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六十年代存在主义反抗之兴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第二章六十年代存在主义反抗之兴起

大都市的形成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的农民工涌向北方工业区（尤其是米兰和都灵）。他们主要来自南部地区和威尼托大区。工厂完全是泰勒制的，一百多万名新工人在里面以要命的速度工作。在城市的外围和内地建起了巨大的宿舍区，它们是劳动力的仓库。仅在米兰市区，人口就增加了五六十万，市郊也增加了差不多一样的人口。
　　五十年代末，米兰的房价超过了交易所的总值。房租始终是北方资产阶级的杀手锏，它不仅是致富的手段，也是通过阶级分层来对居住区进行控制与合理化的条件。大众阶层从旧中心被驱逐出去，给关键的第三产业活动的扩张让位，同时米兰为雇员阶层建造了居住区，也为无产阶级建造了边缘贫民区。
　　人与社会关系的纽带被瓦解。绝大多数手工艺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共同居住的街区都消失了。阶级之间的分离，收入和福利的不平等，在物质与地域上变得越来越鲜明。个人聚会和带有时代烙印的场所（酒吧、小酒馆、保龄球馆和舞池等）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街道生意的小型经济结构被取代，巨大的超级市场拔地而起，这也加快了分离的势头。街头帮伙的“传统”文化在短短几年间消失不见了。街道成为了劳动力向企业的传送带。
　　意大利工业资本似乎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模式：“汽车产业链”、生产“消费品”（尤其是家用电器）、向企业放开贷款、向工人提供分期付款以及扩大货币基数。对于工人来说，这意味着提高生产率和干活速度。
　　停不下来的“发展”由以下的基本要素组成：

　　—生产率和工作速率的提高，即交换商品生产的无限增加，因此也是资本的无限增长。
　　—收入与工资的增加与生产率挂钩的制度。
　　—与收入制度相关的消费扩大。
　　—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引进机器，让劳动者附属于生产过程。

　　大众媒体让这一过程取得了“共识”，创造了“福利社会”（它后来被称为“消费社会”）的形象。经历强烈认同危机的中小资产阶级，通过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的电影发现了“异化”。爆发了所谓的“经济大繁荣”，还有人提出了“期票共和国”的说法。
　　工业还依照工资水平，提供了差异化的商品：电视机保有量越来越多，菲亚特500也诞生了（一辆顶工人八个月的工资）。为了提高购买需求，广告（尤其是卡洛赛罗〔Carosello〕电视机的广告，为了增加听众，它还被植入了其他地方）成为了一个产业。万斯·派卡德（Vance Packard）的文章《广告与宣传的隐藏方式》^[2]，马上就被市场活学活用。

流水线

农民工

达尼洛·蒙塔尔迪

　　农民工在城里有工作。
　　米兰想变成欧洲市场的首都。
　　清晨从贝尔加马斯科（Bergamasco）进城的产业工人，每天在通勤和工作上要花十五到十八个小时，和1830年的织工没什么区别。住在科多尼奥（Codogno）的工人要准时赶到车间或厂门口，早上四点三十分就得起床。人们醒来时，城市的黎明也从远方升起。
　　傍晚，沿着周边街道，在这座产出超过意大利六分之一工商业利润的城市中，还能听到家庭小作坊私下运转机器的声音，里面是还想“达到更高生活水平”，或者单单是为了支付账单、房租和电费的厂里工人，因为米兰的生活成本要比意大利别处都高。
　　要在米兰工作，必须具备专业资格和技术。而清早进城的人们，他们大多数一无所有，也永远不会有。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工作着。
　　那些震撼战后米兰群众，甚至是这些人的理想，再次向这座城市屈服，人们重新投入生产。政权已经重建。米兰更能嗅到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气氛。工会的报纸指责了这些情况：“工作组织的新形式与大规模投资，让管理层拼了命节省时间。许多情况下都做过头了，比如通过职位调动就要省下近四成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在工人的支持下，厂内委员会通过干预制止了这些做法。如果考虑到公司有大约九十万个计件工时（其中五十万小时是简单劳动，另外四十万小时能通过八千种方式完成），我们就能意识到这些问题带来的巨大困难。”
　　在米兰，“时间”和“空间”的含义，与大学的人文主义观点所想的不同。时间和空间都不能留下一点“空白”。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自普利亚大区的某人，他把自己在里帕蒙蒂街的公寓租出去了两间房，里面有三位租客，每月付一万两千里拉的两位女孩，以及每月付八千里拉的一位年轻人。在罗马门街的一栋楼里，六层楼每层三间房，共住十八户家庭：也就是说，每个家庭住一间，还共用一套公共设施^[3]。
　　在地铁车厢和隧道中，能听到意大利各地的方言：阿尔卑斯地区、马萨卡尼（massacani）与西西里口音。科尔杜西奥地铁站亦是如此，但市中心的米兰人却听不惯体力劳动者的语言。
　　某个不知名的野心家登上了垄断之丘的山顶，打通了去往全城财源的路。而在家里和地铁车厢中，仍然能听到关于工资和工作时长的政治话题。由于城市的节奏，到处统治着人们的沉默，成为了比起重建的压迫制度本身更为强大的甲胄。
　　为了争取更多的工资或空闲时间，到处爆发了自发的罢工。但它们都转眼间平息了。
　　这座城市永远不会停歇。到了晚上，单车轨道上燃起电焊的苍白火焰。一通电话就能叫人来开工。他们体内流淌的是当代拉斐尔的血。
　　1959年7月31日星期五，下午两点：在一个街区中，家庭作坊的窗户微微颤动，城里一所老房子举行了工人尼奇奥（Nicchio）的葬礼，享年六十。妇女们在蒂奇内塞门举着红旗，乐队演奏了国际歌。队伍朝热那亚的方向走去。身后是这座城市、这个工业与这个阶级的历史。
　　城市的边缘是道德最堕落的地区，习俗和传统都无影无踪。
　　高利贷横行。对应生产与消费者的等级，重建了不同的道德。
　　农民工来到这里，米兰。哪个意大利农民没做过来米兰生活的美梦呢？
　　农民工回答不出。但他们能讲述自己的故事。多年来，他们天天都来到这里。几乎每个人的希望都搁浅在了第十五、十六、八和二十八号航站楼，停留在了小旅馆和挤满人的脏乱城郊。
　　农民工的浪潮让米兰市不堪重负。有些人想追寻它们，以便了解它们。

米兰商业中心，意大利经济奇迹的象征

要做爱，不要作战

　　甜蜜而糟糕的六十年代不仅发生了论战。另外，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仅限于一部分读者（考虑到《红色手册》和《皮亚琴察笔记》最初几版的销量不超过一千册）。其实六十年代发生了激烈的工人斗争，战后警察惯于开枪镇压，社会结构也同样发生了巨大的扩展。
　　收入增加和消费扩大，虽然拉大了阶级差距，（尤其在青年中）它也引起了新的行为与需求。中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似乎对变革的速度感到害怕。总之，中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已经开始。反动往往是剧烈的，各党派在选举计划中也要考虑到这一点。
　　从南到北，从城里到郊外，电视的普及对人们的想法产生了强烈影响。最早的电视转播在遥远的1954年实现。从第二年开始，类似麦克·伯尼奥诺（Mike Bongiorno）导演的“收手还是加倍”（Lascia o raddoppia）这样的问答节目，都能将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吸引到荧幕前。虽然绝大部分人不是在家里，而是在酒吧甚至电影院——为了保持上座率，电影放映前都会播电视节目——收看节目的。
　　公众都喜欢轻音乐节目（比如托尼亚奇〔Tognazzi〕与维亚内罗〔Vianello〕的“一二三”〔Un due tre〕），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观众，更偏爱维吉奥·萨贝尔（Virgilio Sabel）的“南方之旅”（Viaggio nel Sud），或者萨尔维（Salvi）与萨特林（Zatterin）的“工作的女人”（La donna che lavora）这类节目。从未实现的“在统一国家之后，统一意大利人”这一古老想法，由电视做出了重大贡献：意大利语通过电视得到统一。这是头一回，从阿尔卑斯山到西西里岛，所有人都能理解同一种语言。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不是托斯卡纳语，而是带有伦巴第话的罗马方言。为大规模机动化而建立的巨型高速公路（1957年，意大利有一百三十万辆汽车开在路上；十年后则有八百万辆），也是意大利统一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
　　如果说五十年代的电影通过欲望和刻板印象，给美式大都市文化提供了基础，那么电视则刺激了北方城市对人们的吸引力。毕竟纽约很远，也许只在电影里，但米兰或都灵就近得很，触手可及。
　　辽阔的意大利外省贫困又落后，受着天主教的霸权统治。不仅如此，它一无所有，离工业发展还很遥远，更没有什么前景。但在北方三角城市区，不仅可以找到工作——人们感到那里有无穷的可能性——还能够寻求不同的机遇与经历。
　　习俗转变得非常迅速：从英国传来了玛丽官（Mary Quant）迷你裙，披头士的音乐（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还有留长发的时尚。同时，还有伯特兰·罗素反对战争的消息。这位英国哲学家的年轻追随者们提出了“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在电视上，可以看到在一个坐轮椅的面瘫老哲学家指挥下，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平包围核电站的画面。从美国传来了披头族（beatnik）文化和学生反对种族歧视以及帝国主义战争的抗议。

新的神话

　　大众媒体创造了三个重要标志：肯尼迪、赫鲁晓夫和约翰十三世。他们是“和平共处”的标志，但为时非常短暂，三人走向了不同的结局。肯尼迪被保守派密谋刺杀，虽然他因干涉古巴革命和放任越南冲突，多少失去了象征的意义。赫鲁晓夫在苏联高层的内部权力斗争中（无关他的功绩与过失）出局。然而，影响最深远的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行动，他在梵蒂冈会议上公开了轰动的、影响深远和更受欢迎的基督教义，庇护十二世充满宗教和精英色彩的任期翻篇了。后来，约翰二十三世的形象成为了“教会反对派”诞生的有力因素。
　　如果说，出色的工人主义知识分子发觉了“工厂的中心地位”，热情参与“大众工人”的斗争，帮助了其政治文化的形成。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中国的指导下，找到了新的方向，转向了革命的岩浆。战后头一回，西方世界（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和美国）的绝大多数年轻人有了一种特别的想法，那是一种深刻批判现存事物的文化所赋予的“普世阶级”的命运。比起马克思和列宁，萨特和加缪的著作更多是以苦苦寻求脱离日常现实与文化为主的生活。意大利年轻人（美国则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成为了一个“问题”，它后来不断受到社会学家带点伤感的关注。
　　正在重组的社会开始给自己寻找合适的外衣。政党制度与中左派打出了软改革（它唯一的突出成就却超出了立法者的设想：工人的孩子能和资产阶级子弟在一起上中学）和扩大消费的牌。
　　但是，在掩盖着不平等与不公正的“福利”与商品的社会下，生活只能是难以忍受和虚伪的。为了追求存在的意义，拒绝当时所有的生活方式，引起了对“伟大理想”的广泛需要。日常生活中出现了第一批自主管理实验……

^[1] 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1912年9月29日——2007年7月30日），意大利导演。1943年起担任导演。1964年凭借电影《红色沙漠》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1972年曾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1982年凭借电影《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1995年获奥斯卡电影节终身成就奖。2007年逝世。——中译者注

^[2] 1 Traducción al italiano Vance Packard, I persuasori occulti, Turín, Eiunaudi, 1958 [ed. cast.: Las formas ocultas de publicidad y propaganda, México, Hermes, 1998].——原注

^[3] 《意大利晚邮报》，1959年2月27—28日。——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