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资本主义各阶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德〕于尔根·科卡《资本主义简史》（2013）

四、资本主义各阶段

1、工业化和全球化：1800年之后的情况简述
2、从所有者资本主义到经理人资本主义
3、金融化
4、资本主义中的劳动
5、市场与国家

　　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人持有启蒙运动时期的乐观主义历史进步观；同样的，几乎没有人仍认为资本主义是传播文明的核心力量。这种观点诞生于十八世纪的前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又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而消失。二十世纪初，尽管桑巴特和韦伯等知识分子相信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具有优势，但他们并不认为资本主义能提高道德水平、推动文明进步。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显著的强制特征和越来越强大的价值消解能力让韦伯之类的自由主义者感到恐惧，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可能会威胁自由、自主和完整的人性。保守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害怕资本主义吞并一切的力量：它用合同取代传统习俗、用组织取代集体、用市场算计替代社会联系。信仰社会主义的批评家谴责资本主义中的剥削、异化和不公正现象，预言资本主义会因为内部矛盾而灭亡。今天，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多种多样，有人冷静接受，有人严厉批评。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无力应对今后的挑战。至少在欧洲，大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已经不那么理想化了。本章的主旨在于解释大众的态度变化，介绍评判资本主义的视角。

1、工业化和全球化：1800年之后的情况简述

　　1800年到2000年，前几个世纪里的发展势头部分保留了下来。十九世纪，封建秩序在欧洲大陆上逐步消亡，农业资本主义征服了新的地区。二十世纪，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成了全球性的“综合农业”。十九和二十世纪，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交通、运输、通讯领域的革命使得商业资本主义变得更加重要。二十世纪，迅猛发展的大众消费给商业资本主义带来了利润丰厚的新机遇，新的消费行为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百货商店、折扣店和目前常见的大型零售业康采恩和零售连锁店都出现了。金融资本主义对此贡献极大。规模庞大、专业程度极高的金融资本主义诞生于十八世纪。最重要的金融组织起初是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保险公司，后来又成了投资机构和投资基金。假如金融资本主义没有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大肆扩张，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或许就不会发生。我们首先要介绍1800年后出现的一种划时代的新现象——工业化，它是诸多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因素中最突出的一个。资本主义演变为工业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特征。
　　“工业化”指的是一种复杂、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过程，其核心内容有三点（它们相互影响）。一、技术——组织结构领域出现革新。举例而言，十八世纪时，人们发明了蒸汽机，使纺织活动机械化；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人们又使生产和通讯数字化。二、大量使用新能源（最初使用煤，接着用各种方式发电，然后使用石油、核能和可再生能源），能源的利用极大地改变及威胁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三、工厂大量出现。工厂是一种实现了分工的生产单位；不同于传统的分包作坊，工厂采取集中的劳动方式；不同于手工业工场，工厂使用电动机和机床，还明确地区分领导者和执行者。工业化是一个不断深入的革新过程，它发生在逐渐崛起的工业生产领域，也迅速影响了农业（新的耕作方式、施肥、机械化）、交通业（将新的能源和电动机运用于新型交通工具，如火车、汽艇、飞机和当今的复杂运输网）和通讯业（从十九世纪中期的电报到互联网、新媒体）。后来，工业化也慢慢影响了各类管理部门。由于全社会都出现了精细的分工，管理部门数量激增。这一切使得各类生产要素（包括人类劳动）的生产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了，劳动强度增大，更注重纪律性。尽管经济发展并不平衡，时有波动，但它整体上仍在持续增长。人口数量增加了，但是人均经济水平仍在提高。工业化初期，棘手的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但是人们的生活条件最终得到了显著改善。大众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广大社会阶层的温饱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体质增强、寿命延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各地齐头并进。工业化使得农业劳动者数量锐减，这对手工业——工业和后来的“第三产业”（以贸易和服务业为主）有利。二十世纪下半叶，第三产业在高度发达国家里逐渐超过了相对萎缩的手工业——工业。将现代社会描述为“后工业”社会不无道理。
　　工业化最早发生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又在十九世纪初或十九世纪中后期发生在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北美洲地区，最后扩展到了欧洲的东南部地区。日本是第一个启动工业化的亚洲国家，它的工业化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末，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也启动了工业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很快。工业化很少覆盖整个国家，而只会发生在部分地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工业化过程差异很大，这取决于工业化发生的时间，也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有关。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工业化通过各种途径相互影响：市场、竞争、彼此观察学习、模仿、规避、吸收。然而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照搬英国或者美国和德国等较早启动了工业化的国家的模式。我们不能说工业化是实现富裕的唯一手段，但是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全世界，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一般来说，工业化是消除贫困的唯一途径。^[1]作为社会经济转型的核心要素，工业化几乎可以影响所有生活领域，在短时间内使世界面貌一新。有学者认为，工业化是“人类有文字记录以来最彻底的变革”（霍布斯鲍姆^[2]）或者是人类在新石器时代过上定居生活之后经历的最重大转折（奇波拉^[3]）。^[4]学术界对工业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业化跟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什么？
　　首先，工业化开始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遍及全球的商业资本主义或贸易资本主义不一定会催生出工业化，也不一定会催生出它的扩展形态——原始工业化。很多例子都能证明这一点。相反，苏联的例子向我们指出，非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化也可以存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概念具有不同特征，两者差异很大。
　　其次，各地的资本主义前工业——手工业传统都有力地促进了十九、二十世纪的工业化。十九世纪，各地的工业化都发生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1917年到1991年，人们对带有共产主义特征的中央计划经济工业化模式进行了试验。事实证明它较为逊色。^[5]直到中国的党政领导决定逐步放松政策管制、给予资本主义原则一定的活动空间，中国的工业化才走上了飞速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显然一直有着密切关联：两者都十分重视投资。工业化意味着不断寻找新的项目、不断融入新的格局，市场的动向和反馈非常重要。分散的、涉及众多企业的决策结构无可替代。迄今为止，成效持久的工业化都以资本主义为前提。
　　最后，工业化改变了资本主义。（1）工业化使得以合同为基础的雇佣劳动成了常见现象。由此，人类劳动第一次完整且大规模地转化成了资本主义商品——以劳动力换取报酬。劳动关系具有资本主义特征，也就是说，劳动关系受到劳动力市场波动的影响，服从资本主义审慎计算出的目标，接受雇主和经理人的直接监管。人们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内含的阶级对立，它具体表现为权力矛盾和分配矛盾。阶级对立受到批判，也能引发社会运动。
　　（2）工厂、矿场和新型交通体系的建立以及机械化和劳动设备的改善使得固定资本的积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中小型企业在数量上占优势，大型企业和企业联盟也出现了。企业需要更加精确地核算盈利，企业结构总体上朝着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尽管实际上经常打折扣）。市场原则站稳了脚跟，在它的推动下，强调规划、分工明确、层级分明的企业组织形成了。
　　（3）技术革新和组织结构革新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影响远远大于它们对前工业形态的资本主义的影响。革新的速度加快了。熊彼特提出，“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核心部分。实际上，只有到了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创新活动才能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工厂取代了带有原始工业色彩的家庭纺织作坊。汽艇取代了舢板和其他传统水上运输工具。电灯制造商很快取代了煤气灯公司。一百年之后，计算机制造商把打字机生产厂挤出了市场。善于行动的商人及其员工获得了新的盈利和成功机会；消费者经常从中获益；失败者也不在少数。“资产阶级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生产不断发展、社会始终动荡、不安挥之不去。”^[6]所以人们讨厌资本主义，不断对它提出质疑。反复发生的大型危机（如1873年、1929年和2008年的危机）最容易引发大众对资本主义的反感。
　　（4）金融业投机过多、发展过度是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些问题也影响了“实体经济”。它们不仅波及了一部分投机者，也威胁了各社会阶层成员的生活，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通过研究这些危机，我们发现了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早期形态的不同点：在工业化之前的数百年间，资本主义规模很小，被非资本主义的组织和思想方式包围。到了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成了最重要的经济调控机制，有力地影响着社会、文化和政治。1800年前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只出现在了欧洲西北部的少量地区，而工业化激发了资本主义的活力，令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扩张到了全球各地。如上文所述，资本主义不断地进入许多新的国家和地区，在东亚地区，这种现象尤其明显。此外，跨越国界、跨越大陆的资本主义交换形成了越来越密集的网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上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它们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本书上一章已经对此做过介绍。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1914年，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后），全球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国际贸易规模扩大，不同地区物价趋同，全球金融交易猛增，跨国企业大量建立，工作移民数量增长，危机产生了国际影响。全球化既是经济现象，也意味着各国在通讯、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联合。资本主义不仅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也为全球化提供了舞台。但是全球化并没有覆盖所有地区，也没有削弱民族国家的地位。^[7]

2、从所有者资本主义到经理人资本主义

　　学者非常重视各种形态的工业资本主义中的资本——劳动关系。资本——劳动关系在历史上并非固定不变。过去两百年里企业结构和战略的重大变化对它有着影响。
　　资本家和企业家是不同的概念。资本家提供资本，大体上决定资本的使用地点和使用目的。他承担相应的风险，享受投资带来的盈利。企业家的核心任务是管理企业。企业家为企业制定具体目标，确定企业在市场上的位置、企业的内部结构和劳动力的使用方式。^[8]
　　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业革命阶段，企业领导者一般既是资本家也是企业家。他是企业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领导者。他的资本通常是自己的积蓄或是向熟人借来的钱，申请银行贷款的情况较少，生意伙伴或许也会帮忙；企业领导者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担保。哪怕企业规模较大（例如有一两百名工人的机械化纺织厂），它一般仍是结构简单的合伙公司，由所有者——企业家掌管，他认为自己是“大家长”，拥有各种权力。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对企业老板显然有好处。资本家要承担风险，他自然希望领导企业；成功的企业家需要付出劳动，他自然希望以资本家的身份享受盈利。
　　工业化初期，各地的企业家几乎都将自己的亲友视为最亲密的合作对象，家族通常是合作的纽带。建立企业的资本经常来自家族或者亲友圈子。罗斯柴尔德国际银行的历史就能证明这一点。此外，西门子兄弟在柏林、伦敦和圣彼得堡建立企业时密切合作；布朗家族帮助英国和美国（利物浦、纽约、费城、巴尔的摩）的众多贸易公司建立联系。以上例子证明：十九世纪中后期，团结的企业家家族可以建立跨国的商业网和重要的人脉网：家族可以帮助企业获得市场成功。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可以在家族内部积聚：家族企业通常是代代传承的遗产，为了把它交给后人，许多所有者——企业家投资时目光长远。所有者——企业家一般是精力充沛、计划缜密、毫无顾忌地追求个人利益的市民（男性居多、女性很少），他们善于打击竞争者、压榨工人。然而，除了追求盈利，紧密的家族关系使得他们的努力——也就是跟竞争者斗争、剥削工人——具有了额外的意义。从银行或证券交易所获得大量资本可能会威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为此，家族企业家有时宁可放弃发展机会。这说明家族企业家很少单单从盈利的角度看待问题。但是，市场压力使得家族企业家不能在决策时总是优先考虑经济以外的因素，因为那些故意无视经济活力的人很容易在生意场上失败。为了不落人后，企业家必须奋勇争先；竞争制度和永无止境的创新几乎容不下安于现状的企业。^[9]
　　家族与企业活动在工业化时期的关系让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会用全新的社会组织破坏原有的社会组织，而是会让自己创造的社会事物和旧有的事物长期共存，渗入旧的结构，慢慢地改变它们。资本主义不采取革命性手段。它可以适应各种社会现实。因此，工业资本主义有过各种形态。
　　家族和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密切关系始终十分常见。迄今为止，中小型企业在各地企业中占大多数，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大型企业很早就从合伙公司转型为股份公司，或者在建立时就已是股份公司。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大型企业的创立者或者所有者家族仍能对它的管理部门产生较大影响，这种现象在英国和日本尤其常见。^[10]不过，总体而言，经理人资本主义已经在数量不断增长的大型企业和巨型企业里站稳了脚跟。这类企业一般是以股份或份额为基础的有限公司（从1892年起，人们可以在德国建立有限责任公司，德语缩略形式为GmbH）。也就是说，受到雇用的、承担有限责任的企业家（“经理人”）逐渐成了企业的管理者。资本家和企业家的一部分功能分离了。但是，如上文所述，企业所有者家族经常以各种形式长期与经理人合作。而且，哪怕是在成熟的经理人资本主义中，假如企业的股份并不非常分散，而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资本的所有者仍有可能对企业的重大决策产生影响。德国和美国是经理人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头羊，日本的经理人资本主义发展也自成一格。成长、资本需求和组织结构推动着经理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1854年，德国电气工业企业西门子在本土雇用了90名员工；1874年，它雇用了650名员工；1894年，它雇用了约4000名员工；到1914年，西门子的国内员工数猛增到约57000名。1887年，德国最大的企业克虏伯有2000名员工；1907年有64000名；1927年，由克虏伯和其他企业合并组建的“联合钢铁厂”有200000名员工。美国最大的企业“美国钢铁公司”在1901年有约100000名员工，在1929年有440000名员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西门子公司在世界各地拥有270000名员工，德意志银行拥有30000名员工。201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变成了370000名和98000名。今年，德国邮政股份公司和西门子公司是德国雇工人数最多的企业，它们的员工数分别是425000名和405000名。但在全球雇工人数最多的巨型企业排行榜上，德国邮政股份公司和西门子公司只能排到第11名和第13名。全球雇工人数最多的企业是大型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员工数210万名）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员工数165万名）。员工数量激增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内部发展、企业合并；企业招募更多员工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有的企业重视“规模经济”，即重视新的技术和销售条件下的销售和盈利机会（批量生产、大型市场）；有的企业追求光鲜，即追求财富、名望和权力，哪怕它们对经营并没有好处；有的企业增加员工是为求自保，因为在激烈的竞争中固步自封很容易招致失败。
　　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最富有的企业的原始资本也很有限。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冶金业为例：冶金企业资本一般在100万到200万马克之间，最多300万马克（折算后）。在其他行业，尤其是规模庞大的纺织业，企业资本更少。但是，从1887年到1927年，德国最大的一百家企业的平均资本从940万马克增加到了5900万马克。1901年，美国钢铁公司的资本是14亿美元。1970年，德意志银行的自有资本只有14亿马克，到了2010年，这个数据已经变成了490亿欧元。2010年，西门子公司的自有资本是280亿欧元。总之，这些资本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企业所有者家族拥有的资本。到资本市场上融资、建立有限公司是大势所趋。
　　人们有时会讨论“第二次工业革命”。它在十九世纪的后二十五年和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发生在工业化启动较早的欧洲和北美洲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指：“新型工业”——电子技术、化学、汽车制造——大幅崛起；人们开始开采石油，将其作为能源；科学技术对工业生产的影响扩大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还以大量企业通过兼并、联合集团、控股公司、卡特尔和利益共同体的形式集中资本为特征。这类组织的建立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不景气有关，它们的目标是限制甚至消灭竞争。这类组织的推动者是大企业家，例如“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成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创始人约翰·D·洛克菲勒，以及盖尔森基兴矿业公司总经理、1893年成立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炭辛迪加的缔造者埃米尔·基尔多夫。大型银行经常支持企业，跟过去不同，银行大幅投资工业，直接跟工业企业紧密合作。银行持有企业股份、银行和企业在领导层中互派代表是卓有成效的合作方式。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但是，跟许多人设想的不同，这并不会导致工业企业和银行中的一方支配另一方。权力和财富前所未有地集中在了少数大工业企业家手里，这种情况在美国尤其突出：世界首富洛克菲勒的身价约为3300亿美元（已折合为2008年的美元价值），卡内基、范德比尔特、杜克和斯坦福等人已经被同时代者斥为“强盗贵族”。一些大型企业，如1902年成立的英美烟草集团主要开展跨地区业务，形成了国际化的结构。绝大多数大型企业功能高度整合，产品非常多样：它们集原材料供应、生产、深加工以及销售等功能中的全部或部分于一身；它们能生产多种产品、提供多种服务。过去，独立的公司专营某一业务，市场关系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现在，大型企业通过组织手段整合了大量业务。
　　大型企业的结构变得高度复杂、协调有序；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大型企业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权力集中、层级分明。1945年后，西方的大型企业更多地采取了分散化的管理方式，相当于大量半自治单位组成的联盟。这体现了资本主义的一项深刻形式变革。过去，市场机制发挥着最重要的协调作用；现在，组织手段和半政策手段的协调能力大幅增长。这就是所谓的“组织化资本主义”：虽然结盟和垄断的趋势依然存在，但是巨型企业之间也有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在任何地方，中小型企业的数量都比大型企业多得多。然而大型企业非常重要。1962年，美国三分之一的工商业资本属于五十家最大的工业企业，三分之二属于五百家最大的工业企业。大型企业的领导者一般是信仰新教的白人男性。他们（至少）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至少）拥有本科学历。^[11]
　　经理人资本主义的崛起令一部分人满怀希望，也令另一部分人深感恐惧。事实证明，他们都反应过度。
　　一部分人希望经理人资本主义能推进民主，因为它或许能分散财产，而且在招募企业领导者的时候，此人是否富有也不那么重要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根基变得更加广泛、牢固了，分散的股权对小型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购买股票成了应对生活风险、筹集养老金的重要途径。许多人的生活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兴衰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举例而言，许多人都购买了养老基金，而养老基金是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占有生产资料”也不再是招募和提拔企业领导者的重要标准了。所有者—企业家的标准职业发展道路不同于经理人；但是通向经济权力堡垒的道路几乎没有拓宽。洗碗工变成百万富翁的事例始终是少数。经理人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员选择机制也使社会阶层高度固化：除了学习和实践经验，经理人资本主义的人员选择机制也很重视家族传承的文化资本和人脉。
　　另一部分人担心经理人的出现会使管理层做出更多不负责任的举动：假如经营失败，受雇用的企业家再也不用赔上自己的所有财产和名誉；同样的，假如经营有方，他们也只能获得有限的盈利。通过分析当今金融资本主义中最新的“结构性责任缺失”现象，我们就能理解这种担心为什么没有在古典的经理人资本主义时代（在西方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变成现实。首先，经理人的一部分收入（包括经理人持有的股份）是跟企业的成功挂钩的。其次，社会监督机制会向经理人提供专业意见，跟企业关系密切的银行负责人也会监督经理人。尽管经理人的流动性越来越强，但是大家都认为受雇用的企业家（即经理人）的成败系于特定企业（“经理人的”企业）的成败。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下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情况与此不同）。1910年，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的经理埃米尔·拉特瑙对“他的”企业的感情肯定不逊于西门子公司创始人之子威廉·冯·西门子对“他的”企业的感情——尽管变成了股份公司，西门子公司仍是家族经营的传统企业。
　　总体来说，经理人不会像所有者—企业家那样频繁顾虑经济以外的因素（如家族利益），并受到掣肘。跟工业革命时期的所有者—企业家相比，经理人资本主义中的受雇用的企业家更重视经济动机。因此，后者的决策更灵活大胆，行动更具扩张性。^[12]

3、金融化

　　经理人资本主义里已经出现了以下趋势：经济行为脱离社会环境，只追求利益和发展，无视其他任何目标，但是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自行其是。近几十年来的“金融化”，也就是金融市场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或者投资者资本主义的大幅兴起，赋予了资本主义新的特征，使它面临着新的、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金融资本主义业务主要涉及货币，而与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无关。经营这类业务的是货币兑换者、掮客、银行、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和资本市场（及相关人士）。金融资本主义历史悠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金融资本主义有了三个新特点：
　　（1）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终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价格飙升，若干西方国家放松了国家调控，开始进入去工业化阶段，上述因素令金融业迅速扩张、重要性大幅提升。这一现象在英国和美国尤其明显，金融业对英国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2%左右提高到了2008年的8%和9%。银行资产爆炸式增长。跨国资本往来增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它占世界总产值的4%，2000年占13%，2007年占20%。大量资本从石油输出国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东南亚国家、印度、巴西）流向了欧洲和北美洲。老牌工业化国家的对外投资也在大幅增长，其中，金融和保险占到了大头。1998年，投资人乔治·索罗斯表示：“这种制度对金融资本有利，金融资本可以选择自己的流向……这种制度相当于一个巨大的流通系统。正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把金融资本推上了‘驾驶座’。”2011年，长期担任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于尔根·斯塔克（Jürgen Stark）断言，金融业早已摆脱了服务性地位，因为它规模太大、过于独立。诞生于英国和美国，后来遍及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政策，对金融业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令银行盈利暴涨。为了参与金融业的迅速发展^[13]，许多大型工业企业（如通用汽车和通用电气）整合了自己的金融服务业务，很快，金融业务带来的盈利就超过了企业的核心业务。大量的投资银行、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公司和其他股份投资企业诞生了。这就是所谓的“金融化”。
　　很大一部分资本活动的目标不是投资生产，而是投机，两者的分界通常不那么明确。大幅盈利并不意味着创造价值。参与资本活动的人期待着巨额收益，也敢于面对巨大的风险。我们必须承认，金融业内部始终是多样的：市立银行或者合作银行主要经营传统的银行业务；雄心勃勃的对冲基金则像“蝗虫”一样（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弗朗茨·明特费林的说法）收购、“合理调整”、拆分原本正常运转的企业，然后整体或分块出售或者继续经营，获取利润。伊万·拜伦德^[14]的看法很有道理，他表示：“银行业的道德和机构公信力丧失了。投机取代了脚踏实地的经营态度，增加了盈利和风险。这股风潮在二十一世纪初发展到了顶点。”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个部分自我孤立，在严酷的竞争的驱动下越来越远离实体经济和社会环境。它无法制定和确立普遍适用的业务规则。^[15]投机行为的数学化和数字化使得货币经理人不仅仅是支配者，也逐渐沦为支配对象，因为他们听命于技术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16]
　　（2）贷款和相应的债务很早就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和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债务大幅增长的趋势。举例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许多国家为了拯救银行不得不再次大规模举债，而在此之前，它们的财政赤字率已经提高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德国的赤字率（指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16%，1975年是24%，1985年是41%，1995年是56%，2005年是69%（2011年是81%）。法国的赤字率是16%（1975年）、31%（1985年）、55%（1995年）、67%（2005年）和86%（2011年）。从1975年到2005年，瑞典的赤字率从28%上升到了50%（峰值是1996年的84%）；美国的赤字率从33%上升到了68%；巴西的赤字率从30%上升到了69%；日本的赤字率从24%上升到了186%。^[17]第二个例子是，美国人（私有财产）的储蓄率在1930年约为5%，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超过了10%，但在2005至2007年又下降到了0（2013年约为2%）。第三个例子是，许多欧美银行的自有资本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约占其总资本的25%，但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之前，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10%以下、5%以下，甚至不到1%。余下的资本大多是外来资金，也就是“债务”。^[18]
　　以上三种现象都很复杂，原因多样：首先，这与国家政策的特点有关。目前的政策不具备可靠的自我限制机制，倾向于拖延问题，而不是立刻解决问题。其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消费资本主义迅速崛起了，它使大众广泛接受了资本主义，也提供了诱人的商品，不断刺激消费需求，优惠的贷款条件让大众倾向于过超出自己实际水平的生活。最后，银行内部的决策组织也不关注将高额盈利用于再投资，而是只想着把它分给股东和经理人。
　　以上三种负债情况都体现了同一种重大变化，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将它称为“积蓄资本主义”向“借贷资本主义”的棘手转变。资本主义有着内在的积蓄需求，这指的是将享受推迟到将来；同时，当前的资本主义又有着内在的消费支出需求。早在1976年，丹尼尔·贝尔^[19]就已经分析过两者的矛盾。现在，这种矛盾愈发激烈，不断破坏金融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这个矛盾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重要危机，也是当前相对富裕国家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和政治问题。^[20]
　　（3）在过去的几年乃至几十年间，大型企业顶层的权力关系和决策过程也经历着经理人资本主义到金融市场资本主义或投资人资本主义的变化。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止，绝大多数大型企业都是经理人企业，经营顺利的时候，管理层、董事会和CEO不会一味顺从企业所有者的意愿。比起短期盈利，和生产、贸易或服务业企业长期密切合作的银行更关注长期成功，所以银行会通过贷款等方式支持管理层，令其免受股东利益的摆布（这种现象在德国和日本最为常见）。另一种情况是，董事会自主性较强，因为企业的所有权分散在大量中小股东手里，他们无法挑战企业的领导层。只要利润尚可，他们就能满意，不强求盈利的最大化（这种现象在美国最为常见）。在上述两种情况里，企业领导层都会把一大部分收益用于再投资，而不是分给企业的所有者，这使得企业领导层在资本市场面前更加独立了。
　　随着资本投资组织（以大型投资基金和养老基金为主）和专门从事不断扩张的投资业务的金融企业的崛起，这种局面改变了。为了争夺投资者和储蓄者，金融组织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许诺提供更高的利息或者分享今后的盈利。它们的成功仅仅体现于若干参数。为了争夺投资者和储蓄者，微小的盈利差距也变得至关重要。金融组织把大量的投资者和储蓄者结合为一个整体，承诺将这些企业所有者的利益——“股东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还会在企业领导层的面前以专业的方式，坚定且持久地维护股东利益。^[21]
　　与典型的所有者资本主义或经理人资本主义时代的情况不同，目前，资本市场的逻辑可以更直接地影响企业的决策。市场无处不在、力量日增。企业领导层的自主空间萎缩了。企业变得彼此相似。银行的影响力减弱了。基金组织的代表既是控制者，也是受控者；他们不断地要求企业汇报情况，因为别人也不断地要求他们汇报情况。他们随时都能出售股权，调整证券投资组合，因此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不稳定性加剧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个纽约投资人的平均持股时间是八到九年，现在则不到一年。重要的决策由基金经理、投资银行家、掮客、分析家和评估专家制定，他们成了经理人，但他们通常以企业所有者的名义表态，代表股东的盈利意愿。这些人从外部控制企业，通常跟企业没有联系，也不关心企业的内涵、传统和员工。他们根据常规参数和反应敏锐的市场信号制定决策，只追求盈利和“股东利益”。他们别无选择，否则基金组织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22]
　　在这种相对独立、缺乏监管的投资者资本主义里，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用长远的、经济以外的目标解释“货币经理人”高度抽象的行为。汤姆·沃尔夫^[23]在贴近现实的小说《虚荣的篝火》中创作了一个揭示真相的情节：谢尔曼·麦科伊是一个成功自信的富裕投资银行家、华尔街掮客，六岁的女儿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试着向她解释，还想让她觉得有趣。此时，他的家人正在长岛海滩边的一所俱乐部里聚会，于是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听着。他的努力失败了，女儿哭了。读者则可以自行决定这到底是因为他的行为过于复杂，还是因为他的工作内容的唯一意义就是追求致富。^[24]我们必须强调，（数量众多的、以小型为主的）单一业主制企业、经典形式的经理人——资本家和新型的、影响力遍布全球的金融资本家在各地都同时存在，其业务还以各种形式重叠。我们也不能把当今的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于金融市场资本主义或投资者资本主义。然而，过去的几十年间，金融市场资本主义或投资者资本主义确实大大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面貌：资本主义的各类功能正在不断分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进一步切分了资本形成功能和投资功能，使得遵循资本市场逻辑的特定功能承担者可以专门开展单一业务，资本家（相对于企业家和经理人）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了。过去，人们在做出重要的投资决策时会考虑它的环境，现在的决策跟环境关系不大。市场的逻辑不关心经济利益以外的因素。决策显然不是由单个企业做出的，企业的外部界限变得更模糊了。尽管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有着多种原因，但它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假如新的投资者资本主义自行其是，任凭银行家、投资者、掮客、分析家和其他“货币经理人”为所欲为，它就可能自我毁灭并危及周遭一切。^[25]我们要让它跟新的环境建立联系，但这一点还不知道能否做到。

4、资本主义中的劳动

　　自从马克思、韦伯和许多其他学者的学说建立以来，以合同为基础的“自由”雇佣劳动就被视为资本主义劳动的核心形式。学术界目前又开始讨论这类观点的内容及其正确性。由于历史研究的视域已经覆盖全球各地，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一直也可以在非自由劳动的基础上蓬勃发展。种植园经济依靠奴隶劳动、殖民地里有其他形式的强迫劳动、二十世纪的战争和独裁政府剥削战俘和劳改者都是相关例子。当下，尤其是在不发达国家，新型的非自由劳动仍然存在。此外，历史学家还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在欧洲和北美洲的农业和工业资本主义中，不同形式的非自由劳动和多种经济以外的强制力量也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农奴制、庄园仆役、无力偿还债务而沦为奴隶者和“包身工”的历史都能佐证这一点。由于雇佣劳动在许多方面其实谈不上自由，我们能不能说非自由劳动和以合同为基础的自由劳动界限模糊、难以区分？我们能不能据此扩大“工人阶级”概念的一般定义？这样一来，各类为他人工作的个人和家庭——而不仅仅是雇佣工人及其家人——就都能算作工人阶级。^[26]在下文中，我将论证自己为什么坚持认为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劳动的核心形式：
　　首先，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尽量将事物变成商品，这一原则和人类劳动的最稳定的结合形式就是雇佣劳动。
　　其次，尽管存在着诸多例外和倒退现象，长期以来，雇佣劳动已经随处可见、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它不仅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实现而遍布西方，也已经影响了整个世界。随着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和进化，雇佣劳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其原因是，以合同为基础的自由雇佣劳动最符合资本主义企业的目的理性。跟长期遭到管制、缺乏人身自由的劳动者（例如奴隶）不同，雇佣工人虽然必须按照合同在一段时间内完成特定任务，但他们拥有人身自由，也可以辞职。因此，企业家和雇主可以根据企业的目标招募最符合条件的劳动力，进行人员调整，甚至迅速解聘雇员。这符合企业的利益。劳动力市场高度发达、劳动细分、经济迅速变化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的常见现象，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资本主义活动的实施者更愿意选择自由的雇佣劳动而不是非自由劳动。
　　最后，我们还要了解，原则上说，雇主和劳动者都可以解除雇佣劳动关系。虽然劳动者的劳动力受到雇主的规定和企业强制力的支配，他们的人身却没有受到限制。这是一项大众追求的重要自由权。虽然许多劳动者只是迫于生活压力才接受了这种用劳动换取报酬的交换关系，而且这种工作关系一旦形成，劳动者就必须接受许多外来的指令和约束，但是雇佣劳动一直能赋予人自由。雇佣劳动和各类非自由劳动的差异主要在于其法律和福利特征，从人类生活史和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差异十分重要。^[27]然而，我们必须重申，在特定条件下，资本主义也一直可以在非自由劳动的基础上运行。在特定条件下，资本主义活动的实施者一直偏爱剥削非自由劳动。哪种劳动能带来更多、更持久的利润，资本主义的雇主就更喜欢哪种劳动。值得强调的是，在资本主义的漫长历史中，自由的雇佣劳动通常并不独立存在，而是跟其他劳动形式混合出现。
　　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小规模的、原始形式的雇佣劳动就已经存在了。绝大多数的非自主劳动是在劳动者人身自由受限的条件下进行的——例如奴隶，或者（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听命于贵族的农民，充当仆役的男女佣人，依附于师傅和行会的手工业伙计。但数百年里，也有大量没有财产和几乎没有财产的人——男人、女人和儿童——在不同的地方，为了贵族和农民、手工业劳动者和商人，在乡村和修道院，在工地和工场中用劳动换取报酬。他们的工作期限通常很短，岗位也不固定。他们充当农业工人（人们对这份工作有着各种称呼）、按日计薪的短工、临时工、季节工、流动工和各种类型的帮工。这份工作不足以养家糊口，但劳动者能拿到一些实物或金钱作为报酬，补贴自己或家人从其他途径（例如一片小小的土地）获得的微薄收入。一个家庭之内可能有着不同类型的劳动者，一个工作地点之内也可能有不同类型的劳动者。举例而言，近代早期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里就既有奴隶，也有约定劳动年限的“包身工”，还有自由的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对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影响扩大了雇佣工人，尤其是农村的雇佣工人的数量。传统的约束（如手工业伙计对师傅和行会的依附关系）逐渐松动，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例如手工业劳动者和家庭手工业劳动者——融入了跨地区的市场关系，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使传统的劳动关系具备了越来越明显的雇佣劳动的特征。这也对那些从事非自主劳动的人产生了影响：由资本主义支配的社会关系很少猝然出现、一举消灭旧的社会关系；相反，它渗入旧的社会关系，扩大自己的影响，（不断通过摩擦和斗争）削弱旧的社会关系，逐步改变它们。一个人可能会在一生中从事多种工作，有时甚至会面临严重的社会就业不足和失业问题，也可能陷入贫困，需要救济。^[28]
　　我们显然很难明确划分这类复杂的情况或者清楚地描述它们，因为其中涉及大量过渡、混合现象。但是，假如笼统地将按日计薪的短工、临时工、农业工人、家庭手工业劳动者、工矿劳动者、仆役和伙计都视为“无产阶级”，那么根据蒂利^[29]的估计，1550年，约有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口属于无产阶级；1750年，约有六成的欧洲人属于无产阶级。一大半无产阶级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当时的世界并非美好而秩序井然，也不是一个到了十九世纪才被工业资本主义改变的静止世界。相反，它充满动荡，至少对于数量众多、规模不断扩大的农村和城市下层人口来说，稳定的劳动关系和生活关系几乎不存在，短缺、贫困和痛苦无处不在。^[30]直到十九和二十世纪，西方才普遍拥有了形式完备的雇佣劳动，雇佣劳动的萌芽也出现在了其他地区。在西方，废除旧制度、消灭非自由劳动的环境为雇佣劳动的兴起铺平了道路。部分地区（法国、美国、海地）通过革命和战争废除旧制度，大多数地区则通过通常耗时数十年的改革废除旧制度。举例而言，首先，奴隶买卖被禁止（1808年起）；之后，奴隶制被废除；“包身工劳动”也被判为非法（在美国，这始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包身工劳动是一种约定时限的奴役劳动，按照合同，劳动者必须做工抵偿借来的交通费（例如横穿大西洋的路费）。类似的例子还有解放农民运动以及废除农奴制（俄罗斯直到1861年才废除农奴制）。此外，由于劳动者拥有了“职业自由”，行会秩序消失或者淡化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资本主义原则逐渐在大部分国家得到了普遍承认，雇佣劳动也开始逐渐普及，在此过程中混合劳动形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包身工”的“约定时限的奴役劳动”就是一种混合劳动形式。“苦力”是包身工中的一大类，他们是拥有部分人身自由的亚洲劳动者。“苦力”通常被运往遥远的亚洲、美洲和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1860年后规模再度扩大的种植园里工作（生产糖、橡胶、烟草等）。另一种类型的包身工是被奴隶主出租给他人的奴隶。在美国的南部各州、拉丁美洲和非洲西部，奴隶主把奴隶出租给企业，奴隶暂时为企业工作，获取报酬，报酬的一部分属于奴隶主。俄罗斯的农奴有时也会按照主人的命令暂时充当雇佣工人。十九世纪，南非的钻石矿场里建立了“封闭区”，矿工像罪犯一样与世隔绝：这是雇佣劳动和强迫劳动混合的例子。欧洲有着数百万承担分包劳动的家庭手工业劳动者，他们实质上从事雇佣劳动，但仍沿用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劳动形式：家庭成员在自己家里劳动。家庭手工业劳动主要集中在农村，但在1870年之后，大城市里的家庭手工业劳动也变得越来越常见。大城市里的家庭手工业劳动者——通常是妇女和儿童——生产服装和大众消费品，他们在中介企业的严格监督下工作，劳动环境恶劣：1900年前后纽约、巴黎和柏林的血汗工厂就是例子。在普鲁士以及其他德意志国家，庄园仆役制度直到1918年都是合法的，这一制度限制了大量农业工人和家政服务人员的自由。尽管如此，仆役、女仆和佣人还是逐渐变成了特殊类型的雇佣工人。其他混合劳动中也出现了雇佣劳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雇佣劳动最终成了主流。^[31]
　　除了大型工地，当时的雇佣劳动主要集中在工矿领域，这使雇佣劳动成了普遍现象。雇佣劳动兴起的原因之一是工矿领域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发展迅速，需要大量的劳动者；大小工矿企业都在经历上文描述过的所有者资本主义到经理人资本主义的过渡。工业企业的结构和它们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也大大影响了雇佣劳动的兴起。在工厂和矿场中，雇佣劳动在空间上跟劳动者的家务分离。企业中存在分工现象，领导者和执行者各司其职，符合目的理性的流程越来越多，还出现了相应的纪律要求，包括对时间安排的特定要求。这样一来，劳动领域和其他生活领域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了极其明确的分界。劳动领域里的资本主义逻辑基本不受干扰。雇佣劳动以相对纯粹的形式发展着。尽管有着专业分工，雇佣劳动仍能将劳动者联合在一起，又能划分他们与领导者的界限。资本和劳动既有合作也有对立冲突。矛盾的核心是产品分配问题（这体现于涉及报酬和工作时间的矛盾）以及权力、支配和服从问题（这体现于涉及劳动的组织形式、自治权，以及之后的劳动者共决权的争议）。近代早期的少量工场和矿场中自然也有一些先进企业。但是就上文涉及的方面而言，纺织厂、矿场、钢铁厂和机械制造厂等“大工业”企业带来了新气象，它们在时间、空间利用和结构上都明显有别于传统企业。当时的大众对它们十分关注，既受到吸引，又感到害怕。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大工业”就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研究的重心。工业资本主义也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和看法。^[32]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不论是否在工厂里工作，各地工人都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剥削，他们工作时间极长、报酬极低、受到各种约束、困苦不堪。童工在矿山的坑道里劳动；大批动作一致的年轻妇女在纺织厂的机械前忙碌；迅速扩张的城市中，工人栖身于特定聚居区里拥挤出租房的阴暗地下室；工厂工业的优势迫使饥寒交迫的家庭手工业劳动者绝望地起义——这类贫困和资本主义剥削被深深烙印在集体记忆中。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在逐渐改善，反复发生的危机和战争对此形成了干扰。然而，剥削和贫困非但没有被消灭，还具备了新的形态。对于以上问题，本书不做详细讨论。
　　自从劳动、社会及政治领域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活动和冲突、创新和改革，雇佣劳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在以企业经济为中心的大规模劳动核心区，提高家庭总收入，大幅缩短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则明显增大），为失业、事故、疾病、养老保险立法，保障工人的个人和集体权力等目标大都实现了。这些现象至少在大多数工业化地区是常见的。许多讨论“典型雇佣关系”的人忘了这种成就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十分稀罕；在世界范围内，它至今也仍是特殊现象；在新的条件下，已经在某些地区站稳了脚跟的“典型雇佣关系”又受到了威胁。^[33]本书将简要介绍催生出“典型雇佣关系”的三大要素，它们都跟雇佣劳动有关。
　　（1）劳动条件改善的前提是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工业化的高级阶段，许多想要提高生产率的企业领导者发现，缩短劳动时间、保护“劳动力”资源、对劳动者的部分要求做出让步有利于企业的成功。除了像苏格兰的罗伯特·欧文^[34]或者耶拿的恩斯特·阿贝^[35]之类的具有慈善意识和社会改革意识的企业家之外，就连那些精于算计的经理人和资本所有者也对企业中的劳动进行了一些改革。人员素质要求较高的行业尤其重视改革。
　　（2）第二种推动力——国家干预——也必不可少。强大的国家机构有充分的理由以立法、管理和监督等手段消除劳动领域的弊端、保障工人权利。人们不像过去那样在家庭、农庄或者其他传统关系中劳动，而是分散地在厂矿里劳动，这使得大众开始了解雇佣劳动，推动了国家的干预。举例而言，在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劳动中，人们几百年来都理所当然地使用童工，但是一旦童工走出了家庭和家务劳动领域，关注教育的社会大众就开始关注这种现象并提出批评：这使得童工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也促使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举例而言，1839年起，普鲁士逐步禁止使用童工，废止了工业领域中使用童工的现象，对此，大众舆论功不可没。^[36]本章下一节将讨论大众和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的影响。
　　（3）第三种推动力是工人运动。雇佣劳动的核心部分并不自由。雇佣关系一旦形成，它对劳动者而言便意味着服从和约束，而不是自由。有些人表示，不占有生产资料是“自由”的表现，但别人会觉得他们是在说反话或者开玩笑。雇佣劳动者的自由指的是，他们不同于强迫劳动者、奴隶、农奴、包身工、仆役和受行业团体管辖的手工业学徒，不受经济以外因素的约束，能自由地签订或废除劳动关系。而且这种劳动关系只涉及付出及利用内容大致明确的劳动，不涉及劳动者的人身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说，跟历史上占据主流的各类非自由劳动相比，雇佣劳动具有解放功能——哪怕我们有理由说雇主——雇员关系在结构上并不平等，我们也不应忽视雇佣劳动的这一优点。我们应该认识到“自由”和“非自由”劳动的界限在许多情况下是模糊的，而不是清晰的。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人们也得逐步摆脱经济以外因素的约束。而且，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的战争时期和独裁统治时期，大规模的强迫劳动也经常使人再度失去自由。
　　雇佣劳动者可以独自或者共同维护自身利益，更常见的是，他们还能提出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并得到满足，以上现象最能说明雇佣劳动者拥有自由。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自发的工人运动才能发展壮大。十九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是自发的工人运动的温床，那时雇佣劳动在工厂等场所成了普遍现象。
　　工人运动的力量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三大问题。第一，势力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通常会带来更多动荡，工人试图保护自己，建立了养老保险机构、合作社和互助组织，工人运动由此诞生。第二，上文提到过的资本——劳动关系中的分配矛盾及权力矛盾引发了工人运动，这体现为大量自发的和有组织的抗议、请愿活动，最典型的活动是罢工。第三，人们试图维护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及生活方式，抵制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这也给工人运动提供了动力。举例而言，人们抵制资本主义倡导的个性化、竞争、价格浮动和发展，维护“道义经济”的民间文化基础（强调“定价公道”）。^[37]这类思想的变体生命力强大，存续至今，争取最低工资的斗争实际上就与它有关：人们维护或要求合理的、有尊严的劳动，反对资本主义使劳动程序化、简单化、工具化和商品化；卡尔·马克思的异化批评就是这种思想的经典表述。
　　上述问题引发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欧洲最重要的抗议及解放运动之一，有力地促进了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到了二十世纪，工人运动分裂为社会——民主运动（其内部也不统一）和共产主义——集权主义运动两支，后者目前已然失败。工人通过企业、罢工活动、工会和政坛表达诉求、施加压力，劳动条件改善了，资本主义也变得更文明了。我们通过历史比较得知，资本——劳动矛盾不一定会导致工人运动，它需要一系列文化、政治条件。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些条件主要形成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但现在它们弱化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甚至不一定能形成这些条件。举例而言，中国的雇佣劳动者正经历着劳动的商品化、资本主义的工具化、背井离乡、剥削利用，他们的境遇与工业化早期的欧洲工人相似，然而当下中国的雇佣者面对的局面发展更快、变化格外激烈。工人提出抗议，每天都有不少人进行反抗。但是在仍有专制色彩的国家，地区性行为（发生在工作地点的抗议和请愿、罢工和抵制、封锁和静坐示威）目前还没有联合成跨地区的抗议和解放运动。^[38]
　　我们必须指出雇佣劳动的两个新的发展动向，它们的后果还很难预测。第一个动向是，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以及技术和市场组织的变化使得近年来的劳动（包含雇佣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变得零碎了。1970年，联邦德国的全天工作者和非全天工作者、短时工作者、临时工和打零工者——也就是所谓的非典型劳动状况——的比例约为5：1。1990年，这个比例是4：1，目前则是2：1。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劳动者工时不足，充当临时工、借用工，或者只是打零工。劳动的弹性增加了，劳动关系变得更不稳定。人们希望劳动者更加灵活。直到十九世纪，劳动场所才跟其他场所明确地区别开来，现在这种界限又消失了。新的通讯手段可以让人们以新的方式在家里工作。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之间的灰色区域带来了新的时间管理方式、分段工作时间和弹性工作时间、新型的自由和约束。
　　我们必须具体分析这些新现象的后果。并非每种“非典型”雇佣关系（尤其是非全天工作）都是有缺点的。毫无疑问，劳动关系的松动也会带来新的机遇。举例而言，人们可以兼顾工作和其他活动，协调工作和业余时间，事业家庭两不误。然而，人们又担心劳动关系的松动可能会导致个人身份和社会凝聚力的消解。十九世纪以来，稳定的工作一直是西方“劳动社会”里个人身份和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总之，在过去几年里，劳动的融合功能、社会组织功能、文化凝聚功能和团结功能似乎都在减弱。^[39]
　　在“发展中国家”，一些地区近几十年来才开始大力发展工业，那里的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也值得关注。那些地区的雇佣劳动形式非常多样，研究者和讨论者通常认为它们“不正规”“非典型”。他们的意思是，那里劳动形式多样，法规缺失，劳动者得不到保护，容易遭到侵害。劳动受到诸多约束，工作岗位不固定，流动工、季节工、临时工十分常见。绝大多数劳动者拿着极低的报酬，受着极多的约束。家庭成员需要同时承担多种劳动，从多种途径挣钱，因为一份工作不足以养家糊口。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种深受资本主义影响的雇佣劳动弊病极深。劳动者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通常以女性居多），甚至还有大量儿童。他们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业和粮食产业工作，在作坊和工厂里忙碌，经常在贫民窟里提供各类服务。社会环境极不稳定；贫富差距显著，而且仍在扩大。企业、公司、工厂——包括大量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康采恩——通过“业务外包”使这种恶劣的劳动条件蔓延开来。企业、公司、工厂为富裕国家提供低价的大众消费品。它们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利用廉价劳动力：劳动者经常得不到正式雇用，充当中介的承包人、子公司和中间人经常成为帮凶。企业、公司、工厂一般可以规避甚至无视劳动保护法，何况有些地区也没有这类法规。而当地政府要么十分软弱，要么内部分裂，要么过于腐败，无法提出有效的对策。我们很难界定“不正规”劳动者，也很难统计他们的数量。世界上大致有着十亿“不正规”劳动者，而且他们的数量似乎还会增长。^[40]
　　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阶级社会，“工人问题”曾经激起了激烈的、极端的抗议，引发了社会动荡；在当下的欧洲和北美洲国家，“工人问题”早已失去了这种特征。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和劳动的异化曾经长期属于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问题，但西方人目前已经不再关注它们了——这是因为我们仍然习惯于从民族社会的角度思考问题。假如真能以全球化立场进行道德思考、组织社会活动、提出政治要求（这可能既不符合我们的积习，也不符合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我们就会立即意识到“工人问题”仍旧存在，以“不发达国家的劳工问题”的形式：这个问题挑战道德标准、关乎社会公平，它很难改变，但我们并非束手无策。我们通过历史比较注意到了三点：
　　（1）当我们把某一类劳动称为“不正规”或者“非典型”劳动的时候，我们便认定了稳定的、受到法规保护的劳动才是“正规”“典型”的劳动。但是这些所谓的“典型”在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很罕见，在人类历史（包括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也是特殊现象。即使到了二十世纪，这类劳动在很多地方也没能成为“常规”，而最多只是规定。当我们认真地考虑上述现象，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质疑“不正规”和“非典型”劳动的分类。然而，它们很难被取代。
　　（2）工业资本主义崛起时期的欧洲和北美洲地区并没有出现过不发达地区的现有问题：那里的一大部分劳动完全依附于跨国的连锁企业和康采恩，不发达地区的生产者和发达地区的消费者（和深加工者）之间形成了带有后殖民色彩的不平等关系。然而，“不正规”的低薪雇佣劳动也曾出现在欧洲，这种劳动不受保护、问题重重。它在十八、十九世纪十分常见，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它规模缩小，却仍未消亡。但是，正规的雇佣劳动占了上风，劳动者得到了更多的福利保障。这种变化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此外，资本主义要求雇佣劳动成为企业的固定组成部分，这也有利于推广正规的雇佣劳动。工人运动的压力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发挥关键作用的仍是法律法规和国家监督。
　　（3）当我们把世界范围内的大量非正规劳动和上文介绍过的信息化趋势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雇佣劳动的“信息性”或者“信息化”向全世界提出了长期的挑战。这一现象跟资本主义金融化一样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两者相互联系。信息化趋势已经对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产生了影响。在全球通讯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市场原则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侵入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和社会领域，信息化和金融化趋势由此诞生。只有强势国家的有力干预才能缓解信息化和金融化引发的重大社会问题。

5、市场与国家

　　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讨论时，人们通常将国家和市场视为对立面，这种观点有着充分的根据。实际上，尤其是在民主时代，市场行为和国家——政治行为遵循不同的逻辑，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市场行为的基础是分配不均的产权，国家行为的基础是平等的国家公民权。它们的运行方式也不同：市场需要交换，国家需要在争议中谋求一致、少数服从多数。在市场行为中，金钱是最重要的手段；在国家行为中，权力是最重要的手段。市场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个人利益，不过，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实现个人利益也能间接地惠及大众。跟市场行为相反，政治活动的目标是让大众获得幸福，但我们必须明白，只有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经民主程序获得合法性之后，实现大众福祉的政治目标才得到了确立和认可。十八世纪以来，尊重自由的宪法秩序赋予了市场和国家行为有限的独立性。宪法秩序使得政治权力的运用与法治和民主基础结合，而不是跟经济资源结合。宪法秩序也将产权和由此派生出的权利确立为基本权利，这样一来，不论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如何变化，政治——国家力量都难以干预产权。在立宪国家，政治权力和以产权为基础的经济资源界限分明：这是分权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利于保障自由。
　　某些政治格局总会使（更强大的）国家和（更强大的）市场的对立成为主要矛盾：冷战时期，由国家控制的中央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围绕着“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和经济私有化争论不休。
　　尽管如此，单纯地将市场和国家视为对立面仍是错误的。我们已经在上文中多次指出过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前提都是要明确地区分市场和国家、经济和国家政策。但是纵观历史，市场和国家、经济和国家政策又总是以各种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世纪的高级金融业和统治者有着共生关系；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的建立和市场的形成关系密切；十九、二十世纪，为了维护雇佣劳动者的福利，国家干预市场；近来，由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人们希望国家进行更多干预。我们还能举出更多类似的例子，例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政策有力地影响了东亚“四小龙”地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些国家的国家机构的半独裁权力也发挥了类似作用。
　　在西方世界，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在十九、二十世纪经历了三个长度不等的阶段^[41]，我们现在似乎刚刚踏上第四个阶段。亚当·斯密抨击近代早期市场和国家的密切关联。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大西洋沿岸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争取自由的革命和改革，这宣告了一个市场和国家关系相对疏远的时代的来临。直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都很少以制定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方式干预市场，国家支持市场经济按照自身的发展动力运行，也让自己受市场支配。但是我们不应该将这些国家称为软弱的“守夜人国家”，实际上，一些当时正在形成或者大力发展的民族国家正是在那数十年中积累了进行内外建设的力量。国家对经济及社会福利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绝大多数政府都不会将扩建基础设施和兴办教育的任务交给自由竞争的市场力量。当时，多数企业规模较小、竞争无序，工人组织也不多见；相应地，为了保障自由贸易，政府实施的是带有经济自由化特征的淡化干预政策。尽管第一批《工厂法》诞生了（英国，1833年），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却维持在最低水平，自由主义观念根深蒂固，人们认为个人自由有益于大众。
　　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趋势出现了变化。这既是大众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做出的回应，也表达了大众对逐渐升温的社会矛盾，尤其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兴起的态度，同时，它还跟当时方兴未艾的经理人资本主义中的集中化、联合化、高度组织化倾向有关。经理人资本主义有力地补充着传统的所有者资本主义。以下现象体现了国家机构再度大幅插手经济和社会事务：国家通过制定经济政策进行更多干预（如国有化），国民经济中国家的份额增大了，国家在推行帝国主义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与经济间接相关的措施（关税政策、经济援助、出于经济目的而建立势力范围和殖民地），最重要的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福利国家出现了。与此同时，组织越来越严密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群体通过它们的联合会和代表机构影响着政治。在这数十年里，市场与国家的依存关系变得越发紧密，它遵循“组织”原则。这种依存关系取代了前一个阶段带有经济自由化特征的相对疏远关系。人们提出了“组织化资本主义”“合作式资本主义”或“受控的资本主义”等说法，早在1914年之前的数十年，它的基础就已经奠定了。^[42]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帝国主义的崛起带来了重重矛盾，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有重大影响。在新的帝国主义时期，政治和经济上的扩张愿望紧密交织。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所有参战国的资本主义都迅速具备了与市场经济无关的高度组织化形式，但是在部分国家，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出现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保护主义再次拉大了这一时代跟经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时代的距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各国更愿意对经济和政策进行干预。在实行独裁统治的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政府的干预方式是不民主的；而美国的“新政”则带有民主——福利国家的特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新政”为美国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战时经济的强制性措施已经被取消，保护主义的壁垒也在逐渐瓦解，但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又正是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高峰：建设福利国家，促进劳动立法，利益组织和国家展开合作，凯恩斯主义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增强了，国有化行业和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数量十分可观，各国开始围绕全球事务展开初步合作。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被称为“混合的资本主义”秩序，即“混合经济”——它既不同于传统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许多西方人也误认为后资本主义时代就要来临。但是另一批观察者的看法更贴近事实。他们觉得这个时代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他们将它称为“组织化资本主义”“合作式资本主义”或者“福利资本主义”。冷战赋予了这场争论额外的动力。来自共产主义的挑战使人们再次对资本主义的改革能力产生了兴趣。^[43]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复兴的市场资本主义”（詹姆斯·富尔彻^[44]）时代来临了。通过推行崇尚市场自我调控能力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刻意放松国家管制、推动私有化，削减部分社会福利措施，“复兴的市场资本主义”扭转了此前数十年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主要倾向。优势从有组织的工人一方转移到了资本一方。局势转变的原因之一无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它的两大问题——大规模失业和货币贬值（“滞胀”）深刻暴露了当时大行其道的合作式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日渐激烈的国际竞争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工资和劳动成本较高的老牌工业化国家承受了巨大压力。此外，只有社会具备了相当大的凝聚力，前一个时期的合作式资本主义才能正常运行，但这种凝聚力在许多国家，例如英国，变得越来越淡薄。所以，在七十年代末，英国和美国最先出现了国家和市场关系的变化。时代精神也与过去不同，人们不再把协调和统一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而是崇尚个性化、多样化和自主性。迅速崛起的消费资本主义顺应了这一潮流。人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证明了市场力量具有优越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得资本主义失去了来自外部竞争者的挑战，而正是由于这种挑战的存在，冷战时期的部分资方代表和许多政客才会愿意更多地考虑工人的要求，建设一种更重视社会福利的市场经济，以免引发更为激烈的社会变革。
　　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断言国家的力量受到了遏制，事实恰恰相反。欧洲大陆和东亚地区的一些政府对于是否要沿用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举棋不定，另一些政府则根本不予考虑。举例而言，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和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德国只削减了极少的社会福利措施，政府经常许诺的“转折”根本没有发生。在德国和其他一些地区，人们始终反对资本主义朝着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变化，国民经济中的国家份额很大。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金融经济领域，放松管制现象已经十分普遍，这也是卓有成效的经济金融化的结果。^[45]
　　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否终结了“复兴的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带来第四个阶段。这场危机深刻地动摇了新自由主义在学理上和政治上的合理性。理由是，政府对金融业放松管制显然是2008年金融经济崩溃的一项重要原因。这场危机始于英美等国，这些国家在市场力量强大的金融资本主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金融资本主义的代表亲自否定和破坏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信念——市场具有自治和自我调控能力。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金融机构急不可耐地呼吁国家进行调控，申请巨额的救助资金，使自己免于破产。而政府——考虑到这些机构“太重要以致不能倒闭”——也同意了它们的要求。这使国家赤字大幅增长。于是，资本主义的金融市场危机就演变成了国家的债务危机，这场危机在欧洲等地可能引发的后果仍不可预见。自此，新自由主义编织的市场具有自愈能力的神话不攻自破。
　　金融危机的后果仍不明朗。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些要对金融业重新实施管制的倾向。然而相关利益集团势力强大，妨碍了部分解决方案。现实十分复杂。最关键的问题是，各国政府都缺乏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政治决策力和执行力，但是，如果要限制早已实现了全球协作的金融资本主义，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政治决策力和执行力就必不可少。
　　在比较当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类型、区分资本主义的各种形态的时候，人们通常以市场和国家的不同关系作为主要依据。^[46]在不同国家，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差异很大。限于篇幅，本书仅以个别例子进行说明。
　　在二十世纪，美国也发展出了具备有力国家干预措施的合作式资本主义，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国家通过调控保障竞争（禁止卡特尔、反托拉斯政策），私有经济和国家共同经营军工综合产业，国家降低大众消费借贷的难度等等。但是，美国政府较少制定社会福利政策，较少干预企业内部事务。瑞典的情况与之相反，它将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有效的民主、国家调控下的阶级合作、集体主义——倡导团结的价值观和大量的社会福利措施结合在了一起。虽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也使瑞典失去了一部分福利国家的特征，但是瑞典并没有像同期的英国那样大力削减社会福利措施。德国可以被视为十九世纪晚期及二十世纪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德国建立了“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其特征是国家大力支持社会合作、强调社会福利（“社会市场经济”），但德国很少像当时的瑞典和法国一样直接通过经济政策干预市场；德国也比日本等国更尊重公民社会的自我调控能力。在日本，十九世纪晚期才起步的工业化进程一开始就深受政府的影响，国家的计划和控制机关与日本特有的私有经济大型企业财阀密切合作，有力地推进了技术、工业和出口业务的发展，但这也导致了日本工会力量较弱，企业负担沉重，无法继续建设一个措施完备的福利国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新加坡和韩国都通过大力促进出口、坚定扶植职业培训和保持整体经济中较高的储蓄率等措施实现了工业化。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明确地选择了私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政府的扶持和控制力度都很大。新加坡和韩国（早期）的独裁政府结构非但没有造成阻碍，还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的现代化离不开市场经济的活力，它来自不再受到拘束的各阶层民众。中国的现代化又像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为了给企业活动提供一定的自由空间，中国主动限制一部分国家权力，党政官员刺激和引导着资本主义迅速增长的活力。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对部分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终结了毛泽东在任期间的社会福利国家状态及其维持的稳定、放松对广大农村地区的管制——随着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大范围的剥削和私有化出现了，这让人联想起欧洲工业化初期的状况。当工人抗议下岗、剥削和社会动荡等问题时，政府正在向北美地区的金融资本主义大亨取经，海外华侨则带着他们的资源、人脉和爱国主义精神回到了大陆。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仍是一种建立在低工资、残酷压榨工人和大规模出口基础上的工业资本主义，它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使大量的财富聚集到了少数人手里，也使许多人不满。国家对工业化的影响一直很大，但目前略有减弱。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中国工人的工资非常低，2005年以来才有所提高。总体而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高于三十年前。政治体制虽严格控制，但也会网开一面；假如对方能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就可能放松管制。总之，中国正在进行的试验再次说明，资本主义在各种政治条件下都能蓬勃发展——至少是暂时地。然而，我们只有通过长期观察才能确知市场和国家能否在集权环境下长期兼容。在俄罗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转型不仅使国家主动削弱了自己的影响力，也带来了经济滑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严重损害了社会福利。2003年前后以来，俄罗斯显然致力于重新加强国家的影响。跟俄罗斯不同，印度二十多年来都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的路线。^[47]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国家干预对于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和存续是绝对必要的。在今后几年乃至几十年里，国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干预可能还会变得更加重要。总结起来说，三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我们需要国家干预：
　　第一，市场是资本主义活动的基础，而市场需要的外部条件只能由政治手段创造。市场本身无法消灭那些破坏或者限制它发展的障碍（如封建主义障碍）；无法保证最基本的和平稳定；无法制定法规，规范签订和履行合同或类似于合同的协议等行为。这一切都仰赖着政治力量的介入。建立跨地域的市场通常离不开暴力，例如发动战争或建立殖民地。
　　第二，资本主义进程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它脱离了数十年来既限制它的发展、也赋予它稳定性的外部环境，开始发生内部分化。我们在上文中介绍所有者资本主义向经理人资本主义、再向金融化阶段过渡的时候，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在金融化阶段，投资功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其是，脱离了其他功能（例如企业管理或制定人事政策）；假如不被纳入新的环境，它就会自我毁灭。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国家的规定和监控并不是唯一的外部环境因素，却是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在北大西洋地区以外的许多国家，情况截然不同。在那里，随处可见的庇护、赞助和腐败现象——特殊形式的“环境”——构成了特有的制度，这种制度被称为“世袭资本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遭到批评。）^[48]第三，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它开始干扰甚至破坏自己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令大众产生疑虑。以必然反复发生的严重危机为例，它们起初表现为1873年、1929至1930年和2007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最终却可能严重损害“实体经济”，降低诸多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我们还要指出，成功的资本主义恰恰会长期导致两极分化。众所周知，工业化、雇佣劳动和工人抗议之间存在关联，假如没有相应的社会福利措施，这些矛盾将酿成社会对立。通过研究近代早期的荷兰、十九世纪的工业化和最近数十年的状况，学者指出，假如没有相应的补偿性措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不会造成大规模的贫困（事实正好与之相反），却会导致收入和财富差距不断增长。经理人收入极高，在过去数十年里与社会平均收入差距惊人，这个例子虽然很小，却非常直观且令人不安，足以反映贫富差距扩大的复杂现象。在民主的政治文化中，差距被视为不公，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这将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49]
　　历史经验向我们指出，只要国家足够强大，可以克服阻力、采取相应措施，它就至少能遏制资本主义破坏社会稳定的力量。以长远的眼光来看，人们需要更多的补偿性及预防性国家干预。此外，在许多地方，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大众的敏感度提高了，他们提出了更多要求，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这种势头应当继续发展。政治制度通常只能承担一部分必要任务。经济及社会弊端能否引发社会运动或国家干预取决于以下因素：大众是否习惯于抗议、大众的参政水平、政治制度的特征。成功的社会运动和国家干预能改善大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增强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十九世纪末社会福利国家的兴起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我们很难采取类似方式改良当今的资本主义。当今的资本主义影响力跨越国界、全球化程度日增，然而我们并没有相应的跨国的、全球化的政治力量来有效地控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问题尚待解决。

^[1] 关于西方的工业化和中国、印度和非洲工业化受阻的复杂关系，参见Osterhammel 2014, 662f.;Cooper 2009（主要见47：资本主义在非洲遇到的阻力）；Inikori 2002；十九世纪欧洲内部的发展不同步现象参见Berend，《经济史》2013, 462 ff.。

^[2]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1917-2012）：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3] 卡洛·M·奇波拉（Carlo M. Cipolla, 1922-2000）：意大利经济史学家。

^[4] Hobsbawm 1969, 14; Cipolla 1976, 10. 绝大多数讨论工业化的学者没有使用“资本主义”概念或极少使用这一概念。参见Stearns 1993; Buchheim 1994; Teich/Porter (eds.) 1996; Landes 1998。

^[5] 参见Kornai 1992。

^[6] Marx/Engels，《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465。关于危机见Spree (ed.) 2011; Plumpe 2010。

^[7] Osterhammel/Petersson 2007; Findlay/O’Rourke 2007; Mann IV, 2013, 1-12.

^[8] Redlich 1964, 97 f.

^[9] Kocka 1972分析了家族企业西门子和经理人企业德国通用电气公司之间竞争的例子；论家族和生意的关系：Chandler 1977, 28ff. ; Kocka 1979; James 2006; Ferguson 1999。

^[10] 1950年，一百家最大的英国企业中的一半由单一家族掌管（1970年下降到三分之一）。对于以上问题和日本的家族对大型企业（财阀和企业集团）的影响的研究见Blackford 2008, 205-216。

^[11] 出色的总结：Blackford 2008（美国数据：200）；Chandler 1977和1990; Folsom/McDonald 2010; Kocka 1978, 555-589; Winkler (ed.) 1974。

^[12] 经典的论述参见Berle/Means 1932; Burnham 1941. Kocka 1983。

^[13]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十五年里，世界各地不断发生的地方性危机就一直打断着这种迅猛发展，举例而言，美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经历了危机，墨西哥在1994/1995年经历了危机，东亚地区和俄罗斯在1987/1998年经历了危机，阿根廷在2001年经历了危机，日本的危机仍未结束。

^[14] 伊万·T·拜伦德（Iván T. Berend，1930- ）：匈牙利历史学家，1990年后在美国任教。

^[15] James 2013，主要见34, 37, 39（数据）; Berend，欧洲2013, 6（引文），60-80; Soros 1998, XII, XX; Maier 2007（蝗虫）。总结见Atack/Neal (Hg.) 2009。

^[16] 这种情况在Robert Harris的小说《恐惧指数》（The Fear Index, 2011）中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主要见81-113；Vogl 2010/11, 83-144；自传性材料：Anderson 2008。

^[17]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0/data/wp10245.zip（2013年6月1日下载）。

^[18] 德意志联邦银行1976, 4, 313; Sinn 2009, 32-35, 155-157。

^[19]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19-2011）：美国社会学家。

^[20] Dahrendorf 2010; Bell 2006; Berend, 欧洲2013, 91-112; Graeber 2011, 第十二章; Streeck 2013。

^[21] 2005年前后，美国最大的一千家企业的约六成股份掌握在基金手中；四成股份集中在最大的二十家投资基金手中。

^[22] Windolf 2005十分出色（主要以美国的情况为例）; 德国的情况参见Streeck 2009, 77-89, 230-272。

^[23]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1931-）：美国作家、记者。

^[24] Wolfe 1988，第十章。

^[25] 关于金融市场资本主义和2008年的危机，参见Berend，欧洲2013，主要见60-80；Mihm/Roubini 2010。

^[26] 见van der Linden 2008, 17-61；同作者2004；批评见Kocka 2012。

^[27] 参见Tilly/Tilly 1998; Steinfeld 1991; Steinfeld (ed.) 2001; Kocka/Offe 2000。

^[28] 大量例子见Thomas (ed.) 1999; Lis/Soly 2012; Ehmer 2001。

^[29]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

^[30] Tilly 1984, 339 (1550: 24%, 1750: 58%, 1843: 71%).

^[31] Osterhammel 2014, 673-709; van der Linden 2008, 20-32.

^[32] Kocka, 劳动条件1990，更详细的阐述见373-506，还以德国的例子解释了下文内容。

^[33] 参见Osterhammel 2014，第五章：生活水平：物质生活中的安危；Lucassen (Hg.) 2006. 第三十页以下是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不同倾向的介绍，包含西方的情况。

^[34] 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企业家、慈善家。

^[35] 恩斯特·阿贝（Ernst Abbe, 1840-1905），德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企业家、社会改革者。

^[36] 详见Kocka, 劳动条件1990, 469-471。

^[37] Thompson 1963是关于工业化初期英国的经典著作。

^[38] 1870至1914年间若干国家内工人运动的总体情况见van der Linden/Rojahn 1990. 中国目前的情况见Lee 2007。

^[39] Schmid/Protsch 2009；经典论述见Sennett 1998；其他内容见Castel 2009。

^[40] Arnold/Bongiovi 2013; Breman 2012; Hart 1973已有涉及; Vosco等 (Hg.) 2009, 1-25; Standing 2008; Kalleberg 2009. 非洲的情况见Cooper 2009, 53 ff.; 印度的情况见Maiti/Sen 2010; 拉丁美洲的情况见Fernandez-Kelly/Sheffner (Hg.) 2006。

^[41] 一篇优秀的相关介绍（以英国为例）：Fulcher 2004, 38-57。

^[42] 参见Winkler (ed.) 1974中刊载的涉及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资本主义在若干欧洲国家和美国发展情况的论文。文集中的几位作者对“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看法与持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学者Rudolf Hilferding相仿，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使用过“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概念。另见Höppner 2004。

^[43] 十九和二十世纪欧洲经济秩序的历史见Berend 2007；美国的情况见Swanson 2013；东亚地区的情况见Inkster 2001，主要见1-20 ff.。分析美国学术界对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和“后资本主义秩序”的争论：Brick 2006; Lichtenstein (ed.) 2006; 还有Marks 2012。另见Keynes 1927和Schonfield 1965。

^[44] 詹姆斯·富尔彻（James Fulcher, 1942-）：英国社会学家，著有《资本主义》（2004）等。

^[45] 参见Mirowski/Plehwe (eds.) 2009; Harvey 2007; Krippner 2011; Berend 2013。另见Offe 1985和Lash/Urry 1987。

^[46] 参见Hall/Soskice 2001; Amable 2003; Dore 2000; Berger/Dore 1996; Albert 1993。

^[47] 对各国情况的简要描述见Fulcher 2004, 89-134; Appleby 2010, 第十一章; Kwon 2010; Naughton 2007; Hung 2013; Myant/Drahokoupil 2010; Chandrasekhar 2010; Rendall 1997。

^[48] 参见Becker 2013, 8-9。

^[49] 笼统地说，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内部收入和财富的差距增大了；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些差距减小了；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这些差距又增大了。Van Zanden 1995；同作者等2013；Atkinson等2010；Piketty 2013。政策和公民社会可以影响资本主义和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中日渐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对经合组织（OECD）各成员国造成了不同影响。举例而言，它在美国、土耳其和智利影响很大，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的影响却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