也不能参加葬礼。因为这可能引起可怕的变乱。就是这样。在这场灾难面前，伊瓦涅斯·弗莱雷破坏了规矩，让每个遇难者分别举行葬礼。只在几天后——没有任何工人能到场的情况下——当局才在教堂里组织了一场隆重的葬礼。即便如此，那个星期六的中午十二点，还有大批治安部队在附近巡逻（后来，主教在省长的压力下，禁止阿里斯教区举行弥撒）。
利用这次访问，弗莱雷调查了罢工的情况，回到马德里后报告说，需要采取新措施结束工人的抵抗。即便受到了如此多的镇压与暴行，我们的抵抗仍然没有屈服。
劳工部与“人才引进”
来自加利西亚和西班牙各地的工人讲述了他们的辛酸故事，我们已经看到，工会和劳工代表在这桩丑事中，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这都是那些工人同志的功劳，下面这份文件证明了那帮人是怎么做的。
这是一张由省劳工代表全体授权的表格，交由申请用人的企业填写并将表格交至就业局，我们之前说过，该局的上级机关是马德里的劳工部。
我们摘录的这张表是一位莱昂工人给我们的，这名工人在三月从工会手上拿到了它。上面的内容是：
“就业局负责人先生
各省移民服务。工作申请（样表由雇主填写）
一：公司信息：
（1）名称：班达斯轧制（比斯开高炉与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毕尔巴鄂C大道36号
（3）工作地点：比斯开埃切瓦里
（4）工作内容：冷轧
（5）工作地点的员工人数：700
二：岗位要求
（1）需要的员工数量：30至40名工人和职员
（2）年龄及性别：41岁以下男性
（3）专业类别：短工和职员
（4）申请时间：四月内，除非另有安排
（5）公司招员工的地点：莱昂
（6）若要面试，向谁或在哪里进行：不需要，试用期三个月
三：就业的收入-劳动条件
（1）劳动合同的期限：无期限
（2）正常的工作日之外是否会有加班：是
（3）正常的工作日与加班的总薪酬：工人每天145.60比塞塔，职员每天168比塞塔
（4）健康证明：否
（5）对于每个家庭，妻子补助300比塞塔，每名子女补助200比塞塔，以下情况将提供额外补助：
①：向公司或各省SOE寄送挂号信
②：由公司亲自到个人住址或就业中心签订合同
（6）如果您就职后在公司一直工作到7月18日，您将一次性获得5000比塞塔
四：食宿条件
（1）公司是否提供住宿：否
（2）如果公司不提供住宿，工作地点是否会提供住宿：是
（3）公司是否提供就餐，以什么标准提供：午餐，每顿大约10比塞塔
五：公司补充的条件
上述公司雇主方所填表格中的条件均为硬性规定。
本申请一式两份，将转交给公司工作地点的省劳工代表处与就业局。
如果截止期限（第一条第四项）还未招满预订人数（第二条第一项），公司将通知就业局延长参考期限。
如果在工作地点进行的公司体检中（第三条第四项），员工未通过体检，公司将把员工送回原籍地并退还各项费用。
工人从住地到工作地点的旅费，由就业局管理的国家劳动保护基金承担。
劳工代表 （难以辨认的签名）
写着‘劳工部’字样的盖章
莱昂代表
公司
原件由费尔南多·伊瓦拉·奥拉兰先生签名”
这些组织不允许我们为维持罢工而设立工会基金，不借给我们会场等等，却全力支持肮脏的勾当，用五千比塞塔的诱饵（如果干到7月18日）来骗人参加什么“工作促进会”！这就是他们可悲的工贼角色。更过分的是，他们拿所谓的“国家劳动保护基金”来当差旅费！还有一个恶劣的地方是体检。公司不想在当地让工人体检。它只想凑够人。人凑够了之后，它就把质量不佳的“货物”拿预付的邮费退回去。
内政部
跟以往一样，内政部对我们争取解放的尝试进行了致命打击。它不管我们是不是在搞政治。它关心的是，任何揭露体制弊病的活动都必须消灭。不要说这场吸引了全部反抗力量的罢工了，更何况它还推动着工人的团结与觉悟。
即使在审判结束后，当局也找不到什么直接干预的机会。当罢工的影响不断扩大时，我们采取了遵守法律程序的战术，这让他们不得不承认，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毫无疑问，当局从一开始就动用了警察机关来掌控我们的行动，监视我们的领导者。然后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小动作：支持龚德拉搞报复、向主教施加压力禁止集会、向安全总局报告等等。但实际上，要么是担心引起丑闻，要么是没意识到事情会发展到哪一步，直到二月，官方才开始直接和变本加厉地镇压。
二月的第一天，我们的代表团成员莫亚在巴萨乌里会场的门口被捕。他被带到了毕尔巴鄂警察总部，为了让他透露我们组织的消息，他在那里被殴打了五个小时，警方尤其想知道每天的传单从哪来的。
那几天里，他们还宣布将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驱逐出境。警察和龚德拉在报告上说，就是他在让罢工继续。2月3日，由于警察抓错了人，奥萨巴得以在被捕之前逃走。
得知他们要对我们的同志做的事情之后，所有人都非常激动，我们给省长写了以下这封信，并在信后附上了数百个签名：
“阁下：
以下签名者都是埃切瓦里班达斯冷轧公司的工人，我们来信是为了表示抗议，我们得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而且似乎已经证实——为了掩盖真实动机，在虚伪的理由和借口下，我们的同事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加西亚被下令驱逐出国。
我们所有人都非常了解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加西亚。我们知道，出于对工人阶级的热爱，为了正义事业，他三年来无私地同我们一起工作和生活。
我们知道他根本不是粗俗的煽动家，政府根据掌握的情报，也应该知道这一点。正是因为他的冷静，公司内部冲突最终都没有演变成暴力和混乱——尽管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做。
我们知道，公司施压让他的工作证件被没收，而那么多在西班牙工作的外国人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他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手段。
现在他要被驱逐出境，而他待在西班牙的十五年里，唯一的罪过就是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还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向一个麻木不仁的公司讨回受损害的利益——而这个公司却能随意丢掉几百万、丢掉那么多的票子，它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让国民经济陷入贫困，给许多依赖其生产的公司制造了麻烦。这就是垄断的特权。不仅如此，它还让五百多个家庭挨饿——我们的同事是被当做不受欢迎的人开除的。
为什么要向他下手，而不是让真正的罪魁祸首，让那些人——他们要对一切的冲突负责、对数百万的损失负责、对因工厂停工在两个半月以来给其他公司造成的麻烦负责、对我们的家庭经受艰难考验负责——让他们来承担责任？
作为他的同事，我们为他感到骄傲，我们和龚德拉先生一样享有公民权利，我们也知道龚德拉的意见被当局听进去了。我们工人难道没有让官方听取意见的权利吗？如果少一些龚德拉再多一些奥萨巴，就不会有班达斯轧制发生的那么多可耻的事了。
对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下手，就是对公司全体工人下手，我们认为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致信作为本省最高长官的您，请您主持公正，保证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继续享有他至今以来的所有权利。
我们将此信抄送给了安全总局局长阁下。
我们希望您主持公道，上帝祝您长命百岁。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于毕尔巴鄂。”
当月14日，安全总局下了驱逐令，宣布奥萨巴为“不受欢迎的人”，然后下了“搜寻并逮捕”的命令。
当时，除了要扑灭罢工之外，龚德拉和当局还要利用它来证明罢工的“政治性质”。为了找到奥萨巴的住址，龚德拉还向马德里施压，想找到所需的证据。由于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2月25日凌晨3点半，由一个叫塔马约的人带队，安全总局的几名探员迅速从马德里出发，前往毕尔巴鄂开展行动。在三个多小时的搜查中，七名警官在他的房间里只找出了与班达斯冲突无关的信件和出版物。和奥萨巴住在一起的安赫尔·加西亚·萨拉查被捕。在26日星期天，为了让他坦白奥萨巴的下落，问出后者在罢工中的作用，他遭到了塔马约一伙人18小时的拷问。他们还费时甚久，试图从他嘴里撬出有关印刷机等等的情报。他们空着（或许因为审讯而受伤的）手回到了马德里，因失败而蒙羞。（后来，在六月的《西班牙警察》杂志第66号上，《政府警察》版面上发布了内政部的以下指示，表彰镇压这场罢工及其周边声援活动的警方团队：
“公开表彰——毕尔巴鄂社会部地区探员长官……探员……、副探员……
〔译者：下略二十人名单〕
1967年5月9日政府第8931号命令。
公开祝贺他们。在此，同样感谢毕尔巴鄂最高警察长官先生和所有比斯开警务人员，以及所有在该地区表现杰出者——1967年5月31日政府第8948号命令”
龚德拉看到他的计划再次受挫后，又去借助了政府的力量，当然他可以说自己和它们毫不沾边，就好像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以前的所作所为，还有他和唐·卡米洛的私交一样。（要了解他们之间的紧密关系，请记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龚德拉和其他几名资本家提名了卡米洛·阿隆索·维加担任金属业中心总经理。在1962年的罢工中，巴斯科尼亚的管理层通过唐·卡米洛在毕尔巴鄂的这位好友，得到了关厂令。）
三月，马德里也下令禁止集会，对我们的镇压又进了一步。
四月——当时工人的声援运动达到了高潮——在阿雷纳尔声援我们事业的游行中，许多女性在暴力镇压中受伤。在省长对公司的全面支持曝光后，他在当地广播电台宣读了一份声明，将它发在报纸上，抨击了工人的立场并威胁我们复工，因为支持被解雇同事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它的内容如下：
“政府得知某些骚乱分子打算在今天下午举行示威，大家应当明白，这场示威是完全非法的，它未得到政府的批准并且触犯了《公共秩序法》，有关方面会将其强行解散。
大家知道，除了那些已经决定解雇的人，班达斯冷轧公司为了让这些工人复工，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因此，这些由西班牙的永恒之敌煽动的阴谋什么也捞不到，它为时已晚，这些非法行为什么都得不到，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惜他们将在示威游行中，因不听从官方的建议而受到治安部队的弹压。
我想再次诉诸工人阶级的理性，不要听从你们最坏的敌人煽动违背法律的指示。省长。”
然后，在4月21日召开的部长会议上，发表了紧急状态的声明，流放了五十人，进行了大规模监禁、审讯和搜查，我们的罢工就此结束了。
在办公室里，费尔南多·龚德拉和他在马德里的“员工”卡米洛·阿隆索·维佳进行了一场谈话：
“卡米洛！我们终于赢了！”
“费尔南多，恭喜！祝贺你的巨大成功！……”
“上帝啊，卡米洛，都是你的功劳，是我们欠你的！……”
也许这些对话——它们是完全真实的——能证明，我们所处的制度有多野蛮，以及本书说明的资本主义与弗朗哥政权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确切。
[1] 龚德拉后来到马德里撤销了这些罚款。——原注
[2] 安东尼奥·伊瓦涅斯·弗莱雷（Antonio Ibañez Freyre，1913年9月25日——2003年5月9日），西班牙陆军中将，内战期间加入叛军。二战期间志愿参加蓝色军团，参加了苏德战争。1960—1961年任桑坦德总督。1961—1963年任比斯开总督。1963—1966年任巴塞罗那总督。1976—1978年任国民警卫队总司令。1979—1980年任内政部长。2003年去世。——中译者注
[3] “萨里亚的嘉布遣”（los Capuchinos de Sarriá）是嘉布遣的一个教区。1966年，那里的修道院举办了一场学生大会，也称嘉布遣大会（Capuchinada）。当时警察将修道院包围了三天。这场会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甚至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响应。——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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