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德〕于尔根·科卡《资本主义简史》（2013）
五、分析与批评
“资本主义”的概念最初被用于反映差异。它的意义来自于它描述的对象和这一对象在现实或理论中的竞争者的区别。这个概念经常通过和他者——一般是社会主义的某种形态——的对比而获得生机。今天，人们很难说清资本主义可以或者应该跟哪些现实或理论中的竞争者划清界限。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定义这个概念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它的特征有时显得过于宽泛。
在它诞生之初，“资本主义”概念就既是批判的工具，也是分析的工具。双重功能总能赋予它力量与魅力，但也经常使它带上了多义性和政治倾向性，损害了它作为科学工具的中立。这种双重功能也将一直是“资本主义”概念的重要特征。
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和文化学者，包括大量的历史学家，觉得“资本主义”概念至少在英语和德语等语言里以及在美国等国家很实用。[1]假如人们要分析历史事实中蕴含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内容的复杂关联性，总结或比较空间和时间跨度较大的对象，“资本主义”概念就能发挥可观的正面作用。
同时，“资本主义”概念一直被用于阐释，引发人们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讨论。在学术研究之外，它在思想争鸣和政治讨论中也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论是在二十世纪初，即资本主义概念的早期发展阶段，还是在当下，它总能促使人们思考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现有文明中的根本矛盾。
“资本主义”概念并不总是带有贬义。恰恰相反，人们也可以将它视为褒义词。举例而言，米尔顿·弗里德曼[2]在1962年使用这个概念时就显然带有赞美态度。他表示：“具有竞争性的资本主义指的是，由那些在自由市场上运作的私有企业实施的大量经济活动，这一制度体现了经济自由，也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对此，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3]在1997年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有着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是史上最能高效地促进经济富裕和政治自由的制度，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数十年来都在强调这点，而共产主义的戏剧性崩溃验证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说明它是古今共通的真理。”以上两位经济学家都是“新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派的著名代表，都因为他们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大众读物里，“资本主义”也是一个正面概念。[4]
假如我们严肃地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又比较熟悉那些没有或缺乏资本主义特征的古代时期，我们就一定会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进步深有感触。它影响了世界上的很多地区（尽管不是所有地区），改善了大量社会中下层人口的生活，在提升物质生活水平、消除贫困、延长寿命、增强体质、增加选择和扩大自由等方面做出了贡献。[5]当我们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说，假如没有资本主义特有的孜孜不倦的苦干、奋进和变革，这些进步或许就不会发生。当我们将知识的增长、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视为发展的动力时，我们必须明白，迄今为止，成效持久的工业化总要以资本主义为前提。此外，资本主义的原则也大大影响了知识的传播，媒体的发展史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点——早期的书籍印刷术变成了面向大众的、具有批判性的政治出版事业，后来又演化成了现在的互联网业务。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和保障自由方面都比它的竞争者优越。共产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失败对于用历史的眼光评价资本主义十分关键。
尽管如此，围绕资本主义进行讨论或著书立说的人很少会忽略它的阴暗面，他们要么至少略微提及这些缺陷，要么将它们作为研究重点。不论如何，资本主义批判在欧洲有着悠久的传统，现今也仍有生命力。有趣的是，学者在批判资本主义时经常讨论它可能或即将到来的末日。[6]
一些过去十分常见的资本主义批判的主题目前已不再流行。尽管天主教的社会福利学说仍旧警告人们要提防“对市场的偶像崇拜”和“极端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1991年教皇通谕），但这些说法已经和罗马天主教会数百年来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大为不同。不过，或许因为现任教皇跟不发达国家打过交道，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又变得较为尖锐。
极右翼的、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带有反自由主义倾向，通常还反对犹太人，它最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为大众所知，又在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中达到高潮。到了现在，至少在西方社会，它已经没有什么生命力了。在欧洲，即便是左翼人士也不再把工人阶级的贫困归咎于资本主义。“工人问题”不会再使富裕社会发生内部分裂，却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再次出现（也理应得到重视）。此外，人们也几乎不再批评资本主义工作会导致异化了。在后福特时代，资本主义企业提倡工作团队自我管理、组织个性化生产；作为一种优秀的素质，创造性不仅得到了很高评价，也在市场上受人追捧。资本主义似乎具有足够的应变力，它可以自我调整，使一部分久已有之的针对它的批评失去攻击目标。[7]
虽然经济利益，尤其是军工行业的销售和盈利愿望对于加深国际冲突、扩大战争范围有着重大影响，但是目前的研究者已经很少将经济因素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视为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相反，学术界越来越频繁地指出资本家对和平的兴趣（它是经济活动获得成功的前提）。[8]现在，延续卢森堡或列宁思想传统的帝国主义理论响应者寥寥。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几乎没有学者认为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崛起和成功源于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尽管大家都知道，保守的精英阶层中的一大部分（其中不乏企业家）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的危机中支持了希特勒，大工业企业也通过跟纳粹战争经济的长期合作大发横财，然而事实证明，德国社会的大部分成员当时都以各种方式坚定地“贴近”民族社会主义[9]（伊恩·克肖[10]），并认同民族社会主义。因此，将法西斯主义的发迹及其灾难性后果算到资本家头上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草率行为。但是学术界仍旧认为，假如没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资本主义大危机，民族社会主义就不太可能崛起。[11]
当下的资本主义批判是多种多样的。人们通常批评具体的不良现象，如金融业中的“结构性责任缺失”[12]，它使得决策者不需要对决策结果负责，其结果是，即便大众蒙受了巨额损失，货币经理人却仍能挣得盆满钵满（金融机构“太重要以致不能倒闭”），这种现象损害了资本主义的一项核心基本前提。人们愈发严厉地批评资本主义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尽管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贫富不均更严重，大众却更热衷于讨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个国家内部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从1800年到1950年，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极具扩大，此后，差距就基本稳定了下来。[13]人们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批评演变成了对公平正义受损的抗议，这影响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除此之外，人们还批评资本主义的一些内在特征：不稳定感无法消除、加速压力持续不断、个体化倾向十分极端，假如不受到限制，它们会破坏社会福利，损害公共利益。这引出了一个问题：社会到底是靠什么聚合在一起的。另一项重要的批评内容是，资本主义离不开持续进步、超越现状，这威胁着自然资源（环境、气候）和文化资源（凝聚力、价值观），而其中的某些资源甚至能极大地影响资本主义本身的存续。[14]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应运而生——市场和商业行为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或者，我们应当怎样出于道德和实际的考虑为市场和商业行为划定界限。[15]回顾历史，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界限必须存在，资本主义不应该渗透到一切领域，社会、文化和国家都需要一些资本主义之外的支柱。民主政治以基本价值为追求目标，试图促进交流、建设社会，而资本主义的活力使它脱离民主政治和道德建设，于是两者的根本矛盾始终无法消解。最后，我们也不要忘记一种全盘否定式的批评，它彻底拒斥“资本主义”，将其视为（西方）现代化的标志或者罪恶的化身。[16]
本书做出的历史总结展示了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强大的适应能力。针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以及社会与政治运动是促使它变化的重要动力，对此，本书在讨论“不断变化的雇佣劳动”与“市场和国家”的章节里已经做过介绍。今后，资本主义仍可能在外力的推动下发生变化。资本主义无法选择为自己的发展提供条件的社会——政治环境。它可以在不同的政治体制里，甚至在独裁统治下蓬勃发展（至少暂时如此）。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关联性并不那么强，这一点不符合我们长期抱有的愿望和信念。资本主义并不为自己设立目标，人们可以让资本主义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目标服务。只要人们能施加足够的政治压力、制定相应的政策，经济就有可能向着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然而目前富裕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都没有采取措施。不论资本主义怎样威胁或破坏着自己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它的生存都离不开这些条件。只要政策和公民社会的力量足够强大、坚决，资本主义就会受到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个时代和每种文明都有着与自己匹配的资本主义。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资本主义的哪个外部竞争者能比它更优越。但是，在资本主义内部，我们能设想出许多形态和竞争者，其中一些已经成了社会现实。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息息相关。资本主义的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对此，资本主义批判发挥着核心作用。
[1] 出色的总结见Sklansky 2014；另见Merrill 1995；Zakim/Kornblith 2012。“资本主义”概念在西班牙语中不太受欢迎：R. Salvucci，《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及从属地位》，载Neal/Williamson 2014，第一部分，404-430，此处426。
[2]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3] 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1930-2014）：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4] Friedman 1962, 4; Becker和Becker 1997, 241。Mackey 2013讨论了“自觉的资本主义释放了商业的英雄气概”。一个德国的例子：Bergheim 2007。
[5] 简明的总结见van Zanden等2014。
[6] 例如Wallerstein等2013（以Wallerstein撰写的部分为主）；Streeck 2014 (b)；Rifkin 2014. 历史学家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对资本主义的最具批判性的观点见Hayek, ed. 1963, 31-90（由 T. S. Ashton和L. M. Hacker撰写的部分）。
[7] 关于这一机制，详见Boltanski/Chiapello 1999。
[8] 例子见Kirschner, 2007。
[9] 英语表述为“worked towards the Führer”，意为“努力向元首靠拢”。
[10] 伊恩·克肖（Ian Kershaw，1946-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纳粹德国及希特勒研究专家。
[11] 最新的著作：Herbert 2014，第六章；Kershaw 2008，42-44。
[12] Honegger等2010。
[13] 详见Milanovic 2011；Galbraith 2012；本书注释第103条。
[14] 参见Michael Mann，《末日或许将至，但它是谁的末日？》（The end may be nigh, but for whom?）载Wallerstein等2013，主要见94 ff.。
[15] Sandel 2012.
[16] 例子见Tripp 2006，150-193，连西方学者也不熟悉这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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