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对劳勒的批判 市场的辩护者可分成四种主要类型：站在资本主义一边的有，那些把市场看做是具有道德美德的人，和那些虽不这样看，但认为它是经济生活的一个必要的部分，也许甚至是一个自然的部分的人。而站在社会主义一边的有，那些也认为市场是必要的人，尽管他们很可能说市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不说市场是自然的, 虽然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人性化的改革；再有就是那些认为它是必要的，但只是作为叫共产主义的过渡，尽管是一个很长的过渡的人。詹姆斯·劳勒属于这最后一类，这也意味着他和我在这个问题上有大量共同的想法。详细说明这些想法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将使我能更明确地表明我们的分歧。 劳勒和我都同意，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吸引人的目标，而且也是一个可能的目标；共产主义的根基可以在资本主义发现；理解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是把它理解为一个时期，即当已经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因素在革命后出现的新的条件下“获得自由”发展的时候；就在革命后，很多私人企业，包括合作企业，以及实际存在的市场将继续存在；向着完全的共产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一相继的阶段都是由先前的发展使其成为可能；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将出现的政治形式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那我们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它们是：（1）劳勒认为，在他的走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多阶段发展的任何时候，广泛的中央计划都不能作为一种可行的选择。（2）他认为，一旦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和经济由工人合作社所支配，市场就可以被制服。（3）他认为，一种由工人合作社支配的经济将提供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有效率的过渡。（4）他把市场社会主义说成是一种必然的发展，声称这一发展遵循的是社会的逻辑。（5）他论证说，马克思同意他的上述每一观点，简而言之，马克思是个市场社会主义者。 中央计划在社会主义中能行的通吗？劳勒非常坚定地说“不能”。他的确考虑到少量的中央计划以建立“新的游戏规则”，但那些规则都是市场的规则，尽管它们是有利于工人合作社的。他反对更广泛的计划的主要理由是它在苏联运行的非常糟。这在他赞成市场社会主义的例证中是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以致他的论文就是以此开始的。苏联的中央计划在劳勒那里，就像它实际上在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者那里一样，是用作一间等着幼稚到拒绝市场社会主义解决办法的人的恐怖小屋。不管怎样，在对基于工人合作社的经济的可行性的论证中，劳勒用了大量篇幅去展示它在资本主义中的前提条件。然而，在论述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可能性时，对资本主义中已为它开创道路的那些发展却又只字不提。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对出现于极为不同历史条件中的中央计划的低效率和不民主的长篇激烈的指责。抛开劳勒明显夸大它们的低效率不谈（记得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吧？），他也不能忽左忽右。如果社会主义中的工人合作社只能根据它们真实的历史来理解和正确评价，那同样的作法也必须应用于民主的中央计划，它们的前提条件也是在资本主义发现的，而苏联的经验则完全是不相关的，那里实际上不存在这些前提条件。正如我在我的论文中论证的，从占上风的苏联的失败的论点看社会主义，是不管哪里的反社会主义者都更喜欢的策略。为有利于他对中央计划的论述，劳勒采用了他们的方法，这就为企图怀疑社会主义的所有积极思想，包括他自己的思想而滥用历史提供了合法性。劳勒对中央计划的另一个批判涉及到计划者的特征。他称他们为“技术精英”，还在别处把他们称为“经济的专家统治者”，这意味着他们会远离他们为之计划的群众并且不对其负责。再说—遍，这无疑是苏联的情况，但在一个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中，在一个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中，和在使工人产生管理他们自己事务的要求并在他们中帮助发展这样做的能力的大众革命后，情况也是这样吗？我倒盼望，在这样的社会中，选举会围绕计划优先考虑的事情和计划者中的哪些小组将落实它们的问题来思考。此外，随着这时经济和技术教育的普及，可作为计划者工作的人数将迅速增加，不需要任何人以这种职位供职终生将使得计划者更少可能成为脱离人民的少数精英。 我对劳勒的第二个主要批判，是他对工人国家制服市场但不是消灭市场的能力过于乐观。在他看来，一旦社会主义的政府通过建立工人合作社制度消灭了劳动力市场，“市场所留下的已不再是以自然强加的必然性表现出的无情的残忍去规范生产。为那些为自己而工作的工人而继续存留的市场，是日益服从人的自觉意识的市场。它是被自觉用于人类福利的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要求，而且人们将会以一种辩护的方式期望更多的东西。我想起了马克·吐温对一个人的问题的回答，这个人问是否有什么方法能制服潜水艇，它是那个时候最厉害的武器。马克.吐温答道， 如果我们把世界海洋中的水全部烧干，潜水艇就无法开动了。但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个人接着问。吐温答道，瞧，你问我要做什么，但没要求我告诉你如何去做。劳勒也是如此，我想其他的布场社会主义者也一样。他们给了我们解决办法—— “我们将制服市场”——但从未充分地表明他们将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将行的通。 劳勒没有仔细考虑一个“社会的市场”，即使是消灭了劳动力的市场（人们还可以补充，如在施威卡特的模式中，也不存在资本的市场），在社会主义下将如何运行。工人的合作社将继续生产商品，但毕竟不是为了使用它们，而是为了出售它们并靠它们赚钱。因此，它们对待竞争的企业和消费者，就像力图谋取最大利润的商号经常所做的一样，并将保留所有使这种行为有效的特征。如同在资本主义下一样，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没能赶到前边就意味着落到了后边，其必然结果是赚的钱少了，必须更努力地工作，甚至可能走向破产。在这样的威胁下，对劳勒所说的“人的自觉意识”将会发生什么？很多其他与市场相关的问题也可能存在于劳勒描述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同企业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对金钱的贪婪及与此相伴的腐败，消费者至上主义，以及我在我的论文中强调的缺少对过去、现在 和未来的透明度。劳勒对这些问题中的任何问题都没予以认真的考虑，因此，也不能告诉我们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它们将会消失或者会变小。 我对劳勒的第三个主要批判是，他错误地相信，他提倡的市场社会主义，或他认为应当出现的市场社会主义，会发展成为或能够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显然，这一观点只涉及那些像劳勒和我这样的人，我们这些人认为，当阶级、国家、私有制和异化全都消亡时，到了那时，完全的共产主义就是真正可能的。这种极其巨大的发展不会容易地或很快地到来。它的尚未存在的前提条件必须创造和精心地培育。那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继续使市场关系及与其相伴随的危机、竞争、不平等、贪婪、不安全感和神秘化存在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人口构成适当的准备吗？我认为不构成。相反，与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相伴随的民主的中央计划要去建构规则的支架，有了这一支架，共产主义的大厦才能建立起来。那么，在物质条件已足以成熟和这些最重要的规则已完全被人民接受并成为他们内在的东西以后，体现这些规则的种种制度就可以逐渐被废除。只有在共产主义大厦能够立的时候，帮助建立它的支架才能拆除。而在劳勒看来，共产主义大厦似乎是自己建立起来的，是与应当忙于建立其前提条件的人民格格不入的。他的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根本不是过渡，而且在他更明确地详细说明处于竞争的市场经济、他的工人合作的社会心理和完全的共产主义的自我-自觉地社会安排之间的是什么之前，也不可能是过渡。 我对劳勒的第四个主要批判是，他滥用马克思主义中的逻辑的观念以得出他认为有一定程度必然性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结论，而这种必然性是那种观念中所没有的。对马克思而言，“逻辑” 指的是出现于一个有机整体内的组成部分间不断发展的相互作用的方式。它是一组规定，这一整体似乎就是遵循这些规定再生产自己。这种规定对与其有关的一切事物产生很大的压力以求以与它们相适合的方式发展。从它的影响的着眼点来看，“逻辑”在马克思主义中也可现解为一个有结构的整体，一个全体，给它的部分带来变化的方式。 实际上，对劳勒的社会主义幻想来讲，表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后革命社会的发展和工人合作社的扩展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将是一个强有力的论证，尽管他要求这种联系，但他却没有表明它。劳勒的确表明合作社的兴起是由资本主义的逻辑引起的（主要是通过消除对资本家监工的需要和信用制度的兴起这种技术性变化的调解），但他没有仔细思考这一相同的逻辑（表现在利润最大化的规定中）如何严重限制了合作社能产生社会主义本质的东两，无论是在革命前还是革命后。资本主义在其正常发展中引起工人合作社出现这一事实，没有消除合作社具有的最大特性，即任何企业都是从事为了市场的商品生产，它也没有指明合作社在推翻资本主义的策略中所具有的关键作用，也没有指明合作社为后革命社会提供了理想的经济形式。在表明根据社会逻辑的发展他更喜爱社会主义中的合作形式时——没有明确解释这种逻辑是什么和它从哪儿产生——劳勒只是借用马克思的语言为他对未来的明显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信任。 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劳勒明显认为在马克思的旗帜下提出他的观点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劳勒整个论文的最明显的特征，正如它的标题所指明的，是他尽力使马克思服从他的目标。这是我与劳勒的第五个主要分歧。如果马克思真是市场社会主义者，那恐怕很多对这一见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包括我本人的批判，都得重新考虑。劳勒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奇谈怪论的人。劳勒引证的斯坦利.穆尔早在十二年以前就说过这样的话，至少是对“早年的”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虽然劳勒的论证一般说来更可信，但因而也更需要反驳。由于在我开头的论文中已表明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观点，这里我将把己限定在对劳勒提出的 支持其见解的新证据的考察上。 第一，劳勒引用了恩格斯的话。恩格斯说，革命后立即将大家族的地产转交给它们的工人，这些工人用它们来组织合作社，加之这样的限定，即“在共同体的监督下，它们将分配给他们使用和受益”。（黑体字是我强调的）在做解释时，劳勒把这种监督变为“企业屮的工人”。这明显是把没有监督的所有制留给共同体。通过这种改动，恩格斯被弄得好象是一个居支配地位的合作经济的支持者，并通过延伸，好象是一个社会市场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如果共同体要实行监督，人们就会期望共同体的计划，而且，因为共同体是相互影响的，一个共同体的计划与其他共同体计划的协调是以某种形式的中央计划进行的。 第二，劳勒以为，马克思提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新社会的最初的萌芽”的合作工厂淸楚地指明了那种他所赞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在劳勒看来，这种解释得到了马克思那段著名的论断的支持，即工人们“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然而，问题就在于这些因素是什么？以及解放它们意味着什么? 劳勒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它是马克思心目中的工人的合作工厂， 解放它们意味着允许已经存在的市场能动地运转一在来自工人国家的少量的帮助下——把合作工厂扩展到整个经济。但资本主义是充满了表明社会主义可能性的因素的，这或者是通过类似于社会主义的形式（这存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作组织、国有化的工业、公共教育，以及政治民主中），或者是通过解放社会主义关系发展的前提条件（这存在于技术先进的国家、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以及有文化的、经过高级训练的和努力工作的劳动人口中）。 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这些和类似的“因素”的分析，才能在现在中抓住未来的闪光。然而，“解放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一个对它们的现状和它们如何起作用的根本性转变，这远远超出以工人管理的国家取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因为正如劳勒所承认的，这些因素全都被资本主义的环境严重扭曲。没有例证表明社会主义只是或主要是对现已处于适当地位的东两的扩展问题。质变必须发生。“萌芽”毕竟不是树，甚至连小树也不是，“怀孕”也不同于怀里抱着小孩。出于劳勒指的是比马克思意指的共产主义生成过程屮的阶段更后的阶段，他误解了马克思的比喻。其结果是使任何“因素”都将必须经历的变成适合于“新社会”的巨大转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事，这也使劳勒很容易无视对帮助带来这些变化的中央计划的需要。 第三，劳勒以为，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赞扬证明他也接受了他们全部的经济纲领。马克思表明存在时间不长的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典范，而且公社并没有取消市场。相反，它采取的是目的在于改变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与他们的雇主在权力上的均势和鼓励创立合作工厂的措施。这表明马克思轻视中央计划在社会主义中的作用吗？很难这样讲。马克思对公社的赞同必须主要涉及的是公社采取的政治形式和它将民主与工人阶级的统治结合起来的方式，他对公社的评论中讲的最多的是这个方面，而不是公社采取的所有政策。例如，他无疑不赞成公社的军事政策，这种政策使公社面对反动力量足如此软弱以致最终毁了它。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建议工人政府在革命后立即采取的步骤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触动市场，这种情况——正在进行的内战使它变得更为困难——正是公社的纲领所希塑的。何作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专政的公社要使其存在下就要较快地实施社会主义步骤中的其他主要因素，包括广泛的计划。 第四，劳勒错误地认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中“劳动凭证” 的论述指的是一种货币，这再次使得他可以声称马克思认可市场的继续存在。马克思谈到过在社会主义中工人将得到“劳动凭证”，这种凭证足以他们劳动时间为依据的，他们可以以此来换取供个人消费的物品。马克思说这些凭证“不再是货币而像一张戏票”。为什么它不是一种凭证货币？因为它是不流通的。因此，它不起决定生产什么的作用。在这一时期生产什么是由计划决定 的。像戏票一样，劳动凭证在它能换取的东西方而也是受到限制的：与货币不同，劳动凭证在它能购买生产资料、社会消费品、地位、影响或朋友，因为它们是按照人们自己劳动的比例给予他们的，因为没有人能从他人的劳动获得它们，正如劳勒正确指明的，劳动凭证是“个人化的”。它们允许一个人，他或她自己，从公共的储存中（在满足投资和福利的需要以后）领得一定数量 的与他们的投人相称的东西。劳动凭证不像货币一样是分配权力的一种方式，它们只是酬劳的一种手段。由于劳动凭证在功能上受到这样的限制，把它称为货币是错误的，因此，把它们于其中进行的交换看作是市场也同样是误入歧途的。劳勒似乎还忽略了这一事实：如果是人们工作的时数决定他们得到多数劳动凭证，那这就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即收入是由一个企业的成功（或失败）决定的。工人的合作工厂这时已不存在。 第五，劳勒的最后一个错误是，虽然他承认马克思不时谈到社会主义下的计划，但他从未仔细思考马克思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他会相信广泛的计划是必要的。劳勒本人还引用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论述：“如果合作工厂……要去取代资本主 义制度，”马克思说，它必须“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 （黑体字是我强调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结束无吋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的唯一方式。劳勒在这里只注重谈及“合作生产”和“合作的社会”’但没有人怀疑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将会有更多的合作 (合作与工人的合作工厂不是一间事）。但问题仍然是，在马克思看来，现在由市场做出的更为重要的经济方面的决定在革命后将较快地由计划来做出。 前边提到的“无政府状态”和“动荡”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缺乏一致的结果。因为生产遵循的是利润最大化的逻辑而消费遵循的是有效需求（个人购买他们负担得起的他们想要的东西）的逻辑，因而每样东西要么就过多要么就过少，从不存在正合适的情况。一些生产要素的浪费和一些没人要的商品的继续生产，就像未得到满足的对生产主要部门的要求，和这一矛盾的周期性的增大一样，将引起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将造成普遍的破坏和各种各样的损失。正像马克思所表明的，这些问题是那些为了在市场销售而生产的东西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结果。因此，这种“无政府状态”和这些“动荡”无论变得怎样小（尽管这是不确定的），在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赞同的新的条件下还会继续存在。然时，马克思寻求的“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要“结束”这种恐怖的事物。这样一种计划将使生产与消费一致起来，以保证充分利用可获得的生产力去满足人们的需要。尽管劳勒被迫承认，当偶然出现某种东西生产的过多或过少的情况时就要求有某种调节，承认这将要求“新的调节机制”。 但在市场社会主义下，总会出现某种东西过多或过少的情况，而 “调节机制”则意味着计划。在要求计划的地方，由于它将是全国并且最终将是全世界范围的，这就意味着中央计划，但这仍是劳勒坚定反对的思想。 在结尾中，我想表达一下我对劳勒的结论的诧异。他是以这样一段话结束他的论文的：“共产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类从自身的自我异化获得自身自由的斗争，并把这一异化用作其自由的手段的不断前进过程中的成熟。”由于是以这样一段话来结尾，人们会认为在这篇论文的前边会有对异化的更多的讨论。例如，自我异化是如何自我表现的？它采取的是什么形式？以及它们是如何参与解放过程的？马克思主义者已将市场与异化的种种表现，如竞争、贪婪、消费者至上主义、拜物教、神秘化等等联系在一起。市场社会主义会在多大程度上从资本主义继承了这种异化？“社会的市场”将如何废除它？劳勒要证明一个指出了异化的消失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但他没有回答，他没有回答是因为他无法回答。市场社会主义正在异化中被冲击，任何像劳勒这样希望帮助建构共产主义未来的人，都将必须或早或晚地抛弃全部市场。抛弃的越早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