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我们的大会 传单：工人运动的两所学校
（一）我们的集会
多年以来——和所有反对这一政权的人一样——工人们一直都不能自由集会。街道、广场和郊外是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活动室”，虽然在这些场所，公共权力总是像看管犯人一样盯着我们。很多时候，他们还殴打和监禁我们。
的确，在少数情况下，我们能在教区等场所得到庇护，一些神父认为他们有义务为失去家园的人提供住所，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这也因为神父们自己就享受着特权——比如说他们的教区也是一种特权。
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描写过我们的集会。如果要谈我们的罢工，没法不提集会——它们是在奥查考加和巴萨乌里当地的教区里举行的——每一天里，它们都是斗争的中心、工人觉悟的精神源泉，大家的声音响彻会场，使之充满团结的气氛。
要描述它们可不容易。为了展示集会的全部意义，或许我们得走进记忆深处。毫无疑问，官方数月以来都在想方设法阻止我们集会。他们威胁主教和神父、派几队“灰头盔”国民警卫队和秘密警察包围工人，他们使尽了浑身解数。如果一种办法不灵，就采取另一种更强硬的手段。
与许多其它罢工一样，我们开始在街上集会。比如离埃切瓦里不远的巴萨乌里广场。12月中旬，我们在奥查考加的教区学校里集会，到了圣诞节前，我们已经能在巴萨乌里圣佩德罗的宏伟教区里举行集会了，我们在那里还抗争了几个月。
然而，政府大搞虚伪的指责：“教堂混进了外人。”“圣洁的所在不是用来干这个的。”“这些集会没有官方批准。”等等。
在巴斯科尼亚的董事会上——他们不需要警察在场和“官方批准”就能开会——龚德拉汇报说：“主教没有禁止在巴萨里教区举行集会，都怪那个……”“省长坚持要等马德里的指示。”“我要再去见卡米洛·阿隆索·维加，必须让他禁止这些集会。”……
巴萨乌里的会场能允许三百人坐着、约一千人站着开会。在刚开始的几天，那里只有六百名班达斯工人。但很快，每天都有上百名工人从比斯开各地赶来，到了后来，很多人只能等在会场外面。他们把在这里发生的事激动地告诉了同伴，这使得巴萨乌里成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中心和培养积极分子的一所真正的学校。
在工人斗争蓬勃发展的年头里，工人实际上是没法集会的。少数人只能利用自己家、公共场所和酒吧等地维持联系。而最近，在郊外等地举行的集会越来越多了，但这些集会总是孤立的。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采取最重要的、最有教育意义的行动：成立一个工人的讨论会。在其它时代里，群众的意识，也就是无产者的觉悟，就是通过这些讨论会、协会或者“人民之家”进行伟大觉醒的。这个政权无法容忍它们。
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还是坚持了几个月。日复一日，我们的领导者和许多罢工工人、众多的工人积极分子、学生和知识分子等等，我们以三十年来被禁止的语言发出了强烈的呼喊：这是我们阶级尊严的、反对剥削的斗争语言，也是所有被压迫者团结起来反对压迫的语言……
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已经对工人世界里——这是一所反抗的大学——满怀期待的同志们予以了回应。他们在讨论会上一直对我们说：“坚持下去，你们是所有人的象征。”“将罢工进行到底，你们不会后悔的！”“你们能做到如此团结，不用说，我们要向你们的罢工好好学习。”“你们不光只有自己，你们什么也不缺，但除此之外，显然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你们的激情、勇气，还有保持团结的能力，以及在疲乏和迫害下坚持斗争的能力。”
许多人说，工人只对足球和斗牛感兴趣，而这也是他们所希望的。是的，这些东西是用来麻痹我们的，为了不让我们参加工会和政治等活动，他们拿体育来填补日常生活中的空白。而在这里清楚地表现出，文娱活动并没能占据我们的生活。多少个日子里，我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倾听着工人们昂扬的话语，它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激励、又怎样使我们的斗争充满了意义啊！在多少个场合里，我们用无记名投票证明了自己的团结一致啊！不，大多数人决不是被少数人带着走的！这样做顶多可以应付几天，很明白的是，如果绝大多数人不同意继续罢工，一切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管理层对这些心知肚明。这就是为什么在需要征求所有人意见的重要关头，他们都不允许我们表决。
是的，就在太阳底下、就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以及一些警察和叛徒的眼前，我们的罢工每天都在集会。集会上发生了许多不寻常的事，在大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每一场集会都是以某些不寻常的事而留在记忆中的。在那些集会上，涌现出了多少工人的领导者、多少朋友啊！
要一一列举它们，一本书是远远不够的。在这里，让我们盘点某些对工人来说意义重大的事件。
班达斯女工的声音
在这里，需要提到我们的妻子，她们不仅对这场罢工，而且对我们的家庭生活，甚至对整个工人运动来说，都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她们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我们的斗争，占领了工厂，闯进了巴萨乌里工会会场。即便是许多天之后，局面变得错综复杂，我们得不到外面的消息，不断陷入孤立，但我们觉得还是要让她们参与进来，这与她们切身相关。在一次集会上，我们提出了一个全体认同的问题。我们决定为她们举行一次特别集会。每个人都保证自己的妻子会参加。
12月29日，巴萨乌里似乎出了什么怪事。从下午四点半开始，成群结队的妇女走上了街头。到了大约五点，两百多名妇女已经在会场门口等着了。五点半集会开始的时候，有三百多人到场了。她们坐满了长凳，男人只能站在后面。
她们到场后分发了传单，上面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班达斯轧制的同志们
今天，班达斯的大家庭都聚在了这里。
为了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男人们和女人们，我们的工人夫妇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亲密团结。
如果我们在家里保持和睦，如果大家都经历相同的希望与痛苦，那就没有人能打败我们。想想我们的父母亲跟祖父母，他们曾在更加困难的时期进行了奋勇的斗争，捍卫着资本家一直想要夺回的东西。
我们得到了全体比斯开工人的支持，我们什么也不会缺。
我们将在家庭中相互理解，我们能在家里得到支持、鼓舞和力量！
夫妻两人将共同来讨论问题和家里的需求。为了我们的团结！
全体工人家庭的团结万岁！”
然后，我们的一位同志解释了现在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都在抗争，为的是没有一个家庭流落街头，为的是让复工成为向解放跨出的一步，让它对于剥削者而言，不会是那么轻松的胜利。她们必须理解我们牺牲的意义，并且参与其中，因为我们捍卫的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权利，而我们的家庭也在其中。
我们希望她们也完全认识到自己也是班达斯的工人，与我们一样每天忍受着压迫，甚至还有屈辱，因为她们不得不去拒绝给我们和子女足够的面包、文化、自由和责任的那些人家里，去做临时工。除此之外，这也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作为奴隶的妇女，往自己真正解放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我们不能接受她们仍然囚禁在家庭之中，无力与我们分担工作和生活各方面的责任；尽管我们有时还是会这样做，但是，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她们应当与我们完全平等地分担责任。
“你们为了资产阶级妇女永葆青春，自己却过早地枯萎了。你们擦洗的盘子上，盛放着揉进我们汗水的面包。对于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来说，我们家庭的情况是很正常、很公平的。是的，你们生来就是为了擦盘子，而我们就是要流汗，就像他们生来是为了享受服务和管人一样。但我们不能这样想，我们应该为了一个没有阶级和特权的新社会而斗争，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需要的东西才能得到满足，在那里所有人都要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劳动。
从现在开始，从这场罢工开始，我们将并肩战斗。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今天到这里来，你们要发言、提出想法、提出批评等等。希望你们讲出来，你们对我们的组织、资金的分配等等，都是怎么看的……”
然后，一位女工（同时也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和斗争多年的积极分子）也向班达斯的女工们致辞。在她的话里沉淀着丰富的经历，所有人都能完全理解这些简单的话语：
“你们在场的事实，就是这些年工人历史上的创举。我们一直都习惯于被忽视，我们的生活都是由别人来决定的。在家里、街道里、市政府里，到哪儿都是这样。他们说我们唯一的职责就是为了家庭和孩子。而正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家园，我们同样有义务和我们的丈夫站在一起，在这里共同决定切身相关的事情。在上学、物价、工资和住房等问题上，我们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难道就低人一等吗？我们难道不重要吗？我们不接受资产阶级社会规定我们扮演的角色，许多时候，我们的丈夫和身边的环境也都受到了它的毒害。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多地参与罢工事务，这为的是让你们自己也参与决定。因此，你们的参与对于实现真正的团结是不可缺少的。现在轮到你们了，不要为了做作的胆怯而不作声。最重要的是真诚，还有尊重他人意见。”
没过多久，妇女们开始讲话。起初她们很羞怯，然后很自然地出现了批评的声音。我们的几位代表回答了她们的问题、建议或指出的不足。经济问题引起了一些小争执，最后都圆满解决了。几位妇女还到讲台上发了言。其中一位以坚定而平静的声音，面对在场的所有人说道：
“我认为我们要做的是克服胆怯，不要再为钱的问题吵来吵去了。你们已经听到情况是怎么样的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再抱怨了。重要的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待我们的丈夫了。”
另一位也补充道：
“现在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要抗争下去。每个人都有自己家庭的需要，不要再不公正地责怪别人了。刚开始那会儿，说实话，我们确实做得很糟。后来，我的丈夫也找到了临时工的活。我和丈夫一起在管他赚来的钱，还有一些邻居帮我们凑的钱。他在艾德萨干活，那里的人告诉我们：班达斯的事业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下一次我们会来帮助你们。”
像这样，她们在好一段时间里都在发表着自己的意见。毫无疑问，当看到她们也团结起来、听到这些鼓舞人心的话时，所有的疑虑烟消云散，她们中间也产生了觉悟和非凡的热情。
我们学到了多么重要的一课啊！起初，我们还担心集会开不开得起来。我们不知道她们是什么反应，事实上，我们当时不相信她们能这样冷静智慧地表达自己。最后我们充满了自豪，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些集会对维持我们家庭的团结和士气起了多大的作用。
这次集会的第二天，我们收到了两名班达斯女工的来信，信中要求我们在集会上朗读。来信原文如下：
“我们要接着团结下去，可别被这种事情动摇：收账的来敲门，然后我们关上门问丈夫，你们不打算上班吗？他们回答说：你们自己去做做看吧，看看厂里会怎么对待你们，然后你们也会加入我们了。我们不希望丈夫过了三个月，还要回去被当成新员工，也不想要任何人的丈夫没工作。我们三个月来一直支持他们，和我们的丈夫在一块，我们需要他们，他们也一样需要我们。
我们的丈夫前面还在干活，现在把活都给放下了。我们不是在说，也不是在想，他们不想干活只想休息，我们这些女人不这么想。如果女人把罢工想得很坏，我们的团结就要完蛋。罢工的意思，不是让我们不过日子了，是要给班达斯大家伙争取好处。然后我们还要感谢克莱门特先生，他就要离开我们了，到圣诞节还要请他给班达斯做弥撒，他还说要感化我们，教民们想了想，然后说，哦是的，特别是要感化龚德拉和所有的管理层。
我们要接着站在我们丈夫的这一边，我们的丈夫也不用看我们的臭脸，我们要好好管家，也要把想法跟他们讲，我们还要感谢忙着没停过的代表团和联络员。
我们要感谢办公室的人给的帮助，还有何塞·安东尼奥每天为我们操劳各种事情，最后我们要感谢所有的丈夫。
没有别的话了。一名班达斯女工。”
“班达斯轧制的同志们
在29日开的家庭集会上，我想表达自己的真诚意见，昨天我没这么做是因为还没经验，而且要尊重丈夫的意见。
我要感谢所有人，在你们的努力下我们建立了牢固的团结。
我的意见是要抗争到底，直到得到我们的权利。
我们都同意听从你们领导的组织。
所有的男人都在干活，女人也做临时工，所以家里不会缺面包，面包要是不够了，相信他们总有办法的。
就像昨天一位先生说的关于钱的问题，我发自内心为他的话鼓掌。
为了班达斯的需要而从其他公司收集来的钱，也是为了明天的战斗，这样一来，如果别的工厂罢工的话，我们也能去帮他们。
现在我们要咬紧牙关，再次勒紧腰带，给所有人作出样子看看。”
这些话语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一个阶级的朴实与斗争精神。在粗俗、堕落又不利于团结的环境中，我们的妇女仍旧保持着激情与希望，她们懂得与他人建立关系的全部意义。
这是一个尚未腐朽的民族的品质，它让剥削者再也睡不安稳了，因为我们会继续斗下去，不彻底胜利绝不罢休，我们的行动不仅是向前的一步，也是一声响亮的“不！”，它是一个象征、一次见证。一个民族只有接受奴役的时候，才会成为奴隶。如果它起来战斗、起来反抗，它自内心深处就已经走向自由了，总有一天会得到完全解放。相信我们就是这样，而这就是罢工的意义所在。
声援的声音：大学
另一件有特别意义的事情，是学生第一次参加了集会。毕尔巴鄂各个学校自由公会（las Cámaras Libres）的代表秘密集合，为了向我们表示支持和敬意，他们决定参加集会。
1967年1月14日前几天，也就是判决前夕，我们那里到处是人。超过一千五百人（大多数是工人）把会场和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学生们钻了进来，跟我们的代表说明了想法。好一会时间里，几位工人领导者都在发言，就像每天一样，表达看法并为工人打气。一片肃静中，他们继续着自己的发言。退休工人们的热切关注、学徒工眼中深深的敬佩之情、全体班达斯工人脸上的自豪与满足，整个庄严的印象深深地打动了这群学生。“我们也想自己集会能有这样的气氛！”——“直到现在，我们的集会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安静和秩序。”——“我们得让同学也来这里，这能学到多少啊！”……
接着一位学生走上讲台，宣读了他们在自由公会会议上写的信。当一位工人代表请他们上台演讲时，我们充满了期待。因为对这里的所有工人来说，学生和大学，这两个词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总是把它想象成一个更优越的所在。我们身处的战斗异常惨烈，但我们也对学生感到相当的同情。
这位学生真诚地开始“忏悔”（mea culpa）：
“我们属于世代将自己出卖给资本主义，背叛你们工人世界的那一部分。今天，在大学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人已经睁开了眼睛。我们不希望未来再一次背叛。我们的愿望是与你们一起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但是我们还没能给你们什么。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我们的决定最终把我们带到哪里。
我接下来宣读的这些话是在几个小时前匆匆写出来的，它在公会会议上得到了一致通过。这些话代表了我们真诚的敬佩与支持：
谨代表毕尔巴鄂大学区代表大会，代表高等工程技术学院，代表德乌斯托大学经济系、法律系、哲学系与社会学系。致班达斯工人们：
对于我们而言，今天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我们在反抗压迫的行动中走在了一起，这使我们忘记了，我们来自压迫者这一边。
过去的44天里，班达斯的564名工人在罢工，这是争取正当要求的唯一办法。它再次证明了，我们社会的紧张局势是由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引起的。这一制度不利于个人劳动的解放，造成了人对人的剥削。这一制度是由少数特权者的共同利益决定的，他们毫不留情地利用其集权的力量扼住整个社会，阻碍这个社会的前进。因此，这场罢工对于我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其集体性质，尤其是当前体制正驱使人们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坚信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是完整的。
（2）它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要比体制的任何镇压手段都要强大。
对我们来说，你们的态度与见证就是一种教导。现在，我们决定走进人民、向人民学习。虽然我们大学生将自己定义为脑力劳动者，但我们还是不了解，并且与劳动的世界现实脱节。出于自负，我们曾觉得自己更加优越，现在我们对脱离你们的世界感到自责。对于所有人来说，大学不幸从未将其财富（即知识分子）用来服务社会，而它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当权者服务，人民从来不能过问这笔财富到底用在了哪里。我们从没有与人民对话过，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批评。
而现在，你们表现出了工人的空前团结，为了民主自由，你们在斗争中勇敢面对镇压，而我们希望作为脑力劳动者与你们团结在一起。
从现在开始，我们希望和你们一样成为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团结不仅仅是在口头上，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现在全心全意地为你们服务。
1967年1月13日于毕尔巴鄂”
最后的几句话引起了激烈的掌声。大学生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来到人民中间。而在巴萨乌里的这一晚，我们能隐约看见被压迫者事业的胜利将会意味着什么。
从那一天开始，在好几个月里，每晚都有新的学生团体把募集到的钱交给我们。
我们还听说，半岛各地的学生游行也发出了这样的叫喊声：学生—埃切瓦里！学生—埃切瓦里！学生对工人话题的关注是个新现象，它影响很大且引人注目，更蕴含着未来斗争的新机遇。对此，已经无需多解释了。
怀着真诚的希望，我们相信并等待着。
工人领导者的声音
难以用短短数语来讲述我们班达斯的领导者做出的贡献。或许要再次指出，他们无数次成为了集会的中心，也成为了集会中最重要的部分。
这些人付出了不可思议的努力，他们在五个月之久的罢工中挺身而出——这考验了他们的勇气与创造力——但是他们从未束手无策。随着他们的语言一天天变得有力，他们也成为了真正的工人演讲家。
开始集会之前，我们都在小组里讨论。想发言的人会告诉我们的代表，由他们来决定发言的顺序。我们的领导者最后还要组织自己的发言，以免遗漏什么要紧的事。下面是他们的一些话：
“显然，在几个月的罢工里，我们一直在花钱，我们的家庭手头也更紧了。但我们需要意识到，罢工的价值是无法用数字衡量的。它不是为了几千块比塞塔，而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胜利。”
“我们正在揭露现行制度的一切腐败。每过一天，敌人的真实意图就会暴露一分。对我们来说则是相反，它在一切方面都表现了我们的诚实与勇气。”
“如果我们的抵抗最终被武力摧毁了，有些人将被留在工厂外面。有人说，如果出了这种事就等于败了，所有牺牲都白费了，因为这跟搞一场十天的罢工换来的东西没什么区别。我要告诉这么想的人，你们不理解工人运动，也不理解这场罢工的意义。十五天的罢工和四个月的罢工一样吗？如果我们几天就屈服了，我们还能成为历史吗？谁见过12月15日的班达斯工人？工人意识的觉醒，随之而来的声援运动、团结、勇气和组织带来的力量，对工人斗争的推动，这些都具有非凡的价值。”
这里不仅有我们班达斯代表熟悉的背影和声音，全省的众多工人领导者——能来的都来了——也同样被我们熟知和爱戴。他们几乎天天都给我们送来整个比斯开的支持。
“我们代表全省的工人来到这里，大家都希望成为这场壮观战斗中的一员。”
“你们不会因为缺少经济上的支持而被打败。为此，我们就站在你们身后。”
“深受你们信赖的领导人会一直和你们在一起。”
“你们的抗争证明了某位领导人说过的一句话：你可以欺骗所有的人民一段时间。你也可以永远地欺骗一部分的人民。但你绝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民。”
无法一一列举半岛各地工人代表予以我们的无数支持。
我们的一位领导人讲完后，他们说：
——“我向你们保证，这样的事情我们从来没见过。你们给所有的工人提供了一个无价的典范。”
——“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钱，而是加泰罗尼亚工人给你们的团结与亲密的拥抱……”
——“我们在这里和你们度过了一段历史性的时刻，回到马德里之后，肯定会把你们的斗争一五一十地讲出来。在家里、在工厂里到底该说些什么，才能表达出你们的英勇抗争、你们的团结力量呢？”
——“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现在什么也不缺了，比斯开的工人也全被带动起来加入到你们的斗争中，有必要的话，我们的家也会为了你们的孩子开放……”
——“到你们这来后，我将带着一颗充满激情、勇气和力量的心回到我的土地上。你们已经成为了工人抗争的中心，你们的斗争就是他人的榜样和萌芽。”
这些充满同志情谊的场面在不断重演。我们的一些妇女还摘下身上的东西，比如胸针和纪念章等，让这些人带回自己的土地。
——“把这个当做班达斯工人的纪念，带回去给你们的妻子。愿我们永远保持团结。”
——“回去告诉他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日子里的帮助。我们也在为所有人的孩子战斗着。我们将尽己所能抗争下去！”
还有一些人摘下了便帽，在帽子上签上许多名字，让这些代表带给他们厂里的工人。这样亲密的行为是说不完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吃了饭，到了车站才告别。
在集会上
当然，集会并不总是愉快乐观的。有些集会比较特别，它们揭示了我们遭受的困难，展示了镇压是怎样不断加剧的。
二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们去开会时，国民警卫队挡在会场门口，因为上面下了禁令。我们坚决不走，守序地等了两个小时。我们的代表决定，要做点什么来抗议这一不公平的禁令。到了巴萨乌里警备司令部，他们被告知，命令是由国民警卫队的中校下达的，由于事态紧急，他们决定立马到毕尔巴鄂的军营去找他谈谈。同中校会见时，他们提出了抗议：鉴于罢工的情况，这些集会是绝对必要的，况且它们只涉及公司内部冲突。军官表示他会把这些话传给省长，一切都要等上级的批准。此外，他还要两个人留在那里。接受了条件后，我们的代表迅速返回巴萨乌里——人们已经在街上焦急地等待了两个小时——最后在晚上9点，终于能开会了。但我们又迎来了一次打击：我们得知，我们的同志奥萨巴已经被西班牙政府驱逐出境，警方正在找他。（其实前一天晚上，也就是2月2日，警察逮捕了他的朋友，因为他们把奥萨巴和拜访他的那位朋友搞混了。由于这一错误，我们才提前知晓了政府的盘算。）
在两名秘密警察和两名国民警卫队的陪同下，主席宣读了奥萨巴同志的信，信里说他被迫消失，对我们道别并鼓励大家继续斗争。
以下是其中的几段：
“班达斯的同志们：
在这些光荣的时刻里，和你们分离对我来说实在是难事。但我们没有在思想上分离，因为我整天都在念想着大家……
……一想到有叛徒胆敢打破团结，我就开始气得发抖。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那些叛徒将会有应得的下场。在我们写给公司的信里说得很清楚。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允许差别对待，也绝不会分开……
就算重复到你们都厌倦了，我还是要讲下去。我们的团结是不可战胜的。必须视它为最重要的东西。不要让任何人打破它。收手吧，你们是没法愚弄我们的，你们不能破坏我们作出的榜样。如果罢工在饥饿中结束，或者你们用武力逼迫我们复工，那也是一个光荣的结局。但如果是由于几个班达斯工人的背叛，那就不一样了。
我还有些话要告诉那些不介意自己的同事会不会留在街上，那些毫不理解工人运动，也没有工人觉悟的人：好好想清楚你们要做什么。你们的人生会被你们打算犯下的罪行毁灭。
而你们，工人阶级的骄傲，班达斯的雄狮，你们在工人斗争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英雄壮举。在你们面前，管理层再也不能趾高气昂了，因为他们知道，你们是不会出卖自己的，只能用武力让你们屈服，让我给你们一个兄弟般的拥抱，将我的一切托付给你们。你们给了我工人的精神。和你们在一起的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从你们的榜样中，从你们每天的境遇中，我懂得了要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为结束奴役的斗争。
我们很快会再见的。只有经历苦难，我们享受胜利时才会更加愉悦。
我只求你们一件事：别让龚德拉赢了，不能让他再胡作非为。无论如何，你们要抗争。只要有工人阶级的支持，只要我们还有钱就没有理由低头。即使我们不能并肩作战，也请你们继续下去，不要放弃。要知道我们的罢工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拼命扑灭它。
现在我也要向你们的妻子道别，这些出色的女工提供了很多帮助，也代我向你们的孩子问好，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正是为了争取他们的自由，让他们能享受生活的美好，而不用像我们这样，活在这个野蛮的社会。
我还要给这些天里所有给予帮助的人一个拥抱，有如此多的人从班达斯外面来到这里，与我们并肩战斗，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们。
带着愤怒和勇气反击我们的剥削者吧，别被他们打败了，要用我们的苦难和团结来建立一个充满爱、正义与真理的世界。”
那是一个艰难的夜晚。经过了痛苦与愤怒的锤炼，我们的意志像钢铁一样坚不可摧，就算拿枪口对准我们，也不能叫我们退后半步。
过了几天后，国民警卫队撤走了。而秘密警察又围住我们。命令是从马德里下达的。阴险的卡米洛直接接手了这件事，他可是不择手段的。
在金属业社会委员会（la Junta Social del Metal）大多数的激烈抗议下，才让我们使用巴萨乌里工会在建的新大厅。工会这么做是觉得，我们迟早要投降的。
这个房间，他们只许我们用三天。最后一次集会上——尽管这是我们的集会，但它是由工会的政治干部，野心勃勃的巴萨乌里地区新任代表卡里克斯托·罗曼（Calixto Román）主持的——我们又对当前的问题进行了表决，再一次地表现出抵抗到底的一致决心。工会在丢尽脸面之后，就把我们赶走了。
然后，我们开始在桑土楚（Santuchu）的卡门教派（las Carmelitas）修道院和教区等地进行“朝圣”。警察找上了我们——就我们的人数和规模来说，这并不难——还一路护送我们到最后：秘密警察、武装警察的大巴和吉普车……就是说，拿枪逼着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一堆人在找到新地方之前，只好接连几天在公共广场上开会。尽管困难重重，我们的士气没有低落。领导者继续带领我们的行动和集会。他们的声音每天都在激励着、鼓舞着我们。
宣布紧急状态之后，局面开始变得无望了。在五月的头几天，警察包围了我们集会的奥查考加教区。尽管带队的中尉向神父保证，只要我们离开就万事大吉，但还是收走了我们的身份证，抓走了没带证件的人。
五月的第二周，也就是我们抵抗的最后一周，就连在公共场所聚会都不行了。这就是我们受到的迫害。为了召开最后一次集会，我们的代表试着得到工会的批准。工会的代表和省长进行了协商，在跟公司方面谈过之后（！）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自负的龚德拉，他想让我们在最后一刻拼命挣扎，就像是为他蒙受的耻辱进行报复。
我们的代表团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工会向报纸发出一份声明——经过了审查和修改——在尊重每个人自由的情况下，劝说大家回去工作。
对我们来说，这几个钟头是戏剧性的。每个人都不甘心投降。我们受了那么多的打击、那么多的不公，大家都觉得必须继续下去。我们尤其不想把领导者留在外面。
在公司的围墙边上——就在整整三年前，第一次进行罢工的小空地上——我们在那里最后一次开会。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做了决定。战斗结束了。但是这场战役仍在继续，因为剥削者和特权者还骑在我们的头上。
我们没法一一列举这五个半月里，集会上发生的一切。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了它们的意义。即使不能举出所有人的名字，也没关系。班达斯的工人们，比斯开的领导者们，以及半岛各地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等等，他们都是这场壮观声援运动的见证者，他们将告诉人们，我们既没有沉睡，也未曾被蒙蔽。等着我们的不是坟墓的沉默，而不过是监狱。有时从栏杆之间，有一声呼喊穿过铁窗与高墙传了出去，引起了回响。我们相信，这是来自班达斯和所有与我们一同斗争的人们的呼喊。
（二）传单
法西斯资本主义下的集会权，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它的知情权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半岛上发行的报纸，不过是为体制服务的工具，唯一的区别在于，一些报纸纯粹是法西斯主义的，而另一些则倾向于资本主义。在通讯与旅游部长弗拉加·伊里瓦尔内[1]——他的任务是逐步消除对政权温和批评的出版物——的打击下，少数杂志也只能勉强发行。近年来，尽管很守规矩，它们大多数还是被消灭了。
对媒体的控制，是资本主义最常用的手段。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也在思想上奴役着我们。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电台、电视和报纸掌握在他们手里。很显然，他们愿意让给我们工会自由，甚至政党自由，因为只要我们没有夺取经济权力，他们将继续控制大部分的国家机关和新闻媒体——也就是让人们的脑袋空空如也，只打算消费他们的产品，并对其社会政治宣传束手无策的最有效工具。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国家，就是这样，虽然看上去有着自由，其实少数人控制了越来越集中的巨额资本，他们领导着国家的生活，用报纸来产生决定性影响。例如，在联邦德国，一个老板就控制了几乎80%的大型报纸和杂志。这些报纸和杂志里充斥着所谓“逃避现实”的话题：“性问题”、色情图片、连载小说、犯罪故事、体育……都是为了让人忘记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接受“既定秩序”（在半岛上也有类似的《故事》〔El Caso〕和《嘿！》〔¡Hola!〕等等知名的杂志）。
这些“新资本主义”国家与西班牙之间，唯一的真正区别在于，后者通过法西斯集权的方式来控制和影响，不需要任何伪装。比方说在比斯开，三家报纸中的两家——《北方报》和《西班牙邮报》——是由大资本直接控制的，而第三家《铁报》又是法西斯主义的官方喉舌。
不难理解，对于班达斯的这场罢工，它们有什么态度——关于这一点，书里的好几章都讲过——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结论。
工人们被完全剥夺了在自己的报纸上表达思想和提出问题的权利。过去的三十年中，只有通过（难以传播的）地下出版物，我们才能保持并充实自己的思想。
以上论述有助于理解，对于班达斯的罢工者以及其他工厂的同志来说，这些传单价值几何，虽然它们经常出现在本书中，我们还是要简单地讲讲它的故事。这是没法绕开的，因为它自始至终伴随了整场罢工。
罢工开始后的短短几个小时里，它就到了我们手上。在这些艰难时刻，难以解释它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只有过去三十年里经历过罢工的工人，才能完全体会到这一点。最初几个小时的气氛非常紧张。一切都是悄悄组织起来的。我们关于以前罢工的记忆只有痛苦和迫害。大家充满了焦虑。没人知道罢工成败如何。管理层不断威胁我们，企图破坏工人团结。大家很难及时得知情况，一旦有人尝试联系其他部门或车间的同事，立马会被公司当成可疑分子。
在罢工开始时，这些都或多或少发生了：激动、威胁、担心、警惕和困难。每个人都留在岗位上。在习惯听到轧制设备、起重机操作和十二吨钢管不断滚动之声的大型厂房里，这样的安静实在是一种折磨。我们只能紧张地听着主管们的脚步声，他们走过来多半是为了瓦解抵抗。突然，所有人都没料到的情况下，这些传单到了我们手上。它们悄无声息地在人们手中传递着。很容易从短短的几行字中，感受到我们信任的领导者的精神。集体的意志得到了表达，行动的团结也有了保证。从那一刻起，我们已经不担心什么流言和骗局了。
正如本书开头提到的那样，传单的出现让我们能在占领工厂的头几天，与我们的妇女取得联系，让她们送吃的，再到巴萨乌里工会去。在每个街区里，她们把传单发给其他人的家庭。我们在传单上解释了，这场抗争也是为了她们，为了我们孩子的未来，这让她们非常感动，也解释了后面发生的一切。
传单的价值还不止这些。后来，在我们被赶出厂的几天里——那些天我们在巴萨乌里广场上开会——它传达了领导者的话，并表达了所有人的意见。它的到来与分发让所有人亲密无间。在小组讨论中，我们讨论了当天的新闻与口号，听取了每一个人的意见和批评。最后，我们回到家里，把得到的消息告诉家人，很多时候，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在研究罢工并想办法解决每天传单上提出的问题。
当我们在奥查考加和巴萨乌里举行集会后，传单和集会变得更加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了。前者收集当天的决议、领导者们的行动、有关罢工进展的新闻，最后提出新的问题以待下次集会上解决。
但是传单不仅是为了罢工者准备的。那些日子里，全省许多公司的代表也赶来集会：——“喂！我的两百份在哪儿？”“可以的话，明早给我们公司留一百份……”“方便起见，你们要不每天专门给我们厂印个五百份。”许多时候会吵起来，因为大家都想要，传单却没那么多。
我们可以说，在这163天里，比斯开有了第一份工人日报，这也是过去三十年来，整个半岛上第一份工人的报纸，比起少数统治者的喉舌，它肯定诚恳和真实得多。
除了每天出版之外，大约每个月会特制一份三到四页的精彩报道，讲述罢工的基本态势。这些报道主要供给比斯开以外地区的工人阶级，因为他们的代表坚持想了解我们的进展。
传单的制作
从一开始，我们当中有人专门负责写作。另一些人准备材料，再打印个两三千份。最后，还有些人负责分发。警察——就算他们急了眼，还一再迫害工人——没能阻挠它的编辑，或阻止它的分发。每一场集会开始前，传单都会神奇地出现。罢工的五个半月里，几位同志每天冒着被“当场”逮捕的危险送来传单。好几次他们差点栽了，但都有勇有谋地逃出了罗网。
负责传单的同志还完善了自己的组织，在无法开会的日子里，他们居然把传单邮寄到我们手上！为此，他们记下了我们的住址，用睡觉的时间来准备材料，写地址，贴邮票。
在三月和四月里，传单得到了加倍的“关照”。有关部门对我们每个人的房子、教会和活动场所等都进行了大量的登记。他们一直在搜查，还没收了16台印刷机。警察未经许可就闯进了阿里斯教区的小教堂，但是扑了个空。同时，警方还无数次审讯了我们的领导者，结果总是一样。有关部门干啥都不顶用。在后来的采访中，最高警察长官承认了他们的完全失败——他把这归咎于给我们提供场所和印刷机的神父——并感叹道：“不管怎么样，这些传单让我们摸不着头脑，在教堂里我们见到的是老朋友桑丘！[2]”
当然，他们到最后也还是摸不着头脑。复工当天发布了最后一期传单，它对我们斗争的全部意义做了激动人心的总结，并纪念了那些被解雇、关进监狱，还有流放的同志们。
毫无疑问，传单是使我们不断觉悟的富有创造性的工具之一。它每一天都会给这场斗争指明目标，并体现了罢工的真正民主性质。它们是罢工的鲜活历史，它们反映了我们的团结与斗志的价值，反映了工人的声援活动，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恶行——它每天都会用新的压迫手段，为我们的传单提供素材。
我们可以断言，在这几个月的短暂而深刻的经历中，传单和集会就是工人运动的两所真正学校。
[1] 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Manuel Fraga Iribarne，1922年11月23日——2012年1月15日），西班牙外交家、法学家。1951—1953年任西班牙文化研究所秘书长。1953—1956年任教育部教育委员会主席。1962—1969年任通讯与旅游部长，在任期间大肆迫害反弗朗哥左翼战士。1966年参与制定《新闻法》。1967年参与制定《宗教自由法》。1975—1976年任内政部长。1976年发起成立民主改革党，1977年改组为“人民联盟”1989—1990年任人民党主席。2012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2] 此处引用了《堂吉诃德》，比喻扑了个空。——中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