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对奥尔曼的批判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说过，她对马克思的主要抱怨是他对资本主义过分热情。[1]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把人类从人和各种人的存在的神秘化之间的传统依赖关系，这些神秘化是由这些传统关系所引起的，解放出来的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市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写道，“一切等级的和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也使人异化和神秘化，但同时它又迫使人们使这种异化异化，使这种神秘化非神秘化。正是由于货币权力的真正发展——我们终于开始看到这种权力实际上是人类劳动异化于其中的权力，货币的神秘的根源，即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所说的“有形的神明”[3]，最终被揭露了。当然，这里存在商品拜物教，但也存在某种会导致其神秘根源暴露和被识破的有关商品生产发展东西。资本主义下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使得我们对货币的迷惑力越来越感到厌倦，并在人类劳动中淸楚地认识到它的真正根源。 当代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了两件事：（1）生产者的联合劳动生产出作为半神的或半民主的力量的资本，这种力量统治着他们的生活；（2）受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无情力量的驱使，劳动者发展了真正的实践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自己能够摆脱对他们自身的异化劳动的统治，以便直接掌握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些能力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刺激而发展起来的。不过，出于仍在继续产生它们的资本主义的对利润的争夺，它们不断受到阻挠——比受阻挠更甚，因为大景的生活被浪费和破坏。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如果“批判”这个词暗示的是某种纯粹否定的东两，那这个间会使人产生误解。辩证的批判寻求的是内在的批判，即一个过程产生它自己、它的否定性是它的肯定特征的结果这样一种批判。 遵循《资本论》逐步展开的辩证法的逻辑，马克思最终在第三卷屮提出了 “新社会的最初的萌芽”[4]的出现，这些是由工人拥有的合作工厂，它们已在旧社会的框架内得以存在。马克思偏偏是在论“信用”的那一章第一次考察了这种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形式。通过信用的效力，货币能以一种允许工人冲破剥削的循环的形式回到生产它的工人手里。 在奥尔曼第一次谈到马克思有关合作工厂的论述时，他就低佔了这一发展的意义，他写道，马克思把他那时的合作工厂说成是“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这一被缩短的引文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对合作工厂全然持否定态度的批评家。但是，这种解释没能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即合作工厂也被描述为从旧社会破土而出的新社会的萌芽。奥尔曼的解释没能反映就出现在这同一句话中的观点，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无疑，这样扬弃是受限制的或者说是有限的。新社会第一次出现在有着旧社会特征的形式中。它首先是以资本主义的模式出现的，以一种当新社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发展了它自己的潜力时就必须被拋弃的形式出现的。 奥尔曼在他论文的第八节对这一问题的更多论述也没有引的萌芽，在合作工厂中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被扬弃了。这与奥尔曼的解释以及被摘录的那句话本身所说的合作工厂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有很大的不同。奥尔曼声称，马克思不是在提出一个明确的政治策略，而只是在断言资本主义若干可能发展中的一种可能。他将所谓的马克思的推测，即对在资本主义下发展起来的 工人合作社的可能的发展趋势的推测——被想象为马克思所担心的一种趋势，与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案对立起来。 然而，马克思论证说，合作工厂在全国范围的扩展在资本主义中很可能是一件不成的事，因为“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将利用他们的政权来反对这一发展。马克思是在尽力论证合作的方法在全国范围的扩展，这样其缓和工人苦难的潜能就能够实现，但这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才是可能的。“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界全国的财力。”[5]奥尔曼引用了这段话，但他没有认识到，它是对需要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论证，而不是对资本主义中的一种可能的趋势的推测。对这段至关重要的话需要做更为充分的引证： 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黑体字是我标的）. 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穷的重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那些面善口惠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枉赞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都突然令人发呕地捧起场来了。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 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持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所以，夺取政权己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我强调的一点是合作社在“原则上”以及在实际上都是优越的。这不是在论证它们是资本的唯一的另一种形式，是与垄断的合作同等的。阻止合作社充分实现它们的潜力的东西，是它们在资本主义市场框架中的孤立。 这段引文出自马克思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在那里，他谈到了工人阶级运动在“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大争论”中的胜利。在这点上，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的主要对立面有两个：一是货币的不受限制的准则，另一是人的自由的准则。我们如何从一个走向另一个？是通过排除第一个，取缔它或埋葬它，以便让被创造出的第二个取代它吗？这种方法具有我所说的反“辩证的社会主义”的“虚无的社会主义”的特征。“辩证的社会主义”则试图看到新社会在旧社会的逐渐形成，它说明的是从一个向另一个的过渡，即连接这两个对立面的中间环节。 在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大争论中，马克思看到了反对盲目供求规律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十小时工作法中的首次重大胜利，这一法规将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日限制到十小时。马克思在描述这一法规的意义时唤出了拜物教理论：“古时杀害儿童是崇拜摩洛赫神的宗教的神秘仪式，但它只是在一些极隆重的场合下实行，大概一年不过一次；同时摩洛赫神并没有表示专爱吃穷人的。“当代资本主义中的货币之神更为贪婪，它每天都要吞食大量穷人的儿童。因而我们也就看到了十小时工作日法的世界历史意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6] 奥尔曼说，当今社会主义者面对的主要任务不是攻击大公司和它们对社会的统治，而是发动“向市场及其所有的弊病发起正面的、无保留的进攻”，所有关于好的市场与坏的市场的谈论都是混乱的，都是政治上的退却。无论市场生产在哪里出现，在国有企业中、在工人合作社中、在显而易见的街头杂货店中，以及跨国公司中，我们都应当予以攻击。他写道，“只有形成对所有市场关系的拒绝，人们才能转向社会主义。”这显然不是马克思在上述论述，或在《资本论》中的观点，在这里他又重复了这一见解。这里存在不受限制的自由的市场，它是真正的“绞肉机”。这表达的是资本家的政治经济学的市场，是当今的资本家正在试图倒退回去的市场，后一情况是由于缺少对正在出现的全球市场的政治上的控制。另外还有一种社会控制的市场，即服从社会自觉意志的市场——如同“罐头起子”的市场。十小时工作日法由绞肉机的市场转向罐头起子的市场的東要一步。 正如今天一切都太显而易见了那样，这一过程仍可由于资本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继续统治而倒退，无疑，这里所说的资本家的统治不是指个别人的统治，而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制度的统治，后者是多国公司、国际金融资本等等的全球权力的结果。阶级斗争的动力要求进一步前进以巩固过去的动力。因而,马克思指出了工人阶级的比十小时工作日法更伟大的胜利。 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別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实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社会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要注意，马克思说这些合作工厂是由工人本身独立创办起来的，在他反对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论战中，马克思没有攻击合作工厂本身，而只是攻击了由国家创办的合作工厂。[7]合作工厂不只是资本本身体现的一种新形式。作为合作工厂本质的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是劳动市场（工人和资本家的）被取消了。这是超出了诸如十小时工作日法（以及最后的福利法规) 这类步骤的下一重要步骤，而前者还是在旧社会的参数内发生的。有了他们的合作工厂，工人就采取了超出资本主义的重要步骤，尽管这是以工人成为他们自己的资本家的形式，即以一种资本主义的模式进行的。资本主义本身最初是以封建的形式出现的。这也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辩证法。变化的发生通常不是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根本对立的状况，而不经过中间阶段。一个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认为这种过渡阶段是“历史的终结”，是非异化的存在的定论。但一个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坚持认为在新制度被全部创立之前不存在任何积极的变化。 不能认为奥尔曼也持有后一种见解，虽然他也承认在资本主义和充分发展了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一系列的阶段。伹这一见解暗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还存在，而且必定存在。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存在异化劳动——马克思说它是由“资产阶级权利”[8]决定的一因为工人必须继续为货币（以弱化了的、社会控制的劳动券的形式存在的）工作。说在市场本身被消灭以前不存在永久的、持续的或可靠的进步，是一回事，说不存在任何进步，拜物教和异化还完全地或抽象地继续存在等等，则是另一回事。我觉得，奥尔曼想说的是后者，虽然勉强承认前者。在他的论文将近结尾的地方，他承认即使资本主义的市场也为人类做了积极的事情，这也许会使人们对他前边的论证感到惊奇。但他不能承认，在劳动市场，以及与其相关的资本主义本身被消灭以前，存在任何超出受限制的商品市场能做的事。这是因为他想强调市场的消极的特性，尽管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市场也有积极的特征。 在工人政府指导下，在全国范围组织起来的工人合作社也完全是相互竞争以积聚资本并相互剥削的“集体的资本家”吗？人们知道为什么资本主义的产业不得不通过增加对劳动的剥削以获取最大的利润。资本是不依赖特殊企业独立存在，并且会迅速转向那些获利最多的地方。资本家本人并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那些服从增加产量并降低工资的其他人。说在合作工厂中工人会更有效地剥削他们自己是意指什么？ 一个工人拥有的企业为了积聚更多的资本会决定迁移到墨西哥吗？会为相当于先前工资十分之一的工资而工作吗？ 工人拥有的企业是对当前在全球资本的狂乱中日益受到鼓励的资木的抽逃的自然反应。在被资本主义企业因利润不足而放弃的地方，工人拥有的企业却可以继续存在，这恰恰是因为这种合作工厂像国有的企业一样，不需要赚取任何“利润”。面对失业和贫困的前景，那些得以成功地控制其企业的工人将恰好是因为过上体面的生活而非常快乐。如果这些企业是成功的，并且不是为了讨好外部的股东，它们就可决定获得以更多的自由时间形式出现的追加收人。无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行的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为资本主义所支配的世界中，没有或几乎没有来自工会运动或持支持态度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支持，孤立的合作工厂可能会倾向最大可能地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去行为，以至发展到一个有产工人集团雇佣另一雇佣工人集团的程度。但这时，根据定义，这种企业已不再是合作工厂。 战胜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措施不是消灭一般意义上的交换，而是消灭劳动力与工资的交换。这是马克思试图通过市场拜物教发现利润制度的内幕——发现在生产过程发生的对剩余价值的榨取的寓意所在。正如奥尔曼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利润不是劳动与商品交换的结果，从根本上讲，只是工资与劳动力交换的结果。这一事实被商品交换所掩盖，而剩余价值的实现则是在商品交换中发生的。 资本和货币市场肯定会随着资本家的消灭而同时被社会再吸收。但逛，如果成品和服务与货币的交换已先于资本主义数千年，我们就不应指望它们一下子就消失。能把市场当做物神崇拜的方式有两种——把它作为慈善的神，和把它作为恶魔，即作为一切罪恶的根源。为了反对对市场的神化，奥尔曼有把它恶魔化的危险。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克服市场拜物教。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奥尔曼的这一想法，即大多市场社会主义者见解的高明之处是对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失败的见解，不是对资本主义本身内在矛盾的见解，而后者是它应当具有的。这些矛盾表明市场本身是主要矛盾吗？或者说，表明由强大的金融和工业的权力主导的市场是无惠于人的和为它们自己贪得无厌的利润需求所驱使的吗？为了唤起公众的社会主义感情，我们还应指向街头杂货店的老板，或被围困的工人合作社，或某些也许必须保留的国有企业，说这些恰恰都是坏的，这些也必须消失吗？ 奥尔曼说，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将导致人民理解市场总的说来是必须消失的。但要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必须有某一现在为之斗争的目标，一个现在的人们将其理解为既是合乎需要的又是可实行的目标。否则的话，无论情况变得多么糟，人们仍然是消极的。这一提出的社会主义目标是尽快消灭市场和以中央计划经济来取代它吗？我们要提出的目标是基于奥尔曼承认的人民现在的情形，还是我们应把我们的目标基于我们设计的人民在投身于斗争中将会喜欢的那些东西？为了首先能投身于斗争，社会主义者没有必要从现实的人民出发，提出对观在的人民有意义的目标，尽管同时也促进了为进一步变化的长期前景的意识吗？尽管奥尔曼似乎在他的论文中以很大篇幅论证了市场的内在力量对社会主义的暗中破坏，把二者说成是水火不相容，他还是同意马克思的革命后的渐进主义，提出了一个叫十年或五十年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市场生产，甚至资本主义的市场生产将继续存在。但在假定的这一时期市场的贪婪的逻辑又将如何呢？奥尔曼争辩说，其他倾向可以有效地反对它。这样说来，市场就毕竟不是十分强大的。有可能存在市场但又不为它们所淹没。它们可以是罐头起子而不是绞肉机。 我在我的论文中论证说，马克思一方面区别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另一方面又区别了社会主义本身，把它理解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正是在过渡时期中，人们应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确定某种接近通常被认为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东西。这种制度应被设想为多长时间？ 基于马克思的论述，奥尔曼接受了在工人阶级革命后混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市场要持续四十年或五十年的想法。问题于是出现了：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革命的经历促进了阶级意识和阶级团结，无产阶级的政府为什么不尽快简单地取缔资本主义呢？如果这只是一个政治力量的问题，那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后还残存四十年或五十年就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去追求一种对市场本身加以谴责的政治策略，然后不仅允许市场在反市场的革命后继续存在，而且允许资本主义企业继续经营，这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正如我已论证的，这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必然性的问题，包括发达的市场生产本身的必然性，即应当支配过渡时期的必然性。 我不认为一种严厉的继承法本身就将摆脱资本主义。其他因素，如对合作社所有制的要求和这种所有制在经济上的效率，以及国家的充分就业政策，这些都可大大缩短资本主义的转变。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过渡经济概念的全部。在资本主义企业不再起重要的经济作用以后，已占优势的合作企业可以继续存在一个重要的时期并以“资本主义的模式”起作用。即财富将继续以各个企业的利润为基础进行分配。那些由于在技术生产力的（资本的有机构成的）不同造成的不公平的差别可以通过税收制度予以补偿。通过政府的这些行为，经济体制成为合作制的。在一个更直接的合作制度的发展成为可接受的之前，劳动群众也许要求一个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超越他们特殊的企业所有制的意识将会流行。 在政治斗争中的全国性的团结不能自动转变为适合于日常劳动工作的心理态度，劳动并非内在地令人感兴趣，从事劳动不是为了它本身的缘故，而是为了赚钱。在革命胜利的兴奋之后，在一个紧张的革命（理想的非暴力的）斗争时期之后，为什么工人不应放松一下，并从对他们没有过多要求的家长式的工人国家获得胜利的报酬呢？在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为可能之前，这种态度将通过“市场的纪律”而被克服，包括明确的基于市场的刺激。 我所说的过渡时期的更高阶段，是通过作为由工人国家的行为表示出来的社会合作意愿的间接合作。它之后是直接合作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的补偿活动将大大地减少。虽然从产品将不再以刺激和实施纪律者的形式支配工人的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没有市场的社会，但还存在一种类似市场的东西，一种起罐头起子作用的市场，这种市场仍要求个人拥有货币，虽然他们拥有的数量是基于他们的劳动，而不是基于他们的企业的利润。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论证说，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工人得到的是基于他们劳动的劳动券，以证明某某人工作了一定的时间。他没有解释这种制度如何证明劳动的质量。也许这部分地是因为，严格说来的“社会主义”是以一个漫长的市场社会主义时期，即过渡时期为前提的，在这一时期 中，通过基于市场的报酬与惩罚，认真为自己工作的习惯在工人中已根深蒂固。 我们应当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过渡社会的高级阶段，产品“支配生产者”只是从相对意义上讲的。社会已在很长一段时间自觉调节市场的活动。我们现在已远离了儿童在工厂长时间工作的时代，远离了失业使很多人依赖社会救济过活的时代，远离了资本家靠别人的劳动使自己发财的时代。一旦不受限制的市场只对为自己获得生产的全部利益的工人起刺激和管理劳动的作用，它就逐渐被置于社会的自觉控制之下。 这一市场社会主义时期也许不是一个“阶段”，但它是一个反应了一个明确的社会-经济逻辑的重要时期。它是必须作为社会主义直接目标提出的处于革命后情况下的社会的具体形态。奥尔曼含蓄地暗示了与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妥协。让我们同意，在社会主义政治上胜利后的四十或五十年，我们将拥有某种类型的市场社会主义。让我们为今天的人民提出这样一种革命的目标。为反对那些认为市场是永恒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奥尔曼和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将有力地论证，市场，即使是过渡社会的由社会调节的市场，也将最终消失。但这是那些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生产是必要的甚至原则上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者中的论争，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隐蔽的资本家之间的论争。在最近的星际旅行电影“第一次接触”中，来自24世纪的时间-旅行者，不得不耐心地向20世纪后期有科学创造能力但在社交方面是愚昧的代表解释，在将来人们将不为钱而工作，而是为创造性的目的而工作。伯特尔.奥尔曼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并且是对事物的全然的人道主义的观点，这当然是对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为保护这一长远的、全然人道主义的前景而斗争，因为它在每一步向未来社会的充分发展的转变中都具有实际的操作意义。但作为仍是20世纪末之前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满足于某个时刻的一步。 注释 [1] “我无法分享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极大热情。只要你读一下《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页，你就会看到你所见过的对资本主义的最高的赞扬。”载于MdvinHm主编的《汉娜.阿伦特：找回公共的世界》，纽约St. Martin’s Press， 1979，第 334 - 33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肢社，1995,第275页。 [3]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搞》中有详细的摘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51-152页。 [4] “新社会的最初的萌芽”是《资本论》第三卷英译本（Progress Publisher, Moscow,1966)中的表述，这一表述在中译本中是“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参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497-49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5页。恩格斯在1850年三月以前，在一家法院刚刚宣布某个违犯了这一法案的制造商无罪之后，就对这一法案做过分析。在总结了这一时的挫折以后，恩格斯论证说，只要革命没有推翻资本主义本身，就不可能有对资本主义的重大胜利。他把十小时工作法的这次受挫看作是资本主义改革下的不可避免 的结果。然而，在这种退步之后对这一法案的支持得到了加强，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这里引用的重要的结论。 [7] 参见Hal Draper的《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纽约，Mmithly Review Press, 1990),第四卷“对其他社会主义的批判”，第三章“国家社会主义：拉萨尔的模式”，第70页，“马克思把他本人对合作社的赞成的态度 （顺便说一下，这种态度在《资本论》中看的很清楚）与以下的拉萨尔式的政纲条目……区分开来。”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