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十三章 大萧条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1929—1939年）
世界革命的失败，以及俄国革命的孤立与衰退，带来了一个相对稳固的短暂时期。资本主义体系恢复了，世界的统治者早早入睡，而被1917-1923年革命性的群众运动所感动的数百万人，再次陷入日常生活的冷漠之中。但这个休息时间是短暂的。
20世纪中期到晚期的经济繁荣建立在金融投机的流沙上。1929年，当繁荣走向破裂时，这个体系被扔进了一个新的和无法克服的危机之中，比先前经历的任何危机都要严重。在即将被称为“大萧条”的时期，社会环境是如此令人绝望，以至于数百万普通人再次被卷入了决定欧洲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规模斗争之中。
这些斗争转化成两种力量——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尖锐对抗。法西斯主义出现并在欧洲大陆占据支配地位。其结果是另一场世界大战，相比一战更加漫长、血腥和野蛮。
喧嚣的二十年代
在美国，战后的斗争和激进主义浪潮是短命的。从1920年起，经济开始繁荣，一种新的个人主义文化崭露头角。到1928年，经济总量比1914年翻了一番。经济学家们声称，资本主义的“童年疾病”已经是过去的事情，而且“世界经济形势，似乎来到了一次伟大前进运动的起点”。
美国市场上充斥着从前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享受的消费品。普通家庭也有了电力供应。中产阶级家庭购置了电话、收音机、留声机、真空吸尘器和电冰箱。每周都有数百万人涌向电影院。小轿车不再是奢侈品，而成为一种大众市场商品。“美国梦”似乎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人人都应当富有。”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J·拉斯科布如是说。许多普通美国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
欧洲加入“喧嚣的二十年代”要慢一些。一战的经济冲击，社会的错位，革命的大高潮，在欧洲都比在美国强烈得多。但在1923年之后，欧洲同样加入了这个“爵士年代”。
在20世纪20年代，道威斯计划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美国贷款，帮助德国资本主义实现了复苏，让魏玛共和国得以稳定。英国着手进行一场新的工业革命，轿车、飞机一类的高技术工业，以及耐用消费品在密德兰和东南部得到了发展，围绕旧城中心建立起了新的郊区。
同美国一样，资本主义的重建刺激了对永久繁荣与和睦的乐观预言。“我们的经济是健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哈曼·穆勒在1928年声称，“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健康的，而你们将会看到，共产党和纳粹党都会被传统党派吸收。”德国一流的经济学家们表示认同：“欧洲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互相对立的倾向已经趋于平衡，增长缓慢，而且最终会消失。”
但是，资本主义的矛盾并没有根除。同样明显的——虽然评论得很少——是经济复苏的明显限制。国家军备支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一直支撑着世界经济。正是战前的军备竞赛，结束了1873-1896年的长期萧条。即使在19世纪末期，传出的信号是，这个世界体系对武器有着致命的沉溺。在1918年之后，武器上的花费已经削减到了战时水平的一小部分。结果是大批工人失业。因此，这个体系证明了自身无法进行民用生产的有序恢复。其市场也被证明，无法进行“自我调节”。
在整个20年代，增长依旧不均衡并且温和。对每一次胜利来说，都会伴随失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英国的失业人数从来没有少千100万。1926年，维修区的工资削减，激起了一场持续6个月的矿工罢工及另一次为期9天的总罢工。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战争赔偿将德国经济带入困境，而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彻底蒸发了存款的价值。
法国经济由德国赔款支撑，美国经济则由战争贷款的偿还和一种“容易之钱”（方便的贷款，不过利率低）维待。正是它们使美国经济能够繁荣十年。但一些资本家能够“喧闹”，仅仅是因为另一些人在“号叫”。事实上，“美国梦”是一场幻觉。
资本主义的一个中心矛盾，是其在工作场所实行低工资，在市场上却要求高花销。从长期来看，你不可能同时拥有两者。当工资出于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的考虑被压缩时，工人就消费不起自己所创造的产品。但如果工资增长而利润被缩减，资本家就没有了投资的动力。对利润的追寻为这个体系提供动力。
在美国喧闹的20年代中，农场收入下跌，工资也没有上涨。对“实体经济”的需求因此是不旺盛的。结果，工业投资过于迟钝，无法吸收这个体系流出的剩余资本。因此，它就流入了投机市场。特别地，它在华尔街股票交易市场供养了一种自给自足的投机泡沫。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空虚。其主角们——美国资产阶级中极其富裕的成员——生活得毫无价值，他们是社会功能缺失的真实写照。这种空虚的思维以及无休无止的自我放纵，反映了金融寄生病的泡沫经济。
金融泡沫和资本主义一样古老。在17世纪早期的荷兰，就有过一起投机于郁金香的泡沫（郁金香狂热）。而在18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则有一次对殖民地投资的投机泡沫（南海泡沫）。1873年到1896年的长期萧条，以投机性高涨导致了一次金融崩溃开始。
泡沫运行的方式是简单的。如果对一种纸质资产的需求足够高，它的价格就会提高。如果一种资产的价格处在上升中，更多的投资者将希望购买它，希望当自已出售它时，可以从进一步的价格上涨中获利。如果有足够的剩余资本，并且纸质资产的价格因为高需求而持续攀升，一种分离就成为可能：资产价值继续增加，仅仅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希望买到它们——无论他们的出价与其所代表的商品或服务的真实价值之间的关系如何。
纸面资产事实上是一种为了得到所有权的货币贷款。它们可以采取的形式有公司股票、政府债券、保险单、货币储备、抵押贷款、商品预购，以及其他。在这方面，“金融服务产业”是非常独出心裁的。资本的“正常”回报是实体经济中利润的一个分成。当虚拟资产价格和真实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时，“投机”收益就增加了。在一种疯狂的快速致富的买卖交易中，价格上扬就变得自给自足并达到顶峰。
在20世纪20年代，全球债务增加了大约50%。这是虚拟资本创造力的一个量度。控股公司和投资信托公司这样全新的类别出现了。这些公司什么都不生产。它们仅仅是交易其他公司的股票。他们往往投资于其他控股公司和投资信托公司。有时，虚拟资本的投资层次可以达到五层，甚至十层。
古德曼·萨克斯贸易公司是一个典型案例。它于1928年12月4日组建，最初发行了面值1亿美金的股票，90％直接向公众出售。它用这些资金投资于其他公司的股票。在1929年2月，古德曼·萨克斯与另一家投资信托公司合并。这时资产价值达到了2.35亿美金。7月，这家合资企业创建了谢南多厄公司，当时它提供出售的股票面值1.02亿，这次发行获得了7倍的超认购。没有人想错过这个不劳而获的奇迹。这家公司充分履行责任并发行了更多股票。
随着狂热攀升，外国贷款、工业投资和基础工程的资金都被吸出。任何生意也不如在华尔街投机有利可图。宽松的货币和疲软的经济，导致了虚拟资本价格与实际商品价值之间巨大的不平衡。
泡沫是一个陷阱。一些观察家试图发出警告。“一场毁灭迟早会来到，”1929年9月5日，罗格·巴布森在全美商业年会上断言，“而且它将是灾难性的。”但在大会上，末日预言不受欢迎。许多非常富有的人已经下了大笔赌注，为的是让自己赚得更多。他们全力支持柯立芝总统[1]。在上年12月的国情咨文：“美国没有一届国会召开时，能遇到比目前这一刻出现的前景更令人愉快……这是宁静和满足……以及繁荣年份的最佳纪录。”
片刻之后，当股票市场出现紧张时，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很快提供了再保证：“没有理由担忧。繁荣的高潮将会继续。”《华尔街日报》同样热衷于消除投资者的顾虑：“昨天主要股票实体的价格变动依旧展示了一个向上扬的主要特征，只是暂时因技术调整而停止。”
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票市场崩盘。金融崩溃将世界经济推入大萧条之中，并且引发了最终通向斯大林格勒、奥斯维辛和广岛的一系列事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已经开始呈现。
饥饿的三十年代
在“黑色的星期二”，华尔街股票交易几乎下跌了三分之一。数以千计的金融资本家被洗劫一空。数百万普通人失去了他们的存款。这场崩溃一旦开始，像之前的泡沫一样，是自给自足的。正如上升的物价巳经将投机资本吸入了漩涡，现在暴跌的物价造成了一场蜂拥式抛售，为的是“清算”资本，以便在价格继续下跌之前从市场撤退。而且，当投资者发现他们自己陷得过深，借债去偿还其他债务时，刺激了反向的恐慌性抛售狂热和价格下跌。整个债务综合体突然解散。
谢南多厄公司股票最高值曾经达到每股36美金，它最终下跌了50%。古德曼·萨克斯贸易公司股票曾经达到222.50美金，两年之后，你花一两个美金就能买到它。
这场崩溃并非没有来源。自从1927年以来，农业就一直处于萧条之中，在1929年春夏，因为过度扩张和消费不足，工业被一次经典的周期性衰退折磨。农业和工业危机触发了金融崩溃，但这个崩溃接着回馈到实体经济，使信用塌陷，使贷款和投资中断，并使需求收缩。
资本的集中和积聚，放大了危机的规模。当一个小企业或者中型公司倒闭时，其总体的冲击是有限的；许多其他企业依旧开张营业。当一家主要银行或者工业公司破产时，它将会使其他许多家公司随着它一起关门，为更广阔的经济领域带来一波通缩风潮。这就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在1933年，9000家美国银行倒闭，工业生产几乎下降了一半，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这里看不到一丝复苏的迹象。美国经济似乎要变成一潭死水。
同一个世界体系，意味着同一次世界危机。华尔街股市灾难引发了一场全球性衰退。世界贸易额下降到1929年数据的三分之一。全球失业人口从1000万猛增到1932年的4000万。在这一年，德国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英国则是五分之一。
使大萧条如此具有灾难性的，是世界领袖追求的政策。大幅度削减不是危机的立即反应。但在1931年，当全球经济暴跌时，政治家们恐慌不已。美国总统胡佛痴迷于“健全货币”及一个“平衡预算”，他公然抨击大规模扩张的方案，并很快向他的接班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传授我们今天称之为“削减赤字”的美德。他的财政部长的补救措施是“偿付劳工，偿付股票，偿付农民”。
而且，在面对群体抵制时，强硬右派政权迅速削减方案，而民主很快受到攻击。保守的德国总理海德里·布吕宁应对危机的办法是削减工资、削减公务员薪水、降低物价，以及提高税收。他这么做时，四分之一的德国工人正失业。其作用是将失业率推高到了三分之一。
布吕宁并没有执政多久。经济危机的深化和德国社会的极化使政治系统瘫痪。布吕宁辞职后，总统兴登堡很快任命了一连串的总理：冯·巴本，冯·施莱歇，然后是阿道夫·希特勒。没有一个能控制议会多数。德国的总理们被紧急状态控制。从1930年往后，民主在德国停止运行。1933年1月之后，它的真实可能性被纳粹独裁毁掉，后者被兴登堡授予权力，代表德国的传统执政者来发挥作用。
在英国，一个1929年当选的少数派工党政府，发现自己陷入了金融资本的包围之中。当失业率持续上升时，失业救济金却因为要满足“保证财政平衡的至关重要的需要”而削减。一个内阁大臣后来回忆道：
一直让我无法忘记的……是20个男人和1个女人，代表这个国家的政府，在黑色星期天的夜晚，站在唐宁街花园，等候一封从美国发来的电报。其内容是：英镑是否能够得救，现在的情形——失业率下降10个百分点——能不能坚持住。
这个情形坚持住了。银行家们希望，失业者的贫困能作为工党政府完全屈服的标志。他们同样希望全体一致：内阁所有成员投票通过它。否则这届政府就要辞职。“因此，这是金融家们——英国的和美国的，来决定英国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政策调整，”费边主义者领袖比阿特丽斯·韦伯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资产阶级的独裁政权猛烈地报复！”
内阁解体了。政府辞职。前工党首相拉姆塞·麦克唐纳，成为一个反动的、削减赤字的“民族”政府的首脑。
各国政府同样使本国货币贬值以使出口更加便宜，同时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使其更昂贵。但保护主义是个竞争过程。当竞争中的国家都这么做时，其效果是一场加速的“向下竞争”，下跌的物价和收缩的市场，导致了国内贸易灾难性的崩溃。
紧接着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产生的通货紧缩和保护主义，摧毁了复苏的任何可能性。它们将世界带入了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的十年。它们担保了自由派经济学家和国家政策评论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的“一个就业不足的平衡”——永久的大规模失业。
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学是精神病院经济学。任何经济体系的目的，都应该是为人们生活之充实和幸福之需要而生产，但这些不是资本主义的目的。
资本主义是一个由利润和少数人致富所驱动的竞争性资本积累。追求利润的动机——尽可能地多，尽可能地快——已经创造了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泡沫。现在，在崩溃时期，支撑利润，就意味着降低工资、削减服务、限制贸易，从而使世界陷入永久衰退之中。
上亿人的生活被痛苦折磨。农夫被市场消失和物价崩溃击倒。工人失去工作，靠流动厨房的救济品生存。那些依旧工作的人，生活在被开除的恐惧之中，而老板们发动了对工资、工作环境和劳动量的攻势。
在整个欧洲，对采取紧缩政策的主流政党的支持崩溃了，政治变成了工人阶级的激进运动与中产阶级的法西斯运动之间的两极分化。20世纪30年代，在柏林、维也纳、巴黎、巴塞罗那和伦敦街头，希望与绝望、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为了欧洲的心脏和灵魂反复地冲突。
1933年：纳粹夺权
1933年1月31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领袖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一个月之后，共产党被禁止，其报纸被关闭，一万名党员被关入集中营。很快，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领袖们也被送进集中营。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纳粹党就毁灭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劳工运动组织。
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是民主运动的基础。没有大规模的工人阶级组织，资本和国家的统治就不受挑战。因此，到了1933年底，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政党都被消灭。德国成为了一个极权主义的警察国家。
纳粹主义的最终代价将是极其巨大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700万德国人死于战事，1400万人无家可归。在1944和1945年，当苏联军队推进到德国东部，寻求野蛮复仇时，上百万男人被枪杀，上百万妇女遭到强奸。在全世界，由纳粹发动的战争夺去6000万生命。在1939到1945年间，10世纪的人种神话与20世纪的技术相融合，制造人类历史上这场最大的灾难。是什么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大萧条对德国的打击，超过了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美国银行家要求偿还在20世纪20年代推动了德国经济发展的道威斯计划贷款。德国银行家们则要求大幅度削减偿还额以平衡账面。德国政府感到了压力，削减工作机会，降低工资和利润。经济急剧下滑，三分之一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农场和小企业纷纷倒闭。管理者、专家们和行政人员发现，自己也与矿工和钢铁工人站在一起：大家都失去了工作。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撕碎了社会组织机构，让政治出现了单极化。当人们的愤怒直接针对银行家、政客和资本主义体系时，他们转而向左，转向了阶级斗争和革命式变革。当相互反目成仇时，他们转而向右，转向仇恨政治。大萧条在有革命抱负的社会主义政党与对反革命历史绝望的法西斯政党之间，制造了尖锐的敌对。
“法西斯主义”这个词是意大利语，也是始作俑于战后意大利的一种新型政治运动。本尼托·墨索里尼——一个不安分的政治冒险家，因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与社会主义政党决裂——在1919和1920年，即意大利“红色的两年”里，开始招募一股右翼民族主义支持者。
从本质上来说，法西斯主义是一个退伍老兵、专业人员、学生、小地主和小业主的中产阶级运动。法西斯黑衫军的准军事小队，针对“占领工厂行动”、哨兵线、工会办公地点、社会主义印刷机构以及个别工运分子实施攻击。但是，当工人运动采取攻势之时，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仅仅当1920年夏天的占领工厂运动失败之后，法西斯主义支持者才成为一支主要力最。活跃小队的数量，从1920年的190个，增加到1921年11月的2300个。
对于缺少社会主义传统熏陶的众多失业者和贫民区中的年轻劳工阶层来说，左翼的失败，使得法西斯主义很有吸引力。这也同样使法西斯主义似乎对他们的核心中产阶级支待者更加可信。但左翼依旧是个威胁，这也确保了墨索里尼得到了实业家和自由派政治家的支持。从此以后，法西斯行动队得到了主要资本家的资助，并被警方授予自行处理事情的权力。法西斯暴徒们被意大利统治阶级发动了。
到了1922年，墨索里尼已经足够强大，能够在政府中要求一个职位。一场法西斯的“向罗马进军”无人阻挡，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从此黑衫军和警察一起工作，去破坏工人阶级运动并建立一个极权国家。
墨索里尼平息混乱建立秩序，在欧洲统治阶级圈子中得到了广泛钦佩，被视为“强人”。意大利黑衫军为他人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政治模型。在那些企图同样做的人中，有一个正是希特勒，一个失败的艺术家，住在小客栈的退学者，一战老兵，以及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但纳粹党早期的啤酒馆暴动（一次有预谋的右翼政变，1923年11月发生在慕尼黑）被警方粉碎。
希特勒的政党在以后6年里一直处于苦闷之中。但其投票支持从1928年80万（3%）火箭般增加到1930年的600万（18%）和1932年7月的几乎1400万（37%）。其准军事组织，褐衫军冲锋队（SA），从1930年底的10万人增加到1932的中期的40万人，增加了3倍。
纳粹三管齐下去争夺政权。面对社会危机，群众大会和游行创造了一种力量和决定的表现形式。褐衫军在街头开展一场不间断的斗争，去摧毁工人阶级的组织。同时希特勒游说商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争取资金、支持，并分享一份权力。
像意大利法西斯一样，纳粹的核心支持者是中产阶级。在一个四分五裂并粉碎了他们希望的世界上，希特勒表达了社会中有抱负之人的愤怒。小业主、低级行政人员、小城镇专业人员对引发危机的资本家和政治家，与代表工人的工会和左派政党，怀有同样程度的憎恨。他们的缺少力量让自己愤怒。
“国际犹太人共谋”这个概念，将莫斯科与华尔街，共产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工人与富人通通联系起来，是纳粹非理性世界观的最高表达。它成为那些被托洛茨基描述成“人间尘埃”者——将那些构成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若非如此就会被原子化的个人团结在一起的黏合剂——的丑恶意识形态。纳粹也顺手牵羊地利用了日耳曼的民族原因。《凡尔赛和约》已经夺去了德国的大块领土，限制其武装力量的规模，并强加了大量的赔偿支付。魏玛政治家们未能挑战这种剥夺国家力量的体系。希特勒承诺采取行动。
到了1932年底，德国统治阶级决心利用纳粹，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危机。希特勒将撕毁凡尔赛和约，终止给德国造成严重后果的赔偿支付，并在欧洲重建德国的势力。而褐衫军则将在国内消灭左派。
纳粹将终结动荡并使国家团结。他们将让世界对德国资本没有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一位鲁尔区实业家弗里茨·蒂森，会成为“一名热心的纳粹支持者”，为什么总理冯·巴本会说“如果希特勒运动解体或者被镇压，将是一场灾难”。以及为什么1933年1月，在纳粹的支持即将衰退之时，兴登堡总统，一位一战时的野战军元帅，会邀请希特勒，一名一战时的下士来组阁。
法西斯的胜利并非不可避免。1932年7月，社民党（SPD）和共产党（KDP）的总选票略微超过1300万（36%），几乎与纳粹相当（37%）。社民党和共产党都有自己的武装自卫力量。行进到工人阶级聚居区的纳粹，经常被攻击和冲散。至迟到1933年1月30日的下午和晚上，反对希特勒的大规模示威依旧在整个德国同时暴发。数百万工人理解这种危险，并准备为之而战。
但同时面对萧条和纳粹，社民党领袖屈服了。他们支持“容忍”严厉紧缩并“合理”应对褐衫军的暴力。希特勒一掌权，社民党主要报纸声明说，这个党“坚定地以宪法和合法性为基础”。
对共产党领袖们的控告同样严肃。他们本应当呼吁社民党工人，来形成一个反对法西斯暴力与接管的统一战线。相反，他们的策略是一种褊狭的愚蠢及自愿接受的孤立。他们驳斥法西斯威胁说，谴责社会民主党人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并拒绝与之联合，理由是后者对工人阶级造成的威胁比希特勒更大。
为什么共产党领导人要遵循这个路线？当然，社民党曾经造成了1918到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从此之后，德国共产党倾向于“极端左倾”，对改良主义领袖极端敌视，并不愿意和他们形成一个统一阵线去追求共同目标。德共的宗派主义本能，被来自莫斯科的路线强化了。
共产国际，以莫斯科为基地的共产主义者国际组织，现在处于斯大林以及苏联的控制之下，极左的宗派主义已经成为苏联的一种官方政策，以掩盖俄国境内进行中的激烈变化。
1923年，年轻的德国共产党已经错过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1933年，同样的共产党——现在长大了，但并没有更聪明，并且被斯大林主义扭曲——未能防止一场法西斯政变。革命领导能力的历史重要性，从来没有这样清晰。
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
首先，华尔街崩盘将世界推入大萧条并使4000万人失业。接着，纳粹这个现代最野蛮的政治力量，在德国攫取了政权。难怪数百万绝望的激进分子要寻找一个可替代的选择。他们相信斯大林所宣称的（苏联是）反对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旗手，也就不足为奇。大规模失业及法西斯的威胁，使他们失去了判断力。他们为什么要相信西方报道中苏联的残暴和不公？资本主义的出版物诋毁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乡，不正是不可避免的吗？
毕竟，当世界其他地方深陷萧条的泥沼之时，苏联经济正处于繁荣。斯大林五年计划的成功，成效似乎惊人。在1928到1938年间，工业产出增加了五倍。虽然苏联1929年在全球工业产品中的份额只占4%，到了1939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12%。
但这并非社会主义的胜利。相反，所有工人控制工厂的痕迹，已经清除干净，一种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被首先倡导发展起来了，在那里，国民经济如同单一的巨型公司一样被管理，而所有形式的不满和抵抗，将被当作反对国家的犯罪来对待。
这个转变——从工人的民主到一种新形式的阶级社会——起因于革命群众运动的孤立与腐败。
党组织里充斥着后革命时代的野心家。早在1922年，40个党员中，就只有一个是二月革命之前入党的。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斯大林成为社会的支配力量。
1928年，党内反对潮流的灭绝，很容易由官僚机构的警察组织来完成——包括布哈林领导的右派，代表在新经济政策下发展起来的私人资本家的利益，以及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代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社会主义传统。
在一个资源耗尽、贫困的农业国，反对托洛茨基是一种本能。没有世界革命强化它们，既落后又遭到战争破坏的苏联不过是在消费它的革命者——直到他们数量少到能够被扫进地狱之中。
即使这样，革命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自我解放在大众记忆中幸存并用来唤起所有的跟随者。因为这个原因，在20世纪30年代，剩余的革命者被迫走上了不归路。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14个成员中，在1939年，只有一个依旧属于苏联共产党，事实上其他人都死了。
当外国政府正在断绝外交关系，禁止贸易联系，并引发一场真正的战争恐慌时，农民拒绝向城市提供足够的谷物。领导层的应对是抢夺谷物，压低工资，并强制实施快速工业化。“放慢工业化的步伐将意味着落后，”斯大林宣布，“而那些落后者都挨打了……我们比发达国家落后50到100年。我们必须在10年内赶上这个差距，否则他们就会压倒我们。”
苏联已经在内战和外国入侵中生存下来：新政权并没有被军事力量毁灭。但世界革命的失败，使苏联在一个由资本主义支配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孤立和贫困。所以反革命的完成，不是通过暴力推翻，而是因为外在的、无情的经济和军事竞争压力。苏联需要出口谷物以购买机器工具。它需要机器设备去建设现代工业。它也需要现代工业去生产枪支、坦克和飞机，在一个民族国家竞争的掠夺性全球体系中来保卫自己。
私人资本的积累过于缓慢。布哈林在20年代称之为“蜗牛步伐的社会主义”，将让自己落后，并容易遭到敌对强国的肢解。只有国家，才有能力集中资源，强加计划，镇压反对者，并进行快速的强制性工业化。
斯大林的政策反映了世界经济中更广泛的趋势。在大萧条的冲击下，全球都有一个向国营资本主义的转变，在经济中有更多的公共开支和政府干预，以弥补私人资本投资的不足。苏联的体制代表了一个光谱的最极端。斯大林的目标，是大规模生产以巩固国家权力。
但他们同样用手中的权力慷慨地奖励自己，他们掠夺农民、削减工资、提高工作压力。1937年，生产总监每月的工资是2000卢布。熟练工人是200-300卢布。而工人的最低工资是110-115卢布。在军队中，收入差距更加极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校的工资每月是2400卢布，列兵是10卢布。然而，生产总监和陆军上校的工资相比国家官僚机构的高级成员来说是温和的，后者一个月的收入能达到2.5万卢布——超过最低工资的200倍。
因此，这个官僚机构进化成一个特权阶级，有清楚的物质利益，忠于斯大林和国家资本主义系统。在以极高代价实施强制工业化的过程中，它被证明非常残忍。消费被牺牲，用于投资重工业。相对于消费产品，专用于工厂、机器和原材料的投资比例，从1927、1928年的33%，提高到1932年的53%，以及1950年的69%。其结果是短缺和排队——尽管存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与此同时工资在6年中大约削减了一半。
谷物从农民处被征用以供应增长中的城市人口，并支付进口的外国机器设备。因此，当世界市场的价格在1929年崩溃时，至少有300万农民饥饿至死。
这依然不够。国家宣布“农业集体化（国家控制）”。数百万农民——被指责为富农（为市场而生产的富裕农民）——被剥夺产业及流放。许多人死去了。
危害并没有局限在苏联。共产国际成为一种工具，将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强加给外国共产党。
1927年，抛弃了世界革命，赞成“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试图在国外寻求可敬的同盟，以打破苏联的孤立。因此中国共产党被指示，让自己服从民族主义将领蒋介石，并命令上海工人阶级放下武器。其结果是一场反革命大屠杀。
第二年，政策突然地转向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在共产国际灾难性的“第三阶段”，斯大林宣布了一个新的革命发展计划——共产主义将断绝与社会民主党人的所有联系并为一场即将到来的夺权斗争作准备。这反映了其国内政策并为之辩护。对于富农的攻击，表现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一场攻击（这是事实），以及迈向社会主义的一次重大进展（这不是真相）。在国内，第三期的极左转向为官僚权力和强制工业化提供了一个障眼法。在国际上，它导致了灾难性的宗派主义，首先在德国，劳工运动的一次分裂，使得希特勒在1933年掌握了政权。
但是纳粹威胁要复活激进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因此斯大林在欧洲开始四处寻找同盟者。共产国际从极左的疯狂，充分地倾斜成“人民阵线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现在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结盟，使工人阶级后退到安抚俄罗斯国家的潜在同盟者。因此，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不再推动世界革命，反而成了积极的反革命。这就在1917-1923年的悲剧旁边，又制造了另外一些毁灭性的灾难。
1936年：法国总罢工和占领工厂
纳粹夺权给整个欧洲带来了一波冲击。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希特勒提供了一个基于对内专制独裁和对外帝国主义的解决方案。他是一个其他统治阶级试图跟随的典范。
劳工组织因为国家镇压和法西斯恐怖的破坏，允许资本家在工作场所逐步提高剥削率。它同样消除了社会变革的任何可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功能，”托洛茨基解释说，“就是当资本家发现在民主机器的帮助下，他们自己不能统治和支配时，摧毁粉碎工人阶级，毁灭其组织，并扼杀政治自由。”
第一个试图复制这个模式并取得成功的是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革命高潮，曾经创建了有60万成员的强有力的社会民主党，拥有40％的普选票，并有属于它自己的议会防御力量。奥地利统治阶级希望镇压这场运动。
联邦总理恩格尔伯特·多尔夫斯在1933年3月实行了一次内部政变，解散了议会，通过法令强加规则，并取缔工人阶级的组织。社会民主党领袖建议他们的追随者什么都不要做。他们宁愿支持信奉天主教的法西斯分子多尔夫斯反对其新纳粹的法西斯对手。1934年2月12日，多尔夫斯对社民党发动了全方位的警察攻击。在4天内工人进行了还击，但最终被镇压。11名积极分子被绞死。奥地利劳工运动被迫转入地下。
不像一年前的德国同行，至少奥地利工人曾经抵抗过。“维也纳胜过柏林”成为欧洲左派一句战斗口号。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将经常被听到。
维也纳并非法西斯在1934年2月企图夺取政权的唯一首都城市。6日在巴黎，一场大规模右翼示威，要求新成立的、以爱德华·达拉第为首的自由派政府辞职。示威者与警察一个晚上的剧烈冲突导致了15人死亡。此后担心自已无法控制局势的达拉第辞职。法西斯分子似乎可以用武力毁灭一个政府。
但法国总工会（CGT）号召在12日举行一场总罢工。社会党（SFIO）和共产党（PCF）组织了大规模示威。在巴黎，当分立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示威汇合在一起时，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和掌声，以及“联合！联合！”的呼喊。法共领袖曾希望保持两场示威的分离。他们依然散播社会党是社会法西斯分子的“第三共和国的疯狂”。但工人阶级已经对其偏狭的领袖们施加影响要求联合。
被欧洲孤立并被希特勒威胁，斯大林现在不顾一切地在西方大国中寻求同盟。因此共产国际转向了一个政治联盟的新政策：不仅仅与社会民主党，也与自由派结盟。在法国，这意味着一项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作为法国自由派而知名）的选举协定——一个人民阵线。1936年5月，人民阵线赢得了大选，社会党领袖莱昂·布鲁姆组建了一个新政府。
在他们“自己”政党胜利的鼓舞下，工人阶级很快发动了攻势。从5月26日开始，这场运动膨胀成为一次有200万人参加的总罢工。四分之三的罢工者采取了占领工厂的形式。英国大使馆将这次的形势与1917年的俄国相提并论。
雇主和警察是没有力量的。统治阶级指望社会党总理的拯救。布鲁姆充分地呼吁“公共安全”，并在尼翁宫召集了一次雇主与工会代表的会议，协商解决方案。随着雇主处于不利境地，让步是巨大的：工资增加7％到15%；每周工作时间从48小时减少到40小时，薪酬不减少；两星期的带薪假期；以及劳资双方自由集团谈判的原则性协议。
所有人民阵线党派都被劝说接受了尼翁宫协定并立即重返工作岗位。这其中包括了共产党人。其领袖莫理斯·多列士宣布：“那接下来会怎样？……我们必须懂得，当得到满足时，如何结束一起罢工。我们更必须懂得，当所有要求并没有全部满足时，如何接受一次妥协……”
但是，当雇主重新获得主动时，工人们的经济收益将必然要削减。在一个衰退期，特别会是这样。但对于如何创建一个工人委员会网络，以保护收益及组织未来为争取更多的进一步行动，多列士只字未提。他并不把六月运动看作是建立永久性人民民主的一个机会。他并没有将占领工厂作为进一步前进的平台，而是带领其支持者退缩。
在1936年6月，大多数工厂可能并不愿意为争取更多而继续战争。但他们的情绪正转向左翼。在这一年中，共产党员人数从9万飞涨到了29万。它很快成为人民阵线内部的主导力量。
但共产党领导层顽固地忠于斯大林。它坚定地追随人民阵线。这意味着他们从不干扰自由派政治家。这同样意味着减少政治要求，并劝阻罢工和示威游行。质疑这种处理方式的持不同政见者都遭到了驱逐。其效果是令工人阶级的利益从属于统治阶级的。“人民阵线”，托洛茨基写道：
代表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联合……这种联合既延伸到议会，又扩大到议会之外的范围。在两个层次中，激进的党派，保留它自己行动的完全自由，残忍地对无产阶级的自由行动强加了自由。
随着工人阶级运动减弱，政府转向了右翼。布鲁姆抛弃了他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改革政策，赞成通货紧缩和重整军备。人民阵线选择了枪炮而不是奶油。这并没有解救他。一起资本外逃制造了一场金融危机，迫使布鲁姆在1937年6月辞职。第二届人民阵线政府是由激进派而非社会党领导的右翼政权。第三届是1938年春天形成的。这一次见证了达拉第，一个右翼激进派，再次担任总理。事实上，这已经根本不是一个人民阵线政权了，因为其中没有包括社会党，却的确有右翼政党参加。
1938年11月12日，财政部长保罗·雷诺宣布：“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中。这个资本主义体系，就其本身而言，它的法律必须得到遵守。这里有利润的法律，有个人冒险的法律，有一个自由市场的法律，有竞争动机的法律……”随后，这个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削减工资、增加每周工作时间，并暗中破坏就业的条款和条件。通货膨胀已经抹杀了1936年6月赢得的工资上涨。这轮新的攻势体现了对法国工人的一场全面反攻。
法国总工会号召一场总罢工，但其支持是参差不齐的，而警察用特别异常的暴力攻击那些确实采取了行动的人。在巴黎以外比扬库尔市巨大的雷诺工厂，工人们与1500名防暴警察进行了24小时战斗。失败之后，他们被迫撤出了工厂，向法西斯分子致敬并高喊：“警察万岁！”
罢工的失利，中止了由1934年2月和1936年5-6月的事件引发的伟大工人运动。工会成员由顶峰时的400万暴跌到了100万。总工会六分之一的地方机构被关闭。数以千计的工厂激进分子遇害。
1934年，托洛茨基就已经写道：
任何用“法国不是德国”这种措辞来安慰自己的人，都没有希望。在所有国家，同样的历史定律，资本主义衰败的定律，在起作用……资产阶级正引导其社会走向全面破产……它给人民既不提供面包，又带不来和平。这恰恰是它再也不能容忍民主秩序的原因。
托洛茨基解释说，这个选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与法西斯的野蛮专制。
法国工人运动的失利、解体和士气低落，为1940年的军事溃败、这个国家北部被纳粹占领，以及贝当元帅在南部建立亲法西斯政权，创造了基础。托洛茨基的分析被证实了。
西班牙内战
“这是第一次，我曾经住在一个由工人阶级掌权的城镇。”1936年11月，乔治·奥威尔记述巴塞罗那。
实际上每一幢建筑都被工人夺取，并被披上红旗……每一座商店和咖啡厅都有一个铭文，说它已经被集体化……没有私人汽车，它们都被征用，而所有的电车和出租车，以及大多数其他交通工具被漆成红黑色……在外观上，它是一个富裕阶级事实上停止存在的城镇……首先，这里有一种对革命和未来的信念，有一种突然进入平等和自由时代的感觉，人类正试图像人类、而不是像资本家机器中的齿轮一样表现。
西班牙已经变成了两个武装营地。在7月17日和18日，弗兰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已经发动了一次军事政变，企图从在马德里民主选举的人民阵线政府那里夺取政权。这次政变被军队、教会、大地主，以及所有右翼政党——卡洛斯的拥护者、其他君主主义者，以及佛朗哥主义者（法西斯分子）——所支持。在西班牙更加落后的农村地区，普遍更容易成功。但是在7月19-20日，武装工人包围了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军营并迫使士兵投降。他们的行动在西班牙工人阶级中引发了民众起义。
在1910年到1930年间，西班牙工人阶级在人数上翻了一番。现在占全国总人口的大约四分之一。1936年6月，在五个主要区域有革命起义——巴斯克郡，这里有西班牙70％的铁、钢及造船业；阿斯图里亚斯的煤矿区；马德里，首都；安达卢西亚，有80万人在大庄园工作；以及加泰罗尼亚，这里超过一半的工人阶级集中在一起。
自19世纪末期以来，西班牙的阶级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之中。工业化已经造就了一支组织良好的工人阶级，并拥有武装斗争的传统。但它在政治上是分裂的。由社会党（PSOE）领导的劳工总工会（UGT），在马德里处于支配地位。相反，在加泰罗尼亚居于主导地位的全国劳工联盟（CNT），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更小的左派政党包括西班牙共产党（PCE），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PSUC），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以及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FAI）。
1931年，一个君主制与独裁的联合体被推翻，并被一个民选的自由共和派政府取代。但这个新政府拒绝履行承诺过的改革，并强力镇压土地占领和罢工。1934年10月，这届政府失去了议会多数并让位给了一个保守派政权。当两万名阿斯图里亚斯煤矿矿工起来暴动时，他们在两周激烈的战争后被镇压：3000多人在投降之后被谋杀，而4万积极分子被投入遍布西班牙的监狱。
但1936年2月，一个由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和独立党派组成的人民阵线赢得了大选。这场胜利使上百万工人和农民行动起来——攻击监狱以释放囚禁的积极分子，为了经济和政治要求而举行罢工，并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正是这场运动激起了右翼的政变。而这场政变在半个西班牙的失败，与人民阵线政府并没有关系。官方的建议是“用国家军事力量的方式，保证日常生活的常态，目的是树立一个宁静与信任的榜样”。
既然“国家军事力量的方式”正在进行一场政变，政府的建议相当于对佛朗哥的屈服。而且，不管是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领袖，都对这个预言鹦鹉学舌：“这是一个困难的时刻，但绝不是令人绝望的。政府可以确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战胜犯罪图谋……”
工人忽视了他们。随着工人控制工厂，农民夺取土地，以及人民民兵的建立，来自底层的革命占据了西班牙北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在民兵中，官员经选举产生，军衔得不到特权，而战术是可以讨论的。当民族主义者用大部分武器开始战争时，很多事情必须临时准备。但共和派有一个潜在的决定性优势：将他们的革命预言，向征召的普通士兵呼吁，使其为官员、地主和教士的利益而战。
“发动一场内战，不仅要使用军队，还要使用政治武器。”托洛茨基解释说：
从一个纯粹的军事观点来说，西班牙革命者比他们的敌人远远要弱。但其力量在于它唤起大众行动的能力。它甚至能从其反动官员那里带走军队。为了实现这一点，唯一必须认真地和勇敢地去推进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案。有必要宣布，从这一刻开始，土地、工厂和商店，将从资本家手中，转到人民这里……对于这个的方案的影响力，法西斯军队不可能抵抗24小时。
但它没有发生。在巴塞罗那，全国劳工联盟将权力转让给了自由派，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不会与劳工联盟决裂，并提供决定性的、独立的革命领导。
巴塞罗那是西班牙革命的彼得格勒。但它是一座没有苏维埃或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这里没有民主委员会的网络，能够系统地表达出大众的愿望，没有一个革命政党，能够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去夺取权力并建立一个工人的国家。这里是革命的蒸汽，但没有盒子或活塞。
在马德里，西班牙共产党的权力日益增加。这部分是因为工人们被其激进的言辞所吸引，部分是因为斯大林当时提供了军事装备。为风笛付款的那个人定调子[2]：共产主义的枪支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影响力，但西共现在积极地扮演了反革命的角色。当其为解散民兵的合法性辩护，并将工厂交还给资本家，将土地交还给地主时，其“首先赢得战争，然后赢得革命”的口号，给了工人虚假的希望。为了向莫斯科的“人民前线”致敬，西共利用它掌握的俄国武器，帮助共和派资产阶级创造一支由顶层控制的、保护私有制的传统“大众军队”。
在1937年4月，奥威尔就能够看到在巴塞罗那的不同：“高档餐馆和酒店充满了富人，狼吞虎咽昂贵的食物，而对于工人阶级人口来说，在没有工资的相应增长下，食物价格已经显著地攀升了……排队领取面包、橄榄油，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队伍有数百码长。”
接下来的一个月，自由派资产阶级及他们的斯大林主义者同盟觉得自已足够强大，可以发动攻势了。他们用了三卡车的攻击护卫队，从巴塞罗那电话交换中心驱逐全国劳工联盟。这是工人在上年7月控制的最早一批建筑之一。作为回应，工人在整个城市设置了街垒。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如果全国劳工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决心行动——组织一次暴动，夺取加泰罗尼亚政权，接着颁布一个进行土地占领、工人控制和殖民地独立（佛朗哥最好的军队中，有2.5万摩洛哥人）的总号召——他们可能还会取胜。
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做了相反的事情。这些人号召他们的支持者放下自己的武器。经过导致500人丧生的五天战斗，大部分街垒被占领。
残酷的镇压接踵而来。这座城市潮水般涌入了5000名攻击警卫。统一工人党被宣布非法，其领导人遭到逮捕、拷打和谋杀。全国劳工联盟和统一工人党民兵被强行并入大众军队并受正规军事纪律约束。不同政见者被谴责为“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地产和工厂被交还给它们原来的主人。
1937年5月的反革命扼杀了1936年7月的革命。西班牙内战也就从不同阶级之间的革命战争，转变成一场同一阶级中竞争派别的传统战争。一边是自由派，另一边是法西斯主义者。现在，其结果决定于火力，而不决定于政治。这意味着，得到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支持的佛朗哥，将赢得胜利。
1939年1月，巴塞罗那陷入法西斯分子之手。而马德里的陷落则是3月。这证实了托洛茨基给西班牙内战写的墓志铭的真实性：“要求不违反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的要求，在实践中意味着，不是一种对民主革命的保护，而是对它的一次抛弃。”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1939年底，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工人阶级运动遭到失败和破坏。独裁已经战胜了民主，对革命的希望让位于对反革命的绝望。
15万人被关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在西班牙内战及随后的短时间内，佛朗哥的民族主义分子谋杀了20万人。法国工会会员减少了四分之三。极权政府，程度不同的法西斯政权，现在遍布整个欧洲建立起来了。在20世纪20年代，它们已经在土耳其、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葡萄牙建立，而在30年代，它们又在南斯拉夫、德国、奥地利、保加利亚、波罗的海国家、希腊和西班牙确立。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强国。但是，经济崩溃撕裂了社会，将中产阶级推到绝望境地，并且使社会主义革命的幽灵复活。纳粹主义是对这场危机的极端右翼反应。
纳粹政权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它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最落后部分的一个群众运动。将这些“人类尘埃”组织在一起的，是这个政党及其使命——摧毁国内的敌人并恢复德国国力。否则这些人就只有分裂。
第二，纳粹是一种反革命工具。在掌权之前，它的40万褐衫党准军事部队已经被用来攻击工会、左翼政党，以及工人的反抗。在1933年1月以后，纳粹准军事组织与德国政权融合，膨胀成一支能消除一切反对力量的、庞大的警察机构。
第三，纳粹是德意志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希特勒以损害斯拉夫“下等人”（亚人种）的利益来赢得生存空间（生活的空间）的要求，附和了德国资本主义在中欧和东欧传统的帝国主义野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领袖们曾梦想一个版图从波罗的海延伸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庞大帝国——中欧（“中部的欧洲”）——以及一个从这里延伸到波斯湾的更大势力范围。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复苏和发展了这些野心。他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精神病患者和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但他不会死心塌地为这个缘故发动一场争夺全球支配权的世界大战。他的外交政策，正是德国资本主义长期利益的反映。
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918年并未得到解决；在许多方面，这些紧张甚至加强了。《凡尔赛和约》部分地肢解了德国，在其边界建立了一些与之竞争的国家，并强加了造成严重后果的赔款支付及军备限制。这些并没有终结冲突，它仅仅是为冲突的下一阶段创造了来龙去脉。
大萧条的冲击，为20世纪30年代的紧张升级铺平了道路。随着贸易崩溃，每个国家都让本国货币贬值，以使本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加便宜，并对外国进口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世界被分割成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的自给自足（经济上自得其乐）集团。
国家政权也用来通过公共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俄国是一个极端的案例，其所有经济活动都由国家控制，但德国同样模仿它去投资基础设施——特别是高速公路建设——和重整军备。
有利可图的国家订货与大约25％的工资削减的联合作用，导致了德国工业投资的大幅扩张。失业人数从1933年的600万下降到1939年的几乎没有。但德国被原材料短缺和市场封闭所抑制，其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存在风险。进一步的资本积累在现有的国界内部无法容纳。德国需要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铁矿——两地在1919年已归还给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工业，波兰的煤矿，以及罗马尼亚的油田；也许甚至还需要乌克兰的谷物产区和遥远的高加索或者中东的油田。
随着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增长，希特勒对凡尔赛体系的处理的挑战快速升温。1936年，被设计作为保护法国东部前线的一个缓冲区的莱茵兰非武装区，被德国军队重新占领。1936到1939年间，德国向西班牙的民族主义分子提供枪支、坦克、轰炸机，以及“志愿者”，利用这里的战争，作为其快速增长的武装部队的一块训练场。1938年3月，希特勒将奥地利并入帝国。这个联合（合并）没有受到奥地利当权者的抵抗，并且受到了奥地利纳粹分子的广泛欢迎。1938年10月，他吞并了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讲德语的苏台德地区，9月30日，由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签署的慕尼黑协定，使这次占领成为可能。苏台德的丢失，使捷克斯洛伐克被剥夺了山岳屏障，并使得它更加无力应对进一步侵略。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也被完全吸收进了扩张中的纳粹帝国。
现在，欧洲被稳固地分成两大集团。德国和意大利在1936年11月已经组成了一个轴心，两者都是扩张主义政权，都威胁英国和法国利益。
然而，英国政府热心于避免战争，而法国统治者凭借自己的力量不能挑战轴心国。“绥靖”成为西方列强的官方政策。这意味着拒绝援助西班牙共和国，默许希特勒在欧洲的吞并，并忽视意大利在非洲东北征服埃塞俄比亚。
英国经济阶级日益分裂，但绥靖政策反映了多数人的利益，至少直到1939年9月，英国统治者希望保护1919年的瓜分成果。欧洲小国在一场更广泛的游戏中是可以牺牲的。他们希望限制希特勒并维持权力平衡。他们同样对法西斯主义有好感，认为这是打倒工人阶级的一柄铁锤，他们还把德国视为一座抵抗苏维埃俄国的堡垒。而且，世界大战可能会在另一回合的革命骚动中结束。因此，绥靖并非任性的愚蠢，它反映了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的利益。
使局势无法支撑的，是德国资本主义持续推挤欧洲地缘政治体系边界的扩张方式。英法帝国主义的危险，是当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变得势不可当之时，一个倾泻点就要到来了。
波兰被判定为这个倾泻点。其结果是抓狂的、最后一分钟的外交。1939年3月31日，英国和法国向波兰担保遭受侵略时的军事支待。但它们继续寻求德国领土要求的外交解决途径，并拒绝与苏联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
斯大林不能得到一个与英国和法国的联盟，转而选择去与希特勒签订一份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在它们之间瓜分波兰的协定（1939年8月23日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仅仅一周之后，1939年9月1日，德国从西侧攻击波兰。俄国跟随其行动，于9月17日在东侧发动了攻势。在三周之内，波兰就已经被击败，而且尽管有零星的抵抗，它已经停止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存在了。尽管英国和法国在9月3日已经对德国宣战，他们未能对波兰提供任何军事援助。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
在两次大战期间，社会主义革命的失利意味着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这场胜利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不是通过推翻资本主义，而是通过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来解决的。两次大战期间欧洲工人阶级失利的代价，就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及最野蛮的战争。
[1] 当时的总统是赫伯特·胡佛，约翰·柯立芝在1929年3月3日离任。
[2] 这是一句比喻，谁出钱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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