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十四章 世界大战与冷战
（1939—1967年）
从1914到1945年，可以看作是一个单一的全球危机，它集中于欧洲，并在两个维度表现出来。
首先，它是一个涉及敌对的民族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竞争的地缘危机。这场冲突的中轴是盎格鲁-德意志竞争，而主要战场在欧洲。
其次，它是一场再发的社会危机，在其中有连续的来自底层的群众运动，集中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挑战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将社会主义革命置于历史议程之中。事实上，在1917到1936年间，每个主要欧洲国家都至少经历了一次有革命潜力的工人阶级运动高潮。在整个时期，欧洲都面临着社会主义与野蛮主义之间的尖锐抉择。
工人阶级的失利，意味着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进一步重新分割世界。这次分割是在以美国和苏联为核心的两大成型的地缘政治集团之间进行的。在本章中，我们将分析这场战争及其形成的战后世界——这个世界，首先在西方被解释为一场长期繁荣，其次是一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武平衡，以及第三世界一波反殖民解放斗争的高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它持续6年，夺去了6000万人的生命，并破坏了其他上亿人的生活。同一战一样，它改变了生产率并把现代经济的潜力解放到了它的对立面：屠杀与破坏的工业化机制。当战争将人类劳动的产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转变成大屠杀的工具时，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核心的异化。
生命和财富的浪费是显著的。在1939年9月到1945年8月间，平均每天有2.7万人死亡。1942年，俄国工厂在一年内生产了2.4万辆坦克和2.2万架飞机。1945年4月，在对柏林总攻的第一天，差不多有9000门火炮发射了超过120万发炮弹。炮击是如此强烈，60公里之外的墙壁都发生了震动。
是什么刺激了这次生命与资源的惊人挥霍？并不是英国、俄国和美国统治阶级声称的，一个击败法西斯并实现世界的安全与民主的愿望。同盟国领袖的动机，并不比轴心国高尚多少。让我们审视一下证据。
德国企图恢复它在欧洲大陆的支配地位，并且能够安全地使用保证本国资本主义持续扩张所需要的原材料、劳动力资源、工厂和市场。当德国看起来要取得胜利时，意大利参战了。法西斯掌权的意大利，依然是一个二等强国，它需要一个强大同伙，因为自己有这样的野心：在北非和巴尔干建立一个帝国，并将地中海变成一座意大利湖。
斯大林的当务之急是国土安全。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准备袭击芬兰，合并波罗的海诸国，并和纳粹德国一道瓜分波兰。
斯大林几乎被德国1941年6月的入侵所毁灭。大清洗已经基本上摧毁了红军的管理团队。数百万人在战争的第一个月失去生命。但俄国的巨大——就领土、人力和资源而言——经受住冲击并拖垮了德国军队。然后，经过全民动员，俄国在斯大林格勒扭转了战局（1942.8-1943.1）。自此以后，随着红军的推进，斯大林的野心也在增加。
“三巨头”——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及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举行了一系列会议，来讨论战后安排。1944年10月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中，丘吉尔写了如下的便条，并将其交给斯大林：
罗马尼亚：俄国90%；其他10%
希腊：英国（和美国一起）90%；俄国10%
南斯拉夫：50％对50%
匈牙利：50％对50%
保加利亚：俄国75%；其他25%
斯大林看了便条，把俄国在保加利亚的比例改为90%，用一支蓝色铅笔在左上角标上记号，然后将它还给丘吉尔。这样，上千万人的命运，就被欧洲日后的征服者决定了。
欧洲的战事在东线取得了胜利。俄军歼灭了大约450万德国士兵，英国和美国消灭了大约50万。这个差距，部分是因为英国更加弱小，而且英国和美国同时在远东与日本进行一场全方位战争。
丘吉尔的主要战争目标是捍卫大英帝国。当德国有可能变成欧洲的霸主时，丘吉尔立即赞成开战。英国统治者总是担心一个敌对的大国控制欧洲西北部，威胁他们的海上霸权和贸易。威胁的突然出现是在1940年五六月间。当时德国一种基于装甲兵先头部队的“闪电战”战略，在六星期内就导致了法国的陷落。英国本土没有遭到侵略，但与海外帝国的联系立即处于危险境地。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战争后期，丘吉尔一直更重视在地中海、中东和远东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在欧洲西北开辟一个第二战场。他想要保护埃及、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我不能成为国王陛下的第一个”，他声称，“眼睁睁看着大英帝国解体的首相。”
这就使得战争比其原本应该的更加艰苦，历时更长，更加血腥。在1942年，保卫印度的英国士兵，比与日本作战的更多。通过对抗议者的枪击、鞭打，这里民族主义示威被野蛮地镇压。3万名抗议者被监禁。一年之后，因为英国政府拒绝组织救援，孟买有300万人死于饥荒。一些印度人选择参加“印度国民军”，站在日本一边与英国作战，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英国是一个衰落中的工业和帝国主义强权，是海洋拯救了它免受纳粹的占领。这意味着1942年之后，它可以成为美国军事力量行动的平台。美国轰炸机从英国机场起飞攻击德国，美国军队从英国港口进入法国。
无论是财政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英国都无法独自支撑这场世界大战，它需要美国成为“民主的兵工厂”，在《租借法案》基础上提供食品、燃料和武器。但“民主国家”的统治阶级一点也不团结。美国有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它希望从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支配世界的强权。这意味着欧洲旧式帝国对美国产品开放其受到保护的市场。《租借法案》的设计目的，正是以大英帝国为代价拓展美国的利益。这些条款要求英国完全清算其金融资产和海外财富。英国统治阶级的选择，要么是向德国求和，失去他们的帝国，要么是在经济和军事上成为美国的从属。他们选择了后者。二战期间铸就的英美“特殊关系”，现在依旧没有改变。
英国和美国实际上进行着两场帝国主义战争，一场是在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对抗德国和意大利，另一场是在远东对抗日本。
日本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崛起，成为一个重要的帝国主义强权。日本工业化速度很快，但缺少重要资源。工会很弱小，民主还未能扎根，从1927年起，日本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受统治阶级中的军国主义一派影响。日本军国主义者希望在远东用一个他们自己的帝国，来代替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的帝国。1931年他们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他们发动了一场全面入侵中国的战争。1940年他们宣布，自己的目的是创建“大东亚共荣圈”。
1941年12月，日本同时攻击英属马来西亚和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在6个月时间里，日本几乎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和西太平洋。为了保住印度及保护边界免受日本侵略，英国维待了大批军队。为击败日本帝国，美国投入了大量海军和海上资源。在1944年10月的莱特海沟战争中，美国舰队由225艘战舰组成，其中有航空母舰34艘，以及大约1500架飞机。
在长期的消耗战中，苏联和美国工业力量的联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他国家对胜利的贡献是次要的。因此，这场大战不仅意味着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帝国的终结，也同样意味着大英和法兰西帝国的解体。英军驾驶着美国的坦克和卡车一路杀进德国。法军紧跟在美国军队的后面回到巴黎。柏林被由东面发动进攻的苏联红军占领。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相互对抗的资本主义集团试图重新瓜分世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在胜利者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美国和苏联统治阶级。这场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催生了一个两极对抗的世界新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霸权主义
20世纪30年代革命运动的失败意味着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支配地位，意味着堕入野蛮。
反犹主义为纳粹提供了意识形态框架。一个联结华尔街与莫斯科的国际犹太同盟幻想，表达了一种中产阶级暴怒的非理性，他们被经济危机折磨，又生活在对工人阶级的恐惧之中。一个更广泛的反斯拉夫种族主义，附和了流传上千年的种族神话，成为了新帝国战争正当性的一种解释：东欧的劣等人（亚人种）——波兰人和俄罗斯人——将被奴役或者种族清洗，以便一个雅利安优等民族模仿中世纪条顿骑士创建“生存空间”（生活的空间）。当众多的波兰人和俄罗斯人被蹂躏时，纳粹种族主义和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双重逻辑，导致了其种族灭绝。当战争的潮流不利于侵略者时，种族灭绝强化了。犹太人成了失败的替罪羊。
大约600万波兰人被杀害（占全部人口的16%，其中一半是犹太人），他们首先被迫移入犹太人区，接着，从1942年起，被运送到专门修建的死亡集中营。奥斯维辛·比尔克瑙，这些死亡营中最大的一个，是一栋工业综合设施，其唯一的建筑目的是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杀掉尽量多的人。这个死亡营杀害了300万人。其中250万人死于毒气室，剩余的人死于饥饿或者疾病。
在这场我们称之为大屠杀的种族灭绝中，纳粹总计谋杀了600万犹太人和600万其他民族人口。但还有上百万人死于饥饿、疏忽和随意射杀。东线的战役夺去了2700万俄国人的生命（占全部人口的16%），其中大多数是战俘或者被占领土地的平民。
日本对中国的占领，与纳粹占领波兰同样凶残。在二战期间，至少有1500万中国人被杀害，其中包括被当作慰安妇的年轻女性，遭受医学试验和武器测试的战俘，以及被当作“人畜”被与物资供应基地隔绝的日本士兵吃掉的当地民众。
野蛮并不局限于极权主义体制。“民主力量”同样是征服当地人民的帝国主义势力——英国在印度，法国在印度支那，美国在菲律宾。“民主力量”同样会实施可怕的战争犯罪。英美空军在德国城市进行的地毯式轰炸，经常是没有任何军事目的。1943年7月27日对汉堡的轰炸导致了无法控制的火灾。房屋爆炸，市民藏在地窖里窒息而死或者被活活烤死。铺设柏油的飞机跑道沸腾了，像捕蝇纸一样将逃跑的人群黏在其中。头发烧着了，眼睛熔化了，肉体成了一堆碳。在一个晚上造成了四万人死亡，人数是历时八个月的伦敦闪电战的两倍。所有死难者几乎都是平民。
空军元帅亚瑟·哈里斯，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的负责人，是一个复仇和恐怖轰炸的鼓吹者。他的目标是摧毁每一座德国重要城市。他的夜间轰炸，安排了多达1000架飞机，杀害了60万德国平民，并且摧毁了64个城市的340万座房屋。
但是，最恐怖的命运是为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准备的。在1945年8月6日，美国B-29轰炸机艾诺拉·盖号在广岛市丢下了一颗绰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爆炸在第一天就至少夺去了4.5万人的生命，受伤和日后生病的人数与此相近，其中大多数人在痛苦中慢慢死去。三天之后，“胖子”被投掷在了长崎，第一天就杀死了至少三万人，后来又有相近数量的人死亡。
这两个城市都没有任何军事重要性，战争几乎已经结束。一种这种武器存在的证明，也许会促使日本投降。但美国政府想要展示其刚刚得到的军事力量，并宣示其承担的全球主导地位。美国同样想在一个活靶子上测试一下这种武器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广岛和长崎的人民，是即将开始的冷战的牺牲品。
二战的帝国主义特征，将世界人民陷入一场工业化的消耗和种族灭绝之中。因为1917-1923年大革命高潮的失利，使这场战争成为可能。
一战结束之后，人类要面对一个鲜明的抉择：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是失业、法西斯专政和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结果是由革命组织及领导层的失败决定的。直到战争真正结束及之后，这些失败的代价依旧需要支付，因为在两次大战期间，欧洲大部分地区工人阶级运动的失败，防止了一场类似于曾经在1917年发生过的革命爆发。相反，在战争行将结束时，纳粹主持了一个暴力的高潮。
当希特勒躲在他的柏林地堡中，幻想并不存在的军队，发布不可能的“战斗到死”的命令，并极力反对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和叛国者时，他的秘密警察征召十几岁的少年和老人去抗击俄国坦克，并沿着道路两侧绞死好几批“逃兵”。
1945年之后，战后世界的分赃，面对的只是脱节、混乱，以及基本上不成功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抵抗
在二战期间，轴心国因其野蛮统治而遭到了不断增长的国际抵抗。当日本军国主义者在1937年侵略中国时，他们希望在进行一场更大范围战争之前快速征服。他们的暴行激起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猛烈而持久的抵抗，迫使他们直到二战结束之前，一直在中国维持着大约65万军队。德国尽管在占据的欧洲领土上实施警察恐怖，同样被迫派出大量军队去压制占领国人民。即使在战争即将结束之时，柏林自身已经遭到轰炸，希特勒依然在挪威布置了40万军队。
许多被占国家解放了他们自己。南斯拉夫的解放不仅依靠盟军，也依靠游击队——一个以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为领袖的、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游击队赶走了德国军队，粉碎了他们的克罗地亚法西斯同伙——尤斯塔斯，并且边缘化了保王派的南斯拉夫祖国军运动。游击队是一支真正多种族的群众运动。在战争结束时，几乎100万南斯拉夫人积极参与。这给了铁托独立一个很强的基础。在之后的冷战中，南斯拉夫与东西方都不结盟。
波兰同样有一个强大的抵抗运动。在其高潮之时，波兰家乡军人数估计有40万。当苏联军队逼近华沙时，莫斯科电台宣布“行动的时刻已经来临”，并号召波兰人去“加入反对德国的战争”，大约5万波兰人响应，包括一些当时从隐藏地点走出的共产党人和犹太人。华沙市中心被攻克。建立在犹太人居住区现场的集中营获得了解放。德国的武器被缴械，临时建立了武器车间，食堂和医院也搭建起来了。
但斯大林接着命令苏军停止推进，允许纳粹集中他们的力量镇压起义。这花费了两个月时间。这座城市首先被轰炸，然后被迫投降。随后遭受了一次恐怖的惩罚。受伤的士兵在其病床上被火焰喷射器活活烧死，波兰孩子被射杀作为取乐。仅在华沙旧城，就至少有3万人被杀。
波兰抵抗被斩首。执行死刑的是纳粹，建起断头台的却是斯大林。苏联是一个从事征服战争的帝国主义强权。它不希望本土成长的抵抗力量成为自己计划扶植的政权的对手。因此，它是积极的反革命势力。斯大林在东方的政策，可以与英国和美国在西方相媲美。但斯大林的角色再一次是决定性的。
二战见证了英国和法国统治阶级矛盾的严重分裂。在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担心和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担心之间，他们被撕裂。丘吉尔反对绥靖政策，因为他相信：革命的威胁正在减弱，而纳粹的威胁正在增加。他的目标是保卫大英帝国，并维护世界和平以保护大企业和富豪的利益。这意味着同时在欧洲和殖民地镇压革命。
三巨头在他们战争期间的峰会上达成的交易，是为了将欧洲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在东欧有自行处理权，丘吉尔和罗斯福在西欧亦然。后者要面对三个重要挑战：法国、意大利和希腊。
在1940年五六月间的失败之后，法国统治阶级不可改变地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支持贝当元帅的维希政府的通敌派，另一派是以伦敦为基地，由查尔斯·德·戴高乐领导的流亡的民族主义派别。戴高乐在美国的帮助下，组织了一支自由法国战士的军队。
自由法国参加了在北非和西北欧的联合作战。但在法国由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抵抗组织，变得强大得多。在法国于1944年6月到11月的解放战争期间，工人们进行罢工行动，抵抗组织击败了当地德国军队，并建立了解放委员会和人民法庭。
但是，当被驱逐的法共领导人莫理斯·多列士从莫斯科返回巴黎时，他号召工人阶级服从戴高乐主义者，并杜撰了“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个警察机关”的口号。
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在1943年7月就已经被大法西斯议会罢免。巴多利奥元帅，一个保守的将军，组建了新政府并与盟军实现了和平。但德国派出军队突袭意大利，重新将墨索里尼扶植为北方一个法西斯傀儡政权的首脑。纳粹的占领引发了一场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很快从1943年的1万名武装农村游击队员，膨胀式地发展到了战争结束时的10万，甚至更多。
城市中同样组建了地下抵抗团体。数十万工人最终采取了罢工行动。1945年春天，热那亚、都灵和米兰三个北方工业城市被武装起义所解放。共产党的成员由5000增加到了40万。
但是，当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从俄国的流放地返回时，他宣布自己的党加入巴多利奥的政府。游击队员应当放下武器，而工人返回他们的岗位。
在希腊，纳粹已经面对一个逐渐增加的游击队起义。他们在1944年底的撤离，使得这个国家事实上控制在“人民解放军”——共产党主导的抵抗运动手中。在法国和意大利，当地的共产主义政党服从斯大林的命令并放弃武装。在希腊，他们试图做同样的事，解释道：“每个人对国家的首要责任是维护秩序。”他们催促自己的拥护者支持“民族联合政府”。但丘吉尔决定使用武力恢复君主政体并镇压左派：“不要遇事犹豫，好像你正在一个被征服的城市，那里有一个地方叛乱正在进行。”他给当地的英国指挥官发电报。其结果是一场延长的、恶毒的、英国支持的内战，其目的是消灭人民解放军，这个已经将希腊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的抵抗运动组织。再一次，西方领导人的行动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他告诉丘吉尔：“我信任英国在希腊的每一个政策。”
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大片的欧洲被占领土地由当地抵抗组织从纳粹手里解放。当纳粹势力崩溃时，这些组织已经从小的地下组织发展成为涉及百万人的大规模运动。大多数是由共产党主导的。
但欧洲社会一场彻底革命性转变的潜力，从一出生就被抵制。旧的统治阶级，包括从前的法西斯及其同伙，又在国内和殖民地恢复了权力。
冷战
“改变了世界的蘑菇云”，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如是描述广岛的核爆炸：
它导致了前所未见的伤害：
骑士的战马直立，是粉红色的，马皮已经被剥去；穿着衣服的人，图案已经印在了他们的肉体上；一排排的女学生，撕裂成条状的皮肤从脸上飘落；仅有的幸存者，被烧得丑陋不堪，没有希望得到有效的药物救助；大量被烧焦和皱缩的尸体。
炸弹爆炸的能量，相当于1.25万吨TNT。地面温度上升到了4000摄氏度，这座城市90％的建筑被冲击波或者大火毁坏。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当场死去，另四分之一开始慢慢地死于他们的伤痛。
尽管这些武器疯狂而恐怖，到了1952年，美国试验出的氢弹，其能量超过在广岛使用的原子弹100倍。在核武竞赛中俄国并没有落下太远。他们在1949年试验了第一枚原子弹，在1955年试验了第一枚氢弹。
和平时期的军备开支攀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将20％的GDP用于军费开支，俄国经济规模小，相应比例是40%。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相互对敌的两个超级大国所部署的破坏力量总吨位，大约是广岛所使用的原子弹100万倍。美国和苏联的统治者，有能力多次彻底毁灭人类文明。
“相互保证毁灭”（MAD）这个术语，指的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恐怖平衡。他们各自的核武库，充当了全面战争的威慑。但是怀疑和对抗意味着战争从未远离。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它走到了最近处。苏联正在古巴秘密安装核导弹，这是一个距美国很近的加勒比海岛屿。美国要求它们撤离，并为核战争作准备。
美国将其洲际弹道导弹、潜艇基础导弹以及空中导弹置于警报状态。它还集合了一支10万人的入侵队伍。“我们都同意，”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回忆说，“如果俄国准备为古巴而战，他们就要准备核战争，而我们不妨在6个月之后摊牌。”俄国人退却了。但在两周时间里，这个世界屏住了呼吸，全体人类徘徊在终极疯狂的边缘——在一小群核武暴君的命令之下的全球灭绝。
1945年，朝鲜半岛从38度平行线被分成苏占区和美占区，因为冷战的加剧，随着1948年两个独立国家的形成，这个分裂变成了永久。后来的一场旨在统一的三年战争（1950-1953）使得两个超级大国卷入，苏联支持的中国站在北方一边，美国及其盟国站在南方。200万朝鲜人，以及200万中国和西方人阵亡。一半的南方人口失去其家园。南北双方的经济都趋于崩溃。但沿着最初的边界，这场战争以僵局告终，没有任何正式的和平协议，在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冲突依旧固化，前线由铁丝网、了望台和仪式化的军事对峙所明确。这场战争完全是徒劳的。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持久的军事对峙？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创造了一个被两个超级大国瓜分的世界。每个大国都在用其经济对全球“势力范围”实行有效控制，它在其中起经济支配作用。这两个势力范围，以一种异常的程度相互独立。它们组成了大体上自给自足的帝国主义集团。
起初，东欧国家政府除了共产党人之外，还包括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但随着苏联控制的深入，非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岗位。那些被证明思维过于独立的当地共产党组织，也是同样的下场。到了1948年，亲苏的斯大林式政权，已经在整个东欧建立起来了。主要产业被国有化并引进了政府计划。首先在俄国倡导的、经济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现在在整个东欧铺开。这是在一个帝国主义框架内部发生的。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经济，都从属于苏联经济。
苏联仍旧是一个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因此它的统治者打算创建一个封闭的帝国市场。相反，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生产全球大约50％的产量，并支配世界市场。因此它的统治者需要开放的市场。这意味着肢解欧洲旧的殖民帝国，并限制苏联的范围。
马歇尔计划（1948-1952）是完成这一目标的首要机制。美国以慷慨的条款向欧洲提供大笔贷款，帮助它们重建被严重破坏的经济。作为回报，它们必须推进自由贸易，并排斥共产主义。正如一位参与计划的美国经济学家后来解释的那样，其想法是“巩固斯大林仍然没有控制到的地区”。
“一道铁幕已经落在了（欧洲）大陆。”1946年3月，在对美国听众演讲时，丘吉尔说。这个词语永载史册。在1945到1989年的长期“冷战”期间，“铁幕”成为描述世界主要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断裂线的专用术语。
在东方，持不同政见者被妖魔化为“帝国主义代理人”和“法西斯主义者”。在西方，共产主义者被列入黑名单并被勒令“返回俄国”。一些英国工会禁止共产主义者担任职务。美国对参议员乔·麦卡锡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从事一项对“共产主义同情者”系统的追查迫害。各类激进分子都被解雇并阻止他们工作。一些人被迫自杀。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伯格两人，因为据称向俄国传递原子弹机密而被处决。
在西方，共产主义者继续把俄国认作“社会主义母国”。东方的工人，被国家资本主义剥削，西方的劳动者，则被市场资本主义压迫。但任何地方的人，都对冷战意识形态及竞争“体系”之间虚伪的二分法感到困惑。
大繁荣
资本主义是一种没有理性和功能失调的系统。危机永远不会远离，繁荣和衰退是其天然的节奏。
19世纪末期的长期萧条，只有通过帝国主义、重整军备和世界战争才能结束。这个体系在20世纪20年代的停滞促使资本涌入金融业而不是工业，引发了一股投机的风潮。当气泡在1929年破裂时，资本主义体系又陷入了大萧条。它再一次需要帝国主义、重整军备和世界战争来结束低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从1848年持续到1973年的大繁荣，显得是这样的非同凡响。
在这段时间里，增长率是显著和空前的。1970年的美国经济总产出，是1940年的4倍；从1948年到1970年，德国工业产量增长了5倍，法国增长了4倍。旧的工业中心继续扩张，新的中心开始形成。其大型企业雇佣数百、数千甚至数万工人。特别是轿车生产厂，为日益增长的大众市场进行流水线生产，成为一种新型消费经济的象征。最终美国在制造业雇佣了7000万员工。
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失业率都有所回落。美国降低到了3%，英国降到了1.5%，而德国则降到了1%。新的劳动者被工作场所吸收。美国黑人从南部种植园迁移到了北部工厂。意大利农民离开西西里的贫瘠乡村，去都灵和米兰的工厂上班。土耳其人在科隆的轿车厂找到工作，阿尔及利亚人在巴黎的旅馆有了营生，而旁遮普人则在英国的纺织厂就业。对劳工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进入劳动大军的妇女达到了和平年代前所未有的数量。1950年，只有1/5的已婚女性参加工作，从那以后，这个比例稳固上升，1970年达到了2/5。而2000年则有3/5。工资增加了，生活水准也在提高。工人阶级家庭购买真空吸尘器、洗衣机、电冰箱、电视和二手轿车。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建立起来了。政府在国有经济、社会福利住房、国营医院、新兴学校等领域投下巨资，并提高穷人的救济金。青年文化诞生了。因为年轻人在他们的青春期时，第一次从工作中获得了充分的独立、收入和自由，来培养他们自己的服装、音乐和个性方式。
高增长率，快速提高的生活水准，一个商业周期的偶然减速轻微到可以完全忽视——对很多人来说，这些事情似乎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它所有的问题，并为所有人带来持续增长的繁荣。1956年，社会民主党员政治家托尼·克罗斯兰在其广受好评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洞察到了这种气氛：
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对许多早期的社会主义先行者未说似乎是一个天堂。贫穷和不安正在消失。生活水准在快速上升；对失业的担心在稳步减弱；而普通的青年工人都有希望，永远不会和他们的父辈一样……我们在英国，站在充分富足的入口。
专业学者自告奋勇地给了这个“充分富足”的新时期一个智慧的解释。社会主义学者谈到“资产阶级化”的“富裕工人”——舒服、安全、满意，因此对于阶级政治再也不感兴趣，只关心生活方式。其他人建立社会模型，强调其凝聚力与共识，或者他们宣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其理由是在一个技术官僚管理和社会工程的时代，它已经变得不相干。政治家们达成了一项广泛的共识：最受欢迎的国家编制计划和公共开支，同时赞美改革、现代化，以及英国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所说的“技术革命的白热”。
这个时代的乐观主义，是一部老电影的重演。以前的繁荣——1848到1873年，以及下次的1896到1914年——同样迎来了愉快预测：这是一个财富不断增长的新社会。克罗斯兰的修正主义，效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社民党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斯坦的观点。
但是繁荣建立在不稳定的根基上，而且从长期来看是不能持续的。事实上，它是三个因素的一种产品。所有因素植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军需扩张，国家管理，以及工人阶级的战斗性。
尽管在1945年之后有下降，因为冷战的关系，军备开支依然格外地高。政府武器合同为一众顶级公司提供了有保证的销售和利润。一份合同一旦签约，在军需生产上的投资，包括研究和开发，事实上是没有风险的。乘数效应意味着在武器生产上的急速发展会刺激整体经济，因为武器制造商会向其他资本家购买原材料、零部件、能源，以及各种服务。而且因为，军需企业的工人会将他们的工资花费在各种不同的日用消费品上。而且，因为军需生产是浪费性支出，它从体系中泄露剩余财富，减少导致经济过热的资本积累趋势，并且对市场、价格和利润都进行了挤压，因此促进了衰退。
第二个因素，是国家更加普遍地行使了经济职能。除了购买武器，战后的国家将主要产业国有化，修建基础设施，扩充政府工作人员，并通过救济金、养老金，以及由医院、学校和其他公共服务机构所代表的“社会福利工资”等形式，进行收入再分配。这同样也为资本家提供了市场和利润，例如，建筑公司修建福利住房，制药公司为公立医院提供药品，或者工厂为国有化铁路网络修建全部车辆。乘数效用在这里再次发挥了作用。
这个因素与第三个紧紧联系在一起：被萧条和战争所激化的，一个工人阶级的好斗性。
统治阶级明白，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1917-1923年的一波革命中结束的。他们明白，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衰退，刺激了再生的革命高潮，像1936年发生在法国和西班牙的那样。他们同样明白，欧洲工人阶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浮现，既是愤怒于两次大战之间的救济金队伍和贫困，也得益于1939-1945年间战时经济下的充分就业。战后立即出现的共产主义威胁也许已经退潮，但左派对于计划和福利的要求，在一个由工人阶级主导的西欧，已经成为普遍，不可能回到20世纪30年代了。
昆廷·霍格，一位保守党官员和下院议员，1943年曾经在英国下院提出了这个改革方案：“如果你不给人民社会改革，他们将给你社会革命。”战后的马歇尔援助有着同样的动机：通过缓和社会不幸来制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在二战之后，欧洲资本主义能够生存，多亏了美国贷款资助投资，保持充分就业，以及建设福利国家。
“永久性军需经济”的复合经济作用以及“福利国家共识”是一种国家主导的繁荣，它使得资本主义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可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它不可能持久。它没有持久。这个体系的矛盾暂时潜入水中，但它们并没有被溶解，而且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阶段。
帝国的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获胜的强国是为他们的帝国而战。当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就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维持帝国上面。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对殖民地的主权。日本曾经把英国赶出了马来亚，把法国赶出了越南，还把荷兰赶出了印度尼西亚。所有人都回来了。
但改变的更多。在一个极化的世界中，欧洲传统强国不仅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阴影之下，他们在财政上也更加依赖美国贷款，以重建衰败的经济。英国尤其如此。他们在六年的时间里，全身心地投入世界大战，从1941年开始，就已经变得严重依赖美国财政和军事援助。
同时，殖民地中民族主义者对英国统治的抵制日益增长。这反映了本国资产阶级和中产者财富的增加，城市工人阶级群体的扩大，政治组织和工会力量的加强，在战争中已经发展起来的激进情绪，以及越来越频繁的反殖民斗争的成功榜样。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被三波之前的民族主义风潮所动摇——分别是发生在本世纪的20、30和40年代早期。1942年的“退出印度”运动特别有力量，质疑了英国代表3.25亿印度人民宣战的权力。为镇压这起运动，当局采取了极端暴力的形式，但这些事件让一些印度统治者不再抱有幻想。英国驻印度的总督，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将军，在1943年告诉丘吉尔：“保住印度所必须的镇压力量，在战后将超过英国的承受能力。”
战后帝国主义的过分伸手激起了三种反应：镇压、分而治之，以及支持代理统治者。镇压激起了几场全面的殖民地战争。法国与越南进行了一场长期战争（1946-1954），损失了50万生命，以及另一场与阿尔及利亚的长期战争（1954-1962），损失则是100万。英国在马来亚（1948-1960）、肯尼亚（1952-1956）、塞浦路斯（1955-1959）和亚丁（1963-1967）进行殖民战争。这些“肮脏的战争”包括大屠杀、集中营，以及酷刑的广泛使用。
殖民战争，需要从母国出发征伐很长的距离，对抗当地土生土长的民族游击队，这对衰落中的帝国主义列强来说是个巨大的负担。在葡萄牙表现得最为清楚。这是一个欧洲小国，在非洲有一个旧式帝国。在几内亚比绍（1956-1974年）、安哥拉（1961-1974年）和莫桑比克（1964-1974年）同时爆发的一系列战争，是1974-1975年葡萄牙革命的一个直接后果，革命是由不满的军官发动的。
在这一系列的战后冲突中，最后发生的是1964到1979年，罗德西亚（今天的津巴布韦）反抗种族主义政权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母国”拒绝支持白人定居者。保守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1960年对南非的访问中，已经总结了英国统治者的观点。当时他说：“改变之风已经吹遍了这个大洲。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这种民族意识的增长速度是一种政治事实。”其他的，更为狡猾的保护帝国利益的方式是需要的——例如1947年那些在印度“去殖民化”过程中采用的。
长期以来，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都是印度民族主义的主要表达者。其最激进的成员青睐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的联盟，一个跨越次大陆的单一国家，彻底的土地改革，以及支持工人权力。其潜力在1946年2月显示，当时78艘英国轮船和20座海岸站的全体成员发生兵变。学生和工人支持兵变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肩并肩前进。
但更右翼的成员敌视阶级斗争。后者威胁到了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起主导作用的印度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国大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政党，并不是一个革命组织。圣雄甘地，代表国大党右翼，反对兵变，甚至反对更加“左倾”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忙着控制它的企图。这给民族主义运动留下了一个弱点，可以被印度教沙文主义者、穆斯林分离分子和英帝国主义当局利用。阶级斗争倾向于团结被剥削者反抗他们的剥削者。阶级斗争的缺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使人们分裂并易受仇恨政治的影响。
英国积极鼓励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穆斯林联盟——它偏爱一个单独的穆斯林国家——作为国大党的平衡力量。其效果是释放了大量的公共暴力，使得贫穷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其中相互攻击。
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人口是混杂在一起的，特别是在次大陆西北的旁遮普地区。一旦国大党和穆盟领袖同意分割，经过英国的纵容，右翼暴徒就在新国界两端采取行动去对“他们”的土地实行种族清洗。1947年，当印度和巴基斯坦分离时，有25万到100万人死于社区大屠杀。由分享制造的分歧依旧没有解决。印度和巴基斯坦依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争执不休，而且，沙文主义和地方自治主义继续毒害着这一地区的政治。
英国人已经分裂了他们的对手，排斥了议会反对派，并确保在德里和卡拉奇的新政权赞同外国资本。同样的方法在别处被采用，以控制向本土政权的过渡。
在马来亚，英国发动了一场反暴乱战争，以对抗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运动。游击队主要是华裔。英国人利用这一点，影响马来人去怀疑华裔少数民族，同时对温和的马来亚政治家许诺永久独立。
在肯尼亚，英国在1956年首先击败了茅茅革命，接着几年之后，1963年，放出了拘留中的重要的民族主义领袖、相对温和的乔莫·肯雅塔，以便同他谈判一场有秩序地向独立的转变。
一些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塞浦路斯。英国无法在岛上击败埃奥卡民族主义游击队运动。相反，他们安排了一次停火并谈判了一场向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权力移交，相比游击队的指挥官格里瓦斯将军，前者是一个更温和的民族主义者。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正式的帝国——直接的殖民统治——在一系列的冲突中解体了。有一些非常血腥，另一些相对不那么残忍。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终结。在转变之中，外国利益通常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高度的经济依赖束缚了许多新独立国家。在一个由巨头公司的军事强国支配的世界上，很少国家能够轻易找到他们摆脱贫困的出路。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政权有时候将试图冲破这个束缚。但当他们这么做时，会发现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它们。全球大国的背景已经改变了。但这些表演者作秀的舞台依旧还在。
石油，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
自从1945年以来，地球上的一个区域得到了列强的特别重视：这就是中东。原因在于，它拥有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大约70%。
石油是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商品。它是燃料，是热，也是光。没有它，资本主义经济就会慢慢停止。石油还有无穷大的利润。世界最大的十家公司中，有五家是石油企业。
1945年之后，美国的石油生产远远跟不上经济增长速度。在50年代，美国只有10%的石油依靠进口，到了80年代，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超过一半。同时，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对石油供应施加了日益增长的压力。中国经济年均增长大约8%，但对全球石油的消费份额，已经从1978年的大约5%，上升到今天的大约20%。
石油是一种关键商品，对其需求一直在上升，但它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中东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战场，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19世纪末期，英国控制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主要为了确保他们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交通。在一战爆发前不久，他们获得了影响中东的第二个、同样紧迫的原因：英国皇家海军已经将其舰队的能量供应由煤换成了石油。控制伊拉克南部的油田成为一项战略首选。
现代中东由一战所创造。1918年，英国在这里部署了50万士兵，将奥斯曼土耳其赶出了伊拉克和叙利亚。这样，根据英国与其同伙法国的秘密战时协议，中东就被他们瓜分成若干殖民地。
但英国已经加入了其他两项战时协议：他们承诺了哈桑家族领袖的独立权，这是阿拉伯本土一个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政治力量；他们还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定居并为犹太人创建一个民族家园提出支持。这两条许诺的第一个失效了，而第二个得到了遵守。
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在19世纪后期建立的一个右翼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在一战之前，只得到了一小部分欧洲犹太人的支持。在这一时期，大多数政治上活跃的犹太人都是左派。绝大部分的欧洲犹太人是中世纪犹太教皈依者的后代。犹太复国主义者声称，反犹主义不可避免，犹太人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因此，来自世界上不同地域的犹太人应该在一处单一的地点定居并生活在一起。这个地点选在哪里是次要的。其中一个建议是马达加斯加。
大多数犹太人认为这个建议是一个天方夜谭。他们有工作，有家庭，在居住地有事业。他们融入了当地社区。反犹主义是一个真实威胁，但最实际的反应，似乎是与社会主义者和工会联盟联合起来反对它，而不是做白日梦地幻想逃到一个理想化的“家园”。
是帝国主义给了犹太复国分子动力。他们的领袖理解这一点。他们为回归在欧洲高层进行努力游说，尤其是德国皇帝、俄国沙皇和土耳其苏丹。但实施者却是英国人。在一战中，他们希望犹太复国主义者鼓励犹太人志愿从事军事服务，这样就能看到一个有利条件：在战后巴勒斯坦建设一个亲英的犹太飞地。“我们能够发展这个国家，”一个复国分子领袖在1914年写道，“带回文明，并为苏伊士运河形成一种非常有效的保护。”
问题在于，巴勒斯坦已经被人占据了。而且在1918年，其70万人口中，只有6万犹太人，其余的都是阿拉伯人，其中大多数是佃农。但在1947年，当英国放弃他们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权时，犹太人数量已经增加了10倍以上，达到65万人，而阿拉伯人增长了不到3倍，达到200万。这个不同可以解释为在英国当局允许下，大规模的犹太移民涌入。
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欧洲和美国捐助者那里得到了重金。因此他们通过向不住在本地的阿拉伯地主开出诱人的价格，可以买下土地。接着他们移入，并驱逐其家族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工作了若干世纪的阿拉伯农民。犹太人的攫取，以及英国对阿拉伯反抗的镇压，引发了1936-1939年的巴勒斯坦起义。复国主义分子与2万英国军人站在一道镇压了起义。大约500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
随后为了缓解摩擦，英国试图限制犹太移民的比率。这使他们陷入20世纪40年代里，与日益自信的复国主义分子间的武装冲突。巴勒斯坦的失败，意味着英国人培植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如今有了自己的生活。
纳粹的大清洗，给了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巨大的深层动力。600万犹太人在一个蓄意灭绝方案中被谋杀，这个发现震惊了世界。这似乎证实了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断言，即反犹主义是如此普遍，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人家园。这让许多人感到，国际社会在道义上必须支持犹太复国分子的要求。
1947年，随着英国的撤退迫在眉睫，联合国以调解人身份安排了一个国际和平方案。巴勒斯坦将被分割，领土的55％拨给犹太复国分子——他们只占当地人口的30%，绝大多数是移民定居者。阿拉伯人拒绝了这个方案。在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首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示威。巴勒斯坦人为了自卫组织起来，并且希望得到阿拉伯世界更多支持。但现在的犹太复国分子人数如此之多，组织如此之好，装备如此精良，无法将他们赶走。他们发动进攻，并占领了历史上巴勒斯坦80％的土地。
在1948年，至少有70万巴勒斯坦人被迫逃亡。
阿拉伯君主们将其规模有限、作风散漫的部队投入战争，他们很快就被打败，但勉强接受了一块自己占有的土地。巴勒斯坦领土的残余部分被埃及和约旦分割。
以色列国在1948年宣布建立。此后它在1956、1967、1973和1982年，对邻国发动战争。1967年，它从叙利亚占领了戈兰高地，从约旦占领了西岸，从埃及占领了加沙地带和西奈沙漠。这一年，另外的35万巴勒斯坦人加入了第二次大逃离。以色列在1967年获得的额外领土，大部分一起保留至今。它继续吞并领土，建立定居点，并鼓励犹太人移民。它也继续打击巴勒斯坦。其高峰是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1987-1993），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2000-2005）和加沙战争（2008-2009）。
以色列是一个建立在驱逐基础上的殖民定居国。因为已经占据了邻国的土地，它永远不可能与它们和平相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对增长扩张领土和增强人力施加了永久的压力。
1956年：匈牙利与苏伊士
1956年是战争、革命与醒悟的一年——一个过去之后再也不可能重来的一年。
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来说，1948年战争和以色列国的建立是灾难性的失败。其效果是在整个中东都有这种感觉。腐败、反动的傀儡国君们承受着来自底层的巨大压力。阿拉伯军队的下级军官提供了这种公众不满的最有效表达方式。1948年，他们已经站在了军事失利的最前线。这些人有很好的理由来拥护改革和现代化。而且因为其职业角色，他们作为一种民族力量组织起来了。
在上涨中的大规模抗议中，1952年7月23日，埃及的自由军官运动筹划了一起军事政变，终结了国王法鲁克的统治。在运动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上校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
纳赛尔的土地改革规划、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尖锐攻击，让他在国内受到欢迎，并且在整个中东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座灯塔。在接管权力三年之后，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1956年11月，英国和法国做出回应，与以色列一道入侵埃及。
对帝国主义强国来说，这次入侵是一场政治灾难。它在阿拉伯世界激起了愤怒的风暴，并在国内引来了大规模抗议。一场由工党和总工会号召的示威，是自二战以来伦敦最大的一次，而以唐宁街10号[1]。外面示威者和警察的冲突达到高潮。美国利用了这次敌对反应，通过威胁切断英国经济所依赖的资金，来终止这次行动。美国的目标，是取代英国成为盛产石油的主要帝国主义强国。因此，苏伊士危机毁掉了大英帝国的任何幻觉：它很显然处在最终衰退期；独立于美国，它不可能继续在世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上升到了新高度。
与此同时，在铁幕的另一端，更加激烈的事件正在演变。斯大林在1953年已经死去了。他的统治已经制造了很多牺牲品；现在，斯大林的警察头目贝利亚被处决。
1956年2月，当新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谴责斯大林时，一场内部的权力斗争在公开舞台爆发。他说，斯大林曾经谋杀过数千人，将上百万人驱逐出境，并在1941年6月的德国入侵危机中被证明是怯懦和不称职的。这个冲击波是无边无际的。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斯大林主义的宣传机器已经压制了最微弱的不满私语，突然，一切都有了问题。也许不是所有人在“社会主义祖国”都很好。也许一些批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谎言”。
自从1953年以来，不满情绪一直在苏联内部增长。在这年6月，东柏林一处建筑工地的建筑工人，当被告知他们必须为同样的工资工作更长时间时，他们罢工了。当他们游行穿过城市时，上万人加入了他们。第二天，整个东德被一场总罢工所控制。在一些城镇，示威者洗劫办公室，攻击警察局，甚至砸开监狱。在7月，暴动同样在俄国本土远北位于沃尔库塔爆发。在5天中，50个矿井停止了作业，25万矿工在罢工。两起反抗都被军队粉碎。但对改革的需求是明显的。
在波兰，两种回忆依旧新鲜：纳粹的长期占领，以及由战争结束所带来的对自由和繁荣的强烈愿望。斯大林的死以及随后对其的谴责，重新点燃了这些希望。1956年6月，像三年前的东柏林工人一样，波兹南工人停止了工作，游行在城市中，并很快与警察冲突，释放囚犯，夺取武器。这场暴动被控制住了，但并不是完全镇压了运动，一部分赞同有限改革的官员操纵了权力。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一位被斯大林拘禁的、有独立意识的波兰领导人，从监狱被释放，并组建了一个新政权。
俄国以入侵相威胁，但被说服后退。哥穆尔卡在一场有25万热情支待者的公众集会上致辞。以一次工人阶级革命开始的行动，已经转变成一起权力政变。10月的波兰之春——正如它被称呼的——仅仅是将权力交给了改良主义派别。
匈牙利的事件进行得相当不一样。波兹南事件和波兰之春是一场在欧洲心脏的工人阶级伟大革命的炸药。在1956年10月22日，布达佩斯理工学院的学生起草了一份14点声明，要求民主，言论自由，释放囚犯，撤走俄国军队，并结束国家对农民产品的强制征收。第二天，学生游行去提交他们的要求。当他们这样做时，上万名工人加入了他们。在晚上，当在无线电台集中时，他们遭到了秘密警察的火力攻击。
工人们用来自运动俱乐部的枪支武装自己。士兵们将他们的武器交给示威者。在整座城市，接着在整个国家，人民委员会和武装民兵夺取了政权。
彼得·弗赖尔，为英国共产党报纸《每日工人》采访事件，报道说这个新的民主政体就像在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中被丢掉的工人的、农民的和士兵的委员会……他们立刻就成了暴动机构——在工厂和大学、矿山和军队单位中选出的代表的集合，也是武装群众信任的人民自治机构。
由纳吉·伊姆雷领导的一部分匈牙利统治阶级，试图用哥穆尔卡在波兰曾经用过的同样方式——通过驾驭人民革命的猛虎——重新掌权。但这场运动过于强大。事件已经超越了一次政府改组的程度。
11月4日苏军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当工人阶级的聚居区化为瓦砾，数千名匈牙利人一条街一条街地与侵略者战斗到死时，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战区。扮演1905年和1917年彼得格勒苏维埃角色的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号召一场总罢工，使这座城市瘫痪了两个星期。
这年11月，布达佩斯在双重政权统治下。工人委员会组织必需品供应，分发面包，维持医疗卫生服务，并制造武器。相反，新成立的卡达尔·亚诺什政权，其权威依靠苏军坦克和炮塔。
但是，工人们不可能战胜3000辆坦克和20万军队，革命不传播到东欧其他地区，这就不可能。罢工失败了，工人委员会被镇压，而包括纳吉在内的350个反对派被处决。即使这样，卡达尔政权依旧是脆弱的。当它争取重新控制匈牙利时，被迫将平均工资提高了22%，并许诺“在所有现在的管理实体中……民主选举”。
在东德，因其在1953年起义中的作用，从共产党中被净化出来的人中，68％在1933年之前就是党员了。这些老革命者是在与他们自己的阶级对抗。新统治阶级中合适的政党工作人员，依旧留在他们的岗位。
彼得·弗赖尔发自布达佩斯的报道是尖锐的。他从《每日工人》辞职并随后被驱逐出了共产党。他并不孤单。在匈牙利革命之后不久的余波中，英国共产党损失了它的7000名党员，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包括许多主要的知识分子和工会主义者。
随着斯大林的崩溃，一个新左派开始形成。而随着革命分子再凝结成新的团队，他们被一些相互矛盾的“反斯大林主义”政治传统所吸引。其中一种在遥远的加勒比海岛的一处偏远山区形成。它将产生一个鼓舞人心的偶像人物，在一个被剥削和不公伤害的世界中，此人似乎是革命理想主义的人格化。他的名字叫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与古巴革命
1956年12月，一支由82名革命者组成的团队在古巴海岸登陆，打算推翻腐败、凶残、美国支持的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他们称自已为七二十六运动，以纪念1953年这天对蒙卡塔军营的一次失败的进攻。这次冒险的总指挥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其他领导人还有菲德尔的弟弟劳尔，以及一个阿根廷博士，欧内斯托·切·格瓦拉。
他们中只12人能存活足够长的时间，在遥远的马埃斯特拉山脉发动一场游击战争。尽管这样是，这个组织团结一致，而且吸引到了新鲜成员。到了1958年夏天，他们有200名成员。6个月之后，在1959年1月，他们作为革命战争的胜利者，进入了古巴首都哈瓦那。
美国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看成自己的“后院”。这些名义上独立的国家，被形形色色的将军、地主、实业家和暴徒组成的委托政权所管理。这个系统旨在这一地区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由美国情报机构进行监督。例如在1954年，当一个温和的修正主义政权在危地马拉掌权时，它在一次CIA组织的政变中被推翻。
然而，凑巧的是，巴蒂斯塔已经变得非常不受欢迎，美国已经决定在最后时刻甩了他，并相信自己可以和卡斯特罗达成协议。然而为什么没有？俄国革命是由工人实施的。中国革命是由农民实现的。古巴革命的完成者没有经过二者，它是一次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运动。
卡斯特罗颁布了一系列声明，显示了对自由改革的支待，但除此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迟至1959年5月他宣布：“我们不反对私人投资……我们信任私人投资者的有效，信任他们的经验，也信任他们的热情……拥有国际投资的公司，将和民族企业一样，拥有相同的保障，得到相同的权益。”
革命者们是天真的。使胜利成为可能的，是古巴农民和农村劳动者的支持。这些是美国资本的驮兽。不触犯大企业的利益，他们的生活就不可能改善。
古巴经济欠发达的矛盾使卡斯特罗面临一个简单的选择：他要么停止管理一个巴蒂斯塔式的代理人政权，要么进行土地改革，并运用这个岛屿的财富来资助学校、医院和福利。
起初，卡斯特罗的变化是谨慎的。但他面临的，是美国对于任何能察觉到的威胁，都会进行猛烈报复。一个日益紧张的对峙，以这个岛上美国企业的全部国有化、与苏联发展稳固的商业联系，以及后来宣布古巴的革命为“社会主义”而达到高潮。随后，在1961年4月，中央情报局支持富有的古巴被驱逐者对这个岛进行了一次武装攻击。正如普通古巴民众已经抛弃了巴蒂斯塔，任其自生自灭一样，现在，他们团结起来保卫卡斯特罗政权。猪湾入侵是一场惨败。第二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当卡斯特罗的苏联同盟（暂时性的）在这个岛布置核武器并几乎引发核战争时，美国和古巴之间的不和被密封了。
城市工人在革命中没有起什么作用。农村劳动者曾经为来自边线的革命欢呼，但几乎没有人做过游击战士。这场革命几乎完全是中产阶级理想主义者，以及他们沿途成功招募的少量个体农民的行为。因此，古巴革命并不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一个范例。因此古巴“社会主义”，是一个遭受美国抵制的加勒比蔗糖生产岛屿，没有创造力的国家资本主义与经济依赖。其改革是真实的，但它们是由上层发动，并受贫困制约的。
尽管，切·格瓦拉将古巴经验总结成了一种能在世界范围内应用的革命游击战理论。他确定了三个关键要点：
1．大众游击队可以击败正规的政府武装。
2．乡村而非城市，是欠发达世界天然的斗争地域。
3．革命者不需要等待时机成熟，他们自己能够通过组建一支革命游击队伍并充当催化剂，来制造革命。
切强调，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其小规模、机动性强、坚强有力的团队可以提供革命“中心”（基础），启动革命游击战争，并在整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颠覆美国支待的独裁者。
切说到做到。他本来可以留在古巴，继续当一个舒服的、受尊敬的高级官员。但他很快看破了古巴领导人青睐的苏联式经济和外交模式。本质上，他依旧是自己一直以来的那样：一个英勇无畏、充满理想及献身精神的革命战士。因此他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并秘密出行，首先在1965年到达刚果，接着在1966年到达玻利维亚，试图将他的革命理论付诸实现。
但这个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仅仅通过意志力和活力，革命不可能被复制，历史不可能被唯意志论推动。主观因素——领导能力、组织、意识形态——在革命形势中起决定作用，但客观环境必须合适，革命是否可行，同样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平衡、国家的凝聚力，以及大众的意识和信心。
而在两者之间必须有一个适当的关系：革命组织必须能够嵌入社会，深入其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这样革命者才能对流行情绪保待敏感，并使需求和呼吁与行动相匹配，以便在可能的时机行动。
在古巴，所有的社会力量都是弱小的：社会精英、巴蒂斯塔政权、中产阶级、劳工运动、农民、农业劳动者。腐败和剥削是地方流行病。生活是悲苦的，但异化疏离和死气沉沉是普遍的。进入这样被掏空的社会，游击队是空中的砂粒。
在其他地方，事情有所不同。在刚果，切被军阀对手的腐败和宗派主义，以及他自己的不良健康击败。但在玻利维亚，他面对的情况更为糟糕。他的大约50人的游击队，深入了一个遥远的山区，发现自己在当地民众的漠不关心与恐惧中被孤立。游击战士们在一次次的灾难中蹒跚而行，而接着，在1967年10月初，剩下的一小部分人被1800名玻利维亚士兵包围，并被全歼。
切被俘虏并立即处决。然而，在一个被苦难折磨的世界，因为其英雄气概和理想主义，他成为革命抵抗的一个偶像。接着，他也许已经成为了这个行星上最著名的一张面孔。
[1] 英国首相的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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