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十二章 革命的高潮
（1917—192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敌对的国家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其目的是为了一个统治集团的利益，而牺牲他国利益，重新分配全球资源和势力范围。大部分民众不过是牺牲品，身处屠杀、破坏和贫困之中，既从胜利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正因为如此，而且因为一支发展中的、专注和稳固的反战少数派别的鼓动，一场再生的群众运动（因1914年8月战争的爆发而停止）逐步加快了步伐。它最终发展成为历史上到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工人阶级革命高潮，一场有力量首先停止东线战事，并最终严重威胁了欧洲资本主义生存的运动。
1917-1923年的事件，开始于俄国革命的爆发，而终止于德国革命的失败，对今天的积极分子来说，表现了我们历史经验最丰富的接缝。这个运动是如何建立，它采取了什么形式，以及它为什么会失利？
1917年：二月革命
在维也纳、彼得堡、柏林、巴黎和伦敦，战争的爆发将欢呼的爱国者人群带到大街上。罢工停止了，抗议取消了，工人阶级聚居区的路障也拆除了。这就是托洛茨基书写的“奥匈帝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亚瑟·朗索姆描绘的“将一个民族聚合成一个整体的时刻”，以及罗莎·卢森堡所指出的德国“陷入狂喜”。
不是所有人都被洗脑。狂欢的大众主要是中产阶级。工厂和工人聚居区的情绪通常更加压抑。但政治家们急剧地右转，劳工运动领袖向沙文主义投降，而许多起初能听到的反战声音再也没有动静了。数千万人急切地支持战争，而数千万更多的人感到别无选择，只能支持他们自己的军队。资本主义不仅将世界推入暴虐，还用战争狂热把人们逼得发疯。
几乎所有人期待一场以1870年的普法战争为模板的短期战事。德国计划六星期进驻巴黎。法国士兵在其军队列车的一侧涂上“柏林”。英国政治家宣布“战争将在圣诞节结束”。事实不是这样。战争是长期的，并且前所未有地残忍，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先进工业能以一个历史前所未知的规模，大批量生产破坏手段。
随着在屠杀中的投资增加，战争目的扩大到使投入的花销物有所值。德国领袖们计划控制整个中欧，合并比利时和法国东部的工业区，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巴尔干、土耳其和中东。英国垂涎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并且计划与法国和俄国一道瓜分中东。法国希望收回1871年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并企图夺取莱茵兰工业区。军事力量已经代替了经济竞争，成为资本扩张的首要机制，而生命和财产的出血损失，必须得到利润作为回报。
欧洲士兵、工人和农民所付出的代价是天文数字。德国失去了八分之一符合战争年龄的男人，法国的损失则是五分之一。数百万人终身残废。当在前线服役的本地军团被全部派出时，整个城镇就被剥夺了男人。这不是夸大其词。
在国内方面，当资源被转移到军工生产时，工资被削减，物价在上升，食品出现短缺。1917年，德国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所需热量的三分之二。在战争结束前，大约有75万人死于饥饿。
社会秩序出现混乱。以前从未离开自己村庄的农民，被派往遥远的战场上去送死。青年工人们被从城市贫民区赶出，加入现代工业化战争的大漩涡。从前是家庭主妇的女性，代替她们的丈夫在兵工企业上班，并加入了工会。
阶级矛盾加剧了。营养不良的士兵们，住在浸满水的战壕中，生活在炮火的威胁下。他们日益仇视住在后方乡间别墅的文职军官。当生活水准下降时，工人被禁止罢工，而银行家和企业主们却因为战争利润而致富。1916和1917年冬天，在整个欧洲，无论在战壕中还是在后方，处处都是悲观情绪。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风暴正在酝酿。但它会在哪里爆发？
“我们老一代人，很可能不会活着看到下一次革命的决战了。”1917年1月，列宁在苏黎士对一群年轻工人如是说。然而，俄国的落后，使得它成为欧洲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俄国参与争夺世界霸权的血腥战斗，是超出自身能力的。距离的遥远，农业的原始，铁路网的稀疏，以及工业基础的薄弱，无法支撑数百万军队进行军需品大量消耗的战争。俄国的失败命运是必然的。“在第一个月里”，托尔斯泰写道：
士兵们被炮火击倒，他们心不在焉，或者根本没想到；但日复一日，他们积累经验——被无知军官指挥的低级别士兵的惨痛经验。通过穿着唯一一双鞋被漫无目的调动的次数，没有吃饭的次数，他们评估将军们的困惑。从人员和事件的血腥混合中，一个概括性词汇浮现出来：“混乱”。
饥饿和一种无助感折磨着战壕中农民出身的步兵们。不守纪律和逃亡成为流行病。仅仅是在鞭打和射击之下，战线才勉强维持。饥饿同样逼近了工人区。在1917年2月23日早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权力，似乎和以往一样稳固。没有人得到哪怕最小一点暗示：这天——国际妇女节——的一个游行，将引爆俄国革命。
地下革命者本来不过是打算用集会、演讲和散发传单纪念这一天。没有人得到罢工或示威游行的通知。这没关系。一些事情突然发生。民众将不可能错过。纺织女工举行罢工，高喊着“打倒高物价！打倒饥饿！给工人面包！”的口号游行在大街上。当通过其他工厂时，她们作出手势，扔出雪球，大声呼唤里面的工人加入他们：“出来，停止工作！”当街头示威者的能量将一群又一群工人拉进行动时，这场游行膨胀成了一次自发的“蓄意”罢工。
第二天，彼得格勒40万工人中的一半人加入了这场运动，这时候，可以听到要求便宜面包的呼喊中混合了远为不祥的一些声音：“打倒专制！结束战争！”
这一天，以及随后几天，发生了游行队伍同警察、军队和哥萨克的冲突。并且所有冲突都是流血的。当哥萨克接到命令，攻击来自埃里克森纺织厂的2500名工人时，他们通过一个由工厂干部组成的狭窄走廊，当他们行走的时候，有人向工人微笑。托洛茨基评论道：“他们仍有纪律，但只剩下一个稀薄透明的贝壳，却随时扬言要突破。”
从2月23日到27日，在五天时间里，这场革命作为大批工人与国家武装力量在首都街头的对峙，双方不相上下。“毫无疑问，”托洛茨基接着说，“在某种程度上，每一次革命的命运，都是由对于军队的处置所打破的。”不管自己的抱怨和不满是怎样，不管他对自已被要求射杀的人群有多大程度不言而喻的同情，当士兵攻击自己的军官时，冒的风险是可怕的。为了发现易于感染的信心，他必须确保，自己面前的群众，有取胜的力量和决心。
在那五天中，在彼得格勒的街道上，这件事情在上千次大大小小的遭遇中被决定。它被一个扫视，一次微笑，一条引起共鸣的标语所决定；它被一个饥饿的母亲反对凶残军官命令的呼吁所决定；它被将所有人挤到一条拥挤大道上的压力所决定；它被革命的微生物学所决定。
在第四天，一波兵变潮横扫军营。工人和士兵在街道上合成一队，举着枪支和红旗一起游行。新从前线调来恢复秩序的兵团，被说服站在了革命潮流一边。将军们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他们提醒沙皇，如果他不退位，就无法恢复秩序。在五天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沙皇已经被废除。俄罗斯成为了一个共和国。
但它是什么样的共和国？它将如何被管理？现在谁将掌权？而民众是否能得到他们想要的面包与和平？这些问题有待回答。俄国革命不过刚刚开始。
二元政权：革命的机制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发动和取胜，完全是通过劳动人民的大规模行动实现的。资产阶级和中产者无论什么作用都没有起到。但政权并没有交到工人手中，而是交给了国家杜马中宪政民主党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治家。宪政民主党是一个由自由派地主、实业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现实似乎是分娩中的大山生下了一只耗子。托洛茨基称之为“二月革命的悖论”。究竟发生了什么？
民众还没有组织成一支有能力领导社会的政治力量。他们对自己能否做到这一点也没有信心。但政治惧怕真空，而权力则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移动。因此俄国最高权力桌的空位，立即被一个现存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对派”政治家所占据。
这些政治家受过良好教育，富有经验，而且谈吐优雅。许多普通人依旧信任他们的花言巧语和承诺。人民需要通过学习痛苦的经历才会认识到，立宪派是代表权贵的阶级敌人。
混乱通过这个党的左派领袖而得到和解。社会革命党是一个激进知识分子的党派，形成于一些旧式民粹派团体的组合。在革命中，他们继续关注农民并膨胀成为一支以农民投票为基础的群众运动组织。但在政党构成上，他们仅仅体现了富裕农民的保守，中等收入农民的动摇，以及穷苦农民的消极。断裂和落后的阶级基础，使社会革命党人不能提供决定性的革命领导层。他们很快就分裂了。其右翼支持临时政府，左翼则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同盟。
孟什维克（改良社会主义者）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角色，就是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建立议会民主和公民自由的努力，而不是发动他们自己的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社会主义者）起初也持有相似的立场。即使在1903年与孟什维克分道扬镶，他们依然继续相信，俄国革命将是一场有限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立场的逻辑，似乎要求他们支持1917年新成立的临时政府。
4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到达了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迎接他从流放地回归的，是几千名工人和士兵组成的一支群众队伍。他很快否决了自己党的政策，谴责了帝国主义战争，呼吁立即实现和平以及推翻临时政府，并主张“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党是高度民主的——整个1917年都在激烈地辩论，列宁不能通过一次讲话就推翻其立场。因此，他不得不发起一次困难的内部斗争，去改变一项被像约瑟夫·斯大林那样更保守的领导人强烈支持的政策。
三件事情证明是决定性的。第一，列宁具体表达了普通党员积极分子的心声，而他们反过来在一场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将其嵌入。这场运动是为应对不断深化的社会和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并快速转向了左翼。
第二，因为其代表的阶级力量，临时政府不能满意大众封装在布尔什维克“和平，面包与土地”标语中的要求。这个政府正决定继续战争，不可能解决经济危机，更不可能将土地分给农民。
第三，通过工人的、士兵的和农民的理事会（苏维埃）网络，民众被组织起来了。苏维埃对大众需求给予了民主的表达，组织了大规模抗议以实现它们，并描绘了一个胚胎中的可供替代的人民政府。
布尔什维克决定用两条标语催化内在于苏维埃的这种革命潜力。它们是“打倒临时政府”和“全部权力归属苏维埃”。其含义是，资产阶级国家必须被推翻，并被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所代替。
二月革命的悖论创造了托洛茨基所说的“二元政权”。在社会内部同时存在的两个供选择和相互抵触的政治权威中心。临时政府控制了旧的国家机构并代表有产者阶级，是二元权力的一边。苏维埃，革命群众的民主大会，形成了另一边。
这个二元政权极不稳定，因此难以维持。要么是临时政府镇压苏维埃，重建无争议的私有制统治，要么是苏维埃推翻临时政府，并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列宁的使命是用这种理解力装备他的政党，并使其做好二次革命的准备。在七月，当托洛茨基和一小部分追随者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时，他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从此以后，两位革命领袖作为亲密的政治盟友而工作。
列宁写于1917年8月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对于党的重新武装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坚持资本主义国家并非一个中立力量，而是一种以保卫统治阶级利益为使命的组织。他的争论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真正传统的再主张，因为马克思大体上参考的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曾经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只能通过一种基于大众参与民主的新型国家，才能被粉碎和代替。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合的产物和表现，”列宁写道，“无论何地，无论何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当客观的阶级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国家就出现了。”更简要地说，“国家是一种阶级统治的机构，一种一个阶级为镇压另一个阶级建立的机构。”它由“武装人员的群体”组成，以镇压大众对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和暴力的反抗。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寻求废除阶级并因此废除强制性国家。但国家的“消亡”只能伴随阶级矛盾的“消亡”。在革命的熔炉中，随着阶级斗争达到白热化，工人阶级为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必须创建他们自己的国家。
这就是继马克思之后，列宁所称的“无产阶级的独裁”。短语的选择是贫乏的。我们把独裁和民主看作是对立的，但这个概念是合理的。不管哪个阶级控制它，国家都是一种压迫机构。但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保卫的是富人的财产，与之相反，一个工人的国家，其中选举出的代表对群众大会负责，而武装的人民民兵处于民主的控制下，捍卫大多数的利益。
在1917年期间，苏维埃扮演了一个日益重要的角色。渐渐的，在革命首都的普通工人、士兵和水手，忽视临时政府的命令，只遵守苏维埃发布的那些命令。在事件和经验的影响下，群众意识正急剧地左转。权力正从旧的国家转向新的民主政权。
在某一时刻，事件将突破临界点。群众将指望苏维埃来最终解决革命危机，满足大众的需要，交付革命的承诺。
时间将是决定性的。一场早熟的暴动将冒隔离革命先锋的风险，并允许统治阶级毁灭它。但是拖延起义将同样可能被证明是致命的。当最广大群众的希望达到顶峰时，如果革命者不能起带头作用，人民将很快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恢复到日常生活的老一套上。为革命提供燃料的热情和能量从此将渐渐枯竭，而统治阶级将有机会重建破碎的权力装置。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正在为一次最终考验重新武装：领导和组织一场以夺取国家权力为目标的无产阶级武装暴动。
从二月到十月：革命的节奏
在1917年，随着阶级斗争潮起潮落，俄国革命经历了五次重大的危机。其中的四次——二月革命、四月革命、八月的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及十月暴动——都有推进革命发展的大规模行动，并且都取得了成功。它们削弱了旧秩序，加强了群众组织的力量，增进了民众的觉悟、信心和斗志，并为下一次的发展提升了平台。另外一个——七月危机——是一场局部逆流。它没有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反而令其倒退。即使这样，它还是打倒了一个总理，并教给大众宝贵的教训。
第一次危机是一场五日暴动。它摧毁了君主专制，使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控制的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并催生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民主公民大会（或称苏维埃）网络。
第二次危机在4月18日到5月5日之间完成。引发它的，是新任外交部长米留可夫与英法两国继续结盟并作战的承诺。这导致了4月20日和21日的大规模示威。许多士兵带着自己的武器游行。许多人呼吁推翻临时政府。但对于一场决定性战役来说，它来得太早。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阻止了行动。但是，四月事件制造了政府危机，见证了5月2日米留可夫的倒台，以及5月5日，一个包括克伦斯基和其他五名“社会主义者”部长的联合政府的产生。
七月危机以3日到5日彼得格勒流产的暴动为其表现形式。相比四月，这次危机对临时政府表现出了远为明确的挑战。它也引发了一系列迫使布尔什维克党转入地下的镇压行动。七月危机的问题在于，工厂和兵营中充斥着暴动情绪的彼得格勒，与俄国其他地方的明显差距。其危险在于，一场在首都发生的革命将会被隔离，接着像巴黎公社一样被淹没在血泊中。铁的纪律成为必须。布尔什维克党与首都群众一起游行，但其主要工作是反对立即进行推翻政府的尝试。许多工人指责他们是叛徒。许多他们自己的成员和亲密支持者都陷入了绝望。随着运动被平息，数百参与者被捕，革命刊物的印刷场所被关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其他领袖被迫隐藏。在工人阶级聚居区，情绪阴郁，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也在暴跌。
但七月危机并非是一个决定性的失败。它造成了宪政民主党总理普林斯·列沃夫的倒台，在21日被“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取代。而布尔什维克也成功地领导了一场撤退行动，避免了革命被完全消灭。彼得格勒的群众运动暂时被威慑住了，但并没有完全失败。然而，布尔什维克的撤退足以鼓励发动一场沙皇式的反革命攻势。
8月26日，科尔尼洛夫将军要求获得独裁权力，以便在国内和军队中恢复旧秩序。克伦斯基代表临时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科尔尼洛夫的军队随即开往彼得格勒。这时列宁主张，革命受到了威胁，所有的革命者必须保卫克伦斯基，对抗科尔尼洛夫。尽管克伦斯基政府曾经背叛和镇压革命，也必须支持它反对科尔尼洛夫，因为如果政变成功，苏维埃和左翼政党都将被彻底消灭。
布尔什维克的干预是有决定意义的：它意味着全部革命力量都被动员起来反对政变。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很快瓦解。士兵们不想为一个沙皇式的元帅而战。“这场暴动，”托洛茨基写道，“被击退，完全粉碎，被土地吸收。”它仅仅待续了四天（8月27日-30日）。
革命的钟摆现在剧烈摇动起来。百万人上升的期望进入了临界状态。七月的忧郁被八月的喜悦所清除。新成员大量加入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进入这个革命的年份，只是一个小规模的群众政党。3月早期，在彼得格勒只有2000名成员。到了4月底增加到1.6万，到7月末增加到3.6万。到这个时候，彼得格勒十分之一的产业工人都成为了党员。这意味着从总体上看，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持续上升。布尔什维克在首都的选票，从5月的20%，增加到8月的33%，以及11月的45%。在6月上旬的首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代表占13%。在10月底的第二次大会时，他们占53%。而他们的同盟，社会民主党左冀，又占有另外的21%。
科尔尼洛夫失败之后，更多人倒向布尔什维克一边，顺应了俄国经济、社会和军事危机的加深。士兵当时正拒绝出战，射杀他们的长官，并逃回家乡。而农民正在占领土地。少数民族正鼓动独立。工业正在慢慢崩溃。国家权力杠杆已经失灵。苏维埃逐渐控制了社会生活。临时政府事实上已经瘫痪了。
在9月12日到14日的某一时刻，依然在隐蔽中的列宁，写了一封题为“布尔什维克必须接管国家政权”的信。它是写给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的委员会。在这两大城市的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已经占据了多数席位。列宁指出，这证明了革命时机已经成熟。现在群众意识倒向左派，足以确保如果革命先行者采取行动，人民就会响应。现在的延期是危险的。
不过耽误还是出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犹豫不决。直到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才批准了一项由列宁——他化装参加了会议——提出的决议，立即发起一次暴动。即使这样，还有进一步的犹豫，以及随后的彻底反对。中央委员会两个意见不同的成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反对列宁的方针。10月24日，在离暴动时间非常接近之时，列宁认为有必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形势非常关键……现在没有一点疑问，延迟起义将是致命的……当革命者可能胜利之时，历史不会宽恕他们的耽搁……”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如此不愿行动？为什么几乎错过了最终测试？所有党派，即使是最革命的，都会导致它们自身的组织保守。没有谨慎和程序，持续的组织是不可能的。狂热的冒险主义是自我毁灭。在一个警察国家里，布尔什维克党在长期斗争中的完善是何等艰苦，通过地下斗争经验而成长是何等值得骄傲，他们采取保守政策，正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但这一刻到来了——而它将是短暂的——力量的平衡终于倒向对革命者有利的一边。托尼·克里夫在他的列宁传记中解释道，在大多数时候，工人要比他们的敌人弱。
多年以来，任何不能控制自身急躁的革命党，应该谴责自已为冒险主义——而这导致了它自身的毁灭。但这一时刻来到了，这时认为敌人强大的习惯，成为了通向胜利道路的主要障碍。
1917年：十月起义
右翼历史学家经常把十月起义描述成一场布尔什维克的“政变”，它之所以变成可能，是利用了1917年秋天俄国已经陷入的“无政府状态”。这个误解是有深远意义的。他们的基本错误是从顶层看待历史，而不是从底层。事实上，他们看起来像无政府状态的，是国家权威的流失，以及新的大众权力机构的出现。他们认为的政变，事实上，是数百万工人、士兵、船员和农民民主意愿的一种表达形式。
沙皇专制政权控制着一支数百万人的军队，但它在二月革命中却被推翻。临时政府继承了这数百万兵力。但它同样被十月革命彻底清除。单纯的政变，无法引发这种量级的历史事态。十月暴动的巨大成功掩盖了它的真实特征。革命时机是如此成熟，社会危机是如此深重，政府的权威是如此空洞，人民大众为一个决定时刻准备得是如此充分，以至于少数几万人就足以实施民众的意愿。
在暴动的当天，1917年10月25日，俄国强有力的冲突的全部能量，已经变得集中千大约2.5万名武装的男人和女人手中——工人、士兵、和水手。他们由一个“三巨头”中的高级军事组织者托洛茨基，以及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几乎没有做其他事情的时间了。大部分工人依旧待在家中，大部分士兵留在他们的兵营里。他们曾辩论、投票，并给他们的领导一个授权。现在不过是一桩简单的执行事宜：正式将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那里。没有抢劫或骚乱，剧院、电影院和商店照常开放。伤亡是微乎其微的，远远少于二月起义或者七月抗议。
高潮是一个反高潮。冬宫，政府所在地，被各种各样的沙皇官员、哥萨克、战争老兵，以及一个妇女志愿者的营地组成。这就是准备为克伦斯基而战的社会力量总和。
在10月25日夜晚，托洛茨基向彼得格勒汇报说：“临时政府已经停止存在。”列宁从隐蔽所走出来宣布“俄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我们有一个群众组织的力量，将战胜一切，带领无产阶级走向世界革命。”他继续说，“在俄国，我们必须立即前进，去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新政权的激进主义是史无前例的。一部土地法令将地主的财富移交给了数百万农民。一部工业法令给予工人控制工厂的权利。一部自决法令给予俄罗斯帝国境内的被压迫民族独立的权利。富人的宅第被接收，让穷人居住。平等接受教育和医疗保健，成为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结婚和离婚法都被废除，两性平等成为命令。
以前类似这些事情从未发生过。大多数之前的革命，即使在其激进阶段，依旧在资产阶级控制之下。主要的例外，巴黎公社，被限制在了一个城市里，而且仅仅存在了两个月。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劳动阶级接管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权。
革命之前的八个月是必要的准备。斗争的起伏——革命的节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过程：学习大众，丢掉幻想，获得信心，以及通过政治经验的不幸而转向左冀。双重政权——革命的机制——已经给了社会力量不断升级的冲突以机制的表达形式，临时政府成为所有反动力量的集中点，苏维埃体现了人民大众成长中的意识与愿望。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政党——已经提供了嵌入普通民众中的积极分子，能够在每一可能层面给斗争作出指导。
人民大众、苏维埃和党的关系，就如同蒸汽、水箱和一部引擎上的活塞。是大众的力量（蒸汽）给了革命动力，但是苏维埃（水箱）集中了这些能量，而党（活塞）控制着它的力量。
然而，红色十月使人眩晕的胜利，立即被经济崩溃、农民抵制、国家分裂和军事帝国主义的瓜分所威胁。
在俄国的1.5亿人口中，仅有大约350万是产业工人。大部分人口是农民，而一战期间动员起来的1200万士兵，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应征士兵。沙皇军队中军官和士兵的阶级划分，反映的是农村中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差别。农民士兵支持革命，因为他们憎恨自己的长官，厌恶战争，并希望得到土地。他们支持布尔什维克，是因为后者给他们土地。但城市处于饥饿之中，而工业的崩溃意味着工人几乎没有向农民交换食物的产品。在彼得格勒，每日的面包配额从1917年10月的300克，下降到第二年1月的150克，接着又下降到2月的仅仅50克——一条面包的十分之一。
危机因为德国的入侵而变得更加糟糕。德国拒绝讲和，除非布尔什维克割让乌克兰（谷物和煤炭的主要产区）的大片领土。德国的最后通牒使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分裂。一些人主张“革命战争”保卫俄国领土。列宁则主张既然布尔什维克没有可以战斗的兵力，就应当接受最后通牒。托洛茨基主张既不进行革命战争，也不接受最后通牒，而是盼望德国即将到来的革命爆发。德国军队入侵乌克兰，没有遇到实质性的抵抗。因此，列宁的立场被接受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将乌克兰大片土地移交给德国帝国主义。食品短缺加剧，革命似乎开始慢慢死于饥饿。
很快有其他帝国主义掠夺者参与竞争：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的一支捷克兵团；北方摩尔曼斯克和南部巴库油田的英国军队；太平洋沿岸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军队。所有这些势力都怂恿反革命“白军”并提供补给。一场残酷的内战开始了。
布尔什维克曾经主张，社会主义只能在一个世界范围内实现。对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曾经犹豫，恰恰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国家的经济落后，妨碍的不仅仅是一场创建议会民主及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资产阶级革命。现在，他们受困于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无法解决的经济矛盾。除非它能利用欧洲的工业力量，无产阶级革命要么被乡村的原始贫困所窒息，要么被外国和沙皇军队淹没在血泊中。
“社会主义在一个单一国家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1918年1月，列宁告诉第三次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我们的工业和农民拥护苏维埃政权，这个偶然事情是伟大的世界军队的一个偶然事件。”两个月之后，他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没有德国革命，我们必然灭亡，这是绝对真理。”
革命在危险中。它是否能被拯救？能够全球化吗？
1918年：大战如何终结
早在1917年，革命就在俄国爆发，因为它是各强国中实力最弱的一个。但革命很快传播开来。到这场战争的第三个冬天，工业化战争对整个欧洲社会施加了重大的压力。1916年的灾难让各国政府摇摇欲坠，让指挥官们被撤职查办。尼维尔将军取代了霞飞将军担任法军总司令之后，很快发布了一个新的进攻声明：“我们有一个准则……胜利是必然的。”但他没有说对。在5天内，法国损失了12万人。一个月之后，尼维尔同样被解职。到那个时候，一股兵变浪潮在法军中扩散。法国兵——法国的普通战士——确实已经受够了。
暴动于1917年4月下旬开始，在整个5月一直在扩散，而在6月达到高潮。开小差成了流行病，经常是成编制地拒绝上前线，在示威中，战士们唱着革命歌曲。大约有4万人直接参与，而有68个师受到影响。在一次为期两周的示威中，前线事实上已经没有法国军队了。兵变遭到了镇压，但554份处决命令只有49份得到了执行。战壕里的环境得到了改善，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法国军队继续处于防御状态。
在1917年10月，意大利军队分裂了。在1915年5月到1917年9月间，卡多尔纳将军在意大利东北前线的伊松佐河已经发布了不下11次进攻命令。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仅仅在1917年的两次攻击行动中，意大利的伤亡人数就超过了33万。当德奥军队在10月晚期发动反攻时，意大利军队崩溃了。战线向后移动了112公里，逃跑的士兵是死在战场上的两倍。数以万计的士兵扔掉了他们的步枪，从前线蒸汽般地消失，并且还唱着：“战争结束了！我们回家去！拥护俄国！”一条新战线在深入意大利东北部境内仓促建起，卡多尔纳被免职，士兵们的待遇大幅度改善，而且，在1918年下半年之前，意大利再不尝试新的攻势了。
在“无人区”的另一侧——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情况更加糟糕。全面战争意味着无数的攻势和在前线的一场“弹药战争”，这也意味着一个用饥饿迫使敌人屈服的企图——通过一次英国海军封锁德国港口，以及一场德国潜艇对抗英国海军的攻势来进行。
在一战中，德国损失了180万人，但又有将近90万人在国内死于饥饿。当这块土地因为征兵而缺少劳动力时，食品生产出现下滑。军品生产优先于消费需求。因为英国的海上封锁，德国贸易严重受损。在战争的后半程，普通德国工人的食物，只能提供长期生存所需热量的三分之二。
1917年4月，大约20万德国机械工人罢工，反对削减面包定量供应。不满情绪传播到了基尔的公海舰队。当定量供应减少时，对于恶劣处境、严酷命令和官员特权的痛恨，如同开水炸开了锅。士兵们选出了“食品委员会”并要求得到官方的承认。但运动还是被镇压了。两个领导人被处决，其他人被监禁并服沉重劳役。
在1918年1月，又一股清新的罢工风潮席卷德国，在柏林和12座其他城市中，有50万人走上街头。胚胎之中的工人协会应运而生，来协调行动。反战的社会主义者扮演了领导角色。激进分子对发生在德国的事件和俄国的革命进行直接比较。但是在当局的残酷镇压下，这场运动再度平息。
德国统治者得到了最后一次机会。俄国革命及布列斯特条约的签订结束了东线的战事。如今有可能加强西线兵力并对英法发动攻势。但是美国却在此时加入战争，并忙于把数十万军队穿过大西洋送到欧洲。德国的机会将是短暂的。
在1918年春天，鲁登道夫元帅发动了五次独立的攻势。协约国的防线几乎崩溃。英军总司令道格拉斯·海，发布一道命令说：“我们把背靠在墙上，相信我们事业的正义，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必须战斗到最后。”战线守住了，当德国的攻势在7月结束时，德国损失了50万人。协约国的损失更加惨重，但美军正以每月30万人的速度赶来。
协约国现在可以发动攻势，他们开始获得巨大的收益。西线的战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德国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并丢失了大片自1914年以来占领的版图。
轴心国的庞大攻势，是一战的一个重要特征。到了1918年秋，双方都承受了巨大并不断增长的压力。9到11月间，轴心国的四个成员全部瓦解。
马其顿的保加利亚防线，被英国、法国、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军队的一支联军，在9月底一次持续两周的攻势中被打破。保加利亚是个国土狭小、经济落后的国家。在从1912到1918年的六年战争中，它比其他任何交战国都损失了更高比例的军事人力资源。它的农业已经崩溃了。而处于起步期的工业已经被德国战争机器所束缚。保加利亚的领导人把他们的人民带进了一场民族灾难之中。通过9月29日在萨洛尼卡签署的停战协议，大部分军队被遣散，而国内已经爆发了一场革命。
在10月24日到11月4日的维托里奥·维内托战役中，奥匈帝国防线被意大利攻克。在意大利占领的亚得里亚海港口的里雅斯特，双方签署了一份停火协定。军事失利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奥匈帝国。军队按民族分裂成派系，而自由派政治家在十多座城市——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布拉格、布尔诺和布拉迪斯拉发；“南部斯拉夫人”在萨格勒布和萨拉热窝；波兰人在克拉科夫——争夺权力。哈布斯堡“二元君主制”的双子首都——日耳曼语的维也纳和马札尔语的布达佩斯——同样被革命洪流扫荡。一个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联盟在维也纳掌权，而一个自由派贵族组织在布达佩斯执政。
9月29日，德国将军中的领袖人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向皇帝报告说战争已经失败。他们要求一部停战协议，一次妥协的和平，以及一个能包括社会民主党的新政府。他们解释说：“有必要通过顶层的革命，来防止底层的巨变。”
执拗的皇帝没有听从并企图继续这场战争。他命令公海舰队进行一场最后不顾一切的决死战，去击败英国皇家海军。德国海军将要成为上帝之战最后的一类牺牲品。
10月29日，士兵们开始叛乱。他们开始了攻击行动，在整个舰队和码头组织武装示威来传播起义。11月3日，基尔的德国海军基地被一个革命理事会占领。基尔是个扳机，德国全境爆发了规模巨大的示威活动。在几天之内，数十座城市被由工人、士兵和水手组成的理事会所控制。
11月9日，革命波及柏林。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这个城市成了红旗和社会主义标语的海洋。反战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从帝国大厦的阳台上向群众发表演说并宣布了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及一场“世界革命”。德国革命开始了。俄国已经有二月革命。现在德国则有了自己的十一月革命。1917年的电影，将在欧洲的心脏重播。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当时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大屠杀——被全欧洲数以百万的工人、士兵、水手和农民的革命行动所终结。
德国革命
一旦意识到自已无法赢得战争，轴心国势力进行了一系列和平妥协的尝试。但每项努力都被对方拒绝。协约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等，希望的是一个彻底的胜利，以便按自己的意愿瓜分世界。在这种情形之下，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领袖们决定继续战斗。
统治这个世界的帝国主义者的贪婪，本来将会使人类社会陷入无休无止的大屠杀之中。阻止了这个趋势的是革命。首先在俄国，接着在保加利亚、奥匈和德国。革命的传染，并没有停留在失败的轴心国边界上，而很快传到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整个欧洲都被革命的精神所充斥。”在1919年写给法国同行的信中，英国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如此抱怨，“整个现存秩序，在其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都被欧洲一端到另一端的普罗大众怀疑。”
在大战末期，革命的震中从彼得格勒移到了柏林，从欧洲的边缘移到了其心脏。历史将呈现德国革命的结果。革命在德国的胜利，将把欧洲最富有的工业经济和最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带到社会主义一边，给俄国处于被围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带来立即的救援，从北海到太平洋建立工人的政权，而且，很可能确保革命将全球化。
如果这些发生，人类历史的未来命运将完全不同。将不会有大萧条，不会有纳粹，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1918-1923年的赌注也不会这么高。
德国的11月起义见证了大规模示威、大罢工和兵变，以及工人、士兵和水手委员会网络的快速形成。俄国革命已经显示，这样的网络代表了一种基于直接民主的、有潜力的替代性国家机构。但德国诸委员会选择将权力移交给传统的议会类型政府。一个由社会民主党（右翼社会主义者）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社会主义者）部长组成的政府，被一个由1500名工人和士兵代表的大会认可。这显示了委员会的力量——他们的支持是必要的，以及他们政治上的软弱性——他们将自己的信任交给了职业政客。
德国社会主义者已经分裂成了三个集团。
SPD，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支持战争并反对革命。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毁灭将他们推到执政地位的那些运动，以使德国平稳地走向资本主义。社民党领袖弗雷德里克·艾尔伯特在11月成为德国总理。格勒纳将军很快与其通了电话。最高指挥部将承认新政府，条件是它支持军队中“严格的纪律和严格的秩序”以及致力于“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艾尔伯特和格勒纳成为了坚定的盟友。
USPD，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间派。他们的队列里包括像爱德华·伯恩斯坦这样社会民主党中的修正主义者，像卡尔·考茨基这样更激进的议会社会主义者，以及像经济学家鲁道夫·希法亭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革命修辞学和修正主义实践按不同比例的组合。在1919年1月，社民党的选票支持是独立社民党的5倍（1150万对230万票）。但1920年6月，这两个党是不相上下。这是德国工人在一战后革命的伟大两年里迅速左转的一个转折点。
第三个集团是斯巴达克团，也叫KPD，或者德国共产党，因为1919年1月1日它改为此名。这是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的、革命的社会主义集团。在1918年11月，独立社民党的成员大概是斯巴达克团的十倍。
社民党是议会中的支配性政党，而其领袖与军队最高指挥部紧密勾结。因为士兵被“革命的精神”感染，社民党内务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授权将军们创建一个新的议会武装：自由军（自由军团）。
军事失败、经济危机和社会剧变的组合，已经将旧世界分裂。许多德国人转向左翼。其他人，包括许多低级官员、军士、精英士兵和军事专家，转向右翼。自由军团是从这些极右元素中招募的。它很快获得了这样的声誉：凶残、反犹太人、极端民族主义，并且强烈反对工人委员会、工会和左派。其中许多暴徒后来加入了纳粹党。
柏林是革命的首都，也是新成立的斯巴达克团最强大的基地。1月4日社民党操纵的政府撤掉了柏林的警察总长，独立社民党成员埃米尔·艾希霍恩，因为他拒绝对工人阶级反抗采取行动。数十万工人涌上街头，其中许多人带着武器。在警察总部，一个临时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了。
但领导层是犹豫的，地方部队依旧怀有敌意，柏林之外对行动的支持极为微弱。在革命已经成熟之前，柏林的积极分子已经被激励采取行动。革命的首都是孤立无援的。不仅自由军团，而且许多来自柏林之外的士兵，愿意参加将证明是对斯巴达克团血腥镇压的行动。李卜克内西被无意识地打倒，并被射杀。卢森堡的头盖骨被一把步枪枪尾打碎，接着被射击，尸体被扔进一条运河。德国革命被斩首。
斯巴达克团是一个新党，它在柏林之外的支持有限，缺乏一个更稳定组织的权威，许多其积极分子缺少经验并倾向于冒险。1917年7月，布尔什维克曾经干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以防止在首都发生一场早熟的夺权。1919年1月，斯巴达克团员未能在柏林做同样的事情，并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然而，这个挫折并不必然是致命的。在整个德国，危机继续发酵。民众的支持从社民党转到了独立社民党和斯巴达克团。自由军团面对的是武装工人和革命士兵日益有效的抵抗。到1920年3月，在一系列的地区内战中，据估计有两万人被杀。
这时，德国统治阶级发起了一场“法律和秩序”政变，派遣军队进入柏林，推翻了社民党政府，并任命了一个保守的官僚，沃尔夫冈·卡普，代替其位置。
现在，跑得太快的是右翼。主要工会联盟的领袖呼吁一场总罢工。数百万工人不仅走了出来，还组织了新的委员会并拿起武器。卡普叛乱在几天之内就瓦解，社民党部长们回到了办公室。政变唤起了统治阶级的本性，而德国工人剧烈地左转。其失败同样显示了革命的力量，以及信心的高涨。
但潜力并没有实现。斯巴达克团准备从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中退却。卡普叛乱并不像1917年8月的科尔尼洛夫叛乱那样，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1919年1月斯巴达克团领袖过于大胆，他们吸取教训太过，而现在，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被证明过于胆小。
在革命的艺术中，时间就是一切。1920年夏天几乎肯定是一个革命者可以领导工人阶级在欧洲心脏取得胜利的时刻。他们失败的代价是无法计算的。
意大利“红色的两年”
在1920年夏天，当帝国主义大战的负担在一个不稳固的社会秩序中撬开沉重的裂痕时，意大利和德国一样处于革命的边缘。在意大利“红色两年”（两个红色年份：1919和1920）中，这个国家非常接近于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其压力。这并没有成为事实，将会有可怕的后果。左派的失败成为了右派的机会：本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在1922年攫取了政权。
战后危机的根源，在于这个国家长期的、断断续续的、从来没有彻底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自从1796-1814年在法国统治下实施反封建改革以来，而且通过1820、1831、1848和1860年的一系列暴动，意大利已经成功完成了半成的近代化。这个国家是托洛茨基所说的“组合和不均衡发展”的一个鲜明例子。在1915年5月，当它参加一战时，它在像米兰和都灵这样的北方城市中拥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和一个近代工人阶级队伍，但也有一个由地主、牧师和黑手党支配的、由绝望农民组成的南部乡村。
在战前，北部工人阶级增长中的战斗觉悟和激进思想已经开始渗透进乡村腹地并激起了乡村的行动。这遭到了以腐败闻名的政治精英的严酷镇压，并转向民族主义言论。帝国主义，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被实施用来切断对社会主义的呼吁。1896年，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发动殖民战争，1911-1912年又入侵利比亚。它接着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首要目的是以奥匈帝国利益为代价，在巴尔干扩张领土。
尽管有最近的经济发展，意大利缺乏支撑其帝国主义野心的工业基础。俾斯麦曾经说过，意大利胃口很大，但牙齿很烂。战争给意大利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并将其根深蒂固的社会紧张推向了危机点。
从一开始，大多数意大利人就反对战争，并且只要战争在持续就一直反对。不幸的是，既包括改革派也包括革命派的社会主义政党，不能作出一个清楚的反战榜样。其标语是“既不支持也不破坏”。而列宁的口号则是“打倒帝国主义战争”。
意大利在战争中损失了50万人，战壕中的不幸与后方的面包短缺和饥饿相互衬托。1917年8月，都灵的工厂爆发了大规模罢工，接着，在10月和11月，军队中出现了大面积逃亡事件。
乡村中由来已久的贫困、工厂中新的剥削，以及战争的大屠杀和苦难，三者结合催生了红色的两年。
1919年夏天见证了一场持续三天、声援俄国革命的总罢工。1920年春天发生了都灵金属工人要求承认其工厂委员会的罢工，革命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被视为俄国苏维埃的意大利标志物。运动在1920年8月达到高潮。米兰机械工人占领了工厂，作为对雇主封锁工厂的对策。一场占领运动接着遍布西北意大利的“三角工业带”。大约40万金属工人和10万其他工人参与进来。占领的工厂被当作军事基地：用它们来防御警察，并将武器储存在里面。意大利工人阶级受够了，暴动情绪在工人之中蔓延。
政府瘫痪了。首相乔瓦尼·乔利蒂向参议院要求自己有足够的武力来镇压这场运动。因此他做出了一些让步并与工会领袖达成协议。社会主义政党不打算挑战这个决定。修正主义者支配了工会和政党的机制。如果有一个大的、基础良好的革命政党来领导1920年8月的这场暴动，意大利工人阶级就很可能掌握国家政权，并将大量的农民和城乡穷苦人拉进随后的运动。这没有发生，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革命的思路、组织与指导。
他们付出的代价相当高昂：倒退的无产阶级运动很快被一场即将到来的法西斯运动所吞没。
世界革命
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最近很多谈论“全球化”的观点，臆断其不过是近些年才采取这种形式。相反，这有一个马克思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资本主义早期发展：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对马克思来说，“现代工业与世界市场的建立”是齐头并进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一样古老。它预言了21世纪初期的数字技术，20世纪的无线通信，以及19世纪的海底电缆。它预定了18世纪的奴隶贸易及17世纪最早的殖民地。它可以追溯到这个系统在15和16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贸易网络中的出生阵痛。
资本主义不仅是全球性的，也是高度渗透的。一旦在世界上某个部分有一个立足点，它就会很快传播。让它如此这般的，是一个被分成对抗的公司和国家的世界的竞争本性。那些无法在经济上取得发展，却依然陷在前工业社会系统中的，是一定要失败的。西班牙征服者的钢铁和火枪战胜了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石制武器。欧洲人用燧发枪和射击纪录征服了印度。机枪和大炮镇压了祖鲁人和伊斯兰苦行僧。为什么荷兰、英国、美国和法国来自底层的资产阶级革命，很快就会被来自顶层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意大利、德国、日本、土耳其及其他许多地方——所跟随，这就是其原因。因为资本主义发起了一场工业革命，在别处的统治阶级被迫去拥抱这种变革，否则就会在地缘政治竞争中落在后面。因此，经济和政治—军事竞争的紧迫性，确保了工业化一旦启动，就会跨越世界。商业的全球化变成了工业的全球化。
如果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是一个国际化的阶级。工人按国籍划分，但这并不反映他们的真正利益。要推翻在全球运作的老板，工人们必须沿着国境线组织起来。要实现社会解放，他们必须破坏民族国家并创造一个民主政权作为替代。为了保卫他们的利益，反对国际资本的反革命，他们必须将自己的斗争传播到全世界。
建立“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以及许多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已经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是世界范围的，否则它必将失败。社会主义的“紧缩经济”只能是一项临时措施。最终，或者是穷困和不安全将迫使革命闭关自守，并创造新的剥削和军国主义形式以保证生存，或者工人的国家将屈服于敌对压力——一种经济制裁、内战和外国武力侵略的联合作用。在十月暴动之后，这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基本见解。这就是他们在1919年把创立共产主义国际（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放在优先位置的原因。
布尔什维克希望创建一个国际性革命组织来取代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国际，在一战爆发前夕，当各成员投票支待本国政府之时，这个组织已经瓦解了。新的“共产国际”将作为世界革命的最高指挥机构。国际最早的四次大会是规模和重要性不断扩大的、真正的革命大会。1919年3月的第一次大会，有33个国家的51位代表参加；1922年12月的第四次，有61个国家的408位代表。
世界革命目标的现实性如何呢？
革命是有传染性的。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它的主要危机一直是国际性的。相似的环境激发了相似的响应，而别处的革命消息可以很快粉碎随波逐流与逆来顺受的稀薄虚饰。美国革命鼓舞了法国革命。1848年革命波及到整个欧洲。1917年的俄国革命引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强有力的革命高潮。其震动不仅局限于德国和意大利。整个欧洲及其外围都能感受得到。
在1918年底，匈牙利的自由派民主主义政府倒台，被一个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激进的“苏维埃”政权取代。其领袖是库恩·贝拉。1919年4月，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在慕尼黑建立，而在同一个月里，维也纳的革命者试图夺权。短暂一瞥之间，未来就有了可行的替代方案：布达佩斯、慕尼黑以及维也纳本来可以在欧洲心脏地区形成一个革命集团。
这没有成为事实。在每一种情况下，革命者都没有强大到能防止改良主义者叛变革命的程度。一个巴伐利亚革命的领导人，在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之后，行将被处决之际，总结了与社会民主党及独立社会主义者“联盟”共事的经验：“社民党带个头，然后逃跑背叛我们。独立派迷恋诱饵，加入了我们，然后接着让我们失望。而我们共产党人站起来靠在墙上，我们共产党人都是被遗忘的死人。”这种观点过于简单。革命是可能的。一再使其受挫的是工人对改良派领袖的信任，被后者用与捍卫资本主义及其国家。
革命的发酵并非仅局限于像奥匈帝国和德国这样的战败国，以及像俄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弱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都被这种革命气氛扫荡。
因为从法国遣送回国的时间被延误，英国士兵发动叛乱。而当被派往俄国时，他们拒绝投入对抗布尔什维克武装的战斗。1919年，格拉斯哥的机械工人罢工导致了与警察的激烈冲突及军队的出动。1920年早期，一个由矿业、运输和铁路工会组成的“三方联盟”使政府害怕。
西班牙有其1918到1920年的“布尔什维克的三年”，伴随着面包骚乱，大规模罢工，农民夺取土地，街头剧烈冲突，以及在城镇中宣布成立布尔什维克共和国。“这里，与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美国小说家约翰·道斯·帕索斯写道，“俄国一直是指路明灯。”
传染病跳出了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美国，都经历了大规模罢工。工人们为建立工会、提高工资以及改善环境而战。这股风潮同样从主要的宗主国向外围殖民地蔓延。爱尔兰共和派发动游击战以争取独立。埃及民众要求结束英国统治。中国学生引发了一场反对殖民主义的大规模运动。
在1918到1923年间，人类的未来安危未定，主流历史学家否认革命的潜力并喜欢粗鲁和傲慢地提及无政府主义来总结这一时期。将军们的策略和政客们的程序，而不是普通民众的大规模运动，强大到可能使世界革命成为一种现实，更让他们感到舒服。
第一次中国革命
在1911到1949年间，中国被一个延长和复杂的革命过程所改变。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冲击下加速，在1927年被反革命所终结。第二阶段，由第二次世界大战触发，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在第一阶段，一个参照俄国模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可能的。它在1927年的失败，决定了这个国家以后的全部历史。
中国的革命危机由帝国主义引发。在19世纪，主要的外国势力在中国沿海取得了一系列特权（殖民地和附属的商业特权）。这些特权是由贿赂、威胁和军事行动的联合作用得到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抵抗被镇压，在北京腐败的清政府得到了外国势力的支待，成为这些特权的保护者。
但是在1911年10月，因其捍卫国家领土的无能，清政府无可救药地名誉扫地，在一场军事叛乱中被推翻。一个共和国宣布成立，而刚刚从驱逐地返回的民族主义领袖孙中山，被选为总统。
孙中山很快被军队指挥官袁世凯取代，袁解散了国会，使自已成为独裁者。民族资产阶级过于软弱，无法实现其历史使命——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统一国家，以及完成近代化改革。因此它的位置被军官们占据。但后者同样缺乏手段解决造成中国社会分裂的冲突。
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在南部港口城市广州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基地。然而，中国大部分地区，既不由北京的独裁者统治，也不由广州的自由派领导；中国有上千个地方军阀，这些地区都是由一个或者另一个军阀所控制。
三个原因造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第一，中国的3.5亿人口中，只有五分之一生活在各类城镇之中，它本质上是个地主和农民的农业国，拥有少数铁路、恶劣的交通，以及极少的大型企业。
第二，资产阶级因为其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关系而分裂。一些中国资本家希望发展民族工业，并憎恨外国特权，另一些与外国资本家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
第三，资产阶级害怕劳动大众。即使那些希望为民族独立而战斗的人，也担心他们可能会被更激进的力量夺去控制权。他们带着不祥预感回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
广州资产阶级和北京独裁者共同的软弱，造就了一个政治真空。这个真空被军阀填满。他们是地方军事强人，通过与自己控制区域的地主、商人、军官和犯罪团伙的结盟，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基础。中央政府权威的崩溃，意味着秩序的瓦解以及对财富的一种威胁。其结果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拼合体。因此，清朝的灭亡有这样的影响：中国面对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的掠夺时，更容易受到伤害。最主要的威胁来自日本。
在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已经在事实上控制了朝鲜，而在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之后，日本军队又控制了中国东北三省南部。这两场冲突，使日本成为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盗取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并发布了《二十一条》，相当于一份将整个国家变成日本保护国的声明。在战争结束时，日本是一个拥有世界第三大海军的强国，而在1919年的凡尔赛和平会议上，它对德国殖民地的占据，得到了其他获胜列强的认可。
因此，中国代表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当此消息传到北京时，引发了一场新的革命高潮。学生主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抗议，发动了一波涉及百万普通中国人的行动，包括大规模集会、示威、抵制日本产品，以及在上海的一场总罢工。
1919年的“五四运动”远比1911年革命更有力量。在上海等主要港口和制造中心，军工生产提高了处于胚胎期的工人阶级的规模和信心。俄国革命已经说明了，在一个典型的农民国家中，工人阶级如何领导一场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小组开始在北京大学集会。而1921年，中国共产党（CCP）在上海成立。第二年，中国各大主要城市爆发了罢工，中国工人与公司暴徒、外国警察，以及军阀部队展开斗争。新成立的中共，现在成为一个群众政党。
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开始相互强化。不动员群众击败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民族独立不可能实现；不接收外国资本和警察，工人不可能结束他们的贫困状态。
1924到1927年间，国民党和共产主义者形成了一个联盟。俄国在黄埔建立了一所军事学院，用来培训国民党军官，而中国共产主义者被鼓励追随民族主义者孙中山的政治领导。
当蒋介石将军领导国民党在1926年将北伐付诸实施之时，当民族主义军队靠近时，工人和农民反对当地军阀的起义组织起来了。一波国家和社会革命的翻滚浪潮横扫南部中国。
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逃跑了。乡村合作组织建立起来。城市工人接管了工厂。缠足、童妓、鸦片上瘾，以及其他古老的压迫消失了。一个社会解放的新时代似乎正在开启。
上海是中国革命的彼得格勒。在1927年3月，当蒋介石逼近这座城市时，6万工人参加了一场12天的总罢工。武装的工人纠察队控制了城市。一个由工人领袖控制的政府接管了权力。当国民党军队到来时，工人们被其领袖告知放下武器，并欢迎作为解放者的民族主义士兵。1927年4月，当他们一这么做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他的军队在城市进行了一场反革命大屠杀。超过5万人被杀害，工会被解散，积极分子网络被清洗。几天之内，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就被毁灭。
反革命恐怖从上海传播到了其他城市和省份。随着夏天的结束，民族主义者——现在与地主、资本家及外国势力结盟——已经粉碎了第一次中国革命。通过这么做，他们破坏了动员必要的群众力量以赢得民族独立的任何可能性。
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它的领导人和军官来自有产者阶级。因此，1926到1927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农民革命，被其视为比军阀和帝国主义更大的威胁。
但为什么上海工人要放下他们的武器？为什么他们要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交出政权？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领导层，是如何犯下这样灾难性错误的？
托洛茨基曾竭尽全力反对与国民党结盟。中国工人必须维持一个独立组织，他坚持说，包括一支武装的革命民兵，并完成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但他的提议被否决了。列宁已经去世，托洛茨基已经被边缘化，而现在斯大林是主导俄国的政治人物。
中国共产主义者被他们的外国顾问带向灾难。因为俄国领导层孤立并被围攻，对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转变成了一种官僚专政式的敌意。
反殖民暴动
中国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最重要的革命，但也有许多其他类似的革命。
19世纪的反殖民暴动通常采取一种传统形式。领导者由部落酋长和王朝君主担任。他们用旧式武器和过时战术来反抗近代火力。目标则是恢复旧秩序。
20世纪早期的反殖民革命则有所不同。它由新的抵抗力量所领导，由殖民社会中最先进的地区带头，他们被俄国革命和这一时期最激进的理念所鼓舞。使这些成为可能的，是帝国主义对传统社会的改造。外国资本带来的基础设施和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新的工人阶级。上海和广州，孟买和加尔各答，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成为现代工业城市。市场渗透到边远的乡村，使它们的经济陷入危机。印度纺织业工人因为从曼彻斯特进口的机织品而失业。暴跌的商品价格将拉丁美洲农民推入贫困。
战争既加速了工业化，也加深了贫困。新的军需工业从乡村吸收工人。数百万亚洲人和非洲人被动员参军或充当劳工。但强制征兵、战争税和食品短缺，对贫民区和农民也意味着不幸。资本主义和战争撕裂了传统社会，同时创造了新的社会力量——一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阶层和一个工业劳动阶级队伍，能够创造大规模的现代抵抗运动。
托洛茨基写道，“组合的及不均衡的发展”是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特征。先进的技术，大规模的工业，以及现代化都市与乡村并存。在那里，没有文化的农民仍旧依赖手控犁。在封建军阀和他们的武装家臣居住的城市中，大学生们参加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纠察的罢工工人，遭遇到挥舞中世纪宝剑的暴徒。
因为在外围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组合的及不均衡的发展”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形式，阶级斗争经常是爆发性的。爱尔兰和印度发生的事件，提供了对比鲜明的案例。
爱尔兰是英国最古老的殖民地，并有一段长时间贫困、压迫和抵抗的历史。在1916年复活节期间，800名武装的共和军叛乱者占领了都柏林市中心的主要公共建筑，特别是邮政总局，并与安全部队展开了一场激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前，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发生了激烈的阶级斗争，而爱尔兰在1914年似乎处在了自治的边缘。但复活节暴动是早产的。大众的支持有限，而爱尔兰志愿者（特别是一支拥护自治的民兵组织）计划中的参与，在最后时刻被取消。结果是共和军先行者的孤立与失败。
但接下来对被捕领袖的处决，激怒了爱尔兰民意并导致了一次剧烈的左转，这就使主要的共和派系新芬党，在1918年底的大选中取得了一次压倒性胜利。新芬党拒绝在伦敦议会就座，反之，形成了一个爱尔兰下院。一支爱尔兰共和军由迈克尔·科林斯组织起来开展军事行动，以摧毁英国的安全机构。
在1919到1921年，英国发动了一场攻击爱尔兰的残忍殖民战争。彻底的胜利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但通过给予爱尔兰南部独立，作为承认英国统治北方阿尔斯特的回报，他们确实成功地分裂了抵抗力量。独立战争从此堕落成为一场内战。英国支持像迈克尔·科林斯这样保守、赞同分裂的“自由邦居民”；反对像埃蒙·德·巴莱拉这样拒绝承认分裂的“共和派”。
爱尔兰革命社会主义者詹姆斯·康纳利，因为参加复活节起义被处决，他曾预言分裂将导致“一场边界两边嘉年华似的反应”。他是对的。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开始被爱尔兰天主教共和派的一个“绿色”政治精英控制，更加工业化的北方，被一个英裔爱尔兰新教保王党的“桔色”政治精英控制。边界将宗派裂缝变成了大分歧，导致了爱尔兰工人阶级严重分裂，并因此失去影响力。
如果说爱尔兰是英国最古老的殖民地，印度则是最大的。它有2.5亿居民。在战争期间，人力、资源和资金大量流入欧洲和中东战场。当战争结束时，抗议、罢工和粮食暴动在全国蔓延。
1919年4月16日，在阿姆利则一处用墙围起的地方，戴尔将军命令50名步枪兵向聚集在此的大约2万名示威者开火。他们连续射击了十分钟，杀死了超过1000人。当大屠杀的消息传播开来时，反抗上升到了新高度。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卷入了大规模行动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肩并肩战斗在一起，对抗老板、地主和警察。孟买总督后来承认，这场运动“给了我们一场惊吓”，并且“离成功只差一英尺”。
它的失败，与英国人没有任何关系。运动是圣雄甘地和国大党——印度主要的民族主义政党——领导叫停的。甘地已经将“不使用暴力”（非暴力）变成了一项原则。尽管有最近帝国主义战争的残暴（甘地支持这场战争），尽管有一支准备使用致命武力镇压示威者的外国占领军的残忍，甘地反对印度民族运动在独立斗争中使用武力自卫。
对甘地——一个温和民族主义者——来说，非暴力或者是一个原则问题。然而，其政治重要性是，它限制了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热情，并防止它进化成一场反对剥削的阶级斗争——这将威胁国大党所代表的印度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坚决的革命者领导下，印度民族运动可能早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就能终止英国的统治。在动摇的自由派领导下，它使得外国统治延续了另一个四分之一世纪，并且，当其结束时，紧随其后的将是空前残忍的公共暴力和种族清洗。
为什么殖民地革命会失败？托洛茨基的永久革命理论，首先为解释俄国革命的特征提供了一个答案。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摇摆不定，是因为它与一个基于土地和资本私人所有制的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每当工人和农民的群众运动变得足够强大，能威胁殖民统治之时，他们同样威胁到了本土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与权力。因此，阶级本性确保了民族主义领导人要么去阻止运动，要么加入反革命一方去镇压它。这个教训是老生常谈了：民众的解放，只能由他们自己来争取。自由从来不是授予的。它只能去夺取。
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与墨西哥革命
从墨西哥城到莫雷洛斯州首府库埃纳瓦卡，不到40英里。但在1914年，作一次这样的旅行，就是从一种社会世界走到另一种。墨西哥城被一个地主、商人和政治家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府控制，库埃纳瓦卡则由萨帕塔主义者管理。
在库埃纳瓦卡，所有人都是头戴宽沿帽，身穿白色宽长裤，脚蹬凉鞋的墨西哥劳动人民。他们看起来都很相似。想要分清谁是领袖（首领），谁是追随者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讲简单的普韦布洛（村庄）语言。事实上，他们都是纯种的印第安人后代。很少人能读书或者写字。
简而言之，这个城市由革命的农夫（个体农民）所控制。富人已经逃跑了。农夫的领袖是一个小农场主转变成的游击队指挥官，名叫埃米利亚诺·萨帕塔。
萨帕塔人格化了墨西哥农夫革命。他从来没有完全超越普韦布洛的纯真和狭隘。他憎恨城市，不信任穿西装和皮鞋的人。“他们都是一群浑蛋。”谈及墨西哥统治精英中那些自私的政治家时，他如是说。因此他避开墨西哥城，避开了国家政治，以及企图用职业收买他的高级官员。
就自己而言，萨帕塔是不能收买的，经过十年革命，他依旧忠于农夫起义的理由。作为回报，墨西哥南部的穷人崇拜他。当一个孤立的小村庄的老太太被问及她对他的想法时，她回答：“我们贫穷的山间印第安人，一直紧紧追随萨帕塔领袖的马尾前进。”
萨帕塔领导的政治和农业革命，其试金石是《阿亚拉计划》。第六条要求富人归还从农夫那里夺走的牧场、木材和水源。第七条要求所有没收大地产的三分之一，重新分配给无地者。第八条要求将反革命分子的全部财产国有化，三分之二的收益用于支付战争津贴，以及对穷人的赔偿。
阿亚拉计划是一种对背叛——对于革命希望的背叛的回应。在1910年的革命中，许多穷人加入了反对独裁者波费里奥·迪亚兹的一场武装斗争。
当革命开始时，墨西哥被一个大土地所有者阶层所支配，他们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后代。政治是一个自利小派系的事情。而选举则由密室交易和选票舞弊来决定。无论发生什么，大庄园（大的地产）拥有者都将继续统治。
这并不意味着在墨西哥什么也没有发生，它仅仅是表明，变革总是让原班人马受益。事情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墨西哥初级出口产品的国际需求正在上升，特别是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而大庄园主正忙于兑现收入，扩大他们的产业，挖掘灌溉工程，并安装新型磨粉机。
妨碍利润的是普韦布洛，但大地产主有钱，而国家是腐败的。通过雇佣自己的强盗及贿赂地方警察和文官，他们能够轻易地实现自己的方式，村民们将前往城市捍卫自己的过时主张，而法庭将他们像垃圾一样清扫回去。
这就是迪亚兹独裁统治下的墨西哥。但这个政权——一个围在一个年老独裁者身边的自利派系——过于排外和冷漠。当一个自由派政治家弗兰西斯·马德罗，在1910年挑战迪亚兹独裁政权时，他获得了中产阶级的普遍支持。更重要的是，当迪亚兹企图抵抗时，农村的暴动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一旦掌权，马德罗要求游击队解除武装。他接着违背了自己的土地改革承诺。当农夫抗议时，乡村中潮水般地涌入了武装警察和联邦士兵。墨西哥乡村的阶级斗争很快就重新开始了。
墨西哥社会的核心矛盾，是在大庄园与普韦布洛之间，在西班牙庄园主与印第安农民之间，在少数富人与多数非富人之间。而迪亚兹的保守派支持者和马德罗的自由派支持者的区别是次要的。
拉美的保守派通常支持独裁者，他们与军队和教会走得很近，并主要从统治阶级中更传统的派系，如更老的地产主家族那里获得支持。自由派青睐议会制政府，希望从外国影响（特别是美国）中得到更多权力，并从商业利益和中产阶级处得到更多支持。
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共同点远比他们的分歧要多：他们是一个单一的西班牙血统有产者精英的两翼。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派一除掉迪亚兹，就转向了农夫的对立面。
北方主要的军事领袖是从前的社会强盗派其奥·维拉。一个社会强盗就是一个歹徒，他掠食富人，并享受从中发迹的普通民众的支待。在危机时期，社会强盗就会膨胀成为一场土地革命运动，将一个像派其奥·维拉的角色，转变成一位民族领袖。
但维拉在政治上天真并有几分投机取巧。尽管他从来没有与墨西哥北方的农夫断绝关系，他也从来没有提供清楚和坚定的领导。
萨帕塔很快成为南方的主要领袖。本身作为一个小农夫，他比维拉更坚定地植根于普韦布洛，而他的政治纲领，是农村穷人对土地、水源和安全之渴望的一种更忠实反映。
维拉、萨帕塔和其他群众首领的抵抗，使整个墨西哥农村的国家机器瘫痪，留下警察、军队躲藏在主要城镇，将周边乡村交到反叛者手中。
接着，历史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重复它自己。马德罗被他自己的一个将军维多利亚诺·韦尔塔谋杀，但另一位自由派政治家，维纳斯蒂亚诺·卡兰萨，很快组织了一支“立宪主义者”军队复兴了与农民的联盟，并重启了反对独裁者的斗争。
1914年，维拉和萨帕塔的军队进入墨西哥城。但并没有掌握国家政权，他们将控制权归还给了自由派资产阶级。
萨帕塔对墨西哥农夫的土地社会革命的具体化也完成了。他痛恨富人和自由派。他从撒谎和背叛的长期经历中得到智慧。阿亚拉计划散发出悲苦。它谴责马德罗，因为他试图“使用刺刀的强制力量，禁止对他的革命承诺完成情况进行询问、请求和要求，甚至将普韦布洛淹没在血泊中”。
然而，在1914年11月，在其力量最大的时刻，萨帕塔将国家权力移交给卡兰萨的立宪主义者，马德罗的自由派继承人。萨帕塔满意地退休回到莫雷洛斯，并充当了其当地农业革命的监护人。
不能想象，一个工人和农民的民主国家，萨帕塔允许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已经撬动的空间，在墨西哥顶层开放，以使农夫的阶级敌人重新占领。迟早，当准备已经完成而且时机正确之时，他们的敌人将反攻以根除萨帕塔分子的危险榜样：由乡村普通农民从底层发动的革命。
这用了他们六年时间。他们在北方活动，与边境对面的美国人结成同盟，而他们很快就让维拉逃亡。尽管游击队的抵抗仍在继续，北方的革命运动从来没有真正恢复过。维拉最终在1923年被谋杀。
南方的抵抗更加牢靠。但到了最后，毁坏和人口减少如此严重，以至于萨帕塔主义革命被缩减为仅仅是收缩的游击团体。
即使这样，1910年形成的南部革命领袖旧式“兄弟帮”团结在了一起。一些人接受了特赦，但没有人攻击还留在战场上的他们以前的同志。至于普通民众，他们唾弃报酬和威胁，继续给予逃亡的造反者以支持。
萨帕塔自己也被欺骗，被引诱入了一个圈套，并在1919年4月被枪杀。“萨帕塔已经消失，萨帕塔主义也死亡了。”莫雷洛斯的政府军指挥官宣布，“坦白地说，萨帕塔就是一个暴徒。”
一切并非如此简单。在1920年，萨帕塔分子领袖与阿尔瓦罗·奥布雷贡形成了一个联盟，并作为一支胜利军队的组成部分再度进入墨西哥城。卡兰萨被推翻并被暗杀。这时，自由派决定保留其权力，不干涉莫雷洛斯的农夫。萨帕塔已死，而墨西哥总的来说，已经为资本主义的安全提供了保证。这就足够了。
为了获胜，一场革命必须向前推进，使更多的群众卷入斗争，当事情变得可能时，夺取国家权力，接着运用其充当杠杆，去扩大革命的收益并将其向国际传播。另一方面，停止革命，甚至后撤，是为革命者的敌人提供重新组织、积聚力量和准备反攻的机会。
经过十年，萨帕塔主义者非凡的恢复力导致了农夫民众持久的收益。但他们的狭隘——他们的信念是，在自己的村庄进行革命就足够了——注定使他们看不到一个永久、彻底改变的世界的愿景。
斯大林主义
1923年，几乎世界每个地方，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大革命渐渐消退。德国革命已经失败，而一个自由议会政体——魏玛共和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稳定。1917年的十月革命并没有燃起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自己成了革命希望衰退的一个深刻象征：他对一系列中风日益无能为力，在1924年去世。俄国革命被孤立，被敌人包围，被战争蹂躏，并因为经济崩溃而陷入贫困。在绝望的环境下为了努力生存，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闭关锁国。
斯大林主义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直接后果。现实有很大不同。从1928年开始，这个在苏联出现的、斯大林领导下的官僚机构在十年内一直在积聚权力，而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当采取果断行动时，它有能力摧毁工人阶级民主政权一切剩余的遗迹。反对派被清洗，并被国家机器所驱逐。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则被解散。
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官僚集团通过清算来巩固其统治。十月暴动的老战士被拘捕，被指责为“破坏分子”和“肇事者”，并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处决。
在列宁时代最后一任政治局（1923）的九名成员中，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柯伦泰在1940年底还活在人间。其他人中，列宁死于自然原因，托姆斯基因担心被捕而自杀，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洛茨基都被谋杀。
这些如何成为可能？布尔什维克领袖一次又一次地坚持，落后的俄国无法在孤立中建成社会主义。三个压倒性的物质因素让俄国革命痛苦：农民的社会负担，战争引起的经济崩溃，以及工人阶级的分裂。
工人与农民间的联盟已经使革命成为可能。农民数量是工人的十倍。如果工人不能争取到农民的支持，他们就会被忠于沙皇的农民士兵打垮。相反，布尔什维克许诺“面包、和平与土地”，而农民则支持了十月暴动。
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出现了分歧。工人阶级是一个集体的阶级，因为其劳动是集体劳动。工人不能将矿山、工厂和铁路分割成独立单元。他们必须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来管理经济。另一方面，农民是个体阶级，因为每个农民都渴望成为富裕的独立农夫。农民会支持允许他们拥有土地的城市革命者。但是，进一步合作，依赖城镇生产能够与农村交易的产品的能力。如果他们不能这么做。农民就不会交易，而城镇则面临饥饿。布尔什维克了解这些。问题是生产已经崩溃了。世界战争、革命历史和内战的联合作用，导致如此巨大的破坏作用，工业产出下跌到了1914年水平的五分之一。
食品、燃料和其他基础必需品的短缺，造成了1918年后期到1920年后期，大约900万俄国人死于饥饿、疾病和寒冷——比战争中死亡人数的两倍还多。这促成了第三个因素。数百万人放弃了他们的城镇，返回乡村，那里有他们的家庭。这样一来，工人阶级就分裂了。俄国城市人口减少了一半。
即使留下来的工人，也和以前不同了。革命政府必须管理广阔的领土，使毁坏的经济再生，并进行一场抗击白军的内战。后者有多达14支外国远征军支待。1917年的革命无产阶级因此转变成1920年的红军。而且，当一些经济部门重新启动时，新工人从乡村被吸收进来。因此，1920年的俄国工人阶级不仅比1917年规模要小得多，其成分也相当不同。
随着内战的结束，革命的工人阶级解散了，农民控制了土地，而地主和资本家阶级已经消失。在国家层面运作，唯一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是国家的管理部门。
如果充分的民主恢复起来，这个国家将因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与俄国农民阶层的利益之间的矛盾而分裂。布尔什维克没有选择，只能努力掌握权力，期望他们将能够被世界革命所援救。暂时，革命传统自身可以充当一种历史力量，即使现在体现为一种革命装置。
列宁看到这一点：“我们事实上不是一个工人的国家。”后来，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国家）谁是谁的领导？”
1921-1928年的新经济政策（NEP），是为解决经济矛盾和在下一个全球性革命高潮来临之前赢得生存空间的一次尝试。它允许私人产品和自由市场与国有企业一道发展。其效果是促进了一个企业家阶层“耐普曼”及一个富裕农民阶层“富农”的发展。同时，管理国有企业的“红色实业家”日益地像传统资本家一样处理与工人的关系。在一个四面楚歌的国家中管理落后经济体系的当务之急，就是改变统治政权的政治特征。
1928年列宁的问题“谁是谁的领导？”得到了最后的答案。既压迫右派（代表耐普曼和富农），又压迫左派（代表布尔什维克传统），一种新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政治表达方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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