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答施威卡特 导言施威卡特对我文章的批判主要概括在他的注脚中。他争论说，我没有提出一个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经济方案。这是真的。我没这样做。我在別处这样做过，但在我的文章中以几页纸的篇幅专门对这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做全面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在我批判他的文章中我论证过，社会主义社会将具有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会使他的要求变得不那么重要。第一个特征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向着丰富的情况前进的社会。第二个特征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工人会越来越多地参与非等级制的创造性的社会劳动，这会导致他们与社会相一致并因而与计划者相一致，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计划者。 不过，我可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合理的草案，这样做至少是试图回答施威卡特的问题。首先，人们可以假设，在这一社会中将存在被选举出来的各级计划组织。它们的任务是协调和制定适合在它们的特定层次起作用的重要决定。它们必须在使用民意测验和使用对特定问题的全民投票之间做出决定。因为计划者将定期选举并可以撤换，他们将很难反对公共的利益。 社会主义经济这样一个社会将有三个至关重要的“经济”特征。一个是存在各种物品的大量库存。这意味着计划者总是可以凭借库存纠正他们的错误。错误被假定是正常的，因为除了定期的民意测验外，没有别的办法能确定成本或需求的程度。由于工人已不再是抽象的劳动者，价值巳不存在。因此，任何定价都是纯粹人为的。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在冯.米塞斯和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核算问题的著名争论中，前者反对后者是对的。如果我们换成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讲，这意味若个人是在由他们的能力决定的不同报酬下工作，因而不存在产生价格的共同尺度的问题。存在的只是要求生产的产品项目的相对数量问题。随着社会越发接近相对丰富的情况，问题将会减少，尽管还总会存在要求实际生产所需东西的时间问题。 应当注意的是，除非工人要服从机器和管理部门的控制，否则，要允许工人在他们自己的价格上工作，施威卡特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与上述情况相类似。在这一点上，他的那个社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如果不存在抽象劳动，价值核算就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就要背离价值并且是纯粹任意的东西。这种背景下的竞争大多成为没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如果工人是在与其他地方工人类似的报酬下工作并且服从机器、管理机构、竞争等等的控制，那工人就会由于他们的劳动过程和不可避免地由于他们自己的产品而成为抽象的劳动者，并因而被异化。这样，工人就没有理由要选择这个社会而不选择资本主义。 在向丰富情况的转变中，生产部门之间关系的协同因素，正如在投入-产出的分析中表明的，将成为人所共知的。这是社会主义第二个关键的“经济”特征。在摆脱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 增长将很快，协同因素将迅速变化，但在这一时期后，它们将成为更加可以预言的东西。因此，计划者将能够制定出他们对基于历史的旧产品的要求，并通过参考协同因素制定出他们对新产品的要求。如果他们犯了错误，这会经常发生，他们可以消粍他们的库存并小心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在失误积累到一段时间后，计划者就会少犯错误，尽管他们还会继续犯错误。 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三个“经济”特征是已经提到的分散的形式。在这方面，它意味着最基层的计划需要较少的协同因素和较多的调查。计划者通过直接向人们询问就能了解消费者要求的类别。 在掌握政权后的最初阶段，货币和市场将继续存在，但随着生产的增长，社会的越来越多的方面会退出市场经济。这样，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提供很快就会成为完全免费的。此后很快就是药品。随着公共交通的发展，它也可以从市场中解放出来。下一步是引入免费的住房，然后是免费的公用事业。经济的所有这些部分，都已部分地摆脱了在各种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实行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市场:。当然，要害的问题是经济的这些部分在市场下的运行是趋向糟糕的。随着货币在其使用上受到限制，财政金融将逐渐消失。军事生产部门将被取消。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大部分生产将由极少的工人操作少量机器完成，这些机器或用来生产其他机器，或用来生产必要的消费品。最后，它们也不再是交换价值并因而也失去它们的价格。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分配将大大简化。绝大多数工人显然将从事新型的工作。 将有大量的工人可以从事创造性的劳动。不管是搞研究、教育、医疗保健还是搞各种体力劳动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他们最后都能调换新工作。教育本身将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当代教育通过灌输僵死的教条毁坏了儿章生来的好奇心。与此相反，在新的教育中，每一个人都将学会理解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将允许他们比现在更快地掌握新思想和新训练，从而允许他们比当前更容易地转换工作。劳动力将不再是商品。工人将控制他自己的产品，他将控制他自己的劳动过程，他将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相—致。这些无疑是社会主义的含义。 技术性的问题然而，施威卡特提了一系列技术性的问题。谁将决定哪个工厂将缩小？哪个工厂将扩大？它们将在哪里发展？它们将生产什么？决定将怎样做出？当代经济学家在这些问题上耗费了他们的全部时间，他们声称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人的需要是无限的而资源却是匮乏的。如果我们拒绝这两个假定，即匮乏的假定和人的需要是无限的假定，情况就不同了。社会将向着相对丰富的情况运行，在那种情况下这些问题就变得相对不重要了。几乎没有人将在工厂工作。由于充分就业和每个人都从事创造性的劳动，没人因更换工作而被置于于不利地位。在必要的时候，而且只要经过同意，社会将使允许更换工作的环境逐步出现。因 此，前边提到的那些要作出的决定就成为更不需要的了。当然，施威卡特是在含蓄地流露对以存在相对丰富的情况和人们的需要不是无限的想法的嘲笑。 这是我曾经与亚历克.诺夫进行过的争论。他与我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同一个系里教书。我们的争论直到他拒绝对这一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为止。因为问题已变得很明显，一旦丰富的情况被承认，我提到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其他一切事情都会随之而来。另一方面，如果匮乏是持久的，社会主义也就被取消了。托洛茨基曾非常生动地提到这一点，他以排队为例指出在短缺时会发生什么:不满意、警察、竞争、搏斗，等等。正如在我对施威卡特的批判中巳经论证过的，劳动价值论假定了丰富的情况的可能性， 如果这一可能性被否认，那这一理论就必须被抛弃。那马克思主义也就完了。当然，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提供说明的理论，它也许是错的，但很不清楚的是为什么人们想要社会主义。 对于人们想要的东西，发现它们是什么并不太难。有像前边详细说明过的某些基本的共同需要：住房、健康、教存，以及交通运输，它们是共同需要的并且将由政府提供。这些方面的主要问题将通过直接的调查来决定，不管是通过民意测验、公民投票还是公众大会。这没有假定我们任何时候谈的都是上千、上百万或上亿人的问题。很多问题毕竟是可以在地方讨论和由地方处理的。其他问题将需要在地区、国家或国际上讨论。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问题是重要的，可以举行公民投票，或进行民意测验。如果所提问题是错误的，或结果出来与人民真正想要的东西相反，那根据大众的要求进行第二次公民投票或民意测验也并不困难。至于其他那些更属于个人需要的物品，当大的公司基本决定什么是人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人们将比现在有更多的选择。 施威卡特做出的假定，即如果不存在富人或穷人，市场就可以像民主的希尔顿饭店一样向所有的人开放，是异想天开的。他承认做出决定的不同层次的论证，但认为它们应当做出像投资决定那样的市场类型的决定。实际上，假如投资是较少以价格而较多以总量来表示，我们就没有不一致。我们真正不一致的地方是在他对企业成功和失败的论述。我们被告知，如果消费者不喜欢它们的产品，企业就将失败。可以推测，如果它们的成本过高， 如果它们的竞争者通过采取过两年才显露的虚假的节约生产出更便宜的商品，如果工人要求过高的工资，或如果经理不称职，它们也将失败。消费者将如何决定他们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呢？现在的做法是通过广告，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此外还有教育。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将迅速改变人们的需要并提出满足需要的更具社会性的方式。总体的重构是需要的。关键的问题是竞争的企业与选择无关。同时，只有当劳动力被出卖和工人丧失对其产品的控制时，市场才存意义。然而施威卡特想要他的工人选举他们的经理。我们要问，什么东西将阻止工人要求最高可能的工资呢? 所给的回应是市场将制止他们，即与其他企业的竞争将制止他们。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在那里， 正像他所坚持的，不存在资本家阶级，但工人仍然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给企业，如果他们没有赚到足够的利润，企业就要破产。在破产过程中，企业的工人将被解雇并被迫加入到劳动后备大军中。在这里，劳动力仍是商品，并被资本家通常采用的失业手段和商品拜物教所控制。然而，如果失业被拒绝和工人不丢掉他们的工作，那就没有什么办法将阻止工人要求他们的全部产品，而这将消除任何利润。但施威卡特暗示，工人将把社会利益放在他们自身的直接利益之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问，为了首先使这样一个社会运行，我们为什么要容忍竞争的浪费呢？在那里工人已经有了这种程度的自觉意识，谅必我们可以不需要市场。 市场和计划的问题施威卡特说，在现实世界市场和计划之间不存在对立。施威卡特把自觉的组织称作“计划”。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它意味着任何时候一些人决定关于经济的某事，无论这种经济是处在什么层面，他们都是在计划。当然，现代经济越来越多地被自觉控制。然而，这种定义的问题是它没有考察所涉及的真正的过程。对供应某一工厂的商品量的控制、对一个工厂部门之间的关系或一个公司的不同工厂之间关系的控制、对经济中的货币量的控制、对利率的控制、对军事工业的总投资的控制，等等，这些全是施威卡特所说的计划的例子，但我则把它们称为组织和市场的相交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原始的计划，它有计划的成分，但实际上不是计划。他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原始计划的普遍存在，但我们必须说明这一过程的实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部分是自觉的，部分是不自觉的，它是基于某些但不充足的信息或知识,决定只是有时履行并且常常是部分地履行。一个简单的提高利率的决定比提高一个经理工资的决定并不多什么计划。计划要求自觉地管理生产者的活动，这就是除非直接生产者本身参与否则它不可能成功的原因。这在我看来是现实的世界。它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直接生产者与那些由在市场运行中起决定作用的人做出的决定存在冲突，市场是在增加“组织化”，但不是被计划。 施威卡特反对以上对计划的定义。任何社会主义者都应考虑到每一经济范畴都是一种社会关系。正统的经济学家回避这一点，并通过无视其范畴的人的成分而力图使它们明显地价值中立。资本看起来是一种物，计划也是如此。何它们本身都不是物。它们是社会关系。接下来是计划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我在前边描述过的东西。它必须既包括计划者也包括工人。那么，问题就在于，所谓的计划者的职责是控制工人，但工人不愿意被控制可又不得不被迫照办。强迫服从只有两种形式：市场和强制。如果强制被用于现代工业化的经济，它会完全失灵，因为工人会不好好工作，这然后会反馈到整个制度中。正如我一直论证的，这就是发生在苏联的情况，这是它失败的原因。无疑，我们不能如此宽泛地使用一个概念以致使它适用于法老们计划金字塔和灌溉，适用于封建地主计划他们的庄园，适用于资本家计划他们的工厂，甚至适用于米尔顿.弗里德曼计划资本主义，因为他建议运用货币统计决定经济过程。 确实，组织的形式有史以来就被采用，而且这也是波格丹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门教科书的基础。这本书曾被布尔什维克广泛使用。原始形式的市场也存在了很长时间，但只是到资本出现后市场才真正起作用。过去中总有未来的因素，但极为重要的是不要把二者混为一谈。人不是类人猿，虽然我们的脱氧核糖核酸实际上与类人猿的相同。我们只有根据是什么进化为人才能了解类人猿. 更明确地讲，我已经论证过，自觉地做出决定及相关的组织形式是与市场相冲突的。资本更喜欢不受限制，当受到管理时它就会失灵。这是施威卡特和我的主要分歧之所在。当然，这一分歧在20年代布哈林和普列奥勃拉任斯基的争论中已被详述，尽管二人都认为社会主义下已不存在市场。当哈耶克、弗里德曼、撒切尔、里根等人想要使政府倒退的时候，他们当然是有目的的。他们妄图建立一个反动的乌托邦，其中一个目的是要摆脱所有像所得税、环保限制、劳动法等等的控制。严格说来，资本要起作用就需要大量失业人员，因为失业造就服从的工人，这样的工人会准确执行命令，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资本已接受了对其活 动的限制这一事实不表明它是计划的，而只表明它是为了存在而接受限制。它的企业内的“计划”甚至构成了一种不断的刺激， 因为这意味着为了成功它必须使用非市场的准则，这种准则必然是不确定的，因为它容许工人提高他们的形象。 结论我是从施威卡特的注释谈起的，我还想从那里结束，因为他注释中的一个反驳提供了一个对我的论证的合适的概括。 关于施威卡特的第一个注释。我拒绝了这样的观点，即我的社会主义的定义是与建设性的定义相对立的规范性的定义，或者说，价值中立的定义是可能的。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的异化、剥削和拜物教相对立的，因此必须根据它的新的社会关系来定义。这些新的社会关系必须包括对刚刚说到的资本主义的那些特征的否定。这必定意味着对抽象劳动的取消以及与此相随的对异化和商品拜物教的取消。然而，市场的全部特征就在于它使用抽象劳动，工人的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然而，如果劳动力不是商品，那就不存在对劳动的控制，而且资本也不存在了。也不存在保证核算的任何根据了。换句话说，不存在市场了。 我也反对施威卡特的第二个注释，因为很难证明，由于工人花钱买商品资本主义就给了工人某种对经济的控制。不错，在战后这些年里，发达国家的工人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消费者，但这是资产阶级做出的对社会民主的让步的结果，这种让步被他们当作避免注定的命运的一种手段。在更早的时期，情况还达不到这种程度。无论如何，工人的要求大多是由大公司而不是由工人自己确定的。我们被告知，工人在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将得到与其他人同样的收入。因此，决定消费的是他们。然而，如果匮乏还存在，那除非是实行定量供应，否则某些人得到的就比其他人多。斯大林主义制度下及其他地方战时的限制货币的历史表明， 在匮乏的条件下，除非存在价格的极度变化，定量供应是不可避免的。假定每个人都得到了基本的必需品，那必然还存在每个人都想要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其他物品。这些物品可能要么是定量供应，要么是给那些相对说来境况较好的人。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市场必然有利于不平等。我们不可能拥有一个公平的市场或在市场中拥有公平的工资。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物品只是在能向绝大多数人提供时才生产，但是，由于一般性的匮乏将成为往事，这不再是担忧的根源。 第三个注释问我是否考察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我很想对此做出冋答，在亚历克·诺夫当我的系主任的时候，我曾被迫这样做过，但这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我谈到了市场社会主义下的资本家和工人，这是因为在我看来，资本家的作用将继续存在虽然不是我们知道的资本家，还因为我把市场社会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换句话说，当代资本主义确实具有很多施威卡特正确提到的“计划”的形式，但在我看来，这只能导致一个正在失灵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被我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发现的极为相同的冲突所削弱。 我不把市场和计划之间的关系看成一个矛盾。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矛盾，但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计划和市场之间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存在从劳动和资本转变为一种计划经济的替代问题，但在计划和市场之间却只存在激烈的、凶险的和大规模的冲突，这些冲突有时是隐蔽的，有时则采取可笑的、暂时的、调和的形式，但最后总是采取直接冲突的形式。这种冲突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如果我们要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就必须理解它。资本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制度。它经历了产生、成熟和衰落，我们正生活在它的衰落期，这一时期正是由那种冲突标志的。马克思谈到，生产的社会化必然导致价值的消灭，取代它的，首先是原始的计划或有组织的形式，然后，在资本主义被推翻以后，最终是这样一种形式，即人们以直接、自觉的方式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 施威卡特是以试图找出某种共同的基础来非常友好地结束他的文章的。当然，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们对现存世界及未来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他的社会主义的定义允许他把斯大林主义的国家看作社会主义的国家，而我则认为这些国家离社会主义，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离社会主义一样远，甚至更远。在我肴来，对它们的垮台有充分的理由持乐观主义态度。我现在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的衰落，这明显地表现在价值形式的衰落，这可作为旧的社会制度最终灭亡的明显的指示器。虽然施威卡特和我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有分歧，但我希望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我们将站在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